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世界卫生组织呼吁防止抗药结核杆菌蔓延（论文文献综述）
宋子昕[1]（2021）在《20世纪上半叶北京浴堂研究（1900-1952）》文中研究说明所谓浴堂是指供人洁身沐浴之场所。浴堂的发展在古时与宗教仪式及庶民文化联系颇深。进入20世纪,北京的公共浴堂发生了重大变革,其社会功能、经营模式、行业组织、使用设备、顾客群体与以往相比截然相异。这一时期,北京代浴堂的发展沿革可以简单划分为五个阶段:1900——1911年,北京浴堂快速发展阶段;1912——1927,北京浴堂繁盛阶段;1927——1937,北京浴堂沉浮阶段;1937——1949,北京浴堂衰落阶段;1949——1952,北京浴堂回暖恢复阶段。20世纪上半叶北京浴堂行业的演变与城市现代化进程推进、社会经济起伏、卫生观念普及、民众生活习惯变迁联系紧密,浴堂在这一时期可以被视为这样一个空间——经济、政治、社会、文化等因素并存于其中,国家、政府、社会进步人士、浴堂从业者、浴堂消费者皆对其有着基于自身需求的建构。因此研究北京浴堂可以管窥20世纪上半叶北京城市中公共场所及小商业的发展模式及行业依托。对北京浴堂进行自下而上的微观考察能够从另一个维度上理解20世纪上半叶的北京社会,获知近代北京的经济环境、政治环境及文化环境。以浴堂这一社会基层单位为切入点,分析其中不同群体的活动亦能在一定程度上说明微观层面的个体经验、实践与宏观社会进程的关系及相互作用。浴堂行业的发展得益于城市的现代化进程,20世纪以来,自来水、电气设备、日化产品等现代产物在北京的浴堂中普及开来,现代技术改变了浴堂的生产方式,与此同时浴堂的资本组织形式、产权结构、经营手段也相应调整。在浴堂广泛使用现代设施的时候,其运营成本也会相应提高,因此各浴堂不得不开源节流,甚至无视政府颁布的诸项规定。浴堂与政府不断地协调互动又常发生冲突,这点在社会经济困难时期体现的尤为明显。二者产生矛盾的根源在于双方对浴堂不同功能的侧重:政府注重浴堂的卫生功能,浴堂则偏重于追求更多的利润。现代化带来了社会结构的调整,雇佣制度的变化、顾客消费核心需求的转移,社会价值观念的变革,这些变化改变了浴堂业的生产体系,亦影响了浴堂伙计的生存实践。具体而言,社会结构的调整改变了浴堂的消费群体与消费需求,这直接导致浴堂经营模式的变化——服务质量成为决定浴堂收益的重要指征。为了保证服务质量,浴堂行业构建了工资制度,以行业内伙计的生存为条件,强迫他们提高服务水准。在此约束之下,伙计为了生存,不得不市侩殷勤以赚取更多小费,形成了浴堂业独有的服务方式、工作态度与营生技巧,他们的生存实践在一定程度上反作用于浴堂的行业体制。浴堂经营者为了逐利,浴堂伙计为了生存,出于维护各自利益,浴堂同业公会与浴堂职业工会便应运而生。不同于传统的行会,北京浴堂同业公会是在行业资本化的趋势之下,以各店家共同的经济利益为基础而设立,其主体是各店铺的经营者,为了保障自身的经济收益,他们尽可能地降低伙计数量,延长其工作时间。因此同业公会的存在使得浴堂内部劳资双方的矛盾更加尖锐。在此情形下,浴堂伙计为了生存,便合力抵抗资方压迫,开始组建浴堂职业工会。职业工会的出现增强了工人店伙群体在浴堂行业中的地位,改善了工人的生活待遇,平衡了资方与工人之间的矛盾。城市公共卫生事业的开展,市民卫生意识的提高使得浴堂成为20世纪上半叶北京市重要的公共场所。与此同时,国家也试图凭借对城市的卫生改良将自己的权力传达到基层,浴堂既是政府施政的对象,又是政策实施的场所。但国家权力通过城市改良、卫生行政来介入城市基层事务的意图并非顺水推舟,政府虽然针对浴堂制定了一系列管理规定,着力建设平民及女性浴所,但效果均不尽如人意,这些政策及规定常受到来自浴堂经营者、从业者及顾客的巨大阻力。浴堂的卫生改良并不单纯是公共健康问题,浴堂并非像政府想象的那样,能够顺利成为既卫生廉价,又能“批量生产”干净整洁、遵纪守法市民的公共场所,其中还包含有浴堂经营状况、民众消费观念、行政机关经费等诸多变量。在推行现代化政策、改良城市面貌的过程中,城市移民人口大量增加,居民成分复杂,这使得城市肮脏、拥挤、贫困,充斥着犯罪、不良行为。暗娼、偷窃、赌博、毒品等问题同样在浴堂中滋生。对这些社会问题的治理力度不可谓不大,甚至还常会有矫枉过正的现象发生,但北京浴堂盗窃、嫖娼等案件依旧频频发生。社会问题屡禁不止的根源在于社会环境而非问题本身。现代社会意识、公共道德、现代劳动薪酬制度与时人传统惯习之间的矛盾是社会问题发生的主要原因,此外殖民者的文化介入等因素对其亦有影响。近代中国社会变革之际,作为社会体制得以存续的介质,日常生活逐渐受到国家、政府及社会进步人士的关注,成为推进现代化进程的主要场域,以及国家权力支配、组织的重要对象。对人们沐浴经验的改造是这一趋势的范例,改造方式是将沐浴行为与现代的社会价值观念关联,将浴堂、浴室及沐浴行为赋予平等、自由、健美、文明等现代意义,并通过重复单调的日常生活内化于人们的意识中,以为世人所接受。其实现途径是制造闲暇时间与构建消费观念,前者意图将沐浴规律化、惯习化、日常生活化,后者旨在通过引导人们对沐浴的需求来传递现代日常生活的价值观。但这种尝试在实施层面中存在一系列的问题和分歧。浴堂中并非自由平等,其中阶级分明,闲暇会带来如“有闲阶级”、“不劳而获”等不被时人称道的世风,消费则培养起人们崇奢心理。中国的现代化过程中存在着很多非政府、社会进步人士本意与预期的情形,这些歧义自然也会体现在浴堂中。浴堂中充斥着政府与浴堂店家、资方与劳方、店伙与顾客、国家权力与个体实践之间的对抗,不过这些对抗并非总是发挥着消极作用,其也会改变执政者们的政策,调节社会资源的分配,形成人们对社会的认知。政府所制定的每一个政策,浴堂店家、伙计、顾客对政策的每一次回应,政府与社会进步人士对这些回应的反思与治理,都是中国现代化进程中的必经环节。中国的现代化并非是单方面受西方经验的影响,其自身亦有腾挪的空间。
任碧雪[2]（2021）在《《益世报》健康传播观念呈现与变迁研究》文中研究说明健康传播对社会平稳发展、公共健康具有重要意义。从近代起,我国媒体就开始了自身的健康传播实践。殖民者的侵袭与西方文化的浸润,使得近代健康传播承载了中西之争、民族复兴的复杂意象。在此背景下,我国近代媒体的健康传播事业的发展状况及报道水平究竟呈现出何种面貌?以这个问题为出发点,笔者选择了天津《益世报》作为研究对象,从中西交流、卫生观念表述、疾病与药品观的呈现等维度,选取具有代表性的个案进行研究。《益世报》在中西医平和交流的基础上,突出了中国医学发展本身的重要性。不拘泥于中西之别、身份之差,中西医群体主动向对方学习、交流。积极以自身话语重新表述他方经验。在此过程中,中医副刊的主动引介有利于西医知识与中国社会的本土化融合;而西医副刊对中药价值的强调,显示了中国西医对自身民族身份的认同。此种互动贯穿于《益世报》健康传播的整个历史,是中西医学交流中的有益尝试。在对现代卫生观的再创造上,中医邪祟文化、养生文化以卫生话语得到了重新表述。来自西方的卫生观念,在国家、个人、社会三个层次得到了解构与重构。其中不乏优秀的医学常识普及案例,值得今日媒体进行学习。近代,萦绕于国人及民族的东亚病夫阴影,也影响到了《益世报》的健康传播行为。《益世报》在疾病与药品观的表述中,表露出对于补品价值的高度重视。彼时肺结核的治疗面临极大不确定性,《益世报》编者将鱼肝油这一补品视为肺结核的特效药。对于医学研究中“不确定性”沟通的失败,加重了近代社会对于特定疾病的歧视与恐惧。通过研究文本发现,在历时性的变迁中,《益世报》中西医副刊的健康观念发生了较大变化。中医副刊由初期的文化守成心态,转变为主动反思中医的理论基础。西医副刊初期的科普实践基本遵循着科学严谨的原则,后期出现了科普异化、传播内容失真等问题。但从整体上来看,《益世报》西医副刊仍有力地促进了近代天津地区医学知识的传播。
