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中国社会转型特殊性探论（论文文献综述）
陈兰馨[1]（2021）在《认知与实践：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历史进程前期研究》文中研究表明本文立足于“本土化”的概念,着重论述马克思主义在传入中国后,被知识界、思想界接纳,被中国共产党转化为具体实践,逐步融入本土文化并拥有“民族身份”的过程。本文将马克思主义本土化解构为两个维度:一是认知维度的本土化,即马克思主义如何在认知层面“化”中国;二是实践维度的本土化,即中国如何在实践层面“化”马克思主义。二者很大程度上反映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与中国本土实际融合的重要方面。本文的研究时段从19世纪末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始,到1938年毛泽东在党的六届六中全会上第一次正式提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命题止。文章主要选取了三个要素讨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形成与发展:概念语词、思想话语和本土实践,试图从马克思主义理论的跨语际传播、马克思主义的汉语词汇化、马克思主义的本土话语形成及本土化主体的确立、本土化自觉的唤醒、本土化经验的升华阐释马克思主义如何在中国实现本土化,马克思主义者和非马克思主义者又如何从马克思主义中寻找思想资源,回答“中国向何处去”的问题。本文的叙述逻辑始于西学东渐下中国知识体系和文化土壤的变化。西方分科的知识体系传入中国,冲击了中国传统的知识体系。与西方知识输入相伴的是世界观的重构和思想界地覆天翻的变化。一方面,现实迫使经世致用的士大夫不得不走出“天下主义”,重新审视中国和“万国”的关系。另一方面,中国的读书人受西方进化论思想的影响,开始反思儒道历史观下的中国命运,他们开始了中西哲学、中西文化融合的又一次尝试,试图通过接纳进化论来构想改变中国历史天命的进路。当西方文化的新观念传入中国,传统汉语知识和观念开启又一轮的自我更新。社会主义思潮和马克思主义开始进入中国人的精神世界,自然需要为每一个新概念找到合适的汉语对等词,西学译介的术语及译着的传播在认识论上构建了不同界域之间的“转义之门”,成为中国人认识、了解马克思主义思想的起点。20世纪初,日本是中国人接受马克思主义的主要桥梁。大量日译马克思主义文献和由日文转译的汉译文本提供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本土化的概念语汇,日本社会主义运动和社会主义思潮也为中国人接纳这门艰深晦奥的学问搭建了理解的基石,并为中国的马克思主义输入了早期的学理。1919年,五四运动扩大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传播和影响力,马克思主义本土化进程得以加速。一方面,五四之后,中国思想界整体反映出迫切需要一种新的政治表达方式和政治蓝图的心态,而马克思主义的相关理论提供了这种可能。另一方面,中国知识界和思想界在五四之后开始了新一轮重组。一是话语议题的转变,即使用话语的范畴开始从学术议题向政治议题递进。二是话语功效的凸显,主要体现在话语在政治传播的功效方面,马克思主义语汇开始被附着意识形态和政治立场。三是话语主体的建立,出现了以马克思主义为信仰的个体和马克思主义的研究者。二十年代后期到三十年代初的话语争锋最终回归到“中国向何处去”的元问题,为理论和实践的融合奠定了思想基础,从侧面反映了马克思主义在认知维度被接纳的过程。1921年,中国共产党的成立确立了马克思主义本土化的主体,自此,马克思主义开始从众多外来思想的一支,正式转变成一种可实践的革命方案。中国共产党在实践的早期阶段“以俄为师”,按照俄国马克思主义的方案指导中国革命。其间,中国共产党从奉为圭臬地模仿到有自觉地反思,在曲折的探索中,形成了对统一战线、农民革命和无产阶级领导权等问题的独立见解。毛泽东的观点无疑是其中最有代表性的,他创造性地运用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在实践中形成了中国化的革命主体、革命方式和群众政策,并首次在党内会议上提出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重要命题。“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提出回应了“中国向何处去”的时代之问,在文化层面具有重要的意义。第一,“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提出是对“体用论”的超越,是对中西文化评估固有范式的突破。第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概念具有鲜明的批判精神,在一定程度上重塑了文化传统和文化发展的价值。第三,“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突出了本土化过程中文化自觉的重要性,正确处理了普遍性与特殊性结合的问题。总之,本土化要完成从认知维度向实践维度的跨越,应该避免脱离中国近现代的社会现实,避免变成为一种理论自身的逻辑演绎。理论必须经过和现实的结合才能算是完成了本土化的过程,否则只能将“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局限在知识层面。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本土化之所以如此典型,在于其不仅形成了本土化运动——共产党领导的社会革命和政治革命,还实现了理论的民族化,使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转化为了中国文化精神的一部分。
孔晓菲[2]（2021）在《民主革命时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思想文化背景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民主革命时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是在近代中西方思想文化大激荡背景下产生发展的。从马克思主义开始在中国社会广泛传播,到马克思主义理论与中国革命实际相结合,再到实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每前进一步都要同中国近代各种非马克思主义和反马克思主义社会思潮开展激烈的思想斗争。这一思想斗争经历了一个“交锋碰撞——批判斗争——引领发展”的矛盾交织运动过程。而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则是贯穿这一思想斗争的主线,更是中国共产党应对各种社会思潮挑战和攻击的基本遵循。当前,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发展面临着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与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发生新转化带来的新问题和新挑战。因此,深入研究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思想文化背景,以应对和回答当前意识形态冲突,显得尤为重要。本文从思想史视角,着眼于民主革命时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形成和发展的全过程,以马克思主义为理论基础,以中国社会和中国革命实际为现实依据,以马克思主义、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同中国近代社会思潮的思想斗争为主要线索,综合运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等科学方法,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形成发展过程中同各种社会思潮开展的思想斗争进行深入、系统研究,从而揭示不同阶段思想斗争的核心主题、基本特征和基本规律,以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核心主体在思想斗争中发挥的积极作用,进而为新时代辨识、批判、破除各种反动社会思潮提供重要的历史经验和现实启示。本文包括六个部分。其中,引言阐述与本研究相关的已有研究成果,第一章是理论前提性研究;第二章、第三章、第四章、第五章是主体部分,也是研究的核心内容,主要分析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在其发展的不同历史阶段,围绕阶段性主题同社会思潮展开的思想斗争,以及在思想斗争中获得的进一步发展。第六章是文章的结论部分,对民主革命时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思想文化背景研究的历史经验和现实启示做出理论总结。引言主要说明研究问题的缘起,述评当前学术界关于民主革命时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思想文化背景的研究现状,呈现本研究的研究思路和方法,并指出研究的创新与不足。其中最重要的是,围绕“民主革命时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思想文化背景”这一核心论题,厘定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同社会思潮展开思想斗争的主线,并确立了不同阶段的论争主题。第一章,马克思主义的产生及其对中国近代社会变革的影响。一方面,西方国家资本主义制度的普遍确立及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的创新发展,为马克思主义的诞生奠定了深厚的思想文化基础;另一方面,马克思主义对东方社会和中国问题的研究及其在中国近代的早期传入,与中国近代社会变革的时代主题相适应,促使我国早期先进知识分子思想觉醒,为中国近代社会变革做出新的文化抉择。第二章,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广泛传播和初步运用的思想文化背景。五四运动时期,马克思主义开始在中国社会广泛传播,早期共产主义者在推进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工人运动相结合的过程中,创建了中国共产党,并将马克思主义初步运用于中国社会变革。与此同时,中国近代不断涌动的各种社会思潮掀起了对马克思主义不同维度的攻击。中国共产党在对各种社会思潮挑战的积极回应中,划清了马克思主义与实证主义、社会改良主义和无政府主义的思想界限,批驳了科学派和玄学派、戴季陶主义、国家主义派的错误思想主张。第三章,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系统运用的思想文化背景。土地革命初期,随着马克思主义的“本本”与中国实际相结合思想的提出,及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思想在党内的初步确立。中国思想界,以“新生命派”、“动力派”、“中国经济派”、“全盘西化派”、“本位文化派”为主要代表,同共产党人组成的“新思潮派”,掀起了一场关于“中国社会性质”问题的思想大论战。中国共产党在回应和批驳这些思想派别中,提出并深入论证了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理论。第四章,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命题正式提出的思想文化背景。土地革命后期和抗战初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命题正式提出。这一命题的提出,引发国民党新专制主义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强烈攻击和对三民主义的重新阐释。为此,国共两党间展开关于“三民主义”的思想论战。中国共产党在对“伪三民主义”的批判中,划清了新旧三民主义的界限,厘清了共产主义与三民主义的关系,最后系统提出新民主主义理论体系。第五章,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思想在全党确立的思想文化背景。抗战后期和解放战争时期,虽然党内已就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达成基本共识,并提出了毛泽东思想,但党外各政治派别围绕抗战胜利后国家政权如何建设的问题,提出了形式各异的政治主张。为此,中国共产党在对国民党“一个主义、一个政党、一个领袖”和中间党派“中间路线”建国主张的批判中,创造性提出人民民主专政理论。第六章,民主革命时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思想文化背景研究的历史经验和当代启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思想文化背景,不仅具有历史必然性和现实重要性,而且是促进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理论、实践、制度和文化创新不可忽略的重要因素。因此,新时代要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新发展,应当正确对待马克思主义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坚持运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同中国近代社会思潮展开斗争的基本原则和方法,全面提升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核心主体的理论自觉和理论自信。
