退伍军人动员准备工作应注意的几个问题

一、退伍军人动员准备应注意的几个问题（论文文献综述）

卫锴^[1]（2020）在《太岳革命根据地的参军动员》文中研究说明参军动员是中共在根据地保障生存且扩大军事力量的重要工作之一,亦是稳定根据地中共政权与完善乡村社会治理的重要依托。中共在根据地内实施了诸多的参军动员措施,形成了全方位、多角度的参军动员模式。本文以抗战时期和解放战争时期中共在太岳革命根据地内实施的参军动员状况为研究主体,探究此间中共参军动员的成效与不足,分析中共在太岳革命根据地群众间的影响程度与控制力度,并从中共不同时期政策措施的演变中,分析中共革命与乡村社会之间关系的本质特征。文章从四个方面展开论述,第一章简要分析太岳革命根据地的重要战略地位,并就抗战时期和解放战争时期太岳革命根据地参军动员概况分阶段进行论述。第二章采用微观动态角度,较为深入地观察农民、基层干部、村庄内部各类主体以及舆论等力量在参军动员工作中的具体作用,进而分析中共在乡村动员中的得与失。第三章以军人与军属的社会保障为切入点,纵观中共在各时期、各阶段社会保障政策的更迭、制度的演变,并指出实施过程中的局限性。第四章分析太岳革命根据地军队扩展途径的多种形式,探讨中共如何在逃亡与归队中寻找平衡点、如何引导伪军幡然醒悟、如何使被俘国民党官兵脱胎换骨,进而推动军队数量和质量的长足发展。综观中共在太岳革命根据地参军动员实践,既是保证军队正常补充的成功,也是中共深入太岳根据地进行乡村治理的有力切入点。这一过程中,人性的光辉与阴暗交织,革命与保守对抗,参军动员工作在新与旧的角逐中渐次展开,进行这一研究,可进一步还原中共军队扩增的实态,审视中共参军动员的利弊得失,探究中共军事制度创建的由来及其形成,略窥中共乡村局部执政的治理能力与治理体系的构建。

林高松^[2]（2020）在《新时代中国特色兵役法律制度研究》文中研究表明兵役法律制度是国家的重要军事制度,是国家开展兵役工作的法律保证。党的十九大提出要:“深化……兵役制度等重大政策制度改革,推进军事管理革命,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军事制度。”研究分析兵役法律制度所包含的法理价值,坚持以马克思主义法学理论为指导,是新时代中国特色兵役法律制度建设的内在要求。本文按照“理性分析、历史沿革、价值定位、内外环境、完善之道”的逻辑顺序分五章展开研究。第一章,新时代中国特色兵役法律制度的理性认识。从兵役法律制度的基本概念、兵役实体法律制度、兵役程序法律制度等为研究起点,对兵役法律制度的内涵外延进行科学界定,系统分析新时代中国特色兵役法律制度的主要特征和地位作用,为论文撰写研究提供理论依据。第二章,我国兵役法律制度的历史发展与现状分析。按照古代、近代和新中国等三个阶段系统梳理我国兵役法律制度发展脉络,系统分析我国兵役法律制度现状,从体系构成、实质内涵和主要问题等方面展开研究,提出新时代中国特色兵役法律制度建设发展的新要求,兵役法律制度体系更加科学完备、现役军人制度更加适应现代化局部战争需要、退役军人制度更加适应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等。第三章,新时代中国特色兵役法律制度的价值定位。主要从五个方面对新时代中国特色兵役法律制度所蕴含的法理价值进行全面阐述,一是兵役义务与兵役权利的价值整合,二是国家价值与个人价值的有序统一,三是形式正义与实质正义的相互融合,四是公平与效率的有机统一,五是和平权与发展权的有序调整等,充分展现新时代中国特色兵役法律制度的公平正义和社会主义优越性。第四章,新时代中国特色兵役法律制度建设的内外环境。客观分析新时代中国特色兵役法律制度建设面临的国际、国内环境,既有有利条件、也有不利因素,这是新时代兵役法律制度建设的根基。从五个方面进行研究,一是我国社会经济快速发展,国防实力同步增强,二是我国总体安全形势不容乐观,局部战争威胁始终存在,三是信息化局部战争对兵员素质要求普遍提高,四是优待军人成为兵役法律制度的内在共识,军人权益得到有效维护,五是军队独生子女兵员质量不容乐观,应征青年身体素质明显下降。第五章,新时代中国特色兵役法律制度完善之道。主要从兵役法律制度建设角度提出一系列对策措施,力求为国家兵役机关开展兵役法律制度建设提供参考。一是科学构建新时代中国特色兵役法律制度体系,二是大力提升新时代中国特色兵役法律制度质量,三是全面加强新时代中国特色兵役法律制度落实。加快新时代中国特色兵役法律制度建设,充分体现社会主义公平正义的核心价值,持续为国家提供优质的兵员补充,确保国家总体安全,进而推动国家经济社会全面发展,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提供坚强保障。