叶丽（盖娅丽丽）（Lily Gaia Ye）[3]（2021）在《论用艺术提升医学博物馆的公共性》文中研究表明博物馆不仅作为一个具有历史性、文化性和公共性的展示、教育和休闲的空间,同时也是一个公共文化服务的机构,它是现代语境下文化再生产必不可少的场域。随着社会进入信息数字化的生物医学的21世纪,博物馆正走向多元化的发展方向,尤其是在构建和提升博物馆公共性和民主性方面。博物馆的公共性是现代博物馆进行各项工作的基础,如何创生和提高医学博物馆的公共性就成为了本论文研究讨论的重点。全文主要以艺术的亲和性与数字科技的传播性为视角,以医学博物馆的历史演进、展览藏品、公众教育和公共空间的多重维度为切入点,论文分为六个部分展开研讨。首先,从回顾西方医学博物馆的产生、发展和演变开始,以医学知识的传承记载、人体标本的收藏保存和医学教育为主轴,总结医学博物馆在历史各个阶段的里程碑事件和重要医学发现。接着从回顾艺术与医学的交融演绎的关系入手,分析了艺术对医学的发展进步和传承的历史贡献,艺术品本身和博物馆治疗对人类身心健康和疾病的疗愈功效。其次,结合麦克卢汉提出的“媒介即讯息”理论,拓展了医学博物馆改革的思维模式,讨论了如何在展品和展览空间的设计中注入艺术审美概念,探索运用多媒体、数字技术和人工智能等高新科技来提升医学博物馆对公众的吸引力,从而改善公众教育的可能性。然后,借鉴最前沿的重组教育的理念,分析了在医学博物馆的公众普及教育中如何形成新的学习生态系统,以自主导向的体验式、社会性和分散式学习为特征,创造出特殊的文化景观和开放的公共场域的新型医学博物馆空间,有效地达成普及健康卫生教育的重要职能。探究了在信息网络全球化的后真相时代,医学博物馆在公众健康教育方面不可替代的优势,提出了博物馆公共教育的策略。接着结合布尔迪厄“文化再生产”理论以公众化的视角,阐述了用艺术提升医学博物馆公共性,从而打破现有文化区隔的可能性,推演了艺术与医学的跨界融合将极大程度地推动医学博物馆的健康知识民主化的进程。最后,以列斐伏尔“空间的生产”作为理论原点,首次提出了未来大医学艺术博物馆的概念,结合文化资本再生产理论探究在未来大医学艺术博物馆的再生产模式、路径及其在公众教育方面的策略,展望了未来大医学艺术博物馆对社会福祉和健康文化的贡献。希望该研究结果能为传统医学博物馆的改革和发展提供一些理论参考,对医学博物馆的公共性和公众健康教育的发展和未来布局有一定的借鉴作用。
叶耀源[4]（2020）在《进步主义时期美国抗结核病运动与城市公共卫生的变革》文中研究指明进步主义时期是美国历史上的枢纽时代,在这一时期美国由传统的农业和商业社会快速转变成为世界领先的工业化国家。工业化和城市化的快速发展,使人口大量在城市聚集;而城市的公共卫生设施滞后,现代卫生观念和制度尚未建立,这二者产生极大的矛盾。在此背景下,结核病作为一种传染病在美国城市大规模爆发。由于结核病是一种慢性疾病,早期政府对抗结核病的行动并没有达到显着效果,这引起了社会各群体的不满。处于社会转型期的美国民众,正在积极寻求投入到公共事务的参与之中。此时的结核病疫情爆发给了美国人参与公共活动的机会。本文正是探讨在这样的背景下,城市社会的各群体在全国性的抗结核运动中如何具体参与和表达各自的诉求。这场多主体参与的抗结核运动,开创了城市公共卫生治理的新模式,包括医生与非专业人员的合作,志愿协会与公共卫生机构的合作等。此外,这场运动对美国社会福利事业的扩大和城市公共事务中多元共治局面的实现有积极意义。抗结核运动中美国公众对秩序和科学知识的追求,是进步主义期间时代精神的典型体现。
徐欣蕊[5]（2020）在《美国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游戏场运动研究》文中指出19世纪末20世纪初,为解决工业化、城市化、移民潮所带来的问题,美国社会掀起轰轰烈烈的进步运动。在城市改革的过程中,城市空间的问题倍受改革者关注。随着这一时期西方玩耍伦理的转变,改革者发现,美国许多城市缺乏适合玩耍的空间。玩耍空间不足造成的恶果已经显现,比如,城市儿童的身体素质和道德品质呈现出下滑的趋势。于是,改革者提出在城市中建设游戏场的主张,以期改变这一现状。美国的游戏场运动由此发轫。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美国游戏场运动大致分为两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19世纪八十年代至1906年。在这一时期,运动集中在美国东北部和中西部的大城市,波士顿、纽约、芝加哥、费城是领军者。其特点是城市各自为阵,城市之间的交流较少。第二阶段是1906年到20世纪二十年代,游戏场运动全国化。1906年4月,美国游戏场协会在首都华盛顿成立,标志着游戏场运动从区域性向全国性转变。在这一阶段,美国游戏场协会成为运动的主要领导者。协会不仅对已经建成的游戏场展开调研,为筹建中的游戏场提供建议,还从学校游戏场的建设、游戏场指导员的培养和游戏场立法,共三个方面推动游戏场运动的发展。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美国游戏场运动在全美形成蔚为大观之势的原因,主要有以下三点:第一,游戏场改革者以科学研究成果作为游戏场建设的依据,具有相当的可靠性、科学性,容易获取社会的认同。第二,游戏场改革者所创建的一整套科学、可行的多方位游戏场理论体系,试图将儿童培养为理想的公民,迎合美国进步时代的主流价值观。第三,游戏场改革者所倡议的游戏场,是与工业化、城市化相匹配、相适应的城市生活空间,以满足成年人在工作之余的游憩休闲需求,以及儿童成长过程中的玩耍天性。这三方面原因又分别反映出游戏场改革者的“科学观”“公民观”和“生活观”,是美国进步时代城市改革者思想的三重面貌。虽然,第一次世界大战使得美国游戏场运动趋于平静,但这场运动至少从三个层次上,给美国历史造成的深远影响。首先,游戏场运动为美国有意识地开拓游憩休闲领域揭开序幕。其次,游戏场运动从城市外在的物理面貌和内在的精神生活双重角度,影响美国城市的发展历程。最后,游戏场运动加深了城市儿童生活空间的制度化程度,将城市儿童的生活空间进一步与其他城市空间相分离。
贺楷[6]（2020）在《金砖国家的全球卫生治理参与研究》文中研究表明2020年,新冠肺炎疫情在全球范围内快速爆发,夺去数万人的生命,各国、国际组织纷纷应对不及。实际上,随着全球化进程进一步加快,由全球化所引发的各类全球性问题在世界范围内广泛传播。在全球卫生安全领域,由于全球人口流动以及南北国家卫生差距所导致的卫生条件落后、药物不可及、卫生研发技术落后等结构性暴力正在给全球人类的安全健康带来严重威胁。目前,以世界卫生组织为代表的传统全球卫生治理国际机制正在面临制度性失效和急剧的内部结构改革,其在应对新冠肺炎、埃博拉、寨卡等全球卫生危机时展现出的低效促使国际社会呼唤新型全球卫生治理实体的诞生。而金砖国家（BRICS）——由巴西、俄罗斯、印度、中国及南非五大新兴经济体所组成的新型全球治理国家间机制,已经逐渐从早期的国家间金融合作机制提升为参与能源、气候、卫生等全球发展治理的新力量。在全球卫生治理领域,金砖国家有望以“发展”为核心视角,以发展中国家的卫生状况为核心利益,以“金砖国家卫生部长会议”为主要对话机制,共同参与全球卫生治理,最终促进全球卫生治理的进一步发展。本文从“全球卫生治理”的概念切入,首先介绍并分析传统全球卫生治理国际机制面对当前全球卫生危机的行动失效,横向对比西方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在全球卫生治理的理念差异,以参与全球卫生治理的主要角色转换引入金砖国家参与全球卫生治理。进而从金砖国家参与全球卫生治理的背景、动因、制度性优势出发,详细介绍金砖五国各自在卫生治理的比较优势以及未来的合作潜力,揭示金砖国家将成为全球卫生治理的新力量。本文最后得出了以下结论:第一,金砖国家成员在全球卫生领域面临共同或相似的卫生威胁,构成了其共同参与全球卫生治理的动力;第二,金砖国家成员在参与全球卫生治理时与传统西方发达国家存在治理理念的差异,前者以“发展”为核心理念,后者以“安全”为核心理念;第三,金砖国家成员在全球卫生治理领域存在各自的比较优势,借助已经成熟的“金砖国家卫生部长会议”,其合作潜力巨大,能够成为全球卫生治理的新角色。
