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湖北处理两起记者被打事件（论文文献综述）
郑欣[1]（2020）在《张之洞对来华基督教之认识与应变研究（1882-1909）》文中指出晚清以降,西方各国不断扩大对中国政治、经济以及文化等各方面的侵略。基督教作为西方宗教文化的组成部分,亦跟随着列强的坚船利炮传播至中华各地。由于来华基督教的迅速传播,以及传教士对中国人民生活的积极参与和干涉,中国各地教案与人民反洋教斗争此起彼伏。张之洞在晚清长期担任地方督抚,与近代来华基督教的接触可谓非常频繁,由此形成了自己的涉教思想与实践。通过分析张之洞地方督抚任上与基督教的交涉实践,本文将张之洞对来华基督教的应变之策总结为:第一,协调保护各国官商民教。镇压会匪与反洋教运动;严禁匿名揭帖,打击谣言,捉拿造谣生事匪徒;保护商民教士的财产和人身安全。第二,审慎、持平地办理教案。查核案情,破除民教畛域之见,讯明严办民教交涉案件;秉公妥结教案,合理赔偿,理据兼备地拒绝外国领事和传教士、教民的无理索求;惩办保教不力的官员,严惩滋事民众;查阅教堂,筹办育婴,防止发生教案。第三,加强对基督教势力的合作与管理。一方面限制基督教传教士在华特权。禁止传教士借教案干涉中国内政,限制传教士在内地买地置业和设堂传教;拒绝传教士的无理要求。另一方面利用传教士的人脉和知识兴办洋务事业和举办新政。总而言之,张之洞对待基督教的思想认识以及应变政策处在不断变化之中,具有与时俱进、讲求实际的特点,发展趋势是由批判走向建设,忠君卫道的思想贯彻始终。透过张之洞涉教事务之思想与实践,不仅可以了解张之洞在不同时期应对基督教这一外来事物的思想与实践的转变与特点,而且可以对张之洞在中国近代史上的个人形象与影响有更深刻的认识。这不仅有助于理解代表的晚清上层人士、近代官绅面对外洋事物的思想转变和社会变革的心路历程,也可更好地认知张之洞与晚清政治、外交的关系。
刘雪依[2]（2020）在《人民网新闻报道中的女司机媒介形象研究（2013-2018）》文中指出近年来女司机频繁出现在重大舆论事件中,2013年昆明女司机撞死男婴引发众怒,2015年成都女司机被打事件快速掀起舆论浪潮,2018年重庆公交坠江事件中私家车女司机遭受广大网友攻击,女司机成了“马路杀手”的代名词,然而据2019年长沙、深圳、上海等交警部门发布的大数据显示女性交通违法和交通事故的比例均低于男司机。大众眼中的女司机形象与交警数据中的女司机形象的反差引发了笔者的研究兴趣。当前学术界关于女司机的研究多以内容分析法和问卷调查法相结合探究女司机的形象及成因,缺乏对女司机形象深层次的话语研究。为此,本文以女司机为研究对象,利用人民网站内检索功能,以女司机为关键词搜索到1854条标题中含有女司机的新闻,通过系统抽样法抽取了309篇样本作为女司机研究的语料库,采取内容分析法和话语分析法,分析了女司机的媒介形象及特点、建构策略及隐藏的价值观、形象生成原因五个问题。对人民网中女司机2013——2018年的新闻报道的研究发现,人民网对女司机的报道数量呈减少趋势,并在2018年达到最低;人民网使用了他者化和定型化的建构策略,进而塑造出刻板化、类型化的女司机媒介形象,即技术欠缺、违规抗法、无助受难的负面形象;这些形象呈现出了以负面形象为主、形象逐渐单一化、不同女司机群体的形象差异大的特征;人民网用被动语态、情态系统、转述引语、连贯标记的手段,有意识地强调和凸显女司机的负面形象,试图塑造出技术白痴、藐视交规、无助弱小的女司机形象,其背后体现的是人民网对女司机群体的扭曲和恶化,这种形象塑造与女性话语权旁落、集体无意识的作用、女性受压制的价值观密切相关。
马旭[3]（2019）在《流变、竞争与融合 ——中国控烟运动的媒介表征与数字媒介实践》文中研究表明中国的控烟运动自1979年进入政府议程,至今刚好40年。尽管中国政府早在2003年签署了世界卫生组织的《烟草控制框架公约》,但由于种种利益牵绊,控烟进程一直处于缓慢而渐进的状态中。以往研究中,通过对控烟政策的考察,发现中国控烟运动存在多元主体的相互博弈,是一场多方不情愿的运动;立足于健康传播学视角的研究则更多聚焦于控烟宣导的效果提升,对本土文化的牵制作用和个体心理基模的能动性有所忽略。本研究认为,促成控烟运动走向深远的关键因素是不同群体在健康认知和控烟行动上取得一致;即达成控烟的多元共识,从根本上弥合分歧,让控烟运动实现社会共治。所以,本文以达成控烟共识为出发点,引入社会表征理论,从社会表征的两个重要来源:媒体影响和社会互动入手,分别与媒介表征和数字媒介实践的核心要素相勾连,建立了由媒介表征呈现“表层共识”,即共识的结果;数字媒介实践中的主体互动反映“深层共识”,即共识的过程两个维度的分析链条,结合框架分析探讨达成控烟共识的过程、结果与机制。研究综合运用数据挖掘、基于LDA主题建模的框架分析、基于语料库的批判性话语分析、基于Plutchik情绪轮的细粒度情绪分析以及深度访谈等研究方法,探寻2003到2018十六年间反映在媒体表征中的“表层共识”;以及数字媒介实践中多元主体通过搜索、展演、参与等互动达成“深层共识”的过程。研究发现:（1）媒介表征中的控烟议题在时间、空间上分布不均衡;对不同主体的话语表征趋向固化,“表层共识”容易分化。烟草控制与烟草经营两种悖离的议题在我国的媒体报道中此消彼长,并在外力“拔河”下趋于平衡,长期共存。从全局来看,控烟报道在烟草大省和非烟草大省之间存在巨大反差,这种差异在中央级媒体的表达上得到了微妙的调和,但仍显示出控烟议题在中国境内不同区域具有不同的价值地位。通过行动者并置词的分析发现行动团体间存在话语的割裂与固化,这种路径依赖的现状正是因为控烟议题缺乏进入公共议程价值而造成的。（2）数字媒介实践的考察中,当控烟议题与网络公共事件勾连,进入公共视野,并在互动中形成一致的意见和情绪,便可成为聚合控烟“深层共识”的强势路径;但在其他数字媒介实践中控烟议题则容易失焦与圈层化。通过控烟志愿者微信群的观察和典型人群的访谈也印证了上述结论。（3）我国控烟运动所展现出来的媒介表征和数字媒介实践,存在着阻抑共识聚合、分化不同群体烟草表征认知的现象。不同群体间关于烟草的表征和控烟的共识存在着争议性和模糊性,网络空间关于控烟议题的互动与现实生活也存在差异,但可以通过不断的意见扩散和协商,争取控烟共识的最大公约数。在研究创新方面,本研究首先致力于转变健康传播的常规研究视角,提出了媒介表征、数字媒介实践与共识达成的理论机制模型,并借助框架理论进行了操作化补充;随后,将此理论模型在控烟运动研究中进行了演绎和总结,推演出控烟共识达成的媒介路径;最后,运用大数据分析方法和框架理论对海量数据文本进行分析,跳出了静态的结构分析,实现了对框架过程和情绪流变的呈现。
韩亚雄[4]（2019）在《舆情热点的联想叠加：模式、功能及局限 ——以近五年来国内12个系列热点事件为例》文中研究指明自媒体时代,舆情热点呈现出“碎片化”传播的特点,热点事件层出不穷,公众对单个热点的注意力稍纵即逝。然而,从近年来的网络舆情发展态势来看,网络舆情的发展早已脱离了单线型路径,即热点事件的舆情不再是孤立的、封闭的,而是多起“类事件”的舆情经过网民和媒体的主观关联后的“序列化”呈现,越来越频繁地产生舆情热点的联想叠加效应。本文拟采用案例研究的方法,搜集整理了近五年来十多个系列共80余起产生联想叠加效应的舆情热点作为案例,基于相关案例的综合分析对现有的舆情热点联想叠加模式进行拓展和完善,并在此基础上从议程设置理论的角度分析联想叠加的社会功能,并从认知和行为层面反思联想叠加的局限。本文从时间、空间、人物和议题内容四个层面探索舆情热点联想叠加的基本模式,时间、空间是联想叠加的外在形式,舆情热点中的人物和议题内容是联想叠加的内在逻辑。从时空模式的维度来看,发生在不同时间、不同地域的舆情热点,以时间为轴、空间为限可能产生不同路径的联想叠加模式,即联想叠加的时间模式和空间模式。时间模式以热点事件舆情的兴奋周期为界限,网民和媒体既可能在其舆情兴奋期内关联多起“类事件”舆情,产生横向的联想叠加,也可能在新生热点舆情的诱发下主动挖掘同类型事件的历史素材,激活网民相关集体记忆和情绪,产生纵向的联想叠加,当网民和媒体同时从共时和历时两个方向挖掘同类素材时即产生纵横向交织的联想叠加。同时段多起“类事件”舆情的集中爆发或不同时段历史素材的反复激活,都可能在媒介建构的“拟态环境”中形成规模效应,助长相关热点的舆情热度。