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考察甘肃省定西县旱作农业的思考（论文文献综述）
牛彩虹[1]（2021）在《基于AHP-多层次模糊综合评判的甘肃省田园综合体特色化发展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
苏亚超[2]（2021）在《1983年至1992年“三西”建设扶贫战略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三西”是指甘肃河西、以甘肃定西市为代表的中部地区以及宁夏南部西海固地区。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为改善这一地区“苦瘠甲于天下”的贫困面貌,甘肃省虽先后开展了“兴西济中”和建设河西商品粮基地等一系列扶贫项目,但皆因资金、物资、人力等方面问题而后劲不足。1982年,党中央、国务院在知悉这一情况后,批准了由甘肃省委与宁夏回族自治区党委针对“三西”连片贫困区域一同协商策划的扶贫项目,并于1983年正式启动。依据“三年停止破坏,五年解决温饱,两年巩固提高”的基本规划,各地在能源、林草、农业、水利、智力教育、移民、产业建设等方面,充分发挥党政领导责任制,至1992年顺利完成了十年预期目标。因此,本文以1983年至1992年“三西”建设的发展进程着手,主要从背景、实施策略以及所产生的成效等方面,对其进行深入探析。“三西”地区在二十世纪开展的这项以解决群众温饱为目的、大规模的农业建设和扶贫开发活动,在解决“三西”贫困人口的生存问题,促进农业、生态环境、经济的发展,增强党与人民群众之间的联系等方面均产生了重要影响,是当时实现区域现代化建设、缩小东西部差距的重大战略决策。
刘耀权[3]（2021）在《氮肥运筹对旱农区玉米叶片抗衰老特性及产量的影响》文中研究表明为探索陇中旱农区春玉米适宜的氮肥施用方案,本试验以甘肃农业大学旱作农业综合实验站2012年设定的氮肥运筹定位试验为依托,研究了四个氮肥水平(N0:不施氮肥,N1:施氮100 kg·hm-2,N2:施氮200 kg·hm-2,N3:施氮300 kg·hm-2)和两个施肥时期及分配比例（T1:1/3基肥+2/3拔节期追肥、T2:1/3基肥+1/3拔节期追肥+1/3大喇叭口期追肥）对玉米籽粒产量和水氮利用效率的影响,并从玉米生长发育、叶片抗衰老特性的角度探讨了氮肥运筹影响玉米籽粒产量和水氮利用效率的主要机制。主要结果如下:1.适宜的氮肥施用能显着提高玉米产量和水氮利用效率。玉米的籽粒产量和水分利用效率随着施氮量的增加而增加,N1、N2和N3水平下的玉米籽粒产量分别较N0增加了94.14%、170.99%和189.13%,水分利用效率分别较N0提高了79.31%、140.85%和160.81%,但N2和N3水平下,玉米的籽粒产量和水分利用效率差异均不显着。方程拟合的最高籽粒产量及对应施氮量均接近N3水平。氮肥偏生产力和氮肥农学效率随着施肥水平的提高而降低。N2水平下的氮肥偏生产力和氮肥农学效率分别较N3水平提高了40.58%和35.60%。施肥时期及分配比例对以上指标无显着影响。2.施氮促进玉米的生长发育。各施氮水平显着增加了玉米的株高、叶面积指数和干物质积累量,但当施氮量超过200 kg·hm-2时,上述指标不再显着增加。施氮时期及分配比例对玉米的生长发育没有显着影响。3.施氮提高了玉米叶片抗衰老性能和抗旱性。抗衰老保护酶SOD（超氧化物歧化酶）、POD（过氧化物酶）和CAT（过氧化氢酶）活性及MDA（丙二醛）、可溶性蛋白含量均随着施氮量的增加而提高,N3水平的抗衰老保护酶系统综合得分较N2水平提高了200.00%;施肥时期及分配比例对以上指标影响不显着。在水分亏缺时,可溶性糖含量随着施氮量的增加而增加,玉米抗旱性增强,而在水分充足时,可溶性糖含量主要受氮素胁迫的影响,随着施氮量的增加呈减小趋势。4.施氮促进玉米的光合作用。玉米叶片的叶绿素含量、净光合速率、蒸腾速率、气孔导度、PEPC（磷酸烯醇式丙酮酸羧化酶）、Rubisco（核酮糖-1,5-二磷酸羧化酶）和PPDK（丙酮酸磷酸双激酶）活性均随着施氮水平的提高而提高。N1、N2和N3水平下玉米的平均净光合速率较N0分别提高了74.23%、128.22%和158.90%,N3水平的光合特性综合得分较N2水平提高了50.00%。5.玉米籽粒产量与抗衰老保护酶系统综合因子（0.912**）和光合特性综合因子（0.971**）均呈正相关关系;玉米籽粒产量与氮肥偏生产力（-0.725**）和氮肥农学效率（-0.278）呈负相关关系。综上所述,合理的氮肥运筹能够增强玉米的抗旱能力,同时,合理施氮能够提高叶片抗衰老保护酶活性和可溶性蛋白含量,增强玉米的抗衰老能力,提高玉米叶片的叶绿素含量、光合关键酶活性和净光合速率,促进生育后期干物质的积累和转运,从而提高玉米籽粒产量、水分利用效率和氮肥利用效率,促进玉米可持续生产。综合考虑产量和水氮利用效率,建议在陇中旱农区春玉米施氮200 kg·hm-2,按1/3基肥+2/3拔节期施用。
燕星宇[4]（2021）在《黄河流域水土流失治理助推乡村振兴——定西市安定区的个案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黄河流域是我国重要的生态屏障和重要的经济地带,是实现乡村振兴的重要区域。位于黄土高原丘陵沟壑区第五副区的甘肃省定西市安定区,生态环境恶劣,水土流失严重,1982年联合国专家调研后曾说"这里不具备人类生存的基本条件"。然而,安定区人民发扬"三苦"精神,经过多年艰苦卓绝地水土流失治理,形成了"山顶戴帽子、山腰系带子、山坡穿裙子、山底穿靴子"的综合治理模式,走出了一条旱作高效生态循环农业的发展道路,连续多年荣获"全国粮食生产先进单位"称号,以其成功的实践为黄河流域水土流失治理助推乡村振兴树立了典范。
袁和第[5]（2020）在《黄土丘陵沟壑区典型小流域水土流失治理技术模式研究》文中提出黄土高原因其自然环境的脆弱性,加上人为活动的强烈影响,是我国水土流失最为严重的区域之一。其严重的水土流失,对黄土高原区域经济发展和生态安全造成了不可估量的损失。我国十分重视黄土高原的水土流失治理工作,经过几十年的水土流失治理,黄土高原的生态环境得到了有效的恢复,社会经济亦得到了长足的发展。现今我国已将建设生态文明放到了国家战略高度,有必要对黄土高原水土流失治理模式现状和形成机制进行系统总结,指导黄土高原新时代水土流失治理工作。本研究在对国内外小流域水土流失综合治理模式实践和理论研究等进行全面的梳理总结的基础上,以我国水土流失重点治理区域黄土高原中的黄土丘陵沟壑区为主要调查对象,对其水土流失治理模式进行了系统的研究分析。从而为未来黄土高原水土流失治理、黄河流域生态保护与高质量发展提供实践经验和理论依据。（1）阐述了小流域综合治理及其模式的理论基础和内涵,利用径流调控理论、可持续发展理论和系统论理论等理论,解释了小流域、及其综合治理和模式的相关概念和内涵,认为小流域综合治理不仅是解决一个独立单元的生态问题,更是由生态问题、社会经济和发展现状、资源利用等多层次、多要素组成的大复合系统。（2）选择土地利用现状、植物措施、工程措施和耕作措施作为小流域水土流失治理措施体系构成的调查对象。结果表明人类活动显着影响了区域的土地利用,6个典型小流域的主要土地利用类型为林地、草地和农地,分别占调查流域总面积的46.7%、25.9%、17.7%,植被建设是黄土高原最常见的水土流失治理手段之一;常见工程措施包括梯田、鱼鳞坑、水平阶和水平沟和淤地坝等,其中梯田是最为常见的工程措施,6个流域梯田面积占总流域面积的20.7%。根据不同的自然状况和经济条件,水土保持措施有各不相同的布设和配套方式。