匠心与创新

一、匠心独运 着意创新（论文文献综述）

李小刚^[1]（2020）在《尤金·奥尼尔戏剧在现当代中国的接受和影响》文中研究说明尤金·奥尼尔（Eugene O’Neill,1888-1953）是20世纪美国首屈一指的表现主义戏剧巨匠、民族戏剧的奠基人和世界文学史上里程碑式的人物。作为一名多产的剧作家,他在近40年的戏剧创作生涯中,撰写了50余部剧作、大量的戏剧理论和诗歌作品,一生荣获四次普利策戏剧奖,并于1936年荣膺诺贝尔文学奖,成为第一位也是迄今为止唯一获此殊荣的美国剧作家。他与阿瑟·米勒（Arthur Miller,1915-2005）、田纳西·威廉斯（Tennessee Williams,1911-1983）一起被誉为20世纪美国最优秀的三大剧作家;评论界称他们三人“共同将美国戏剧的重要性扩展到本国以外的天地,同时也为世界各地的当代剧作家提供了戏剧成就的标准。”[1]奥尼尔对于中国戏剧的影响也是毋庸置疑的,他直接推动了中国戏剧的现代性转型;20世纪30年代他对中国戏剧的影响集中体现为对洪深和曹禺两位大师戏剧创作的影响,80年代则主要表现为对中国“探索派”剧作家和导演的影响。因此,在当前中西跨文化戏剧交流语境下,对奥尼尔戏剧在中国的接受、影响进行全面系统的研究是极为必要的。本文试图从比较文学接受理论视角出发,在文本细读的基础上,采用比较文学“影响研究”的方法,对奥尼尔戏剧在中国的译介、研究、演出和影响的状况进行系统梳理和概括,重点探讨奥尼尔的《早餐之前》《天边外》《安娜·克里斯蒂》《榆树下的欲望》《进入黑夜的漫长旅程》以及《琼斯皇》《毛猿》《奇异的插曲》《上帝的儿女都有翅膀》等表现主义剧作在中国的接受和影响,以完整勾勒奥尼尔及其戏剧在中国升降起伏的接受轨迹曲线,展现奥尼尔及其戏剧在中国接受、影响的全景式图景。全文分为五章,分别阐述奥尼尔其人其作、奥尼尔戏剧在中国的译介、研究、演出等接受情况,以及奥尼尔戏剧对当代中国戏剧产生的巨大影响。第一章从比较文学流传学的角度研究“放送者”奥尼尔及其戏剧创作历程。奥尼尔作为表现主义文学的代表作家,由于其爱尔兰裔美国人的身份,无法真正融入美国社会文化当中,永远是一个游走于美国社会边缘的“他者”、忧郁的悲剧作家;他的戏剧创作经历了三个不同阶段;在创作中他充分吸收古代先贤哲思的营养,继承前辈的文学遗产和戏剧传统,在戏剧创作实践中充分运用表现主义戏剧手段来挖掘、表现人物心灵深处的思想、情绪和意念,凸显出人物内心世界表现上的巨大张力。第二章从译介学角度出发,对奥尼尔戏剧在中国的译介进行研究。奥尼尔戏剧的中国译介主要划分为四个阶段:20年代译介的序幕、30年代的第一次译介热潮及蓬勃发展阶段、40至70年代译介的低谷期、新时期以来奥剧译介第二次高潮及多元发展阶段。同时,本文对奥尼尔同一源语剧作、风格迥异的中译版本进行比照,以考察译者们所采用的殊异的翻译策略;阐明两次“奥尼尔热”期间,翻译界对于奥剧的翻译是以戏剧文学而非舞台演出为导向,其宗旨是仅将翻译的戏剧文本当作文学作品来赏读,而非当作剧场文本进行舞台演出。第三章主要阐述奥尼尔及其戏剧在中国的研究情况,主要对奥剧研究形式的接受状况进行梳理总结。从历时角度考察,相似的是在30年代和80年代的两次“奥尼尔热”期间,掀起了两次奥尼尔研究热潮;从共时角度考察,1980年代以来,随着“二度西潮”的兴起和国内、国际尤金·奥尼尔学界的交流与融合日趋频仍,奥尼尔戏剧研究逐步趋于精细化、纵深化、专题化和数据化;研究视角更加宽广,研究方法日趋丰富多元,并且呈现出向跨学科、跨文化视角转变的态势。学界从多角度、运用多方法对奥尼尔及其剧作进行深度开掘和现代阐发,标志着中国的奥尼尔戏剧研究进入一个更为宽广的领域。第四章集中阐释奥剧在中国的搬演情况,主要从演出概况、导演构思及舞台呈现三个维度出发,重点考察新时期以来奥剧如《榆树下的欲望》和《安娜·克里斯蒂》的话剧改编演出和戏曲移植性改编演出概况;同时观照奥尼尔其它经典剧作《早餐之前》《天边外》近年来在中国的演出情况,从而在一定程度上展现奥尼尔及其剧作在中国的受欢迎程度和舞台接受状况。第五章深入探讨奥尼尔戏剧对当代中国戏剧的影响。奥剧的译介、研究和舞台搬演呈现出的是奥尼尔戏剧在中国的整体接受状况,那么在此接受的基础上,奥尼尔戏剧必然会对中国戏剧尤其是对中国戏剧的现代性转型产生深远的影响。80年代是中国戏剧现代性转型再度勃兴的关键期,这一时期奥尼尔戏剧对当代中国戏剧的影响具体体现为对“探索派”剧作家李龙云和李杰戏剧创作的影响,尤为集中地体现在李龙云的《荒原与人》和李杰的《古塔街》对奥尼尔表现主义戏剧手段的创造性援用和创新性发展之上。