空间模式即是以多起舆情热点发生发展的地域为限,相关舆情可能产生“异地联动”和“域内关联”两种不同路径的联想叠加模式。“异地联动”模式下发生在不同地区的热点事件的舆情在网络空间中发生舆情共振,可能使几起孤立的地区性事件舆情发展成为全国性事件;“域内关联”模式下网民和媒体主观关联一定区域内（通常为省、市）的多起负面舆情,可能引发“地域黑”,导致地方媒介形象的崩塌甚至是公众对地方政府的不满。从舆情热点中的人物和议题内容的维度来看,舆情热点往往围绕相同的事件主体、主题以及情绪展开舆情的联想叠加,形成围绕事件主体的联想叠加、主题关联型联想叠加以及情感动员型联想叠加。舆情热点的联想叠加可能在网民认知、媒体议程和政府政策等层面产生影响,对这种影响应该从积极和消极两个方面来看待。因此,本文在对近年来相关案例进行综合分析的基础上总结舆情热点联想叠加的社会功能并对其局限做出反思。一方面,从议程设置理论出发,探讨联想叠加在舆情热点进入公众议程、媒介议程和政策议程这一线性过程中的作用,认为舆情热点的联想叠加不仅更能聚焦社会问题本质,促使网民深刻认知与反思,还能够起到强大的舆论监督功能,推动相关议题进入政府的政策议程,倒逼政府采取行动有效解决社会问题。另一方面,从认知和行为两个层面反思联想叠加可能带来的负面影响,认为舆情热点的联想叠加使“类事件”舆情在网络空间集中呈现,在媒介建构的“拟态环境”中形成规模效应,容易使人们把偶然的、个别的事件当作是“常态”,在认知层面带来恐慌和偏见,甚至导致“类情绪”淤积,从而放大社会风险;在行为层面产生矫枉过正的过度反应以及不良示范效应,在现实生活中引发模仿行为和恶性循环。
石立春[5]（2019）在《当代中国网络民粹主义思潮研究》文中研究说明强化当代中国网络民粹主义思潮的专门研究,既是关注现实社会状况、汲取历史经验教训的客观要求,又是立足当前民粹主义基础理论研究薄弱、深思重大理论问题的题中之义。网络民粹主义思潮研究工作的系统开展,从学术意义上来说,有助于提升人们对网络民粹主义认知的系统性与全面性,进一步丰富发展民粹主义基础理论研究,乃至于社会思潮的理论研究;从实践层面上来说,有助于网络民粹主义疏导工作实效性的提升,助推国家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从而为全球治理能力提升提供经验借鉴。当前,网络民粹主义思潮呈现出激流勇进的演绎态势,这与国内外大环境密切相关:民众政治参与觉醒中责任问题备受关注、社会转型期利益表达频现底层抗争、网络时代政治传播滋生社会焦虑,以及全球政治右倾发展加剧民主危机等。当代中国网络民粹主义思潮的爆发,以酿发舆情危机为主要表现形式,大致可以将1994—2009年视为以贴吧、博客等为主要载体的舆情爆发阶段,将2009—2012年视为以微博为主要载体的民众狂欢阶段,将2012年11月党的“十八大”以来视为新时代公民政治心态民粹化阶段;可以划分为贫富对抗（如“杭州飙车案”,2009）、官民对立（如“我爸是李刚案”,2010）、反智主义（如“复旦大学黄山门”,2010）、底层叙事（如“夏俊峰案”,2011）、裹挟爱国主义（如“反日保钓游行”,2012）以及环境保护（如“什邡钼铜事件”,2012）六种类型的网络民粹事件。不同阶段的网络民粹事件呈现出不同的演绎态势,不同类型的网络民粹事件具有着不同的演绎特征。从诱发要素上来说,经济、政治、社会、文化、生态文明建设、党的建设等诸多领域复杂矛盾的持续浇灌,是网络民粹主义思潮生发的前提与基础;部分民众在社会进步中迷失信仰、在物质丰裕中失去幸福、在追求理性中集聚戾气、在感恩时代中滋生怨恨,成为网络民粹主义思潮生成、演绎的重要因素。从时代表征上来说,在诱发因素维度,坚守利益争夺为核心的问题导向、重点关注以公平为基本价值取向的社会中下层问题,是民粹主义在当代中国深度演绎的首要特征;在叙事方式维度,强调舆论审判为代表的抗争叙事、实现道德情感主义式的群体认同与大众狂欢,是民粹主义在当代中国不断演绎的重要表现;在社会影响维度,衍生情绪发泄相伴随的网络暴力、诱发阶层鸿沟与社会撕裂,成为民粹主义在当代中国持续演绎的又一特征。网络民粹主义思潮在关注弱势群体、强化网络监督以及提升公民政治素养等方面,具有一定的正面价值。但是,相对于其正面价值,网络民粹主义思潮激流勇进所带来的重大社会危害,更应引起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网络民粹主义思潮以底层、哄客、对抗叙事为演绎手法,将矛头直指官员、富人、警察以及专家学者,与民主法治精神背道而驰,必然构成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培育与践行工作的严重干扰,消解社会精英权威,诱发政府公信力失范危机;网络民粹主义思潮对掌握社会资源精英群体的仇视,形塑出对官员、富人、警察、专家等群体的“仇+”心理,对普通人生活的浪漫化描述以及普罗大众崇拜,与民族主义相合流的极端演绎态势,势必进一步助长社会上的暴戾之气,极易诱使民众在形塑极化心理中走向零和博弈,背离社会理性平和的发展方向;网络民粹主义思潮对二元对立话语方式的推崇,将进一步深化社会阶层间的信任危机,激化民众间的阶层对立情绪,势必进一步拉大社会阶层间的隔阂,诱发社会分裂;网络民粹主义思潮对“均贫富”观念的推崇,误导民众将共同富裕与平均富裕、同步富裕,共享发展与平均发展、齐步发展相等同,主张通过对内“清算原罪”、对外“清理外资”来实现共享发展,实则是对实现共享发展方式的错误选择,鼓动非理性、非法治式的共享发展,破坏社会秩序、损害法律权威,必将动摇当代中国共享发展之基、危及共享发展之路。鉴于网络民粹主义思潮是民粹主义全球性泛滥与区域本土化进程在当代中国的具体表现,疏导网络民粹主义思潮尚需借鉴参考国外应对民粹主义的经验教训。在苏俄,列宁采取“以激进对激进”,实现社会民主党的社会革命党化,保持一种革命姿态走在民粹主义前列,迅速获取广大民众的支持,最终在十月革命中掌握了政权。但是,苏俄应对民粹主义的教训又是惨痛的,社会民主党依靠比社会革命党更激进的革命策略,赢得革命胜利,但胜利之后,未能及时清算激进革命策略带来的负面影响,反而继续推行更加激进的方针、策略,导致苏俄在“激进→更激进”的道路上积重难返,最终深受斯大林模式消极因素所害而沉疴难愈,这实质上是前苏式马克思主义对民粹主义斗争的失败。在拉美地区,以庇隆主义为代表的民粹派领袖,以民粹主义对抗民粹主义,采取迎合底层民众、短期效益良好的民粹式政治经济策略,往往能迅速赢得广大城市劳工的支持,但是,这种“寅吃卯粮”、“涸泽而渔”的政治经济政策,使得国家逐渐陷入政治、经济恶性循环之中,深陷“中等收入陷阱”而难以自拔。在中东欧地区,匈牙利等国家在社会剧烈变迁进程中,承继本国政治文化传统,契合经济社会实际状况,形成了劣质但能抵御危机的民主体制,成功规避了类似于拉美民粹型威权独裁统治的生成,这也可视为应对民粹主义的成功经验,虽然东欧剧变的历史教训并不值得我们学习、借鉴,但其应对民粹危机的方式,仍值得我们多加参照。基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已步入新时代的历史定位,疏导网络民粹主义思潮,必须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切实践行人民主体思想,提高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防御性与竞争力、权威性与吸引力,立足新时代社会主要矛盾,持续提升人民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引导民众形塑对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价值认同,从而在消解网络民粹主义利益诉求中彰显社会公正。当前,人们需要立足于当代中国社会转型的发展阶段,坚持历史性与时代性相统一,正视网络民粹主义思潮生成的必然性与存续的长期性,基于世界民粹史纵向审视、基于全球视野横向对比,认识到网络民粹主义思潮的疏导是一项长期、艰巨的工作;需要坚持理论研判与技术甄别相结合,强化对网络民粹主义思潮的科学研究,实现对网络舆情中民粹元素的精准识别、对网络民粹主义思潮演绎态势的跟踪分析,从而为网络民粹主义思潮疏导工作提供有力支撑。当代中国网络民粹主义思潮的疏导,需要始终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强化公民教育,培育负责而又积极的新时代公民,强化公民社会心态引导工作,助推公民理性参与政治意识与能力的提升,实现公民网络政治参与的理性化;聚焦社会问题,坚持以民生政治为基本导向的发展战略,着力解决易于诱发网络民粹事件的社会问题,尤其是重点清理易于引发公权力质疑的相关问题,畅通新时代民众利益表达渠道,充实人民获得感、保障人民幸福感、增强人民安全感,进一步压缩网络民粹主义思潮的生成空间;明晰共享发展的科学内涵,抵制网络民粹主义思潮对共享发展理念的干扰,从而在坚持共享发展、彰显社会公正中稳步提升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推进新时代网络治理的法治化、规范化,提升治理实效性,消解网络空间的暴戾之气、形塑风清气正的网络空间,为网络民粹主义思潮的疏导营设良好环境。