（3）以土壤有机碳为指标评价,以人工干预恢复措施为重点研究对象,在六个流域内总共设置了40个样地研究生态恢复措施的土壤改良效益。结果表明黄土高原退耕还林还草工程带来了显着的碳汇效益,草地(39.42±22.21 t·hm-2),撂荒梯田(34.11±7.66 t·hm-2),梯田(32.48±11.27 t·hm-2),灌木(32.16±23.33 t·hm-2)和经济林(31.39±20.93 t·hm-2)土壤有机碳储量显着高于坡耕地(18.08±5.44 t·hm-2)（P<0.05）。人为管理会显着影响土壤有机碳的分布结构,能够将土壤有机碳的表聚性削弱13.6%（P<0.05）,同时土壤的固碳能力受到气候和土壤的深刻影响,工程措施与植被措施的结合,通过人为的促进和自然的恢复,可以表现出更好的碳汇效益。（4）利用不同小流域的土地利用情况和主导水土流失治理措施分布及搭配情况,结合小流域的经济发展政策,提出了6条小流域的水土流失治理模式。通过实地调查和理论基础,阐述了其形成机理和影响要素。立体对比各个流域,提出了黄土高原水土流失治理模式的异质性与广泛性,即小流域综合治理模式应科学借鉴,注重细节与差别进行因地制宜的精准改良。在新时代背景下新模式的构建应当积极践行新理念,注重水土流失治理模式与政策、产业和环境的结合,不仅可以有效的改善当地生态环境,更是创造“金山银山”的可行之道。
严海[6]（2020）在《生态补偿立法中人与自然关系的调整问题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生态补偿是起源于国外的一项经济政策,在当下已经成为生态环境保护的重要制度。生态补偿在保护生态环境的同时也起到了促进经济发展、维护生态公平、传承特定文化等多重作用,因此,生态补偿又具有明显的政治属性。我国的生态补偿实践起步较晚,并且依赖国外经验,从生态补偿的制度设计来看,无论是国内还是国外,其运行主要还是为了调整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当然,生态补偿也在一定程度上调整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但整体上却有所欠缺。生态补偿的法治化是一个必然趋势,生态补偿立法如何更好地调整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成为生态补偿研究领域内的一个重要课题。生态补偿的概念经历了一个不断发展的过程,生态系统从最初的客观存在逐渐转变为一种可以为人类提供服务的资源,生态系统服务付费制度由此便应运而生,并进一步孕育出生态补偿制度。生态补偿在我国具有明显的政治属性,这是与国外生态系统服务付费制度的根本性区别。生态补偿的运行需要依据一定的理论基础,经济学领域内的公共产品理论和外部性理论是当下生态补偿最重要的两个理论基础,除此之外,政治学和法学领域也相应地提出了本学科内的生态补偿理论基础。国外的生态补偿实践起步较早,在森林、流域、草原等多个领域的生态补偿都取得了一定的成效,当然也存在一些失败的案例,其经验与教训都值得我国的借鉴。生态补偿需要以规范的状态运行,法治化是必由之路。以草原生态补偿为例,考察我国草原生态补偿的立法现状可以看出,我国在不同位阶的法律法规内都对草原生态补偿做出了立法规定,但从规范性角度来看,其问题是十分明显的。同时,从理论角度来看,当下的生态补偿立法也存在着诸多的问题,一个较为明显的问题是,生态补偿立法对人与自然关系的调整并不完善。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问题虽然是一个环境哲学问题,但其内容在许多学科领域内都有所涉及,包括法政治学领域。不同的学科领域从各自的学科角度对此问题都有广泛而深入的研究,在生态价值观念方面形成了人类中心主义和生态中心主义二者的对立。事实上,两种生态价值观都各有利弊,应当进行一定的协调,寻求人类社会与生态系统的相互认同。在环境资源法学领域存在一个“调整论”的理论,其核心内容是认为环境资源法的调整对象应当包含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这突破了传统法理学中有关法律关系的基本理论,在得到部分学者支持的同时也受到了大量的质疑与非议,但调整论的思维仍旧对生态补偿的立法有所启示,即生态补偿立法应当针对人与自然之间关系进行调整。生态补偿立法中对人与自然关系的调整又分为结构调整和运行调整,结构调整主要通过立法手段完成,运行调整则通过立法之外的手段完成。在结构调整中,首先需要针对生态补偿的核心要素进行立法,需要明确生态补偿的主体与客体,科学测定生态补偿标准,拓展、拓宽生态补偿的方式和资金来源;其次需要围绕生态补偿的关联性内容进行立法,在宪法中体现生态补偿的基本精神,合理设置生态补偿所牵涉的法律责任规定,推动土地产权制度的改革;最后需要注重生态补偿体系性内容的立法,在行为模式上以禁止性规范的立法为主,在权利义务模式上以权利本位的立法为根本,在不同法律部门之间以环境资源法作为衔接性质的立法。运行调整主要通过立法之外的手段完成,而立法之外的手段又可分为法律之内的手段和法律之外的手段。在法律手段内,除立法外,执法、司法、守法、法律监督都是法律运行的重要环节,每个环节当然都有各自的要求,但从整体上看,法的良好运行着重需要把握两个方面:一是法的良好运行以实现法治化为本质,二是法的良好运行以符合社会生产力水平为标准。在法律手段之外,还可分为经济手段和政治手段,经济手段着眼于市场平台的灵活调节,政治手段着眼于环境治理模式的合理选择。从两种手段的作用出发,经济手段解决的是生态保护的去功利性和市场运行的逐利益性之间的矛盾缓解问题,政治手段解决的是国家环境治理过程中民主与集权之间的平衡取舍问题,这些都是为生态补偿立法调整人与自然关系所提供的有效的运行机制。
周升强[7]（2020）在《草原生态补奖政策对农牧民生计影响研究 ——以北方农牧交错区为例》文中研究说明北方农牧交错区作为农业区与牧业区之间的农牧过渡带及生态脆弱区,长期以来始终面临保护草原生态与改善农牧民生计的双重压力。为应对日益严峻的草原生态退化问题,改善农牧民生计状况,我国自2011年起在北方农牧交错区实施草原生态保护补助奖励政策（以下简称“草原生态补奖政策”）。草原生态补奖政策实施以来,北方农牧交错区草原生态环境有了明显好转,其效用与影响得到了肯定,但在政府要生态与农牧民要生计之间仍然存在严重的激励不相容问题。禁牧与草畜平衡措施实施背景下农牧民牧业成本普遍上升,生计脆弱性高,可持续性低,致使草原生态补奖政策无法有效调动农牧民保护草原生态的积极性,制约了政策目标的实现。结合当前北方农牧交错区保护草原生态与改善农牧民生计二者矛盾仍然突出的现实背景,亟需探究草原生态补奖政策实施背景下农牧民的生计状况以及草原生态补奖政策对农牧民生计的影响,以通过进一步完善草原生态补奖政策,实现草原生态保护与农牧民生计改善的有机结合。本文在梳理国内外有关草原生态补奖政策对农牧民生计影响研究的基础上,基于外部性理论、公共产品理论、农民分化理论、可持续生计理论及生态经济人等理论构建了北方农牧交错区草原生态补奖政策对农牧民生计影响的理论分析框架,运用北方农牧交错区核心区实地调研数据,归纳总结了当前北方农牧交错区草原生态补奖政策实施背景下农牧民生计的现状与问题,分别就草原生态补奖政策对农牧民分化、生计资本、牧业生计、生计对草地资源的依赖度、收入以及收入稳定性的影响机制进行了实证分析,并从完善草原生态补奖政策与改善农牧民生计的视角提出了相应的建议,以期为实现草原生态保护和农牧民生计改善双重目标的有机结合提供一定的理论与实证支持。