刘后德[3]（2020）在《1979年：中国历史学的再出发》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历史学进入了一个崭新的发展阶段。它取得了有目共睹的成就,但也逐渐出现了一些偏差,在“文革”中更是遭遇严重挫折。新时期中国历史学的再定向再出发,是从否定“文革”开始的。它起自政治批判,成于学术反思。它针对“文革”,但绝不限于“文革”。这种专业层面的更深入阶段的拨乱反正在1979年表现得极为典型。在这一年,伴随着全社会思想解放的氛围,历史学呈现出与“文革”时期彻底决裂的姿态。将颠倒的历史再颠倒过来,一度成为当时整个中国史学界的主流追求。这一追求在中国历史学的理论探讨层面、古代史研究部分和近代史研究领域都有着鲜明的体现。而它在1979年表现得特别集中,并在1979年度走向高潮。那时的中国历史学存在一种明显倾向,即针对新中国成立以来的研究模式,特别是“文革”时期畸形的研究状况,针锋相对地开展再认识、再纠正。这一趋向深刻影响了之后的史学研究面貌。人们首先就统摄整个研究局面的理论部分进行有针对性的纠偏匡谬。从理论根源和实践经验两方面重新理解和认识“阶级观点”,从而放弃“以阶级斗争为纲”这一根本塑造当时史学面貌的指导思想,是1979年的中国历史学界所获得的最大理论共识。此时,笼统的阶级观点得到重新审视:一切以阶级划分和阶级斗争理论作为史学研究出发点和落脚点的极端做法也得到纠正;历史的全部内容绝不仅仅只有阶级之间的冲突,也不是所有的阶级斗争都可以纳入“革命”的范畴;阶级斗争作为人类社会历史发展根本动力或唯一动力的尊崇地位受到挑战,诸如生产力、生产斗争或矛盾斗争的合力等历史发展要素的重要性得到人们越来越多的强调;阶级考察之外的广阔历史空间开始进入人们的视野,阶级批判之余的丰富历史遗产也受到越来越多的重视;学者们不再简单一律地套用阶级分析作为研究模具,而是积极倡导用历史的、辩证的观点来把握阶级和阶级斗争的存在。以往用阶级观点打量一切,言必称“阶级”的不正常状况大为改观。还有,深入反思教条主义、公式主义的危害,也是1979年史学界所获得的重要理论成果。一切唯本本是从,照搬简易公式的惯常做法遭到批评。在理论阐释与史料求真的结合方面,脱离史实进行虚、假论述的做法受到抵制。它们逐渐被诸如“论从史出”或“史论结合”等主张所平衡。还有一些因固守个别论断、预设某种前提而未曾从根本打破僵局的问题研究也开始得到触动。以上变化归结到一点就是,面对任何问题,人们都转而尝试通过实事求是地具体分析得出自己的独立认识。此时,史学与政治的关系也开始在反省中得到重新定位。人们一致反对炮制“影射史学”以作政治工具的行为,并且通过重新诠释“古为今用”的内涵,以尝试进一步明确史学之于政治的价值功用及合理边界,尊重学术探索的独特规律,纠正违背学术自由的做法,从而扞卫历史学应有的生存空间和独立的价值尊严。1979年,中国古代史研究领域也出现了针对以往的认识局面进行剧烈调整的整体倾向。首当其冲的是,作为“五朵金花”之一的农民战争史所存在的研究偏向受到检讨。农民战争所蕴含之消极作用的集中凸显,成为1979年中国历史学在专题研究领域所经受的最大冲击。在这牵一发而动全身的问题上,“阶级观点”受到研究实践的重新检验。人们注意到,农民战争在社会生产和秩序稳定等方面存在不容回避的破坏作用。曾经化约为中国古代历史的真正内容或全部内容的农民战争,其价值地位因这种阻碍历史进步的消极因素存在而受到削弱。与此同时,农民本身难以抗拒愚昧落后的封建思想,在经由阶级和历史的局限性分析中遭到集中剖析。进而,农民及其领袖不能摆脱具有负面作用的皇权主义、平均主义等思想,预示了农民战争的最终结果只能是催生出又一个大同小异的封建政权。随着农民战争在变革封建制度方面的革命性作用遭到质疑,其价值作用至多不超出改朝换代的范围,甚至客观上有着维护和延续封建统治的认识开始出现。由于人们拒绝沿用简单张贴阶级标签的做法,以及随之而来的道德评判泛化倾向被遏制,中国古代历史中一些统治阶级和被统治阶级的代表性人物得到重新评价。作为封建帝王的秦始皇残暴专制等负面因素被集中展露;作为思想文化领域代表性人物的孔子,其礼制、教育等方面的积极价值重新凸显;作为农民起义领袖的李自成,难以摆脱天命思想束缚,即使最后取胜也必然成为封建皇帝,而不可能具有无产阶级领袖那样的进步特征和成就,这样一种宿命般的历史结局在讨论中被强调。此外,在中国社会形态及发展阶段的划分问题上,由于人们对固定一种学说、服从一种认识的垄断局面多有不满,古史分期领域遂有诸说并起,从而颠覆了之前郭沫若等人所主张的战国封建说一家独尊之局面。由此,“魏晋封建说”、“西周封建说”、“秦统一封建说”等不同论见纷纷出现。把颠倒的历史再颠倒过来这一思潮,在1979年的中国近代史研究领域表现的最为充分。中国近代历史发展关键节点上的典型认知呈现出“过山车”般的翻转。比如,曾经作为反帝反封建的爱国运动典型的义和团运动受到集中质疑。该运动被认定为具有盲目排外、愚昧迷信等特点,甚至存在受清廷利用而“奉旨造反”的过程和行为,其对内反封建的革命性质和对外的反帝作用及价值都出现较大争议。再者,针对以往卖国之定性,在现代化建设的时代背景下,洋务运动作为近代工业化肇始的标志性作用开始得到积极肯定。在企业管理、规模化机器制造、引进利用外资技术等方面,洋务运动所带来的进步影响;抗击外部势力经济侵略和军事侵略,构筑自身近代化的经济和国防基础,所具有的现实意义和长远价值;拉开大规模学习西方先进文明的序幕,形成开放、理性的进取精神,以及在整体上开启近代中国资本主义化进程的重要意义,都得到有力阐释。对洋务运动的评价,从单纯依托目的初衷或阶级进行定性分析,开始向重视客观效果的考察方面倾斜。还有,对于被批软弱妥协且“阻挡人民革命”的戊戌变法运动,学者在现代性视野下重新将其定义为,一场由资产阶级发起的,旨在通过制度革新以挽救家国危亡的进步运动。其爱国主义价值,借鉴先进制度进行资本主义改革的宝贵尝试,以及改革过程中所推动实现的启蒙解放等,都开始得到更多学者的认同。该运动的改良主义定性开始动摇,资产阶级维新派对抗封建顽固派,以及推行资本主义制度,维护社会整体利益的进步作用越发得到肯定。1979年,是中国历史学进行再调整的关键年份,是“文革”时期史学向改革开放史学过渡的转捩点。它以反思姿态挺立于两种史学研究样式转换的紧要关头,通过一系列史学认识的再纠正实现了浴火重生。显而易见,研究样态的根本转变需要借助史实的订正,研究方法及理论指导的校准,但更仰赖于观念层面的透彻省悟。在追求学术独立和求实精神方面的启蒙重塑,是这一特殊年份留于后世的最醒目价值。与此同时,就学科本身而言,经过1979年前后学界在思想观念、理论方法、价值立场等方面的及时调整,历史学得以迅速转入新的发展阶段。1979年的中国历史学,为之后研究内容从较为单一的政治史向着结合社会史、文化史等领域延伸,以及研究范式和研究重心从革命史向现代化叙事转变,奠定了基础。同时,它还孕育了几种研究趋向。比如重建史实真相,考求真实;再次确认坚持唯物史观指导下的宏观研究,偏重线索规律的合理化梳理;或者吸收借鉴西方理论方法重建历史叙事等。它们都在反思以往研究弊端的基础上呈现出多元竞发的态势。细致的文献梳理,结合对“文革”前后及当时中国历史学研究取向的综合对比,以期最大限度地呈现当时史学研究领域深刻调整的思想史价值,以及为新时期史学研究健康发展奠定重要基础的学术史意义。选取1979年这一独特的年份作为研究对象,可以充分彰显其年代史学层面的蕴涵;史学界通过积极拨乱反正以响应国家改革开放的号召,体现出中国历史学在参与历史中创造历史的传统致用色彩;以“颠倒”求“反正”,尽可能地释放出了解放思想的能量,但与此同时也产生了从一个极端倒向另一极端的危险。因此,反思学术研究的偏向,仅仅通过“翻烙饼”的方式进行显然是不够的。准确拿捏1979年中国历史学承上启下的衔接作用,充分衡估这一时期史学研究所具有的转折过渡意义,有着很高的研究价值。尤其是在清除畸形的“文革史学”那样的研究生态,为此后学术转型奠定基本格局方面,很有必要进行专门探讨。如果说1949年,崭新的中国历史学依靠政治得以确立,那么1979年,就是中国历史学在反求诸己的背景下实现学科化重生、专业化再造的又一次开始。从学术发展的长远角度看,它不啻于共和国史学的“第二次开国”。
朱志强[4]（2020）在《李达推进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研究（1930-1939）》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李达作为中国共产党的创始人之一,与中国马克思主义的发展历程紧密相连,是一位着名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教育家。从五四运动开始,尤其是20世纪30年代,李达为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与发展作出了卓越贡献。研究20世纪30年代李达推进马克思主义大众化,不仅能充实当前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研究成果,也能为21世纪马克思主义的传播与发展提供借鉴,进而掌握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话语权。在20世纪30年代的中国,学术界发生了哲学论战,国民党反动派又大肆推行“唯心哲学”荼毒群众思想,力图从思想上控制人民。为了廓清民众认识,李达汲取马列主义经典作家关于理论通俗化的思想资源,在中共地下党的引导下,专事马克思主义的研究与宣传。这一时期,身为党外进步人士的李达,尽管处在一片白色恐怖之中,但他结合自己及当时的实际状况,通过理论教育、创建书店、参加“社联”、参与论战等多种途径,有效地传播了马克思主义哲学、政治经济学和科学社会主义等内容,尽可能完整地再现了这一科学理论,推进了马克思主义的大众化。因此,抗战时期,在传播马克思主义的系统性与全面性上,“无一人出李达之右”。李达在传播科学理论时,始终坚持与中国的发展实际相连,充分发挥着理论家所具有的革命批判精神,坚决批驳各种错误思潮,是“理论界的鲁迅”。同时他还贴合群众理论学习的实际,通俗化解读了马克思主义哲学。可以说,被誉为“红色教授”的李达,在20世纪30年代的理论研究与宣传中,不仅为毛泽东的哲学创造活动提供了一定条件,而且在教学中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思想。但因时代条件与个人原因,李达在传播马克思主义的历程中,深受苏联哲学影响,制约了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中国的深入传播。马克思主义在20世纪的中国呈澎湃之势,并逐渐成为中国思想界的主流,极大地推动了中国社会的进步。这一科学理论在中国的传播与发展,不仅与从事革命实践活动的政治家相关,也和致力于学术研究与宣传的理论家密切相连,李达就是这其中当之无愧的“战士和学者”。回望历史是为了关照现实。新时代条件下,我们应在李达推进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过程中吸取教益: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综合运用多种方式传播马克思主义;立足于人民,满足民众对科学理论的诉求。