冯淑闲[6]（2019）在《中国“记者节”媒体人言论表达变迁研究（2000-2018）》文中研究表明从2000年国务院正式批复并同意将中国记协的成立日11月8日定为记者节至今,记者节已经走过19个年头。“记者节”设立的意义除了保障记者的权益、凸显职业重要性外,它更为新闻从业者提供良好的公共讨论平台,使其能够围绕新闻产品、新闻生产过程中的“专业技能、行为规范、评判标准”和新闻“伦理”、“信念”等专业问题进行专业讨论,这不仅促进了新闻界共识的凝聚和新闻价值观的构建,还推进中国新闻业的专业化和职业化进程。随着媒介技术的发展,传统媒体日渐沦陷,记者的“权威性、神秘感甚至使命价值”被颠覆,传统媒体机构和职业媒体人存在的正当性基础遭受冲击,媒体人的价值观念、情感呈现出明显的变化。媒体人记者节言论表达是关注记者职业角色、规范和新闻理想的生动素材,本文对2000年记者节成立至今,共19个记者节的媒体人节日言论表达进行历时性研究,以发现从媒体黄金时代走来的媒体人在经历媒体融合、转型,到媒体寒冬的过程中,职业理念、媒体图景的变迁,并由此展现中国职业媒体人的职业沉浮及新闻行业发展轨迹。本研究对收集到的652个节日言论表达进行内容分析和话语分析,从表层来看,随着自媒体平台的出现,媒体人言论表达数量明显增多,而管理层、行业精英的依然是记者节话语的主要写作方,媒体人的关注话题从新闻本身逐渐延伸到媒体人生存、出路的问题。从中层来看,中国新闻人的记者节话语实践实际上就是“新闻理想话语”实践,新闻理想基于不同的媒体环境被不断地被调整和建构,总体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为2000——2007年新闻理想的象征式继承和意义赋予期;第二阶段2008——2012年突发事件报道加快“职业化”、“专业化”时期;到2013——2018年为媒体人价值困境和新闻使命感的重构期。媒体人在这三个阶段随着市场环境、政策环境、媒介技术环境的变化不断调整“理想”的构建策略,分别通过“继承/传承”新闻理想、揭发社会问题、介入社会监督,构建存在感、运用多种话语策略性地坚守固化的新闻理想等策略获得言说合法性、文化权威。然时易势迁,基于个体存在而阐发的“理想情怀”跟不上社会变迁,基于集体主义存在的理想形式——新闻使命感成为主流的新闻理想。
郝雅立[7]（2018）在《媒体新闻建构对公共冲突及其治理的影响研究》文中研究说明公共冲突是事关公共利益、涉及公共事务的冲突。在当前的公共冲突治理中,虽然意识到新闻议题对于冲突及其治理的重要性,但缺乏对新闻建构的认识,缺少对新闻建构层次的分析,对新闻议题框架的作用方式和条件要求缺乏深刻的理解,只采取简单的压制或强化方式,却往往强化了一些新闻议题框架的负面影响,弱化了一些新闻议题框架的正面影响,造成公共冲突治理中新闻建构功能发挥的不合理。在媒介化社会时代,公共冲突及其治理对新闻信息的依赖日显强烈。公共冲突的爆发、升级和扩散需要有能够引发公共冲突的信息,需要新闻信息在关键人群中传播,需要较迅速的传播速度,需要信息内容能够引发公众的对立和共鸣,还需要新闻信息的持续供给。公共冲突治理也需要有助于冲突平息、化解、转化的信息,需要新闻信息对关键人群产生影响,并能够被广泛接受,需要引发对抗的信息不断消减等。以互联网为代表的现代媒体技术的发展更好地满足了公共冲突及其治理对新闻信息的需求,强化了公共冲突及其治理对新闻信息的依赖。公共冲突及其治理对新闻信息的依赖要求发挥新闻建构的合理功能。新闻信息是媒体对社会事件的建构性产品,媒体的新闻建构多集中于公共领域中具有争议性、冲突性的社会事件。从结构分析来看,媒体的新闻建构包括表层建构和深层建构两个层次。新闻的表层建构主要是报道形式的建构,即新闻信息内容的主题选择、内容编排、叙述形式和态度倾向等;新闻的深层建构主要是议题框架的建构,即媒体新闻信息的提供方式及其为受众提供的看待问题的视角、思路和评判标准。媒体通过对社会事件的双层建构影响冲突主体对冲突事件的认知、情绪、评价和行动意向,从而左右公共冲突发展进程及其治理效果。根据新闻建构对公共冲突及其治理的功能,新闻建构方式可分为:“挑火式”“灭火式”“化解式”和“转化式”四种类型。它们分别对公共冲突的潜在期、爆发期、升级期和平息期产生不同性质的影响,为公共冲突的治理设置障碍或提供机遇。新闻建构作用的发挥依赖于社会背景条件、媒体条件、受众条件和传受匹配条件。可以通过改变这些作用条件,使媒体新闻建构与公共冲突治理需要相契合,进而充分发挥新闻建构对公共冲突治理的正面功能,并使其负面功能受到相应的抑制和转化。
陈国军[8]（2017）在《涉警舆情危机传播中的形象修复研究 ——以深圳三起舆情危机事件为例》文中研究指明网络时代背景下,涉警舆情危机极易成为媒体关注对象,并总能聚焦社会目光,警方的执法形象和权威性因此会受到严重挑战。公安机关在涉警舆情危机中如何有效进行危机传播,关系到警方形象的维系与修复,进而影响到公安工作的有序开展与社会的稳定性。本研究通过对不同类型的涉警舆情危机个案进行研究,分析警方在危机传播的不同阶段如何进行形象修复,并尝试探讨在中国文化语境下不同类型涉警舆情危机所采用策略的侧重与适用性。本论文的主要研究方法为案例研究法、文献分析法、访谈与观察法。案例研究法以近年来与深圳警方相关的三起涉警舆情危机为研究个案,并以班尼特的形象修复理论为理论框架,分析在上述事件中,深圳警方在危机传播过程中所采用的形象修复策略。文献分析法上,本研究通过对警方发布的相关通稿、微博、内部资料以及媒体相关报道的搜集分析,考察警方的形象修复手段与媒体效果。访谈与观察法上,本研究将结合对广东省公安厅、广州市公安局、佛山市公安局宣传部门相关负责人所进行的半结构式深度访谈,以及在实习过程中参与舆情搜集和新闻发布会的协助工作,更加深入地观察了解警方信息传播与舆情应对的工作流程与规范等情况。研究发现,形象修复应当贯穿在危机预警、危机处置、危机恢复的各个阶段。在不同类型涉警舆情危机中,形象修复策略的使用侧重与优先会有所区别。另外,不同的文化维度也会对特定形象修复策略的使用效果产生影响。形象修复理论各策略之间存在一定联系,公安机关需根据不同的危机情境合理搭配使用不同策略,从而达到更有效的形象修复效果。