本文的主要研究结论如下:（1）当前北方农牧交错区草原生态补奖政策的实施虽在宏观层面已取得良好效果,但农牧民生计仍存在诸如生计缓冲能力弱、牧业生计活动与补奖目标相悖、生计对草地资源依赖度高、收入来源单一且稳定性低等问题。北方农牧交错区草原生态补奖政策的实施对于促进草原生态的恢复,增加农牧民收入,转变牧业生产方式,调整牧业生产结构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在宏观层面已取得了良好的生态、经济与社会效应。农牧民微观层面的调研数据表明,农牧民普遍认为草原生态补奖政策的实施引致牧业生产成本明显增加,对于家庭收入增加的作用有限,农牧民对政策的总体满意度并不高。草原生态补奖政策实施背景下农牧民内部呈现出明显的分化趋势,且农牧民生计资本存量低,生计缓冲能力弱,牧业生计活动与草原生态补奖政策目标相悖,生计对草地资源依赖度高,收入来源单一,收入稳定性处于低水平,如何实现草原生态保护与农牧民生计改善双重目标的有机结合仍是北方农牧交错区草原生态补奖政策实施过程中亟需解决的重点问题。（2）草原生态补奖政策促进了农牧民职业维度的水平分化,但对收入维度的垂直分化影响并不显着。以非农牧就业比例衡量的农牧民职业维度的水平分化测算结果表明,草原生态补奖政策实施后越来越多的农牧民家庭选择将家庭劳动力由农牧业就业转移至非农牧就业,农牧民职业维度的水平分化日益显现,且实证回归结果表明补奖金额对农牧民职业维度的水平分化具有显着的正向促进作用。根据农牧民牧业收入、农业收入与非农牧收入（不包括草原生态补奖收入）占家庭总收入的比重以及生计活动的差异可将农牧民分为牧业为主型、农业为主型、均衡型、高兼型与深兼型五种类型的农牧民。样本数据的描述性统计结果表明农牧民收入维度的垂直分化与所获补奖金额呈现出两极分化的态势,即兼业化程度越高,所获补奖金额越少,收入与生计对牧业依赖度越高,所获补奖金额越高。实证分析结果表明补奖金额对农牧民收入维度的垂直分化虽不具有显着影响,但就影响方向而言具有负向影响,草原生态补奖政策的实施强化了农牧民收入维度垂直分化的“内卷化”。（3）当前北方农牧交错区农牧民生计资本存量低,生计缓冲能力弱,但草原生态补奖政策可通过影响自然资本与物质资本进而增强农牧民生计资本。当前北方农牧交错区农牧民生计资本总值较低,生计缓冲能力极弱,且生计资本存在属性间的分异。实证结果表明补奖金额对农牧民生计资本总值具有显着的正向影响,补奖金额越多,农牧民的生计资本总值越高,以现金补偿为主的草原生态补奖政策对增强农牧民生计资本具有正向的促进作用,通过提高补奖标准,增加农牧民的补奖收入对于增加农牧民的生计资本总量,提高其谋生能力具有现实的可行性。通过补奖金额对农牧民生计资本影响的分解回归得出草原生态补奖政策对农牧民生计资本总值的正向影响主要是通过补奖金额对自然资本与物质资本的正向促进作用实现的。（4）草原生态补奖政策与农牧民减畜及减畜率之间存在“U型”关系,与农牧民牲畜养殖规模以及继续从事牧业生产的意愿之间存在显着的“倒U型”关系。实证回归结果表明补奖金额与农牧民是否减畜及减畜率之间均存在“U型”关系,且由于当前补奖标准偏低,农牧民补奖收入不高,对于大部分农牧民而言,补奖收入与农牧民是否减畜以及减畜率之间的关系多处于“U型”曲线的左侧,即补奖收入越多农牧民越倾向于不减畜,且减畜农牧民的减畜率越低。非农牧就业对农牧民是否减畜以及减畜农牧民的减畜率均具有显着的正向促进作用,且在草原生态补奖政策影响农牧民是否减畜中具有正向调节作用,但在政策影响农牧民减畜率中的调节作用并不明显。补奖金额与农牧民牲畜养殖规模以及继续从事牧业生产的意愿之间存在显着的“倒U型”关系,且由于当前补奖标准偏低,农牧民补奖收入不高,补奖收入与农牧民牲畜养殖规模以及继续从事牧业生产意愿之间的关系多处于“倒U型”曲线的左侧。农牧民生计分化对牲畜养殖规模的扩大具有抑制作用,且在草原生态补奖政策与牲畜养殖规模二者关系中具有调节作用。即在“倒U型”曲线的左侧,生计分化能够弱化补奖金额对牲畜养殖规模扩大的促进作用;在“倒U型”曲线的右侧,生计分化能够促使补奖金额对牲畜养殖规模的负向影响趋于放缓,有助于避免因补奖金额的增加引致牲畜养殖数量的锐减。（5）草原生态补奖政策与以家庭生计活动和收入度量的农牧民生计对草地资源的依赖度之间均存在显着的“倒U型”关系,且生计资本在草原生态补奖政策对农牧民生计对草地资源依赖度的影响中具有中介效应。实证回归结果表明补奖金额与以家庭生计活动和收入度量的农牧民生计对草地资源的依赖度之间均存在显着的“倒U型”关系,在补奖收入未达到拐点所需的补奖收入之前,补奖收入越多农牧民生计活动与收入对草地资源依赖度越高。通过对拐点的计算结果得出,由于当前补奖标准偏低,农牧民所获补奖收入普遍低于拐点所需的补奖收入值,导致农牧民生计对草地资源的依赖度将随着补奖收入的增加而呈现上升趋势。纳入生计资本的实证回归结果表明自然资本在草原生态补奖政策对家庭生计活动对草地资源依赖度的影响中具有完全中介效应,自然资本与物质资本在草原生态补奖政策对家庭收入对草地资源依赖度的影响中具有部分中介效应。（6）草原生态补奖政策能够重点增加贫困农牧民的收入,增强其收入稳定性。补奖金额对促进贫困农牧民增收,尤其是对促进贫困农牧民中的中等收入水平群体增收效果显着,反映出草原生态补奖政策具有显着的益贫效应,能够缓解贫困农牧民的贫困程度。补奖金额能够显着促进贫困农牧民牧业收入的增加,但对农业与非农牧业收入影响并不显着,即草原生态补奖政策的益贫效应主要通过增加贫困农牧民的牧业收入来实现,表明在实施草原生态补奖政策的同时,通过舍饲圈养或以草定畜的方式,合理的利用和发挥北方农牧交错区的资源禀赋优势,引导牧业产业的发展,寻求生态补偿与产业扶贫相结合能够更好地发挥草原生态补奖政策助力脱贫攻坚的作用。补奖金额能够显着促进贫困农牧民收入稳定性的提高,表明草原生态补奖政策能够通过提高贫困农牧民的收入稳定性,在抑制贫困农牧民返贫,巩固脱贫攻坚效果方面发挥积极的作用。根据以上结论,提出北方农牧交错区草原生态补奖政策实施过程中应加强对异质性农牧民微观利益的关注;以提高补奖标准为核心,进一步完善草原生态补奖机制;着力提升农牧民非农牧就业能力以引导劳动力要素的非农牧转移;着力提升农牧民的生计资本,降低农牧民生计对草地资源的依赖度;同时,应结合当前的“精准扶贫”战略,继续推进草原生态补奖政策扶贫的实施等政策建议。
李霁源[8]（2020）在《生物炭施加及AM真菌接种对旱作玉米生产力和土壤质量的影响及机理》文中指出在黄土高原半干旱雨养农业区,垄沟覆膜背景下土壤有机碳含量低下和长期施用化肥给农田生态系统可持续管理带来了严重挑战,开展土壤增碳和减施化肥的基础问题探索是农业生态学领域的重要使命。近年来,生物炭材料凭借着其特殊理化性质在土壤改良领域展示了较好潜力,研究证实生物炭对土壤肥力、水分状况和植物生长具有改良促进作用。同时,丛枝菌根真菌（AMF）对宿主植物的生长和干旱适应性发挥着积极作用,所制成的菌肥具有一定的改善土壤质量的功能。然而,在垄沟覆膜条件下同时施加生物炭和AM真菌很少见报道,两者对土壤肥力和作物生产力的单一和整体效应尚不清楚,探究其影响和机理是农业生态学领域的前沿科学问题。本研究以旱地夏玉米为试验材料,设置垄沟覆膜和不覆膜两个主要处理组,每个处理组包含施加生物炭和AM真菌两个关键变量,设置了8个处理,具体包括:一)垄沟覆膜处理组包含,1)不施加生物炭不接菌处理RF,2)AM真菌接菌处理RFA,3)施加生物炭处理RFC,4)施加生物炭同时AM真菌接菌处理RFAC;二)垄沟不覆膜处理组包含,5)不施加生物炭不接菌处理R,6)AM真菌接菌处理RA,7)施加生物炭处理RC,8)施加生物炭同时AM真菌接菌处理RAC。上述试验得出的主要结果如下:1、在垄沟覆膜条件下,生物炭还田显着增加了玉米地上生物量和根系生物量,AM真菌接菌处理对玉米地上生物量无显着影响,但显着增加了根系生物量。