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本所新到馆藏资料（论文文献综述）
郝东升[1]（2021）在《山西沦陷区教育研究》文中研究表明1931年日本侵略中国东北,继而蚕食华北,1937年7月7日以炮轰宛平县城和进攻卢沟桥为标志发动全面侵华战争,日本依靠军事上的优势,迅速占据了中国东南沿海及华北、华中、华南的大片领土。然而,军事占领并不能从根本上稳固其殖民统治,为了向侵华日军提供稳固的后方基地,日军在各占领区组建伪政府,实施“以华治华”,而沦陷区教育作为配合日伪政府强化其统治的一项重要措施,与直接的屠杀和劫掠政策截然不同,它的根本目的是泯灭中国人民的民族意识和国家观念,用军国主义文化取代中国优秀的传统文化,使中国永远沦为日本侵略者的殖民地。一般而言,日伪政府管理下的教育大致分三种不同形式的教育,即奴化教育、教会教育与日本居留民教育。所谓奴化教育,是以日本政府在中国台湾、朝鲜及中国东北实施殖民教育经验的基础上,推行的一种以削弱中国人民抵抗意志,养成“顺民”的教育。教育政策的制定、教材的篡改,均以稳固统治,削弱中国人民的抗战意志为目的。从殖民教育的本质而言,培养愚民是殖民教育的根本目的,但自辛亥革命以来,中国历届政府积极推动义务教育,中国民众的知识普及率已有很大提高,而山西省尤为显着。对此,日本政府亦有着清醒地认识:愚民教育已不能适应占领区的统治需要,欲想对受过中等以上教育的知识分子及成年人实施奴化教育,难度颇大。如能从儿童教育入手,经过数十年的教育,有可能弱化并消弭中国人民的抵抗意志。为此,日伪政府积极检定和培训教师,开办小学,恢复小学教育。日军宣抚班和日本宗教团体在日占领区设立日语学校,招收学生,推广日语,从而培养了一大批能够熟练掌握日语的学生,进一步强化了日军对各占领区的殖民统治。近代以来,传教士跟随西方列强的坚船利炮而渗透于中国内地,教会学校亦在传教士的积极努力下得以萌芽和发展,并发展成为近代中国教育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全面抗战爆发后,日军凭借其军事优势,迅速占领了中国的大片领土,如何在其占领区内推行殖民教育,日本政府在鼓励创办日语学校、篡改教科书的同时,亦对当地既有的教会学校加以改造。以山西沦陷区而论,日伪政府对教会学校政策演变主要分为两个时期:一是太平洋战争前,对已经存在的教会学校,日本政府以殖民主义特有的排他性原则,劝告其自行关闭或接受改造,令其严格遵照南京国民政府颁布的《修正私立学校规程》办学,以尽可能地减弱西方国家对沦陷区教育的影响力。二是太平洋战争爆发后,对于德意系教会学校,日本政府限制其发展;对于英美系教会学校强令其关停。日本政府正是依靠这种手段,逐渐实现了其对占领区内教会学校的控制。居留民教育是日本政府对其国外移民的一种教育。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随侵华日军涌入中国的日本居留民人口激增,使得居留民教育成为现实的需要。为适应“总力战”需要,日本政府对在外居留民的教育制度、教学内容进行修改,强化军国民动员体制。为使日本居留民子弟迅速适应山西占领区的环境,日本人学校增加占领区的游学及占领区知识的传授,从而为长期占领中国培养“优秀”的统治者。这使得看似孤立的居留民教育,成为沦陷区教育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上述三种教育中,居留民学校主要从事于日本居留民子弟的教育,涉及的人数有限,且是一种相对封闭的教育。教会学校遭日伪政府的督饬改造或关停,对于沦陷区教育的影响力微乎其微。奴化教育是三种教育中,覆盖人数最多,日伪政府投入人力、物力最多的教育,但受日军统治不稳定的影响,奴化教育实施的时间长短不一,未能培养成日本殖民统治所需的大量“顺民”。
郑雅梦[2]（2021）在《鄂南电力公司研究（1947-1951）》文中研究表明
杨亚超[3]（2021）在《大学与国家、地方的互动 ——以贵州国立院校的探讨为中心（1937-1949）》文中指出
龙萱[4]（2021）在《抗战时期重庆筵席及娱乐税研究（1938-1945）》文中研究表明