付琳[9]（2017）在《人肉搜索：流动态社会权力的运作及其规范化路径》文中认为“人肉搜索”作为一种社会现象,在反复发生与运作模式建构中,逐渐生成了独特的控制力与威慑力,而具备了社会权力要素表征。为此,本文是基于权力发生学和功能理论的特定视角,对“人肉搜索”现象中所蕴含权力来源及其合法性生成机制,权力影响力生成及其消解机制、权力的秩序构建机制与重塑功能等,进行深度的解剖与分析,进而探索权力的多样性、权力的主体间性、以及网络时代的多元权力在秩序构建与重建中的重要功能,并对多元权力的制度规制提出了可能的方案。基于庞大规模的互联网普及,除互动与信息获取外,人们的生活方式、思维和价值观念等,在虚拟和现实的交互作用下,更易于交融、联结。现实世界中价值判断的模式和尺度,也转移至互联网空间中,再经由传播和影响,逐渐成为个体行动的共同标尺,呈现出价值判断标尺的趋同性。直观体现标准趋同的典型现象是“人肉搜索”,其在生成十余年的时间里,已经成为了一种可以制约他者并促进自我约束的事物,既具有可被描述的内在规律,又具有普遍性。研究表明,“人肉搜索”本质上并不是一种侵权行为,不以侵犯权利为意图、目的、方式,而可能是一种社会权力运作的工具,特别是它基于对一种“规则”的认可和维护,辅以对个体权利的普及化认知,会益发呈现出“合法”运行的秩序特征。本研究立足权力理论中权力关系的构成要素和运行机制,将实际发生的控制作用界定为一种权力的表现形式,并在类型学上将其归类为社会权力。事实上,有意且有效实施的“影响”,即符合权力特性,且在“控制”倾向上与公权力主体的目的具有一致性。社会权力实施的“控制”行为,在更大意义上具有私力救济性,它以个体的、集体的、甚至社会的权利为联结和生成的正当性来源。基此,本文调查并分析了十余年来产生过重大影响力的“人肉搜索”事件,并在上述权力分析框架下,对“人肉搜索”的社会权力属性、主体间性、权力关系转换、秩序构造与重建等问题进行了深入研究。第一,“人肉搜索”影响力的产生,始于“共在化”的参与者对“公认”规则的维护,进而成为冲突场域恢复秩序的“共权”工具。以往对“人肉搜索”的研究,较多地是基于权利保障视角,认为它是一种非法的或者不当的侵权行为;然而,“人肉搜索”实则为一种意在实施“控制”的社会权力“显在化”的运行机制,并在冲突中进行一定的意义建构。而这个意义建构,无疑需要建立在参与者广泛认同的基础上,是对“人肉搜索”对象“违背”某种“公认”规则的否定评价和惩罚性“控制”,是在冲突场域中力图进行秩序自我恢复的即时性工具。第二,人肉搜索的发起条件中蕴含意义建构的“价值”基础和参与者内心所认同的“正当性”,并在个体所保留的权利中生成权利联结并形成权力作用。自由权利与自由联结的权利可以衍生出控制力,用以抵抗对自我权利、他人权利和社会的权利,以及社会秩序造成的侵害,故而社会权力以自由权利和自由联结的权利为正当性赋值,社会权力主体获得了控制力的依据,也同时实现了“主体性”的获取。作为临时性的共权载体,社会权力流动作用于临时性的冲突事件,直至其平息并恢复原有的社会秩序与常态的社会关系,这是社会权力的价值有效性体现。社会权力的影响生成路径既包括单向进行、多向流动,也可能包括非合理性的扩张。第三,在网络时代,社会权力的来源日益呈现出多样性,它立足于社会合法性,而不仅仅局限于国家合法性。社会权力来源的多样性,决定了社会权力影响形式的庞大数量;社会权力来源的分散化、自组织甚至无组织,决定了社会权力难以确定性地被约制。由于联结权的自由度,社会权力的参与者在不同的权利联结、权利救济、权力核心维护的目的驱动下行动。“人肉搜索”作为社会权力运作工具,被社会权力主体选择,即是基于道德性在不同形式、人数、表达方式等多重联结使然。选择此种工具的目的与涉及的社会规则、目的、意义建构的趋向呈现多重关联的同一性,在其表现出的影响力当中,吸纳大量个体的参与,使权力关系的广延性扩展。“共在化”过程生成的“众在”主体,形成了广延性的行为“指引”,并经由被搜索对象在此过程中的压力感知而达成“控制”目的,展现出庞大的行为“矫正”能力。“人肉搜索”作为网络时代的新兴“控制”机制,演绎着社会权力的多种形式和多样价值,在流动态的社会权力运作中持续获得合理性作为其行动“正当”的来源,对公权力制约和私权利保护、以及社会秩序的解构与重建等产生重要的影响。社会权力的主客体关系呈现着明确的主客体同一性特征,“人肉搜索”建基于主体性的平等联结,客体在当下的此在中是具有相对性的存在方式,而并不会剥夺主体性的实然状态。但“人肉搜索”为代表的社会权力工具,始终在合法性上存在天花板效应,转而只能以社会合法性来应对国家合法性,形成复杂的官民博弈。第四,社会权力强度存在变化区间,其最大值是“共在”主体可选择的、具有有效性的、一切领域内的权力形式总和,而公力救济途径、个体权利的法定保证也是对社会权力强度的正式法定限制。权力强度的可变性与“共在”主体人数、影响力波及范围、具体采用形式、所涉规则重要程度相关,特别是相对客体——被搜索对象,对规则的违背程度更会促使权力强度递增。当一个个体认为某个人触犯了某种规则,会依据该规则是否在法律规则之内,而做出是否使用公力救济的判断,如果该项规则属于法律规则外的社会规则,其决定通过劝导直至惩戒等不同程度的私力方式,试图对其施加影响时,实际上实践的是其扞卫这种社会规则的权利。权力的强度也说明了权力的扩张性本质,而权力为了实现其目的——更便捷更有效地快速实现,极有可能在其权力关系维度上实施扩张。第五,互联网为现代性的权力关系迈入主体间性权力关系模式提供了技术支持,但存在授权性和规范性的双重缺失。基于主体间性,权力构成了主体共有的关系,主体之间包容而互控,取代了主客体关系的控制模式,也将逐渐取代主体地位差别。但在“权力”的形式与方式上,依照各主体权利限度的划分生成流动边界。社会权力及其表现形式自创生出一定的流动边界。公权力主体——国家权力所行使的国家强制力以私权利的边界为限度;社会权力主体——社会中的个体权力以法定权利和法定权利实现方式为限度。基此,在“虚拟-现实”共在的权力结构中,对“人肉搜索”甚至对以其为代表的社会权力运作工具,就不能仅仅凭借公权力来进行单方打压,而应当从公权力与社会权力的合作、互构与互控的主体间性权力关系模式中考虑,补充社会权力的正当性依据,给予合法性向度下的授权和监督,适时转换为主体间性的互控,进而实现对社会权力的理性规制和公共秩序的平衡构建。
吴丹玮[10]（2017）在《医患舆情在微博中的演化机制与影响研究》文中提出互联网时代的到来,给人们的生活带来了巨大的影响,微博等新媒体改变了以往由传统媒体引导各类事件舆论的局面。当今社会,医患舆情是热点舆情的组成部分,对社会的稳定也有着重要影响。微博为社会各阶层的人提供了发声的机会,医患事件被发布在该平台上后,舆情的演化也出现了许多特征,但我们也发现有时因为相关部门的处置不当,造成微博上的医患事件演变成了大的公共事件,对构建和谐的医患关系产生了不良影响。本文研究了微博中一些医疗纠纷的案例,并分析其演化过程的相关问题,研究发现医患舆情在微博的演化过程中,传统媒体、意见领袖以及其对医患关系的影响,同时也发现了部分医院的舆情处置机制不完善;部分媒体的报道不客观真实;政府有关部门的监管有所缺失等问题。文章的第一部分是对舆情、医患舆情的概念及选取样本情况进行分析;第二部分是对医患舆情在微博中的构成要素进行探究,即微博中医患舆情的传播者、传播特点、微博用户对医患事件的心态特征和医患舆情在微博中的呈现及与客观现实的差异;第三部分是本文的重点,即对医患舆情在微博中的演化机制进行分析,分别从演化要素、产生路径、演化过程和演化特点这几个方面进行深入研究;第四部分将对医患舆情在微博中演化过程中,传统媒体和意见领袖对其产生的影响和它对医患关系所产生的影响以及社会公共治理方面进行探究,以期为医患事件涉及到的部门及个人带去有参考价值的东西。
二、湖北处理两起记者被打事件（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湖北处理两起记者被打事件（论文提纲范文）
（1）张之洞对来华基督教之认识与应变研究（1882-1909）（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选题缘由及意义 |
| 二、相关概念与时间之界定 |
| 三、学术史回顾 |
| 四、资料来源及研究方法 |
| 五、创新之处 |
| 第一章 中法战争前的张之洞与基督教 |
| 第一节 词臣学使时期对基督教的初步认识(1863—1881) |
| 第二节 巡抚晋省时期对基督教的进一步认识(1882—1884) |
| 第二章 两广总督张之洞与基督教(1884—1889) |
| 第一节 中法战争期间张之洞的防患之策 |
| 第二节 中法战争后张之洞的民教治理之策 |
| 第三章 张之洞总督湖广前后涉教实践与思想(1889—1907) |
| 第一节 十九世纪九十年代的张之洞与基督教之交涉 |
| 第二节 二十世纪初的张之洞与基督教之交涉 |
| 第三节 分析 |
| 第四章 张之洞对来华基督教之思想认识与应变方法评析 |
| 第一节 张之洞对来华基督教之认识态度与应变方法的主要内容及特点 |
| 第二节 张之洞对来华基督教之认识态度与应变方法的两次转变 |
| 第三节 张之洞涉教事务之思想与实践的影响与评价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在校期间发表的论文 |