张国松^[2]（2020）在《清代湖湘医家温病学术思想之研究》文中研究表明温病理论在疾病治疗尤其是一些急性外感热病和急性传染性疾病中起着重要指导作用。而温病地域性的特点,促使了分区域研讨各地区医家的温病学术思想,从而进一步指导各地区温病诊治产生了重要意义。湖南省位于我国东南腹地,气候潮湿,雨水丰富,尤多雾露,最易产生外湿。再有湖南人多嗜食辛辣,温热郁积体内,兼加外湿,造成温病多发。湖湘温病作为温病学的组成部分,对温病学术发展做出了贡献。本文研究清代湖湘地区医家的温病学术思想,以期有效扩充中医温病学术思想,指导温病的防治,并对温病理论的研究与创新提供支撑。本文导言部分主要包括研究背景、意义、现状等;温病相关理论部分,阐述了温病概念、源流、伏气探析、温病范围与分类、温病与伤寒辨析、温病与温疫辨析、温病与温毒辨析;清代湖湘温病文献概述部分,讲述了研究的医家及其书籍,包括:杨尧章及所着《温疫论辨义》、朱兰台及所着《疫证治例》、王德宣及所着《温病正宗》、刘仲迈及所着《温病诠真》、何舒及所着《时病精要便读》、罗国纲及所着《罗氏会约医镜》、蔡贻绩及所着《伤寒温疫抉要》、黄朝坊及所着《金匮启钥》、萧培仁及所着《医学引路》、孙泽霖及所着《医门摘要》、张绍修及所着《白喉捷要合编》、王裕庆及所着《疟利成法》、刘裁吾及所着《治疟机要》、安濂及所着《泄痢全生》、罗振湘及所着《治痢南针》。本文通过查阅大量文献,整理、归纳、总结出清代15位湖湘医家温病学术思想及临床诊疗经验,提炼出各位医家的学术思想精华。杨尧章主辨温疫之论,创胃气论,立益胃三方,提出治温疫要处处顾护胃气,以求固本。朱兰台创芦根方,治疫力主透发,反对肆用寒凉。王德宣归纳总结治疗温病三十一法,丰富了温病治法。刘仲迈认为伏气温病的治疗原则仍从四时之时而出,如春温,宜小柴胡加黄连、丹皮主之。何舒重视斑疹白?验齿诊法,重视卫气营血辨证,如邪在营分,宜清营热而养阴液,用犀角、元参、羚羊角等药。罗国纲提出瘟疫汗宜缓,下宜急,如下法用承气汤类或达原饮加大黄。蔡贻绩治温疫用升降散或增损双解散;治羊毛疔瘟用针挑手足背心,出羊毛而愈;治烂喉痧以解表透散为宜。黄朝坊治温病力主兼用温补,如春温主张兼用附子,夏热亦有用桂附之证。萧培仁阐述五症明辨,其治春温宜先滋肝阴,次滋肾水,次滋肺胃;治风温宜用桑叶、前胡等药。孙泽霖治冬温宜用栀子金花汤加人中黄、黄连等;治春温宜用柴葛解肌汤;治风温宜用葳蕤汤;治湿温宜用苍术白虎汤;治温疫宜用解秽神术散。张绍修提出白喉证治有“十难”,其治白喉,一般病情用方:除瘟化毒散、神功辟邪散、神仙活命汤,重症病情用方:龙虎二仙汤,并反对“咽喉病忌用寒凉”之说。王裕庆论治疟疾、痢疾,着意于分步,分阶段论治,用药宜循序渐进,创制治疟三方、治痢三方。刘裁吾论治疟病,首重营卫,并认为疟发之关卫,治疟必攻营舍。安濂提出泄痢真诀及治痢四大忌,并指出治时疫痢宜用三黄汤加桔梗,治实热痢重症宜用治痢散、蜜萝饮、痢疾三方等。罗振湘论痢疾之病因,即有中医传统的病因湿热说,也吸取了西医的细菌说,其指出治湿热痢,宜银花荆芥炭汤;治热痢,宜归芍连枳香菔汤;并提出用六和汤加减治霍乱,且重视痢疾与霍乱的预防。最后本文从时代背景的影响,清代湖湘温病学术特色,与吴门温病学术思想之比较,治温病定专方、病解后重养阴,辨伤寒与温疫之不同五个方面进行探讨。结语部分,从温疫理论、四时温病理论、专病白喉、专病疟疾、专病痢疾、专病霍乱、专病羊毛疔瘟、专病烂喉痧等方面,将清代湖湘医家温病学术思想进行总结。

郭雨佳^[3]（2020）在《明式几案类家具符号在现代设计中的应用研究》文中研究指明明式家具以其精致柔美的外观,独特的精神气质内涵,悄然吸引了当代国人的眼球,而且引起了国外相关人士的关注。它用材名贵且注重自然纹理,形态雅正而又不显得过于死板,给人的整体感觉和谐优美而舒畅,中间透露着自然雄浑与大气;它的尺度,尤其是对于榫卯结构的应用,符合现代力学的科学原理。由此观之,明式家具堪称是艺术和科学完美的结合体,可以说在各个方面均对现代工业设计有着重大的借鉴和指导作用。明式家具是中华各地类古典家具的标本,因此各地类式的家具都或多或少地受到明式家具的影响。它经历了宋元的起源期,明代的成型期,清代的鼎盛期,直到现在成为了一个具有明确风格的家具种类。它已经打破了“明代”的时间限制,并不特指明代的家具,而是一个艺术概念,成为了一个文化符号,因此对其在现代设计中的应用研究就显得尤为必要。明式家具更重要的是它传承了家具设计在历史积淀中的内涵与技艺。这些综合因素也为当代的设计提供了许多启示:如榫卯技艺的独特与精妙、文化符号的再运用与变化、生态观念的良多启迪、民族自信精神的再升华等,都为我们开启了研究明式家具的新的视野。从古至今,几案类家具的存在与人们的生活方式一直是息息相关的。古代的几案类家具经历了巨大的演变,部分分支消失了存在的意义,剩下的部分变得越来越符合人类的生活方式。在经历了历史变迁与社会变革之后,几案类家具发展至当代社会,也涌现出了许多新类型,并且有了更高科学技术的加持,使之更有个性,也更多元化。本次课题以明式几案类家具为研究的出发点,通过对明式几案类家具的符号特征、内涵的文化思想与设计哲学的分析,探讨其在现代设计中创新发展的层面。尝试从明式几案类家具的形态符号、结构符号、材料符号、装饰符号等方面进行研究,深入分析其中蕴含的传统思想,结合现代设计中出现的新的设计思路,以及现代代表性研究成果,一方面探讨明式几案类家具在现代设计中的创新方法,另一方面提炼出可以从明式几案类家具符号中借鉴到现代设计中的新元素。最后,列举出实际案例,对其家具符号的运用进行分析,在此基础上探索几案类家具未来的发展方向。通过研究,本人构思了几个现代几案类家具的设计草图,并对其进行深入分析且确定最终方案制作出实物模型,实现研究的整合与实际的实践应用。本课题的研究虽并不是最全面的,但希望能对明式几案类家具在当代的传承与发展中提供一定的借鉴意义。