张瑜^[3]（2020）在《塑造“社会主义新人” ——集体化时代一个晋东南村庄的个体与群体》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中共对于人的塑造和培养的重视程度是一以贯之的。本研究关注的是集体化时代中共对于社会主义新人的塑造和培养问题,通过考察乡村社会中的“问题人物”、各类模范、干部、妇女、儿童、民兵六类不同身份的人物群体或具体的人物代表,集中探讨了集体化时代国家在基层乡村社会中塑造社会主义新人的实践方式和过程,以及在这个过程中,形成并不断完善的培养机制和治理技术。从国家的角度来讲,通过政治学习、日常劳动、军事训练、树立典型等方式向“新人”们传输中共的价值观,将不同的人纳入到不同的组织进行针对性的教育和培养,就成为国家为塑造社会主义新人在乡村具体的实践方法。从民众的角度来讲,他们主动或者被动地去适应社会主义新人的标准,通过具体的行动实践着国家在不同阶段对于新人的要求,体现了国家意志,使得国家不再是事不关己的遥远存在,而是化身为一个熟悉的邻人,他可能是一名干部、模范,又或是五类分子。在塑造新人的过程中,国家的权力不仅触及到乡村的每个角落,也触及到了生活在这里的人,将个人与国家紧密地联合在一起。不同群体和个人在中共的领导下,共同缔造了集体化时代。论文的主要内容分为六章。第一章:乡村“问题人物”的思想改造与人生际遇。本章是对四个乡村社会中“问题人物”个人生活史的研究,主要运用个人档案,还原这些曾经生活在村庄五类分子的平凡人生,试图揭示出他们在那个政治挂帅的时代环境下,那些隐藏在不合时宜言行中的复杂内心世界与性情。第二章:“公”“私”之间:集体化时代的乡村干部。乡村干部作为村庄里的领导人,他们是沟通国家与基层社会的桥梁。因此,他们的自身素质、作风问题、与村民的关系问题则成为影响基层社会正常运转的重要因素。教育、培养好各种类型的乡村干部,也成为国家控制、动员广大的农民的前提和基础。本章主要从组织架构、干部正面和负面的形象等方面,尽可能全面揭示集体化时代真实的干部面向,探讨国家是通过怎样的方式将乡村干部塑造成为符合中共价值观的社会主义新人。第三章:榜样的力量:集体化时代对模范的塑造。集体化时代是模范辈出和“模范引领”的时代,国家重视模范的引领作用,不遗余力地评选模范。本章既关注模范作为一种精神的存在,也关注模范作为具体个人的存在。将以村级档案为核心史料,尝试揭示集体化时代基层普通模范的形象和模范评比制度在基层的运作及不同时期对劳模标准的变化,以求尽可能真实、立体、动态地展示各类模范被塑造的过程。以此呈现新中国通过树立模范典型来塑造社会主义新人的过程,进一步阐释中共在群众动员方面的成功之道。第四章:家庭·劳动·革命:妇女形象的嬗变。本章将依照集体化时代不同“表征”的顺序,探讨中共期望新妇女在新社会中扮演怎样的角色。通过分析集体化时代妇女参加劳动的基层实践,揭示国家对妇女角色和形象如何在劳动的过程中得以塑造,妇女劳力在社会主义建设过程中如何被一步步开发以及开发的程度,又如何从家庭逐步走向社会的过程,进而考察妇女参加劳动生产的成绩和问题;同时,也尽量从妇女的角度出发,分析其自身体验,从而尽可能全面地、连续地呈现国家如何培养、塑造新时期女性的努力,进一步回答社会主义新妇女何以产生的问题。第五章:“新人”的启蒙:集体化时代的儿童教养。中共对儿童的“共产主义接班人”式塑造和培养赋予了儿童新的角色、定位、属性和“儿童—国家”关系。通过梳理集体化时代儿童教育（包括学前教育和小学教育）的发展与变化,可以追寻特殊历史背景下童年经历的蛛丝马迹,不失为理解集体化时代和集体化时代的人们提供一个新的角度和途径。因此,本章以集体化时代幼儿教育的发展、变化以及国家学前教育和小学教育阶段如何去塑造社会主义新人为线索,尝试从儿童的角度出发,探讨儿童观念在这一时期的变迁和国家在塑造“共产主义接班人”过程中与儿童的互动,试图为理解集体化时代提供一个新的角度和途径。第六章:从拿镐到拿枪:建国以来山西乡村的民兵。民兵制度作为集体化时代的一项重要制度,具有鲜明的时代特色。民兵是中共把老百姓组织起来的一种方式,是集体主义的重要表现形式。本章主要突出以下两个方面的内容:一是揭示民兵制度如何嵌入到农村并逐步完善起来;二是将农民置于特定的历史环境中,考察他们在民兵制度下的心态与行为以及与国家的互动,进一步探讨国家借助民兵形象为塑造社会主义新人的努力。本研究将采用传统史学中重资料重描述的方式,注重村庄一手档案的整理与利用,并以此为主,结合地方文献、官方档案和口述资料,试图运用社会学、人类学、心理学的多学科交叉的研究方法来阐释集体化时代国家与个人互动的场景及其背后的微妙关系,再现权力与利益博弈的历史图像。力争把宏观的理论构想和微观的个案分析相结合,更全面系统地研究集体化时代和集体化时代的人们,试图诠释集体化时代社会与文化的深层内涵,思考集体化时代的留给后人的经验和教训。在具体研究中,既关注人物群体也关注具体个人,既关注历史进程也关注具体事件,既关注制度层面也关注执行效果,既关注成绩又考察问题与矛盾,希望以“社会主义新人”为线索,体现出集体化时代不同时期国家对社会主义新人要求的动态的变化过程,以揭示共产主义革命对现代中国人的思想改造和重塑历程,进而去解读集体化时代在乡村的运行逻辑和历史进程。回答“集体化时代基层民众的真实生活是怎样的”、“国家与个人是怎样互动”、“国家如何塑造社会主义新人”的问题。研究表明,劳动是集体化时代塑造新人的重要途径,是理解集体化时代的一条重要线索。劳动成为了中共塑造社会主义新人的主要方式和重要载体,在劳动的过程中,集体化时代的人们无论从思想上还是身体上,都得到了塑造和锻炼。集体化时代所塑造的各类新人形象是符合时代要求的,具有鲜明的时代特色,与时代的命运休戚相关,但是也夹杂着问题与矛盾,其中问题的根本还应回到对人的关照上来。因此,对待集体化时代的认识,也应当放到动态地、连续的情境中,将历史的解读更为人性化。集体化时代的乡村社会研究应当在重视档案史料的基础上,终究回归以人为中心,以历史学为本位的研究,这样才能实现整体史的研究。