冯希[5]（2020）在《吕文成年谱长编》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吕文成,广东中山人。着名粤乐作曲家、演奏家,有“粤乐宗师”、“省港音乐大家”、“二胡博士”之誉,尤擅奏高胡、扬琴,及粤曲子喉唱腔。其生平艺事涉猎作曲、演出、录音、教学、乐器改革等方面;足迹历及上海、广州、香港、天津、北京等粤乐发展史上的重要城市;人际关系涉及当时的国乐、粤乐、粤曲、粤剧界,乃至其他领域不同阶层的重要人物。《吕文成年谱长编》以记录吕文成先生生平阅历为主,起迄1898-1981年,凡83年。主要围绕吕文成生平中的艺术活动,酌情添加对其生平具有重要意义的其他事迹,例如家世、婚育情况等。
武琦[6]（2020）在《青岛取引所研究（1920-1938）》文中指出近代以降,中国经历了三千年未有之变局,中国内部开始了经济体制的转型,交易所制度的引进便是其中之一。交易所,日本称之为取引所,欧美则称之为交易所。日本在华设置取引所自1906年始,至抗战胜利后,约共存39年。青岛取引所,又称株式会社青岛取引所。1914年日本占据青岛后,1919年日本商人唆使青岛日军官署成立官办取引所,1920年8月成立,9月正式营业。青岛主权收回之际,1921年2月21日日本民政署将官办取引所改为商办,由此引发了青岛取引所改归商办及收回取引所的外交交涉。鉴于日本商人控制青岛取引所,青岛华商提议创设青岛物品证券交易所,由此引发了青岛取引所与华商交易所之争。青岛取引所被日本视为青岛重要的金融机关,其地位自然与众不同。本文以青岛取引所为个案研究,对青岛取引所进一步进行动态性考察与分析,通过青岛取引所的设立,青岛取引所组织架构和交易活动,1922年中日之间青岛取引所的外交交涉以及和华商交易所的竞争,进一步探讨青岛取引所是如何更好的“本土化”,进一步窥视“后殖民地”时代的青岛商业活动和地方社会,进而探讨中日之间的商业合作、竞争与政治摩擦。
张光润[7]（2018）在《袁同礼研究（1895-1949）》文中提出袁同礼,字守和,祖籍直隶安肃,清光绪二十一年（1895）生于北京南横街本宅,1965年病逝于美国华盛顿。在他出生之年,造就“同治中兴”的洋务运动,已在甲午海战中幻为泡影,一系列深刻影响中国近代变迁的大事件已是山雨欲来。中国近代图书馆运动“发轫”于三年后的戊戌维新。他在这场巨变中养成了新知和旧学,并以发展图书馆事业回应了那个时代,成就了自己在近代中国图书馆事业中的先驱地位。1949年初旅美定居之前,他不仅领导全国最大的国立图书馆,并将它带向了世界,深度参与了近代社会的变迁。有关袁同礼的研究,近三十年来逐渐受图书馆界关注,相关专题论述层出不穷,至今仍是方兴未艾,但由于资料和视野所限,历史学界有关他在近代社会变迁上的讨论,尚不多觏。有鉴于此,本文在借镜图书馆界研究成果的基础上,选择他学问和事业中的若干大事件作深入研究,着重强调其在近代变迁中的独特意义,并力图通过这些研究进一步拓展、丰富和深化袁同礼研究应有的内涵。全文除绪论、结语和所附《袁同礼先生年谱初编（1895-1965）》外,主体部分由四个专题研究组成,分别从家世、成学、学问和事业方面作系统论述。第一章论述袁同礼家世及成长的时代,分析袁家由农村迁居城市的近代意义,及袁同礼童年成学时的新旧知识比重。第二章研究袁同礼近代知识结构的形成,既详论北大预科的成学背景及成绩,也重视在清华学校的第一份图书馆职业,及游学欧美对近代图书馆学新知的养成。清华学校部分,也简单梳理了近代图书馆史的发展特征;游学美欧部分,则着重讨论他在近代群学意义上广泛参与各种学术组织,及以近代目录学为中心的图书馆学新知的养成。第三章学问篇以《永乐大典》的访求和研究为例,结合他在中华图书馆协会和北平图书馆的任职经历,系统研究他的15篇研究成果,详述其中的编目方法的近代转变,典籍观念的新旧变迁,以及由此带来的《永乐大典》由流散史到阅读史的转变。第四章事业篇则以他去国之前精力所萃的国立北平图书馆为研究对象,从他宣示中外的三条立馆宗旨出发,分节论述他带领北平图书馆走向世界的近代化进程,以及这一进程所具有的近代意义。文末所附《袁同礼先生年谱初编（1895-1965）》,是撰写本文的资料长编,也是对正文的有益补充,为研究袁同礼在近代巨变中的独特地位提供了相对翔实的背景。