2018年RFA、RFC和RFAC处理较对照RF处理地上生物量分别增加了0.63%,11.93%和16.61%,根系生物量分别增加了13.46%,18.15%和14.74%,2019年趋势相同。2019年生物炭施加处理增加了玉米的穗长、穗粗、穗粒数和百粒重,RFC处理较对照RF处理分别增加了7.76%,13.36%、11.89%和10.89%。AM真菌接菌处理和生物炭施用都显着增加了玉米籽粒产量,且AM真菌接菌处理和生物炭施用对玉米籽粒产量的交互作用显着,2019年RFA、RFC和RFAC处理较对照RF处理籽粒产量分别增加了4.24%,16.13%和25.81%。2、本试验中,生物炭施加和AM真菌接菌有利于增加土壤含水量但相较于对照RF处理差异不显着。垄沟覆膜措施对保持表层土壤水分的效果要优于生物炭和AM真菌。2018年成熟期0-20 cm土层的土壤含水量,垄沟覆膜处理RF较不覆膜条件下添加生物炭处理RC和不覆膜条件下接菌处理RA分别高61.42%和75.21%。2018年RFC处理土壤含水量显着低于RF,而2019年成熟期RFC土壤含水量高于RF,这说明生物炭还田对土壤水分的影响需要较长的作用时间来体现,较长时间维度下才能准确反映生物炭对土壤持水能力的影响。3、生物炭施加显着降低了土壤容重。本试验条件下,0-20 cm土层中,添加生物炭的处理RFC、RFAC、RC、RAC容重分别减小13.54%,11.78%,5.41%,7.69%。垄沟覆膜措施也有利于减小土壤容重增加的趋势,降雨等外力对土壤表层的机械压实作用,导致了不覆膜下容重增加幅度大于覆膜。整体来看土壤容重的减小,除了覆膜措施的优势外,综合了生物炭混掺后的稀释效应。4、当生物炭和土壤的pH值有显着差异时,生物炭施用后会因为物理的掺混作用和稀释效应使土壤pH值发生改变。本试验中使用pH值为7.91的生物炭使pH值为8.15的表层土壤pH下降0.14-0.16。pH值较低的生物炭还田使高pH值的土壤pH下降,为作物和AM真菌的生长发育提供良好条件。同时添加生物炭的处理2019年土壤pH值高于2018年,但相较于未施用生物炭的处理,pH值没有显着增加,对土壤的次生盐碱化有一定抑制作用。5、在本试验中,生物炭施加显着增加了土壤表层的有机碳含量。2018年,RFC和RFAC处理较对照处理RF增加了28.12%和27.30%;RC和RAC处理较对照处理R增加了10.43%和9.59%。2019年0-20 cm土层,RFC和RFAC处理较对照处理RF增加了17.26%和18.62%;RC和RAC处理较对照处理R增加了6.69%和7.98%。在垄沟覆膜条件下,AM真菌接菌处理增加了0-20 cm土层的土壤有机碳含量。2018年RFA处理较对照RF处理SOC含量增加了19.25%。不覆膜条件下接菌处理的SOC含量增加但不显着,RA处理较对照R处理SOC含量增加了1.16%。生物炭施用与AM真菌接菌处理对SOC含量的交互作用显着。2019年RFAC处理较RFA处理SOC含量增加了18.93%,RFA处理较RA处理SOC含量增加了12.48%。6、生物炭施加有增加土壤全氮和硝态氮含量的趋势。2018年添加生物炭处理的TN含量较对照处理差异并不显着,2019年RFC处理的TN含量显着高于对照处理RF,RC处理显着高于对照处理R,表明两年大田试验时间不足以完全体现生物炭对土壤TN的影响,生物炭施用对土壤理化因子存在长期效应。2018年成熟期土壤0-20 cm土层,RFC处理NO3--N含量显着大于RF,RC显着大于R。同时处理RFAC硝态氮含量显着小于RFC,RAC处理硝态氮含量小于RC,可能是AM真菌的存在使得土壤无机氮更多向植物和AM真菌体内转移,帮助宿主植物吸收更多的无机氮,导致土壤无机氮含量减少。7、AM真菌接菌处理和生物炭施用可以提高土壤全磷含量,但两者对土壤全磷含量的交互作用不显着。2019年RFC和RFA处理较对照处理RF全磷含量增加了18.47%和18.36%,RC和RA处理较对照处理R全磷含量增加了19.35%和23.58%。生物炭施用可以显着增加土壤速效磷含量,2018年RFC处理较对照RF处理AP含量增加了29.21%,2019年RFC处理较对照RF处理AP含量增加了16.04%。2018年与2019年生物炭对土壤速效磷含量的影响趋势基本相同但存在差异,因此生物炭对土壤理化因子的影响存在长期效应,需要在较长的时间尺度上去评估。8、在垄沟覆膜和不覆膜条件下,添加生物炭处理对土壤微生物碳和微生物氮含量均有显着影响且处理间交互作用显着。2018年RFA、RFC和RFAC处理较对照RF处理MBC含量分别增加了24.85%,21.94%和43.21%,2019年趋势相同。2018年RFA、RFC和RFAC处理较对照RF处理MBN含量分别增加了42.61%,45.75%和69.18%,2019年趋势同2018年。2019年AM真菌接菌处理和生物炭还田均显着增加了土壤孢子密度以及土壤易提取球囊霉素含量,施加生物炭提高了AM真菌根内侵染率但并不显着。综上所述,在黄土高原半干旱区大田条件下,生物炭施用具有改善土壤结构和固持土壤养分的能力,进而促进了作物生长,有助于增加作物产量。AM真菌接菌处理和生物炭施加处理在保持土壤水分,维持和改善土壤质量方面具有协同作用,验证了生物炭和AM真菌耦合系统增加作物产量的可行性。值得注意的是,生物炭和AM真菌共同施用对土壤质量的影响趋势并不完全一致,不同年限之间的结论存在差异,因此开展多年、多点系列实验非常必要,生物炭和AM真菌共同施用的后效有待进一步评价。
刘玲玲,郎昆,张世迁[9]（2019）在《贫困县农业产业化道路选择》文中认为产业扶贫作为精准扶贫的主要模式之一,在全国各地得到了大范围的推广。对于中西部地区的贫困县而言,产业扶贫的关键是发展农业产业,因而如何推动农业产业化发展尤为重要。本文在对甘肃省定西市马铃薯种植产业、肉羊养殖产业调研的基础上,尝试从产业链的角度来论述贫困县农业产业化的组织机制。
赵硕[10]（2019）在《甘肃省农业结构调整对农民增收的影响研究》文中研究表明“三农”问题一直是党和政府亟需解决的首要问题。由于农业受地域、自然环境限制以及农产品趋同,加之农民思想落后等多种原因,使得甘肃省农业结构不合理、农民增收困难。因此,甘肃省如何合理调整农业结构,促进农民增收是其目前需要解决的重要问题。本文主要包括“一个理论机制、两个分析维度和三个关键问题”。一个理论机制是基于对已有研究和农业结构调整的梳理,构筑农业结构调整作用于农民增收的动力机制。其中,政府政策作用于农业产业结构调整的各个层面。在此前提下,分别从直接因素和间接因素两方面进行理论分析。从直接因素来看,农民直接决策农业的生产结构和资源要素配置结构,进而促进农民增收,而农民收入增加进一步导致生产要素的增加,继而反作用于农业结构调整;从间接因素来看,农业结构调整通过提高农业产业组织化水平、优化农业区域布局、提升农产品竞争力等多种途径作用于农户决策,为农民增收创造条件。两个分析维度是指不同来源农民收入与不同县域两个角度。一方面,通过偏最小二乘法分析农业结构调整对不同来源农民收入的影响。结果表明:除林业对工资性收入和财产性收入存在负相关性之外,其他农业产业对不同来源农民收入均存在正向作用,其中种植业和畜牧业对不同来源农民收入均具有显着性作用。说明甘肃省应该合理调整种植业和牧业的生产结构,适当发展林业,加快发展农林牧渔服务业。另一方面,利用固定效应模型对不同县域农业结构调整影响其农民收入的程度进行实证分析,并提出相对应对策建议。结果表明:除部分县域外,大部分地区农业结构调整对农民收入的影响程度处于中等或中等偏低水平,且各县域适宜发展不同农业产业,但是特色、优势产业不突出,说明甘肃省各县域的农业内部产业发展未能发挥自身优势,亟需进行结构调整。三个关键问题包括:（1）全面认识甘肃省农业产业结构中存在的问题;（2）甘肃省未来农业结构调整的速度和方向问题;（3）合理调整农业结构促进农民增收的问题。首先,对甘肃省农业结构调整及农民收入的演变及现状进行梳理,从四个方面总结农业结构调整中存在的问题。其次,通过农业产业相关数据测算,得出农业结构调整的转换速度和方向。结果表明:1985年至今甘肃省农业结构转换速度较慢,各区域之间存在较大差异。同时,其转换方向从发展种植业和牧业转向只发展种植业,说明甘肃省农业发展违背了农业结构多元化融合发展的要求,农业结构调整存在不合理的现象。最后,根据系统的理论和实证分析,对调整农业结构提出针对性建议,分别从构建综合性的现代农业产业体系、优化各区域农业生产布局、提高不同来源农民收入、倡导绿色生态农业四个方面提出建议。
