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跋两篇敦煌佛教天文学文献（论文文献综述）
丁斯甘[1]（2021）在《《通报》与20世纪上半期法国汉学》文中研究表明《通报》（T’oung Pao）创刊于1890年,是一份颇具影响力的专业汉学刊物,其中刊载了大量关于中国研究的论文与书评,具有很高的汉学研究价值。期刊如实反映出20世纪上半期法国专业汉学的发展历程,体现了沙畹、伯希和等法国着名汉学家的治学策略,是法国汉学史的缩影和真实写照。通过梳理期刊1890-1944年的论文、书评、纪事信息,对20世纪上半期法国汉学作整体认识的尝试。文章首先重建《通报》的总体办刊背景,包括期刊19世纪法国在华活动、19世纪法国专业汉学的建立、出版技术的更新、交通运输条件等多方面因素。文章逐一分析《通报》与其前身《远东杂志》的承接关系、《通报》的期刊定位栏目设置、期刊主编对《通报》办刊的影响、《通报》的发行情况、撰稿人群体等基本情况。从研究领域角度考察,以《通报》的《补充索引》中“主题索引”为依据,整理《通报》自1890-1944年的各类文章,证明《通报》对汉学各领域都有涉猎,每个领域的研究程度各不相同,专业汉学不断深入又相互隔绝的特点。从研究地区角度考察,以《通报》的《补充索引》中“地区索引”为依据,可以发现《通报》尤为关注西域地区和西藏地区的考察与研究,刊载的文章多以文献释读为主,通过文献进而深入其他研究领域,与法国汉学发展趋势一致。《通报》积极引入了西方历史语言学、语音学、考古学、碑铭学、社会学等学科的先进研究方法,充实汉学的研究领域,产生了一系列重要的学术成果。20世纪上半期的法国专业汉学正如《通报》所显示的一样,研究涉及汉学领域各个方面,研究方法有了全新发展,法国专业汉学进入鼎盛时期并对20世纪后期的国际汉学产生了重要的影响。20世纪上半期法国专业汉学积极使用考古发现的新材料,将碑铭学、历史比较语言学等新的研究方法引入汉学领域,积极与中国学界交往,学术自觉性不断加强,充分体现出沙畹、伯希和鲜明的个人学术特色,重点梳理沙畹与伯希和的文章、书评为法国汉学研究理清学术思路、推动法国汉学研究具有较大的参考意义。
田语[2]（2020）在《薛爱华的汉学研究》文中提出薛爱华（Edward Hetzel Schafer）是20世纪下叶欧美古典汉学界的代表性学者。他在唐代物质文化史、中西交通史、古代文学研究等领域均出类拔萃,堪称一代大家。因为薛爱华在域外汉学界的声誉,国内学术界早在上世纪90年代便已有一些对薛爱华代表作品的译介与评述作品出现,成果斐然。然而相对于薛爱华其人在上世纪域外汉学史上的重要地位,相对于其汉学论着作品的丰硕和内容的多样化,目前对其展开的译介和研究工作仍旧是相对不充分的。基于此,本论文立足于文本分析,用学术史的、跨文化的方法,对薛爱华的生平经历以及学术研究展开全方位的考察,并将重点放在以下几个方面:首先,本文将梳理与薛爱华汉学研究工作有关的历史性事实,并通过全面收集、整理、研读与分析其汉学研究论着与论文作品,尽可能为学界呈现薛爱华汉学研究的基本风貌;其次,本文将选择具有代表性的薛爱华专着作品进行文本细读和专题研究工作,以期从学术视阈与研究方法的范式与因革流变的角度深化对薛爱华不同时期汉学研究模式与特色的理解。其三是自觉得以更为宏观的西方古典汉学发展史视角理解薛爱华的汉学研究,并通过对薛爱华的个案研究形式,以局部照见整体,对认识二十世纪下半叶美国乃至整个欧美古典汉学研究的历史走向、理论特色、学术视阈等更为重大的问题提供一个参考系和管窥之途。具体而言,本文首先对薛爱华之前古典汉学的发展史做一精要的梳理与概述。古典汉学源起自早期西葡天主教士的中国观察,自十九世纪法国学派兴起而蔚为大观。法兰西学院雷慕沙、儒莲、沙畹、伯希和等人,见证着古典汉学研究从稚嫩走向辉煌的进程。古典汉学以语文学为本,重视翻译与注释研究,其传统得到了夏德、劳费尔等学者的发扬,正是他们将这一传统嫁接到美国学术土壤之上,推动了美国古典汉学研究的成长。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东方语言系的诞生与发展正是植根于这种历史语境之中。经由莱辛、赵元任、卜弼德等学者的教研实践和薪火相传,而终以期古典汉学研究傲视美国西海岸学术界。薛爱华正是伯克利东语系所培养出的杰出学子,但其学术师承却并非如此简单。薛早年对人类文化、文学作品的广泛爱好孕育了其为学的宽广视野以及为文的丰沛才情;语言学天赋与勤苦使他得以掌握数十种东西方语言,为其广泛利用多国文献开展研究提供了条件;本科人类学的专业训练使得薛爱华能够在文本研究基础上融汇博厄斯派学者的研究方法和研究模式;最后,博士师从伯克利卜弼德的学术经历奠定了其汉学研究的语文学底色、视阈与翻译方法上的特点。以前述汉学史及薛爱华学术渊源之梳理与分析为基础,本文从目录学角度审视薛爱华学术研究视阈及其发展。通过收集、整理、研读与分析薛爱华的作品,我们可以勾勒薛爱华汉学研究的基本特点和发展模式:薛爱华的研究按时代先后可分为前后二期。就前期（上世纪50-60年代）来说,薛主要致力于唐五代物质文化史与中西交通研究。《闽国:10世纪中国的南方王国》《撒马尔罕的金桃:唐代舶来品研究》《朱雀:唐代的南方意象》等作皆为此类;后期（上世纪70-80年代）的作品转向神话民俗、道教、道教文学等领域,《神女:唐代文学中的龙女与雨女》《唐代的茅山》《时间海的蜃景:曹唐的道教诗歌》等作皆为此类。本文继而对薛爱华前后期代表作《朱雀:唐代的南方意象》《时间海的蜃景:曹唐的道教诗歌》开展专题研究。《朱雀:唐代的南方意象》以百科全书式的视野和编写体例,通过翻译—注释研究法、人类学研究方法以及合理想象的运用,对唐代南越自然与人文物事做了细致而全面的介绍与描写,并以此勾勒出存在于唐代文献中的南越世界的整体风貌。《时间海的蜃景:曹唐的道教诗歌》的出现标志着薛爱华走上独具特色的道教文学研究道路。通过对曹唐诗歌的文本分析,薛爱华深入探讨了曹唐游仙诗的内涵、母题、主题等问题,并利用其诗作为研究材料,开展针对唐人想象中的道教神仙世界的考证和描写。在文本研究基础上,本文转向对理论问题的探讨。薛爱华的汉学研究有着明确的理论与方法论指导,它以语文学为大宗,在当时的欧美中国研究的浮躁语境中,有着重要的价值与独特性。此外,薛爱华汉学研究的基石——汉文英译理论与实践颇具特色,其保全源语言语义与语境色彩的翻译范式相对于音译和功能性翻译等方法,具有独特优势和价值。最后,因为薛爱华着作等身,且革新了中西交通史、名物考证研究、道教研究等领域的研究现状,也因为薛爱华在学术社团实践、教学活动、社会活动等方面为中国研究和中国文化传播所作出的贡献,我们认为,从20世纪下半叶域外汉学的整体大局看,薛爱华可称为美国乃至整个欧美中国研究界古典汉学研究的代表性学者。