| 后记 |
（2）人民网新闻报道中的女司机媒介形象研究（2013-2018）（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研究问题 |
| 二、研究对象的选择 |
| 三、理论解释框架 |
| 四、研究方法 |
| (一)内容分析法 |
| (二)话语分析法 |
| 五、文献综述 |
| (一)女司机的研究概况 |
| (二)媒介形象的研究概况 |
| (三)研究述评 |
| 第一章 何为女司机的媒介形象 |
| 第一节 相关概念的界定 |
| 一、女司机 |
| 二、媒介形象 |
| 第二节 女司机媒介形象的操作化 |
| 一、基本信息的编码规则 |
| 二、文本分析的编码规则 |
| 三、话语实践的编码规则 |
| 第二章 人民网对女司机的报道情况描述 |
| 第一节 人民网关于女司机的报道形式 |
| 一、新闻发布时间 |
| 二、新闻篇幅和新闻体裁 |
| 三、新闻形式 |
| 第二节 人民网关于女司机报道的内容特征 |
| 一、报道中的女司机类型 |
| 二、报道倾向性 |
| 三、报道主题 |
| 第三节 女司机媒介形象的多重因素比较 |
| 一、不同时期的女司机形象 |
| 二、不同车型的女司机形象 |
| 三、不同国别的女司机形象 |
| 第三章 女司机形象在人民网报道中的话语表征 |
| 第一节 女司机形象的文本分析 |
| 一、被动语态 |
| 二、情态 |
| 第二节 女司机形象的话语实践分析 |
| 一、互文性 |
| 二、连贯性 |
| 第四章 人民网对女司机形象的建构逻辑 |
| 第一节 人民网报道中女司机形象的特征 |
| 一、以负面形象为主 |
| 二、形象逐渐单一化 |
| 三、不同女司机群体形象差异较大 |
| 第二节 人民网对女司机形象的建构策略 |
| 一、他者化策略 |
| 二、定型化策略 |
| 第五章 人民网对女司机形象建构的动因 |
| 第一节 历史文化因素 |
| 第二节 集体无意识的作用 |
| 第三节 女性话语权的旁落 |
| 结论与讨论 |
| 一、主要结论 |
| 二、讨论与不足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
| 攻读硕士学位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 |
| 致谢 |
（3）流变、竞争与融合 ——中国控烟运动的媒介表征与数字媒介实践（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 stract |
| 1 绪论 |
| 1.1 研究缘起 |
| 1.2 研究关键概念界定 |
| 1.3 从表征到共识的媒介研究路径 |
| 1.4 研究思路和方法 |
| 1.5 研究意义 |
| 2 文献综述 |
| 2.1 中国控烟运动的历程 |
| 2.2 国外有关控烟运动的研究 |
| 2.3 国内跨学科视角下有关控烟运动的研究 |
| 2.4 文献评述与研究问题提出 |
| 3 媒介表征:基于历时、全局、主体性的考察 |
| 3.1 研究对象的选取和处理 |
| 3.2 时间脉络 |
| 3.3 社会变迁与关键事件 |
| 3.4 地域差异 |
| 3.5 媒介表征下的行动者框架 |
| 3.6 本章小结 |
| 4 数字媒介实践:基于实践画像的考察 |
| 4.1 数字媒介实践的类型 |
| 4.2 搜索: 媒体聚焦与用户关注的偏离与重合 |
| 4.3 展演: 热门话题的表达实践 |
| 4.4 “劝烟”网络公众事件的聚类 |
| 4.5 参与: 网络公众事件中的表征流动与情绪竞合 |
| 4.6 补充与验证 |
| 4.7 本章小结 |
| 5 结语 |
| 5.1 控烟议题的共识机制 |
| 5.2 反思: 共识达成的媒介路径 |
| 致谢 |
| 参考文献 |
| 附录一: 五类主体高频并置词 |
| 附录二: 2009-2018影响力排名前50热门微博 |
| 附录三: 2016-2018新浪微博“劝阻吸烟”媒介事件汇总 |
| 附录四: 深度访谈引导问题 |
| 附录五: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发表的论文目录 |
（4）舆情热点的联想叠加：模式、功能及局限 ——以近五年来国内12个系列热点事件为例（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英文摘要 |
| 1 导论 |
| 1.1 研究缘起 |
| 1.2 研究背景 |
| 1.3 研究意义 |
| 1.3.1 理论意义 |
| 1.3.2 现实意义 |
| 1.4 联想叠加概念的追溯、界定和辨析 |
| 1.4.1 舆情热点的生命周期研究 |
| 1.4.2 舆情热点的关联、衍生 |
| 1.4.3 序列化呈现 |
| 1.4.4 联想叠加概念的界定 |
| 1.4.5 相关概念辨析 |
| 1.5 研究方法 |
| 1.6 创新之处 |
| 2 联想叠加的基本模式 |
| 2.1 时间模式 |
| 2.1.1 横向联想叠加 |
| 2.1.2 纵向联想叠加 |
| 2.1.3 纵横向交织的联想叠加 |
| 2.2 空间模式 |
| 2.2.1 “异地联动”模式 |
| 2.2.2 “域内关联”模式 |
| 2.3 人物模式 |
| 2.3.1 推及群体的横向关联 |
| 2.3.2 聚焦个体的纵向挖掘 |
| 2.4 议题模式 |
| 2.4.1 主题关联型联想叠加 |
| 2.4.2 情感动员型联想叠加 |
| 3 联想叠加的功能及局限 |
| 3.1 联想叠加的功能 |
| 3.1.1 公众议程的长效“聚光灯”功能 |
| 3.1.2 政策议程督促政府积极作为 |
| 3.1.3 制度层面促进法治进步 |
| 3.2 联想叠加的局限 |
| 3.2.1 “规模效应”造成社会恐慌 |
| 3.2.2 认知定势带来偏见和地域歧视 |
| 3.2.3 行动层面的“矫枉过正”和负面示范 |
| 4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
| A.作者在攻读学位期间发表的论文 |
| B.学位论文数据集 |
| 致谢 |
（5）当代中国网络民粹主义思潮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绪论 |
| 1.1 选题的缘起与意义 |
| 1.1.1 选题的缘起 |
| 1.1.2 选题的意义 |
| 1.2 选题的研究脉络与文献综述 |
| 1.2.1 研究脉络 |
| 1.2.2 研究现状 |
| 1.3 研究思路和主要内容 |
| 1.3.1 研究思路 |
| 1.3.2 研究内容 |
| 1.4 研究方法与预期创新 |
| 1.4.1 研究方法 |
| 1.4.2 预期创新 |
| 第2章 民粹主义的理论解读 |
| 2.1 民粹主义的概念测量与类型学划分 |
| 2.1.1 民粹主义的概念与测量指标 |
| 2.1.2 民粹主义的类型学划分 |
| 2.2 民粹主义的滋生土壤 |
| 2.2.1 发达国家社会治理的危机 |
| 2.2.2 后发国家（地区）转型发展的产物 |
| 2.3 民粹主义的理论渊源 |
| 2.3.1 中国民粹主义的历史迹象 |
| 2.3.2 西方政治思想的理论浇灌 |
| 2.4 马克思主义对东方社会发展中民粹主义难题的回答 |
| 2.4.1 马克思、恩格斯关于俄国社会发展道路特殊性的考察 |
| 2.4.2 恩格斯与特卡乔夫的论战 |
| 2.4.3 普列汉诺夫对民粹主义的批判 |
| 2.4.4 列宁对自由派民粹主义的批判 |
| 2.4.5 毛泽东对民粹主义的批判 |
| 2.4.6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对东方社会发展中民粹主义难题的解答 |
| 第3章 当代中国网络民粹主义思潮生成背景与演绎样态 |
| 3.1 当代中国网络民粹主义思潮的生成背景 |
| 3.1.1 政治参与觉醒中民众责任备受关注 |
| 3.1.2 社会转型期利益表达频现底层抗争 |
| 3.1.3 网络时代政治传播滋生社会焦虑 |