牛桂晓[7]（2019）在《近代中国基督教会公共卫生运动研究（1901-1937）》文中研究表明中国的公共卫生运动最早是由基督教会倡导和组织的。1901-1937年间,中国基督教会在全国范围内开展了持续多年的公共卫生运动。基督教会之所以在中国发起这项运动,原因是多方面的。首先,公共卫生运动在西方兴起以后,伴随着全球化进程逐渐在世界范围内扩展开来,成为基督教会在中国开展公共卫生运动的时代背景。其次,中国卫生行政的不完善、卫生状况的落后,以及民众卫生观念的缺乏,引起了来华教会的注意,这是教会开展公共卫生运动的重要前提。同时,公共卫生也引起了国人的关注,国内舆论对公共卫生的探讨日益增多,这些都为公共卫生运动的开展创造了条件。最后,公共卫生运动适应了基督教在华发展的需要。在社会福音运动的影响下,教会越来越关注中国社会的现实问题,以适应中国社会的发展要求。公共卫生运动成为适应基督教在华发展和教会传教需要的方式之一。因此,1901-1937年间,基督教会开展了多种形式的公共卫生运动。1901-1937年间,教会公共卫生运动的发展大致可分为三个阶段,即起步阶段、全面发展阶段以及调整和转变阶段。在此期间,教会公共卫生运动的发展演进体现出三个发展趋向。在办理模式上,公共卫生运动从教会自办发展到与政府合办,得到了中央和地方政府的支持和认可,并被逐渐纳入到政府的公共卫生运动中去。在活动内容上,教会公共卫生运动从卫生宣传扩展到其他领域,如环境卫生、疾病防治、学校卫生、妇婴卫生、劳工卫生等,同时也开始在培养公共卫生人才和创办卫生实验区上进行尝试。在空间范围上,教会公共卫生运动逐渐从口岸城市扩展到内陆腹地和乡村地区,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政府公共卫生运动的不足,使得公共卫生运动的空间大为扩展。教会在开展公共卫生运动的过程中采取了多种形式来宣传和践行近代卫生理念,如发行卫生读物、开展卫生教育运动、改良城乡环境卫生、进行疾病防治等等。其中,卫生读物或倾向于剖析卫生医理,或注重传播卫生知识,或采用口语,或用文言,适应了不同阶层民众的需求。卫生教育运动以宣传卫生知识为中心,通过卫生游行、展览和演讲等方式引起社会各界对卫生的注意,被称为“走进中国城市的卫生表演”。在环境卫生方面,教会不断改善教会医院的卫生状况,并以此作为示范,将环境卫生推广开来,在社会上开展了清洁运动、灭蝇运动和改良厕所等活动。在疾病防治方面,教会开展了种痘运动、防疫运动、预防肺痨和性病等活动,使民众认识到公共卫生和预防医学的重要性。教会在面向大众开展公共卫生运动的时候,一些特殊的群体也引起了教会的关注。首先,教会人员的健康问题得到了教会的重视。教会最初选派医学传教士就是为了保证传教士等人员的健康。随着预防医学的发展,教会已经不满于消极的医治传教士的疾病,而是采取积极的措施,如对教会人员进行定期检查、预防接种疫苗以及在教会活动场所开展卫生运动等,来保障教会人员的身体健康。与此同时,教会学校学生的健康问题也引起了教会的注意,教会逐步采取措施健全了校医制度,并开展了学校卫生运动。教会还将注意力投向妇婴卫生和劳工卫生等领域,开展了儿童卫生运动、妇女卫生教育、生育卫生、劳工卫生运动等,以培养国民卫生的基础。教会公共卫生运动吸引了社会各界的关注,涵盖卫生教育、防疫和保健等多个领域,是一场现代卫生知识和理念的宣传运动。它开创了中国近代公共卫生运动的先河,对当时民众卫生意识的觉醒、地方卫生事业的发展和政府卫生运动的开展都产生了一定的影响。与此同时,随着国人现代民族国家意识的出现,知识精英认识到卫生与民族、国家间的关联。这使得教会公共卫生运动引起了国人的广泛关注,引起了历届中国政府的注意,并与政府在公共卫生领域展开了合作。更为重要的是,这场运动密切了教会与中国社会的联系,为基督教在中国的传播创造了条件。当时,教会开展了各式的卫生布道活动,如卫生大会布道、卫生文字布道、特殊医疗机构布道、乡村卫生布道等,促进了基督教在中国的传播。总之,在公共卫生诉求和传教布道的双重影响下,教会开展的公共卫生运动拓展了传教的途径,促进了基督教在中国的传播,具有一定的宗教色彩;同时运动又将卫生与民族、国家联系在一起,将卫生作为强国强种的根本,从而又使其具有一定的民族主义色彩。在近代中国特殊的社会环境里,教会公共卫生运动受到内外环境的诸多限制,如政治环境、社会发展水平、传教政策以及组织的不完善等,使得教会的卫生运动存在着诸多不足之处。但是,它在客观上传播了卫生知识,唤起了民众对卫生的注意,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近代中国公共卫生事业的发展。
姬凌辉[8]（2015）在《清末民初细菌学的引介与公共卫生防疫机制的构建》文中提出在中国近代东西方文化交流史上,除了物质与制度方面的引入外,还有隐而不彰的知识与理论的交流,中国近代细菌学说史即是其中重要一环,对中国近代细菌学引入概况的探讨也是更加深入地理解中国近代知识与制度转型的题中之义。鸦片战争以前,中西医学仅仅是通过极少数耶稣会士互相交流,鸦片战争以后,随着条约口岸的逐渐建立和传教士医学传教行为的逐渐合法化和内地化,中国人开始睁眼看世界,最先走向世界的一批国人在日记中对显微镜、细菌均有零散记载,细菌由此渐入国人视野。从鸦片战争到甲午中日战争之间,沿海地区的报刊、杂志等知识传播媒介和翻译馆、医学院校、书院等知识传授机构是细菌学知识的主要引介载体。1894年广东和香港发生的鼠疫检验了时人的防疫手段和观念。虽然鼠疫杆菌的发现消解了鼠疫的神秘感,但是在当时有限的医疗条件下,中西医未能有效控制疫情和病情,这反映出细菌学说形成初期尚未能影响当时的医疗技术。清末十年,教会创办的医学院校和留日学生对细菌学说译介所做出了巨大贡献,此时国人对细菌学知识的认识从单一走向复合。1910-1911年的东北鼠疫让东北成为了当时国际医学专家的实验场,东北鼠疫的防治与肺鼠疫杆菌的发现均具有国际性。瘟疫除了带给普通民众死亡的恐惧感之外,还带动了细菌学知识的传播和推广。新文化运动期间,人们对细菌学的认识已经从腺鼠疫杆菌、肺鼠疫杆等菌种扩大到对细菌的性质、分类、培养、作用等知识的系统把握,并呈现出由专业知识走向工农生产和日常生活的趋势。1917—1918年华北地区暴发了严重的腺鼠疫,虽然有东北鼠疫的防疫经验可资借鉴,但是由于种种原因导致防疫工作窒碍难行。1919年中央防疫处正式成立,它是中国近代第一个完整建制、系统运作的中央级卫生防疫机构。从组织结构上来看,中央防疫处从最初的“一处三科”演变为“一处二室三科”。虽然它在1919年全国性霍乱中仅能维持京畿一带的防疫工作,但是随着人事和职能的日益完善,其影响渐及全国。总之,清末民初细菌学的引介历经晚清政府、民初北洋军阀集团、南京国民政府等不同历史时期,其大体随清末民初历次重大疫情不断变动,与当时的国家与社会变迁亦有内在关联,在近代中国经历了从知识引介到制度构建的“在地化”过程,在中国大地上画出一张从通商口岸到东北三省,从东北三省到晋绥直隶,从晋绥直隶再到全国各地的文化版图。
周清[9]（2012）在《黄芩苷的抗结核分枝杆菌作用机制的研究》文中认为目的：自20世纪80年代结核病疫情重新上升,成为近年来最为重要的传染病,耐药菌株流行是结核疫情日趋严重的主要原因,与HIV感染及抗结核药物使用不当、治疗不合理、患者依从性差等有关,使抗结核化疗药物面临严峻挑战。近年来抗结核中药领域研究较多,已开发出多种抗结核中药,不易产生耐药且毒副作用小。有实验证实黄芩苷有广泛的抗菌谱,但尚未有报道其对结核分枝杆菌是否有抑菌作用,故本实验针对结核化疗药物毒副作用大且耐药严重等问题,通过对黄芩苷体外抑菌试验及电子显微镜观察黄芩苷作用前后结核分枝杆菌的细胞形态学变化,探讨黄芩苷的抗结核分枝杆菌的作用及作用机制,为临床开发新的抗结核药提供理论基础。方法：试验通过制备改良罗氏培养基,配制浓度梯度为48mg/ml、12mg/ml、6mg/ml、3mg/ml、1.5mg/ml、0.75mg/ml、0.375mg/ml的含黄芩苷的培养基,并将临床结核菌株接种于不同浓度的含药培养基中,通过体外37℃温箱孵育4周后,观察中药黄芩苷在不同浓度梯度下对结核分枝杆菌的抑菌作用,利用绝对浓度梯度法判断结果,以培养皿无菌落生长的最低药物浓度为黄芩苷对该菌株的最低抑菌浓度（MIC）,并计算药物对50%菌株的MIC （MIC50）及90%菌株的MIC（MIC90）。制备不含药的空白培养基和含有不同MIC浓度黄芩苷的改良罗氏培养基,接种临床菌株后,通过体外37℃温箱孵育4周后,取正常结核分枝杆菌及不同抑菌浓度的黄芩苷作用后的结核分枝杆菌,经离心漂洗、固定、包埋、切片、双染色后通过投射电子显微镜观察黄芩苷作用前后结核分枝杆菌的细胞形态学变化。结果：中药黄芩苷体外抑菌试验显示：60株临床结核菌株中,1株菌的MIC大于48mg/ml,故MIC为48mg/ml按0%计数；7株菌的MIC为12mg/ml,占11.67%；25株菌的MIC为6mg/ml,占41.67%；22株菌的MIC为3mg/ml,占36.67%；5株菌的MIC为1.5mg/ml,占8.33%。MIC在3-6mg/ml范围内的菌株数占78.34%,MIC在3-12mg/ml范围内的菌株数占90.01%,其中3mg/ml的黄芩苷所占比例很接近6mg/ml的黄芩苷浓度所占比例,以6mg/ml的黄芩营浓度所占比例最大。说明在体外抑菌试验中,6mg/ml的黄芩苷浓度条件下绝大多数临床结核分枝杆菌可被抑制。取不同抑菌浓度的黄芩苷作用后的结核分枝杆菌及空白培养基生长的正常结核分枝杆菌,经处理后通过电子显微镜观察黄芩苷作用前后结核分枝杆菌的细胞形态学变化,发现：通过投射电子显微镜可以清楚地观察到结核分枝杆菌的正常形态和内部结构。随着黄芩苷浓度的增加结核菌逐渐皱缩变形直至降解,菌壁及胞膜逐步部分或全部降解,部分胞质浓缩或疏散,电子密度降低,丝状DNA消失。至3/4MIC时所有结核杆菌形态均不正常,整个杆菌结构模糊不清,菌壁消失,胞膜部分或全部降解,核糖体颗粒很少见,见不到丝状DNA,部分核质浓聚,电子密度变低。结论：通过体外抑菌试验发现黄芩苷对临床60株结核分枝杆菌均有抑制作用,最低MIC为1.5mg/ml,最高MIC大于48mg/ml,MICso为6mg/ml, MIC90为12mg/ml。通过电子显微镜观察作用前后结核分枝杆菌的细胞形态学变化,结果提示随着黄芩苷浓度加大,结核分枝杆菌受损程度加重,受损结核杆菌数量增多,以细胞膜及细胞壁破坏最为明显,提示其抑菌作用可能是由于细胞壁、细胞膜结构的破坏而导致细菌菌体的裂解死亡,从而达到抑菌杀菌作用。