秦洁[5]（2020）在《民国时期（1912-1949）易学研究》文中指出本文是对民国时期（1912-1949）易学成果的整体研究。全文分为绪论、正文、余论三部分,从不同角度阐释民国易学。绪论部分,以时间为线索,概述民国近四十年间的易学史变迁。民国初年,时代鼎革之强力冲击、康有为式支持者之迷途、陈独秀式反对者之激进,最终形成合力,造成传统学术边缘化之局面,易学于数千年来第一次沦为“无人过而问津”之境地。值此之际,杭辛斋以其“精博”的易学研究新见,重新激发起时人读《易》、研《易》之兴趣;而胡适发起“整理国故”运动,亦使新学视野落在传统典籍之上。受二氏影响,二十年代之易学,研究类型不断丰富,成果数量不断增加,摆脱了边缘化之窘况,呈现出近代学术的新气象。二十年代末至抗战初的“黄金十年”中,得益于政治、经济、教育、出版之推动,易学之成果数量、方法类型、研究质量,胥臻近代高峰,《周易》在后经学时代再次成为一时之显学。四十年代,受持续战争的影响,易学研究在困顿中坚持,成果数量锐减,且未形成新的特色。正文四章,系本文主体,旨在阐释民国易学的范式类型,揭示民国易学的逻辑演变。通过比较诸易家在“新学（西学）”与“经学（中学）”间的取用,民国易学可分为“固守朴学易传统”“以旧识涵摄新知”“据新学重估经书”“返经学以开新见”四种范式类型。第一章“固守朴学易传统:汉学余声中的家法赓续”,以沈瓞民、尚秉和、徐昂为代表,他们承继清代朴学易辑佚文本、梳理易例、涵化新创等方法,以孟氏、焦氏、虞氏等汉易为研究对象,而在易学研究中不关切新时代、新思想、新知识。具体而言,第一节考沈瓞民的孟氏易研究。沈瓞民在马国翰辑佚成果的基础上,重点考辨《说文》资料与虞氏异文逸象等,虽仍有未尽、乃至错误处,但整体上对孟氏易作了更为准确、全面的辑佚;辑佚之外,沈氏还比较孟氏易文与虞氏易注之出入,以考辨纯粹的孟氏家法。第二节考尚秉和的焦氏易研究。尚秉和注《焦氏易林》,核心理路是据本卦、旁通卦、遇卦、遇卦之旁通卦四种视域,观各视域的上下卦象、互卦象、对卦象、覆卦象、大象、半象,实现别卦与八卦之象的对应;再据八卦所取《说卦》之象、历代逸象与尚氏所发明之逸象,最终实现《易林》卦象与文辞之对应。尚氏此种理路,仍是传统象数之方法,是将“观象系辞”理解为象与辞的严密对应,而试图“执象释辞”以还原成书的过程;反思来看,更为合适的诠释路径应为“假辞明象”,活看文辞以揣摩符号。第三节考徐昂对虞翻、张惠言之研究。虞翻以消息、卦变、旁通、之正成既济、月体纳甲等为其核心易例。张惠言创造消息系统,试图贯通虞氏核心易例,但与虞氏易注多有不符。徐昂虽屡屡质疑张氏背离虞氏,然据“同归殊途”之易学观,终服膺张氏而融虞、张为一炉。徐昂梳理虞氏易,所长在于细致的易注揆集与图示,所短在于系统欠缺与易例杂糅。第二章“以旧识涵摄新知:象数基础上的创新尝试”,以刘师培、杭辛斋为代表,他们整合传统象数资源,在同时肯定经学与新学的前提下,以经学为学术根基,而尝试融会新思想、涵摄新知识。具体而言,第一节考刘师培之易学研究。刘师培之易学,有传承与创新两个面向。一方面,刘氏承继经学的知识与方法,以明了汉代象数易例为治《易》前提,以经学家名世;另一方面,刘氏引入分科视野,践行平实、平等、客观、逻辑之研究理念,发掘攘夷革命与民主建国之致用思想,开近代新易学之先声,对后世易学影响很大。第二、三节考杭辛斋之易学。由“不立门户,不分派别,不论古今,不限中西”之理路,杭辛斋统括平议一切传统易学资源,涵摄融通一切古今中外学术,建构起“包罗万有”之易学体系,展现出“大象数”与“大易学”的恢弘学术气象。杭辛斋研《易》,以“明道立教”为其易学的根本精神。“易道”,是杭氏“大象数”与“大易学”的终极根据;“易教”,是杭氏易学的致用关切与价值落实。杭辛斋以其“精博”的易学研究成果,激发起时人读《易》、治《易》之兴趣,在治《易》所得与影响上,俨然成为近代易学第一家。作为民国易学之高峰,杭辛斋合会古今、因革传统之最大意义,是点化了象数的活力,创造了“活的”易学、“活的”经典。第三章“据新学重估经书:分科视域下的全新研究”,以胡适、古史辨派等为代表,他们彻底否定经学范式,在割裂传统的基础上,完全依归现代分科之学,重新估定作为典籍的《周易》,而进行哲学、史学、文字学、科学等维度的全新研究,成为现代学术主流。具体而言,第一节考哲学进路之研究。20世纪初,早期的“《周易》哲学”研究,多是零星地尝试,系统与深度都很有限。胡适本“求真”之理念,分离卦爻辞、《易传》与历代易学,而单纯研究《易传》哲学。在胡适的基础上,冯友兰更加贴近西方哲学问题,而阐释《易传》中之宇宙论与人生论。自胡适分观经传后,否定经文之哲学价值,一度成为主流意见;但随着“唯物辩证法”的传入,《周易》古经在“中国哲学史”中不再缺席。第二节考史学进路之新研究。史学对易学之影响,在近代经历了由“以史治《易》”向“以《易》为史”的转变,这一转变的实质是传统学术向现代学术的转型。“以《易》为史”,包括“以《易》为史料”与“以《易》为史书”两种类型,前者以古史辨派、唯物史观为代表,后者以胡朴安为代表。古史辨派易学以打破经学范式为目的,割裂孔子与《易》的关系,重新认定《周易》经传的年代与性质,影响很大,但其研究结论、方法、理念都有重要缺陷。汪震、郭沫若、曾松友、王伯平、荆三麟、李星可等都对《周易》的时代背景有所探讨,但诸氏之观点相互冲突、混乱不堪。胡朴安极端地将所有卦爻辞都看作历史之记录,释《周易》为一部从草昧时代到周初的史书,其说很难成立。第三节考文字学与科学进路之研究。随着古文字学发展,一批学者抛开易学旧注,取用新材料、新方法,新解《周易》文辞;然而对比当前出土易类文献,这些新说大部分不能得到新资料之支持。随着科学声誉日隆,一批学者抛开《周易》文本与历代易学,专治易卦符号,比附科学知识,而定性《周易》为科学着作;科学易诸说影响很大,但需反思其得失与定位。第四章“返经学以开新见:重立常道后的义理新诠”,以熊十力、马一浮为代表,他们不满分科之研究,在反思西学的基础上,重新回归经学、确立常道本体,进而面向世界、面向未来,阐释易学之新义理。具体而言,第一节考熊十力之易学思想。熊十力之易学是不断变迁的,《新唯识论（语体文本）》与《读经示要》时期,熊氏引《周易》以证同、扩充其体用哲学,再由体用哲学反观《周易》与经学,已经展现出“归本《大易》”之学术气象;相较晚年着作,更能显明熊十力的易学与经学成就。熊十力引“太极”“乾元”“太易”“不易、变易”申说本体内涵与体用关系,引“乾坤阴阳”等申说本体发用之翕辟运转,引“各正性命”“保合太和”等申说本体落实与彰显,又引《周易》申说民主、科学之经世义。由体用哲学之视域,熊十力提出经学是常道之学,涵摄一切学术,是性命之根本、人生之所由;由此经学观,熊十力评骘了历代易学研究。反思熊氏易学,其“以意逆志”的诠释方法,值得注意。第二节考马一浮之易学思想。易学,是马一浮整体学术之根基;研究马一浮之易学,不能脱离其六艺与性理之学的宏观视野。马一浮称经学为六艺之学,为圣人之教,统摄一切学术,出于吾人自性本心,而拥有时代性、世界性价值;经书之中,《易》为六艺之终始,明文辞与修德行是易教两途。马一浮由三易讲性理哲学:不易而变易是由体显用,体用重重无尽;摄用归体,不易变易合一,即是易简境界;易简之关键,在于变易中识得不易,复性而以理为自身之主;易简需性修工夫,要破除习气、敬守正心。就易学本身而言,马一浮举观象之方法,包括观卦爻文辞、观宇宙人生之广象、观万物至理之不易、观内在一心之性理等四重涵义;此外,马一浮还重视十翼,评骘、合会历代易说,而又引佛道证《易》。以上是民国易学的四种范式类型。各范式间,内蕴逻辑演变之顺序。变革之际,有固守传统,脱离时代之范式;进一步,有不满固守,而试图融新入旧、以经学涵摄新学之范式;再进一步,有不满新旧掺杂,而试图完全抛弃旧识、归依新学之范式;再进一步,有不满割裂传统,而试图返归经学、申说新义之范式。余论部分,以问题为线索,丰富补充对民国易学之认识。第一节考民国易学的面貌与特点。从“新学”与“经学”的维度,可管窥民国易学之主要面向;但民国易学是“立体”而不是“平面”的,象数义理之维度、易道存废之维度、经学知识承继之维度、学术致用之维度,胥是认识民国易学的重要面向。五重维度之视角,交织出民国易学的个性差异与斑斓色彩。而个性之背后,民国易学又同时寓有共性潮流:对家法门户之融会,对学术创新之自觉。第二节考《周易》现代价值之重估。近代以来,易学与经学的价值受到质疑。先进知识分子主张弱化经学以发展科学;激进反传统者,则彻底否定易学之价值;分科之学虽研究作为古籍的《周易》,但研究者并不承认易学的现实意义。与质疑的声音相对,有学者发掘易学中的新知识,藉比附西学以肯定易学之作用;亦有学者回归传统,通过与新学之比较,申说易学的独特价值。这些肯定的阐释,为易学文化之赓续筑就了基石。第三节考易学范式变革的两条线索。正文四章所揭示的民国易学范式类型与逻辑演变,内中隐含着范式变革的两条线索:其一是经学易范式由价值系统而知识体系的渐次瓦解,其一是新易学范式在为学与为道间的争论。
苏冬冬[6]（2020）在《药品专利链接制度研究》文中研究说明在医药技术、医药经济和公共健康备受关注的当下,如何有效对医药发明进行专利保护,既可以激励医药技术创新和促进医药产业发展,又可以满足药品可及性和保障公众健康权益的实现,已成为国内外学界和产业界讨论的重点话题。目前,我国药品注册审批环节不审查拟上市药品的专利状况,导致上市后的药品面临着专利侵权和退市的双重风险。药品注册审批环节缺乏有效的专利争议解决机制,难以有效保护药品专利权人的合法权益。为此,制度上需要引入一种机制将药品的注册审批与专利权的保护相联系。美国1984年的《Hatch-Maxman法案》首创药品专利链接制度,并在2003年的《医疗保险处方药改进和现代化法案》（MMA）中得到优化和完善。药品专利链接制度是一个复杂的制度体系,包括程序链接和职能机构链接,涵盖简化新药申请程序、专利信息公示、专利声明、暂缓审批期、专利挑战机制、首仿药市场独占期等内容。我国现行《药品注册管理办法》仅是对药品的审评审批与专利的权属状态之间的联系作出了原则性规定,尚未建立实质意义上的药品专利链接制度。我国既有规定过于简单宽泛,缺乏实际可操作性,实际运行效果不佳,难以满足医药产业创新发展的实际需求。为此,国家从宏观政策和立法层面提出要探索构建药品专利链接制度,这引起了理论界与实务界的广泛讨论。为了保障医药创新政策的有效部署落实和立法工作的顺利推进,有必要在科学研究的基础上设计药品专利链接制度的建构方案。对药品专利链接制度进行全方位和体系化的研究具有重要的实践和理论意义。本文通过全面梳理和分析药品专利链接制度产生的缘由、创立的背景、发展历程、基本内容、发挥的功效,挖掘该制度所蕴含的宗旨和价值理念,剖析制度的内在运行机理及其缺陷,探寻该制度建立、实施过程中的关键和重要影响因素,发现和解决药品专利链接制度与其他相关制度的协调与衔接问题,剖析制度运行中产生的竞争法问题,在对比分析美国、加拿大、韩国等建立药品专利链接制度国家的立法实践、实际运行状况及其实施效果、所进行的革新举措的基础上,总结分析不同立法模式的优缺点,吸收、合理借鉴这些国家在药品专利保护与药品监管制度改革方面所进行的有益尝试、探索和经验,结合我国医药产业发展实际、医药创新政策和制度环境,确立我国的药品专利链接立法模式和构建出科学、合理、健全的药品专利链接制度,完善我国药品专利保护与药品监管制度体系。本文除导论和结语外,共由六章构成,主要内容如下:第一章,药品专利链接制度的解读。本章从药品专利链接制度的内涵出发,厘清了药品专利链接制度的含义及其适用范围,明晰了药品专利链接制度建立的判断标准,梳理了药品专利链接制度的产生缘由与演变过程,剖析了药品专利链接制度的内在运行机制及其缺陷,确定了药品专利链接制度的功能及作用,分析了药品专利链接制度的基本内容。本章的内容为全文探讨药品专利链接制度奠定了基础。就药品专利链接制度本身而言,其是一把“双刃剑”,在发挥促进新药研发和及时确定专利法律状态的正效应时,也具有阻碍仿制药竞争和危及药品可及性的负效应。第二章,我国建立药品专利链接制度的必要性与可行性。本章通过深入剖析药品专利链接的制度逻辑及其合理内核,挖掘出该制度建立的正当性基础和基本价值取向,结合我国医药产业发展实际、医药产业政策的演变过程,探寻该制度在我国建立的必要性与可行性。药品专利链接制度为药品专利权人提供了在药品上市前解决专利纠纷的途径,是社会纠纷解决机制得以实现的手段之一。该制度遵循私有财产权不受侵犯的宪法原则、契合利益平衡的立法旨趣、合乎法律制度的基本价值目标、符合最优资源配置的要求和我国的知识产权政策立场和建设创新型国家的政策目标。该制度有助于强化药品专利权的保护,激励药品创新;有利于促进仿制药与创新药的充分竞争,实现医药产业的良性发展;有助于解决公民健康需求与药品供给不足的矛盾。该制度是解决我国药品专利保护不力、医药产业创新不足和高质量药品紧缺问题的重要途径,是落实国家医药产业创新发展与深化审评审批制度改革鼓励药品创新政策和建设健康中国的重要制度设计。第三章,药品专利链接制度的比较法考察。本章主要考察了建立药品专利链接制度国家的立法和司法实践,同时结合近年来签订的区域自由贸易协定中有关药品专利链接制度的规定,对药品专利链接制度的未来发展趋势进行了展望。美国是世界上最早建立和实施药品专利链接制度的国家,其后得到加拿大、澳大利亚、韩国等国家的响应和仿效实施。实施药品专利链接制度的国家基于本国实际和政策目标采取了不同的链接模式,且产生了不同的实施效果。美国将国内立法中的药品专利链接机制通过双边或区域自由贸易协定的方式向其他国家或地区推行。现阶段,由于各成员经济发展水平以及经济结构不同,药品专利链接制度尚无法在国际范围内形成统一的标准。未来将会成为国际药品专利保护领域的一项基本准则。第四章,药品专利链接制度的配套法律制度。本章详细介绍了与药品专利链接制度相配套的药品试验例外、药品专利期限延长、药品试验数据保护的制度内容,分析了这三个制度的功能及作用、制度本身的利与弊,以及与药品专利链接制度之间的关系。这几个制度实质上是围绕着药品专利保护与创新药研发之间的矛盾和药品专利权人的私人利益与和社会福利的公共利益之间的关系而展开。药品试验例外制度与药品专利链接制度是相互配合、相互制约的关系。