食管癌、肺癌放疗期间大出血的护理

一、食管癌、肺癌放射治疗中大出血的护理（论文文献综述）

王超^[1]（2020）在《125I粒子联合分节式全覆膜支架治疗食管癌的应用研究》文中研究说明研究背景:世界范围内,食管癌在恶性肿瘤中的发病率排名第7位,肿瘤相关致死率排名第6位。在中国,95%以上的食管癌患者病理类型为食管鳞状细胞癌（ESCC）,多数患者就诊时已处于进展期,失去了手术根治的机会。吞咽困难是无法切除的食管癌患者的主要症状,这些患者需接受姑息治疗。自膨式金属支架（SEMS）置入术和近距离放射治疗是两种广泛认可的用于治疗恶性吞咽困难的姑息治疗方式。近年来,碘-125(125I)粒子作为一种持续低剂量率近距离放疗模式,已被用于治疗多种不可切除或局部复发的恶性肿瘤。一系列临床研究显示,125I粒子与部分覆膜SEMS的联合治疗可有效控制肿瘤,并延长进展期食管癌患者的生存期。在过去几年中,多种全覆膜SEMS被设计并应用于食管癌的治疗。全覆膜SEMS尤其适用于预计生存时间较长,且需要接受后续治疗和支架移除的患者。因此,与联合部分覆膜SEMS相比,125I粒子联合全覆膜SEMS的治疗模式理论上将更适合于预计生存时间较长的患者。另一方面,尽管大量研究关注了粒子支架的临床疗效,然而125I粒子在ESCC中的抗肿瘤机制仍有待研究。在本课题中,首先,我们通过体内外实验系统地研究125I粒子在ESCC细胞中的作用和抗肿瘤机制。然后,我们通过联合125I粒子和分节式全覆膜SEMS设计了一款新型全覆膜内照射支架,并通过临床研究评估该内照射支架的可行性、安全性和有效性。目的:研究125I粒子对ESCC细胞株Eca-109和KYSE-150的作用和相关机制。方法:通过体外照射模型,给予细胞累积剂量为0、2、4、6和8 Gy的125I粒子辐射。在特定的实验中,细胞接受si RNA、N-乙酰-L-半胱氨酸（NAC）或放线菌酮的处理。通过克隆形成试验和台盼蓝染色试验检测细胞的增殖和活力。通过流式细胞术检测细胞周期、凋亡、活性氧自由基（ROS）和细胞内Ca2+水平。通过Western blot和免疫荧光技术分析DNA损伤、caspase活化、自噬和内质网应激。通过光镜和透射电镜观察细胞形态和超微结构的改变。在动物实验中,构建Eca-109和KYSE-150的荷瘤鼠,并对其进行125I粒子（0.8 m Ci）植入治疗。记录肿瘤体积和重量的变化情况,并对肿瘤组织进行HE染色、ROS荧光染色、TUNEL和免疫组化等组织病理学检测。结果:在两株细胞中,125I粒子辐射显着抑制了细胞增殖,并诱导DNA损伤和G2/M细胞周期阻滞。125I粒子辐射通过凋亡和类凋亡诱导细胞死亡。在照射后,Eca-109细胞主要通过诱导caspase依赖的凋亡而死亡,并在6 Gy时达到凋亡峰值。KYSE-150细胞通过诱导凋亡和类凋亡被杀死,伴有广泛的细胞内空泡形成。在两株细胞中,125I粒子辐射诱导了自噬流,并且通过si ATG5抑制自噬增强了细胞的放射敏感性。125I粒子辐射还诱导了细胞内的Ca2+过载和内质网应激。此外,125I粒子辐射引起ROS过量产生,ROS清除剂NAC明显削弱了125I粒子辐射对内质网应激、自噬、凋亡和类凋亡样空泡化的诱导作用。动物实验显示,125I粒子辐射可引起组织内ROS产生,激活细胞凋亡和潜在的类凋亡,并抑制细胞增殖和肿瘤生长。结论:在ESCC细胞中,125I粒子辐射在引起DNA损伤、G2/M细胞周期阻滞、胞内Ca2+过载和内质网应激之后,可通过凋亡和类凋亡诱导细胞死亡,同时,触发保护性的自噬。125I粒子辐射诱导的细胞凋亡、类凋亡和自噬在很大程度上由ROS介导。目的:评估125I粒子联合分节式全覆膜支架治疗食管癌伴吞咽困难患者的可行性、安全性和初步疗效。方法:通过将125I粒子与分节式全覆膜SEMS结合,我们设计出了一种新型全覆盖内照射支架,并应用于临床。2017年6月至2019年1月,在同一家医院连续招募食管癌伴吞咽困难患者,进行该新型内照射支架的治疗。收集并分析相关临床数据,包括技术成功率、临床成功率、总生存期、支架通畅时间、支架再狭窄（组织/肿瘤增生）、支架移位和不良事件（CTCAE v4.0）。结果:共计39名患者（31名[79.5%]男性,平均年龄71.3±7.4岁）接受了该支架的置入。技术成功率为97.4%（38/39）,临床成功率为100.0%（39/39）。吞咽困难评分在术后1周内明显下降（P<0.001）,6个月内维持在相对较低的水平。患者中位生存期为201（95%CI 173228）天,3月和6月的累积生存率分别为87.2%和56.4%。中位支架通畅时间为175（95%CI 128222）天。5名（12.8%）患者发生了支架再狭窄。4名（10.3%）患者发生了支架移位,所有移位支架均成功移除。常见不良反应包括胸痛（59.0%）、食管出血（28.2%）和恶心呕吐（20.5%）。8名（20.5%）患者共发生了8例严重（等级≥3）不良事件。结论:125I粒子联合分节式全覆膜支架置入术治疗食管癌安全、有效。该治疗模式有望延长患者的生存期和支架通畅时间。目的:比较125I粒子联合分节式全覆膜支架与其联合部分覆膜支架在食管癌患者治疗中的疗效差异,并评估预后影响因素。方法:回顾性分析2012年1月至2019年1月行分节式全覆膜内照射支架（全覆膜支架组,77例）或部分覆膜内照射支架（部分覆膜支架组,69例）治疗的146例食管癌患者数据。根据技术成功率、临床成功率、总生存期、支架通畅时间、复发性吞咽困难和不良事件（CTCAE v4.0）对结果进行分析。使用log-rank检验和Cox比例风险模型评估总生存期和支架通畅时间。复发性吞咽困难可分为支架再狭窄和支架移位,通过计算原因别风险比（CSHR）的Cox比例风险回归模型和计算部分分布风险比（SHR）的FineGray回归模型进行分析。结果:全覆膜支架组的技术成功率为97.4%（75/77）,部分覆膜支架组的技术成功率为98.6%（68/69）（P>0.999）。两组的临床成功率均为100.0%。全覆膜支架组和部分覆膜支架组的中位生存时间相当（164天比152天;P=0.382）。术前吞咽困难评分4分（HR 1.624,95%CI 1.1142.369,P=0.012）和远处转移（HR 5.752,95%CI 3.5389.351,P<0.001）是生存的独立危险因素。全覆膜支架具有延长支架通畅时间的趋势（143天比113天;P=0.057）。全覆膜支架组和部分覆膜支架组在吞咽困难复发率方面差异无统计学意义（24.7%比36.2%;SHR 0.676,95%CI 0.3711.233,P=0.202）,Cox模型显示全覆膜支架组的累积发生风险更低（CSHR 0.529,95%CI 0.2860.977,P=0.042）。与部分覆膜支架相比,全覆膜支架能显着降低支架再狭窄率（14.3%比29.0%;CSHR 0.387,95%CI 0.1850.810,P=0.012;SHR 0.446,95%CI 0.2150.927,P=0.031）。在多因素分析中,支架类型（全覆膜支架比部分覆膜支架;CSHR 0.377,95%CI 0.1790.794,P=0.010;SHR 0.443,95%CI 0.2120.925,P=0.030）和支架直径（20mm比16 mm;CSHR3.920,95%CI 0.85118.063,P=0.080;SHR 4.479,95%CI 1.02819.515,P=0.046）是支架再狭窄的独立影响因素。全覆膜支架组和部分覆膜支架组在支架移位率方面差异无统计学意义（13.0%比7.2%;CSHR 1.674,95%CI 0.0.5724.897,P=0.347;SHR 1.852,95%CI 0.6365.398,P=0.259）。全覆膜支架组与部分覆膜支架组相比,胸痛较为少见（54.5%比71.0%;P=0.040）,两组在其他不良事件发生率方面无显着差异（P>0.05）。结论:在食管癌伴吞咽困难患者的治疗中,分节式全覆膜内照射支架在生存获益和安全性方面与部分覆膜内照射支架表现相当。相较于部分覆膜内照射支架,分节式全覆膜内照射支架能显着降低支架再狭窄率,具有延长支架通畅时间的潜能。