甄雪燕[10]（2011）在《近百年中国传染病流行的主要社会因素研究》文中研究指明研究目的：传染病能够对人类社会造成严重伤害,同时又受到国家政治体制、经济状况、文化习俗、人口密度、自然环境等一系列社会因素的影响,社会因素决定了传染病的流行程度。本研究拟通过回顾近百年中国传染病流行的社会因素情况,深入分析社会因素在传染病流行中的影响途径和影响力度,为未来传染病防控工作提供借鉴。研究方法：本研究将运用文献研究法汇集近百年中国传染病流行基本资料,运用实证研究法、理论研究法等,分析社会因素对中国近百年传染病流行的决定性作用。研究结果：本课题研究结果主要包括：1.传染病的流行程度与流行趋势,是诸多社会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民国时期,传染病是人类死亡原因的第一杀手,当时全国总人口以4.5亿计,城镇人口约占20%,为0.9亿；农村人口约占80%,为3.6亿,乡村死于法定疫病者,每年就高达197.64万,城市19.251万。我国当时全国总死亡率为30%。左右,其中15%是因传染病而致死的,疫死人数每年达到600万之多。新中国成立以后,确立以“预防为主”的卫生方针,基本消灭了鼠疫、霍乱、天花等烈性传染病,传染病的发病率由建国前十年的平均值4034.26（1/10万）,到八十年代降低为平均245.4（1/10万）,传染病在居民死亡原因的排名中也下降到第13位。社会因素影响、制约,甚至决定着传染病的发生与流行。2.传染病严重破坏人类的正常社会生活秩序,导致一系列社会问题产生。据民国学者推算,民国时期,每因传染病死亡1人,即有22人感染,按照当时30%。的死亡率推算,全国4亿人口中患病者达到2640万人,患者医药费每日以最低数目1角计算,共计花费医药费为5280万元。相对比,以2003年防治SARS的相关资料为例,据资料显示,平均每个病人的治疗费用大概是10万元,按此计算,我国5000多个确诊病例就需要5个亿以上。根据有关部门统计,各级地方政府用于防治SARS的总费用数已超100亿元。从根本上说,传染病流行对社会造成的冲击甚至超过了局部战争带来的损失。研究结论：近代以来,中国逐步建立并完善公共卫生防疫体系建设,卫生防疫工作已经取得革命性胜利,包括：1.基本消灭烈性传染病；2.各种法定传染病得到较为稳定的控制；3.传染病死亡率大幅度下降；4.传染病防控体系逐步建立并完善；5.传染病在居民死亡原因排名中由第1位下降到目前的第13位。但是,由于经济全球化发展、人口流动加剧、病毒出现抗药性、生态环境遭到破坏等社会因素,促使传染病正以更新、更强的态势对人类发起进攻,传染病防控出现新问题：1.传染病能够影响全球经济稳定与增长：2.传染病能够引起国家安全与稳定；3.传染病会影响一个国家在国际上的整体形象；4.传染病流行能够影响国际人口的流动。政策建议：政府对传染病的管理将成为传染病防控的关键。政府应始终将传染病防控问题置于当代国际政治、经济、文化与法律的大背景下,重视社会因素对传染病流行的决定性作用,明确政府在传染病防控体系中的主导作用,逐步建立与我国经济发展水平相适应的、公平有效的医疗卫生服务体系,特别是卫生防疫服务体系。
二、世界卫生组织呼吁防止抗药结核杆菌蔓延（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世界卫生组织呼吁防止抗药结核杆菌蔓延（论文提纲范文）
（1）20世纪上半叶北京浴堂研究（1900-1952）（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选题缘起和旨趣 |
| 二、学术回顾 |
| 三、概念界定与文献来源 |
| 四、研究方法与文章框架 |
| 五、创新之处 |
| 第一章 城市空间与浴堂生态 |
| 第一节 北京浴堂的发展概述 |
| 一、元明清时期的北京浴堂 |
| 二、新式浴堂的发展及繁荣(1900——1926) |
| 三、北京浴堂行业的由盛及衰(1926——1952) |
| 第二节 20 世纪上半叶北京浴堂行业兴起的社会条件 |
| 一、沐浴的文明化 |
| 二、沐浴的知识化 |
| 第三节 浴堂与北京城区商业格局 |
| 小结 |
| 第二章 浴堂的经营与管理 |
| 第一节 浴堂的资本与流水 |
| 一、浴堂的资本模式 |
| 二、浴堂的产权结构 |
| 三、浴堂的营业流水 |
| 第二节 浴堂的日常开支 |
| 一、电力与通讯 |
| 二、毛巾与肥皂 |
| 三、燃料 |
| 四、自来水 |
| 五、铺底与房租 |
| 六、纳税与认捐 |
| 第三节 收费标准与价格起伏 |
| 一、价格的分化与浮动 |
| 二、影响价格的因素 |
| 三、恶性通胀时代的澡价调控 |
| 第四节 浴堂经营与管理策略 |
| 一、浴堂的管理体制 |
| 二、浴堂的营业方式 |
| 三、浴堂的经营之道 |
| 小结 |
| 第三章 浴堂的从业者及社会团体 |
| 第一节 浴堂从业者的工作与生活 |
| 一、浴堂从业者的工作职责 |
| 二、浴堂从业者的身份与社会来源 |
| 三、北京浴堂伙计的工作日常 |
| 四、北京浴堂伙计的收入与生活状况 |
| 第二节 北京浴堂伙计的价值观念及社会形象 |
| 第三节 北京浴堂同业公会 |
| 一、北京浴堂同业公会的成立始末及历史沿革 |
| 二、北京浴堂同业公会的组织情况 |
| 三、浴堂同业公会的功能 |
| 四、政府在浴堂同业公会中的权力渗透 |
| 第四节 北京浴堂职业工会 |
| 一、浴堂职业工会产生的社会要素 |
| 二、浴堂职业工会成立风波 |
| 三、浴堂职业工会成立后的劳资纠纷 |
| 第五节 浴堂中的地下活动 |
| 一、浴堂中开展地下工作的优势 |
| 二、北平市和平解放之际浴堂业的地下工作 |
| 小结 |
| 第四章 公共卫生、卫生行政与北京浴堂业 |
| 第一节 公共卫生与城市改良 |
| 一、北京的卫生环境与市民沐浴观念 |
| 二、浴堂卫生规章的历史沿革 |
| 第二节 国民政府对北平浴堂业的管理 |
| 一、北平市政府对浴堂卫生的监督与稽查 |
| 二、北平市政府对违章浴堂的惩处 |
| 三、政府对浴堂卫生管理不力的原因分析 |
| 第三节 市政体系中的浴堂 |
| 一、浴堂与城市沟渠排水系统 |
| 二、防疫、公共卫生与浴堂 |
| 第四节 女性及平民浴堂 |
| 一、女性浴所的设立 |
| 二、平民浴堂的创办 |
| 小结 |
| 第五章 浴堂中的社会问题 |
| 第一节 浴堂的公共安全 |
| 一、晕堂 |
| 二、火灾与触电 |
| 三、建筑安全 |
| 第二节 浴堂中的盗窃犯罪 |
| 一、盗窃案件频发的社会背景 |
| 二、浴堂中偷窃案件的地缘因素 |
| 三、浴堂中偷窃案件的犯罪方式与窃贼身份 |
| 四、浴堂中偷窃犯罪的治理 |
| 第三节 浴堂中的风化问题 |
| 一、浴堂中的混浴现象 |
| 二、女浴堂中的男性工役 |
| 三、政府对浴堂社会风化问题的治理 |
| 小结 |
| 第六章 浴堂与日常生活 |
| 第一节 沐浴社会价值的重塑 |
| 一、沐浴内涵的转释 |
| 二、沐浴的日常生活化过程 |
| 第二节 沐浴的日常生活化建构 |
| 一、作为惠工设施的职工浴堂 |
| 二、作为规训手段的学生浴间 |
| 三、作为现代日常生活基本单元的家庭浴室 |