二、考察甘肃省定西县旱作农业的思考（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考察甘肃省定西县旱作农业的思考（论文提纲范文）
（2）1983年至1992年“三西”建设扶贫战略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选题的目的及意义 |
| (一)选题目的 |
| (二)选题意义 |
| 二、选题的研究现状 |
| 三、本文研究方法及准备工作 |
| (一)研究方法 |
| (二)准备工作 |
| 第一章 “三西”建设的背景 |
| 第一节 “三西”地区的基本状况 |
| 一、自然状况 |
| 二、社会历史状况 |
| 第二节 建设河西商品粮基地与“兴西济中” |
| 一、河西商品粮基地 |
| 二、“兴西济中” |
| 第三节 “三西”建设决策的提出 |
| 第二章 1983 年至1992 年“三西”建设决策实施 |
| 第一节 “三西”地区建设的基本路径 |
| 一、甘肃开展“两西”建设 |
| 二、宁夏西海固地区实现“三条路”并走 |
| 第二节 “三西”建设决策实施的具体策略 |
| 一、三年停止破坏(1983-1985):保护和恢复自然生态 |
| 二、五年解决温饱（1986-1990）：移民和支柱产业建设 |
| 三、两年巩固提高(1991-1992):构建党政领导责任制 |
| 第三章 1983 年至1992 年“三西”建设决策的实施成效 |
| 第一节 解决贫困人口的生存问题 |
| 第二节 促进了“三西”地区各业发展 |
| 一、改善农业生产条件 |
| 二、有利于生态环境建设 |
| 三、区域性支柱产业开始形成 |
| 第三节 增强了党与人民群众的联系 |
| 一、坚持宗旨,为人民办实事 |
| 二、深入群众,调查研究 |
| 三、团结一致,动员全社会力量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3）氮肥运筹对旱农区玉米叶片抗衰老特性及产量的影响（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Summary |
| 引言 |
| 第一章 文献综述 |
| 1.1 氮肥运筹对玉米产量和水分利用效率的影响 |
| 1.1.1 氮肥运筹对玉米产量的影响 |
| 1.1.2 氮肥运筹对玉米水分利用效率的影响 |
| 1.2 玉米叶片衰老与氮素调节 |
| 1.2.1 玉米叶片衰老的表现与机理 |
| 1.2.2 与玉米叶片衰老相关的生理生化指标研究 |
| 1.2.3 氮肥运筹对玉米衰老的影响 |
| 1.3 玉米光合生理特性与氮素调节 |
| 1.3.1 氮肥运筹对玉米光合速率的影响 |
| 1.3.2 氮肥运筹对叶面积指数的影响 |
| 1.3.3 氮肥运筹对叶绿素含量的影响 |
| 1.3.4 氮肥运筹对玉米光合关键酶活性的影响 |
| 第二章 材料与方法 |
| 2.1 主要研究内容 |
| 2.2 研究路线 |
| 2.3 试区概况 |
| 2.4 试验设计 |
| 2.5 测定项目与方法 |
| 2.5.1 土壤含水量的测定 |
| 2.5.2 玉米生长发育指标的测定 |
| 2.5.3 叶绿素相对含量(SPAD值)的测定 |
| 2.5.4 光合参数的测定 |
| 2.5.5 保护酶活性及其相关生理生化指标的测定 |
| 2.5.6 光合关键酶(PEPC、Rubisco、PPDK)活性的测定 |
| 2.5.7 玉米产量和产量构成的测定 |
| 2.6 主要计算方法 |
| 2.6.1 土壤重量含水量 |
| 2.6.2 土壤体积含水量 |
| 2.6.3 土壤贮水量 |
| 2.6.4 土壤水分亏缺程度 |
| 2.6.5 作物阶段耗水量 |
| 2.6.6 水分利用效率(WUE) |
| 2.6.7 氮肥偏生产力(NPFP) |
| 2.6.8 氮肥农学效率(NAE) |
| 2.7 数据分析 |
| 第三章 结果与分析 |
| 3.1 氮肥运筹对玉米生长发育的影响 |
| 3.1.1 氮肥运筹对玉米株高的影响 |
| 3.1.2 氮肥运筹对玉米叶面积指数的影响 |
| 3.1.3 氮肥运筹对玉米干物质积累的影响 |
| 3.2 氮肥运筹对玉米叶片抗衰老性能及抗旱性的影响 |
| 3.2.1 氮肥运筹对SOD(超氧化物歧化酶)活性的影响 |
| 3.2.2 氮肥运筹对POD(过氧化物酶)活性的影响 |
| 3.2.3 氮肥运筹对CAT(过氧化氢酶)活性的影响 |
| 3.2.4 氮肥运筹对MDA(丙二醛)含量的影响 |
| 3.2.5 氮肥运筹对可溶性蛋白含量的影响 |
| 3.2.6 氮肥运筹对可溶性糖含量的影响 |
| 3.2.7 氮肥运筹对土壤水分亏缺程度的影响 |
| 3.3 氮肥运筹对玉米叶片光合作用及光合关键酶活性的影响 |
| 3.3.1 氮肥运筹对玉米叶片叶绿素相对含量(SPAD值)的影响 |
| 3.3.2 氮肥运筹对玉米叶片净光合速率的影响 |
| 3.3.3 氮肥运筹对玉米叶片蒸腾速率的影响 |
| 3.3.4 氮肥运筹对玉米叶片气孔导度的影响 |
| 3.3.5 氮肥运筹对玉米叶片中PEPC活性的影响 |
| 3.3.6 氮肥运筹对玉米叶片中Rubisco活性的影响 |
| 3.3.7 氮肥运筹对玉米叶片中PPDK活性的影响 |
| 3.4 氮肥运筹对玉米产量、水分利用效率和农学效率的影响 |
| 3.4.1 氮肥运筹对产量构成因素的影响 |
| 3.4.2 氮肥运筹对产量、水分利用效率和农学效率的影响 |
| 3.5 玉米叶片的抗衰老性能、光合特性与产量和水氮利用效率的相关性分析 |
| 第四章 讨论与结论 |
| 4.1 讨论 |
| 4.1.1 氮肥运筹对玉米产量、水分利用效率和氮肥利用效率的影响 |
| 4.1.2 氮肥运筹影响玉米产量的生理机制 |
| 4.2 结论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作者简介 |
| 攻读硕士期间完成和发表的文章 |
| 导师简介 |
（4）黄河流域水土流失治理助推乡村振兴——定西市安定区的个案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一、个案概述 |
| 二、水土流失治理对乡村振兴的助推实践 |
| （一）以水土流失的有效防治营造生态宜居的乡村环境 |
| （二）以水土资源的有效利用助推乡村的有效治理 |
| （三）以特色产业的快速发展实现乡村产业振兴 |
| 三、安定经验的多视角诠释 |
| （一）定西精神是实现乡村振兴稳步推进的重要内生动力 |
| （二）坚持不懈兴修梯田是实现乡村生态宜居的基础性工程 |
| （三）全面推行农业实用技术是探索实现乡村振兴路径的重要外生动力 |
| 四、发展中的缺失与难题 |
| 五、推进持续发展的思考 |
| （一）坚持水土保持的高标准严要求，推进黄河流域水土流失治理系统的持续发展 |