刘杰^[4]（2020）在《南昌市民兵组织研究（1949-1966）》文中指出1952年《民兵组织暂行条例》正式颁布实施,赋予了民兵的法律地位。全国各地开始了民兵组织的建设,南昌市在建国之初就有民兵组织,《条例》颁布实施后,这一建设力度明显加快,短短几年间,从农村到城市,各公社、企业、学校、机关、厂矿都建立了民兵组织,一个领导明晰,组织有力的民兵系统建立了起来。本文以南昌市民兵组织作为研究对象,时间跨度为1949-1966年,对16年间南昌市民兵组织的建立背景、发展历程、管理运作、教育训练、社会作用等进行深入研究,详细剖析了南昌市民兵组织的方方面面,力求言简意赅,观点新颖。本文共分为六个部分:第一部分为绪论,首先阐述了选题缘由,并对当前的民兵研究进行学术史回顾,明确了民兵组织的研究现状;其次指出本文的研究方向,详细阐述南昌市民兵组织的发展情况;最后介绍了针对本文进行研究的史料来源,并指出本文在研究中所存在的创新与不足之处。第二部分论述了南昌市民兵组织的创建背景,主要分为民兵的起源和性质,南昌市民兵组织建立的背景,南昌市民兵组织的发展历程三个部分。民兵的起源和性质,将“民兵”一词做深入剖析,研究它的历史起源和时代背景以及中国古代民兵发展的大致历程,以及中国共产党成立后领导民兵组织的发展历程,和党的领导人对民兵进行的理论分析,最后得出结论——民兵是不脱离生产的群众性的武装组织。南昌市民兵组织建立的背景,分为严峻的社会环境,光荣的革命传统,新中国民兵制度的建立三个部分。对南昌市民兵组织的发展历程,分成四个阶段进行论述,每一阶段的基本情况,发展特点,都有介绍,目的在于从全局的视角对南昌民兵进行简要描述,有一个大概的轮廓,具体内容则在在第三部分进行分析。第三部分论述了南昌市民兵组织的管理与运行,是本文的核心内容,主要分为五小节。第一节论述民兵的招收条件和建设情况,对民兵组织建立初期制度性安排和组织性安排进行论述;第二节论述民兵的领导和组织关系,重点着眼于对民兵领导干部的研究,从上下级关系,干部选拔与任用等方面论述;第三节论述民兵整组,分析民兵组织随着国家政治生活和国家形势的发展变化而相应地做出调整;第四节论述武器、弹药的配发和保管,研究民兵训练所需武器弹药的来源、生产、管理、保存、使用和报备制度等;第五节论述民兵组织的宣传与优抚工作,从民兵刊物和其他媒体对民兵的报道两个方面进行研究,对民兵发生伤亡和其他事故进行抚恤为切入点,细致分析南昌民兵的福利待遇,以及针对民兵的奖励制度。第四部分论述了民兵的教育管理和训练,也是本文的核心内容,主要分为两节。第一节论述民兵的政治教育,政治教育贯穿民兵工作始终,是中国共产党“党指挥枪”理论在民兵队伍里的实践和应用,通过政治教育,使民兵受到爱国主义,社会主义,革命理想的教育,成为解放军的得力助手和后备军;第二节论述民兵训练,从训练武器的来源,普通训练,技术兵训练三个角度对民兵训练进行评述,突出民兵的军事特征。第五部分对南昌市民兵组织进行评述,主要从保障经济建设,维护社会治安,参加抢险救灾,输送后备兵员,净化社会风气,提高社会凝聚力等五个方面分析南昌民兵的作用,参照档案资料中的实际事例,逐渐明晰南昌民兵在城市发展过程中起到的重要作用。第六部分为结语,对南昌市民兵组织进行系统总结,简要阐述南昌市民兵组织的艰难发展,组织壮大和对我们当今民兵发展的现实意义,阐明民兵的巨大作用,它仍然是当今国家经济建设和发展一支不可或缺的重要力量。