王凡^[4]（2020）在《香港邵氏电影中的明清小说改编研究》文中研究说明明清小说的电影改编是我国名着电影改编的重要组成部分,这类创作不仅在内地电影的发展中结出了累累硕果,也于香港电影的演变进程中产生了诸多佳作。作为在二十世纪后半叶的香港影坛占据重要地位的制片公司,邵氏兄弟有限公司曾投资拍摄了多部依据明清小说改编的影片。本论文以邵氏电影中的明清小说改编现象为研究对象,以文本细读、比较研究等研究方法对这一文化现象进行理论阐释。学界对于明清小说电影改编的研究多关注于内地及香港二十世纪80年代后的此类创作现象,而对以邵氏此类影片为代表的二十世纪80年代前的明清小说香港电影改编的研究则关注较少,本论题的探究可较好地弥补这一研究空白。绪论部分主要阐述了香港邵氏电影中的明清小说改编这一论题的选题意义,并从明清小说的香港电影改编和邵氏电影两个层面对这一选题的研究现状进行了梳理,同时也对邵氏电影的整体概况进行了简要的介绍。第一章主要论述了邵氏电影对于小说《三国演义》的改编。影片《貂蝉》将书中王允以计诛董卓的情节搬上银幕,在部分重构片中主人公的貂蝉命运轨迹时,彰显了她“公义为先”的形象,投射出主创者的女性意识与家国情怀。而影片《神通术与小霸王》在展现《三国演义》中孙策斩于吉的情节时,凸显了浓郁的武侠影像风格,并反映出后现代主义的文化表征。两部影片虽类型、风格完全不同,但都折射出导演强烈的个人化印记,并在这一创作主体意识的影响下,彰显出对原着人物富于新意的改易与重塑。第二章主要探究了邵氏电影对于小说《水浒传》的改编。影片《阎惜姣》《潘金莲》运用戏曲化手段正面重塑了书中阎婆惜、潘金莲这类反面女性人物。而影片《武松》则在前二者的基础上进一步彰显了潘金莲的人性化色调,并突出了武松形象的传统人伦意味。与之相比,张彻导演的“水浒”电影在武侠影像书写中彰显了梁山人物的英雄侠义形象,淡化了他们形象的阴暗面。邵氏“水浒”题材影片浓墨重彩地描摹了原着人物,折射出影片主创者对于这些经典形象的特殊诠释。第三章主要探析了邵氏电影对于小说《红楼梦》的改编。影片《红楼梦》《金玉良缘红楼梦》都以“浓缩”与“节选”相融合的改编方式重点呈现了宝黛爱情悲剧,并突出了林黛玉的形象。而影片《红楼春梦》则对《红楼梦》原着的若干情节片段进行了情色化影像诠释。邵氏“红楼”影片对于原着小说的改编既体现了香港电影改编《红楼梦》的诸多特征,又反映了邵氏电影明清小说改编所受到的商业性规制。第四章主要论析了邵氏电影对于小说《聊斋志异》的改编。影片《倩女幽魂》强化了原着女性的艺术才情,彰显了原着男性的“家国情怀”。而影片《狐鬼嬉春》则在喜剧片的建构中对《聊斋志异》“才艺生情”模式进行了影像戏仿,并将传统劝诫意识灌注其中。邵氏“聊斋”题材影片不仅反映了影片主创者侧重对原着“才艺生情”模式的影像呈现及传统文化意识对于改编者的思想浸润,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当时《聊斋》喜剧诠释的文化语境。第五章主要论述了邵氏电影对于《三侠五义》的改编。影片《七侠五义》《冲霄楼》较为生动地呈现了原着中白玉堂、展昭等侠士的形象,将与他们关涉的情节段落作为节选改编的主要对象,并有意强化了原着的悬念效果。张彻更是在《冲霄楼》中融入了他独有的武侠影像风格及对武侠精神的反思。此外,同为武侠片导演的刘家良在将《三侠五义》改编为影片《御猫三戏锦毛鼠》时,既尝试对其进行喜剧武侠片的改编,又表现出过犹不及的改编失当问题。三部影片都对原着进行了节选式改编,并注重对书中侠士形象的影像呈现,同时也在客观上以明清小说为载体,反映出邵氏武侠片的阶段性特征与演变进程。第六章主要论述了邵氏电影对于小说《西游记》《金瓶梅》《醒世恒言》的改编。邵氏《西游记》电影不仅强化了原着女性的负面色彩,还以影像画面含蓄展现了她们形象的官能性意趣。《金瓶双艳》《风流韵事》在呈现《金瓶梅》的过程中,突出了原着的道德劝诫意识,展现了原着女性的命运悲剧,艺术化呈现了原着的性内容,彰显了原着的世情色调。影片《乔太守乱点鸳鸯谱》在将《醒世恒言》同名小说搬上银幕时,重构了原着的情节开端,强化了原着情节的戏剧性,并大量运用戏曲唱段来叙事表意,提升了影片的观赏性。第七章主要探析了邵氏电影对于明清小说人物、情节的改编方式以及电影商业性对于此艺术实践的多重影响。邵氏电影对于明清小说情节的改编主要采取了节选式、浓缩式及杂糅式这三种方式,明清小说人物在这类影片中呈现出武侠化、喜剧化、戏曲化等特征,同时也在一些人物尤其是女性形象的塑造上体现出描摹复杂人性的创作趋向。这与原着小说自身的审美特点、电影商业性、影片主创者的主体意识等因素密不可分。电影的商业属性促使邵氏导演强化明清小说题材电影的情节戏剧性,突出暴力、情色元素,并将影片加以类型化整合,但同时又令片中人物更显扁平化。这些表现既是香港电影历来注重商业价值的某种映射,也是古典名着在现代传播历程中受到商业性浸染的鲜明注脚。第八章主要探讨了张彻与李翰祥这两位邵氏着名导演的明清小说改编创作。张彻在将《水浒传》《三国演义》拍摄成武侠片的过程中,将“阳刚电影美学”融注其中,突出了原着人物除暴安良、舍生取义的精神。李翰祥则将劝时警世的意识与对原着女性的现代理性审视灌注于明清小说的改编中。二人的创作主体意识与鲜明影像风格深刻影响了他们的明清小说改编创作,明清小说题材影片亦鲜明地映射出他们的电影“作者”意识。第九章以李翰祥与高罗佩为例论述了明清小说的电影再诠释与文学再诠释的相似性与差异性,二者既在复杂人性的描摹、传统文化的呈现及文化思辨意识的投射等方面体现出共通性,又在再诠释的具体对象、再诠释的媒介、再诠释中的“缩减”与“扩展”及文化增殖效应方面差异显着。艺术形象的固有差异、现代商业性及再诠释者自身因素都是产生差异的原因。对明清小说再诠释的各类方式、理念的探究有利于进一步厘清影响明清小说现代传播的各种因素,也有助于把握明清小说现代传播的内在基本规律。第十章主要从邵氏明清小说题材影片与内地同类题材影片的比较、与此后香港同类题材影片的比较及邵氏电影明清小说改编的历史地位、意义阐述了邵氏电影中的明清小说改编创作对其后此类艺术实践的影响。邵氏电影中的明清小说改编与其后香港电影的此类创作既在情节改编幅度、思想主题诠释、类型片整合等方面颇为相似,又在创作主体意识的突出与淡化、严肃主题与浮夸风格的对比中折射出差异性。这与创作理念的革新、商业意识的强化、不同的改编取向密切相关。邵氏电影中的明清小说改编与二十世纪80年代中国内地的此类创作在原着某些主题的彰显、情节戏剧性的强化、视觉奇观的营造也同样十分相似,在原着情节改编、原着思想的诠释、类型片整合等方面则差异显着,这与电影创作语境、主创者的主体意识有着内在的关联。邵氏电影中的明清小说改编对其后的此类创作实践有着重要的影响,并在明清小说电影改编史上占据着特殊的地位。结语对香港邵氏电影中的明清小说改编进行整体归纳。邵氏电影中有关明清小说的改编实践在商业电影模式与古典名着改编的融合、改编拍摄技法的探索、改编创作中文化思辨的自觉等方面都为此后的明清小说电影改编乃至所有名着的电影改编提供了可资借鉴的丰富艺术经验。更为重要的是,邵氏电影的明清小说改编在同时期的内地、台湾此类创作相对荒疏之际,填补了当时华语电影此类创作的空白。可以说,明清小说的邵氏电影改编是明清小说影视改编史上的重要进程,也是明清小说现代传播的重要阶段。