王晨[8]（2016）在《中国合众蚕桑改良会研究（1918-1937）》文中认为合众蚕桑改良会作为近代中外蚕业改良合作中的代表性组织,其长期致力于蚕种的引进,制造以及推广,因生产原料的好坏是中国蚕业兴旺的源头所在,可以说,合众蚕桑改良会的相关活动,是近代中国蚕业转型的重要推动力之一。在它的身上,集中了一般民众、政府、商界人士及外国人士对于中国近代蚕业发展的认识与构想。而该组织的发展与演进的曲折历程,也是一个传统国家向近代转型过渡中在某个领域、某一具体事物中的微观写照。作为中国蚕业的近代转型与发展历程的参与者与见证者,合众蚕桑会自身也随着这种趋势进行或主动或被动的调整,这无疑赋予了它鲜明的个性及时代特征,也使其成为研究“宏观”与“微观”相互影响、相互作用的绝佳样本。在中国传统社会时期,蚕业是十分重要的副业生产项目,它的出现与发展,完美的契合了封建经济中“男耕女织”的生产分工。在明清时期,中国蚕业一度因国外需求大涨及江南整体经济环境的繁荣,在国际市场上占据优势地位,但中央政府所施行的“禁海”及“闭关锁国”政策,不但压缩了蚕业终端产品扩展其海外贸易的空间,也断绝了中外蚕业技术交流与往来的可能性。因外销不畅,蚕业出现资金缺乏,行业回报降低等现象,并且在内需增长乏力,国内消费者购买欲未有明显变化之时,此类情形进一步加剧,造成蚕业发展后续无力的局面。此时,由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兴起及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扩展,世界范围内政治经济大格局发生剧烈变动,由此导致的市场一体化、贸易全球化等现象,无疑与中国蚕业的发展方向构成鲜明矛盾。以日本为首的新型蚕业产品提供者及贸易者的崛起,对中国蚕业的传统优势地位形成巨大挑战,在与外部对手的竞争中,以往尚能以独家生产者身份加以掩饰的缺点,此时被无限放大。中国在蚕业生产技术、行业管理水平、生产者素质及发展理念等多个蚕业生产及发展要素上,全面落后于日本。19世纪末20世纪初,日本完成了对中国蚕业的赶超,其生产规模与外贸水平在跃居世界首位的同时,还在一直蚕食中国仅有的国际市场占有份额。蚕业的近代衰落,并非是个别现象,它也是中国在融入世界经济、政治、社会新体系的过程中,由于自身准备不足及理念滞后,而出现的必然结果。以蚕业、棉业、茶业为代表的传统行业的衰落及以草帽辫、猪鬃业为代表的新兴行业的畸形发展,也成为近代中国的经济“新常态”。为扭转蚕业颓势,早在清末时期,一些有识之士就开始筹议蚕业的改良与转型,但受到政治气候及中外交流渠道闭塞的影响,这种改良尚未脱离“师夷长技以自强”的朴素理论范畴。其具体活动的执行,不是依靠某些力图通过举办类似洋务来积攒政治资本及口碑的地方实力派官僚,就是被托付于任职于海关部门,在个人行动及资金支出方面不受官方监督的外籍职员。即便如此,相对零散与简单的早期蚕种改良活动,为后世该事业的继续发展积攒了可贵的实践经验,也使国人看到了利用外来技术、外来人员服务于中国蚕业改良的可行性。北洋政府成立后,政府对蚕业关注有所增强,但其总体的衰落趋势并未发生实质性好转。欧战爆发后,欧洲蚕业因法国、意大利等蚕业生产国的相继参战,在国际市场上的影响力几近消失,中国蚕业得到了宝贵的喘息与发展时间。但在战事引起的国际蚕业贸易格局动荡中,日本及美国得利最大,前者进一步巩固了其蚕业生产第一强国地位,后者则成为世界生丝的最大进口国,这无疑为中国蚕业改良带来了新的压力。作为蚕业的主要经营者,江浙地区丝商群体为自身生存及经济利益考虑,依靠逐步健全的团体组织,向政府方面提出了改良中国蚕业的倡议,这无疑与官方发展蚕业,增加税收的想法不谋而合。战后,欧洲经济亟待振兴,但其自身生产资料与生产力的缺乏使法、意等国不得不从发展本国蚕业考虑,寻求与中国的合作,中国合众蚕桑改良会即是这种中外双边需求互相协调下的最终产物。美国、日本则各自从扩大原料来源及掌握中国蚕业状况的角度出发,对组织成立也持支持态度。受外交及贸易关系的影响,改良会中的政商势力、中外势力、外国势力,围绕组织成立初期的经费、管理及会员范围问题,发生了激烈的争执与博弈,最终在各方的调和与妥协下,合众蚕桑改良会确立了以官方派驻监理员、丝茧总公所及法国人员三方在名义上共同掌权的初步组织体系。而北洋政府时期外人在华的特殊地位与商人势力的膨胀,使官方代表在会中地位尴尬,长期游离于政府监督管控体系的合众蚕桑改良会虽然进行了长达十年的购种、发种业务,但其并未对中国蚕业的转型产生关键性、实质性的帮助。