吴桂兵[3]（2019）在《北朝墓葬壁画星象图与信仰》文中研究指明星象图图绘星斗与天象,与制礼乐、通神明、立人伦、正性情等一切人事有关。北朝星象图主要出现在墓葬的穹隆顶壁画上,图像组合包括星图、日月、银河、二十八宿、四象、十二辰等。北朝墓葬壁画星象图与汉晋星象图,特别是汉代新莽前后的壁画星象图相比,主要区别在于,不再用图绘形象来表示星官,而且出现了动物形十二辰,图像组合及要素中出现了与佛教图像、石窟窟顶相似的情况;又较隋唐星象图组合复杂,反映出了北朝星象图的诸多特殊。学界一般认为,汉晋以来的星斗图形与传统信仰及道教禳除有关,但是佛教自早期经义译写以来,也有星斗崇拜,北朝墓室壁画星象图既有传统的、道教的镇墓与禳除意义,也有佛教往生天堂净土的观念。北朝墓葬壁画星象图使用的复杂图景,反映出其时儒释道旨趣的墓葬信仰知识体系。
裴世东[4]（2019）在《《夏鼐日记》所见夏鼐考古学思想体系的形成》文中研究表明本文以《夏鼐日记》为中心,通过对1966年以前夏鼐成长轨迹和学术历程的梳理,论述夏鼐建立以马克思主义理论为指导的考古学思想之过程。在此基础上,提炼夏鼐考古学思想体系的各个组成单元及其相应的形成轨迹和理论溯源。总结出夏鼐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将西方考古学理论与中国的考古工作实际相结合;积极引入最新的科学技术手段,与相关多学科实现交叉互动;执行严谨、科学的田野考古发掘范式,并利用对考古材料多角度的审慎研究,努力复原古代社会情况与社会发展过程,进而达到阐明历史和人类的发展规律的目的,最终建立以马克思主义指导下中国考古学体系的考古学思想。绪论首先陈述选题缘由。夏鼐在中国,乃至世界考古学界都享有崇高的地位,近年来学界关于夏鼐学术思想的研究方兴未艾,但从深度和广度看,尚显不足。二十世纪五十年代以后,以过程考古学理论为代表的“新考古学”和后过程考古学理论在欧美考古学研究中普及并得到广泛应用,而夏鼐从西方引入的文化-历史考古学研究方法仍在中国考古学研究中占据主流地位。此外,中国的田野考古发掘方法和技术同样沿袭夏鼐主持制定的田野发掘流程和规范;夏鼐关于中外考古交流和丝绸之路沿线考古研究的路径,对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尤其是构建“一带一路”和人类命运共同体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其次阐述本文以1966年为时间节点的原因。夏鼐马克思主义考古学思想初步形成于1966年,同时由于新中国成立后“十七年”是马克思主义史学发展的特殊阶段,而考古学属于历史学科的组成部分,因此这十七年间史学的发展状况对考古学发展影响较大。最后对学术史进行了回顾,一是对夏鼐学术人生的研究,二是与夏鼐学术思想相关的埃及学、科技史和中西交通史等领域为切入点的研究。第一章,论述夏鼐的马克思主义思想路线建立过程,及其以马克思主义理论为指导进行的考古学实践的具体路径。夏鼐马克思主义思想路线的建立经历了三个阶段,分别是萌芽期（1920-1931）、过渡期（1931-1949）和形成期（1949-1966）,最终成长为能够自觉以马克思主义理论为指导进行考古学研究的学者。在萌芽阶段,夏鼐主要受“新文化运动”和“左倾”文学思潮影响,初步接触马克思主义理论,尤其是唯物论和实践论思想;在过渡阶段,夏鼐对国民党政权的腐朽统治日益失望,对共产党逐渐产生好感L1949年新中国成立之后,随着政治运动和马克思主义思想教育陆续展开,夏鼐经历了三次思想飞跃,成为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从事考古发掘和研究工作的学者。在此期间夏鼐积极参与政治学习,以马克思主义思想为指导开展学术研究,进行田野考古发掘,参与考古学培训教育班,主持学术会议并拓展考古学的公共宣传等。夏鼐马克思主义思想路线的形成为其考古学思想的建立提供了理论指导。第二章,详细论述了夏鼐留学英国,并将西方考古学理论和方法引入国内,指导中国考古学实践的过程。第一节梳理西方考古学理论的形成和发展脉络;第二节通过夏鼐学习西方考古学理论和方法的具体过程,指出夏鼐在留学归国之前已经基本掌握文化-历史考古学理论和当时最先进的田野考古发掘方法。第三节叙述了 1949年前夏鼐的两次主要考古实践活动。其一是《考古学方法论》的学术讲座,这是夏鼐关于考古学相关概念和内涵的第一次厘定,其二是在西北地区开展的田野考古发掘,纠正了安特生关于甘青地区史前文化年代序列的某些错误结论,是夏鼐第一次全面将西方考古学理论、田野发掘技术与中国田野考古发掘结合的范例。最后,通过1949年后夏鼐主持的历次考古发掘,证明了在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指导下,实现了以文化-历史考古学为代表的西方考古学理论和田野发掘方法在中国的成功实践,丰富了马克思主义指导下夏鼐的中国考古学思想体系的内涵。第三章,论述夏鼐提倡新科技手段、多学科交叉在考古学研究中的应用。夏鼐在出国留学前,对以生物、机械为代表的自然科学、技术兴趣浓厚,成为其对科技和多学科综合应用关注的渊源。赴英留学期间,夏鼐见证科技手段在考古学领域应用。回国后,由于时代条件的限制,没有充足的资金和技术开展大规模相关技术应用,但是夏鼐凭借其对科技考古发展前景的判断,优先支持建立了碳十四实验室,为中国史前文化年代框架的制定奠定了技术基础。夏鼐推动其他学科与考古学的综合研究源于他长期以来对多学科关注,也归因于夏鼐在埃及考古学研究中的现实需要。1949年后,在有限条件下,夏鼐积极主持考古学与狭义历史学、纺织学、数学、地质学、化学、物理学甚至解剖学等多学科合作,在出土器物研究、成分鉴定等多方面取得了丰硕成果,成为夏鼐考古学思想中的最具特点的组成部分之一。第四章,论述马克思主义指导下,反映夏鼐考古学思想初步确立的三个方面内容。共三个方面内容。首先是对考古学文化概念的厘定,夏鼐先后两次阐释了考古学文化命名问题,初步统一了中国考古学界对文化命名问题的认识,有力地推动考古学研究,尤其是史前考古学的健康发展;其次是总结了中国考古学研究的六个方向,从人类起源和在我国境内居住时间,生产工具、生产技术发展和人类经济生活,古代社会结构和社会关系,国家的起源和城市发展,精神文化（艺术、宗教、文字）起源和发展,汉民族和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形成六个方面拟定中国考古学的研究方向;最后,夏鼐努力推动中外考古交流,实现考古学与世界学术潮流的同步发展。结论中,将1966年前夏鼐关于马克思主义考古学思想形成的过程和理论内涵以更清晰、简明的表达进行总结;通过对夏鼐“文革”复出以后继续推动构建马克思主义中国考古学体系努力的阐述,包括对考古学系统概念的定义,提出中国文明起源研究新课题及对中国考古学的展望等,体现了夏鼐考古学思想存在前后相继的历史联系。夏鼐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秉持一切从实际出发,尊重客观事实原则的唯物论,尊重历史和人类发展规律的唯物史观,制定考古研究的方针、政策和具体的规划,根据考古学研究成果进一步充实夏鼐考古学思想的内涵。