| 3.1.4 全球政治右倾发展加剧民主危机 |
| 3.2 当代中国网络民粹主义思潮的演绎历程 |
| 3.2.1 基于演绎载体变迁的阶段划分 |
| 3.2.2 网络民粹事件典型案例评析 |
| 第4章 当代中国网络民粹主义思潮诱发要素与时代表征 |
| 4.1 当代中国网络民粹主义思潮的诱发要素 |
| 4.1.1 社会矛盾的深度浇灌 |
| 4.1.2 社会焦虑的持续诱发 |
| 4.2 当代中国网络民粹主义思潮的时代表征 |
| 4.2.1 利益争夺为核心的问题导向 |
| 4.2.2 舆论审判为代表的抗争叙事 |
| 4.2.3 情绪发泄相伴随的网络暴力 |
| 第5章 当代中国网络民粹主义思潮的社会影响 |
| 5.1 当代中国网络民粹主义思潮的正面价值 |
| 5.1.1 关注弱势群体 |
| 5.1.2 强化网络监督 |
| 5.1.3 提升公民政治素养 |
| 5.2 当代中国网络民粹主义思潮的社会危害 |
| 5.2.1 冲击主流意识形态话语权,解构社会精英权威 |
| 5.2.2 助长暴戾之气,背离社会理性平和发展方向 |
| 5.2.3 加剧阶层对立,诱发社会分裂 |
| 5.2.4 混淆视听,干扰共享发展大局 |
| 第6章 当代中国网络民粹主义思潮的可鉴经验与疏导原则 |
| 6.1 国外疏导与消解民粹主义思潮的经验教训 |
| 6.1.1 苏俄:以革命姿态走在民粹主义前列 |
| 6.1.2 拉美:以民粹主义对抗民粹主义 |
| 6.1.3 中东欧:能抵御危机的低质民主体制 |
| 6.2 当代中国网络民粹主义思潮的疏导原则 |
| 6.2.1 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 |
| 6.2.2 坚持历史性与时代性相统一 |
| 6.2.3 坚持理论研判与技术甄别相结合 |
| 第7章 当代中国网络民粹主义思潮的疏导策略 |
| 7.1 推进公民教育,提升民众政治参与能力 |
| 7.1.1 塑造负责而又积极的公民 |
| 7.1.2 公民理性平和心态的形塑 |
| 7.1.3 公民网络政治参与的理性化 |
| 7.2 聚焦社会问题,畅通新时代民众利益表达渠道 |
| 7.2.1 坚持以民生政治为基本导向的发展战略 |
| 7.2.2 着力解决以公平为基本价值取向的社会中下层问题 |
| 7.2.3 畅通新时代民众利益表达渠道 |
| 7.3 坚持共享发展,彰显社会公平正义 |
| 7.3.1 明晰共享发展的科学内涵,消解网络民粹主义思潮发展理念的误导 |
| 7.3.2 健全共享发展的实现机制,抵制网络民粹主义思潮发展方式的干扰 |
| 7.3.3 夯实共享发展的秩序之基,抵制网络民粹主义思潮非理性倾向的侵蚀 |
| 7.4 强化网络社会协同治理,形塑风清气正的网络空间 |
| 7.4.1 推进网络治理的法治化 |
| 7.4.2 实现网络治理的规范化 |
| 7.4.3 提升网络治理的实效性 |
| 结论 |
| 致谢 |
| 参考文献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发表的论文及科研成果 |
（6）中国“记者节”媒体人言论表达变迁研究（2000-2018）（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1 绪论 |
| 1.1 研究缘起 |
| 1.2 研究意义 |
| 1.3 关键概念 |
| 1.3.1 记者节 |
| 1.3.2 职业角色定位 |
| 1.3.3 身份认同 |
| 1.3.4 新闻理想 |
| 1.3.5 新闻专业主义 |
| 1.4 研究方法 |
| 1.4.1 样本的选择和界定 |
| 1.4.2 样本的收集方法 |
| 1.4.3 方法选择 |
| 1.5 研究设计 |
| 2 国内外记者阐释性话语的研究 |
| 2.1 国内记者的阐释性话语研究 |
| 2.1.1 媒体人利用节日阐释身份认同 |
| 2.1.2 媒体人利用节点性事件和特殊阶段阐释 |
| 2.1.3 媒体的理念和行为告别阐释性文本 |
| 2.2 国外记者的阐释性话语研究 |
| 2.2.1 阐释社群和意义建构 |
| 2.2.2 记者阐释性话语和新闻权威 |
| 2.3 国内外记者角色定位研究 |
| 2.4 研究述评:缺乏全局的、宏观的变迁研究 |
| 3 “记者节”媒体人言论表达的内容特征 |
| 3.1 文本基本特征 |
| 3.1.1 数量变化趋势:节点特征明显 |
| 3.1.2 发布主体特征:党媒占比超五成 |
| 3.1.3 写作者身份特征:管理层、行业精英共同占比超三成 |
| 3.2 文本内容的总体特征 |
| 3.2.1 讨论焦点:从集体的“使命”到个体的“理想”交替 |
| 3.2.2 讨论主题:以节日表达和角色规范为主到媒体转型讨论 |
| 3.2.3 关注问题:从基础性的行业问题到媒体生存问题 |
| 4 中国“记者节”媒体人“新闻理想”的话语实践 |
| 4.1 2000 ——2007 年:象征式“继承”和意义赋予期 |
| 4.1.1 构建策略:象征式继承和传承 |
| 4.1.2 新闻理想的内涵:集体主义的使命和基于个体存在的理想并存 |
| 4.1.3 新闻伦理的构建和记者权益的意识觉醒 |
| 4.2 2008 ——2012 年:突发事件报道加快“职业化”、“专业化”时期 |
| 4.2.1 构建策略:揭发社会问题、介入社会监督,构建存在感 |
| 4.2.2 新闻理想的内涵:突发事件报道下媒体人的“理想话语” |
| 4.2.3 新媒体带来全民记者的角色思考 |
| 4.3 2013 ——2018 年:媒体人价值困境和新闻使命感的重构期 |
| 4.3.1 新闻业的丑闻危机与媒体公信力的崩盘 |
| 4.3.2 构建策略:多种话语策略性地坚守固化的新闻理想 |
| 4.3.3 新闻理想的内涵:共识的再形成和新闻使命感的构建 |
| 5 中国记者节媒体人言论表达的再认识 |
| 5.1 记者节“理想话语”的作用:“共识”的营造和个人身份认同构建 |
| 5.1.1 构建个体的社会存在:抒情作为解决方案 |
| 5.1.2 寻求群体的身份认同,凝聚机构内部的共识 |
| 5.1.3 凝聚行业共识,构建职业共同体 |
| 5.1.4 凝聚社会共识,促进社会发展 |
| 5.2 影响中国新闻人“理想话语实践”因素 |
| 5.2.1 宏观环境:政策改变和媒介技术发展决定新闻行业的大环境 |
| 5.2.2 中观组织:架构调整影响记者的“存在方式”和“理想基点” |
| 5.2.3 个人需求:尊重需求和自我实现需求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
| 致谢 |
| 在读期间发表论文(着)及科研情况 |
（7）媒体新闻建构对公共冲突及其治理的影响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导论 |
| 第一节 问题提出与研究意义 |
| 一、问题提出 |
| 二、研究意义 |
| 第二节 研究现状与文献综述 |
| 一、关于新闻建构的研究 |
| 二、关于媒体管理的研究 |
| 三、关于公共冲突与冲突治理的研究 |
| 四、关于新闻建构与公共冲突及其治理的研究 |
| 五、对已有研究的文献述评 |
| 第三节 核心概念与理论支撑 |
| 一、核心概念阐析 |
| 二、研究理论支撑 |
| 第四节 研究目的、方法与思路设计 |
| 一、研究目的 |
| 二、研究方法 |
| 三、思路设计 |
| 第五节 研究的创新点与不足 |
| 一、研究的创新点 |
| 二、研究的不足 |
| 第一章 公共冲突及其治理对新闻信息的依赖 |
| 第一节 公共冲突发展对新闻信息的依赖 |
| 一、冲突产生依赖引发冲突的信息 |
| 二、冲突发展依赖信息在关键人群中扩散 |
| 三、冲突升级依赖信息引发公众的对立和共鸣 |
| 四、冲突扩散依赖信息的快速传播 |
| 五、冲突持续依赖信息不间断传播 |
| 第二节 公共冲突治理对新闻信息的依赖 |
| 一、依赖有助于弱化对立的信息 |
| 二、依赖能影响关键人群的信息 |
| 三、依赖能被广泛接受的信息 |
| 四、依赖引发对抗的信息不断减少 |