徐裕金^[2]（2018）在《TOMO、VMAT、IMRT在肺癌、食管癌剂量学对比研究及局部进展期食管癌根治性放疗剂量对比研究》文中研究指明第一部分TOMO、VMAT、IMRT放疗技术在局部晚期肺癌中剂量对比研究目的:对比TOMO、VMAT、IMRT三种不同现代调强放疗技术在局部晚期非小细胞肺癌根治性放疗计划靶区及危及器官的剂量参数。方法:随机选择30例经病理证实为非小细胞肺癌（NSCLC）患者,为每一位患者设计了三套不同调强放疗计划,即螺旋断层放射治疗（TOMO）、容积旋转调强放射治疗（VMAT）和固定野调强放射治疗（IMRT）。所有患者的所有放疗计划均以计划靶区体积（PTV）统一给予处方剂量,6MVX线,200c Gy/次,每日一次,每周照射5次,DT:6000c Gy/30F。记录每份放疗计划靶体积的适形指数（CI）、异质性指数（HI）、D1、D2、D50、D95、D98、D99和V95、V100、V105。同时记录全肺和心脏的平均剂量、V5、V10、V20、V30、V40和V50,以及脊髓和食管的最大剂量（Dmax）。结果:与TOMO及IMRT技术相比,VMAT显示了更高的CI和更低的HI,VMAT在平均CI上均显着优于TOMO或IMRT（P=0.013,0.001）。VAMT和IMRT在平均HI上也显着好于TOMO（P=0.002,0.003）。VMAT技术在PTV的平均剂量为62.41Gy,与TOMO（63.37Gy,P<0.001）和IMRT62.68Gy（P=0.047）相比,显着降低。三种照射技术下全肺的MLD、V5、V10、V40和V50均相似,无显着统计学差异。与IMRT计划相比,TOMO计划的双肺平均V20和V30明显减少（V20:21.80%vs.24.24%,P=0.019;V30:15.14%vs.16.71%,P=0.029）。与TOMO计划相比,IMRT计划在MHD、V5、V10和V20等参数上占用优势（P<0.05）。三套计划在食管平均剂量、脊髓、食管最高剂量方面接近,无显着统计学差异（P>0.05）。亚组分析显示,中央型肺癌VMAT在CI和HI上明显优于TOMO和IMRT。与IMRT相比,TOMO肺的平均V20明显减少（21.06%vs.23.38%,P=0.002）,但V5却明显增加（43.41%vs.39.12%,P=0.002）。周围型肺癌三套放疗计划在正常肺、心脏、脊髓和食管的剂量参数均没有显着统计学差异。在大靶区亚组中,VMAT在CI上好于IMRT（P=0.002）,在HI上好于TOMO（P=0.034）。同时,与TOMO相比,VMAT在MHD、心脏V5、V10、V20上占有优势（P<0.05）。在小靶区亚组,三套计划的CI基本接近。结论:VMAT计划在靶区适形度和剂量均匀性方面优于TOMO和IMRT。TOMO计划在减少正常肺组织（主要在V20和V30）中表现出了微弱的优势,但肺低剂量区及心脏受照射剂量较VMAT和IMRT高。从物理学参数看VMAT似乎是三种调强计划中最适合肺癌放疗的照射计划,尤其是在中央型、大靶区和右侧肺癌。第二部分TOMO、VMAT、IMRT放疗技术在食管癌中剂量对比研究目的:对比TOMO、VMAT、IMRT三种不同现代调强放疗技术在食管癌根治性放疗计划靶区及危及器官的剂量参数。方法:随机选择25例经病理证实为食管鳞癌患者,为每一位患者设计了三套不同调强放疗计划,即螺旋断层放射治疗（TOMO）、容积旋转调强放射治疗（VMAT）和固定野调强放射治疗（IMRT）。所有患者的所有放疗计划均以计划靶区体积（PTV）统一给予处方剂量,6MVX线,200c Gy/次,每日一次,每周照射5次,DT:6000c Gy/30F。记录每份放疗计划靶体积的适形指数（CI）、异质性指数（HI）、D1、D2、D50、D95、D98、D99和V95、V100、V105。同时记录全肺和心脏的平均剂量、V5、V10、V20、V30、V40和V50,以及脊髓的最大剂量（Dmax）。结果:与TOMO及IMRT相比,VMAT在绝对值上显示了更高的CI和更低的HI,IMRT在CI上差于TOMO（P=0.016）及VMAT（P=0.010）,HI三种放疗技术间无明显差异。TOMO在正常肺组织受量上各剂量学参数明显优于VMAT和IMRT计划,尤其是在V20、V30。但与VMAT相比,TOMO计划在心脏低剂量区（V5、V10和V20）处于劣势（P<0.05）。TOMO脊髓最高剂量（38.24±3.72）最低,显着优于VMAT计划（39.88±3.27,P=0.004）和IMRT计划（41.09±3.18,P=0.000）。亚组分析发现,颈段、胸上段VMAT在CI和HI上优于TOMO和IMRT计划,尤其是HI显着好于TOMO（P=0.029）和IMRT（P=0.013）。TOMO和VMAT计划在肺MLD、V20、V30上显着优于IMRT计划（P<0.05）。TOMO在脊髓最高剂量上明显优于VMAT（P=0.043）和IMRT（P=0.027）。胸中下段患者TOMO、VMAT和IMRT在CI和HI上互相无显着统计学差异。IMRT计划在肺MLD、V10、V20、V30上劣于TOMO和VMAT计划（P<0.05）,而TOMO在心脏低剂量区受量稍高于VMAT和IMRT计划。TOMO在脊髓最高剂量上明显优于VMAT（P=0.004）和IMRT（P=0.000）。在小肿瘤（≤4cm）亚组中,TOMO、VMAT和IMRT在CI、HI和心脏受量上互相间无显着统计学差异（P>0.05）。IMRT计划在肺MLD、V10、V20、V30和脊髓最高剂量上劣于TOMO和VMAT计划（P<0.05）。在大肿瘤（>4cm）亚组中,TOMO、VMAT和IMRT在CI、HI和心脏受量上互相间同样无显着统计学差异（P>0.05）。IMRT计划在肺MLD、V20、V30和脊髓最高剂量上劣于TOMO和VMAT计划（P<0.05）。在偏早期（IIa、IIb期）亚组,TOMO、VMAT和IMRT在CI、HI和心脏受量上互相间无显着统计学差异（P>0.05）。IMRT计划在肺V20、V30和脊髓最高剂量上劣于TOMO和VMAT计划（P<0.05）。而在偏晚期（III、IVa期）亚组中,IMRT计划在CI上显着差于TOMO（P=0.009）和VMAT（P=0.012）,而VMAT在HI上显着优于TOMO（P=0.011）和IMRT（P=0.001）。TOMO在肺MLD、V5、V20、V30和脊髓最高剂量上显着优于VMAT和IMRT（P<0.05）。三种调强计划在心脏正常受量上无明显统计学差异。结论:VMAT计划在靶区适形度和剂量均匀性方面稍优于TOMO和IMRT。TOMO计划在减少正常肺组织（主要在V20和V30）和脊髓最高剂量上显着好于VMAT和IMRT。从物理学剂量参数看IMRT在保护正常组织受量方面差于TOMO和VMAT。TOMO在偏晚期食管癌中肺MLD、V5、V20、V30和脊髓最高剂量显着优于VMAT和IMRT。第三部分食管癌根治性放疗不同照射剂量的前瞻性、随机、多中心、III期临床研究目的:确立同步放化疗治疗不可手术食管鳞癌最佳的放疗剂量。方法:选择病理确诊为食管鳞癌、AJCC 02版临床分期IIA-IVA期、18-70岁、KPS评分≥70,经外科医生评估不可切除或拒绝手术患者,经数字随机分为高剂量组（60Gy/30次/6周）和低剂量组（50Gy/25次/5周）,采用调强放疗技术,两组放疗同步行多西紫杉醇25mg/m2+顺铂25mg/m2每周化疗,共5周。同步放化疗结束后休息3-4周行巩固化疗2周期:多西紫杉醇75mg/m2,d1+顺铂25mg/m2,d1-3。首要研究终点为局部/区域疾病无进展生存。Clinical Trials注册号:NCT01937208。结果:2013年4月至2017年5月,共随机入组305例患者（高剂量组152例、低剂量组153例）。两组间患者性别、年龄、KPS评分、临床分期、原发灶部位及长度、病理分级等临床因素均无统计学差异（P>0.05）。肿瘤周边危及器官受量除双肺V30（11.67±3.77Gy;10.64±3.95Gy,P=0.025）和脊髓最高剂量（41.60±6.48Gy;39.77±6.63Gy,P=0.007）外两组无显着差异。高、低剂量组放疗剂量完成率分别为88.2%（134/152）、96.7%（148/153）（P=0.005）;完成5周、4周、3周及以下同期化疗分别为61.2%（93/152）、66.7%（102/153）;21.1%（32/152）、20.9%（32/153）;17.8%（27/152）、12.4%（19/153）（P=0.406）。巩固化疗完成2周期、1周期及未行巩固化疗分别为:48.0%（73/152）、58.2%（89/153）;19.7%（30/152）、15.7%（24/153）;32.2%（49/152）、26.1%（40/153）（P=0.207）。近期疗效可评价291例,两组CR,PR,SD及PD率分别为27.0%（38/141）、26.7%（40/150）;62.4%（88/141）、66.0%（99/150）;7.8%（11/141）、7.3%（11/150）;2.8%（4/141）、0.0%（0/150）（P=0.219）。末次随访时间截止2017年8月,中位随访14.4个月（1.3-51.4月）,两组1、2年LRPFS率分别为85.8%、74.4%和85.1%、78.4%（HR:1.27,95%CI:0.62-2.60,P=0.676）。1、2年PFS率分别为78.6%、67.6%和76.9%、67.7%（HR:0.95、95%CI:0.55-1.65、P=0.895）。两组间1、2年OS率分别84.6%、67.3%和86.4%、72.2%（HR:1.24,95%CI:0.64-2.38,P=0.981）。3级以上治疗相关毒副反应主要包括:白细胞降低、中性粒细胞降低、放射性食管炎,两组间均无统计学差异。结论:同步放化疗治疗食管鳞癌时50Gy组在LRPFS、PFS、OS及毒副反应方面均不劣于60Gy组,推荐50Gy作为中国不可手术食管鳞癌同步放化疗常规放疗剂量。