徐思凡[5]（2019）在《对“媒介即讯息”命题的再思考：印刷文化视域下的宋明儒学发展研究》文中认为20世纪60年代,加拿大媒介理论家马歇尔·麦克卢汉提出其媒介理论的着名命题——“媒介即讯息”。该命题强调了长期以来被研究者忽视的“媒介”的重要性,并以其独特的神喻式表达方式提示了有关媒介的丰富思想,其中影响较大的是指出真正影响人类文明史的乃是不断发展变革的媒介,而不是人们通常认为的内容,这使得人们重新审视了人类文明的发展形态及其原因。美国媒介环境学者伊丽莎白·爱森斯坦花费十七年时间写出的巨着《作为变革动因的印刷机:早期近代欧洲的传播与文化变革》则从欧洲近代文艺复兴、宗教改革、科学革命三个方面出发,论证了印刷媒介为近代欧洲带来的巨变——它是欧洲走进现代的“动因”,有力地证明了麦克卢汉的媒介理论。由于麦克卢汉神喻式的表达方式,人们对这一命题产生了许多不同的理解。他关于“媒介窃贼,内容鲜肉”的比喻带有一定的“技术决定论”倾向,极易使人们忽视“内容”在传播过程中重要性。然而,中国社会并没有产生类似西方的社会巨变,与爱森斯坦的研究结果有所不同,印刷媒介反而给宋明社会带来了某种程度的稳定,其主要原因就在于印刷媒介所承载的内容——宋明理学。因此,本文将从内容重要性的角度来反思麦克卢汉的“媒介即讯息”命题。本文重点梳理了中国印刷媒介从唐末至宋明的发展史略,并结合科举制度史、宋明理学史来阐释权力对印刷媒介内容的利用与控制。经过深入研究,本文现有以下研究发现:首先,媒介本身的技术属性固然重要,但其在内容方面的影响力仍旧不容忽视。在内容方面,西欧印刷媒介承载了大量有关变革甚至革命的内容,而中国印刷媒介则被用来传播有助于社会稳定的宋明理学。随着宋明理学的广泛传播,异端言论渐渐失去了生存的舒适土壤,任何有违正统的言行都会招致大众的反对。其次,中国印刷媒介的发展与儒学复兴运动相伴而生。在印刷媒介的助力下,儒学重新占据了思想文化领域的主流位置。宋初儒学一反汉唐儒学的繁杂与琐碎,大胆地吸收佛老思想,建构起思辨性更强的思想体系——宋明理学。得益于科举制的推动作用,印刷媒介成为宋明理学思想的重要载体,从而促进了社会的稳定。其三,统治者对王朝稳定的追求改变了中国印刷媒介发展轨迹。在印刷媒介诞生之初,统治阶级并不了解这种新媒介所具有的优势,直到五代末期,政府才开始组织大规模的典籍刊刻活动。进入两宋以后,统治者逐渐意识到印刷媒介之于政治的重要性,他们成立了专门的官方出版机构,出台各类相关法令,严厉打击不利于王朝统治的出版活动,维护社会稳定。从整体上看,中国印刷媒介承载着有利于社会稳定的宋明理学思想而不是引发社会动荡的变革性内容,这间接地促进了宋明社会的稳定,体现了权力和内容对印刷媒介的重要影响。因此,我们既不能对麦克卢汉“媒介窃贼,内容鲜肉”的比喻做出过度解读,走上技术决定论的道路;又要考虑“媒介即讯息”命题在中华文明中的适用性,批判地审视不合乎我国媒介发展特点的媒介理论。
杨凯[6]（2017）在《薮内清及其中国天文学史研究》文中研究表明本文对中国科学技术史学界中的重要历史人物、日本最具代表性的科学史家薮内清进行了专门的人物研究。近现代日本的中国天文学史研究,是科学技术史学界中一个具有特殊意义的发展阶段和存在形态,薮内清的研究成果又具有尤其重要的指标意义和引领作用。因此,本研究对于新历史时期,以及对此后天文学史研究的继续深入和发展,将是大有裨益的。本文旨在透过薮内及其中国天文学史研究,首先达到以下目标:梳理京都大学独具特色的中国天文学史学派的崛起历程,并且要追溯薮内的学术本源所在。该学派受惠于京都大学“中国学”学派所给予的新史观和新立场,力图更加客观地考察中国古代天文学的起源,并利用天文历史年代学考证中国上古历史的真实性。新城新藏的先驱性工作,为后来的薮内清打下了基础,并启发薮内转向历法史研究。在历经波折后,薮内清成长为该学派的第二代核心。本文对战后以薮内为核心的京都大学中国天文学史研究群体的主要活动情况也进行了梳理。同时也将叙述薮内与同时代其他的研究者和团体间进行学术交流后,所做出的部分创新。另外,本文对薮内清及其学术团队的其他侧面也将有所介绍。本文在方法上,尝试从薮内清其人其事及其所在学派为切入点,剖析薮内学术思想的根源和基础。另外,本文将在薮内的历法史和天文算法的重新解读工作中,努力还原薮内的思想成熟历程。这一还原过程的要点:首先是梳理薮内在其几十年求学和工作生涯中,是如何具备了对中国古代天文学各方面都能够加以思考能力的这一成长历程;其次是探讨薮内当时对各个已有成说加以修正并新创的个人见解,在今日来看是否依旧合理。其次,本文设法还原、厘清薮内清是如何运用西方学术和数理分析方法对部分中国历法术文进行整理的这一研究过程。对这一过程的梳理,有利于发掘薮内的研究思路并发现其中可能存在的一些纰漏。在学术立场方面,薮内始终坚持以京都大学“中国学”派对中国独到的理解视野为依托,对中国传统天文历法进行了再解释,并且从各个方面努力对中国历法的社会和政治意义进行了发掘。本文除绪言之外,共分九章。第二至四章主要以作为学者的薮内清与其身处学派及其与研究对象的互动关系为论述中心;第五至八章则着眼于薮内清的中国天文学史研究成果,并对其主要成果进行评述;第九章是有关结论与展望。第二至三章以薮内清的学术渊源为中心,论述薮内之学问的来源、学术成长过程、研究工作的条件和氛围。京都大学中国学学派是日本的中国科学技术史研究的发源地和孕育母体,尤其是狩野直喜、内藤湖南与新城新藏是薮内研究的理论指导者和精神引领者。新城新藏素来有“东洋天文学史权威”之称,本文首先就对京都大学中国学与新城新藏的东洋天文学史进行了挖掘。从中可以发现薮内清的思想原点及其将东洋天文学史转换为中国天文学史乃至扩展至整个中国科学技术史领域的学术动机和理论根据。此外,通过对薮内清人生境遇、学习历程以及其如何在本学派和科技史学界中历经波折、逐步成熟的人生经历加以分析,可以了解薮内的学术积累和思想成熟过程。薮内的一生证明:优秀学者的培养与学术自由、良好工作氛围,就如两镜相映、难分彼此。另外,以薮内清与中国的互动关系为主要探讨内容,论述日本从近代军国主义猖獗、战后在废墟上重建、直至今日和平发展的历史背景下,薮内清与自己的研究对象之间复杂的关联和互动。军国主义时代,薮内所在学派的“中国学”研究成为了军国主义者手中一种宣扬侵略、鼓吹扩张、美化军国主义的工具。战后,在战时遭到胁迫的薮内主动进行了反省,转变了自己的学问宗旨。薮内从允许日本当局利用自己的研究来制造思想糟粕的沉默状态中觉醒过来,转而高举起以“维护中日和平、重新认识中国”为宗旨的研究观和学术观,对中国的态度也从麻木走向积极。总之,薮内清的学术观和中国观的转变历程,就是日本广大科学史学者从一个是非黑白完全颠倒的历史阶段走向一个致力于“重新认识中国”新阶段的缩影。因此,本文对于薮内的人生历程,重点选取了一些片段来加以阐述和分析,对这位学者的心路历程有所披露。第五至八章则主要论述了薮内清的中国历法史研究并对其结论进行了再检讨。尽管薮内使用了内藤湖南的中国史分期法,但从其论述的主要内容来看,中国的历法史被其实际分成了四个阶段、两个大时期:即起源、定型、发展、式微四个阶段和上升以及下降两个时期（与同时代的西方相比较）。通过对薮内所梳理之历法史进行分析,基本上可以确定,当时的薮内已经发掘出了“中国历法作为中国特有的政治、文化活动”——这一中国历法改革的特殊形态中之绝大部分内容。中西天文学有一定数量的共通性,但二者的风格迥异、走向不同。