| 第三节 现代媒体强化了公共冲突对新闻的依赖 |
| 一、信息提供海量化 |
| 二、信息提供精准化 |
| 三、突破信息时空约束 |
| 四、信息多对多自主交互功能 |
| 五、利用的便捷性 |
| 第二章 媒体新闻的建构性 |
| 第一节 新闻建构的层次与特点 |
| 一、媒体与受众对社会事实的双重建构 |
| 二、媒体新闻的表层建构与深层建构 |
| 三、媒体新闻建构的特点与风格 |
| 第二节 影响媒体新闻建构的主要因素 |
| 一、媒体自身因素的影响 |
| 二、媒体外部环境的影响 |
| 第三节 新闻建构的八种话语策略 |
| 一、变换背景 |
| 二、引导想象 |
| 三、渲染情节 |
| 四、凸显后果 |
| 五、贴注标签 |
| 六、隐性评价 |
| 七、归因定位 |
| 八、行动倡议 |
| 第三章 新闻表层建构对冲突主体意识建构的影响 |
| 第一节 公共冲突主体意识结构四要素 |
| 一、事实认知 |
| 二、情绪波动 |
| 三、价值判断 |
| 四、行动意向 |
| 五、公共冲突主体意识结构四要素之间的关系 |
| 第二节 新闻的表层建构:报道形式建构 |
| 一、新闻报道的主题 |
| 二、新闻报道的文本形式 |
| 三、新闻报道的信息内容 |
| 第三节 新闻表层建构影响冲突主体意识建构的话语策略 |
| 一、影响事实认知的话语策略 |
| 二、引发情绪波动的话语策略 |
| 三、引导价值判断的话语策略 |
| 四、影响行动意向的话语策略 |
| 第四节 新闻表层建构影响冲突主体意识建构的作用机制 |
| 一、博取普遍关注 |
| 二、引导偏差认知 |
| 三、激发对立情感 |
| 四、强化群体共识 |
| 第四章 新闻深层建构对冲突主体意识建构的影响 |
| 第一节 新闻深层建构:议题框架建构 |
| 一、新闻的议题框架及其作用 |
| 二、新闻议题框架与报道形式的联系和区别 |
| 第二节 与公共冲突及其治理相关的四类新闻议题框架 |
| 一、刺激冲突爆发和升级的新闻议题框架 |
| 二、有助冲突平息的新闻议题框架 |
| 三、促进冲突化解的新闻议题框架 |
| 四、引导冲突转化的新闻议题框架 |
| 第三节 新闻议题框架的引导机制 |
| 一、引导冲突爆发和升级的机制 |
| 二、引导冲突平息的机制 |
| 三、引导冲突化解的机制 |
| 四、引导冲突转化的机制 |
| 第五章 新闻建构影响冲突主体意识建构的条件 |
| 第一节 媒体条件 |
| 一、媒体数量与多元化程度 |
| 二、媒体的社会公信力 |
| 三、新闻发布规制的合功能性 |
| 四、新闻传播与冲突事件时差 |
| 第二节 受众条件 |
| 一、新闻信息需求 |
| 二、新闻信息的获得能力 |
| 三、对媒体及其信息的信任程度 |
| 第三节 传受匹配条件 |
| 一、媒体关注与受众兴趣的契合 |
| 二、新闻信息需求与有效供给间的不平衡 |
| 三、新闻价值倾向与受众价值偏好的一致 |
| 四、新闻信息内容与受众预期相吻合 |
| 五、受众经验的欠缺与新闻建构的弥补 |
| 第六章 新闻建构方式对公共冲突及其治理过程的影响 |
| 第一节 影响公共冲突及其治理进程的新闻建构方式 |
| 一、挑火式新闻建构方式 |
| 二、灭火式新闻建构方式 |
| 三、化解式新闻建构方式 |
| 四、转化式新闻建构方式 |
| 第二节 四类新闻建构在公共冲突及其治理各阶段的影响 |
| 一、在公共冲突潜在期的影响 |
| 二、在公共冲突爆发期的影响 |
| 三、在公共冲突升级期的影响 |
| 四、在公共冲突平息期的影响 |
| 第三节 新闻建构影响公共冲突发展进程的单案例分析 |
| 一、案例陈述与新闻报道呈现 |
| 二、新闻报道数量结构对公共冲突发展进程的影响 |
| 三、议题框架结构对公共冲突发展进程的影响 |
| 四、案例研究的发现与讨论 |
| 第四节 新闻建构影响公共冲突治理效果的两案例比较 |
| 一、两则案例的陈述与新闻议题呈现 |
| 二、新闻议题框架比较与公共冲突发展进程分析 |
| 三、新闻议题框架比较与公共冲突治理效果分析 |
| 四、案例研究的发现与讨论 |
| 第五节 案例研究的结论与启示 |
| 一、利用潜在期的新闻议题抑制和转化冲突的负面功能 |
| 二、冲突治理从跨阶段性的新闻议题中寻求治理依据 |
| 三、根据新闻议题的区分度预见冲突平息后的发展趋势 |
| 四、以整体观、全局观的新闻议题促成冲突转化的实现 |
| 第七章 新闻建构在公共冲突治理中作用的合理发挥 |
| 第一节 新闻建构在公共冲突治理中的作用 |
| 一、判断新闻建构作用性质的标准:是否与冲突治理需要相契合 |
| 二、新闻建构在公共冲突治理的正负作用 |
| 第二节 以框架识别预判新闻建构对冲突治理可能发挥的作用 |
| 一、意识到新闻建构中议题框架的存在 |
| 二、识别不同的新闻议题框架 |
| 三、预判议题框架对冲突治理可能发挥的作用 |
| 第三节 以条件管理发挥新闻建构在冲突治理中的合理作用 |
| 一、改变新闻建构发挥负面作用的条件 |
| 二、强化新闻建构发挥正面作用的条件 |
| 结语:研究结论与展望 |
| 附录 A |
| 附录 B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个人简历在学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及研究成果 |
（8）涉警舆情危机传播中的形象修复研究 ——以深圳三起舆情危机事件为例（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绪论 |
| 1.1 选题背景与意义 |
| 1.2 研究问题 |
| 1.3 研究方法 |
| 1.4 文献综述 |
| 1.4.1 国内研究 |
| 1.4.2 国外研究 |
| 1.5 相关理论框架 |
| 1.5.1 形象修复理论 |
| 1.5.2 危机传播的阶段性 |
| 第2章 涉警舆情危机及其类型 |
| 2.1 涉警舆情危机的定义 |
| 2.2 涉警舆情危机的特点 |
| 2.3 涉警舆情危机的演化阶段 |
| 2.4 涉警舆情危机的类型 |
| 2.4.1 警方信息传播处理不当所致的舆情危机 |
| 2.4.2 警媒矛盾所致的舆情危机 |
| 2.4.3 警务人员执法不当或行为失范所致的舆情危机 |
| 第3章 “深圳 5·26 特大交通事故”中的形象修复 |
| 3.1 事件概述 |
| 3.2 危机预警阶段：直面质疑缺位 形象维护失效 |
| 3.3 危机处置阶段：“否认”“沟通”“引导”联合策略 |
| 3.3.1 “否认”策略：充分的证据做支撑 |
| 3.3.2 “沟通”策略：“微访谈”与“微答疑”与网民互动 |
| 3.3.3 “引导”策略：媒体引导与第三方引导结合 |
| 3.4 危机恢复阶段：及时补偿 长效修复 |
| 3.5 深圳警方的形象修复分析总结 |
| 3.5.1 承担责任原则 |
| 3.5.2 真诚沟通原则 |
| 3.5.3 速度第一原则 |
| 3.5.4 系统运行原则 |
| 3.5.5 权威证实原则 |
| 第4章 其他类型涉警舆情危机的形象修复 |
| 4.1 “深圳记者暗访警察吃娃娃鱼被打”事件中的形象修复 |
| 4.1.1 “表达悔意”策略：诚意不足错失抑制舆情时机 |
| 4.1.2 “消减敌意”策略：“弱化负面效果”与“做出补偿” |
| 4.2 “深圳警察查女孩身份证”事件中的形象修复 |
| 4.2.1 “表达悔意”策略：态度诚恳 一分为二看问题 |
| 4.2.2 “修正行为”策略：重塑警方执法形象 |
| 4.3 总结 |
| 第5章 涉警舆情危机传播中的形象修复应用 |
| 5.1 不同类型危机的形象修复 |
| 5.1.1 否定策略：击破传言 证据优先 |
| 5.1.2 规避策略：明确回应 源头规避 |
| 5.1.3 悔意策略：修正担责 理性客观 |
| 5.2 危机不同阶段的形象修复 |
| 5.2.1 危机预警阶段：及时研判 萌芽修正 |
| 5.2.2 危机处置前期：调查真相 展现态度 |
| 5.2.3 危机处置后期：真诚沟通 加强引导 |
| 5.2.4 危机恢复阶段：主动策划 长效修复 |
| 5.3 形象修复策略在涉警舆情危机传播中的适用性 |