李黎波,李文敏,项蕾红,秦中平,王洛伟,林尽染,马英,罗荣城,黄正^[3]（2012）在《光动力疗法在中国的应用与临床研究》文中提出光动力疗法是一种具有高度选择性或称靶向性的药械联用技术。我国开展光动力疗法的临床研究和应用已有逾三十年的历史,收治了大量病种和病例。本文检索中国生物医学文献数据库（CBMdisc）,得到1980～2012年期间有关光动力疗法治疗肿瘤和非肿瘤疾病的临床文献六百余篇,通过对所报道的疾病类型、治疗病例数、光敏剂和光源、随访时间、疗效和安全性等信息进行分类整理,以期全面和客观地分析和总结各类临床资料,了解我国光动力疗法在治疗肿瘤和非肿瘤疾病的历史和现状,探讨临床应用中应注意的一些问题,为医护人员提供一篇有指导意义的涉及各科疾病光动力疗法诊治应用情况的参考文献。

李希丽^[4]（2020）在《预后营养指数在晚期非小细胞肺癌中的应用价值》文中提出研究背景:肺癌作为呼吸系统常见的恶性肿瘤之一,严重威胁着人类的健康及生命。近年来,随着现代影像学技术的发展以及人们对健康重视程度的提高,肺癌的检出率逐渐增高。根据2018年全球权威杂志美国癌症学会官方期刊《临床医师癌症杂志》最新统计数据,全世界肺癌的发病率为11.6%,死亡率高达18.4%,均位于第一位,其中男性发病率及死亡率均高于女性。我国肺癌的发病率,在恶性肿瘤中,亦位居首位。对于早期肺癌患者,尤其是非小细胞肺癌（NSCLC）患者,外科手术切除是最有效的治疗方法,甚至可以达到治愈的目的。然而,由于肺癌早期可以没有任何症状,很多患者就诊时已发生了远处转移,尤其非小细胞肺癌（NSCLC）诊断为ⅢB或Ⅳ期时,失去了手术治疗的机会,只能选择化疗、放射性治疗、靶向药物、肿瘤热消融、免疫等治疗,导致获益价值有限、生存期不长。因此,分析晚期肺癌的预后影响因素,制定个体化治疗计划,对改善患者预后及临床结局有重要意义。此外,晚期肺癌常阻塞气管及支气管管腔,引起病人反复咳嗽、咯血、呼吸困难等后果,严重影响患者的生活质量。传统的治疗手段起效慢,效果欠佳,不能即刻解除气道梗阻。近年来,支气管镜介入技术发展迅速,对恶性中央气道阻塞的治疗效果显着,可迅速缓解相关症状,成为治疗恶性气道阻塞的重要手段。研究表明,作为肺癌多模式治疗的重要辅助手段,反复多次的支气管镜介入治疗在抑制气道肿瘤生长的同时,也为晚期肺癌的后续治疗创造了条件。因此,支气管镜介入技术在晚期肺癌引起的气道梗阻中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目前,支气管镜介入技术虽然创伤小,但由于手术风险大,支气管镜操作人员在介入技术方面经验不足,不可避免存在并发症,而这些并发症,延长了病人的住院时间,增加了病人反复治疗的次数,给病人造成极大的痛苦。因此,亟需寻找快速有效的指标来预测支气管镜介入术后的并发症,从而提前制定干预计划,减少不良事件的发生。近年来,一些无创且容易测量的生物指标,常被用来指导恶性肿瘤的预后。预后营养指数（PNI）,作为其中之一,最初用来评估胃肠道肿瘤术后的营养免疫状态,后来被证明对很多恶性肿瘤（胃癌、肝癌、食管癌、肺癌、恶性胸膜间皮瘤等）均有着重要的预后价值。目前关于PNI与肺癌预后的相关性报道,大部分见于有手术适应症的NSCLC病人的研究。对于晚期NSCLC来说,已有研究表明,PNI在晚期NSCLC化疗患者的预后中,有显着性意义。然而关于PNI在晚期NSCLC患者中预后机制的研究仍较少。此外,最近的研究发现,预后营养指数（PNI）还可用于评估肿瘤病人的手术风险,且与多种癌症（肝癌、胰腺癌、食管癌、乳腺癌、肺癌等）治疗后的并发症有一定的相关性。在一项关于PNI与癌症的综合荟萃分析中,作者观察到低PNI患者的总生存期显着缩短,术后并发症增多。近期有研究证明了 PNI与NSCLC术后气胸、肺部感染等风险显着相关,低PNI值的病人发病风险更高。然而,关于PNI与晚期NSCLC经气管镜介入治疗后的并发症的研究,目前尚缺乏。基于以上现状,本研究共分为两部分:第一部分回顾性分析了 315例晚期（ⅢB及Ⅳ期）NSCLC的病人资料并计算其PNI,分析PNI与患者的临床特征、生存期之间的关系,从而探讨PNI对此类病人的预后价值及预后机制。第二部分分析71例经支气管镜介入治疗（氩等离子凝固（APC）、激光、冷冻、气道支架）的晚期非小细胞肺癌患者的临床资料,探讨PNI对晚期NSCLC经支气管镜介入治疗后常见并发症的预测价值。第一部分:预后营养指数在晚期非小细胞肺癌中的预后意义及机制研究研究目的:回顾性分析了 315例病理确诊为晚期NSCLC的病人资料并计算其预后营养指数,分析预后营养指数与病人的临床特征、生存期之间的关系,从而探讨预后营养指数对此类病人的预后价值及机制。研究方法:收集2010年1月至2011年6月病理确诊为IIIB期和IV期的NSCLC315例病人的临床资料。主要相关资料包括:患者的年龄、性别、吸烟史、预后营养指数、肿瘤病理诊断、病理分期、肿瘤的治疗方式（化疗或EGFR-TKI药物治疗）。预后营养指数的计算方式:PNI=10 ×血清白蛋白值（g/d1）+0.005 ×外周血淋巴细胞计数（每mm3）。对上述资料建立数据库,采用Cox 比例风险模型对临床变量进行单因素及多因素生存分析,用Kaplan-Meier方法进行生存率分析,生存曲线的等价性检验用log-rank统计量法,并进行了比例风险假定检验。用SPSS statistics 22.0统计软件对数据进行统计处理。P<0.05被认为有统计学意义。结果:1.315例病人中,年龄最大为79岁,最小26岁,平均58.53岁。男性213例,女性102例。110例有吸烟史。肺腺癌162例,肺鳞癌110例,其他类型肺癌43例。根据肺癌TNM分期,ⅢB期143例,Ⅳ期172例。315例病人中240例接受化疗,余75例接受EGFR-TKI治疗。2.本研究中PNI最大值为73.25,最小值为5.15。在此研究中,根据ROC曲线,我们将PNI的界值定为50。根据此值,315例病人被分为高PNI组（PNI>50;n=136;43.2%）与低 PNI 组（PNI≤50;n=179;56.8%）。