| （二）坚持科技支撑发展旱作高效生态循环农业，推进乡村振兴和高质量发展动力和进程的持续发展 |
（5）黄土丘陵沟壑区典型小流域水土流失治理技术模式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1.引言 |
| 1.1 研究背景 |
| 1.2 研究意义 |
| 1.3 小流域治理模式的内涵述评 |
| 1.3.1 小流域综合治理的内涵 |
| 1.3.2 小流域综合治理模式的内涵 |
| 1.4 小流域治理模式的理论基础述评 |
| 1.4.1 径流调控理论 |
| 1.4.2 可持续发展理论 |
| 1.4.3 系统科学理论 |
| 1.4.4 水土保持学原理 |
| 1.4.5 生态经济学原理 |
| 1.4.6 恢复生态学原理 |
| 1.4.7 景观生态学原理 |
| 1.5 国外小流域水土流失综合治理研究述评 |
| 1.6 国内小流域水土流失综合治理研究述评 |
| 1.7 国内水土流失治理阶段划分 |
| 1.7.1 起步与探索阶段 |
| 1.7.2 全面规划、重点治理阶段 |
| 1.7.3 小流域综合治理试点阶段 |
| 1.7.4 注重效益、依法防治阶段 |
| 1.7.5 以生态修复为主,集中规模治理阶段 |
| 1.7.6 以生态修复和工程措施结合的大规模布局阶段 |
| 1.7.7 统筹生命共同体的保护与调控阶段 |
| 1.8 新时代生态建设理念 |
| 1.8.1 “两山”理论 |
| 1.8.2 山水林田湖草统筹理论 |
| 1.8.3 乡村振兴与脱贫攻坚战略 |
| 1.8.4 黄河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 |
| 1.8.5 水土保持信息化 |
| 2.研究区选取与概况 |
| 2.1 研究区的选取 |
| 2.2 研究区域概况 |
| 2.2.1 陕西市神木县六道沟小流域 |
| 2.2.2 陕西省延安市羊圈沟小流域 |
| 2.2.3 陕西省延安市纸坊沟小流域 |
| 2.2.4 甘肃省西峰市南小河沟小流域 |
| 2.2.5 甘肃省天水市罗玉沟小流域 |
| 2.2.6 甘肃省定西市龙滩沟小流域 |
| 3.材料和方法 |
| 3.1 研究目标 |
| 3.2 研究内容 |
| 3.2.1 水土流失治理模式的理论和经验总结 |
| 3.2.2 典型流域治理措施体系分析 |
| 3.2.3 典型流域水土流失治理模式研究 |
| 3.2.4 黄土高原水土流失治理模式的土壤改良效益 |
| 3.3 研究方法 |
| 3.3.1 水土流失治理模式及其影响因素研究 |
| 3.3.2 黄土高原水土流失治理模式的土壤改良效益 |
| 3.4 数据收集说明 |
| 3.4.1 DEM数字高程数据 |
| 3.4.2 水土流失及治理效果图片、治理措施图片 |
| 3.5 技术路线 |
| 3.6 研究特色与创新性 |
| 4.黄土高原典型小流域综合治理措施体系 |
| 4.1 小流域流域土地利用格局 |
| 4.2 小流域主导水土流失治理措施类型 |
| 4.2.1 主导植物措施体系 |
| 4.2.2 主导工程措施体系 |
| 4.2.3 主导耕作措施及其配置模式 |
| 4.3 本章小结 |
| 5 黄土高原典型小流域综合治理模式 |
| 5.1 黄土高原丘陵沟壑区治沟造地模式 |
| 5.2 风蚀水蚀交错区防蚀固沙模式 |
| 5.3 生态经济友好型水土保持生态农业发展模式 |
| 5.4 黄土高塬“三大体系”治理模式 |
| 5.5 丘三区梯田特色果业开发模式 |
| 5.6 半干旱区水土资源高效利用模式 |
| 5.7 本章小结 |
| 6 黄土高原小流域综合治理模式的影响因素 |
| 6.1 黄土高原水土流失治理模式的异质性与广泛性 |
| 6.1.1 黄土高原水土流失治理的相似性 |
| 6.1.2 黄土高原水土流失治理的差异性 |
| 6.2 自然地理条件对水土流失治理模式的影响 |
| 6.2.1 气象水文的影响 |
| 6.2.2 地形地貌的影响 |
| 6.3 社会经济条件对水土流失治理模式的影响 |
| 6.3.1 水土流失治理受到治理效益的需求影响 |
| 6.3.2 .水土流失治理受社会经济条件限制 |
| 6.3.3 水土流失治理模式以区域政策为指导 |
| 6.4 本章小结 |
| 7.黄土高原水土流失治理模式的有机碳效益 |
| 7.1 样地概况 |
| 7.2 相同生态恢复措施在不同流域间土壤有机碳储量差异 |
| 7.3 同一流域内不同生态恢复措施土壤有机碳储量差异 |
| 7.4 土壤有机碳储量分布特征 |
| 7.5 生态恢复的土壤碳汇效益 |
| 7.6 气候和土壤对有机碳含量分布的影响 |
| 7.7 本章小结 |
| 8.结论与展望 |
| 8.1 主要结论 |
| 8.2 研究展望 |
| 参考文献 |
| 个人简介 |
| 导师简介 |
| 获得成果目录清单 |
| 致谢 |
| 附录A 各流域不同生态恢复措施土壤有机碳储量(t·hm~(-2)) |
（6）生态补偿立法中人与自然关系的调整问题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英文摘要 |
| 引言 |
| 一、选题背景 |
| 二、研究意义 |
| (一)理论意义 |
| (二)现实意义 |
| 三、文献综述 |
| (一)研究现状 |
| (二)研究述评 |
| 四、拟解决的问题 |
| 五、研究重点与难点 |
| (一)研究重点 |
| (二)研究难点 |
| 六、研究思路与方法 |
| (一)研究思路 |
| (二)研究方法 |
| 七、创新之处与不足 |
| (一)创新之处 |
| (二)不足之处 |
| 第一章 生态补偿概述 |
| 一、生态补偿的概念解析 |
| (一)生态补偿的制度缘起 |
| (二)生态补偿的本土改造 |
| (三)生态补偿的属性定位 |
| 二、生态补偿的理论基础 |
| (一)公共产品理论 |
| (二)外部性理论 |
| (三)可持续发展理论 |
| (四)自然契约关系理论 |
| 三、重点领域生态补偿的实践状况 |
| (一)森林生态补偿的实践状况 |
| (二)流域生态补偿的实践状况 |
| (三)草原生态补偿的实践状况 |
| (四)自然保护区生态补偿的实践状况 |
| (五)国际性碳汇交易补偿的实践状况 |
| 第二章 生态补偿立法的现状分析:以草原生态补偿为例 |
| 一、我国草原生态补偿立法的现状 |
| (一)宪法的规定 |
| (二)法律的规定 |
| (三)行政法规与部门规章的规定 |
| (四)地方性政府规章的规定 |
| (五)政策性文件的规定 |
| 二、我国草原生态补偿立法的规范性问题 |
| (一)国家层面的专项法律缺位 |
| (二)单项法律的内容缺失缺陷 |
| (三)行政法规与部门规章粗疏 |
| (四)地方性立法整体参差不齐 |
| 三、我国草原生态补偿立法的理论性问题 |
| (一)现行立法对人与自然关系的调整有所欠缺 |
| (二)现行立法在土地产权问题上存在矛盾冲突 |
| (三)现行立法在政策与法律之间的取舍较困难 |
| 第三章 生态补偿立法中人与自然关系的事理逻辑 |
| 一、人与自然关系的一般性理论 |
| (一)生态中心主义的质疑 |
| (二)人类中心主义的辩白 |
| (三)人类社会与生态系统的相互认同论 |
| 二、环境法律调整论的内容与启示 |
| (一)环境法律调整论的基本内容 |
| (二)环境法律调整论所受的质疑 |
| (三)环境法律调整论的主要启示 |
| 三、生态补偿立法中人与自然关系调整问题的双层视角 |
| (一)立法之内的结构调整 |
| (二)立法之外的运行调整 |