| 四、以消费构建现代生活的公共浴堂 |
| 第三节 公共浴堂与沐浴之现代释义的争论 |
| 一、浴堂消费模式与平等观念的矛盾 |
| 二、日常生活构建过程中的分歧 |
| 三、闲暇与国家权力之间的抵牾 |
| 小结 |
| 结论 |
| 附录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2）《益世报》健康传播观念呈现与变迁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选题背景及意义 |
| (一)选题背景 |
| (二)选题意义 |
| 二、文献综述 |
| (一) 《益世报》研究综述 |
| (二)近代天津医疗史研究综述 |
| (三)健康传播史研究综述 |
| 三、研究方法 |
| 四、研究内容与框架 |
| 五、创新点及不足 |
| 第一章 西学逼仄:《益世报》健康传播图景 |
| 1.1 《益世报》健康传播的历史背景 |
| 1.1.1 医疗卫生建设起步 |
| 1.1.2 现代医学发展受限 |
| 1.1.3 中西医之争与传播 |
| 1.2 《益世报》健康传播图景勾勒 |
| 1.2.1 零散分布:专栏与专页传播 |
| 1.2.2 集中整合:五大医学副刊 |
| 1.3 医学副刊创办团队 |
| 1.3.1 平津中医名家云集 |
| 1.3.2 社团主导西医传播 |
| 第二章 沟通互鉴:中西医思想交流 |
| 2.1 身份冲突:西医声援中医改革 |
| 2.1.1 独树一帜:津门中西医平和交流 |
| 2.1.2 西医声援中医第一人 |
| 2.2 重新表述:西医东渐下中医自我调适 |
| 2.2.1 主动引介:中医副刊沟通西学 |
| 2.2.2 重新表述:童便入药 |
| 2.3 历史身份认同:“废医存药” |
| 2.3.1 挖掘与解构中药价值 |
| 2.3.2 历史实效:药不可废 |
| 第三章 改革利器:现代卫生观念确立 |
| 3.1 关注卫生事业建设 |
| 3.1.1 关注本地医疗事业 |
| 3.1.2 强调国家卫生建设责任 |
| 3.2 强调个体卫生 |
| 3.2.1 保持卫生以躲避灾祸 |
| 3.2.2 强调卫生以弥补权力缺位 |
| 3.3 积极介入社会卫生建设 |
| 3.3.1 倡导社会卫生理念 |
| 3.3.2 建立社会卫生秩序 |
| 第四章 恐惧救赎:药品与疾病观念 |
| 4.1 恐惧表达:肺结核与梅毒 |
| 4.1.1 传染力恐惧:梅毒 |
| 4.1.2 不确定性沟通:肺结核 |
| 4.2 药物新宠:鱼肝油和维生素 |
| 4.2.1 肺结核最佳补品:鱼肝油 |
| 4.2.2 保卫身体:维生素 |
| 第五章 《益世报》健康观念的变迁 |
| 5.1 由比附西医到反思中医理论 |
| 5.1.1 文化守成:比附西方科学文化 |
| 5.1.2 断尾求生:否定阴阳五行 |
| 5.2 从医学常识传播到科普异化 |
| 5.2.1 客观严谨:引介西方医学 |
| 5.2.2 夸张想象:异邦神药柠檬与榴莲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
| 致谢 |
| 攻读学位期间取得的研究成果 |
（3）论用艺术提升医学博物馆的公共性（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问题缘起和研究意义 |
| 二、研究现状和文献综述 |
| (一)世界博物馆学的研究趋势 |
| (二)早期的医学博物馆馆藏研究推动了人文自然科学发展 |
| (三)医学博物馆学术研究概况 |
| (四)医学博物馆学术研究文献综述 |
| (五)艺术和医学的交融促进医学的发展和医学知识的传播 |
| 三、研究方法和论文构架 |
| 第一章 西方医学博物馆的历史演变 |
| 第一节 西方医学和医学史的记录和传承 |
| (一)史前医学时期 |
| (二)远古文明中的医学时期 |
| (三)古希腊医学时期 |
| (四、五、六)古罗马医学、中世纪医学、文艺复兴时期的医学时期 |
| (七)近现代医学时期 |
| (八)后现代医学时代 |
| 第二节 西方医学博物馆的产生、发展和演变 |
| 一、早期西方医学博物馆 |
| 二、大众人体解剖博物馆 |
| 三、卫生博物馆与健康博物馆 |
| 四、医学相关专科博物馆 |
| 五、西方医学史和医学博物馆沿革的历史时间轴 |
| 第三节 欧美医学博物馆的现状和困境 |
| 一、博物馆在当代被赋予了新的发展内涵 |
| 二、欧美医学博物馆现状 |
| 三、欧美医学博物馆困境成因分析 |
| 四、欧美医学博物馆发展状况对中国医学博物馆发展的启示 |
| 第四节 欧美博物馆与其瘟疫主题展 |
| 一、20 世纪流行传染性疾病的主题教育展与其博物馆 |
| 二、古老的黑死病与亚姆村瘟疫博物馆的建立 |
| 三、其它博物馆的瘟疫教育展 |
| 第二章 艺术和医学的共同演绎 |
| 第一节 对人体的研究是艺术与医学的永恒话题 |
| 一、艺术与医学的交融与萌芽:人体 |
| 二、艺术与医学的交汇与探究:人体解剖学 |
| 三、人体艺术的西方具象写实与东方抽象写意 |
| 第二节 世界名画里的人体和医学 |
| 一、名画中人物的疾病和健康状况 |
| 二、名画里反映出画家本人的身体疾病 |
| 三、名画里反映的医护病患关系 |
| 四、名画里记录着医学史中的重要事件 |
| 五、名画里记录的瘟疫 |
| 第三节 人体疾病和心理健康对艺术创作的影响 |
| 一、身疾心病对艺术家创作的影响 |
| 二、疾病对艺术创作影响的作用机制 |
| 第四节 艺术对人类身心健康的影响:博物馆处方与艺术治疗 |
| 一、博物馆处方和博物馆治疗 |
| 二、艺术是一种新型的古老治疗工具 |
| 三、艺术治疗的形式与主要方法 |
| 四、绘画治疗的理论基础与作用机制 |
| 五、艺术博物馆艺术治疗的有效性评估 |
| 第五节 艺术在医院和临床医学的应用 |
| 一、艺术有助于提升医务人员的人文修养 |
| 二、艺术在现代临床医学中的应用 |
| 三、医院空间环境的艺术化:绘画、雕塑、色彩和绿化等的治疗效果 |
| 第六节 生物医学艺术:艺术与医学融合的新趋势 |
| 一、欧美生物艺术的萌芽时期 |
| 二、欧美生物艺术的发展阶段 |
| 第三章 医学博物馆艺术化的路径 |
| 第一节 麦克卢汉的“媒介观” |
| 第二节 医学博物馆艺术化的重要手段:高新科技的应用 |
| 一、医学博物馆艺术化的内涵 |
| 二、医学博物馆的艺术化离不开科技化 |
| 第三节 人体和医学展品的标本固定和保存的艺术化 |
| 一、制成木乃伊(Mummification) |
| 二、蜜渍法(Mellification) |
| 三、古代防腐剂和福尔马林固定保存法(Formalin fixation) |
| 四、现代防腐剂:化学和物理方法综合使用(Embalming) |
| 五、人体冷冻(Cryogenics) |
| 六、塑化技术保存人体标本(Plastination) |
| 第四节 电子科技发展衍生人体艺术品:数字人体和数字解剖标本 |
| 一、人体生物医学标本的数字化 |
| 二、数码人体:电脑合成的三维人体 |
| 三、人体虚拟尸体解剖 |
| 四、3D-打印的人体器官标本 |
| 五、医学数字产品和数字艺术品 |
| 六、生物医学艺术作品 |
| 第五节 医学博物馆展陈设计的艺术科技化 |
| 一、围绕展品医学内涵和展览主题,强调知识性并突出审美感 |
| 二、展陈空间中的科技、医学和艺术的融合 |
| 三、应用数字医学标本和增强现实及虚拟空间:创造艺术化的虚拟场景 |
| 四、虚拟艺术的传播作用与意义 |
| 第六节 未来科技化的医学博物馆的表征 |
| 一、博物馆的线上数字展览 |
| 二、虚拟医学博物馆 |
| 三、博物馆的人工智能和医学智能博物馆 |
| 第七节 人体艺术标本和生物艺术品之伦理问题 |
| 一、东西方的生死观的讨论 |
| 二、海根斯塑化人体艺术的伦理道德问题 |
| 三、生物医学艺术的伦理问题与特点 |
| 第四章 医学博物馆的专业教育及公众教育 |
| 第一节 西方前沿的重组教育理念与博物馆教育改革 |
| 一、当代教育体制的问题和挑战 |
| 二、西方前沿的重组教育理念和学习网格模式 |
| 三、后真相时代博物馆教育的公信力 |
| 第二节 西方医学博物馆的专业教育 |
| 一、传授医学知识是医生的重要职责 |