其中高 PNI 组中位生存期17.95个月,低PNI组中位生存期14.4个月。相比高PNI组患者,低PNI组患者的生存预后更短（HR=1.331,95%CI:1.05-1.688,P=0.018）。患者的1年总生存率高PNI组（74%）明显高于低PNI组（67%）。3.PNI及其他临床指标之间的关系:PNI与肺癌的病理分期及治疗方式有明显相关性。PNI值高的更见于化疗组（P=0.049）,另外,相对于病理分期为Ⅳ期的肺癌病人,ⅢB期病人的PNI值更高（P<0.0001）。PNI与年龄、性别、病理类型及吸烟史无明显相关性（P>0.05）。4.PNI及其他临床因素与总生存时间的关系:用Cox回归模型进行单因素及多因素分析,单因素分析发现:在本组患者中,与生存时间相关的指标为肺癌的病理分期（P=0.017）、吸烟史（P=0.001）、病理类型（P<0.001）以及PNI（P=0.018）。多因素分析后发现:病理分期（P=0.005）、吸烟史（P<0.001）以及PNI（P=0.001）成为晚期NSCLC病人的独立预后因素。结论:PNI是晚期非小细胞肺癌的独立预后因素,其中低PNI患者有更高的死亡风险。第二部分:预后营养指数对晚期NSCLC经支气管镜介入术后常见并发症的预测价值研究目的:支气管镜介入技术在晚期NSCLC病人中应用广泛、有效率高,但也有一定的并发症。本文将重点研究预后营养指数（PNI）与晚期NSCLC病人经支气管镜介入治疗（冷冻、激光、氩等离子体凝固术（APC）及气道支架植入）后常见并发症的相关性。研究方法:我们选取了病理确诊为晚期NSCLC的病人71例,胸部CT显示患者均有不同程度的中央气道狭窄。每个病人在第一次住院期间,至少行两次支气管镜检查,并对病人进行6个月的随访,至少1-3个月随访一次,包括行胸部CT、支气管镜检查及临床症状评估。病人临床特征分析包括年龄、性别、KPS评分、肿瘤病理类型、阻塞部位、阻塞程度评分、阻塞类型及PNI值,PNI值计算公式:PNI=10×血清白蛋白值（g/dl）+0.005×外周血淋巴细胞计数（每mm3）。分析PNI与临床特征之间的关系,同时统计支气管镜下介入治疗的常见并发症。在本研究中,根据ROC曲线,PNI的cutoff值为44.5,根据此值分为高PNI组与低PNI组,比较两组患者支气管镜介入治疗常见并发症的发生情况。通过统计学软件SPSS22.0来分析数据。计量资料用均数±标准差来表示,采用t检验、卡方检验或方差分析进行组间比较,并计算P值,P<0.05被认为有统计学意义。研究结果:1.一般资料:病人总数71例,男性44例（62%）,女性27例（38%）;肺腺癌29例（40.8%）,肺鳞癌42例（59.2%）。根据气道阻塞位置,57.7%的病人阻塞部位为气管,15.5%为左主支气管阻塞,19.7%为右主支气管阻塞,7.1%为右中间支气管阻塞。在本研究中,根据ROC曲线,PNI的cutoff值为44.5,根据此值分为高PNI组（PNI≥44.5）为41例（57.7%）,低PNI组（PNI<44.5）为30例（42.3%）。根据气道狭窄类型看,16（22.5%）例为外压型狭窄,30（42.3%）例为腔内狭窄,25（35.2%）例为混合型狭窄。其中KPS评分≥60分的为33（46.5%）人,KPS<60分的为38（53.5%）人。气道狭窄程度根据Myer-Cotton狭窄分级系统[4],分为四级:气道狭窄程度≤50%为Ⅰ级,Ⅱ级为狭窄程度51%-70%,Ⅲ级为71%-99%,Ⅳ级为狭窄程度100%。根据此分级,Ⅱ级为23（32.4%）例,Ⅲ级为43（60.6%）例,Ⅳ级为5（7%）例。2.支气管镜下介入治疗次数:所有病人共行支气管镜下介入治疗256次。其中治疗次数最多为支气管镜下冷冻治疗,为99次;其次为氩等离子体凝固术,为66次;第三为激光治疗,48次;气道支架为43次。若按肺癌病理类型分析,此研究显示,肺腺癌病人分别行气道支架、激光、氩等离子体凝固术、冷冻技术次数为14次、30次、25次、38次,肺鳞癌病人分别行气道支架、激光、氩等离子体凝固术、冷冻技术次数为29次、18次、41次、61次。3.支气管镜介入术后并发症:本研究中,急性并发症:呼吸衰竭为2例（3%）,大出血4例（6%）,气胸1例（1.5%）,死亡1例（1.5%）。1月内死亡2例（3%）。慢性并发症发生率高于急性并发症,其中腔内组织增生导致的管腔再狭窄最常见,为19例（27%）,支架断裂、移位各2例（3%）,粘痰附着5例（7%）,无气道穿孔发生。4.PNI与临床病理因素的关系:病人的PNI与年龄及性别有显着性统计学意义（P<0.05）,PNI与病理类型、阻塞部位、阻塞类型、阻塞程度及KPS评分无关（P>0.05）。5.PNI与支气管镜介入术后常见并发症的关系:介入治疗后常见的并发症为腔内组织增生导致的管腔再狭窄及粘痰附着。通过比较两组之间的并发症发生情况,我们发现,在管腔再狭窄的发生率中,高PNI组的发生率明显低于低PNI组（P<0.05）,有统计学意义。在粘痰附着发生率中,两组无显着性差异（P>0.5）。6.其他临床病理因素与管腔再狭窄的关系:我们发现,其他因素中,仅有阻塞类型（P=0.024）与管腔再狭窄相关,有显着性统计学意义（P<0.05）。年龄、性别、病理类型、肿瘤部位、KPS评分、阻塞程度与管腔再狭窄均无明显相关性（P>0.05）。结论:PNI对支气管镜介入治疗晚期NSCLC后发生的腔内组织增生导致的管腔再狭窄有较好的预测作用。对于较低的PNI患者,我们可以提前采取干预措施,如加强营养支持治疗、加入免疫疗法并及时复查气管镜,从而降低介入治疗术后此种并发症的发生率。创新性意义:1.本课题首次详细探讨了预后营养指数在晚期（ⅢB/Ⅳ期）NSCLC病人中的临床意义及预后机制,为晚期NSCLC病人较早选择更有效的治疗方案提供参考。2.本课题首次尝试性分析了 PNI对晚期NSCLC病人经支气管镜介入术后常见并发症（腔内组织增生导致的管腔再狭窄）的预测作用,为我们减少此种并发症的发生率、改善晚期NSCLC的临床预后提供了理论依据。