王天丹^[5]（2020）在《陕甘宁边区军事建设问题研究（1937-1945）》文中研究说明陕甘宁边区（以下简称边区）是中共中央、中革军委的所在地。全面抗战爆发以后,主力红军改编为八路军,边区成为中共军队的指挥中心和敌后抗日根据地的总后方。边区地处黄河西岸,扼守日军进攻大西北的要道,其独特的军事战略地位,使之成为日军进攻的重要军事目标。为抗击日军,消灭土匪,取得反磨擦斗争胜利,边区采取了一系列措施。而加强军事建设,是中共中央和边区政府加强边区防卫力量,确保边区安宁,赢得抗战胜利的重要举措。为加强边区军事建设,中共首先建立了边区武装力量,为边区和中共中央的安全提供了可靠的军事力量。八路军主力部队奔赴华北抗日战场后,边区防守力量薄弱,为加强边区防卫力量,中革军委、中共中央决定组建边区驻军留守部队,成立留守兵团,编组陕甘宁晋绥联防军,统一指挥边区八路军留守部队,保安部队和地方民众抗日武装组织（主要是自卫军和少先队）,形成了八路军正规部队、保安部队和民众抗日武装（主要是自卫军和少先队）三位一体的武装力量格局。边区武装力量和组建和政变,为保卫中共中央和确保边区安宁提供了坚实可靠的武装力量。为解决八路军和各敌后抗日根据地军政干部缺乏的问题,中共建立了抗大及有关军事院校,为八路军、新四军培养了一批急需的军事和政治干部,为中共军队和抗日根据地的发展壮大提供了干部保证。为提高边区部队战斗力,开展了军事教育和大练兵运动,涌现出了一大批先进模范,提高了部队的战斗力,被中共中央军委表扬,并将其经验批转全军学习推广。以上举措为取得河防、剿匪、反磨擦斗争的军事胜利,为建立新民主主义的模范区奠定了基础,巩固了中共局部执政的历史地位。为防止日军西犯边区,进攻大西北,八路军专门成立河防部队,在八路军的配合和人民群众的支持下,打退了日军的多次进攻,挫败了其进犯边区和进攻大西北的企图,为创造模范根据地创造了条件。针对国民党军队对边区发动进攻和反磨擦事件,边区部队打退了其进攻,取得了反磨擦斗争的胜利,结束了国共两党政权并立的局面,实现了政令和军令的统一,使边区抗日民主政权成为唯一合法政权,为建设新民主主义模范区奠定了基础,巩固了中共在边区和敌后抗日根据地局部执政的历史地位。为加强军队后勤建设,中共建立和开展了军工生产,发动了大生产运动和“双拥运动”,为八路军提供了武装装备保障,解决了面临的财政经济困难,增强了中共局部执政的社会和经济基础。为给八路军提供作战需要的武器装备,中共中央军委在边区成立了军事工业局,组建了一系列军工厂,研发和生产了武器弹药,开展了赵占魁运动,逐渐扩大了生产,为部队提供了大量武器弹药,保证了部队作战需要。为解决边区和部队面临的财政经济困难,边区部队开展了大生产运动,增加了粮食和工业品的生产,展开了打盐运盐及食盐等出口,以换取边区急需的战略物资,增加了边区财政收入,打破了国民党的经济封锁,稳定了边区物价。为解决边区工作中暴露出的党政军民关系不协调的问题,开展了双拥运动。经过整风,中共实现了对边区部队的一元化领导,落实了党对军队绝对领导的原则,形成了中共军队政治工作的新成果——《关于军队政治工作问题的报告》和中共军事工作的指导思想——毛泽东军事思想。为克服边区部队存在的问题,特别是军阀主义与教条主义倾向,边区部队认真学习,经过整风,克服了自身存在的问题和缺点,形成了以中共中央西北局为首的一元化领导,落实了中共中央“九一”决定,增强了党政军民的团结,为巩固抗日根据地积累了宝贵经验。为总结经验,推广全军,在毛泽东支持下,将边区部队的整风经验成果写成《关于军队政治工作问题的报告》,形成了党和军队政治工作的历史性文献,与古田会议并列,多次下发全军学习。毛泽东思想提高了中共全党全军对毛泽东政治路线和军事路线的正确认识,肃清了王明错误思想及其他错误思想的干扰和危害,坚持了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的原则,总结形成了中共武装斗争的理论和指导军事工作的指导思想——毛泽东军事思想。毛泽东军事思想是中共领导军事工作,进行武装斗争的宝贵财富和强大的思想武器,为中共夺取抗日战争、解放战争胜利指明了方向,对建国后军队和国防建设产生了极大影响,至今仍是全党全军军事工作的指导思想。

张琳^[6]（2019）在《泉州市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研究（1968-1980）》文中认为1968年12月22日,《人民日报》发表毛泽东最高指示:“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很有必要”,大规模的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席卷了中国大地。论文以1968-1980年泉州市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为研究对象,在考察泉州市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主要历程的基础上,从知青下乡前的社会动员和政府的安置政策、知青下乡后生产生活情况及产生的适应与反差、知青返城后的就业安置与问题解决等几个方面,对泉州市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进行全方位、深层次的探究,以期还原特定历史情境下泉州市知识青年的真实面貌,把握泉州知青运动的区域特色。通过对特定区域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的研究,有助于我们以微观的视角比较、分析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的区域性差异,从区域研究角度切入,深化知青史研究的可能性。