凌珍^[5]（2020）在《“部编本”初中叙事散文读写结合教学研究》文中研究说明叙事散文一直是我国初中语文阅读教学中的主导文类之一,同时也是写作教学的重要文类。依托教材中的叙事散文进行读写结合教学是提高学生读写能力的重要途径。然而,目前的叙事散文读写结合教学存在着诸多问题,相关研究也不够深入。因此,本文立足于语文学科特点,以“部编本”初中语文教材为依托,对叙事散文读写结合教学进行研究和探索。本文由绪论、正文、结语三个部分构成,其中正文主要从以下四个方面展开论述:第一章主要是对“部编本”初中叙事散文读写结合编制概况的梳理呈现。首先,对“部编本”初中叙事散文读写结合的编制理念进行分析;其次,对“部编本”初中语文教材内叙事散文的选文分布和读写结合的加工处理、编制特点等方面进行归纳和整理;最后,聚焦于“部编本”初中叙事散文读写结合的教学价值层面的探究。第二章主要通过目前初中叙事散文读写结合教学现状的调查和分析,找出问题的症结所在,并追根溯源,从教师、学生、教材三个方面进行原因分析。第三章主要针对叙事散文读写结合点笼统化、读写训练形式固态化、读写评改低效化三个方面的问题,提出相应的解决策略和方法:以“学”定教,从叙事散文阅读文本、写作症结中进行读写结合点的科学设置;因“材”施教,根据叙事散文在言语情思、人物塑造、叙事技巧等方面的特征进行体悟融合式读写、品析鉴赏式读写、艺术创造式读写等多种形式的读写训练;以“评”促学,通过评价修改方式、主体等方面的优化,加强学生读写体验,提高教学的实效性。第四章主要聚焦于“部编本”初中叙事散文读写结合的具体实施层面的探究,分别从语言之精妙、情感之真切、人物之神韵、事件之波澜四个维度,选取典型叙事散文为例,展开读写结合教学的具体案例设计与分析。