康静静^[5]（2020）在《食管癌术后同步放化疗的作用及PD-L1表达的预后价值立体定向放疗后早期非小细胞肺癌的Nomogram模型及cfDNA对ⅢA-N2期非小细胞肺癌的预后价值》文中提出第一部分食管癌术后放疗同步紫杉醇+奈达铂方案化疗的初探目的:评估食管鳞癌术后调强放疗（intensity modulated radiotherapy,IMRT）同步紫杉醇+奈达铂每周方案化疗的安全性和初步疗效。材料与方法:自2010年6月至2013年6月共入组52例患者。IMRT临床靶区包括瘤床+相应高危淋巴引流区,放疗总剂量为50～60Gy,2.0Gy/次,5次/周;同步化疗奈达铂25mg/m2第1天+紫杉醇45～50mg/m2第1天,放疗期间每周重复。采用常见不良反应事件评价标准（Common Terminology Criteria for Adverse Events,CTCAE）4.0标准进行不良反应评价,Kaplan-Meier法进行生存分析。结果:全组患者治疗耐受性较好,51例（98%）按既定方案完成放疗,化疗中位周期数为4个,42例（81%）完成≥3周化疗;不良反应以1-2级为主,3级不良反应主要为白细胞下降（29%）、放射性食管炎（10%）和吻合口狭窄（4%）,1例患者（2%）出现5级消化道出血。全组患者中位生存时间为38.7个月,1、2、3、4年OS率分别为83%、64%、51%和38%。总复发率为46%,其中局部区域复发率为15%,远处转移率为37%。结论:食管鳞癌术后IMRT同步紫杉醇+奈达铂每周方案化疗安全有效,值得开展大规模前瞻性随机分组研究。第二部分食管癌术后同步放化疗的价值:基于2165例患者的Meta分析目的:本项Meta分析旨在评价同步放化疗（concurrent chemoradiotherapy,CCRT）对食管癌术后患者的作用。材料与方法:系统检索PubMed、PMC、EMBASE、Cochrane对照试验中心注册资料库、中国知网和万方数据库,纳入关于食管癌术后CCRT对比非CCRT的研究。研究终点为总生存（overall survival,OS）、局部区域复发率、远处转移率及毒副反应率的比值比（odds ratio,OR）。结果:本研究纳入13个研究共2165例患者。结果显示术后CCRT可显着改善食管癌患者的OS。术后CCRT组与非CCRT组相比,1、3、5年OS的OR值及其95%的置信区间（confidence interval,CI）分别为1.66（1.30-2.11）、1.50（1.24-1.81）和1.54（1.22-1.94）。术后CCRT组的局部区域复发率显着降低（OR=0.58,95%CI=0.46-0.72）,但两组的远处转移率无显着差异（OR=0.94,95%CI=0.68-1.30）。术后CCRT未增加放射性肺炎、吻合口狭窄或重度血液学毒副反应的发生风险,轻度放射性食管炎有所增加,但整体患者耐受良好。结论:本项Meta分析证实食管癌术后CCRT可显着提高局部区域控制、改善患者生存,毒副反应可耐受。第三部分食管鳞癌根治术加辅助放疗后患者PD-L1表达的预后价值目的:程序性细胞死亡配体1（programmed cell death-ligand 1,PD-L1）的表达对食管鳞癌患者的预后作用目前尚存争议,且其中关于接受根治术加术后辅助放疗（radical surgery followed by adjuvant radiotherapy,RSRT）的食管鳞癌（esophageal squamous cell carcinoma,ESCC）患者的研究极少。本研究旨在评估肿瘤细胞（tumor cell,TC）及肿瘤浸润性免疫细胞（tumor-infiltrating immune cell,TIC）的 PD-L1表达对接受RSRT后ESCC患者的预后价值。材料与方法:本研究纳入自1999年3月至2002年12月于我院行RSRT的ESCC患者。采用组织芯片及免疫组织化学技术对TC及TIC的PD-L1表达情况进行检测。应用Kaplan-Meier法进行生存分析及累积复发率分析,Log-rank检验比较组间差异。Cox 比例风险回归模型行单因素和多因素分析。P值<0.05表示有统计学意义。结果:本研究共纳入77例患者。TC和TIC的PD-L1阳性表达率分别为44.2%和42.9%。TC PD-L1阳性组患者的无病生存（disease-free survival,DFS）和无局部区域复发生存（local-regional recurrence-free survival,LRFS）显着低于TCPD-L1阴性组（中位 DFS:11.5个月vs.22.8个月,P=0.029;中位 LRFS:11.5个月vs.28.0个月,P=0.006）,且前组患者的总生存（overall survival,OS）及无远处转移生存（distant metastasis-free survival,DMFS）亦明显较差（中位 OS:21.6 个月 vs.29.9个月,P=0.121;中位 DMFS:15.4 个月 vs.24.3 个月,P=0.289）。而TIC PD-L1阳性组与阴性组患者的OS、DFS、LRFS及DMFS均无统计学差异（P均>0.5）。多因素分析结果显男性（HR=3.402,P=0.048）、pN3（HR=4.980,P=0.004）和 TC PD-L1阳性（HR=1.986,P=0.035）为 OS 的独立不良预后因素;pN3（HR=2.826,P=0.044）和TC PD-L1阳性（HR=2.333,p=0.012）亦是DFS的独立不良预后因素。全组患者的复发模式以区域复发及远处转移为主,TC PD-L1阳性患者的累积局部区域复发率显着高于阴性患者（P=0.015）。结论:对接受RSRT的ESCC患者,TC PD-L1表达阳性是独立不良预后因素,也提示了更高的局部区域复发风险。对接受RSRT治疗的TC PD-L1表达阳性的ESCC患者,联合抗PD-1或PD-L1的免疫治疗或优化其放疗靶区及剂量可能会带来更大获益,值得进一步深入研究。第四部分立体定向放射治疗后早期非小细胞肺癌Nomogram预测模型的建立与验证目的:建立并验证预测立体定向放射治疗（stereotactic ablative radiotherapy,SABR）后早期非小细胞肺癌（early stage non-small cell lung cancer,ES-NSCLC）总生存（overall survival,OS）、无进展生存（progression-free survival,PFS）及肿瘤进展时间（time-to-progression,TTP）的 Nomogram 模型。材料与方法:本研究共纳入自2004年至2015年接受SABR治疗的ES-NSCLC患者共714例,中位随访时间为59个月。将所纳入患者按8:2的比例随机分至训练组及测试组,其中训练组用于模型构建。应用索套（least absolute shrinkage and selection operator,LASSO）算法筛选OS、PFS及TTP相关的预测因素,并应用筛选出的预测因素分别构建相对应的Cox 比例风险回归模型,应用Cox模型中的显着预测因素（P<0.05）进行最终Nomogram模型构建。通过一致性指数（concordance indexes,C指数）及校准曲线进行模型验证。采用Kaplan-Meier法计算累积复发率,Gray’s检验比较组间差异。结果:年龄、性别、Charlson 合并症指数（Charlson comorbidity index,CCI）、一氧化碳弥散量（diffusing capacity of carbon monoxide,DLCO）、系统免疫炎症指数（systemic immune-inflammation index,SⅡ）和肿瘤大小均为 OS 及 PFS 的显着预测因素（P均≤0.01）,东部肿瘤协作组（Eastern Cooperative Oncology Group,ECOG）体能状态评分亦为OS的显着预测因素（P=0.01）。肿瘤大小及95%计划靶区接受的最小等效生物剂量（minimum biological equivalent dose to 95%of the planning target volume,PTV D95 BED10）为 TTP 的显着预测因素（P 均<0.01）。预测OS、PFS 及TTP的Nomogram模型的C指数在训练组分别为0.73、0.68和0.60,在测试组分别为0.72、0.66和0.59。肿瘤大小>2.45cm和PTV D95 BED10<113Gy均与肿瘤局部进展及远处转移显着相关。结论:本研究基于大样本数据建立了 SABR治疗后ES-NSCLC患者的OS、PFS及TTP相关的Nomogram模型并进行了模型验证,可准确预测患者的短期及长期预后。各Nomogram模型有助于识别高危患者以协助筛选联合全身系统性治疗的获益人群,从而实现患者的风险分层及个体化治疗。第五部分血浆cfDNA基因突变相关指标:pⅢA-N2期非小细胞肺癌新型独立预后标志物目的:本研究旨在明确pⅢA-N2期非小细胞肺癌（non-small cell lung cancer,NSCLC）患者的预后标志物并分析血浆循环游离DNA（cell-free DNA,cfDNA）基因突变相关指标——突变数量及最高突变频率与患者预后的关系。材料与方法:本研究纳入我院自2012年8月至2013年1月术后病理分期为pⅢA-N2期的NSCLC患者共35例,对患者不同治疗阶段所采集的外周血进行cfDNA基因突变检测。采用HiSeq 3000测序系统（Illumina,San Diego,CA）对患者血浆cfDNA进行测序;Kaplan-Meier法及Log-rank检验行生存分析及组间生存比较,生存评价指标包括总生存（overall survival,OS）、无进展生存（progression-free survival,PFS）、无局部区域进展生存（local-regional progression-free survival,LPFS）及无远处转移生存（distant metastasis-free survival,DMFS）;Cox 比例风险模型行单因素及多因素分析。P值<0.05为有统计学意义。结果:共35例患者纳入分析,所有患者中位随访时间为61个月。Cox多因素分析结果显示吸烟（P=0.031）、cfDNA基因突变数量>2（P=0.028）和最高突变频率>2.5%（P=0.045）是PFS的独立预后因素。生存分析结果显示,突变数量>2组患者的 PFS（HR=0.41,P=0.022）及 LPFS（HR=0.26,P=0.003）均显着优于突变数量≤2组患者,两组OS（P=0.893）及DMFS（P=0.255）无显着差异。最高突变频率>2.5%的患者PFS显着优于最高突变频率≤2.5%的患者（HR=0.45,P=0.047）,两组间OS（P=0.369）、LPFS（P=0.158）及DMFS（P=0.108）无显着差异。术后放化疗组患者的突变数量显着低于术前组患者（2.5 vs.5,P=0.023）,最高突变频率在术后放化疗组及术后组的差异接近有显着统计学意义（1.85%vs.2.6%,P=0.067）。此外,与复发组患者相比,未复发组患者的MET、ALK、APC、PTEN、ERBB4及NF1等基因未发生突变,这些基因多为NSCLC驱动基因或治疗靶基因。结论:吸烟、cfDNA基因突变数量>2和最高突变频率>2.5%是pⅢA-N2期NSCLC患者的独立预后良好因素,cfDNA的基因突变数量和最高突变频率有望成为ⅢA-N2期NSCLC患者的新型预后分子标志物。