南京政府成立后,在“革命”意识与理论的指导下,国家公权力逐步渗入社会的各个层面,也使旧有传统产业及社会团体组织发生了巨大变革。在蚕业方面也不例外,政府方面首先对其宏观发展规划进行了重新修订,并且以官方力量为先导,一批隶属于政府管理的蚕业组织与机构相继建立。而作为旧政府时代,江浙地区规模最大的蚕业改良组织,合众蚕桑改良会在人员、组织方面仍具有相当大的利用价值,为此,国民政府通过积极对外交涉,派遣专员办理的方式,完成对合众蚕桑改良会的改组,从而将其纳入以行政权力为保证与基础的整体蚕业改良体系中。此时,受政府推动及西方农业科学技术的发展的影响,中国蚕业改良体系也在理论研究及活动形式上发生着自主蜕变。以往单纯注重蚕种改良的相关组织,纷纷向育种、试验、销售、推广等方面拓展业务,这种变动在合众蚕桑改良会表现的较为明显,以设立蚕种推广所及镇江蚕种制造场为代表,会中的核心业务开始向盈利化、市场化方向发展,这不仅是政府经济支持力度降低后的现实需要,也是完成改组后,延续组织寿命,增强自身竞争性与生存能力的主动求变之策。南京政府成立后,随着国家公权力对行业深入及民族意识的高涨,合众蚕桑改良会不得不面临被官方接收与改组的命运,而随着中国国际地位的有所提升,外国政府方面对政府旨在收回主权、削弱外籍人员地位的改组工作也予以积极配合。而随着外部经济形势、安全形势的急转直下,30年代中国政府在政治、经济方面陆续施行了“统制政策”,在这一轮的政治经济格局变动中,合众蚕桑改良会逐步走向式微,这也是该时期无数类似组织的最终命运,这种“官强民弱”的相对失衡现象,也与北洋时期形成了鲜明对比。在国家角色缺失、整体经济社会环境未发生根本转变之际,单纯依靠某个组织来拯救蚕业积贫积弱的整体局面的做法并不现实,但其长达十余年的实践活动并非毫无作用。作为以沈联芳、葛敬中、何尚平等人为代表的各界人士参与近代蚕种改良的心血结晶,合众蚕桑改良会不但为日后中国蚕业的复兴与腾飞积蓄了力量,其发展经验与教训也为中国现代农业的转型与对外合作提供了宝贵借鉴。
郑英,马琳,李秋芳[9]（2008）在《中国医学科学院/中国协和医科大学图书馆馆藏世界卫生组织出版物的管理与利用现状》文中指出介绍中国医学科学院/中国协和医科大学图书馆（下称我馆）收藏的世界卫生组织出版物的种类、数量和管理、利用状况,简要介绍世界卫生组织出版物电子资源的情况,并将馆藏世界卫生组织出版物与世界卫生组织发行的出版物进行种类与数量的对比分析,提出目前存在的问题及解决措施,并就如何管理和进一步开发利用这部分特色文献资源进行探讨。
李秋菊[10]（2007）在《清末民初时调研究》文中提出时调，这种俚俗的文学样式，自明代中期兴起以来，发展到清末民初，已经具有数百年的历史。清末民初，民间刻印的时调唱本浩如烟海，但目前尚未得到全面、系统、深入的整理及研究。本文对目前收藏时调最为集中而丰富的中国国家图书馆、上海图书馆与复旦大学图书馆所藏清末民初时调进行了彻底的调查。并且，在此搜集整理原始文献的基础之上，对清末民初的时调进行了一系列的探讨。正文部分除绪论、结语之外，另包括四章。第一章对清末民初时调的一些常用曲调作了简单介绍。既论述了[银纽丝]、[青阳扇调]、[剪剪花]、[满江红]、[九连环]等传统曲调的源流及主要特征等，又探讨了[叹十声]、[梳妆台调]、[十朵花]、[马灯调]、[无锡景调]等清末民初的新兴曲调。第二章对清末民初时调的内容作了一些分析，着重介绍了以时事政治、社会新闻、劝善戒恶、地方风物、市井百态、烟花妓院为主要题材的六类时调。时调大多出自一些下层民众或民间艺人之手，其艺术性自有独特之处。因此，第三章对时调的命名方式、结构艺术及修辞手法也有所探讨。清末民初，民间刻印时调唱本的书坊很多，而且遍及全国各地。虽然有些书坊已无从查考，但也不乏“赫赫有名”者，如扬州鸿文堂、聚盛堂，苏州恒志书社，北京宝文堂、秀文堂等。第四章第一节对这些书坊及其刻印的时调唱本作了一些梳理。而第四章第二节则分析了清末民初时调唱本流传过程中的一些情况，虽然一些官府或卫道者极力抵制时调唱本的流传，但并不能令其销声匿迹，仍然风靡民间。附录部分对目前搜集到的清末民初时调进行了整理。附录一“清末民初时调叙录”，凡叙录清末民初流传的时调640种。叙录内容主要包括每首时调的现存版本、所用曲调、形式特征及主要内容等。现存多种版本的时调，不同版本之间，若有显着的异文，也作了说明，一些本子中较明显的脱文、衍文，也一一指出。附录二“清末民初期刊所载时调篇目汇录”，采用表格的形式，着录《智群白话报》、《童子世界》、《绣像小说》、《宁波白话报》、《吴郡白话报》等21种清末民初期刊上登载的97首时调。附录三“民国间时调选集目”，凡着录民国时期书坊或个人等编选或抄写的时调集30种，主要介绍了各种时调集的版本形态、所录篇目及馆藏地等。