| 二、医学博物馆是医学教学的重要课堂 |
| 三、人体解剖也是早期艺术家的专业课 |
| 四、医学博物馆专业教育的现状 |
| 第三节 西方医学解剖博物馆的公众教育 |
| 一、早期解剖博物馆的公众教育 |
| 二、公共卫生运动的兴起和公众卫生健康教育普及 |
| 三、现代医学博物馆的公众教育内容 |
| 四、医学博物馆的公众教育的现状与策略 |
| 第四节 医学博物馆不可替代的的公众教育特色 |
| 第五节 医学博物馆公众教育上面临的挑战 |
| 一、传统医学博物馆和现代医学博物馆的差别 |
| 二、医学博物馆公众教育上面临的问题 |
| 三、医学博物馆公众教育的意义 |
| 第六节 现代医学健康公众教育有关主题展的实例解析 |
| 一、心脏主题展 |
| 二、大脑主题展 |
| 三、人体解剖生理的公众教育:玻璃人和透明人人体模型 |
| 四、灵活机动的博物馆公众教育:微型主题展 |
| 五、人体生物科学技术内容主题展 |
| 第五章 拓展医学博物馆的公共性 |
| 第一节 消失的边界:艺术与医学的跨界融合与边界拓容 |
| 一、布尔迪厄的文化区隔理论与博物馆公共性的创生 |
| 二、当代艺术和博物馆的公共性 |
| 三、提升医学博物馆公共性的价值与实践意义 |
| 第二节 当代医学博物馆公共性应有的审美表征 |
| 一、生物艺术品和新标本艺术赋予新的审美特征 |
| 二、艺术再造医学博物馆现代展陈语境 |
| 三、艺术融入医学博物馆的公共空间与公共艺术 |
| 四、医学和艺术并行:医学艺术混合展 |
| 五、医学和艺术的融合:医学专家和艺术家合作 |
| 第三节 医学美术在传播医学知识和拓展公共性上的作用 |
| 一、医学美术的传播力:一图胜过千百字 |
| 二、医学插图展现艺术家和医学的完美融汇 |
| 三、超级写实主义雕塑表现人体医学的科学细节 |
| 四、医学三维动画展示生命和疾病的机制 |
| 第四节 提升医学博物馆公共性是一个系统工程 |
| 一、用普惠美学思想指导医学博物馆公共性的建设 |
| 二、医学博物馆工作人员需要多学科专业的培训 |
| 三、数字时代展陈设计中文化再生产的新模式 |
| 四、建构新型博物馆教育模式与加强公众健康知识的传播 |
| 五、医学博物馆需融合市场经济建立可持续发展的博物馆运营模式 |
| 第五节 解析公共性的典型案例:惠康医学博物馆 |
| 一、惠康信托基金会和惠康典藏博物馆 |
| 二、惠康典藏博物馆的公共性的表征之一:公众参与共建文化民主 |
| 三、惠康典藏博物馆的公共性的表征之二:当代艺术融合医学艺术 |
| 四、惠康典藏博物馆公共性的表征之三:分享主义与资源共享 |
| 五、惠康典藏博物馆公共性的表征之四:公共性和精英性共存 |
| 第六章 走向未来的大医学艺术博物馆 |
| 第一节 大医学艺术博物馆概念的界定与意义 |
| 一、列斐伏尔的“空间理论”溯源 |
| 二、大医学艺术博物馆概念形成的背景 |
| 三、大医学艺术博物馆的概念的界定及其内涵 |
| 四、大医学艺术博物馆的多元化的特点 |
| 第二节 大医学艺术博物馆作为公共性的文化空间生产 |
| 一、增强大医学艺术博物馆的公众影响力 |
| 二、大医学艺术博物馆公众影响力的作用机制 |
| 三、加强医学艺术博物馆公共性的审美表征 |
| 第三节 大医学艺术博物馆的线上线下的运作机制 |
| 一、线上大医学博物馆的运作机制 |
| 二、大医学艺术博物馆智能化的管理系统 |
| 三、医学健康普及的不仅是医学科学也是社会文化 |
| 四、大医学艺术博物馆为中心的社区文化健康与福祉联盟 |
| 第四节 大医学艺术博物馆建设的(SWOT)可行性分析 |
| 一、机会与威胁分析(OT)主要是对环境和时势的分析 |
| 二、优势与劣势分析(SW)主要是对自身优势和劣势的评估 |
| 三、博物馆企业家在大医学艺术博物馆的作用与职能 |
| 第五节 构建大医学艺术博物馆的策略 |
| 一、打造大医学艺术博物馆的特色品牌 |
| 二、寻求艺术家和医学博物馆的跨界合作 |
| 三、寻求医学专家和医学博物馆的跨界合作 |
| 四、大医学艺术博物馆与医学机构及博物馆的合作 |
| 五、大医学艺术博物馆的主题展要围绕公众关心的健康话题 |
| 六、大医学艺术博物馆社教部门的规划要反映新时代的述求 |
| 七、大医学艺术博物馆要应用在多元文化空间生产的管理思维 |
| 八、大医学艺术博物馆需要寻求为人类命运共同体服务的国际合作 |
| 结束语 |
| 附录一 、欧美十大医学博物馆 |
| 附录二、图版索引(按前后顺序) |
| 参考文献 |
| 在读期间公开发表的学术文章 |
| 后记与致谢 |
| 附件 |
（4）进步主义时期美国抗结核病运动与城市公共卫生的变革（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第一章 19 世纪末美国结核病的爆发及其影响 |
| 第一节 19 世纪末美国结核病疫情的爆发 |
| 第二节 结核病疫情对美国社会的影响 |
| 第二章 地方政府对疫情的防治与社会民众的应对 |
| 第一节 美国地方政府对结核病的早期防治 |
| 第二节 美国社会民众对结核病疫情的应对 |
| 第三章 政府与社会各群体在抗结核运动中的联合 |
| 第一节 政府新公共卫生运动的开展 |
| 第二节 社会团体的参与和公众教育的开展 |
| 第四章 抗结核运动的成效与城市公共卫生的变革 |
| 第一节 美国抗结核运动的成效 |
| 第二节 抗结核运动对城市公共卫生的变革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攻读学位期间承担的科研任务与主要成果 |
| 致谢 |
| 个人简历 |
（5）美国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游戏场运动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内容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写作缘起 |
| 二、学术史回顾 |
| 三、学术价值与现实意义 |
| 四、研究方法 |
| 五、结构和内容 |
| 第一章 美国城市玩耍空间的困境 |
| 一、世纪之交的美国城市、儿童与改革者 |
| 二、玩耍伦理的演变 |
| 三、玩耍空间的缺失 |
| 小结 |
| 第二章 美国游戏场运动的兴起与发展 |
| 一、萌芽阶段的先驱者 |
| 二、全国性协会的成立及作用 |
| 三、改革者努力的方向 |
| 小结 |
| 第三章 游戏场运动盛行的原因 |
| 一、改革者的“公民观” |
| 二、改革者的“生活观” |
| 三、改革者的“科学观” |
| 小结 |
| 第四章 美国游戏场运动的历史意义 |
| 一、在美国休闲发展史中的作用 |
| 二、在美国城市历史中的地位 |
| 三、对美国儿童生活的影响 |
| 四、反思与启迪 |
| 小结 |
| 结论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在读期间公开发表论文(着)及科研情况 |
（6）金砖国家的全球卫生治理参与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致谢 |
| 摘要 |
| Abstract |
| 导论 |
| 第一节:问题的提出与研究意义 |
| 第二节:文献综述 |
| 第三节:研究方法及数据来源 |
| 第四节:研究思路与论文结构 |
| 第一章:全球卫生治理的含义、制度基础与转型趋势 |
| 第一节 全球卫生治理的含义与治理背景 |
| 第二节 传统的全球卫生治理参与者与治理理念 |
| 第三节 全球卫生治理的转型与角色转换 |
| 第二章:金砖国家参与全球卫生治理的主要路径 |
| 第一节:金砖国家参与全球卫生治理的现实基础 |
| 第二节:金砖国家面临共同的卫生威胁 |
| 第三节:金砖国家参与全球卫生治理的主要合作机制 |
| 第三章:金砖国家参与全球卫生治理的比较优势 |
| 第一节:中国参与全球卫生治理的比较优势 |
| 第二节:巴西参与全球卫生治理的比较优势 |
| 第三节:印度、南非、俄罗斯参与全球卫生治理的比较优势 |
| 第四章:金砖国家参与全球卫生治理的前景与困境 |
| 第一节:金砖国家参与全球卫生治理的前景展望 |
| 第二节:金砖国家参与全球卫生治理的困境 |