药品专利链接制度与药品专利期限延长制度的并行实施,起到了相互配合和相互制约的作用。药品试验数据保护是药品专利链接的基础,药品专利链接是药品试验数据保护的延伸。与药品专利链接制度相关的各个制度之间的相互配合、相互制约、相互平衡,能够起到共同激励创新药物的开发和加快仿制药及时上市的作用。第五章,药品专利链接制度滥用的法律规制。本章主要探讨了美国和加拿大在应对药品专利链接制度滥用问题方面的立法和司法实践,同时也考察了欧盟在应对相关问题上的经验做法。从微观的角度对药品专利链接制度实施中的典型案例进行深入剖析,挖掘法院对同类案件作不同处理的法理依据,总结归纳相关行为的违法性判定要件。针对药品专利链接制度实际运行中出现的问题,在借鉴他国经验的基础上,结合我国的医药产业发展实际、法律制度、司法体制,提出了我国应对相关问题的对策与建议。药品专利链接制度的滥用主要表现为药品专利常青（药品专利不当登记）和反向支付协议两类典型行为。药品领域的专利常青、反向支付协议问题本质上反映了药品创新激励保护和市场自由竞争之间的冲突与平衡问题。运用反垄断法规制药品专利常青行为和反向支付协议行为具有正当性基础,对这些行为的反垄断法规制应遵循合理分析原则,综合衡量其垄断行为对竞争的正负效应,以判定是否落入反垄断法的规制范畴。第六章,我国药品专利链接制度构建的体系化思考。本章在梳理及评析现有药品专利链接模式,分析我国与药品专利链接相关的现行立法规定、实施现状及其存在的问题,参考借鉴其他国家相关立法与实践的的基础上,结合我国医药产业发展实际和法制环境,提出该制度在我国建构的基本设想和具体实施方案。我国与药品专利链接相关的现行立法规定主要存在规定缺乏上位法依据、规定不具系统性、规范性和可操作性等突出问题。在药品注册审批实践中因药品注册申报引发的专利纠纷无法得到有效解决。因而,在我国构建药品专利链接制度需要补充制度创设的依据和设计具有可操作性的专利链接方案。同时,在具体制度设计时,需要立足我国实际、注重与相关法律制度的协调与衔接,并建立相应的配套法律机制。药品专利链接制度的合理内核在于利益平衡,其通过一系列精巧的平衡设计,激励原研药企业继续研发新药并推向市场,鼓励仿制药企业挑战原研药企业的专利,使原研药行业与仿制药行业保持良性协调发展。药品专利链接制度的有效实施及其所追求的利益平衡价值目标的实现,需要相关法律制度的制约、配合和支撑,构建起一套较为完整的促进原研药与仿制药协调发展的法律制度体系。在中国语境下实施药品专利链接制度,应当警惕该制度滥用可能带来的反竞争风险。立法者和政策制定者应科学评估药品专利链接制度的利弊,克服制度本身的内在缺陷,消解该制度对药品可及性所产生的不利影响。
谢鹏[7]（2020）在《基层干部人事制度的历史演进与改革探论》文中研究指明制度形塑个人,人是制度的产物。根据马克思主义干部学说,基层干部人事制度是了解政治体制和国家治理的关键,也是建构社会主义特色政治学需要重点研究的领域。制度变迁理论则认为,正式制度与非正式制度共同构成了“制度集成”。这种“制度集成”倒映在基层社会,一方面是文本式的正式制度的规范和制约,另一方面是传统社会残留的非正式制度的影响和侵染。然而,基层社会是一个“乡土社会”,有着自身的“情境”因素。从这个意义上说,基层干部既是制度体系中的个人,深受政策法规条例等正式制度的规约,也是制度文化中的个人,深受“官本位”“乡土文化”等非正式制度的影响。基层干部是实现政治现代化的关键和核心要素,但作为“情境理性人”,有着追逐个体理性、寻求机会成本的目的和需求。加之,压力型体制的现实存在,势必会产生高度的挤压状态,基层干部很可能不堪重负,担当作为动力不足。因此,亟待进行基层干部人事制度改革,修复完善制度体系中的不合理成分,解除基层干部的制度和“情境”困扰。本文综合运用马克思主义干部学说、制度变迁理论,聚焦“制度”这一变迁因素,全面梳理基层干部人事制度建设的历史进程,总结提炼基层干部人事工作的现实困境,力图探究基层干部人事制度改革的路径选择。历经近百年,中国共产党积累了丰富的基层干部工作实践经验,其制度体系建设既是传统吏治思想的扬弃,也是在不断的实践中总结提炼而成。但是,当前现行的制度安排仍然存在不足之处:从中央到省市县（区）一以贯之的现行的正式制度存在政策体系供给不足的困扰,制度缺位有待完善、制度衔接有待加强、制度理念有待提升;基层社会“情境”之下非正式制度约束存有的短缺和失衡,传统文化下的“官本位”倾向、“熟人社会”下的说情打招呼、思想观念局限下的“为官不为”、政绩观错位下的形式主义作祟等因素,深刻影响着干部工作的开展、作用的发挥;基层干部人事制度存在执行不力与实施机制不畅等问题,选拔任用精准度不高、教育培养针对性不足、管理监督系统性不够、激励约束实效性不强;基层干部人事制度改革也存在路径依赖,非制度化因素的消极影响造成了观念障碍,传统体制惯性导致改革滞后于社会转型步伐造成了体制障碍,党委及其组织部门错位、缺位的现象客观存在造成了组织行为障碍,缺乏科学论证、分析研判、吐故纳新等保障机制造成了机制障碍。因此,必须探究基层干部人事制度改革的应然路径,基层干部人事制度改革也自有其价值取向。总体设想重在“科学合理、简便易行、有效管用”,选拔任用重在提高精准度,教育培养重在提升能力素质,管理监督重在严格执纪监督,激励约束重在促进担当作为。
何伟楠[8]（2019）在《论朱执信对马克思主义的选择性传播》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选择性传播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早期传播的一个显着而重要的特点。近代中国民主革命家朱执信对马克思主义的选择性译介,是学界讨论选择性传播现象客观存在的主要论据。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选择性传播,是“侧重性选择”与“共识性选择”的统一。可以说,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传播的过程就是被中国人民选择的过程。这种选择,是从包括朱执信在内的近代中国知识分子对马克思主义各有侧重的译介,到马克思主义者对马克思主义的坚定信仰,最终由无产阶级政党的具体实践,使马克思主义成为中国人民的历史性选择。但是,学界在早期传播史研究中,存在以朱执信最终并未信仰马克思主义为由而质疑其对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传播的作用和贡献。这里的问题主要集中在传播主体的界定及其对马克思主义的译介、研究是否具有自觉意识性两方面的争议上。为此,需要从选择性传播的“传播”概念进行重新理解,从传播主体译介马克思主义的原因去考察其自觉意识性的问题。以传播学理论理解选择性传播的“传播”概念,会产生传播效果在表述上的矛盾。因为五四运动时期是公认的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广泛传播的阶段,但是对于当时参与译介、讨论马克思主义的朱执信等人,又基于其最终未能信仰马克思主义而不认可其行为是传播,这就使得传播效果难以与公认的广泛程度形成逻辑自洽。而马克思的精神交往论认为,“传播”本质上是一种精神交往。其关于人的主观能动性、社会力量综合作用以及意识形态对“传播”产生影响的观点,能够为解决选择性传播的“传播”概念争议以及探究传播原因提供理论依据。马克思的精神交往论对选择性传播研究的启示在于,价值观念是个人选择的直接依据,而个人的价值观念则是以国家需要为基础,由意识形态与传统文化的综合作用而形成。归根到底,这种综合作用下的选择,是所在地区与发展阶段的经济基础所决定的。根据马克思的精神交往论对选择性传播研究的启示,朱执信对马克思主义的选择性传播,可以分为三个时期来探究其选择的原因。第一是辛亥革命时期。朱执信能够率先向国人介绍马克思其人并译介其着作,主要是基于反对满清政府专制统治的革命需要,同时将实行“社会革命”作为预防未来可能重蹈西方国家的资本主义制度弊端的举措。其中西方“平等”价值观念与中国传统的“革命”“均贫富”价值观念的综合作用,使其能较快理解并接受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斗争理论,同时也因强调“平等”而对马克思主义的无产阶级专政理论有所保留,因而只能是有选择地译介马克思恩格斯的着作。第二是民国初建时期。朱执信不再提及马克思主义,主要是基于反对袁世凯专制统治、试验“民主共和”制度能否在中国顺利实行的需要。原属于“社会革命”范畴的马克思主义,让位于反对专制统治的“政治革命”。其中“进步”“民本”“民权”等价值观念,使朱执信将关注点聚焦在人民素质与国家进步的问题上,而忽略了对西式“民主共和”制度背后的资本主义制度问题的批判。第三是五四运动时期。朱执信重新提及马克思,并且以阶级斗争理论为基础思考中国社会问题,主要是基于五四运动所引发的反对帝国主义列强以及反对北洋军阀专制统治的“反帝反封建”需要。社会主义成为当时国人解决中国问题的选择。其中实用主义、“进步”价值观念与此前的“平等”“民权”等价值观念的综合作用,引起了朱执信对工人阶级的关注,因而重新思考阶级斗争理论对社会问题的解释。同时也因为西方所谓的“平等”“良心”观念以及中国传统“大同”观念的综合作用,使朱执信无法真正理解马克思主义,从而对马克思主义有所保留。以精神交往论研究朱执信这三个阶段的表现,能从理论层面回应学界关于传播主体的自觉意识性争议。即使朱执信最终并未信仰马克思主义,但是他对马克思主义的选择性译介,在客观上为马克思主义的传播起到了一种积极的历史作用。值得思考的是,这种作用使朱执信能在特定的阶段对马克思主义产生兴趣,同时始终对马克思主义有所保留,甚至也会在一段时期内失去兴趣。原因在于,在资本主义意识形态的主导作用与中国传统文化的辅助作用下,建构了一种规避资本主义制度弊端即是实行社会主义的意识形态幻象。这是由近代中国遭受帝国主义列强侵略而形成的资本主义经济关系与小农经济关系并存的经济基础所决定的。这种意识形态幻象使朱执信认为三民主义的民生主义比马克思主义更适合于解决中国的现实问题,因而不会认同马克思主义以彻底的革命来解决资本主义制度问题的做法,只能在三民主义的框架中,对马克思主义以选择性译介的方式进行补充。
高乐[9]（2019）在《居民委员会“两难困境”研究 ——基于权力的分析视角》文中研究说明针对居委会的行政化,实务界（在理论界的建议下）推行了以民主选举、政社关系厘清及社区组织体系优化等措施为主要内容的居委会去行政化改革。然而,这些改革并没有能让居委会充分履行其自治职能,反而是让居委会陷入了“要么继续行政化,要么被边缘化”的“两难困境”。这对于基层群众自治的实现以及社区治理乃至城市基层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的现代化而言,都是非常不利的制约因素。因此,本文所研究的问题就是如何让居委会摆脱去行政化改革中所遭遇的“两难困境”?为能对这个问题予以有效的剖析,本文选择了“权力”作为分析视角。第一章首先基于对权力动态运作过程的考察赋予了“权力”一个操作性定义,并由此析出权力的三个核心要素:权力资源、权力意图与权力指向,进而用它们构建出本文的分析框架。基于这一分析工具,本文第二章对居委会当前的权力运作格局进行了剖析。本章指出,现有去行政化改革试图通过事务分割及组织分设的方式来恢复居委会的自主管理权力,并让之在独立的领域得到充分的运作。然而,由于居委会的权力运作在资源基础、运作指向与主体意图方面都存在诸多问题,导致其自主管理权力无法得到有效的运作,进而陷入“两难困境”。第三章试图跳出现有改革所带来的自主管理权力与行政权力的二元对立格局,从居委会的参与权力以及协调监督权力的运作维度寻求突破“两难困境”的新思路。这一章主要围绕着居委会这两种权力与行政权力所形成的非二元对立式的双向制衡关系,以及在这种新权力格局之下居委会的这两种权力为何能得到有效运作展开论证。第四章则通过对其资源基础、主体意图以及运作指向在现实中的可行性之考察,对居委会的参与权力以及协调监督权力在当下我国的可实现性予以了证实。第五章具体分析了两个典型案例:北京朝阳区麦子店的“问政”实践以及深圳南山区所推行的居委会“枢纽化”相关实践,由此设计出了一套推动和保障居委会权力有效运作的制度体系。结语和展望部分对本文的基本结论从两个维度进行了概括,并就本文所研究问题在宏观层面所涉及的两个问题作了简单的引申。