薮内清从两个路径切入这一比较研究中,首先是从二者源流和发展的比较中寻找二者的本质差异,以及为何会走上不同发展道路的原因;其次是薮内分析了印度天文学和伊斯兰天文学进入中国并被吸收融汇这一历史进程,进而阐释了明清之际东西天文学无法会通的原因。总之,薮内分析了中国天文历法从繁荣走向式微的路径,并且为后人提供了进行中国天文历法史研究的现代意义。薮内清的历法史研究,着力于对中国历法的社会意义之发掘,是对传统中国天文学研究路径的颠覆和重新开拓。其研究思路和方法融会贯通了历史和数理两种传统,并希望以此来还原中国天文历法的历史原型。在践行这一研究路径时,薮内注意到要避免以数理化方法单纯地解释历法。同时薮内也努力驾驭思想史和社会学的研究方法,以防止出现喧宾夺主的情况。通过本文之梳理,可以发现:薮内的研究在理论和方法上都有很多可取之处。最后,以薮内清的数理天文学研究为中心,展示其四项重要的研究成果:首先是薮内对中国古代的天体坐标系进行了考察,提出了“中国存在一种特殊坐标系”的观点。薮内还对古代星表进行了倒推和成立时代考证。其对中国的坐标转换计算也进行了解析。其次是薮内较早分析了隋唐历法中的日月运行位置计算法,并且揭示了中国古代定朔法计算模型。再者是薮内以中国的行星运动论变迁为切入点,对中国天文学是否有一种内在的、不为外人所知的行星运动理论的存在可能性进行了挖掘;最后是薮内以内插法为突破口,对中国古代天文算法进行了算法还原并赋予该算法以现代天文学意义。应该说,本文在梳理了上述薮内的研究成果后,发现薮内试图将中国古代的算法最终归宗于一种“科学的”非西方理论。但同时,在薮内笔下的该种理论又是一种可以与西方殊途同归的“科学”。薮内揭示了中国古代天文学中某些理论因素,与西方相对应的理论因素具有某种可比拟性。由此,其开拓了科学思想史的某种新进路。但其这一思路究竟是否可行,依旧需要有待来日加以验证。
史宏蕾[7]（2017）在《山西明代寺观壁画中的科技与文化潜流研究》文中研究表明中国古代艺术中蕴含着丰富的科技内涵,山西是中国古代壁画存世最多、年代覆盖最齐全的省区,是发掘中国古代科技与文化的一座天然宝库。本文选取山西明代寺观壁画中的农用器具,从犁耕工具、播种机械、清选工具到场上原始风能工具、粮食加工机械等,并拓展至与传统农业生产密切相关的农业灾害、计量工具及医学祛病、观象授时与天学宇宙观,结合艺术学、历史学、社会学、物理学、医学、天文学等多学科,力图有机综合地挖掘、提炼其中所蕴含的丰富深刻的科技及文化信息,并与（考古、传世的）实物资料、文献资料（包括文化人类学意义上的当今口述科技史资料）以及模拟复原实验成果等相互印证,补充、完善和还原中国科技史的某些方面。本文“绪论”对选题的意义和依据、国内外研究动态以及所采取的研究方案、研究方法、创新之处进行介绍;此后是核心内容,包括六大方面:第一章研究农业耕种机械,以新绛稷益庙和太原王家庄六郎庙为案例,通过田野考察对其所蕴含的艺术与科技特征进行综述,尤其是作为祭祀为主的壁画背景与地域农业灾害史的密切交融性是其本质表征。对稷益庙中的“献祭”图像进行了放大式描写,结合东西壁内容,确定了西壁中以“蝗灾”、“虫害”和“鸟害”为生物自然灾害的主体隐形表达。通过具体的壁画图像透析深藏其中的农业工具,撷取其中两幅最为典型的耕种工具图“耒耜图”和“耕牛图”进行深入分析,剖析了耕种机械中“二牛抬杠”和“上曲辕犁”的结构进化与力学原理;第二章以收割工具及场上作业工具为研究内容,首先是对收割工具进行分析,对壁画中收割工具的样式与形制予以解读定性。其次对场上作业中原始风能工具进行归纳分类,确定以杈、帚、簸、箕、飏篮等为主的工具单元特性。并对“磟碡图”中的工作原理与北方地域中的功能应用进行阐明。最为主要的是对机械风能清选工具风扇车（扇车）的多维辨析,结合农书古籍中对风扇车图像记载,并对风扇车的箱体结构、进风系统、驱动原理进行纵向比较,印证了“六郎庙”扇车作为明代壁画中圆筒形卧式风扇车的图像孤证;第三章考证粮食加工机械,对踏碓和石磨的结构与力学关系进行诠释;尤其是踏碓大量的存在山西地区,证明了早期以黍类为主食的食物加工工具的区域形式特征,最终聚焦到踏碓的人机工程应用,从坐式踏碓到站式踏碓,从双栏杆扶手到单栏杆扶手的系统优化,成就了这种杠杆机械在生产中的效能演进。而石磨的大量图像表现同样是代表了粮食精加工和转化的最终环节,壁画中的“二鬼推磨”不仅是对明代成熟型石磨的记录,也是“菽类”食物在山西广泛种植和食用的验证。第四章延伸至与农业关系重大的计量工具,主要是斗的样式形成与古代量具类型变迁,尤其是“王莽嘉量”对后世量具形成的深刻影响,以及壁画中描绘的斗的精确定位。第五章关注与普通民众特别是广大农民生活息息相关的医学祛病内容,从“五瘟神”图像来源推断出“瘟疫”的传播途径与传播源的关系,通过“人畜同身”的浪漫化艺术处理推断出“畜瘟”与“人畜共患”的瘟病来源以及瘟疫对社会构成的恐慌性影响因素。此外,“五瘟”中的人形神只对古代名家“道医”的艺术折射,探究道教原始医学的发展。发掘出印在壁画中的“夹板固定技术”和虫蛇咬伤的防治技术在明代外科医学的发展;第六章从观象授时升华到中国古代的天学宇宙观。通过对壁画中的“唐密曼荼罗”考证“北水陆仪轨”的图像“根祖”,这一发现突破了中国“唐密曼荼罗”研究长期依赖日本“东秘曼荼罗”,是对中国汉传佛教历史原型的复原。“唐密曼荼罗”呈现的佛教宇宙观与道教“星官”图像代表了我国先民对天学的理解,“三垣”、“四象”、“二十八宿”等列曜表达成为明代天学图像在经历西学东渐之后形成的新的宇宙图景。同时,道教“星官”在明代水陆壁画中的大量“上位”是道教对天文研究不断精深的实践体悟。也验证了李约瑟对道教“中国早期科学观形成说”的理论。“结语”部分则从以上六个方面对山西明代寺观壁画中的科技与文化的内涵、意义和利用进行了提炼,同时对科技史研究甚至现代艺术创作如何借鉴壁画包括其中大量的“宗教”图像进行了自己的思考。本文在方法论上有较重大的创新,认为研究工作首先要通过田野考察采集大量的资料包括图像数据,利用先进的数码后背进行图像复制,经过精确合成并与实物、文献的互证,深入考证潜藏其中的丰富内容。通过对壁画的逐一解码,可以认知苍穹之上的日月星辰,不必担心“窥破天机”。农耕稼穑记录俨然是当时生产、生活场景的真实再现。道医的“五瘟”图像外化与骨伤外科的救治卓尔不群。虽然这些图像没有机械式的精准描摹,“外师造化”后的“应物象形”却是这些丹青巧匠赋予当时社会、科技、文化等留下的完美烙印。从另一种意义上说,本文的研究为本单位科学技术史传统之一的“艺术中的科学”方向提供了又一个典型而不失生动的案例。
赵贞[8]（2014）在《区域社会史研究的新探索——陈于柱《区域社会史视野下的敦煌禄命书研究》评介》文中指出近10多年来,伴随着社会史的兴起,敦煌术数文献作为敦煌遗书的"最后一块宝藏"受到了学界的高度重视。特别是黄正建《敦煌占卜文书与唐五代占卜研究》（学苑出版社,2001）、马克主编《中世纪中国的占卜与社会——法国国家图书馆与大英图书馆所藏敦煌写本研究》1两书的出版,掀起了敦煌占卜文书研究的热潮。最具代表性的是兰州大学敦煌学研究所策划的敦煌学博士文库,推出了敦煌占卜文书研究的一系列重要成