刘惠兰^[6]（2019）在《合并糖尿病或高血压的食管癌患者放疗不良反应和预后因素分析》文中提出第一部分 合并糖尿病或高血压的食管癌患者发生放射性食管炎和肺炎的危险因素和预后因素分析目的放射治疗是目前治疗食管癌最主要的手段。放射性食管炎和放射性肺炎是食管癌放疗的常见并发症。糖尿病和高血压是我国居民常见的慢性病,合并糖尿病或高血压的食管癌患者在临床上也很常见。本研究探讨合并糖尿病或高血压的食管癌患者接受放射治疗后急性放射性食管炎和肺炎发生情况,并分析其预后影响因素。方法回顾性分析来自苏州大学附属第一医院、常州市第二人民医院放疗科、江阴市人民医院和泰州市人民医院接受根治性放疗的食管鳞癌患者630例接受三维适形或调强放射治疗食管癌患者资料,其中,合并高血压者228例,合并糖尿病者92例。回顾性分析合并或不合并糖尿病或高血压的患者放射性肺炎和食管炎发生情况。采用SPSS 22.0软件包进行统计学分析,采用Kaplan-Meier法计算生存率,Logrank进行单因素预后分析,多因素分析采用Cox比例风险模型。结果1.食管癌患者中高血压与放射性食管炎和肺炎的关系:有、无高血压的食管癌患者的1、2、3、4级放射性食管炎发生率分别为48.7%、38.2%、9.2%、3.2%和67.9%、24.6%、5.5%、2.0%。伴高血压的食管癌患者≥3级放射性食管炎发生率高于无高血压的食管癌患者,差异有统计学意义（χ2=6.259,P=0.017）。有、无高血压的食管癌患者1、2、3级放射性肺炎发生率分别为28.5%、18.4%、5.7%和28.4%、14.7%、1.5%。伴高血压的食管癌患者≥3级放射性肺炎发生率高于无高血压的食管癌患者,差异有统计学意义（χ2=10.224,P=0.002）。2.食管癌患者中糖尿病与放射性食管炎和肺炎的关系:有、无糖尿病的食管癌患者1、2、3、4级放射性食管炎发生率分别为40.2%、38.0%、13.5%、5.4%和64.9%、28.1%、4.8%、2.2%。伴糖尿病的食管癌患者≥3级放射性食管炎发生率高于无糖尿病的食管癌患者,差异有统计学意义（χ2=25.887,P<0.001）。有、无糖尿病的食管癌患者1、2、3级放射性肺炎发生率分别为31.5%、17.3%、8.7%和27.9%、18.6%、2.0%,未有患者发生4级放射性肺炎。伴糖尿病的食管癌患者≥3级放射性肺炎发生率高于无糖尿病的食管癌患者,差异有统计学意义（χ2=11.882,P=0.003）。3.糖尿病和合并化疗是≥3级放射性食管炎发生的独立因素;肺V20和糖尿病是≥3级放射性肺炎发生的独立因素。4.全组食管癌患者完全缓解率（Complete responserate,CR）和部分缓解率（Partial remission rate,PR）分别为62.5%和31.5%,总有效率（CR+PR）为94.0%。全组1、3、5年生存率分别为75.6%、40.7%、27.8%,中位生存时间为26.3个月（95%:22.8～29.7个月）,选择性淋巴结照射野（Elective Nodal Irradiation,ENI）和累及野（Extended Field Irradiation,IFI）照射总复发率分别为19.7%和17.9%,两组复发率进行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χ2=0.287,P=0.653）。5.本研究中单因素分析显示,影响食管癌患者放疗的预后因素有肿瘤T分期、N分期、TNM分期、近期疗效、肿瘤部位、PS评分、放疗剂量、性别;而患者是否化疗、放疗技术、放疗范围、高血压、糖尿病、年龄与预后无关。Cox多因素分析显示,TNM分期、近期疗效、肿瘤部位、放疗剂量是影响食管癌患者生存期的独立预后因素。结论1.糖尿病或高血压均是发生严重（≥3级）放射性食管炎和放射性肺炎的易感因素,但是与食管癌患者预后无关。2.糖尿病是≥3级放射性肺炎和放射性食管炎的独立因素。3.选择性淋巴结照射野（ENI）照射和累及野（IFI）照射不影响食管癌的预后;影响食管癌放疗预后的因素有肿瘤T分期、N分期、TNM分期、近期疗效、肿瘤部位、PS评分、放疗剂量、性别;Cox多因素分析显示,TNM分期、近期疗效、肿瘤部位、放疗剂量是影响生存期的独立预后因素。第二部分≥70岁老年食管癌单纯放疗不良反应和预后因素分析目的食管癌是我国常见的恶性肿瘤,临床工作中不少老年患者因不能耐受手术和化疗而选择单纯放疗作为根治手段。本研究观察老年食管癌患者放疗的毒副作用和疗效,探讨高血压或糖尿病对老年食管癌患者放射性食管炎和肺损伤的影响,并分析其预后影响因素。方法收集2008年1月4日到2018年10月30日期间苏州大学附属第一医院放疗科、泰州市人民医院肿瘤科、江阴市人民医院放疗中心和南京医科大学附属常州市第二人民医院放疗科四个肿瘤中心收治的进行单纯放疗的≥70岁老年食管鳞癌患者341例,其中伴2型糖尿病患者57例,高血压140例。分析糖尿病或高血压与放射性食管炎和肺损伤关系,采用SPSS 22.0软件包进行统计学分析,Kaplan-Meier法计算生存率,Logrank法行预后单因素分析和Cox法行预后多因素分析。结果1.有、无糖尿病老年食管鳞癌患者1、2、3、4级放射性食管炎发生率分别为40.4%、38.6%、14.0%、7.0%和65.1%、29.9%、3.9%、1.1%。伴糖尿病的老年食管鳞癌患者≥3级放射性食管炎发生率高于无糖尿病老年食管鳞癌患者,差异有统计学意义（χ2=16.195,P<0.001）。有无糖尿病老年食管鳞癌患者1、2、3级放射性肺炎发生率分别为31.5%、17.5%、10.5%和30.9%、15.8%、3.2%,未有4级放射性肺炎发生。伴糖尿病的老年食管鳞癌患者≥3级放射性肺炎发生率高于无糖尿病老年食管鳞癌患者,差异有统计学意义（χ2=6.110,P=0.025）。2.有、无高血压老年食管鳞癌患者1、2、3、4级放射性食管炎发生率分别为49.3%、39.0%、9.3%、2.1%和68.7%、26.4%、3.0%、2.0%。伴高血压的老年食管鳞癌患者≥3级放射性食管炎发生率高于无高血压老年食管鳞癌患者,差异有统计学意义（χ2=4.880,P=0.027）。有无高血压老年食管鳞癌患者1、2、3放射性肺炎发生率分别为30.0%、18.6%、7.9%和35.3%、22.9%、1.5%。伴高血压的老年食管鳞癌患者≥3级放射性肺炎发生率高于无高血压老年食管鳞癌患者,差异有统计学意义（χ2=8.491,P=0.005）。3.全组患者完全缓解率（CR）和部分缓解率（PR）为62.8%和32.5%,总有效率（CR+PR）为95.3%。全组1、3、5年生存率分别为76.5%、42.0%、23.9%,中位生存时间26.7个月（95%:22.1～31.8个月）。选择性淋巴结照射野（ENI）和累及野（IFI）照射总复发率、野外复发率分别为17.9%、16.0%和1.3%、3.0%,两组比较,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P>0.05）。4.单因素分析显示,影响老年食管癌三维技术放疗预后的因素有肿瘤T分期、N分期、TNM分期、PS评分、肿瘤部位、近期疗效、放疗剂量、放疗范围、性别;而患者放疗技术、高血压、糖尿病、年龄与预后无关。Cox多因素分析显示,TNM分期、近期疗效、肿瘤部位、PS评分是影响生存期的独立预后因素。结论糖尿病或高血压为患者发生≥3级放射性食管和肺损伤的易感因素。老年患者进行IFI放疗不影响预后,TNM分期、近期疗效、肿瘤部位、PS评分是影响生存的独立预后因素。