张宏华^[7]（2019）在《晋察冀抗日根据地乡村社会建设研究》文中指出模范的晋察冀抗日根据地不仅培植了抗日力量为抗战胜利做出贡献,而且在乡村社会管理、民生建设、文化生活和社会规范中均注入新内容,基本上展开了一次完整的社会改革和社会建设试验,其内容在与原有乡村社会本色的交织互动中或急或缓地改变着华北这片土地与土地上的民众,创造着一个新社会。根据地乡村的社会改造与建设是在中共领导的革命中的改革,亦为新中国成立后全方位大规模的社会改造与改革积累了经验教训。本文以中共党史与乡村社会史相结合的研究视角,运用详实的史料阐释了中共领导根据地乡村社会改革和建设的历程以及根据地乡村社会变化的“实相”,力求展现历史发展过程中鲜活、真实、曲折而丰富的内涵。论文以回顾抗战前夕的晋察冀乡村社会状况为起点,从自然条件、政治生态、农民生活和社会文化等方面勾勒了根据地乡村社会建设展开的自然环境和社会生态;对晋察冀根据地乡村社会管理、民生建设、思想文化建设和社会规范进行了历史考察。在根据地传统的乡村管理中,中共这一现代政党组织的全新介入,使乡村社会管理发生了质变。中共作为外来组织力量通过推行新的方针政策、改造乡村政权机构及其工作人员而实现了国家意识向乡村的渗透。根据地乡村议行合一的行政体系取代了旧有的宗族、鬼神系统;选举政治的实践和新型社会组织的创立,使民众开始有效参与乡村社会管理;底层农民成为乡村社会领导层中的新兵,创新了乡村社会管理的基本模式。根据地乡村的民生建设围绕民众生产生活展开,通过发展生产、变革生产关系、调整利益分配、推行基本社会保障,形成新的乡村利益整合机制,减轻了农民负担,改善了农民生活。根据地教育、报刊、大众文艺活动的蓬勃开展丰富了农民精神文化生活,新的价值观和行为观、新的政治意识和社会意识亦随风潜入,无声地进入农民内心。根据地乡村社会规范在道德、生活习俗、法律和社会风气四个层面实现着革新。在残酷的战争与紧张的革命中,上述种种变革均存在不同程度不同角度的张力:外来新文化与乡土传统文明之间的隔膜、外来组织力量与地方不同势力之间的博弈、中共革命追求与农民现实诉求之间的距离、政策制定与实践推行之间的落差、有限资源与更大需求之间的矛盾等问题,都对中共局部执政和目标实现形成挑战。在此过程中,中共通过整党整风的路径以使自己的组织队伍与乡村的社会实际耦合,几乎在每一项工作中都加强对相关人员的培训学习,使基层干部这一党与乡村沟通的中介更符合党的要求和期望,使党员干部群众领袖能够既领会上级要求又契合本地实际推动工作,使政党意志真正深入乡村;乡村政权在实践中不断整理整顿、持续改造,克服种种政策上的、制度上的以及干部作风方面等新情况新问题,使基层政权在与既有乡村权力权威的较量中提升效率、完成任务、实现使命;各种文化载体、社会规范中政治内容的充斥、宣传鼓动激励等手段的充分运用,各种政策活动的内容与形式相互交融均强化了根据地各项建设的实效,加上利益的驱使促动农民尤其基层干部追随中共的政策指向,有力地减缓或化解了相关矛盾,使根据地乡村社会建设在战争革命中深入向前推进。中共领导的根据地建设催生了乡村社会的现代性因素,逐渐将根据地塑造为一个既不同于国统区又不同于传统乡村的新社会形态,是近代中国现代性最薄弱的乡村由传统向现代化演进的成功探索。探索的历史经验对中共处理全国执政中的新农村建设具有启示意义。虽然今日之中共非昨日之中共,今天的乡村亦非昨天的乡村,但今天的中共仍需全面深化改革,以改革的成效促进发展,以改革的成功巩固执政地位,今天的乡村乡民仍在向现代化迈进的路途,从这个意义上讲,他们面临的主题主要任务与当年并没有质的不同,只是具体内容的程度数量的差别。吸取根据地乡村在政党介入中的整党整风、政权建立中的整理整顿、政策制度出台实施中的调整调适以及乡村建设中社会管理、民主民生、文化教育、社会规范和社会风气全方位系统变革的经验,对新农村建设大有益处。