刘泓文[9]（2014）在《百年敦煌占卜文献研究综述》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敦煌占卜文献,是指保存於敦煌藏经洞的那些以吉凶预测爲主要内容的术数文献,它是敦煌文献的重要组成部分,对於深入认识中古时期的思想史、文化史、宗教史、社会史、民俗史等具有独特的意义,是敦煌学的一个分支研究领域。但由於长期以来人们对占卜文献所带有的偏见,再加上敦煌占卜文
朱晓珂[10]（2014）在《罗睺、计都图像研究 ——从印度到中国》文中提出本文通过整理存世的罗喉、计都图像,采用图像与文献相结合的方法,结合相应的文化、宗教和社会背景,阐述了罗喉、计都形象由印度传入中国并发展演变的过程,展示了一种外来文化在本土流变的一个有趣案例。全文共分为五章,依次分析了印度雕塑,汉译佛经,敦煌、西夏文献,寺观壁画,以及明清刻本中的罗喉、计都形象,梳理出罗喉、计都由印度神话中的恶魔,变为佛教中的星神,之后跟随佛教传入中国,并逐步演变为中国道教星君的过程,表明了具有神话背景的罗睺、计都前后“神格化”、“世俗化”的倾向。论文的第一章介绍了罗喉、计都在印度的起源以及早期形象的由来。通过印度“搅乳海”的神话故事,分析罗睺、计都早期形象的特点。并通过印度雕塑中的罗喉、计都形象,结合当时印度的天文学和星占背景,阐述了罗喉、计都进入九曜星神崇拜体系的过程。罗睺、计都由印度传入中国以后,其相关文字和图像主要保存在汉译佛经中。论文第二章根据前文的讨论和分析,对中国最早出现罗喉、计都的文献《摩登伽经》的年代和内容提出质疑。通过对《胎藏图像》、《梵天火罗九曜》、《火罗图》、《九曜秘历》等佛教经典的罗喉、计都形象的梳理和分析,结合文献材料探析了其形象变化的原因以及依据。宋、辽、西夏时期对炽盛光佛以及星曜的崇拜十分流行。作为佛教传播的交通要道,敦煌和西夏地区保留了许多用来禳灾的炽盛光佛与星曜的绢画、彩绘作品等,它们展现了罗喉、计都从开始出现,到进入星曜体系,并由七曜转变为九曜、十一曜的过程。然而由于时间久远,画作损毁严重,前人对西夏宏佛塔炽盛光佛与星曜图等研究有一些错讹,论文第三章对这些错讹进行纠正,并补充相关证据,对星曜的身份进行了重新考证。此外,本章还在前人工作的基础上,根据敦煌文献中保存的符箓,总结了罗喉、计都陀罗尼符的用法以及功用,体现了当时敦煌地区释道融合的社会环境。本章还特别分析了一幅西夏文炽盛光佛与十一曜星神图,因其内容与其他作品相比较为特殊,笔者借助《番汉合时掌中珠》以及印度的其他材料综合分析,认为该图是一幅融合了印度与中国等多元文化的特殊作品。罗喉、计都从元代开始进入道教壁画。论文第四章通过对元代永乐宫道教壁画《朝元图》与广胜寺佛教壁画《炽盛光佛佛会图》的比较,说明此时道教的罗喉、计都形象是借用了其在佛教中的形象。随着儒、释、道的融合,释道的界限开始变得模糊,明代寺观壁画中出现了儒、释、道和民间神灵同时存在的情况,并在山西以及河北等地极为普遍。本章通过对六例明代寺观壁画进行比较和分析,表明此时的罗睺、计都虽作为道教星神出现,但仍然具备佛教中罗喉、计都的特征,且表现在壁画中的特征呈现多样化,这些差异体现了释道等多元背景以及可能的地域因素。入清以后,寺观壁画中的九曜星神形象倾向于写意,罗睺、计都与其他星君相比,特征已不再明显。随着印刷术的发展,罗喉、计都图像在明清两代普遍出现于各种版画、术数书、年代通书等刻本中,为其传播带来了极大的便利。论文第五章通过描述明清时期版画和不同版本《玉匣记》中的罗睺、计都形象,说明罗喉、计都在这时已经广泛渗入了中国百姓的日常生活,且其形象更加亲民,这也反映了古人信仰的复杂性与功利性特点。总之,本文通过对罗喉和计都图像的研究,阐述了其形象产生、传播、流变和融合的整个过程,并讨论和分析了在这一过程背后,不同文化、宗教和社会因素间的碰撞和交融。
二、跋两篇敦煌佛教天文学文献（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跋两篇敦煌佛教天文学文献（论文提纲范文）
（1）《通报》与20世纪上半期法国汉学（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研究对象及意义 |
| 二、概念界定与研究范围 |
| 三、学术史回顾 |
| 四、研究内容、方法与框架 |
| 第一章 《通报》创立的时代背景 |
| 第一节 19 世纪中后期法国在中国的文化格局 |
| 一、19 世纪中后期法国在中国的活动 |
| 二、19 世纪后期的实践性汉学家 |
| 第二节 19 世纪法国本土的汉学格局与《通报》的创立 |
| 一、19 世纪法国专业汉学机构和汉语教学 |
| 二、《通报》的创立条件 |
| 本章小结 |
| 第二章 《通报》概况 |
| 第一节 《通报》的前身——《远东杂志》 |
| 一、考狄的《远东杂志》概况 |
| 二、《远东杂志》的文章梳理 |
| 三、《远东杂志》与《通报》 |
| 第二节 《通报》概况 |
| 一、《通报》的关注范围 |
| 二、《通报》的栏目设置 |
| 三、《通报》的历任主编 |
| 四、《通报》的发行情况 |
| 第三节 《通报》的作者群体 |
| 本章小结 |
| 第三章 《通报》的内容(上)——《补充索引》中的主题研究 |
| 第一节 《通报》目录索引中的研究主题分布 |
| 一、《通报》目录索引 |
| 二、《通报》的主题内容与研究领域分布 |
| 三、《通报》汉学主题分类 |
| 第二节 《通报》的文献学研究 |
| 一、语言比较研究 |
| 二、碑铭及各种考古材料的使用 |
| 本章小结 |
| 第四章 《通报》的内容(下)——《补充索引》的地区研究 |
| 第一节 《通报》西域地区研究 |
| 一、西域地区文章分类 |
| 二、《通报》西域史地探险纪事 |
| 第二节 《通报》的“Tibet”研究 |
| 一、“Tibet”文章分类 |
| 二、《通报》西藏探险纪事 |
| 本章小结 |
| 第五章 《通报》的发展与20 世纪上半期的法国汉学 |
| 第一节 《通报》汉学地位的确立 |
| 一、《通报》的撰稿人特征 |
| 二、《通报》的汉学定位 |
| 三、开放的汉学交流平台 |
| 四、《通报》的影响力 |
| 第二节 20 世纪上半期法国专业汉学的发展 |
| 一、专业汉学范围的专精 |
| 二、研究领域的拓展和深入 |
| 三、不断完善的研究方法和持续加强的学术自觉 |
| 四、法国学界与中国学界的交往 |
| 本章小结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在学期间的研究成果 |
| 致谢 |
（2）薛爱华的汉学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绪论 |
| 1.1 中西方研究情况概述 |
| 1.1.1 中国学术界的薛爱华研究 |
| 1.1.2 西方汉学界的薛爱华研究 |
| 1.2 主要研究内容和思路框架 |
| 1.3 关键词的界定与解释 |
| 1.3.1 汉学与中国学 |
| 1.3.2 语文学与古典汉学 |
| 1.3.3 中古中国 |
| 1.4 研究方法与创新之处 |
| 第二章 古典汉学传统与薛爱华汉学研究的学术资源 |