徐一月^[7]（2019）在《食管癌放疗相关食管瘘风险预测模型的建立与验证》文中研究指明研究背景食管癌是一种常见的消化道恶性肿瘤,是肿瘤相关死亡的重要原因之一。放射治疗是食管癌的主要治疗方式之一,包括新辅助放疗、根治性放疗和姑息性放疗等。近一半食管癌患者在食管癌治疗过程中会接受放疗。然而,放疗不可避免的会发生不良反应,严重的甚至威胁患者的生命。食管瘘是与放疗相关的严重不良反应之一,根据目前已有的报道,约4.3-24%的食管癌患者在放化疗后发生食管瘘。由于感染、大出血或脓肿无法愈合等原因,食管瘘患者的预后极差,中位生存期仅2-3个月。因此,食管瘘的早期预测对降低死亡风险、改善患者预后具有重要意义。既往研究发现,分期晚、体质差、再程放疗等因素可能与食管瘘的发生相关。然而,存在纳入的样本量少,局限于晚期鳞状细胞癌患者等问题。此外,有些研究包含了手术、肿瘤自身进展等多种因素引起的食管瘘,放疗相关的风险因素评估可能受到了混淆因素的影响。更为重要的是,目前为止,仍缺乏可以预测放疗相关食管瘘发生的风险模型。研究目的本研究以接受放疗的食管癌患者为研究对象,通过分析患者的临床特征、诊断资料、治疗资料和血液学检查等参数,找到影响放疗相关食管瘘发生的独立预测因素,并建立一个Nomogram模型,用于预测食管癌患者发生放疗相关食管瘘的风险,筛选高危人群,以指导食管癌患者的临床治疗。研究方法本研究回顾性收集了 2003-2017年在山东省肿瘤医院及山东省立医院收治的接受放疗或放化疗的183例发生食管瘘的食管癌患者,采用1:2病例对照研究方法,对食管癌诊断时间、性别、婚姻和种族进行匹配,共入组366例对照。收集所有患者的临床特征、诊断资料、治疗资料和血液学检查等资料。以山东省肿瘤医院收治患者为训练组（共408例）,在山东省立医院接受治疗的患者组成验证组（共141例）。在训练组中,通过单因素logistic回归分析,P值<0.1纳入多因素分析,多因素logistic回归分析确定独立的预测因素并纳入Nomogram模型,建立风险预测模型。并用bootstrap重采样法进行内部验证。用一致性指数（C-index）评价预测效能,然后在验证组中使用bootstrap重采样法对Nomogram进行外部验证。研究结果随访时间截止2018年12月10日。中位随访时间20月。食管瘘患者的中位总生存期（OS）为12个月,对照组的中位OS为20个月。1临床特征:在研究期间,共有18169名食管癌患者接受放射治疗。183例患者在放疗期间或放疗后出现食管瘘,其中89例（48.6%）由CT诊断;84例（45.9%）由上消化道造影诊断;10例（5.5%）经消化内镜诊断。38例（20.8%）患者在放疗过程中发生食管瘘,145例（79.2%）患者在放疗结束后发生瘘。放射治疗结束至食管瘘发生的中位间隔时间为5个月。在完成整个放疗计划的145例食管瘘患者中,大多数患者（97例,66.9%）接受≥60Gy的照射剂量;36例（24.8%）患者接受的剂量≥50<60Gy;仅有12例（8.3%）患者接受<50Gy治疗。发生食管瘘后进行的治疗中,39例（21.3%）患者采用静脉营养等保守治疗,61例（33.3%）患者采用食管支架治疗,41例患者（22.4%）采用鼻饲胃肠营养管治疗,17例（9.3%）患者采用胃造瘘术治疗,2例（1.1%）患者采用根治性切除术治疗。2预后参数:在训练组中,对放疗相关食管瘘的潜在预测因素进行单因素条件logistic回归分析,病例组与对照组之间在ECOGPS评分≥3、BMI、T4分期、N2/3分期、病灶纵向长度、再程放疗、含紫杉醇类药物化疗、血清胆固醇等参数均有显着性差异（P值均<0.1）。而吸烟史、糖尿病史等参数无显着性差异。经多因素条件logistic回归分析,ECOG PS评分≤2和BMI≥18.5 kg/m2是食管瘘的保护因素。相反,T4分期、N2/3分期和再程放疗是食管癌患者发生放疗相关食管瘘的独立危险因素。3预测模型:基于这些独立预测因素,本研究构建了一个Nomogram模型,可用于预测食管癌患者发生放疗相关食管瘘的概率。该预测模型的一致性指数（C-index）为 0.805（95%CI:0.762-0.848）。校正曲线显示Nomogram 的风险预测值与实际观测值吻合较好,在验证组中对Nomogram的预测效能进行评估,一致性指数为0.764（95%CI:0.683-0.845）。校正曲线也表明,其预测结果与临床验证有较好的吻合度。研究结论放疗相关食管瘘的独立预测因素为ECOG PS评分、BMI、T4分期、N2/3分期及再程放疗。结合这五项参数,我们建立了第一个预测放疗相关的食管瘘风险的Nomogram模型,并进行了外部验证。该预测模型有助于对不同风险的食管癌患者进行个体化分层,为食管癌患者提供更精准的治疗选择。