| 结论 |
| 参考文献 |
（7）近代中国基督教会公共卫生运动研究（1901-1937）（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选题缘起 |
| 二、研究现状 |
| 三、研究范围与方法 |
| 四、创新与不足 |
| 第一章 近代中国基督教会公共卫生运动的缘起 |
| 一、时代趋势：全球公共卫生运动的兴起与发展 |
| (一)西方公共卫生运动的兴起 |
| (二)公共卫生运动在全球的扩展 |
| 二、现实需要：近代中国公共卫生的现状与需求 |
| (一)近代中国公共卫生的落后 |
| (二)中国各界对公共卫生的提倡 |
| 三、自我需求：基督教会在华发展的需要 |
| (一)应对中国社会现实的需要 |
| (二)基督教会自身发展的需要 |
| 第二章 基督教会在华公共卫生运动的演进 |
| 一、教会公共卫生运动的发端与初步发展(1901-1919) |
| (一)中华博医会的早期提倡与实践 |
| (二)青年会的加入与推动 |
| (三)公共卫生运动的初步发展 |
| 二、教会公共卫生运动的全面发展(1920-1927) |
| (一)教会团体的广泛参与 |
| (二)公共卫生运动的空间扩展 |
| (三)公共卫生运动内容的调整 |
| (四)时局变动中的受挫与恢复 |
| 三、教会公共卫生运动的调整和转变(1928-1937) |
| (一)公共卫生组织的重组 |
| (二)与政府在公共卫生领域开展合作 |
| (三)公共卫生运动在空间上继续推进 |
| 第三章 基督教会公共卫生运动的主要形式 |
| 一、知识传播：公共卫生读物的印发 |
| (一)印发卫生读物的缘起 |
| (二)卫生读物的出版情况 |
| (三)卫生读物的发行方式 |
| 二、宣传教育：卫生教育运动的开展 |
| (一)举行卫生游行 |
| (二)开展卫生演讲 |
| (三)举办卫生展览 |
| (四)公共卫生人才的培养 |
| 三、保持清洁：近代城乡卫生改良运动 |
| (一)教会医院卫生的改善 |
| (二)提倡厕所改良 |
| (三)清洁运动 |
| (四)灭蝇运动 |
| 四、预防疾病：开展疾病防治运动 |
| (一)种痘运动 |
| (二)防疫运动 |
| (三)防痨宣传 |
| (四)花柳病防治 |
| 第四章 基督教会在特定群体中的公共卫生运动 |
| 一、教会人员的健康保健 |
| (一)教会人员的健康受到关注 |
| (二)教会人员的体检和预防接种 |
| (三)教会活动场所的公共卫生活动 |
| 二、教会学校中的卫生运动 |
| (一)学校卫生受到重视 |
| (二)完善校医制度 |
| (三)开展学校卫生运动 |
| 三、妇婴卫生运动的开展 |
| (一)举行儿童卫生运动 |
| (二)开展妇女卫生教育 |
| (三)生育卫生 |
| 四、劳工中的卫生运动 |
| (一)劳工卫生问题的提出 |
| (二)调查劳工卫生状况 |
| (三)劳工卫生运动 |
| 第五章 基督教会公共卫生运动与近代中国社会 |
| 一、教会公共卫生运动与中国社会各界的关系 |
| (一)历届政府与教会公共卫生运动 |
| (二)社会精英与教会公共卫生运动 |
| (三)普通民众与教会公共卫生运动 |
| 二、教会公共卫生运动与传教事业 |
| (一)毕德辉与卫生传教策略的提出 |
| (二)形式多样的卫生传教 |
| (三)教会公共卫生运动对传教事业的影响 |
| 三、医疗卫生知识的传播与近代中国观念习俗的变迁 |
| (一)西方医疗卫生知识的传播 |
| (二)民众医疗卫生观念和习俗的改变 |
| 四、教会公共卫生运动对近代中国公共卫生事业的影响 |
| (一)对中国公共卫生运动的示范作用 |
| (二)推动了政府卫生工作的开展 |
| 第六章 基督教会公共卫生运动在华境遇 |
| 一、教会公共卫生运动的成就与局限 |
| (一)教会公共卫生运动的成就 |
| (二)教会公共卫生运动的局限 |
| 二、教会公共卫生运动现实境遇的原因分析 |
| (一)中国社会环境的制约 |
| (二)卫生传教政策的限制 |
| (三)缺乏强有力的卫生组织 |
| 余论 |
| 参考文献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的科研成果 |
| 后记 |
（8）清末民初细菌学的引介与公共卫生防疫机制的构建（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选题旨趣 |
| 二、研究现状 |
| (一) 医疗史的兴起 |
| (二) 细菌学说史研究现状 |
| 三、研究思路、选题价值及主要内容 |
| (一) 研究思路 |
| (二) 选题价值 |
| (三) 主要内容 |
| 第一章 鸦片战争前后中西医学概况与早期出洋国人的观察 |
| 一、鸦片战争前后西方公共卫生学 |
| 二、鸦片战争前后的中国医学 |
| (一) 温病学说的形塑和发展 |
| (二) 医事制度、医学教育与分科 |
| 三、如蝎如蟹:使西日记中的观察 |
| 四、小结 |
| 第二章 甲午战争前后细菌概念的引介与通商口岸防疫的改进 |
| 一、19世纪中后期通商口岸传教士对细菌概念的引介 |
| (一) 通商口岸医学传教士对细菌概念的译介 |
| (二) 通商口岸非医学传教士对卫生知识的译介 |
| 二、避疫·检疫·治疫:1894年香港鼠疫与鼠疫杆菌 |
| (一) 1894年香港鼠疫与港口检疫的推行 |
| (二) “气”与“细菌”:中西医抗击鼠疫的不同方法 |
| 三、小结 |
| 第三章 清末新政时期细菌学知识的传授与东北鼠疫的防疫实践 |
| 一、清末教会医学院校对细菌学的传授和留学生的译介 |
| (一) 教会医学校的细菌学教育 |
| (二) 留学生对细菌学的译介——以留日学生为中心 |
| 二、细菌学与宣统鼠疫期间东北的卫生防疫 |
| (一) 鼠疫、报刊与知识:《盛京时报》中的细菌学 |
| (二) 《奉天万国鼠疫研究会议报告》中的细菌学 |
| 三、小结 |
| 第四章 新文化运动时期细菌学知识的推广与晋绥鼠疫的防控 |
| 一、新文化运动时期细菌知识的推广 |
| (一) 细菌学专业知识的译介 |
| (二) 细菌学知识与生产、生活之关系 |
| 二、1917-1918年鼠疫的防治与新文化运动时期防疫观 |
| (一) 1917-1918年鼠疫防控与交通遮断 |
| (二) 清洁与消毒:以《大公报》为中心 |
| 三、小结 |
| 第五章 中央防疫处的设置与细菌学知识传播和实践的一体化 |
| 一、中央防疫处的设立及沿革 |
| 二、中央防疫处防治传染病与细菌学知识的应用 |
| (一) 上海与京畿:1919年霍乱防治的两个面相 |
| (二) 预防传染病与接种疫苗 |
| 三、小结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
| 攻读学位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硕士) |
| 致谢 |
（9）黄芩苷的抗结核分枝杆菌作用机制的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缩略语 |
| 前言 |
| 研究现状、成果 |
| 研究目的、方法 |
| 一、黄芩苷体外抑菌实验 |
| 1.1 主要材料和仪器设备 |
| 1.1.1 菌株 |
| 1.1.2 药物 |
| 1.1.3 主要仪器和设备 |
| 1.2 方法 |
| 1.2.1 痰标本的制备 |
| 1.2.2 改良罗氏培养基的制备 |
| 1.2.2.1 成分 |
| 1.2.2.2 全卵液的制备 |
| 1.2.2.3 培养基的制备 |
| 1.2.3 结核分枝杆菌临床常规药敏试验 |
| 1.2.3.1 空白对照培养基的制备 |
| 1.2.3.2 含药培养基的制备 |
| 1.2.3.3 接种和保存 |
| 1.2.4 黄芩苷体外抑菌试验(MIC的测定) |
| 1.2.4.1 培养基的制备 |
| 1.2.4.2 结核分枝杆菌的接种和保存 |
| 1.2.5 结果判断 |
| 1.3 结果 |
| 1.3.1 60株临床结核分枝杆菌的抑菌浓度实验结果 |
| 1.3.2 曲线拟合分析 |
| 1.4 讨沦 |
| 1.5 小结 |
| 二、电镜观察黄芩苷作用前后结核分枝杆菌的形态学变化 |
| 2.1 仪器和材料 |