张雨新^[8]（2018）在《解放战争时期老区土地改革研究 ——以陕甘宁边区佳县为个案》文中研究说明中国近代革命的中心问题是农民问题,农民问题的核心则是土地所有权。解放战争时期,陕甘宁边区政府在中共中央五四指示、《中国土地法大纲》精神指导下,在老解放区领导群众开展了以实现“耕者有其田”为目标的土地改革,变封建土地所有制为农民土地所有制,消灭了封建、半封建剥削制度,基本解决了农民的土地所有权问题,为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奠定了坚实的群众基础。佳县位于陕西省东北部,属于中共领导下的老解放区,其北部毗邻国统区,是中共中央转战陕北驻地之一。佳县地少人多,土地集中现象比较明显,租额较高,无地、少地农民生活负担沉重。1946年解放战争爆发初期,陕甘宁边区政府采取发行土地公债征购地主长余土地,由无地少地农民承购的和平土改政策。在兼顾地主和农民利益、继续保持与中小地主统战关系的同时,适当解决农民土地问题。和平土改期间地主和农民的心态是复杂的。地主对待土地公债政策的态度分为三种:出于本能的消极对抗态度,发自内心积极支持的态度,表面积极支持、实际以求损失最小的利己态度。承购土地后贫雇农的心态有四种:第一种是积极承购,对中共和平土改政策充满感激;第二种是没有承购到好地的部分贫雇农对承购政策仍不满意;第三种是无劳力不愿承购和担心“变天”不敢承购;第四种是过去租种较多土地、此次被抽地贫雇农对承购政策不满。和平土改虽然初步解决了农民的土地问题,地主人均占有土地数量下降,土地占有关系继续朝着有利于贫雇农的方向发展。但地主占有的土地多为好地和近地,且和平土改忽视了充分动员农民的政治任务,这种政治和经济上的错位导致和平土改政策必然要被废止。1947年《中国土地法大纲》颁布后,中共中央西北局召开义合会议,佳县县委召开三级干部会议落实中央土地会议和土地法大纲精神。受“群众要怎么办就怎么办”的“左”倾观念以及晋绥边区的影响,佳县各地普遍以土地占有、生活程度、剥削关系、历史等四项条件确定成分,出现“查三代”、看政治态度、为斗底财、报私仇等故意提升成分的过激化现象。贯彻中央土地会议后开展的土地改革初步打消了地主阶级气焰,提高了农民的阶级意识,缺地、少地农民普遍获得了土地,地权关系再次发生有利于农民的变化,但也出现对富农阶层打击过重、侵犯了中农和兼营工商业者的利益的偏差。为了解决土改中出现的干部问题,佳县在西北局义合会议和中共中央十二月会议后,开展了以关门整党和开门整党为形式的土改整党。1947年12月,中共中央在米脂县杨家沟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做出土改纠偏的决定。纠偏中农村各阶层从利益最大化原则出发,对待土改纠偏的态度复杂:地主、富农暗流涌动,个别心存“变天”想法的甚至气焰嚣张;不少贫雇农在退地、退粮的纠偏政策面前表现消极,认为翻了个空身;中农心情最为复杂,有的因为纠偏退赔政策而长舒了一口气,有的斤斤计较于被错斗而怨恨贫雇农,有的担心再成为斗争对象而不自愿地献地。对政策变化应接不暇的土改干部则里外为难。根据中央纠偏政策,佳县各地按照老区抽补、调剂土地的精神,采取自报公议、三榜定案的办法重新进行成分划分,并整顿贫农团和农会,清洗坏干部,吸收积极分子,扩大群众组织,对错斗户道歉、退地、退粮和财物,进行全面纠偏,稳定了社会秩序。1950年3月,佳县农民拿到了土地证,确定了土地所有权,最终完成了土地改革。本文以佳县土改为个案,在深入挖掘佳县革命历史档案的基础上,突破传统的“政策—效果”研究范式,尽可能避免政策性描述以探讨中国共产党取得革命胜利的原因,采用“新革命史”的研究方法和国家——社会理论,综合运用政治学、社会学、心理学、历史人类学等多学科的相关知识和理论,从宏观与微观两个层面入手,既探讨解放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的土地改革政策,更讨论这些政策如何在陕北基层开展、实施及变化情况;既分析中共领导农民开展土地改革的动员办法,也讨论陕北农民利用乡村传统习惯与中共土地政策之间的互动和影响。通过考察中共土改政策与基层实践之间的张力,揭示解放战争时期陕甘宁老区土地改革的艰巨性、曲折性和复杂性,以个案研究印证全国老区土改的一般进程,并呈现老区土改的多面性。通过对解放战争时期佳县土地改革全过程的历史考察,本文认为,土地改革改变了农村原有的土地占有关系,农民获得了赖以生存的土地所有权,土地确权后解放了农村生产力。上级组织的介入不仅是土改整党时期也是新时代加强基层党组织建设的重要举措,既能督促本级组织落实上级决定,还能有效纠正本级组织贯彻执行政策中的偏差。以人民利益为中心的及时纠偏,是中共开展群众运动的重要环节,也是土地改革的宝贵经验之一。佳县土改的地方性实践,是农村基层政治精英“选择性吸收”政策的结果。灵活对待宗族关系与声望等乡村传统文化,是中共改造乡村的方式之一。