二、本所新到馆藏资料（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本所新到馆藏资料（论文提纲范文）
（1）山西沦陷区教育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研究目的及意义 |
| 二、学术史回顾 |
| 三、研究方法与研究范围 |
| 四、资料收集与运用 |
| 第一章 七七事变前山西省教育概况 |
| 第一节 七七事变前日本对山西省的调查与认识 |
| 第二节 七七事变前山西省教育的发展 |
| 第二章 伪山西省公署的设立与伪教育行政体系的运行 |
| 第一节 伪山西省公署的设立 |
| 一、侵占与宣抚 |
| 二、伪政府的建立与矛盾 |
| 三、治安与财政 |
| 第二节 奴化教育政策与行政管理体系 |
| 一、奴化教育政策的制定 |
| 二、伪教育行政体系的建立与运行 |
| 第三章 山西沦陷区学校教育 |
| 第一节 学校的设立及运行 |
| 一、校舍紧张 |
| 二、经费不足 |
| 三、生源紧张 |
| 第二节 教员的登录、检定与培训 |
| 一、教员的登录与检定 |
| 二、教员的培训 |
| 三、教员的培养 |
| 四、教员的经济生活 |
| 五、信任危机 |
| 第三节 教学工作与学校生活 |
| 一、课程、教学督导 |
| 二、日籍教员的作用 |
| 三、各类活动中的教员与学生 |
| 四、伪政府“捏合”下的中日学生交流活动 |
| 第四章 山西沦陷区教会学校教育 |
| 第一节 七七事变前山西教会学校 |
| 第二节 太平洋战争前的教会学校 |
| 一、山西沦陷区的教会 |
| 二、日伪政府对教会学校政策的演变 |
| 第三节 太平洋战争后的教会学校 |
| 第五章 山西沦陷区日语教育 |
| 第一节 占领区的语言政策 |
| 第二节 驻军与日本宗教团体的日语教育 |
| 一、驻军的日语教育 |
| 二、日本宗教团体设立的日语学校 |
| 第三节 日伪政府设立的各类日语培训学校 |
| 一、山西省公署公务人员训练所日语教员班 |
| 二、太原市立日语学校 |
| 三、各伪县政府附设的日语讲习所 |
| 第四节 中小学校的日语教育 |
| 一、中小学校日语教育实施情况 |
| 二、日语教员的培养与培训 |
| 第六章 山西沦陷区居留民教育 |
| 第一节 居留民的社会生活 |
| 一、人口激增 |
| 二、职业构成 |
| 三、管理机构的设置和运行 |
| 四、日常生活 |
| 五、学校的设立 |
| 第二节 日本人学校的教师与学生 |
| 一、教师来源 |
| 二、学生构成 |
| 第三节 “皇国少年”的养成 |
| 一、课程设置 |
| 二、勤劳报国与少年参军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研究成果 |
| 致谢 |
| 个人简况及联系方式 |
（5）吕文成年谱长编（论文提纲范文）
| 致谢 |
| 摘要 |
| Abstract |
| 前言 |
| 一、《吕文成年谱长编》的编撰缘由 |
| 二、《吕文成年谱长编》的编撰特色与价值 |
| 三、相同范式与相关课题的研究现状 |
| 四、研究过程及方法 |
| (一)凡例 |
| (二)材料来源说明 |
| 吕文成年谱长编 |
| 谱前 |
| 1898 年(出生) |
| 1901 年(三岁) |
| 1909-1912 年(十一至十四岁) |
| 1919 年(二十一岁) |
| 1920 年(二十二岁) |
| 1922 年(二十四岁) |
| 1923 年(二十五岁) |
| 1924 年(二十六岁) |
| 1925 年(二十七岁) |
| 1926 年(二十八岁) |
| 1927 年(二十九岁) |
| 1928 年(三十岁) |
| 1929 年(三十一岁) |
| 1930 年(三十二岁) |
| 1931 年(三十三岁) |