| 2.1.1 主要仪器 |
| 2.1.2 材料 |
| 2.2 方法 |
| 2.2.1 含药培养基的制备 |
| 2.2.2 结核分枝杆菌接种 |
| 2.2.3 电镜观测实验步骤 |
| 2.3 结果 |
| 2.3.1 对照组(不含黄芩苷培养基上正常生长的结核杆菌) |
| 2.3.2 1/8MIC浓度黄芩苷作用后的结核杆菌 |
| 2.3.3 1/4MIC浓度黄芩苷作用后的结核杆菌 |
| 2.3.4 1/2MIC浓度黄芩苷作用后的结核杆菌 |
| 2.3.5 3/4MIC浓度黄芩苷作用后的结核杆菌 |
| 2.4 讨论 |
| 2.5 小结 |
| 结论 |
| 参考文献 |
| 发表论文和参加科研情况说明 |
| 综述 结核分枝杆菌的耐药机制研究进展 |
| 综述参考文献 |
| 致谢 |
（10）近百年中国传染病流行的主要社会因素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部分 前言 |
| 1 研究背景与依据 |
| 1.1 研究背景 |
| 1.1.1 传染病防控是当前医学领域的重要话题 |
| 1.1.2 社会因素是传染病防控中的决定性因素 |
| 1.2 立论依据 |
| 1.2.1 理论依据 |
| 1.2.2 现实依据 |
| 2 研究现状与资料来源 |
| 2.1 研究现状 |
| 2.2 资料来源 |
| 3 研究思路与方法 |
| 3.1 研究思路 |
| 3.2 研究方法 |
| 4 创新点与难点 |
| 4.1 创新点 |
| 4.2 难点 |
| 5 基本概念界定 |
| 5.1 时间概念 |
| 5.2 传染病 |
| 5.3 社会因素 |
| 第二部分 近百年传染病流行的社会决定因素分析 |
| 1 社会因素在民国时期传染病流行中的影响(1912-1949) |
| 1.1 传染病流行基本情况 |
| 1.1.1 法定传染病种类 |
| 1.1.2 传染病流行特点 |
| 1.1.2.1 烈性传染病为主 |
| 1.1.2.2 暴发频度比较高 |
| 1.1.2.3 存在区域间差异 |
| 1.1.2.4 存在人群间差异 |
| 1.1.2.5 病死率居高不下 |
| 1.2 主要社会因素对传染病影响概述 |
| 1.2.1 国家对公共卫生的监管 |
| 1.2.1.1 设立防疫机构 |
| 1.2.1.2 制订政策法规 |
| 1.2.1.3 开展卫生运动 |
| 1.2.1.4 政府监管缺失 |
| 1.2.2 经济转型中的防疫困扰 |
| 1.2.3 中西防疫观念下的冲突 |
| 1.2.4 流民潮中的传染病暗流 |
| 1.2.5 连年战火下的瘟疫肆虐 |
| 1.2.6 城市急速扩展中的混乱 |
| 1.2.7 社会团体中的防疫热情 |
| 小结 |
| 2. 社会因素在改革开放前传染病流行中的影响(1949-1978) |
| 2.1 传染病流行基本情况 |
| 2.1.1 法定传染病种类 |
| 2.1.2 传染病流行特点 |
| 2.1.2.1 有效控制烈性传染病 |
| 2.1.2.2 寄生虫病的重点突击 |
| 2.1.2.3 乙类传染病趋于稳定 |
| 2.1.2.4 慢性传染病效果明显 |
| 2.1.2.5 发病率与死亡率降低 |
| 2.2 主要社会因素对传染病影响概述 |
| 2.2.1 政治运动下的卫生防疫 |
| 2.2.1.1 卫生防疫与政治动员 |
| 2.2.1.2 疫病流行与政治风波 |
| 2.2.1.3 基层防疫与政治号召 |
| 2.2.2 计划经济下的防疫保障 |
| 2.2.3 观念重塑中的防疫普及 |
| 2.2.4 大串连中的传染病流行 |
| 2.2.5 灾害抗争下的防疫出路 |
| 小结 |
| 3. 社会因素在改革开放后传染病流行中的影响(1978-2010) |
| 3.1 传染病流行基本情况 |
| 3.1.1 法定传染病种类 |
| 3.1.2 传染病流行特点 |
| 3.1.2.1 新发传染病来势汹汹 |
| 3.1.2.2 传统传染病难以对付 |
| 3.1.2.3 发病率整体趋于平稳 |
| 3.1.2.4 传染病病种变化不大 |
| 3.1.2.5 高发病区域相对集中 |
| 3.2 主要社会因素对传染病影响概述 |
| 3.2.1 防疫政策制定的偏颇 |
| 3.2.1.1 政府对公共卫生的投入重视不足 |
| 3.2.1.2 政府对传染病法制建设力度不够 |
| 3.2.1.3 政府对公共卫生资源配置不合理 |
| 3.2.2 防疫经费减少的忧患 |
| 3.2.3 行为方式改变的威胁 |
| 3.2.4 流动人口的防疫隐患 |
| 3.2.4.1 流动人口特点 |
| 3.2.4.2 流动人口管理 |
| 3.2.5 大灾后无大疫的实现 |
| 小结 |
| 第三部分 社会因素与传染病流行相互关系探讨 |
| 1 传染病与政治 |
| 1.1 政府在传染病防控中的作用 |
| 1.1.1 领导职能 |
| 1.1.2 组织职能 |
| 1.1.3 监管职能 |
| 1.2 传染病流行对政治的影响 |
| 1.2.1 加重管理负担 |
| 1.2.2 影响政府形象 |
| 1.3 启示 |
| 1.3.1 确立政府在卫生防疫事业中的主导地位 |
| 1.3.2 健全卫生防疫体系的工作机制 |
| 1.3.3 发挥群众运动在卫生防疫工作中的基础作用 |
| 2 传染病与经济 |
| 2.1 经济发展对传染病的影响 |
| 2.1.1 经济发展的促进作用 |
| 2.1.2 经济发展的负面影响 |
| 2.2 传染病对经济发展的反作用 |
| 2.2.1 传染病对个体收入的影响 |
| 2.2.2 传染病对社会经济的影响 |
| 2.3 启示 |
| 3 传染病与文化 |
| 3.1 传染病流行的文化因素 |
| 3.1.1 饮食习俗 |
| 3.1.2 生产习俗 |
| 3.1.3 生活习俗 |
| 3.1.4 卫生习俗 |
| 3.2 传染病流行对文化的影响 |
| 3.2.1 负面影响 |
| 3.2.2 正面影响 |
| 3.3 启示 |
| 4 传染病与人口 |
| 4.1 人口流动导致传染病发生 |
| 4.2 传染病影响人口数量变化 |
| 4.3 启示 |
| 5 传染病与灾害 |
| 5.1 自然灾害影响传染病的方式 |
| 5.1.1 水源污染 |
| 5.1.2 食品污染 |
| 5.1.3 居住条件改变 |
| 5.1.4 人口流动 |
| 5.1.5 卫生机构瘫痪 |
| 5.1.6 生态环境破坏 |
| 5.2 预防灾后传染病发生的措施 |
| 5.2.1 保护生态环境 |
| 5.2.2 基本卫生储备 |
| 5.3 启示 |
| 第四部分 结语 |
| 1 主要研究结论 |
| 2 不足与继续研究设想 |
| 参考文献 |
| 综述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四、世界卫生组织呼吁防止抗药结核杆菌蔓延（论文参考文献）
- [1]20世纪上半叶北京浴堂研究（1900-1952）[D]. 宋子昕. 河北师范大学, 2021(09)
- [2]《益世报》健康传播观念呈现与变迁研究[D]. 任碧雪. 河北大学, 2021(02)
- [3]论用艺术提升医学博物馆的公共性[D]. 叶丽（盖娅丽丽）（Lily Gaia Ye）. 南京艺术学院, 2021(12)
- [4]进步主义时期美国抗结核病运动与城市公共卫生的变革[D]. 叶耀源. 福建师范大学, 2020
- [5]美国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游戏场运动研究[D]. 徐欣蕊. 江西师范大学, 2020(11)
- [6]金砖国家的全球卫生治理参与研究[D]. 贺楷. 上海外国语大学, 2020(01)
- [7]近代中国基督教会公共卫生运动研究（1901-1937）[D]. 牛桂晓. 湖南师范大学, 2019(12)
- [8]清末民初细菌学的引介与公共卫生防疫机制的构建[D]. 姬凌辉. 华中师范大学, 2015(01)
- [9]黄芩苷的抗结核分枝杆菌作用机制的研究[D]. 周清. 天津医科大学, 2012(03)
- [10]近百年中国传染病流行的主要社会因素研究[D]. 甄雪燕. 华中科技大学, 2011(0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