江光亮^[9]（2015）在《抗美援朝运动中江西省的民众动员研究》文中研究表明抗美援朝运动是影响中国近现代历史进程的重大事件。1950至1953年间,在朝鲜战争形势下,执政的中国共产党在全国范围开展了以“抗美援朝、保家卫国”为旗帜的一系列运动,诸如和平签名、武器捐献、爱国公约、参军参干、拥军优抚、爱国卫生等运动,对于新中国产生了重大而深远的影响。抗美援朝运动与土地改革运动、镇压反革命运动紧密结合,“三套锣鼓一起敲”,不仅有力地支援了对外战争,而且加速了国内经济恢复和社会改造进程,树立了中国共产党的权威,大大促进新中国政权的巩固和建设。本文以江西省为中心,研究抗美援朝运动中的民众动员问题。首先,考察朝鲜战争爆发前后江西省的社会政治状况。分析建国初期江西的基本形势,论述朝鲜战争爆发给江西造成的主要影响,阐明抗美援朝运动兴起的背景。其次,考察江西抗美援朝运动概况。论述江西抗美援朝运动“反美、援朝、爱国”三大主题,探讨运动展开的过程（分三大时期共六个阶段）及其阶段的特点。第三,考察江西抗美援朝运动民众动员的组织情况。分析运动领导机构及其核心力量的情况,对江西宣传机构人员、宣传网中的报告员、宣传员等骨干和宣传运作机制情况作重点研究。第四,考察江西乡村民众的动员情况。分析共产党在此过程中的政治目标、动员措施、动员过程、民众反应等,并以此强化农民阶级斗争意识和民族主义情绪,推动基层政权建设和乡村社会的改造。第五,考察江西城市民众的动员情况。分析共产党在抗美援朝运动中对工人、工商界、文教界、宗教界等阶层展开动员的不同策略及效果,以此推动国内政治整合,稳定社会秩序,加强城市新政权建设。第六,考察抗美援朝运动民众动员与其他两大运动的关系。分别探讨了民众动员与土地改革运动、镇压反革命运动之间的关系,重点考察其在动员目标、手段、关键环节等方面的关联。最后,对江西抗美援朝运动民众动员的基本方式、主要特点及其与新中国政权建设关系进行总结。分析其“网络化”、“盘旋式”和“渗透性”三个基本方式和“综合性”和“关联性”两个主要特点。总体上看,抗美援朝运动民众动员增强了民众对共产党的认同,加快了社会改革进程,大大促进了江西新政权的建设。

把增强^[10]（2013）在《困局与应对：抗战时期中共精兵简政研究 ——以华北抗日根据地为中心》文中研究说明抗战时期，为了稳固敌后抗日根据地，以应对日军疯狂侵略，中共开展了大刀阔斧的军政建设。由是，中共抗日根据地政权就经历了一个从无到有、从小到大、从不健全到不断发展完善的过程，并使得根据地社会从上到下都发生了重大变化。然而，迨至1940年代，伴随着侵华日军对中共抗日根据地的疯狂“扫荡”与“蚕食”，中共的很多军政建设呈现出一些不合于战争时局的严重问题。就军队系统而言，随着抗日战争的不断发展，战争机构与战时情况之间的矛盾日益凸显。一方面，地区越分割，日军“扫荡”越频繁、“蚕食”越加深，抗日根据地就越需要有足够的兵力去积极应对，否则就不能在敌后生存。另一方面，抗日根据地缩小了，弄得鱼大水小，兵多了平日养不起，反“扫荡”时则运转不灵。就政权系统而言，表现有三：一是因盲目追求政权建设的“完善”，致使政权机构的重复建设严重；二是过度追求事无巨细的工作，致使政权机构脱离生产的人员日渐增多；三是因政权机构与人员的日益膨胀，致使民力负担日渐加重。以上就是中共精兵简政提出前的重要时代背景。背景虽然清楚，但如果没有一套合适的理论加以统领，仍然不能对精兵简政为何会在中共抗日根据地提出并得以推广作有力阐释。其实，内外因原理不失为解析精兵简政政策提出的一个重要视角。如果按照该原理来释读的话，精兵简政提出的外部因素主要有三个：一是日军对中共抗日根据地的“扫荡”与“蚕食”更加频繁，手段更加残暴，使得抗日根据地的范围日渐缩小；二是自然灾害频发，且危害极大，使得抗日根据地生产受到严重破坏；三是国民党断绝并封锁了中共的外援通道，从而使得抗日根据地集财集力渠道被压迫到一个相对很小的空间。内部因素亦主要有三个：一是在经济不景气的情况下，中共抗日根据地仍普遍存在着人力、物力和财力方面的浪费；二是中共抗日根据地脱离生产人员过多，民众负担沉重，陷入“鱼大水小”、“头重脚轻”的严重困难局面；三是中共对所出现困难局面的解困摸索与精兵简政在要义上暗合。也就是说，精兵简政是多方因素叠加在一起致使中共抗日根据地陷入困境后“思变”的产物。不过，尽管身处困局，并历经事先摸索，但在中共精兵简政过程中，无论是在军队系统，还是在政权系统，都普遍存有一些普适性问题。这其中既有因对精兵简政政策领悟不同而产生的认识分歧，亦有因对精兵简政政策体悟有别而在执行过程中产生的差别化做法，甚有个别人员不惜违反中共指示来抵制该政策的实施。比如，对于精兵简政指示，有些地区虽给予了高度重视，但仅仅是限于重视指示本身，而并未予以普遍实施和认真贯彻；有些地区，虽然上级机关给予了应有重视，并制定了精兵简政计划，且派员到下级机关督促调整，但因下级机关人员未曾了解精兵简政的重要意义，所以不能有效执行；还有少数地方则直接漠视，不管中央如何决定，仍然是“原封不动”、“我行我素”，把自己的地区或工作部门看成是“例外”，更有甚者还在想扩大部队、添设机关学校，如此等等。需要说明的是，在这些不同认识中，不仅被精简者有之，执行精简者亦有之。就被精简者而言，利益受损与对未来出路的迷茫或对未来安置的不满是造成这一群体对精兵简政怀有怨言的主要原因。就执行者而言，无论是认为简政就是“减政”，陷入精简主义；还是囿于“人多力量大”的传统认识，陷入繁政论的窠臼；抑或是得过且过的“近视眼”观点以及一味幻想未来的“远视眼”观点，均与其对精兵简政的差别化领悟密切相关。有鉴于此，中共采取了积极有效的应对之举。如果按照军队系统与政权系统分而论之的话，就是在军队系统厉行精兵建设，在政权系统厉行简政建设。中共抗日根据地军队系统的精兵建设涉及范围极广，其中既有对作战部队的编整，如对野战军与地方军等正规军的编整、对各地基干团与民兵的编整等，也有对部队中非作战部门的编整，如军区后勤部、卫生部、野战医院、卫生学校、战斗剧社等等，几乎囊括了军队系统中的所有部门。在政权系统简政方面，中共抗日根据地主要采取了全面紧缩、局部调整、重点加强与有效安置的策略，并秉持了两个不妨害原则：即精兵简政决不要妨害到战争；精兵简政决不能妨害到工作。当然，对于不同部门，在实施精兵简政时所采用的原则与方法不同，动员与实施的策略也各异。比如，为了尽量减少人们的不安心理，避免影响正常工作的开展，并能较好地完成精简任务与目标，在精兵简政开始前，各地大多进行了周密的组织与领导，并在精兵简政开展过程中广泛采取了教育动员以及开会传达与教育讨论相结合等多种方式。为避免人心浮动，在裁减人员时，各地大多结合自身情况制定了相应的裁减标准与处理方式，并力求区别对待、多元安置，等等。需要说明的是，抗战时期中共精兵简政的一系列具体做法都是在“摸着石头过河”的基础上探索出来的。正是由于其探索性特征，在具体实施中才存在着很多变数，即政策在很多时候都是经过调适与变通才推行下去的。而对这种具体过程的勾勒显然也是既往研究的缺失所在。当然，站在理性的角度，任何研究只有站在前人研究基础上进行，才会更具前瞻性。本选题亦是如此。唯需再加交代的是，本文的研究思路和方法较之既往研究还是有着很大不同。具体讲，既往精兵简政研究成果大多采取的是传统革命史书写套路，即在研究精兵简政时大多囿于传统的习惯思维而采取“政策—效果”式单一向度的研究模式。而本文则力图运用“新革命史”研究理念，在“政策—效果”模式之间加入互动过程，从国家与社会互动关系的视角全方位、多角度地解析抗战时期中共精兵简政，并重点阐释精兵简政给政府、军队与被精简人员带来的影响，解说党、政、军、民各界人士对精兵简政政策的感性化、世俗化理解，以及被精简人员的反应和中共对被精简人员思想症结的疏导等。然而，如此繁复的曲折过程以及如此多群体的多元互动，显然需要多种方法来解说。基于此，本文在运用“新革命史”研究理念统领全篇的同时，还力图融汇历史学、政治学、社会学、经济学、心理学等多学科理论以及唯物辩证法、文献分析法、比较分析法、归纳分析法、心理分析法等多种分析方法，以当时的档案资料和报刊资料为主要分析依据，从基本的历史事实出发，进行实证性的具有原创意义的研究。而对中共精兵简政的此等多维解读，不仅会使人们对精兵简政有一个更全面、更完整、更符合历史实际的了解和认知，还会给人以摆脱传统认知的清新感和思想启悟。