钟贤哲[10]（2018）在《全面从严治党条件下村级党组织功能发挥的机制建设研究 ——以湖北省J县为例》文中提出“三农”工作历来是全党工作的重中之重。农业的根基在农村,农村的基础在村一级。村级党组织是党的领导向农村最基层延伸的载体,是党在农村最基层全部工作和战斗力的基础。加强村级党组织功能发挥的机制建设,充分发挥村级党组织功能,是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实现农业农村现代化进而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重要保证。党的十八大以来,全面从严治党对村级党组织功能发挥提出了新的更高要求,注入了新的强劲动力。如何在全面从严治党条件下,建设村级党组织功能发挥机制,推动村级党组织功能充分发挥,是一个具有重要理论和现实意义的课题。本研究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根本遵循,坚持问题导向,运用组织学、社会学、心理学、人学、管理学等多学科视角,借鉴政治系统理论、政治学结构——功能理论、生态系统理论、西方政党理论,通过对湖北省J县村级党组织功能发挥状况的实地调查,剖析影响村级党组织功能发挥的原因,探寻其背后的机制,重点研究在全面从严治党条件下,应该建设什么样的村级党组织功能发挥机制以及如何建设等问题。本文界定了村级党组织功能。提出村级党组织功能是一个由政治功能,自身建设功能,领导功能,服务功能有机构成的整体系统。政治功能是根本功能。基本功能是根本功能的展开和实现形式,主要包括自身建设功能,领导功能,服务功能。在村级党组织整体功能系统中,政治功能是根本,是统领。自身建设功能是基础,是支撑,领导功能是核心,是保证。服务功能是手段,是途径。根本功能与基本功能相辅相成,相互作用,统一于村级党组织的政治实践之中。这一定位克服了既有功能定位研究中简单套用西方政党功能理论,忽视村级党组织个性等不足,也避免了以往功能定位研究中存在的层次不清,不同位阶的功能相互交叉、混淆的问题。为村级党组织功能发挥提供了理论支撑和实践指向。本文构建了村级党组织功能发挥机制建设的系统框架。通过对湖北省J县进行长期的追踪调查,对村级党组织功能发挥的现实困境进行了考察,分析了影响功能发挥的障碍因素,主要是村级党组织自身建设弱化、外部环境变化、功能发挥动力不足等。提出了村级党组织作为一个行为系统,其功能发挥机制应是一个由自身建设机制,环境建设机制,系统动力机制紧密关联,相互作用,有机构成的整体性机制系统。分析了构成整体性机制系统的各个机制之间的逻辑关系和作用机理,并且较为系统地指出了机制建设的基本路径和方法,能够更好地回应村级党组织建设的现实关切。本文提出了构成村级党组织功能发挥整体机制的每一具体机制的构建原理和基本路径。在自设建设机制方面:指出任何政治体系的功能发挥都必须立基于体系自身的生存与发展。村级党组织要严格按照全面从严治党的要求,与时俱进地抓好自身建设。重点是完善党员队伍质量提升机制,创新领导班子建设机制,构建党内政治生态建设机制。在环境建设机制方面:指出任何组织的生存发展与功能发挥都必须依赖于与外部环境的良性互动。面对复杂动态的外部环境,村级党组织要建立控制和适应环境的机制,优化村级党组织所处的外部环境。重点是优化思想文化环境建设机制,党群良性互动机制,上级党组织和政府对村级党组织的制度性支持机制。在动力机制建设方面:指出村级党组织是一个行动系统,其功能发挥需要持久而强大的动力作支撑。动力既来自于村级党组织内部,也来自于村级党组织外部。按照系统论的观点,只有将二者关联起来,形成有机系统,才能形成大于各部分之和的整体动力。建立村级党组织功能发挥系统性动力机制,要着力构建全面从严治党在村级落实的系统动力机制,优化村级党组织创先争优的系统动力机制,完善村级党组织功能发挥的绩效管理驱动机制。
二、中国社会转型特殊性探论（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中国社会转型特殊性探论（论文提纲范文）
（1）认知与实践：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历史进程前期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导论 |
| 一、问题的提出 |
| (一)选题缘由 |
| (二)溯源:马克思主义的本土化 |
| 二、国内外研究综述 |
| (一)历史的维度:以实然证必然? |
| (二)文化的维度:古今中西的文化选择? |
| (三)思想的维度:谁改造了谁? |
| 三、概念界定与理论框架 |
| (一)本土化与马克思主义的本土化 |
| (二)研究范围界定 |
| (三)理论框架: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维度 |
| 四、研究思路及框架 |
| 五、创新与不足之处 |
| 第一章 重构自我:与西方世界的遭遇 |
| 第一节 西学东渐:知识体系的冲击 |
| 一、知识分类和体系的整合 |
| 二、知识生产的体制重塑 |
| 三、知识权威及价值符号的更替 |
| 第二节 走出“天下主义”:进化的世界与中国的天命 |
| 一、“天下主义”的式微与民族主义的兴起 |
| 二、进化论下中国的天命 |
| 三、进化宇宙观的思想冲击 |
| 第三节 本土化的几种类型 |
| 一、延续型本土化 |
| 二、吸纳型本土化 |
| 本章小结 |
| 第二章 语词的溯源:马克思主义语汇的传入及影响 |
| 第一节 西学东渐下的语词译介 |
| 一、在华传教士的语词译介 |
| 二、日译中的新语厘定 |
| 第二节 马克思主义语汇的早期传播 |
| 一、“日马”入中:马克思主义从日本到中国 |
| 二、取道东洋:探源早期的马克思主义语词 |
| 本章小结 |
| 第三章 从语汇到话语:马克思主义本土话语的初步形成 |
| 第一节 思想序曲:马克思主义话语进入中国语境的背景 |
| 一、思想的转型:从启蒙重回革命 |
| 二、认识的转变:从“日马”到“俄马” |
| 第二节 话语议题的转换:马克思主义话语的渐次接纳 |
| 一、 “主义”话语的来临:问题与主义 |
| 二、从空间到时间:东方与西方 |
| 三、唯物论话语的胜利:科学与人生观 |
| 四、历史唯物主义的话语适用 |
| 第三节 话语的替代与综合:马克思主义本土话语的初步形成 |
| 一、民族主义与国际主义的话语交错 |
| 二、无政府主义与马克思主义的话语明辨 |
| 三、平民主义(Democracy)的话语演绎 |
| 本章小结 |
| 第四章 主体转换:实践维度的本土化 |
| 第一节 理论和实践的桥梁:俄国马克思主义的影响 |
| 一、“布尔什维克的胜利”:列宁主义的启示 |
| 二、共产国际与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本土化 |
| 第二节 本土化自觉的唤醒:中国共产党的建立及早期实践 |
| 一、马列主义本土化组织的建立:中国共产党的成立 |
| 二、本土化自觉的唤醒:早期本土化的政治实践 |
| 第三节 “不做一定公式的奴隶”:“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提出 |
| 一、本土化自觉的几次转折 |
| 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提出 |
| 本章小结 |
| 第五章 毛泽东对马克思主义的认知与实践 |
| 第一节 认知维度的接纳与融汇 |
| 一、“天动人斗”:接纳的思维基础 |
| 二、“一本万殊”:融汇的思想特征 |
| 第二节 实践维度的本土化创造 |
| 一、本土化的话语重塑 |
| 二、革命道路的中国化探索 |
| (一)革命主体的中国化 |
| (二)革命形式的中国化 |
| (三)群众政策的中国化 |
| 本章小结 |
| 结语 |
| 一、“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命题的再思考 |
| 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维度:过程解构与视阈融合 |
| (一)两个维度的叙事框架:以语词、话语和实践为对象 |
| (二)民族主义运动和革命的“宏事件”影响 |
| 三、“中国向何处去”: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答案 |
| (一)走出“古今中西”之惑 |
| (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文化意义 |
| (三)进行时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 |
| 主要参考文献 |
| 附录:攻读博士学位期间的研究成果 |
| 致谢 |
（2）民主革命时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思想文化背景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引言 |
| 一、研究缘起与意义 |
| 二、研究现状与述评 |
| 三、研究思路与方法 |
| 四、创新之处与不足 |
| 第一章 马克思主义的产生及其对近代中国社会变革的影响 |
| 一、马克思主义的产生及其思想文化背景 |
| (一)西方国家资本主义制度的普遍确立和发展 |
| (二)西方国家自然科学和人文社会科学的发展 |
| (三)马克思对西方国家古典思想的批判性发展 |
| 二、马克思主义对近代中国社会变革的影响 |
| (一)马克思恩格斯对东方社会和中国问题的论述 |
| (二)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早期传入及其思想文化背景 |
| (三)近代中国先进分子的思想觉醒与文化抉择 |
| 第二章 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传播和初步运用的思想文化背景 |
| 一、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广泛传播及初步运用 |
| (一)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广泛传播及其影响 |
| (二)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工人运动实践相结合 |
| (三)中国共产党的创建及其对马克思主义的初步运用 |
| 二、近代中国社会思潮的涌动及其对马克思主义的挑战 |
| (一)“问题与主义”论战对马克思主义的挑战 |
| (二)社会主义论战对马克思主义的挑战 |
| (三)无政府主义对马克思主义的挑战 |
| (四)“科玄论战”对马克思主义的挑战 |
| (五)戴季陶主义对马克思主义的挑战 |
| (六)国家主义派对马克思主义的挑战 |
| 三、马克思主义对近代各种社会思潮的回应与批判 |
| (一)马克思主义对实用主义的回应与批判 |
| (二)马克思主义对社会改良主义的回应与批判 |
| (三)马克思主义对无政府主义的回应与批判 |
| (四)马克思主义对“科玄论战”的回应与批判 |
| (五)马克思主义对戴季陶主义的回应与批判 |
| (六)马克思主义对国家主义派的回应与批判 |
| 第三章 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初步系统运用的思想文化背景 |
| 一、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基本思想的初步形成 |
| (一)中国革命新道路的初步探索与理论的初步形成 |
| (二)“马克思主义的‘本本’与中国实际相结合”思想的提出 |
| (三)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思想在党内的初步确立 |
| 二、社会思想流派对中国社会性质和中国革命的认识 |
| (一)“新生命派”对中国社会性质和社会历史的认识 |
| (二)“动力派”对中国社会性质和中国革命的认识 |
| (三)“中国经济派”对中国农村社会性质的认识 |
| (四)“全盘西化派”对中国文化发展出路的认识 |
| 三、中国社会性质大论战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发展 |
| (一)中国共产党对各种思想流派错误观点的理论批判 |
| (二)中国共产党领导左翼文化革命运动的实践回应 |
| (三)中国社会性质大论战助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发展 |
| 第四章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命题正式提出的思想文化背景 |
| 一、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命题的正式提出 |
| (一)新启蒙运动的兴起与“中国化”思潮的发展 |
| (二)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理论的产生及其影响 |
| (三)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命题的正式提出与初步阐释 |
| 二、国民党的新专制主义及其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攻击 |
| (一)国民党的新专制主义倾向及其思想文化宣传 |
| (二)新专制主义对“三民主义”的篡改与重新阐释 |
| (三)新专制主义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责难和攻击 |
| 三、“三民主义”论战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发展 |
| (一)中国共产党对“伪三民主义”实质的揭示 |