| 第6章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附录 |
（9）人肉搜索：流动态社会权力的运作及其规范化路径（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第一节 问题的提出 |
| 第二节 现有文献综述 |
| 第三节 研究思路与方法 |
| 第四节 论文框架 |
| 第一章 人肉搜索的社会权力特性 |
| 第一节 人肉搜索的一般过程 |
| 一、冲突场域的建构 |
| 二、发起群的共在化 |
| 三、参与者的众在化 |
| 四、“影响”的达成与消解 |
| 第二节 人肉搜索场域中的权利救济状态 |
| 一、公权力的静态在场形式 |
| 二、公权力的动态“缺位”状态 |
| 三、对权利救济能力的判断 |
| 第三节 权利救济缺位下的共权化联结 |
| 一、自由权利与自由联结权利的衍生 |
| 二、多元化权利观下的群体性联结 |
| 三、正义感：权利动员为“权力”的必要性 |
| 四、“共权”与公权力的关系 |
| 第四节 可用于权利救济的社会权力 |
| 一、人肉搜索的权利救济性 |
| 二、人肉搜索权利救济的表现形式 |
| 三、有效性与正当性之间的矛盾 |
| 第二章 发起群的共权选择及其合理性评判 |
| 第一节 人肉搜索发起群的共在化 |
| 一、发起阶段个体的“潜在” |
| 二、籍由表达而确立的“我在” |
| 三、基于“在”与“思”的共在权利观 |
| 四、规则意识的共在化 |
| 第二节 意义建构下的发起者权利联结 |
| 一、冲突场域内的行为解读与意义建构 |
| 二、共在群体的主体性获得 |
| 三、共权“有效权威”的扩展 |
| 第三节 发起群共权选择的合理性评判 |
| 一、人肉搜索的“权力”形态及其影响力 |
| 二、人肉搜索发起群的“影响力”图示 |
| 三、共权选择的合理性与不确定性 |
| 第三章 参与者的广延过程及其正当性域限 |
| 第一节 人肉搜索参与者的众在化 |
| 一、参与者的个体同一性趋势 |
| 二、人肉搜索场域的集体同一性趋势 |
| 三、关系网络辐射与“众在”主体加入 |
| 第二节 众在参与者的意义认同与意义修正 |
| 一、众在参与者对发起群的意义认同 |
| 二、广延过程中的“权力”分散与意义解构 |
| 三、参与者的内部反思与秩序强化 |
| 第三节 人肉搜索广延性的正当性域限 |
| 一、人肉搜索面临的正当性质疑 |
| 二、参与者众在化对正当性的补充 |
| 三、人肉搜索正当性的天花板效应 |
| 第四章 人肉搜索权力关系的强度变化 |
| 第一节 人肉搜索者的强度选择 |
| 一、藉意义建构生成的威慑力强度 |
| 二、由控制形式决定的控制力强度 |
| 三、经主体扩张造成的强度变化 |
| 四、参与者的强度自控与互控 |
| 第二节 客体对人肉搜索强度的影响 |
| 一、客体对“伤害与冒犯”的感知差异 |
| 二、经客体回应带来的强度变化 |
| 三、客体规则认同带来的强度变化 |
| 第三节 人肉搜索强度的合法性控制 |
| 一、人肉搜索强度的部门法限定 |
| 二、人肉搜索强度的法理学限定 |
| 三、合法性边界的动态可变性 |
| 第五章 流动态社会权力的可规范性分析 |
| 第一节 主体群的流动态特征 |
| 一、主体存在形态的流动与自组织 |
| 二、社会权力作用形式的流动态 |
| 三、权力影响意图的流动态 |
| 第二节 对主体间性的依存性 |
| 一、社会权力中的客体相对性 |
| 二、社会权力向主体间性权力关系转换 |
| 第三节 权利救济介入方式的可流动性 |
| 第四节 流动态社会权力的规范化路径 |
| 一、建基于共同目的的正当性合作 |
| 二、建基于主体间性互控的动态规范方式 |
| 研究结论及其法理学蕴含 |
| 参考文献 |
| 在读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与研究成果 |
| 致谢 |
（10）医患舆情在微博中的演化机制与影响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引言 |
| 一、研究课题的缘起 |
| 二、相关文献述评 |
| 三、课题研究的价值和意义 |
| 四、课题研究的方法和理论 |
| 第一章 概念界定和研究资料选取 |
| 第一节 概念界定 |
| 一、舆情 |
| 二、医患舆情 |
| 三、演化机制 |
| 第二节 案例选取和问卷调查情况 |
| 第二章 医患舆情在微博中的构成要素分析 |
| 第一节 微博中医患舆情的传播者 |
| 第二节 微博中医患舆情的传播特点 |
| 一、传播者的多元化 |
| 二、舆论的群体极化效应明显 |
| 三、舆论生成快与互动性强 |
| 四、舆情的“蝴蝶效应”明显 |
| 第三节 微博用户对医患事件的心态特征 |
| 一、微博用户对医患事件的关注度高 |
| 二、微博用户的的公民主体意识增强 |
| 第四节 医患舆情在微博中的呈现及与客观现实的差异 |
| 第三章 医患舆情在微博中的演化机制 |
| 第一节 医患舆情与微博的关系 |
| 一、微博是医患舆情传播的载体 |
| 二、微博是医患舆论传播与扩散的催化剂 |
| 第二节 医患舆情在微博中的演化要素 |
| 一、医患舆情在微博中演化的事件要素分析 |
| 二、医患舆情在微博中的用户要素分析 |
| 三、医患舆情在微博中的媒介要素分析 |
| 第三节 医患舆情在微博中的演化路径 |
| 第四节 医患舆情在微博中的演化过程 |
| 一、媒体和个人构成微博中医患舆情的传播场域，多传播中心和星状化传播结构致使舆情开始扩散和发酵 |
| 二、不同群体的信息传播者运用多种形式传递医患事件最新信息，医患舆情在多因素作用下达到最高值 |
| 三、各方作用下，医患舆情逐渐平息，但仍有微博用户关注医患的相关问题 |
| 第五节 医患舆情在微博中的演化特点 |
| 一、医患事件舆论的形成速度快，时效性强 |
| 二、医患事件舆论的主体多元化，意见表达多元化 |
| 三、医患事件舆论的持续周期较短 |
| 第四章 微博中医患舆情的影响分析 |
| 第一节 传统媒体的官方微博依然对医患舆情有较大影响 |
| 第二节 意见领袖在微博中加快医患舆情的扩散速度并影响用户情绪 |
| 第三节 微博中的医患舆情对医患关系影响较大 |
| 第四节 微博中的医患舆情与社会公共治理有着紧密联系 |
| 第五章 结论与讨论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
| 攻读学位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 |
| 致谢 |
四、湖北处理两起记者被打事件（论文参考文献）
- [1]张之洞对来华基督教之认识与应变研究（1882-1909）[D]. 郑欣. 暨南大学, 2020(04)
- [2]人民网新闻报道中的女司机媒介形象研究（2013-2018）[D]. 刘雪依. 云南师范大学, 2020(05)
- [3]流变、竞争与融合 ——中国控烟运动的媒介表征与数字媒介实践[D]. 马旭. 华中科技大学, 2019(01)
- [4]舆情热点的联想叠加：模式、功能及局限 ——以近五年来国内12个系列热点事件为例[D]. 韩亚雄. 重庆大学, 2019(01)
- [5]当代中国网络民粹主义思潮研究[D]. 石立春. 西南交通大学, 2019(04)
- [6]中国“记者节”媒体人言论表达变迁研究（2000-2018）[D]. 冯淑闲. 江西师范大学, 2019(03)
- [7]媒体新闻建构对公共冲突及其治理的影响研究[D]. 郝雅立. 南开大学, 2018(03)
- [8]涉警舆情危机传播中的形象修复研究 ——以深圳三起舆情危机事件为例[D]. 陈国军. 广东外语外贸大学, 2017(02)
- [9]人肉搜索：流动态社会权力的运作及其规范化路径[D]. 付琳. 华东政法大学, 2017(07)
- [10]医患舆情在微博中的演化机制与影响研究[D]. 吴丹玮. 云南师范大学, 2017(0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