| 2.1 古典汉学的萌芽与发展 |
| 2.2 法国古典汉学(1814-1945) |
| 2.3 美国古典汉学的起步与劳费尔的开拓 |
| 2.4 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东方语言与文学系古典汉学研究的发展 |
| 2.5 卜弼德的汉学研究 |
| 2.6 薛爱华的早年生活与学术渊源 |
| 2.6.1 从西雅图到伯克利 |
| 2.6.2 博厄斯派人类学与薛爱华 |
| 2.6.3 卜弼德的影响 |
| 第三章 对薛爱华汉学论着的目录学审视 |
| 3.1 薛爱华学术专着概览 |
| 3.2 薛爱华汉学学术论文概览 |
| 3.3 基于目录学的历时性分析 |
| 第四章 《朱雀:唐代的南方意象》研究 |
| 4.1 成书背景 |
| 4.2 对《朱雀:唐代的南方意象》内容与体制的讨论 |
| 4.2.1 主要内容 |
| 4.2.2 内容与结构上的特点 |
| 4.2.3 《朱雀:唐代的南方意象》研究方法论析 |
| 4.3 《朱雀:唐代的南方意象》征引性注释考析 |
| 4.4 勘误 |
| 第五章 《时间海上的蜃景:曹唐的道教诗歌》研究 |
| 5.1 写作背景与动因 |
| 5.1.1 薛爱华汉学研究的转向和道教研究的深入 |
| 5.1.2 《曹唐的道教诗歌》的创作目的 |
| 5.2 《曹唐的道教诗歌》内容与体制 |
| 5.3 母题研究与曹唐游仙诗的内涵与主题 |
| 5.4 道教仙境考证学 |
| 5.5 订正 |
| 第六章 薛爱华汉学研究理论与方法论 |
| 6.1 “我是一名语文学者” |
| 6.2 语文学研究的特点 |
| 6.3 语文学研究之于古典汉学研究的价值与意义 |
| 6.4 薛爱华汉文英译理论与方法论 |
| 第七章 薛爱华与美国的中国研究 |
| 7.1 薛爱华所处的美国中国研究历史发展阶段 |
| 7.2 书斋内外:薛爱华对美国古典汉学的贡献 |
| 7.3 薛爱华汉学研究的缺憾 |
| 7.3.1 不重视对社会、经济、政治、制度等因素的分析与探讨 |
| 7.3.2 一部分论着作品结构编排不合理 |
| 7.3.3 论文写作的文学色彩所带来的问题 |
| 7.3.4 材料引征上的几个问题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附录一 薛爱华论着目录 |
| 附录二 薛爱华生平 |
| 附录三 薛爱华获奖情况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取得的科研成果 |
| 作者简介 |
| 致谢 |
（4）《夏鼐日记》所见夏鼐考古学思想体系的形成（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第一节 选题 |
| 一、选题原因 |
| 二、1966年时间节点的设定 |
| 第二节 学术史回顾 |
| 一、对夏鼐学术人生的研究 |
| 二、对夏鼐学术思想的研究 |
| 第三节 研究方法与注释规范 |
| 一、研究方法 |
| 二、注释规范 |
| 第一章 夏鼐考古学思想的形成过程分期与实践途径研究 |
| 第一节 萌发时期(1920-1931) |
| 第二节 过渡时期(1931-1949) |
| 第三节 形成时期(1949-1966) |
| 第四节 夏鼐考古学思想的实践途径 |
| 小结 |
| 第二章 夏鼐与西方考古学 |
| 第一节 西方考古学理论的发展过程 |
| 第二节 夏鼐与西方考古学 |
| 第三节 夏鼐与西方考古学在中国的实践(1941-1949) |
| 第四节 夏鼐与西方考古学在新中国的实践(1949-1966) |
| 小结 |
| 第三章 夏鼐与新技术、多学科在中国考古学研究中的应用 |
| 第一节 新技术在考古学应用 |
| 第二节 夏鼐与多学科考古学研究 |
| 小结 |
| 第四章 马克思主义指导下夏鼐考古学思想的初步建立 |
| 第一节 中国考古学体系的提出 |
| 第二节 规划中国考古学发展方向 |
| 第三节 考古学文化概念的厘定 |
| 第四节 推动中外考古交流 |
| 小结 |
| 结论 |
| 附录一: 夏鼐阅读书籍目录 |
| 附录二: 夏鼐阅读期刊目录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攻读学位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 |
（5）对“媒介即讯息”命题的再思考：印刷文化视域下的宋明儒学发展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1.绪论 |
| 1.1 选题缘起 |
| 1.2 文献综述 |
| 1.2.1 作为技术发明的印刷术研究 |
| 1.2.2 中国学者对印刷媒介起源、发展和影响问题的关注 |
| 1.2.3 外国学者对印刷媒介与中国社会互动关系的探讨 |
| 1.2.4 媒介理论研究: 基于媒介环境学的探讨 |
| 1.3 研究问题 |
| 1.4 研究方法 |
| 1.4.1 文献分析法 |
| 1.4.2 比较研究法 |
| 1.5 研究意义 |
| 1.5.1 以中国印刷媒介与宋明王朝的关系为例对麦克卢汉媒介理论进行补充 |
| 1.5.2 从媒介与社会发展的角度丰富了华夏传播的研究成果 |
| 2. “媒介即讯息”命题的缘起、内涵与应用 |
| 2.1 命题的缘起与内涵 |
| 2.1.1 缘起: 麦克卢汉的生平和学术历程 |
| 2.1.2 内涵: 对“媒介即讯息”命题的解读 |
| 2.2 命题的应用: 媒介环境学派与印刷媒介研究 |
| 2.2.1 深化: 爱森斯坦的尝试 |
| 2.2.2 呼应: 站在电子媒介时代回望印刷技术革命 |
| 3. 前奏: 印刷媒介的诞生与儒学复兴 |
| 3.1 雕版印刷术和印刷媒介的诞生 |
| 3.1.1 前印刷时代的儒学传播媒介 |
| 3.1.2 雕版印刷术诞生的物质和技术基础 |
| 3.1.3 孕育雕版印刷术的社会文化背景 |
| 3.1.4 中国印刷媒介的诞生、早期应用及主要特征 |
| 3.2 儒学复兴的尝试 |
| 3.2.1 科举制: 儒学与最高权力结盟的制度保障 |
| 3.2.2 文以明道: 儒学复兴的萌芽 |
| 4. 从边缘到中心: 成长中的印刷媒介与理学 |
| 4.1 印刷媒介的兴盛: 繁荣的两宋出版业 |
| 4.1.1 序曲: 五代十国的印刷出版活动 |
| 4.1.2 奠基期: 北宋出版业的发展 |
| 4.1.3 兴盛期: 厚积薄发的南宋出版业 |
| 4.2 好风凭借力: 印刷媒介与理学的良性互动 |
| 4.2.1 于无色处见繁花: 理学的勃兴 |
| 4.2.2 “道统”的承续与传播: 理学家的出版实践 |
| 4.3 沉默的螺旋: 权力阴影下的印刷媒介与理学 |
| 4.3.1 “致君尧舜”: 理学的实践性与批判性 |
| 4.3.2 作为统治工具的印刷媒介: 皇权对理学势力的打压与理学的“内倾化” |