| 第四章 生态补偿立法中人与自然关系的结构调整 |
| 一、生态补偿核心要素的立法 |
| (一)生态补偿的主体与客体 |
| (二)生态补偿的标准与测定 |
| (三)生态补偿的方式与来源 |
| 二、生态补偿关联内容的立法 |
| (一)宪法精神的体现 |
| (二)法律责任的设置 |
| (三)土地产权制度的改革 |
| 三、生态补偿体系内容的立法 |
| (一)行为模式的立法 |
| (二)权利义务模式的立法 |
| (三)法律部门间的衔接立法 |
| 第五章 生态补偿立法中人与自然关系的运行调整 |
| 一、法的良好运行 |
| (一)法的良好运行的本质 |
| (二)法的良好运行的标准 |
| 二、市场的调节作用 |
| (一)市场运作的现实困境 |
| (二)市场调节的模式选择 |
| (三)市场调节的运行重点 |
| 三、生态环境治理的政治策略 |
| (一)发挥生态文明建设的制度优越性 |
| (二)坚持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基本趋向 |
| (三)注重政府主导地位中的合理作为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后记 |
| 在学期间公开发表论文情况 |
（7）草原生态补奖政策对农牧民生计影响研究 ——以北方农牧交错区为例（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导论 |
| 1.1 研究背景 |
| 1.2 研究目的与意义 |
| 1.2.1 研究目的 |
| 1.2.2 研究意义 |
| 1.3 国内外研究动态及评述 |
| 1.3.1 草原生态补奖政策研究 |
| 1.3.2 农牧民分化 |
| 1.3.3 农牧民生计研究 |
| 1.3.4 草原生态补奖政策对农牧民生计影响研究 |
| 1.3.5 国内外研究评述 |
| 1.4 研究思路与研究内容 |
| 1.4.1 研究思路 |
| 1.4.2 研究内容 |
| 1.5 研究方法与技术路线 |
| 1.5.1 研究方法 |
| 1.5.2 技术路线 |
| 1.6 研究区域概况及数据来源 |
| 1.6.1 研究区域概况 |
| 1.6.2 数据来源 |
| 1.7 论文可能的创新之处 |
| 第二章 概念界定、理论基础与研究框架 |
| 2.1 基本概念 |
| 2.1.1 草原生态补奖政策 |
| 2.1.2 农牧民 |
| 2.1.3 农牧民分化 |
| 2.1.4 农牧民生计 |
| 2.2 理论基础 |
| 2.2.1 外部性理论 |
| 2.2.2 公共产品理论 |
| 2.2.3 农民分化理论 |
| 2.2.4 可持续生计理论 |
| 2.2.5 生态经济人理论 |
| 2.3 草原生态补奖政策对农牧民生计影响的理论框架 |
| 2.4 本章小结 |
| 第三章 北方农牧交错区草原生态补奖与农牧民生计现状及问题 |
| 3.1 北方农牧交错区草原生态补奖政策的实践与效果 |
| 3.1.1 北方农牧交错区草原生态补奖政策的演变 |
| 3.1.2 基于宏观视角的草原生态补奖政策实践效果 |
| 3.1.3 基于农牧民微观视角的草原生态补奖政策实践效果 |
| 3.2 北方农牧交错区农牧民生计现状 |
| 3.2.1 农牧民分化现状 |
| 3.2.2 农牧民生计资本现状 |
| 3.2.3 农牧民牧业生计现状 |
| 3.2.4 农牧民生计对草地资源的依赖度 |
| 3.2.5 农牧民收入及收入稳定性现状 |
| 3.3 草原生态补奖政策实施背景下农牧民生计现存问题 |
| 3.3.1 农牧民分化显着 |
| 3.3.2 生计缓冲能力弱 |
| 3.3.3 牧业生计活动与补奖目标相悖 |
| 3.3.4 生计对草地资源依赖度高 |
| 3.3.5 收入稳定性水平较低 |
| 3.4 本章小结 |
| 第四章 草原生态补奖政策对农牧民分化的影响 |
| 4.1 理论分析 |
| 4.2 变量选取与模型设立 |
| 4.2.1 数据、变量选取与描述性统计 |
| 4.2.2 模型设立 |
| 4.3 实证结果分析 |
| 4.3.1 草原生态补奖政策对农牧民职业维度水平分化的影响 |
| 4.3.2 草原生态补奖政策对农牧民收入维度垂直分化的影响 |
| 4.4 本章小结 |
| 第五章 草原生态补奖政策对农牧民生计资本的影响 |
| 5.1 理论分析 |
| 5.2 变量选取与模型设立 |
| 5.2.1 数据、变量选取与描述性统计 |
| 5.2.2 模型设立 |
| 5.3 草原生态补奖政策对农牧民生计资本的影响 |
| 5.3.1 草原生态补奖政策对农牧民生计资本总值的影响 |
| 5.3.2 草原生态补奖政策对农牧民生计资本影响的分解 |
| 5.4 本章小结 |
| 第六章 草原生态补奖政策对农牧民牧业生计的影响 |
| 6.1 理论分析 |
| 6.1.1 草原生态补奖政策对农牧民减畜影响的理论分析 |
| 6.1.2 草原生态补奖政策对农牧民牲畜养殖规模影响的理论分析 |
| 6.1.3 草原生态补奖政策对农牧民继续从事牧业生产意愿影响的理论分析 |
| 6.2 草原生态补奖政策对农牧民减畜行为的影响 |
| 6.2.1 数据、变量选取与描述性统计 |
| 6.2.2 模型设立 |
| 6.2.3 草原生态补奖政策对农牧民减畜行为影响的实证分析 |
| 6.3 草原生态补奖政策对农牧民牲畜养殖规模的影响 |
| 6.3.1 数据、变量选取与描述性统计 |
| 6.3.2 模型设立 |
| 6.3.3 草原生态补奖政策对农牧民牲畜养殖规模影响的实证分析 |
| 6.4 草原生态补奖政策对农牧民继续从事牧业生产意愿的影响 |
| 6.4.1 数据、变量选取与描述性统计 |
| 6.4.2 模型设立 |
| 6.4.3 草原生态补奖政策对农牧民继续从事牧业生产意愿影响的实证分析 |
| 6.5 本章小结 |
| 第七章 草原生态补奖政策对农牧民草地资源依赖度的影响 |
| 7.1 理论分析 |
| 7.2 变量选取与模型设立 |
| 7.2.1 数据、变量选取与描述性统计 |
| 7.2.2 模型设立 |
| 7.3 草原生态补奖政策对农牧民生计草地资源依赖度的影响 |
| 7.3.1 草原生态补奖政策对农牧民生计活动草地资源依赖度的影响 |
| 7.3.2 草原生态补奖政策对家庭劳动力就业草地资源依赖度的影响 |
| 7.3.3 草原生态补奖政策对农牧民收入草地资源依赖度的影响 |
| 7.4 本章小结 |
| 第八章 草原生态补奖政策对农牧民收入及其稳定性的影响 |
| 8.1 理论分析 |
| 8.2 变量选取与模型设立 |
| 8.2.1 数据、变量选取与描述性统计 |
| 8.2.2 模型设立 |
| 8.3 草原生态补奖政策对农牧民收入的影响 |
| 8.4 草原生态补奖政策对农牧民收入稳定性的影响 |
| 8.5 本章小结 |
| 第九章 结论、建议与展望 |
| 9.1 研究结论 |
| 9.2 对策建议 |
| 9.3 研究不足及展望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个人简历 |
（8）生物炭施加及AM真菌接种对旱作玉米生产力和土壤质量的影响及机理（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缩写词(Abbreviations) |
| 第一章 文献综述 |
| 1.1 黄土高原环境概况 |
| 1.2 垄沟地膜覆盖 |
| 1.3 生物炭 |
| 1.3.1 生物炭的理化性质 |
| 1.3.2 生物炭的应用 |
| 1.4 丛枝菌根真菌(AM真菌) |
| 1.4.1 AM真菌的定义及生态功能 |