| (二)中国共产党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学理论证 |
| (三)学术中国化运动开展与新民主主义理论的提出 |
| 第五章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思想在全党确立的思想文化背景 |
| 一、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思想在全党的确立 |
| (一)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基本共识在党内的形成 |
| (二)毛泽东思想的系统提出及其在党内的确立 |
| 二、中国各政治党派关于抗日建国主张的思想分歧 |
| (一)国民党关于“三民主义”的建国主张 |
| (二)中间党派关于“中间路线”的建国主张 |
| 三、政治党派思想主张的破产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推进 |
| (一)中国共产党对国民党新专制主义的揭露和批判 |
| (二)中国共产党对中间党派的争取与“中间路线”的破产 |
| (三)人民民主专政理论的系统提出与全面阐释 |
| 第六章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思想文化背景研究的历史经验和现实启示 |
| 一、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思想文化背景研究的历史经验 |
| (一)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思想文化背景的历史必然性 |
| (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思想文化背景的现实重要性 |
| (三)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思想文化背景的时代发展性 |
| (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思想文化背景的复杂艰巨性 |
| 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思想文化背景研究的现实启示 |
| (一)科学对待马克思主义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 |
| (二)准确把握多样化社会思潮的基本特点与思想实质 |
| (三)坚持运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同社会思潮斗争的原则和方法 |
| (四)全面提升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核心主体的理论自觉和自信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后记 |
| 在学期间公开发表论文及着作情况 |
（3）1979年：中国历史学的再出发（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选题缘起及意义 |
| 二、研究现状 |
| 三、研究思路、方法及创新点 |
| 第一章 历史学基本理论的拨乱反正 |
| 第一节 以历史主义取代“以阶级斗争为纲” |
| 一、反思一切历史都是阶级斗争史 |
| 二、破除“暴力革命”崇拜 |
| 三、用历史的观点重新看待阶级和阶级斗争 |
| 第二节 以实事求是替代教条主义 |
| 一、从“唯上唯书”到“唯真求实” |
| 二、跳出公式套用的怪圈 |
| 三、走向具体问题具体分析 |
| 第三节 重审历史学与政治的关系 |
| 一、批判“影射史学”,放弃“古为今用” |
| 二、打破史学研究的“禁区” |
| 三、史学与政治关系的再认识 |
| 小结 |
| 第二章 中国古代史研究的反思与重建 |
| 第一节 对既有农民战争史模式的挑战 |
| 一、检讨农民战争阻碍历史发展的一面 |
| 二、农民阶级思想落后性剖析 |
| 三、农民战争是封建制度的掘墓人还是修理工? |
| 第二节 历史人物再评价 |
| 一、重评秦始皇 |
| 二、为孔子正名 |
| 三、李自成再评价 |
| 第三节 打破古史分期讨论定于一尊的局面 |
| 一、魏晋封建说“卷土重来” |
| 二、西周封建说“重新开张” |
| 三、其他诸说“群雄并起” |
| 小结 |
| 第三章 中国近代史叙事的突破与转型 |
| 第一节 现代化视野下义和团运动的再评价 |
| 一、凸显迷信落后特征 |
| 二、强调盲目排外问题 |
| 三、质疑义和团运动反封建性质 |
| 第二节 改革开放背景下洋务运动历史地位的再衡估 |
| 一、肯定洋务企业奠定中国民族资本的基础 |
| 二、积极评价洋务运动对列强侵略的抵制 |
| 三、认识洋务运动开启近代化历程的贡献 |
| 第三节 古今之变视角下戊戌变法历史意义的刷新 |
| 一、正视戊戌变法的救亡活动 |
| 二、全面认识戊戌变法时期的制度革新 |
| 三、注意发掘戊戌变法的启蒙价值 |
| 小结 |
| 结语: 新时期史学的反思 |
| 参考文献 |
| 后记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 |
| 学位论文评阅及答辩情况表 |
（4）李达推进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研究（1930-1939）（论文提纲范文）
| 内容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研究意义 |
| 1.理论意义 |
| 2.现实意义 |
| (二)国内外研究现状 |
| 1.国内研究现状 |
| 2.国外研究现状 |
| (三)研究思路和研究方法 |
| 1.研究思路 |
| 2.研究方法 |
| (四)可能的创新之处和不足 |
| 1.可能的创新之处 |
| 2.研究不足 |
| 一、李达推进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条件 |
| (一)李达推进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思想资源 |
| 1.“决不想把新的科学成就写成厚厚的书,只向‘学术’界吐露” |
| 2.理论教育“同样也是一种推翻资产阶级的斗争” |
| (二)李达推进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社会条件 |
| 1.30 年代哲学论战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诉求 |
| 2.国民党反动派推行“唯心哲学”危害大众思想 |
| (三)李达推进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主体条件 |
| 1.由教育救国、实业救国者转为马克思主义者 |
| 2.急流勇退专事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与宣传 |
| 3.对马克思主义和中国共产党“决不失节” |
| 二、李达推进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主要内容 |
| (一)传播马克思主义哲学 |
| 1.阐释辩证唯物主义 |
| 2.传播历史唯物主义 |
| (二)传播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 |
| 1.阐释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对象与范围 |
| 2.诠释劳动价值论和剩余价值学说 |
| (三)传播科学社会主义 |
| 1.阐述马克思主义的社会革命理论 |
| 2.阐明社会主义社会的基本特征 |
| 三、李达推进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方式 |
| (一)从事教育推进马克思主义大众化 |
| 1.宣讲理论推进马克思主义大众化 |
| 2.编写教材推进马克思主义大众化 |
| (二)创建书店推进马克思主义大众化 |
| 1.昆仑书店:出版马克思主义等革命书籍 |
| 2.笔耕堂书店:冲击国民党文化“围剿”的挂名书店 |
| (三)参与论战和参加“社联”推进马克思主义大众化 |
| 1.在中国社会史论战中传播马克思主义史学 |
| 2.在中国社会科学家联盟中传播唯物辩证法 |
| 四、李达推进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特色 |
| (一)理论研究的特色 |
| 1.善于联系实际 |
| 2.在论战中发挥马克思主义的批判精神 |
| (二)理论宣传的特色 |
| 1.侧重在国民党统治区宣传马克思主义理论 |
| 2.综合多种方式协力推进马克思主义大众化 |
| 五、李达推进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评价与启示 |
| (一)李达推进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评价 |
| 1.为毛泽东的哲学创造活动提供条件 |
| 2.较早全面系统地传播了马克思主义理论 |
| 3.丰富了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思想 |
| 4.受苏联影响错误理解形式逻辑与哲学的党性原则 |
| (二)李达推进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启示 |
| 1.坚持在党的领导下推进马克思主义大众化 |
| 2.善于运用多种方式同反马克思主义思潮做斗争 |
| 3.立足于人民推进马克思主义大众化 |
| 结语:李达——推进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战士和学者 |
| 参考文献 |
| 后记 |
（5）民国时期（1912-1949）易学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第一节 近代思潮与民国易学历程 |
| 一、晚清易学: 合会中西之新探索 |
| 二、民国初年: 易学边缘化 |
| 三、二十年代: 研究新气象 |
| 四、三十年代: 一时之显学 |
| 五、四十年代: 困顿中坚持 |
| 第二节 研究现状与不足 |
| 一、民国易学的通论研究 |
| 二、民国易学的专人研究 |
| 三、已有研究的不足 |
| 第三节 研究理路与方法 |
| 第一章 固守朴学易传统: 汉学余声中的家法赓续 |
| 第一节 沈瓞民的孟氏易研究 |
| 一、家学传承与生平着述 |
| 二、孟氏易辑佚考证 |
| 三、孟氏易家法评说 |
| 第二节 尚秉和的焦氏易研究 |
| 一、研《易》历程与易学观 |
| 二、易说与易象: 治焦氏易之理路 |
| 三、尚氏易学之评价与反思 |
| 第三节 徐昂对虞翻、张惠言之研究 |
| 一、虞氏易例概述 |
| 二、张惠言虞氏消息系统 |
| 三、质疑与服膺: 徐昂对张惠言之态度 |
| 四、反思徐昂对虞氏易之梳理 |
| 第二章 以旧识涵摄新知:象数基础上的创新尝试 |
| 第一节 刘师培与新易学的先声 |
| 一、生平与易着 |
| 二、新尝试: 分科视野与新学学风 |
| 三、旧传统: 经学的知识与方法 |
| 四、致用关切与性格缺陷 |
| 第二节 杭辛斋包罗万有的易学面貌 |
| 一、生平与易着、版本 |
| 二、统括平议传统易学 |
| 三、涵摄融通古今学术 |
| 四、平议涵摄之标准 |
| 五、“大象数”与“大易学” |
| 第三节 杭辛斋易学的精神、影响与得失 |
| 一、易道: 杭氏易的终极根据 |
| 二、易教: 杭氏易的致用关切 |
| 三、近代易学第一家: 杭氏易的影响与成就 |
| 四、因革之间: 杭氏易的性质与反思 |
| 第三章 据新学重估经书: 分科视域下的全新研究 |
| 第一节 哲学的研究进路 |
| 一、早期的《周易》哲学研究 |
| 二、胡适的范式开创——“求道”转向“求真” |
| 三、贴近“普遍(欧洲)的哲学” |
| 四、《周易》古经有无哲学? |
| 第二节 史学研究的新进路 |
| 一、“以史治《易》”传统的两个层次 |
| 二、近代“以《易》为史”新论的两种类型——兼论“六经皆史”说的嬗变 |
| 三、古史辨派易学研究述评 |
| 四、反思《周易》时代背景研究之混乱 |
| 五、驳胡朴安《易》为古史说 |
| 第三节 文字学与科学的研究进路 |
| 第四章 返经学以开新见: 重立常道后的义理新诠 |
| 第一节 熊十力易学思想研究 |
| 一、熊十力易学思想之变迁 |
| 二、《周易》所证之体用哲学 |
| 三、体用视域下的经学观 |
| 四、体用视域下的历代易学评论 |
| 五、熊十力易学的方法与特色 |