| 5. “正统”的胜利: 印刷媒介与理学正统地位的维系 |
| 5.1 “正统”的确立: 理学的意识形态化 |
| 5.1.1 理学正统地位的确立 |
| 5.1.2 正统的维系: 印刷媒介的政治角色 |
| 5.2 “心学”的崛起与沉寂: 中断的启蒙 |
| 5.2.1 思想多元化的起点: 从陈献章到王守仁 |
| 5.2.2 觉民救世: 泰州学派的启蒙实践 |
| 5.2.3 特立独行者的背影: 禁而不止的异端 |
| 结论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6）薮内清及其中国天文学史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附件 |
| 第一章 绪论 |
| 第一节 研究意义 |
| 第二节 相关研究回顾 |
| 第三节 方法与思路 |
| 一 从更立体的人物研究视角来审视薮内清 |
| 二 研究的关键和难点 |
| 三 研究思路 |
| 四 论文结构 |
| 第二章 薮内清的学术渊源 |
| 第一节 日本的汉学、东洋学与中国学 |
| 一 “中国学”的思想来源 |
| 二 汉学、中国学与东洋学 |
| 第二节 京都的“中国学”学派 |
| 一 “中国学”研究机构的创立 |
| 二 “中国学”研究机构的学风 |
| 第三节 中国天文学史研究的诞生 |
| 一 学科诞生的背景 |
| 二 新城新藏所开拓的进路 |
| 第三章 薮内清的学术生涯 |
| 第一节 战前的青葱岁月 |
| 一 早年的求学阶段(1906-1929) |
| 二 学术研究第一阶段:中国天文学史领域的积累和研究阶段(1929~1945) |
| 第二节 战后的全面研究 |
| 一 学术研究第二阶段:主持对中国科技史的全面研究(1945~1969) |
| 二 学术研究第三阶段:成熟和整理时期 |
| 第三节 薮内清与中国 |
| 一 生活中的薮内清 |
| 二 薮内清的中国缘 |
| 三 薮内清的中国认知 |
| 第四章 薮内清的殷历和汉历研究 |
| 第一节 对上古历法的看法 |
| 一 关于殷历的争论 |
| 二 修正新城新藏的观点 |
| 第二节 对汉历的研究 |
| 一 《历术甲子篇》与《太初历》辨疑 |
| 二 《三统历》之制历背景和讨论 |
| 三 探讨音律学和《世经》 |
| 第五章 薮内清的汉唐历法改革研究 |
| 第一节 对隋唐历法改革的再检讨 |
| 一 探讨中国分裂时代的历法:以魏晋南北朝历法为例 |
| 二 薮内清的隋代历法改革探析 |
| 三 关于唐代历法改革的辨析 |
| 第二节 对中国的天文机构和天文学家 |
| 一 薮内清对中国天文机构规制的研究 |
| 二 天文学家和机构管理探析:以唐宋为例 |
| 第六章 薮内清的中国古代天文计算研究 |
| 第一节 薮内清的中国古代天文观测和天文坐标系研究 |
| 一 关于中国的坐标系和天体观测的讨论 |
| 二 薮内清的汉代和宋代星表研究 |
| 第二节 薮内清的中国古代天体理论与推步方法的研究 |
| 一 薮内清的日月运动推算研究 |
| 二 薮内清的理论整理和算法挖掘 |
| 第七章 薮内清对中国天文学外来影响的探讨 |
| 第一节 薮内清的印度天文学研究 |
| 一 探讨西来的印度历法及其影响 |
| 二 关于西来占星术对中国影响之讨论 |
| 第二节 薮内清的伊斯兰天文学研究 |
| 一 关于伊斯兰天文学家的讨论 |
| 二 伊斯兰的天文书籍、星表和观测法 |
| 三 薮内清的伊斯兰历术研究 |
| 第八章 薮内清的中国天文历法“发展极限”论 |
| 第一节 对“中国科学传统”的检视 |
| 一 儒学笼罩下的“科学传统” |
| 二 中国的数理传统:薮内清的中国数学史观点 |
| 第二节 中国天文学式微原因的探讨 |
| 一 中国古代天文学存在发展局限 |
| 二 日本对中西天文学的取舍 |
| 三 中国对西方天文学“不顺遂”的学习 |
| 第九章 结语和后续研究规划 |
| 第一节 结语 |
| 一 薮内清及其时代 |
| 二 薮内清的学术创新 |
| 第二节 后续研究规划 |
| 一 下一步计划 |
| 二 思考 |
| 附录一.薮内清博士年表 |
| 附录二.薮内清博士主要着作目录 |
| 附录三.薮内清博士主要论文目录 |
| 参考文献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的的学术成绩 |
| 致谢 |
（7）山西明代寺观壁画中的科技与文化潜流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0.1 选题的意义和依据 |
| 0.1.1 研究时限为明代的依据 |
| 0.1.2 研究地域为山西的依据 |
| 0.1.3 研究对象为寺观壁画中科技文化的依据 |
| 0.2 国内外研究动态概述 |
| 0.2.1 国内专题研究的代表性着作及论文 |
| 0.2.2 国外对中国寺观壁画专题性研究的代表性研究成果 |
| 0.2.3 国内对壁画与科技史的研究现状 |
| 0.2.4 山西寺观壁画与科技史的专题研究 |
| 0.3 研究方案、研究方法和创新之处 |
| 0.3.1 研究方案 |
| 0.3.2 研究方法 |
| 0.3.3 创新之处 |
| 0.3.4 阶段成果与新认识 |
| 第一章 农业耕种机械研究 |
| 1.1 壁画田野考察及农业科技相关背景 |
| 1.1.1 稷益庙与六郎庙壁画的背景考察 |
| 1.1.2 祭祀与农业灾害研究 |
| 1.2 两殿明代壁画的农业科技与文化信息 |
| 1.2.1 稷益庙壁画的农具内容研究 |
| 1.2.2 六郎庙壁画的农具图像 |
| 1.2.3 稷益庙“烧荒狩猎图”原始农具（工具）研究 |
| 1.2.4 犁耕方式的发展与“耕牛图”的演变 |
| 1.2.5 耒耜图研究 |
| 1.2.6 从耒耜到耕犁的疑问 |
| 1.3 “耕牛图”研究 |
| 1.3.1 “二牛抬杠”图像考辩 |
| 1.3.2 “二牛抬杠”演化图表 |
| 1.3.3 力学视野下的“二牛抬杠” |
| 1.4 “上曲辕犁”的结构功能剖析 |
| 1.4.1 稷益庙壁画中“上曲辕犁”的结构功能解析 |
| 1.4.2 六郎庙壁画中“上曲辕犁”的结构功能解析 |
| 1.4.3 牵引工具的改良与发展 |
| 1.5 中耕工具与旱地“保墒”技术研究 |
| 1.6 从壁画看山西明代的播种工具 |
| 1.6.1 山西农作物种植在壁画中的表现 |
| 1.6.2《耧种图》的耧车工作原理及演化 |
| 第二章 收割及场上作业工具研究 |
| 2.1 收割工具研究 |
| 2.2 场上作业工具研究 |
| 2.2.1 未作“连枷图”的疑问与释义 |
| 2.2.2 “磟碡图”的工作原理 |
| 2.3 原始风能科技的系统研究 |
| 2.3.1 场上扬簸作业中原始风能作用的开发与利用 |
| 2.3.2 箱柜式风扇车年代释疑 |
| 2.3.3 汉代出土扇车类型与工艺 |
| 2.3.4 汉代出土风扇车类型样式及功能结构 |
| 2.3.5 宋、元以后风扇车的记载及物理研究 |