二、食管癌、肺癌放射治疗中大出血的护理（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食管癌、肺癌放射治疗中大出血的护理（论文提纲范文）

（1）125I粒子联合分节式全覆膜支架治疗食管癌的应用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2）TOMO、VMAT、IMRT在肺癌、食管癌剂量学对比研究及局部进展期食管癌根治性放疗剂量对比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3）光动力疗法在中国的应用与临床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4）预后营养指数在晚期非小细胞肺癌中的应用价值（论文提纲范文）

（5）食管癌术后同步放化疗的作用及PD-L1表达的预后价值立体定向放疗后早期非小细胞肺癌的Nomogram模型及cfDNA对ⅢA-N2期非小细胞肺癌的预后价值（论文提纲范文）

（6）合并糖尿病或高血压的食管癌患者放疗不良反应和预后因素分析（论文提纲范文）

（7）食管癌放疗相关食管瘘风险预测模型的建立与验证（论文提纲范文）

四、食管癌、肺癌放射治疗中大出血的护理（论文参考文献）

• [1]125I粒子联合分节式全覆膜支架治疗食管癌的应用研究[D]. 王超. 东南大学, 2020(01)
• [2]TOMO、VMAT、IMRT在肺癌、食管癌剂量学对比研究及局部进展期食管癌根治性放疗剂量对比研究[D]. 徐裕金. 苏州大学, 2018(01)
• [3]光动力疗法在中国的应用与临床研究[J]. 李黎波,李文敏,项蕾红,秦中平,王洛伟,林尽染,马英,罗荣城,黄正. 中国激光医学杂志, 2012(05)
• [4]预后营养指数在晚期非小细胞肺癌中的应用价值[D]. 李希丽. 山东大学, 2020(04)
• [5]食管癌术后同步放化疗的作用及PD-L1表达的预后价值立体定向放疗后早期非小细胞肺癌的Nomogram模型及cfDNA对ⅢA-N2期非小细胞肺癌的预后价值[D]. 康静静. 北京协和医学院, 2020
• [6]合并糖尿病或高血压的食管癌患者放疗不良反应和预后因素分析[D]. 刘惠兰. 苏州大学, 2019(02)
• [7]食管癌放疗相关食管瘘风险预测模型的建立与验证[D]. 徐一月. 山东大学, 2019(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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