| 1932 年(三十四岁) |
| 1933 年(三十五岁) |
| 1934 年(三十六岁) |
| 1935 年(三十七岁) |
| 1936 年(三十八岁) |
| 1937 年(三十九岁) |
| 1938 年(四十岁) |
| 1939 年(四十一岁) |
| 20世纪四十年代 |
| 1942 年(四十四岁) |
| 1944 年(四十六岁) |
| 1946 年(四十八岁) |
| 1947 年(四十九岁) |
| 1948 年(五十岁) |
| 20世纪五十年代 |
| 1950 年(五十二岁) |
| 1951 年(五十三岁) |
| 1952 年(五十四岁) |
| 1953 年(五十五岁) |
| 1954 年(五十六岁) |
| 1955 年(五十七岁) |
| 1956 年(五十八岁) |
| 1959 年(六十一岁) |
| 20世纪六十年代 |
| 1960 年(六十二岁) |
| 1961 年(六十三岁) |
| 1963 年(六十五岁) |
| 1964 年(六十六岁) |
| 1967 年(六十九岁) |
| 1969 年(七十一岁) |
| 1973 年(七十五岁) |
| 1974 年(七十六岁) |
| 1975 年(七十七岁) |
| 1981 年(八十三岁) |
| 谱后 |
| 结语 |
| 一、《吕文成年谱长编》初析 |
| (一)年谱所含数据的统计与分类 |
| (二)谱主人物述评 |
| 二、《吕文成年谱长编》编撰的得与失 |
| (一)《吕文成年谱长编》的史料考证 |
| (二)《吕文成年谱长编》的缺失 |
| 三、将来可进行的研究方向 |
| (一)吕文成被指曾为日本人献艺 |
| (二)新月唱片公司 |
| (三)吕文成在海外的音乐活动 |
| 四、小结 |
| 参考文献 |
| 附录一 吕文成创作的粤乐作品(部分) |
| 附录二 文中涉及的主要人物 |
| 附录三 文中涉及的机构、社团 |
| 附录四 吕文成纪念活动相关论文 |
| 附录五 吕文成先生墨宝、手稿(部分) |
| 在读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 |
（6）青岛取引所研究（1920-1938）（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选题缘起与意义 |
| 二、国内外学术界研究现状 |
| (一) 华商交易所研究 |
| (二) 在华外商交易所的研究 |
| (三) 关于青岛取引所的研究 |
| 三、研究思路、方法、重难点 |
| (一) 研究思路 |
| (二) 研究方法 |
| (三) 重难点与创新点 |
| (四) 相关概念的界定 |
| 第一章 青岛取引所的设立 |
| 第一节 民初青岛的基本概况 |
| 一、青岛的早期地理概况及德租、日占 |
| 二、德租、日占后的青岛金融、贸易 |
| 三、青岛早期的交易场所 |
| 第二节 青岛取引所的创设 |
| 一、官办动议及商民之因应 |
| 二、青岛取引所的设立 |
| 三、合办之路:青岛取引所创设模式的探讨 |
| 第二章 青岛取引所的组织架构及运营状况 |
| 第一节 青岛取引所的组织架构 |
| 一、青岛取引所资本构成及股东 |
| 二、青岛取引所主体架构 |
| 三、青岛取引所各部门 |
| 第二节 青岛取引所的交易活动 |
| 一、“物产先行”:交易物种类及物品 |
| 二、青岛取引所的交易情形 |
| 三、青岛取引所交易纠纷处理 |
| 第三节 成效几何:青岛取引所的营业状况 |
| 第三章 1922年中日之间青岛取引所改归商办案的外交交涉 |
| 第一节 1922年青岛主权的收回 |
| 一、巴黎和会与山东问题 |
| 二、鲁案善后交涉与青岛主权收回 |
| 第二节 青岛取引所改归商办案的中日交涉 |
| 一、青岛取引所官办改归商办缘起 |
| 二、改归商办案的中日交涉 |
| 第三节 青岛取引所交涉的结果 |
| 一、公产抑或私产?青岛取引所交涉中的定位 |
| 二、了犹未了:青岛取引所交涉后续风波 |
| 第四章 青岛取引所与青岛市物品证券交易所 |
| 第一节 革命、利权争夺、中日矛盾与青岛取引所 |
| 一、日本对山东的政策调整 |
| 二、日商资本的扩张与青岛取引所 |
| 第二节 青岛市物品证券交易所的创设 |