| 2.3.6 壁画的风扇车年代与功能考 |
| 第三章 粮食精加工机械考证 |
| 3.1 山西地区踏碓的产生与发展 |
| 3.1.1 杵臼是踏碓的原型设计 |
| 3.1.2 南北朝时期山西踏碓的发展 |
| 3.1.3《农书》典籍中对于踏碓的记载 |
| 3.2 连体式踏碓的结构设计及力学原理 |
| 3.2.1 对踏碓的研究 |
| 3.2.2 踏碓的力学分析 |
| 3.2.3 明代单栏杆踏碓考辩 |
| 3.3 分体式踏碓的结构设计及力学原理 |
| 3.3.1 “踏碓图”比较 |
| 3.3.2 明代山西寺观壁画踏碓的流变过程 |
| 3.4 石磨工艺的发展与圆形石磨的力学分析 |
| 3.4.1 山西圆形石磨的形成 |
| 3.4.2 石器时代石磨的功能与作用 |
| 3.4.3 圆形石磨技术的发展与成形 |
| 3.5 石磨及力学分析 |
| 3.5.1 单人手推卧式磨的工艺分解及历史沿革 |
| 3.5.2 “二鬼推磨”的力学分析 |
| 第四章 计量工具研究 |
| 4.1 物理计量的变迁与壁画中器具的交集 |
| 4.2 斗的样式形成与时代流变 |
| 4.3 山西寺观壁画斗的样式与工具 |
| 第五章 医学内容考辩 |
| 5.1 瘟疫文化的形成与蜕变 |
| 5.2 中国古代对“瘟疫”的记载 |
| 5.3 古代医学典着对瘟疫的记载 |
| 5.4 “五瘟神”之缘起与演变 |
| 5.5 古代医学中的“五瘟” |
| 5.6 “五瘟神”图像与道教医学 |
| 5.7 关于外科医学的图像 |
| 5.7.1 骨折病例图像 |
| 5.7.2 古代“折疡”病理记载及医治方法 |
| 5.7.3 虫蛇咬伤的防治 |
| 第六章 观象授时与中国古代天学观 |
| 6.1 稷山青龙寺壁画对“唐密”的因袭及水陆法会缘起考辩 |
| 6.1.1 “别尊曼荼罗”与“俱舍曼荼罗”对山西元明壁画的影响 |
| 6.1.2 “唐密曼荼罗”宇宙观表达 |
| 6.2 中国古代“观象授时”天文观的形成 |
| 6.3 对中国天学的误读与汉代“星官”的盛行 |
| 6.4 道教图像化星官的功能发生 |
| 6.4.1 “道家中心论”与“天人合一” |
| 6.4.2 道教星官的图像与“分野说” |
| 6.5 元代道教图像对明代壁画星君图像的天学影响 |
| 6.6 明代“西学东渐”对宇宙学体系影响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
| 攻读学位期间取得的研究成果 |
| 致谢 |
| 个人简况及联系方式 |
（9）百年敦煌占卜文献研究综述（论文提纲范文）
| 一、第一阶段 |
| (一) 相占 |
| (二) 星占 |
| (三) 天文历法 |
| (四) 宅经葬书 |
| (五) 鸟占 |
| (六) 杂占 |
| 二、第二阶段 |
| (一) 概説 |
| (二) 相占 |
| (三) 星占 |
| (四) 云气占 |
| (五) 天文历法 |
| (六) 民俗及其他 |
| 三、第三阶段 |
| (一) 概説 |
| (二) 相占 |
| (三) 星占 |
| (四) 云气占 |
| (五) 历法 |
| (六) 梦占 |
| (七) 宅经葬书 |
| (八) 禄命 |
| (九) 鸟占 |
| (十) 五兆卜法 |
| (十一) 杂占 |
| (十二) 民俗及其他 |
（10）罗睺、计都图像研究 ——从印度到中国（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研究背景 |
| 二、前人研究概况 |
| 2.1 罗睺、计都的研究 |
| 2.2 星神画像的相关研究 |
| 三、前人研究不足 |
| 四、研究内容、方法和意义 |
| 第一章 罗睺、计都的起源与印度的早期形象 |
| 1.1 罗喉在印度的原型 |
| 1.2 计都在印度的原型 |
| 1.3 印度雕塑中的罗睺、计都 |
| 1.4 罗喉、计都形象起源的其他线索 |
| 1.5 小结 |
| 第二章 汉译佛经中的罗喉、计都形象 |
| 2.1 《摩登伽经》与罗喉、计都在中国的传入 |
| 2.2 早期汉译佛经中的罗喉、计都 |
| 2.3 《梵天火罗九曜》中的罗睺、计都 |
| 2.4 《火罗图》中的罗喉、计都 |
| 2.5 《九曜秘历》中的罗喉、计都 |
| 2.6 小结 |
| 第三章 敦煌和西夏文献中的罗喉、计都形象 |
| 3.1 敦煌《炽盛光佛与诸曜星宿图》的罗喉、计都 |
| 3.2 西夏宏佛塔《炽盛光佛图》中的罗喉、计都 |
| 3.3 敦煌陀罗尼符中的罗喉、计都 |
| 3.4 西夏《炽盛光佛诸星宿陀罗尼经》中的罗睺、计都 |
| 3.5 小结 |
| 第四章 元明寺观壁画和水陆画中的罗睺、计都形象 |
| 4.1 释道星神融合的背景 |
| 4.2 元代寺观壁画中的罗睺、计都 |
| 4.3 明清水陆画和寺观壁画中的罗喉、计都 |
| 4.3.1 山西右玉宝宁寺水陆画 |
| 4.3.2 山西繁峙公主寺壁画 |
| 4.3.3 山西浑源永安寺壁画 |
| 4.3.4 河北蔚县故城寺壁画 |
| 4.3.5 河北石家庄毗卢寺壁画 |
| 4.3.6 河北怀安昭化寺壁画 |
| 4.4 小结 |
| 第五章 明清宗教刻本中的罗睺、计都形象 |
| 5.1 明代版画中的罗睺、计都 |
| 5.2 清代《玉匣记》通书中的罗睺、计都 |
| 5.3 清代民间年度通书中的罗睺、计都 |
| 5.4 小结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在读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与研究成果 |
四、跋两篇敦煌佛教天文学文献（论文参考文献）
- [1]《通报》与20世纪上半期法国汉学[D]. 丁斯甘. 兰州大学, 2021(09)
- [2]薛爱华的汉学研究[D]. 田语. 西北大学, 2020(07)
- [3]北朝墓葬壁画星象图与信仰[J]. 吴桂兵. 南京大学学报（哲学·人文科学·社会科学）, 2019(06)
- [4]《夏鼐日记》所见夏鼐考古学思想体系的形成[D]. 裴世东. 安徽大学, 2019(02)
- [5]对“媒介即讯息”命题的再思考：印刷文化视域下的宋明儒学发展研究[D]. 徐思凡. 厦门大学, 2019(07)
- [6]薮内清及其中国天文学史研究[D]. 杨凯. 上海交通大学, 2017(06)
- [7]山西明代寺观壁画中的科技与文化潜流研究[D]. 史宏蕾. 山西大学, 2017(02)
- [8]区域社会史研究的新探索——陈于柱《区域社会史视野下的敦煌禄命书研究》评介[J]. 赵贞. 史学理论与史学史学刊, 2014(00)
- [9]百年敦煌占卜文献研究综述[J]. 刘泓文. 敦煌学国际联络委员会通讯, 2014(00)
- [10]罗睺、计都图像研究 ——从印度到中国[D]. 朱晓珂. 中国科学技术大学, 2014(0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