| 第二节 马一浮易学思想研究 |
| 一、生平歧说与治学、讲学 |
| 二、六艺与易教 |
| 三、研《易》方法与易学观点 |
| 四、“三易”与性理哲学 |
| 五、试论马一浮的学术特色 |
| 余论 |
| 第一节 民国易学的面貌与特点 |
| 一、由《易学讨论集》谈起 |
| 二、五重维度观个性差异 |
| 三、融合创新之共性潮流 |
| 第二节 《周易》现代价值之重估 |
| 一、经学时代的易学价值 |
| 二、对经学现代价值之质疑 |
| 三、对易学现代价值之申说 |
| 第三节 易学范式变革的两条线索 |
| 一、经学易范式的瓦解 |
| 二、新易学范式的争论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攻读学位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目录 |
| 学位论文评阅及答辩情况表 |
（6）药品专利链接制度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导论 |
| 一、研究背景与问题 |
| 二、研究目的与意义 |
| 三、研究现状述评 |
| 四、研究内容、思路与方法 |
| 五、创新之处 |
| 第一章 药品专利链接制度的解读 |
| 第一节 药品专利链接制度的基本内涵 |
| 一、药品专利链接制度的含义 |
| 二、药品专利链接制度的适用范围 |
| 三、药品专利链接制度的基本内容 |
| 第二节 药品专利链接制度的溯源与发展 |
| 一、药品专利链接制度建立的背景 |
| 二、药品专利链接制度的正式确立 |
| 三、药品专利链接制度建立的缘由及标准 |
| 四、药品专利链接制度的发展历程 |
| 第三节 药品专利链接制度的运行机制及缺陷 |
| 一、药品专利链接制度的内在运行机制 |
| 二、药品专利链接制度的内在缺陷 |
| 第四节 药品专利链接制度的功能定位及作用 |
| 一、药品专利链接制度的功能定位 |
| 二、药品专利链接制度的作用解析 |
| 第五节 药品专利链接制度与药品可及性 |
| 一、对药品价格的影响 |
| 二、对医药产业的影响 |
| 本章小结 |
| 第二章 我国建立药品专利链接制度的必要性与可行性 |
| 第一节 提升我国医药行业创新能力与产业发展的需要 |
| 一、我国医药行业创新发展现状分析 |
| 二、我国医药行业技术创新能力评价 |
| 三、我国医药政策的演变 |
| 四、我国医药产业的总体评价 |
| 五、医药产业创新发展的制度保障 |
| 第二节 保障公民健康权与生命权的重要途径 |
| 一、药品取得是公共健康的重要保障 |
| 二、利于解决药品短缺这一现实问题 |
| 第三节 参与国际竞争与国际规则制定的需要 |
| 一、提升我国医药企业国际竞争力 |
| 二、我国对药品专利国际规则变革的需求 |
| 第四节 制度移植可行性的多维分析 |
| 一、遵循私有财产权不受侵犯的宪法原则 |
| 二、契合利益平衡的立法旨趣 |
| 三、合乎法律制度的基本价值目标 |
| 四、符合最优资源配置的要求 |
| 五、因应公共政策价值目标 |
| 本章小结 |
| 第三章 药品专利链接制度的比较法考察 |
| 第一节 美国药品专利链接制度的立法与实践 |
| 一、美国药品专利链接制度的立法现状 |
| 二、美国药品专利链接制度的实施效果 |
| 三、评价及对我国的借鉴意义 |
| 第二节 加拿大药品专利链接制度的立法与实践 |
| 一、加拿大药品专利链接制度的立法现状 |
| 二、加拿大药品专利链接制度的实施效果 |
| 三、加拿大与美国药品专利链接制度的异同 |
| 四、评价及对我国的启示 |
| 第三节 韩国药品专利链接制度的立法与实践 |
| 一、韩国药品专利链接制度的立法现状 |
| 二、韩国药品专利链接制度的实施情况 |
| 三、评价及对我国的借鉴意义 |
| 第四节 药品专利链接制度的未来发展趋势 |
| 一、自由贸易协定下的药品专利链接制度 |
| 二、国际药品专利规则的未来走向 |
| 三、药品专利链接制度的前景展望 |
| 本章小结 |
| 第四章 药品专利链接制度的配套法律制度 |
| 第一节 药品专利链接与药品试验例外 |
| 一、药品试验例外的创立 |
| 二、药品试验例外的正当性及制度功用 |
| 三、药品专利链接与药品试验例外相互制衡 |
| 四、药品专利链接与药品试验例外的冲突与解决 |
| 第二节 药品专利链接与药品专利期限延长 |
| 一、药品专利期限延长制度的创立与发展 |
| 二、药品专利期限延长的制度评价 |
| 三、药品专利链接与专利期限延长的关系 |
| 四、我国的制度因应 |
| 第三节 药品专利链接与药品试验数据保护 |
| 一、药品试验数据保护的创立与发展 |
| 二、药品试验数据保护的制度评价 |
| 三、药品试验数据保护与药品专利链接的关系 |
| 四、我国的制度因应 |
| 本章小结 |
| 第五章 药品专利链接制度滥用的法律规制 |
| 第一节 药品专利链接制度滥用法律规制的理论溯源 |
| 一、创新激励与自由竞争之间的差异性 |
| 二、创新激励与自由竞争之间的协调性 |
| 三、专利法与反垄断法适用的竞合及取舍 |
| 第二节 药品专利链接制度滥用的表现形式 |
| 一、药品专利常青 |
| 二、反向支付协议 |
| 第三节 药品专利常青行为的法律规制 |
| 一、典型国家的规制路径之考察 |
| 二、我国的规制路径之选择 |
| 第四节 反向支付协议的反垄断法规制 |
| 一、典型国家的反垄断执法实践之考察 |
| 二、我国对典型国家执法经验的现实借鉴 |
| 本章小结 |
| 第六章 我国药品专利链接制度构建的体系化思考 |
| 第一节 我国药品专利链接的规定及实践之评价 |
| 一、我国现行药品专利链接规定之梳理 |
| 二、我国现有实践之考察 |
| 三、我国现行规定及实践存在的问题 |
| 第二节 我国药品专利链接制度的本质定位与立法选择 |
| 一、药品专利链接模式梳理与评介 |
| 二、推行以利益平衡为核心的强保护模式 |
| 三、制度设计应遵循的基本原则 |
| 第三节 我国药品专利链接制度的规范设计 |
| 一、补充制度设计的法律依据 |
| 二、明确相关部门的职能衔接 |
| 三、药品专利链接的具体操作流程 |
| 四、药品专利信息的公示 |
| 五、暂缓审批期的设定 |
| 六、专利挑战制度的设计 |
| 七、首仿药市场独占期制度的设计 |
| 第四节 我国药品专利链接制度与其他制度的衔接 |
| 一、与药品试验例外制度的衔接 |
| 二、与药品专利期限延长制度的衔接 |
| 三、与专利药品强制许可制度的衔接 |
| 四、与诉前禁令制度的衔接 |
| 五、与药品专利诉讼制度的衔接 |
| 六、与专利行政处理制度的衔接 |
| 第五节 我国药品专利链接制度的实施机制之完善 |
| 一、简化药品上市审批程序 |
| 二、适当提高医药发明可专利性标准 |
| 三、修改和完善专利无效程序 |
| 四、建立首仿药替代制度 |
| 五、完善药品价格管控机制 |
| 六、健全我国多层次医疗保障体系 |
| 本章小结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在读期间科研成果 |
| 后记 |
（7）基层干部人事制度的历史演进与改革探论（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第一节 选题缘由及研究价值 |
| 一、选题缘由 |
| 二、研究价值 |
| 第二节 国内外相关研究述评 |
| 一、国内相关研究述评 |
| 二、国外相关研究述评 |
| 第三节 论文框架、研究方法和问题与不足 |
| 一、论文框架 |
| 二、研究方法 |
| 三、所遇问题 |
| 四、不足之处 |
| 第一章 核心概念和理论框架 |
| 第一节 相关概念界定 |
| 一、干部 |
| 二、基层干部 |
| 三、干部人事制度 |
| 第二节 理论依据及主体框架 |
| 一、宏观层面:马克思主义干部学说 |
| 二、微观和中观层面:制度变迁理论 |
| 三、搭建理论依据与主体架构的桥梁 |
| 第二章 政治现代化、基层治理与干部行为模式 |
| 第一节 现代化进程下的基层治理结构 |
| 一、基层权威结构的历时嬗变 |
| 二、基层社会规则及其运行逻辑 |
| 三、基层政权结构与治理形态 |
| 第二节 基层干部的行为动机及其模式 |
| 一、关于人性的三种理论假设 |
| 二、“情境理性”:基层干部的人性假设 |
| 第三节 压力型体制与干部行为逻辑 |
| 一、数量化的任务分解机制 |
| 二、指标化的责任考评体制 |
| 第三章 基层干部人事制度改革的历史进程 |
| 第一节 传统吏治思想及其扬弃 |
| 一、尊重人才,选贤任能 |
| 二、德才兼备,以德为先 |
| 三、注重基层,历练培养 |
| 四、加强考核,严格监管 |
| 五、廉洁奉公,节操自爱 |
| 第二节 制度建设的探索历程 |
| 一、初创阶段:解放思想,破旧立新 |
| 二、探索阶段:打牢基础,破冰前行 |
| 三、改革阶段:积极探索,深化前行 |
| 四、“新时代”:建章立制,全面发展 |
| 第三节 基本经验及其启示 |
| 一、坚持党管干部原则 |
| 二、秉持“任人唯贤”的干部路线 |
| 三、强化理论武装和基层历练 |
| 四、全面从严治党从严治吏 |
| 第四章 基层干部人事制度改革的现实困境 |
| 第一节 正式制度下政策体系供给不足 |
| 一、制度缺位有待完善 |
| 二、制度衔接有待加强 |
| 三、制度理念有待提升 |
| 第二节 社会“情境”下非正式制度约束失衡 |
| 一、传统文化下的“官本位”倾向 |
| 二、“熟人社会”下的说情打招呼 |
| 三、思想观念局限下的“为官不为” |
| 四、政绩观错位下的形式主义作祟 |
| 第三节 制度执行不力与实施机制不畅 |
| 一、选拔任用精准度不高 |
| 二、教育培养针对性不足 |
| 三、管理监督系统性不够 |
| 四、激励约束实效性不强 |
| 第四节 制度改革存在路径依赖 |
| 一、观念障碍:非制度化因素的消极影响 |
| 二、体制障碍:传统体制惯性导致改革“迟滞” |
| 三、组织行为障碍:党委及组织部门错位缺位 |
| 四、机制障碍:缺乏吐故纳新的保障机制 |
| 第五章 基层干部人事制度改革的路径探索 |
| 第一节 总体设想:“科学合理、简便易行、有效管用” |
| 一、涵盖选育管用四个方面 |
| 二、“科学合理、简便易行、有效管用”是关键 |
| 三、实现科学化、民主化、制度化是目标任务 |
| 第二节 选拔任用:提高精准度 |
| 一、考实政治素质,注重群众公论 |
| 二、完善考核评价,加强实绩考量 |
| 三、开展谈心谈话,强化分析研判 |
| 四、细化完善机制,健全过程保障 |
| 第三节 教育培养:提升能力素质 |
| 一、分层分类分级推进培训 |
| 二、完善学习培养系统方案 |
| 三、强化基层一线实践历练 |
| 第四节 管理监督:严格执纪监督 |
| 一、严格遵守监管原则 |
| 二、细化层级管理规定 |
| 三、实施立体监管制度 |
| 四、完善宽严相济体系 |
| 五、正确处理各项关系 |
| 第五节 激励约束:促进担当作为 |
| 一、健全考核激励制度 |
| 二、推进职务职级并行 |
| 三、完善身心关爱机制 |
| 结语:通往现代干部人事管理之路 |
| 第一节 结论 |
| 第二节 展望 |
| 参考文献 |
| 后记 |
| 在学期间学术成果情况 |
（8）论朱执信对马克思主义的选择性传播（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问题缘起 |
| (一)选择性传播是“侧重性选择”与“共识性选择”的辩证统一 |
| (二)关于传播主体及其自觉意识性的争议 |
| (三)以朱执信为研究对象的原因 |
| 二、关于朱执信对马克思主义的选择性传播的研究综述 |
| (一)学术史梳理 |
| (二)研究现状 |
| (三)有待进一步研究的问题 |
| 三、研究目标、思路与方法 |
| (一)研究目标 |
| (二)研究思路 |
| (三)研究方法 |
| 四、可能的创新点与研究意义 |
| (一)可能的创新点 |
| (二)研究意义 |
| 第一章 个人选择与价值观念:以马克思的精神交往论为基础 |
| 一、学界研究早期传播时理解的“传播”无法解决选择性传播问题 |
| (一)早期传播史研究有关“传播”的理解 |
| (二)早期传播史研究中理解“传播”所使用的研究方法 |
| (三)早期传播史关于“传播”的研究存在问题 |
| 二、马克思精神交往论意义上的“传播” |
| (一)词的考据:马克思是否使用现代传播学意义的“传播” |
| (二)内涵的共通:马克思的精神交往论与现代传播学意义的“传播” |
| (三)用马克思的精神交往论理解选择性传播的“传播”的原因 |
| 三、精神交往论的启示:价值观念对个人选择的直接影响 |
| (一)个人选择的判断依据是价值观念 |
| (二)影响价值观念形成的三个因素 |
| (三)从精神交往论看朱执信对马克思主义的选择性传播 |
| 第二章 辛亥革命时期:朱执信对马克思主义着作的译介 |
| 一、译介的内容 |
| (一)马克思的生平及其成就 |
| (二)《共产党宣言》与阶级斗争理论 |
| (三)《资本论》与劳动价值论、剩余价值论 |
| 二、国家需要在辛亥革命时期的特殊表现 |