张丽雅^[6]（2020）在《张艺谋电影对先锋小说的改编研究》文中指出近年来,众多小说被改编成电影搬上银幕。随着2012年莫言获得诺贝尔文学奖,先锋作家与先锋小说再次成为文界、社会舆论所关注与追捧的热点。现代传媒的长足发展与进步促使更多的先锋小说触电,那么遵循何种理论,怎样创新,能否成功改编先锋小说便成为具有重要意义的探究课题。而中国电影的导演中心制结构系统,将导演推到了改编先锋小说的“风口浪尖”,在电影中处于核心地位的导演对先锋小说电影改编的成功与否起着决定性的作用。张艺谋作为改编先锋小说的代表性导演,他先后将莫言的《红高粱》、苏童的《妻妾成群》及余华的《活着》等改编成电影搬上银幕。本论文共五章。首先绪论中对目前学界关于先锋小说电影改编的国内研究现状及张艺谋与小说并肩行走的关系进行了综合整理,在研究综述的基础上提出了本论文的基本研究思路与研究目的及意义。从主体张艺谋导演这一新角度来研究先锋小说的电影改编,不仅切实可行,操作性强,且对电影改编小说的艺术道路而言更是一种新的探索与有益的补充。第一章从源头追溯张艺谋与先锋作家的结缘过程,以此梳理张艺谋自身独特的人生经历与艺术追求。80年代中后期,登上艺术历史舞台的张艺谋与同期逐渐成熟的先锋作家二者因共同的创作宗旨、时代环境的巨大影响及对小说的共享等不谋而合,彼此惺惺相惜,先锋作家为张艺谋提供了最初的文本素材,激发了他无限的创作热情与灵感,而先锋作家及小说能够走进更多观众与读者的视野也离不开张艺谋的鼎力协助,他们共同开启了中国电影走出国门迈向世界的征程。第二章研究总结张艺谋由其独特的人生经历与艺术追求所形成的高度成熟主观化的改编体系和别具匠心的改编策略。张艺谋作为与先锋作家合作的一个特殊读者,他高度重视影像本位,其对先锋小说在表现性色彩语言的极致运用、传统乐器与剧种的音乐设计等方面的艺术改编转换使先锋小说逐渐趋进电影化,另外张艺谋对先锋小说所进行的文学性想象的艺术改编实践,涉及对小说情节、人物形象的“再创造”,打破了改编要忠实于原着的传统观念。第三章详细探究先锋作家与张艺谋二者主体间的巨大差异,分析由此促成的张艺谋对先锋小说在叙事空间、叙事视角及叙事主题等方面的解构。张艺谋对先锋小说原始叙事空间的生硬置换致使身处其间的人无处为家,对独特叙事视角的强行脱落及对复杂叙事主题的主动浅化进一步造成了先锋小说在情感、趣味、内涵上的支离破碎与畸形裂变,从而展现出张艺谋作为先锋小说电影改编的核心主体在某种程度上的艺术局限、缺失与不足。第四章分析总结张艺谋因诸多的人生经历、艺术追求等主体性因素及自身的文化全球策略进而对先锋小说进行的民族神话、女性神话、造型神话等方面的重构。先锋小说的先锋品格与张艺谋碰撞激荡后产生的灵感与火花,促使张艺谋在摆脱与先锋小说文本亦步亦趋姿态的同时将先锋小说编织成一个个极具颠覆色彩的中国神话与不朽的东方传奇,重塑了中国电影的世界形象,从而展现改编电影独立于先锋小说的全新之处,突出张艺谋执导下的先锋小说电影的巨大成就。第五章论述总结先锋小说影像化塑造的启示,分别从初期的文本选择、拍摄过程的处理、影片呈现的目标等三方面来探讨阐释。张艺谋作为一个具有特殊独立性的导演主体对先锋小说电影改编提出了新观察、新路径及新思考与新方式,改编文本的选择应遵循“心动”原则及考量先锋文本的影像化潜质,拍摄过程中导演需达到对内容与形式的双重结合,影片最终呈现的目标应是导演对商业利益与艺术追求进行平衡的结果。以他人为鉴进行反思探索,继而为新一代导演执导改编先锋小说及文学提供众多可参考的经验。以张艺谋的先锋小说电影改编为个案,启发导演以崭新的视角重新审视电影与先锋小说的关系,填补先锋小说电影史、电影批评史的空白与缺漏,深化对中国先锋小说电影改编得失的探究与反思,更广泛的促成电影与小说的互动再生,为小说影视化与电影产业化的社会大趋势提供参考理论与实践经验。

邰弘灿^[7]（2020）在《清代烟草诗文中文人心态的演变》文中研究说明自烟草从明万历年间传入中国以来便得到了迅速的传播,吸烟之风的盛行也贯穿了有清一代的始末。清代文人不同时期的烟草诗文创作也蕴含着他们不同时期的创作心态,也在一定程度上表现着他们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心态演变的轨迹与特征。第一章,从我国民间关于“烟草起源”的传闻入手,梳理了烟草在明万历年间传入我国的路线,进而归纳并分析了烟草在明清之际在我国传播的路径,并总结了烟草得以在全国范围内迅速传播的原因;第二章,从清初的禁烟政策中探讨了烟草能够在统治者明确的禁烟态度之下仍然广泛传播的原因,并分析了烟草在清初上层社会精英之间的流行情况。也正是当烟草进入了上层文士大夫的视野之中,才产生了关于烟草的文学创作。清初文人对烟草的文学形象塑造,多集中在“提高烟草的地位”、“描写烟草的烟气”、“塑造与烟草相关的美人”等角度之上,并且在具体的文本创作当中承载了他们在咏物诗新题材的刺激之下,用诗文的形式进行了对儒者学识的补充,和对美人与烟草的关照;第三章,从乾隆时期统治者禁烟政策的转变入手,分析了乾嘉时期烟草文学作品的发展,并以其间依次成规模的“烟草唱和诗”为例,总结了这个时期文人创作烟草诗文时更加用心和细致的艺术手法;第四章,以乾隆时期扬州马曰琯、马曰璐兄弟“小玲珑山馆”的文学活动为中心,具体分析了以厉鹗为代表的“烟草词”创作、以全祖望为代表的“烟草赋”创作,以及“烟草文”的趣味性表达,从而进一步总结了乾嘉时期烟草文学作品的繁荣多样,进而分析了这个时期文人在创作烟草诗文时求新求异的心态和背后对政治的疏离感;第五章,依次分析了清代中后期烟草诗文里关于烟筒诗、鼻烟诗、水烟诗、烟技诗以及女性自身的烟草诗文创作,从而总结了清人吸烟方式和烟草文学创作的多样化表达,并探讨了嘉庆以后烟草诗文向浅俗化倾向的书写;第六章,从清代烟草诗文中梳理出反对种烟、吸烟的文人和作品,归纳并总结了反对烟草的声音中“强本抑末”、“危害健康”和“反对流俗”的理由与角度,强调古人对烟草危害的认知,并为我们今天正确对待烟草制品提出见解。总之,本文立足于烟草文学作品的文本,通过对清代各个时期烟草诗文的梳理和分析,挖掘其中的文学价值,探讨烟客文士的创作心态,从而使烟草诗文得到应有的重视。