| 一、南京国民政府时期交易所政策的调整 |
| 二、青岛市物品证券交易所的创设 |
| 第三节 青岛取引所与青岛物品证券交易所竞争 |
| 一、青岛取引所力阻交易所设立 |
| 二、青岛取引所与交易所的冲突与调适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
（7）袁同礼研究（1895-1949）（论文提纲范文）
| 内容提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 研究对象 |
| 二 研究综述 |
| 三 主要史料和章节安排 |
| 第一章 家世与童年(1895-1913) |
| 第一节 家世考 |
| 一 曾祖移居京师 |
| 二 祖父定居京师 |
| 第二节 童年 |
| 第二章 成学之路(1913-1924) |
| 第一节 北大预科 |
| 一 入学前的北大预科 |
| 二 入学后的预科调整 |
| 三 预科成学 |
| 第二节 以图书馆为志业(1916-1924) |
| 一 水木清华四寒暑 |
| 二 游学美欧 |
| 第一节 缘起 |
| 一 《永乐大典》的编纂和流传 |
| 二 全祖望和缪荃孙的研究 |
| 第二节 袁同礼的调查与研究 |
| 二 系列调查研究及影响 |
| 第四章 主持国立北平图书馆(1929-1948) |
| 第一节 作中国文化之宝库 |
| 一 访购中西书籍 |
| 二 使受学之士观摩有所 |
| 第二节 通中外图书之邮 |
| 一 出版品交换 |
| 二 善本寄美保存 |
| 第三节 树长治久安之基 |
| 结语 |
| 附录一 ：袁同礼先生年谱初编(1895-1965) |
| 参考文献 |
| 后记 |
| 作者简历及在学期间所取得的科研成果 |
（8）中国合众蚕桑改良会研究（1918-1937）（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1、选题缘起及问题的提出 |
| 2、学术史回顾 |
| 3、研究空间及概念界定 |
| 4、本文主要研究路径及章节 |
| 第一章 合众蚕桑改良会的初创 |
| 第一节 清末民初的蚕桑业及其困境 |
| 1. 整体经济形势的萧条 |
| 2. 蚕桑业生产技术水平的盛极而衰 |
| 3. 日本蚕业的崛起及与其对中国相关行业的冲击 |
| 第二节 晚清民末蚕桑改良事业的初步开展 |
| 1. 清末民初振兴蚕业的论争与实践 |
| 2. 清末民初蚕桑改良的进步与局限 |
| 第三节 合众蚕桑改良会的筹组及其成立 |
| 1. 外籍人员对于中国蚕丝业的担忧与扶植构想 |
| 2. 合众蚕桑改良会的正式成立 |
| 3. 中心组织形式及主要负责人的确立 |
| 4. 地方性组织网络的建构 |
| 本章小结 |
| 第二章 合众蚕桑改良会的内部权力纷争 |
| 第一节 欧战后各国在“华丝振兴”问题上的不同面相 |
| 1. 美国、法国对华丝的扶植 |
| 2. 日本独霸中国生丝厚利的企图 |
| 第二节 国际关系变动下的合众蚕桑改良会 |
| 1. “有碍主权”问题 |
| 2. 日本参会问题 |
| 3. 经费问题 |
| 本章小结 |
| 第三章 合众蚕桑改良会的改组 |
| 第一节 新政府对蚕业发展的全面介入 |
| 1. 制定宏观发展规划 |
| 2. 建立健全相关组织 |
| 第二节 中国合众蚕桑改良会的改组 |
| 1. “费由我出,政则他人”:外人掌控下的合众蚕桑改良会 |
| 2. 新政府社团改组政策的初步实施 |
| 3. 围绕“交权”及“改组”的中外博弈 |
| 本章小结 |
| 第四章 合众蚕桑改良会的核心业务革新 |
| 第一节 中国蚕桑改良系统与机制的西化倾向 |
| 1. 对蚕业问题认识的趋新与深化 |
| 2. 新型蚕业改良活动的开展 |
| 第二节 合众蚕桑会蚕业改良思路与方式的嬗变 |
| 1. 由“购买”到“制种” |
| 2. 由“分发”到“指导” |
| 本章小结 |
| 第五章 合众蚕桑改良会的蚕业教育活动 |
| 第一节 合众蚕桑改良会介入蚕业教育的形式演进 |
| 1. 合众蚕桑改良会自立教育机构早期设想及探索 |
| 2. 与高等教育机构的合作 |
| 第二节 中国合众蚕桑改良会镇江女子蚕业学校的创办与发展 |