| 1.4.2 AM真菌对土壤微生物的影响 |
| 1.5 AM真菌与生物炭之间的相互作用 |
| 1.6 研究目的及内容 |
| 第二章 材料与方法 |
| 2.1 试验区概况 |
| 2.2 试验设计及材料 |
| 2.3 样品采集与测定方法 |
| 2.3.1 植物样采集与测定 |
| 2.3.2 土壤样品的采集 |
| 2.3.3 土壤有机碳的测定 |
| 2.3.4 土壤易氧化有机碳的测定 |
| 2.3.5 土壤全氮的测定 |
| 2.3.6 土壤全磷的测定 |
| 2.3.7 土壤速效磷的测定 |
| 2.3.8 AM真菌生长测定 |
| 2.3.9 土壤微生物碳氮含量的测定 |
| 2.3.10 土壤矿化氮的测定 |
| 2.3.11 土壤物理性质的测定 |
| 2.4 数据统计与分析 |
| 第三章 试验结果 |
| 3.1 2018-2019年降水分布及气温 |
| 3.2 2018-2019年土壤含水量 |
| 3.3 玉米生物量和水分利用效率及产量构成 |
| 3.3.1 玉米地上和地下生物量 |
| 3.3.2 水分利用效率 |
| 3.3.3 玉米产量构成 |
| 3.4 不同处理对土壤养分的影响 |
| 3.4.1 不同处理对土壤有机碳,易氧化有机碳的影响 |
| 3.4.2 不同处理对土壤全氮、矿化氮和C/N的影响 |
| 3.4.3 不同处理对土壤全磷、速效磷的影响 |
| 3.4.4 不同处理间交互作用对土壤各养分的影响 |
| 3.5 土壤容重、pH |
| 3.5.1 土壤容重 |
| 3.5.2 土壤pH |
| 3.6 土壤MBC、MBN及不同处理对AM真菌的影响 |
| 3.6.1 土壤MBC、MBN |
| 3.6.2 不同试验处理对AM真菌的影响 |
| 第四章 讨论 |
| 4.1 土壤容重、pH及土壤水分 |
| 4.2 土壤养分 |
| 4.3 土壤微生物和AM真菌生长 |
| 4.4 作物生物量和作物产量 |
| 第五章 结论与展望 |
| 5.1 主要结论 |
| 5.2 研究展望 |
| 参考文献 |
| 在学期间的研究成果 |
| 致谢 |
（9）贫困县农业产业化道路选择（论文提纲范文）
| 一、农业产业化已有模式梳理 |
| 二、定西市农业产业化组织机制分析 |
| (一)马铃薯种植产业链主体分析 |
| 1. 参与脱毒苗和种薯培育阶段主体分析 |
| 2. 参与马铃薯种植阶段主体分析 |
| 3. 参与生产加工阶段主体分析 |
| 4. 其他参与主体分析 |
| (二)肉羊养殖产业链主体分析 |
| 1. 参与种羊育种阶段主体分析 |
| 2. 参与肉羊繁育、育肥阶段主体分析 |
| 3. 参与屠宰加工阶段主体分析 |
| 4. 其他参与主体分析 |
| 三、贫困县农业产业化组织机制总结——“球队模型” |
| (一)尽量实现全产业链——组建阵容 |
| (二)明确各主体角色定位——设计阵形 |
| (三)订单保障各环节流通——做好配合 |
| (四)做好产业链外的服务配套——后勤保障 |
（10）甘肃省农业结构调整对农民增收的影响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1 绪论 |
| 1.1 研究背景及意义 |
| 1.1.1 研究背景 |
| 1.1.2 研究意义 |
| 1.2 已有研究综述 |
| 1.2.1 农业结构调整研究 |
| 1.2.2 农民增收及影响因素研究 |
| 1.2.3 农业结构调整对农民收入影响研究 |
| 1.2.4 文献评述 |
| 1.3 研究内容和研究方法 |
| 1.3.1 研究内容 |
| 1.3.2 研究方法 |
| 1.3.3 本研究技术路线图 |
| 2 农业结构调整与农民增收的理论分析 |
| 2.1 农业结构调整的相关理论 |
| 2.1.1 规模报酬理论 |
| 2.1.2 农业可持续发展理论 |
| 2.1.3 配第—克拉克定律 |
| 2.1.4 库茨涅茨人均收入影响理论 |
| 2.2 农业结构调整的驱动力 |
| 2.2.1 供给因素 |
| 2.2.2 需求因素 |
| 2.2.3 其他因素 |
| 2.3 农业结构调整作用于农民增收的影响机制 |
| 2.3.1 直接影响 |
| 2.3.2 间接因素 |
| 2.3.3 政府因素 |
| 3 甘肃省农业结构现状及其调整预测 |
| 3.1 甘肃省农业结构现状分析 |
| 3.2 甘肃省农业结构变动趋势预测 |
| 3.2.1 农业结构转换速度系数测算及结果说明 |
| 3.2.2 农业结构转换方向系数测算及结果说明 |
| 3.3 甘肃省农业结构调整中存在的问题 |
| 3.3.1 结构调整的基础建设落后,农机、农技水平较低 |
| 3.3.2 区域结构不合理,未能因地制宜发展特色农业 |
| 3.3.3 农产品结构单一,农业产业链条较短 |
| 3.3.4 农业结构调整受资源环境约束增强 |
| 4 甘肃省农民收入现状分析 |
| 4.1 甘肃省农民收入水平现状 |
| 4.2 甘肃省农民收入构成分析 |
| 4.3 甘肃省贫困与非贫困地区农民收入对比分析 |
| 5 甘肃省农业结构调整对不同来源农民收入的影响分析 |
| 5.1 方法选择及模型构建 |
| 5.2 变量选取及数据来源 |
| 5.3 实证分析 |
| 5.4 结果说明 |
| 6 甘肃省各县域农业结构调整对农民增收的影响分析 |
| 6.1 面板数据实证检验 |
| 6.1.1 数据来源 |
| 6.1.2 平稳性检验 |
| 6.1.3 协整检验 |
| 6.2 模型的构建 |
| 6.2.1 面板数据模型概述 |
| 6.2.2 模型选定 |
| 6.3 实证分析 |
| 6.4 结果说明 |
| 7 甘肃省调整农业结构、促进农民增收的对策建议 |
| 7.1 统筹兼顾,构建综合性的现代农业产业体系 |
| 7.2 因地制宜,优化各区域农业生产布局 |
| 7.3 重点突出,提高不同来源农民收入 |
| 7.4 分类管理,倡导绿色生态农业 |
| 参考文献 |
| 附录1 甘肃省农业产业对农民收入影响的回归结果（2003-2016） |
| 后记 |
四、考察甘肃省定西县旱作农业的思考（论文参考文献）
- [1]基于AHP-多层次模糊综合评判的甘肃省田园综合体特色化发展研究[D]. 牛彩虹. 兰州交通大学, 2021
- [2]1983年至1992年“三西”建设扶贫战略研究[D]. 苏亚超. 西北民族大学, 2021(09)
- [3]氮肥运筹对旱农区玉米叶片抗衰老特性及产量的影响[D]. 刘耀权. 甘肃农业大学, 2021(09)
- [4]黄河流域水土流失治理助推乡村振兴——定西市安定区的个案研究[J]. 燕星宇. 发展, 2021(01)
- [5]黄土丘陵沟壑区典型小流域水土流失治理技术模式研究[D]. 袁和第. 北京林业大学, 2020(02)
- [6]生态补偿立法中人与自然关系的调整问题研究[D]. 严海. 东北师范大学, 2020(07)
- [7]草原生态补奖政策对农牧民生计影响研究 ——以北方农牧交错区为例[D]. 周升强.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 2020(02)
- [8]生物炭施加及AM真菌接种对旱作玉米生产力和土壤质量的影响及机理[D]. 李霁源. 兰州大学, 2020(01)
- [9]贫困县农业产业化道路选择[J]. 刘玲玲,郎昆,张世迁. 当代农村财经, 2019(08)
- [10]甘肃省农业结构调整对农民增收的影响研究[D]. 赵硕. 兰州财经大学, 2019(0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