周毅^[8]（2019）在《楹联书法研究》文中研究说明楹联书法是中国文化史上独有的形态,它集文学、艺术和公共展示文化于一体,具有多重的学术研究意义。在文学上,它与中国古典诗文有着密切的联系;在书法史上,楹联书法是可以与甲骨、钟鼎、简帛、碑刻书法等相并列的一种表现形式;从视觉文化的角度说,楹联书法往往呈现于儒、释、道文化的一些重要的公共环境中,如庙堂、宫廷、官署、学校、园林、苑囿等,明清以来尤为鼎盛,遍及南北东西,远播海外。长期以来,对楹联的研究较多,对书法的研究也不少,但对楹联书法的研究相对薄弱,“繁者弥繁,阙者仍阙”。本文结合文学、艺术学和文化学等多重视角,从楹联书法的源流、文化指向、地域表现、技法表现、艺术创作等几个层面展开研究,史论结合、图文互证,既重视其学理探讨,又强调其现实实践意义。一般而言,楹联是镌刻在石、木、竹、金属等材料上或者悬挂、张贴在楹柱等建筑物件上的书法对联。但在实际的应用过程中,楹联书法与书法对联的界限有交叉模糊的情况。本文所涉楹联书法并不一定全是指楹联实物形式意义上的书法作品,还包括文字记载、图片形式等其他类似作品。因而,本文重点研究传统意义上的楹联书法,也研究与之相关的书法对联。楹联书法与文字、书法及文学的发生发展相互承继、相互成就。相应于书法与文学的起源与发展,楹联书法起源亦可推及于爻画。本文以为,楹联书法萌芽于先秦,形成于汉晋,成熟于唐代,完善于五代,普及于宋元,繁盛于明清。本文认为,目前可见南宋高宗、理宗所书团扇中的诗联以及马麟题画联、福州市博物馆所藏的南宋帛幡可以证明,至迟在宋代,书法对联已经有比较成熟的表现形式。明清时期建筑式样的变化促进了楹联书法的普及与繁荣。皇宫殿宇、儒家庙堂、佛寺道观、公私园林的装饰需要与公众教化功能的凸显,使得楹联书法在雅俗兼有、形式多变的文化格局中独树一帜,成为文人雅士与市民大众共赏共享的文化流行形式。近现代以来,民间延续的春联、婚联等习俗,以及保留下来的古建筑和新建的楼堂馆所、道观佛寺的实用楹联呈现出阶段性发展的特点。文学是楹联书法的基础和内在形式,也是催生楹联书法产生的根基之一。因此,研究楹联书法首先应该观照其与文学的关系,这就涉及到楹联学的相关知识及其文化渊源。由于楹联学的研究汗牛充栋,为本文提供了丰富的研究基础。本文以《声律发蒙》与楹联书法的关系为切入点,简要梳理了《声律发蒙》的版本及其为楹联书法提供的基础价值。楹联书法是书法史上特有的表现形式,具有多方面的认识价值。它在形式上的对称性决定了它在内容和技法的表现上具有相应的规定性,它在公共空间展示上的视觉文化需求决定了它独有的集艺术审美与传统文化教育传播价值于一体的特殊性,它在对立统一的形式中集真、草、隶、篆,颜、柳、欧、赵于一体,取得了实用性与艺术性的完美融合。楹联书法作为中国文化的特有的表达方式,以非常通俗的、可视的样态将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儒、释、道思想表现得淋漓尽致。孔庙楹联书法、宫廷楹联书法、世家园囿楹联书法的教义宣扬、政观表达、德商隐逸,它们共同营造了儒家政教的文化和艺术氛围。儒家楹联及其书法是儒家文化的体现,在文化表达与功用上具有传播教化的功能,在传播学上具有动态性、序列性、系统性等特征。天下名山佛道多,峨眉山、九华山、五台山、武当山、青城山等地的宗教传播离不开其随处可见的楹联书法,它们营造了一种佛道的庄严与逍遥的文化与审美之境。寺庙里镌刻或悬挂的佛教楹联,其目的在于增加人们对佛教文化的了解。从内容上看这些楹联或宣扬佛教教义,或歌颂佛法功德,或揭示修行法门。道观楹联书法以道教思想为依托,劝导人们积德行善、自由豁达、移风易俗,最后达到教化人心的目的。具体而言,皇宫殿宇、儒家庙堂、佛庙道观的公共展示空间为楹联书法的常态化提供了物质基础。故宫楹联是宫廷楹联的代表。统治者身份的不同与庙堂之气的需要,宫廷楹联书法取法唐楷为主要风格之一。康乾时代,康熙的“崇董”与乾隆的“崇赵”使赵、董书风楹联成为宫廷书法主流。孔庙楹联是纪念性庙堂楹联的代表,西湖、苏州楹联是楹联书法的历史传承与当代演进的代表。商宅楹联以商人聚居地或者故里为展示空间。商业追求的不同取向与楹联书法的内容、书法密切相关。晋商以商养商,其楹联内涵丰富,既有立德修身、承传教化的实用观念,又有以德领商、信义生财的商业气息。徽商以商养文,以文哺商,赞助扬州八怪、乾嘉学派,践行以商养文的理想追求,文商融合,体现以文哺商的经商之道。苏州园林以文养人,诗文兴情以造园,体现文人的闲趣归真、理趣盎然、逸趣幽深、禅趣超妙等情结。官署、庙堂、商宅、园林等所留存的历代楹联书法,均具有文学与书法双美的特点,具有传统文化思想的传承和教化功用。在艺术表现上,楹联书法也具有丰富的时代性、地域性和书家个性。不同的时代,不同的地域,不同的书家,不同的书写方式,共同促进了楹联书法风格的多样化。就地域性而言,清代以来楹联书法的地域性风格就非常明显,如湖湘的崇唐正大之风,海上的“二王”温雅之风,河南的中原雄强之风,堪为代表。滇、渝、浙地区长联书法彰显了楹联文化和书法艺术的持久的生命力和创造力。就具体的技法层面而言,楹联书法在书体选择、笔法技巧、工具材质等方面也殊为考究。书体上,楹联书法更适宜于选择篆、隶、楷等正书,以彰显其公共教化功能。在审美取向上,不同书体指向也不同,可以清晰地看出书法家艺术表现的群体意识与个人追求。楷书的中正之风更适于彰显楹联的庙堂之气,篆隶的古朴雄浑更能彰显楹联的高古之风。书家所创作的作品既不同程度地体现了每种书体的共性,又呈现出书法家个人风格与个性色彩。楹联书法的技法选择与其式样有关。因楹联书法多选择正书,故用笔上,平直之笔多于斜曲之笔,点画之间断笔多而连笔少,粗笔多而细笔少;结体上,偏于平划宽结,平正多而斜势少;章法上,强调上下联对称,突出行气;墨法上,刊刻对楹联书法在墨法上的表现有一定的影响。楹联材质的多样性与书法的风格、用途有着联系。常见的楹联材质以木、竹、石为主,也有铜铸、瓷烧、镶嵌等特殊工艺。楹联的书写者通常是书法家,而镌刻者往往是专门的匠人。从对书法家作品的还原度而言,刻手所表现出来的书风往往与书手有着一定的一致性。不过,书刻的不同理解导致楹联的刊刻也难免失真。失真现象会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到后世学者的取法。撰写者与书写者的关系也比较复杂,明清时代撰写者大多也是书写者,这也表明书法与文学关系的进一步加深与融合。集字是书法学习与创作的常见方式,也深刻地影响了楹联书法,成为了楹联书法创作的重要手段。近100余年来,甲金集联较为常见,以“甲骨四堂”的书法实践为代表。金文集联多取自钟鼎彝器铭文,以罗振玉为代表。隶书集联以汉碑为主,楷书集联以魏碑、唐碑为主。汉碑和魏碑的集联尤其丰富,对近现代书法创作影响巨大。清人的行草集联以集《兰亭》联为多。相比较而言,以对联形式出现的草书集字作品比较少见。无论是甲、金、篆、隶集字创作,还是楷、行、草等集字创作,都不能简单地食古不化,而应守正创新。