| (一)国家需要:从“维新”“立宪”到“反满” |
| (二)解决国家问题的选项:从“反满”“立宪”到“共和” |
| (三)解决国家问题的附加问题:作为“社会革命”的社会主义 |
| 三、朱执信对马克思主义选择性译介的原因 |
| (一)在众多社会主义学说里选择马克思主义的原因 |
| (二)对马克思主义的内容作选择性译介的原因 |
| (三)民族资本主义的发展需求对选择性译介的决定作用 |
| 第三章 民国初建时期:朱执信对马克思主义“失掉兴趣” |
| 一、聚焦对“开明专制”与“暴民政治”的理论批判 |
| (一)批判“开明专制”论 |
| (二)批判“暴民政治”论 |
| (三)探讨国民程度是否适合实行“民主共和” |
| 二、国家需要在民国初建时期的特殊表现 |
| (一)国家需要:“民主共和”制度能否救国的试验 |
| (二)解决国家问题的选项:坚持“共和”还是暂行“专制” |
| (三)“社会革命”让位于“政治革命” |
| 三、朱执信对马克思主义“失掉兴趣”的原因 |
| (一)朱执信专注于“政治革命”的原因 |
| (二)资本主义意识形态使朱执信转移了对“社会革命”的关注 |
| (三)民国初建时期经济基础的决定作用 |
| 第四章 五四运动时期:朱执信重新以阶级斗争理论思考中国社会问题 |
| 一、以阶级斗争理论为基础思考中国社会问题 |
| (一)重提马克思主义 |
| (二)运用阶级斗争理论分析国际国内问题 |
| (三)以阶级斗争理论为基础提出中国社会改造方案 |
| 二、国家需要在五四运动时期的特殊表现 |
| (一)国家需要:彻底的“反帝反封建” |
| (二)解决国家问题的选项:“向西方学习”、“中国本位”、糅合 |
| (三)社会主义成为解决中国问题的选择 |
| 三、朱执信重提马克思主义的原因 |
| (一)重提马克思以及深化阶级斗争认识的原因 |
| (二)对马克思主义有所保留的原因 |
| (三)民族资本主义的发展对重提马克思主义的双重作用 |
| 第五章 意识形态幻象:朱执信对马克思主义选择性传播的深层原因 |
| 一、自觉意识性、选择性传播与意识形态幻象 |
| (一)自觉意识性与选择性传播的关系 |
| (二)选择性传播与意识形态幻象的关系 |
| 二、资本主义意识形态与中国传统文化的综合作用建构了意识形态幻象 |
| (一)资本主义意识形态的主导作用 |
| (二)中国传统文化的辅助作用 |
| (三)近代中国经济基础的决定作用 |
| 三、朱执信对马克思主义选择性传播的贡献、局限与特点 |
| (一)朱执信对马克思主义选择性传播的贡献 |
| (二)朱执信对马克思主义选择性传播的局限 |
| (三)朱执信对马克思主义选择性传播的特点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 |
（9）居民委员会“两难困境”研究 ——基于权力的分析视角（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问题的提出及意义 |
| 二、文献综述 |
| 三、研究设计 |
| 第一章 权力的界定与分析框架 |
| 第一节 权力的操作性定义 |
| 第二节 权力的三个关键要素 |
| 一、权力资源 |
| 二、权力意图 |
| 三、权力指向 |
| 第三节 权力运作状况的分析框架 |
| 一、对权力资源的考察 |
| 二、对权力意图的考察 |
| 三、对权力指向的考察 |
| 四、三个因素之间的逻辑关系 |
| 本章结语 |
| 第二章 当前居委会面临的“两难困境”与权力困局 |
| 第一节 “两难困境”的出现与表现 |
| 一、居委会去行政化改革的发展历程与主要实践 |
| 二、“两难困境”的表现及其辩证关系 |
| 第二节 居委会权力资源方面问题及其负面影响 |
| 一、当前居委会在权力资源方面所遭遇的主要问题 |
| 二、居委会权力资源方面问题所带来的负面影响 |
| 第三节 当前居委会两种权力指向状况之殊异 |
| 一、居委会自主管理权力之客体的模糊与错位 |
| 二、缺失的城市社区自主公共空间 |
| 三、依旧倾向于行政管理逻辑的权力运作方式 |
| 第四节 居委会两种权力运作意图之错位 |
| 一、居委会两种权力运作意图错位的主要表现及成因 |
| 二、居委会权力意图错位问题的持续存在及强化 |
| 本章结语 |
| 第三章 突破“两难困境”的新思路 |
| 第一节 居委会的三种法定权力 |
| 一、居委会三种法定权力共同的资源基础与权力意图 |
| 二、居委会三种法定权力各自的法定权力指向 |
| 第二节 对居委会权力指向的扩展与优化 |
| 一、居委会自主管理权力运作指向划定中的逻辑缺陷 |
| 二、居委会参与权力及协调监督权力的运作指向之有效性 |
| 第三节 以居民共同意志为基础的集体理性之达成 |
| 一、居民的共同意志的充分聚集 |
| 二、多方权力的合作共赢 |
| 第四节 更全面且更健康的居委会权力资源基础 |
| 一、重获正当性资源的关键要素:居民参与的效能感 |
| 二、参与权力及协调监督权力之于居民参与效能感的积极意义 |
| 本章结语 |
| 第四章 居委会参与权力及协调监督权力的可行性 |
| 第一节 权力资源基础维度的可行性 |
| 一、来自政府与历史的丰富资源 |
| 二、社会内部公益力量的存在与被挖掘的可能性 |
| 第二节 权力主体意图维度的可行性 |
| 一、“政府代理人”与“居民带头人”之间的关系 |
| 二、政府促成居委会“居民的带头人”得以恢复的意图和努力 |
| 第三节 权力运作指向维度的可行性 |
| 一、当前城市基层的居民非制度化参与及其成因 |
| 二、扩展与升级居委会制度化参与机制的必要性与可行性 |
| 三、“制度化参与”的另一种解读:可行的“利益的组织化”方式 |
| 本章结语 |
| 第五章 居委会权力的实现路径 |
| 第一节 与居委会参与权力相关的已有实践及典型案例 |
| 一、城市社区中基层社会协商与基层政府协商之发展概况 |
| 二、典型个案:麦子店街道的“问政”实践之概况 |
| 三、麦子店“问政”实践之于居委会参与权力运作的效果评析 |
| 第二节 与居委会协调监督权力相关的已有实践及典型案例 |
| 一、已有的社区协调议事机构机制及其效果评析 |
| 二、典型案例:深圳市南山区的居委会“枢纽化”改革实践之概况 |
| 三、南山区的改革实践之于居委会协调监督权力运作的效果评析 |
| 第三节 居委会权力的整体实现路径设计 |
| 一、居委会权力运作的资源获取与保障机制 |
| 二、居委会权力运作的意图实现与保障机制 |
| 三、居委会权力运作的指向构建与保障机制 |
| 本章结语 |
| 结语与展望 |
| 附录一 已有社区治理相关地方改革资料目录 |
| 主要参考文献 |
| 致谢 |
（10）全面从严治党条件下村级党组织功能发挥的机制建设研究 ——以湖北省J县为例（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abstract 第1章 导论 |
| 1.1 问题的提出与研究意义 |
| 1.1.1 问题提出 |
| 1.1.2 研究意义 |
| 1.2 研究综述 |
| 1.2.1 研究现状 |
| 1.2.2 研究述评 |
| 1.3 研究内容与研究方法 |
| 1.3.1 研究内容 |
| 1.3.2 研究方法 |
| 1.4 创新点 |
| 1.4.1 功能内涵界定有创新 |
| 1.4.2 构建了村级党组织功能发挥机制建设的系统框架 |
| 1.4.3 提出了复合式自治是村民自治的有效实现形式 |
| 1.5 样本概况与选择理由 |
| 1.5.1 样本概况 |
| 1.5.2 选择理由 第2章 全面从严治党思想:机制建设的理论基础 |
| 2.1 全面从严治党思想的理论逻辑 |
| 2.1.1 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建党管党治党学说 |
| 2.1.2 毛泽东建党管党治党思想 |
| 2.1.3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管党治党理论 |
| 2.2 全面从严治党思想的理论创新 |
| 2.2.1 全面从严治党的深刻内涵 |
| 2.2.2 全面从严治党的时代价值 |
| 2.2.3 全面从严治党的基本方略 |
| 2.3 全面从严治党思想的基层指向 |
| 2.3.1 全面从严治党向基层延伸是自身建设应有之义 |
| 2.3.2 全面从严治党向基层延伸是客观现实的迫切需要 |
| 2.3.3 全面从严治党向基层延伸的基本路径 第3章 村级党组织功能发挥机制建设的基本理路 |
| 3.1 村级党组织功能定位的学理分析 |
| 3.1.1 村级党组织功能定位的方法论 |
| 3.1.2 政党组织的功能结构分析 |
| 3.1.3 村级党组织功能定位 |
| 3.2 村级党组织功能发挥的现实困境 |
| 3.2.1 自身建设问题影响了功能发挥 |
| 3.2.2 外部环境变化影响了功能发挥 |
| 3.2.3 系统动力不足影响了功能发挥 |
| 3.3 村级党组织功能发挥机制建设的总体构想 |
| 3.3.1 正确认识机制的重要作用 |
| 3.3.2 从整体上把握功能发挥的机制建设 第4章 创新村级党组织自身建设机制 |
| 4.1 完善党员队伍质量提升机制 |
| 4.1.1 建立发展党员质量保证机制 |
| 4.1.2 构建党员角色管理长效机制 |
| 4.1.3 完善不合格党员退出机制 |
| 4.2 创新领导班子建设机制 |
| 4.2.1 改进领导班子选配机制 |
| 4.2.2 创新领导班子教育机制 |
| 4.2.3 深化领导班子管理机制 |
| 4.2.4 优化后备力量储备机制 |
| 4.3 构建党内政治生态建设机制 |
| 4.3.1 创新党性建设机制 |
| 4.3.2 建立党内政治生活质量保证机制 |
| 4.3.3 强化党内政治文化建设机制 第5章 优化村级党组织环境建设机制 |
| 5.1 优化思想文化环境建设机制 |
| 5.1.1 优化思想文化“大环境”建设机制 |
| 5.1.2 优化思想文化“小环境”建设机制 |
| 5.2 构建党群良性互动机制 |
| 5.2.1 构建畅通的输入机制 |
| 5.2.2 完善科学的决策机制 |
| 5.2.3 创新村级党组织领导的输出机制 |
| 5.2.4 建立以群众评价为主的反馈机制 |
| 5.3 建立上级党和政府对村级党组织的制度性支持机制 |
| 5.3.1 建立城乡平等的公共产品供给制度支持机制 |
| 5.3.2 强化对村级党组织工作运行的制度支持机制 |
| 5.3.3 构建村级党组织基本保障的制度支持机制 第6章 建立村级党组织功能发挥系统动力机制 |
| 6.1 构建全面从严治党在村级党组织落实的系统动力机制 |
| 6.1.1 强化全面从严治党的内部动力机制 |
| 6.1.2 建立全面从严治党的外部动力机制 |
| 6.2 优化创先争优的系统动力机制 |
| 6.2.1 构建横向联动机制 |
| 6.2.2 改进纵向动力机制 |
| 6.2.3 强化联动长效机制 |
| 6.3 完善功能发挥绩效管理驱动机制 |
| 6.3.1 建立功能发挥绩效评价体系 |
| 6.3.2 实施功能发挥绩效考核评价 |
| 6.3.3 创新功能发挥绩效干预机制 结语 致谢 参考文献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发表的论文及参加的科研项目 |
四、中国社会转型特殊性探论（论文参考文献）
- [1]认知与实践：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历史进程前期研究[D]. 陈兰馨. 上海社会科学院, 2021(12)
- [2]民主革命时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思想文化背景研究[D]. 孔晓菲. 东北师范大学, 2021(09)
- [3]1979年：中国历史学的再出发[D]. 刘后德. 山东大学, 2020(10)
- [4]李达推进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研究（1930-1939）[D]. 朱志强. 华东师范大学, 2020(10)
- [5]民国时期（1912-1949）易学研究[D]. 秦洁. 山东大学, 2020(09)
- [6]药品专利链接制度研究[D]. 苏冬冬. 中南财经政法大学, 2020(07)
- [7]基层干部人事制度的历史演进与改革探论[D]. 谢鹏. 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 2020(12)
- [8]论朱执信对马克思主义的选择性传播[D]. 何伟楠. 上海交通大学, 2019(06)
- [9]居民委员会“两难困境”研究 ——基于权力的分析视角[D]. 高乐. 中国政法大学, 2019(01)
- [10]全面从严治党条件下村级党组织功能发挥的机制建设研究 ——以湖北省J县为例[D]. 钟贤哲. 武汉理工大学, 2018(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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