| 1. 中国女子蚕业教育的兴起 |
| 2. 合众蚕桑改良会镇江女子蚕业学校的筹组与发展 |
| 3. 职业去向与生源:镇江女子蚕业学校与蚕业近代化的双向互动 |
| 4. 镇江女子蚕业蚕校的突破与独特性 |
| 5. 合众蚕桑改良会科研事业的后续进行 |
| 本章小结 |
| 结语 蚕桑改良组织的近代命运与传统农、蚕业的转型困境 |
| 附录(一) 《中国合众蚕桑改良会章程暨监理员规程》 |
| 附录(二) 《中国合众蚕桑改良会办事细则》 |
| 资料来源及参考文献 |
| 后记 |
（10）清末民初时调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第一节 时调概说 |
| 一、“时调”语源 |
| 二、时调溯源 |
| 三、“时调”的不同涵义 |
| 四、“时调”同义语与相关语 |
| 五、本文研究的时调及其范围 |
| 第二节 清末民初时调研究的现状与方法 |
| 一、选题缘起 |
| 二、研究现状 |
| 三、研究方法 |
| 第一章 时调曲调述略 |
| 第一节 传统曲调源流考述 |
| 一、银纽丝 |
| 二、玉娥郎 |
| 三、青阳扇调 |
| 四、剪剪花 |
| 五、跌落金钱 |
| 六、满江红 |
| 七、湘江浪 |
| 八、京舵子 |
| 九、南京调 |
| 一○、小郎调 |
| 一一、杨柳青调 |
| 一二、利津调 |
| 一三、福建调 |
| 一四、马头调 |
| 一五、湖广调 |
| 一六、四川歌 |
| 一七、上海马头调 |
| 一八、太平年 |
| 一九、鲜花调 |
| 二○、红绣鞋 |
| 二一、唱春调 |
| 二二、十杯酒 |
| 二三、栏杆调 |
| 二四、六花六节调 |
| 第二节 清末民初的新兴曲调 |
| 一、叹十声 |
| 二、梳妆台调 |
| 三、十朵花 |
| 四、八段景 |
| 五、马灯调 |
| 六、童子调 |
| 七、关东调 |
| 八、醴陵调 |
| 九、无锡景调 |
| 一○、卖杂货 |
| 第二章 丰富多采的时调题材 |
| 第一节 时事政治类时调 |
| 第二节 社会新闻类时调 |
| 第三节 劝善戒恶类时调 |
| 第四节 地方风物类时调 |
| 第五节 市井百态类时调 |
| 第六节 烟花妓院类时调 |
| 第三章 时调艺术论略 |
| 第一节 时调的命名 |
| 第二节 时调的结构 |
| 一、只曲体 |
| 二、重头曲体 |
| 三、联曲体 |
| 第三节 时调的修辞 |
| 一、起兴 |
| 二、铺陈 |
| 三、拟人 |
| 四、列举 |
| 五、颠倒 |
| 第四章 时调唱本的刻印与流传 |
| 第一节 清末民初时调唱本的刻印 |
| 一、扬州 |
| 二、苏州 |
| 三、北京 |
| 四、长沙 |
| 五、上海 |
| 第二节 时调唱本的流传 |
| 结语 |
| 附录一 清末民初时调叙录 |
| 附录二 清末民初期刊所载时调篇目汇录 |
| 附录三 民国间时调选集目 |
| 主要参考文献 |
| 后记 |
四、本所新到馆藏资料（论文参考文献）
- [1]山西沦陷区教育研究[D]. 郝东升. 山西大学, 2021
- [2]鄂南电力公司研究（1947-1951）[D]. 郑雅梦. 华中师范大学, 2021
- [3]大学与国家、地方的互动 ——以贵州国立院校的探讨为中心（1937-1949）[D]. 杨亚超. 华中师范大学, 2021
- [4]抗战时期重庆筵席及娱乐税研究（1938-1945）[D]. 龙萱. 西南大学, 2021
- [5]吕文成年谱长编[D]. 冯希. 星海音乐学院, 2020(08)
- [6]青岛取引所研究（1920-1938）[D]. 武琦. 华中师范大学, 2020(02)
- [7]袁同礼研究（1895-1949）[D]. 张光润. 华东师范大学, 2018(07)
- [8]中国合众蚕桑改良会研究（1918-1937）[D]. 王晨. 华中师范大学, 2016
- [9]中国医学科学院/中国协和医科大学图书馆馆藏世界卫生组织出版物的管理与利用现状[J]. 郑英,马琳,李秋芳. 医学信息学杂志, 2008(06)
- [10]清末民初时调研究[D]. 李秋菊. 复旦大学, 2007(0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