孔庆蓉^[9]（2019）在《汉代诗歌研究史论（汉-清）》文中研究说明在中国诗歌史上,汉代诗歌的产生具有特殊意义。关于汉代诗歌的研究经历了两千多年的历程。从汉代起,每一个时代都有对汉代诗歌的整理、考辨、集释,其研究内容十分广泛,这为我们今天的研究提供了不可或缺的研究资料。历来对汉代诗歌的考察,依据研究者不同的研究趣味,或分门别类地对汉诗进行专题研究,或对汉诗的时代背景、结构内容、名物称谓等方面进行详细的辨伪考证。随着对汉代诗歌研究的不断深入,渐渐积累起比较全面、完整、细致入微的研究成果。本文力图对汉代诗歌研究史进行考镜源流的历史追索,作一番动态、定向的考察,凸显历代研究面貌,辨明研究流变的历史轨迹和承递关系。全文共分六章,主要内容概括如下:第一章,主要对汉代诗歌进行了分类描述,具体阐述了乐府产生的机制和演唱、表演及其相关情况。《史记》和《汉书》是这一时期记载汉代诗歌相关情况的两部史书,其中对汉诗片段式的理论评述开启了汉代诗歌研究的酝酿阶段。第二章,魏晋南北朝时期,对汉鼓吹曲进行改造并将其雅化为纪颂功德的朝廷音乐。随着宫廷雅乐和俗乐双向互动交流过程的不断深化,汉代所侧重的雅乐传统被颠覆了。《宋书·乐志》将汉乐府相和曲、杂曲,纳入了官修乐志的范畴,并且首次记录了《汉铙歌十八曲》和《陌上桑》,其开创之功不可没。南朝时期,正式拉开了汉诗研究的序幕,刘勰、钟嵘对汉代诗歌的品评,语言虽然稍嫌简略,但已涉及五言诗的起源、诗歌风格及作品真伪问题。《文选》和《玉台新咏》对汉代诗歌的整理和收录作出了贡献。第三章,隋唐时期的复古思潮,开启了对六朝文风的批判。陈子昂将批判的锋芒直指齐梁,鲜明地表示了自己推崇风雅和汉魏古诗的态度。面对南朝以来古题乐府诗歌创作的娱情化潮流,以吴兢为代表的乐府学家对古题作出了正本清源的梳理,为古题乐府创作开辟了理论上的支撑点。李白更加重视乐府古题的规定性,通过创作实践表达了自己对古题题义的深刻体认。汉代诗歌在这一时期有赖于《文选》而得以广泛传播。皎然将汉代诗歌纳入审美批评视野,表明此时期对汉代诗歌的研究开始深化和细化。唐代的类书对汉代诗歌按性质归类,虽然和南朝不尽相同,但对苏、李诗的态度和《文选》《诗品》的观点是一致的。第四章,宋代严羽确立了汉魏诗歌在其诗学体系中的“第一义”地位。郑樵的《通志·乐略》将汉魏以来至唐代的音乐典籍进行梳理,试图力挽崔豹、吴兢以“义”解诗之弊。左克明对汉乐府独特的解题方式成为乐府研究的重要转折。诗话在宋元时期就已成为诗歌理论批评的一种主要形式,严羽、刘克庄、杨载等人均在诗话着作中表达了自己对汉代诗歌的理解和看法。第五章,明代对汉代诗歌进行全面的选、编、注、考、点、评、论等多种形态的研究,其卷帙之繁富,体系之完整,理论之精确,超过以往任何一个时代,体现了多样化的诗学批评模式。明前后七子以“古体宗汉魏”为创作纲领,将汉代诗歌推到仅次于《诗经》的亚经典地位。第六章,清代的汉诗研究在历代研究的基础上,有了更深入的发展和更全面的展开。清代是“经学复盛时代”,儒家诗学的传统政教精神复兴,学者们在汉代诗歌研究中多继承汉儒比兴解诗的传统,探求诗外之旨,在汉代诗歌研究中形成了注重史科、耽于考据的研究特色。研究方法的更新最为显着的是打破传统的评点方法,将时文的创作与批评方法运用到对汉诗的评点诠释中。