二、退伍军人动员准备应注意的几个问题（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退伍军人动员准备应注意的几个问题（论文提纲范文）

（1）太岳革命根据地的参军动员（论文提纲范文）

（2）新时代中国特色兵役法律制度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3）塑造“社会主义新人” ——集体化时代一个晋东南村庄的个体与群体（论文提纲范文）

（4）南昌市民兵组织研究（1949-1966）（论文提纲范文）

（5）陕甘宁边区军事建设问题研究（1937-1945）（论文提纲范文）

（6）泉州市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研究（1968-1980）（论文提纲范文）

（7）晋察冀抗日根据地乡村社会建设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8）解放战争时期老区土地改革研究 ——以陕甘宁边区佳县为个案（论文提纲范文）

（9）抗美援朝运动中江西省的民众动员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10）困局与应对：抗战时期中共精兵简政研究 ——以华北抗日根据地为中心（论文提纲范文）

四、退伍军人动员准备应注意的几个问题（论文参考文献）

• [1]太岳革命根据地的参军动员[D]. 卫锴. 山西大学, 2020(01)
• [2]新时代中国特色兵役法律制度研究[D]. 林高松. 武汉大学, 2020(04)
• [3]塑造“社会主义新人” ——集体化时代一个晋东南村庄的个体与群体[D]. 张瑜. 山西大学, 2020(01)
• [4]南昌市民兵组织研究（1949-1966）[D]. 刘杰. 江西师范大学, 2020(10)
• [5]陕甘宁边区军事建设问题研究（1937-1945）[D]. 王天丹. 陕西师范大学, 2020(01)
• [6]泉州市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研究（1968-1980）[D]. 张琳. 福建师范大学, 2019(12)
• [7]晋察冀抗日根据地乡村社会建设研究[D]. 张宏华. 山西大学, 2019(01)
• [8]解放战争时期老区土地改革研究 ——以陕甘宁边区佳县为个案[D]. 张雨新. 西北大学, 2018(02)
• [9]抗美援朝运动中江西省的民众动员研究[D]. 江光亮. 武汉大学, 2015(07)
• [10]困局与应对：抗战时期中共精兵简政研究 ——以华北抗日根据地为中心[D]. 把增强. 河北大学, 2013(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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