侯文靖^[10]（2019）在《舒巧 门文元舞剧创作风格比较研究》文中研究指明在纷繁复杂的历史进程中,常常呈现为多种力量的彼此冲撞、相互交融,而对舞剧创作主体的研究正是彰显了对编舞家身处历史之中,作为创作行为者主体动力的确认。回溯改革开放以来当代舞剧艺术的发展历程,我们发现舒巧、门文元在舞剧创作实践方面逐渐树立起两座令人瞩目的高峰。在改革开放以来的前二十年中,舒巧逐渐消解了文学文本在舞剧改编过程中的制导地位,构建起以编导个体表达为中心的话语体系。在对人本精神的追求下形成了舒巧舞剧的创作风格:即从“人”的立场出发,着眼于“日常”生活的“非常”叙述,强调对人物情感细致深入地表达,独特的叙事结构所呈现的叙事能力,以及不离不弃的女性主题。这些特征又共同成就了舒巧由心理型人物观支撑起来的“心理舞剧”建构。而门文元的舞剧创作风格则呈现出另一种追求:即通过对区域性民间舞戏剧化的运用,对英雄人物崇高精神的塑造,在追求舞台视觉震撼力的同时强调跌宕起伏的故事内容,最终实现对时代主旋律的弘扬、对民族精神文化的宣传与对社会风尚的引领。其凸显了以行动型人物观推动的“戏剧舞剧”铺排。应该说舒巧与门文元同为中国当代重要的舞剧编导,但二者在创作风格与创作立足点上的差异是显而易见的。探究其中差异的具体内涵,造成这种差异的各方面原因,以及他们各自对中国舞剧创作的影响,还未引起舞蹈学者的足够关注。因此这既成为本论文着意研究的方向,也是本论文的研究创新点。本论文以“比较”作为方法论基础,借助生态学的研究视角,以整体性的眼光来观察外部环境对艺术生产的引导及限定。在两位编舞家互为“镜像”的研究过程中,深化对二者舞剧创作风格的认识。其中同质性的研究有利于挖掘中国舞剧编舞家们共同的价值追求,探寻舞剧创作规律,是重要的可比性之一。然而,本论文着重强调在比较中发现研究对象的异质性。通过不同研究对象之间的差异性比较,来发现新价值与新关系,努力为艺术创作带来新视角与新观念,丰富艺术创作的多样性,并深化对舞剧艺术创作规律的认识,构建和而不同的艺术世界。在中国舞剧创作当前的发展状态下,对不同舞剧创作主体差异性的研究与倡导显得尤为重要。

二、匠心独运 着意创新（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匠心独运 着意创新（论文提纲范文）

（1）尤金·奥尼尔戏剧在现当代中国的接受和影响（论文提纲范文）

（2）清代湖湘医家温病学术思想之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3）明式几案类家具符号在现代设计中的应用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4）香港邵氏电影中的明清小说改编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5）“部编本”初中叙事散文读写结合教学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6）张艺谋电影对先锋小说的改编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7）清代烟草诗文中文人心态的演变（论文提纲范文）

（8）楹联书法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9）汉代诗歌研究史论（汉-清）（论文提纲范文）

（10）舒巧 门文元舞剧创作风格比较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四、匠心独运 着意创新（论文参考文献）

• [1]尤金·奥尼尔戏剧在现当代中国的接受和影响[D]. 李小刚. 山西师范大学, 2020(07)
• [2]清代湖湘医家温病学术思想之研究[D]. 张国松. 湖南中医药大学, 2020(02)
• [3]明式几案类家具符号在现代设计中的应用研究[D]. 郭雨佳. 北方工业大学, 2020(02)
• [4]香港邵氏电影中的明清小说改编研究[D]. 王凡. 山东师范大学, 2020(08)
• [5]“部编本”初中叙事散文读写结合教学研究[D]. 凌珍. 苏州大学, 2020(03)
• [6]张艺谋电影对先锋小说的改编研究[D]. 张丽雅. 信阳师范学院, 2020(07)
• [7]清代烟草诗文中文人心态的演变[D]. 邰弘灿. 南京师范大学, 2020(04)
• [8]楹联书法研究[D]. 周毅. 西南大学, 2019(05)
• [9]汉代诗歌研究史论（汉-清）[D]. 孔庆蓉. 陕西师范大学, 2019(08)
• [10]舒巧 门文元舞剧创作风格比较研究[D]. 侯文靖. 南京艺术学院, 2019(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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