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萧红文学创作的东北地域文化因素

一、论萧红文学创作的东北地域文化因素（论文文献综述）

戴珍玲^[1]（2021）在《丁玲与萧红女性意识比较研究》文中研究说明丁玲和萧红作为中国现代文学史上不可忽视的两位女性作家,她们将自身丰富的女性体验与对女性群体的密切关注融为一体,以文本创作的形式对中国现代女性的解放问题进行探索。结合丁玲和萧红的女性经历,将之作为解读其作品的互文性背景,从两性、家庭和社会三个关系维度来分析她们女性意识在文本中的体现,可以发现丁玲和萧红对女性解放道路有着不同的理解与思考:丁玲认为通过政治权力争取两性平等是实现女性解放的根本之途。对政治的追求与强调不仅表现在丁玲自身的人生选择中,也影响着丁玲笔下的女性形象塑造;而萧红的创作则关注两性差异,强调男权文化对女性走向社会的阻碍。这种创作差异正是丁玲、萧红女性意识在文本创作中的直观体现。女性解放难以一蹴而就,丁玲和萧红对女性解放的探索也不可避免地受历史局限性的影响。但不能否认的是,她们的创作所体现的对女性群体的关怀以及对女性解放话题所进行的思考,对推动女性解放运动有着重要作用。论文主体分为三个部分:第一部分主要界定女性主义理论中的相关概念,梳理该理论在国内的传播与接受过程,肯定丁玲和萧红的创作价值,点明她们的创作在现代中国女性文学史上的重要地位。第二个部分通过分析丁玲和萧红笔下的女性人物在两性、家庭和社会三重维度遭遇的不同困境来解读丁玲和萧红女性意识在文本中的体现。第三个部分主要比较丁玲和萧红女性意识的异同,分析造成丁玲和萧红女性意识差异的原因,并探讨丁玲、萧红的女性文学创作对当今社会女性解放话题的启发。

刘广利^[2]（2021）在《黑土地上的歌吟 ——新时期以来东北散文研究》文中认为本文结合东北地域文化精神,考察了东北地区散文的发展历程,对东北文化“场域”与新时期以来东北散文的关系作了揭示,并从多个角度对新时期以来的东北散文进行了研究。东北散文的生发演变有迹可循:1919至1931年是东北现代散文的产生和发展期;随后,在历史的风云际会中产生的、伪满时期的沦陷区散文记录了一个时代的面影,东北作家群散文和东北光复后散文则从多个方面丰富了东北现代散文的面貌;20世纪五六十年代,北大荒散文和马犁、赵赴的作品为东北文坛增添了风景;新时期以来散文观念的更新又带来东北散文创作面貌的变化。本文在对以上各阶段散文创作的题材内容和审美风格进行考察的同时,阐述了东北地域风光、民俗风情和东北民族文化精神,东北移民文化和被殖民的历史遭遇,当代体制文化,东北地区文学期刊的理论倡导和栏目设置等文化“场域”为新时期以来东北散文带来的地域文化色彩。在这一基础上,本文从乡土书写的多向性、知识分子散文的文化守望意识、生态关怀、民族情怀等角度对新时期以来东北散文的思想艺术面貌进行了分析,包括原乡记忆的多维表达、乡土体验的个性化和纵深化,知识分子散文对自我主体性的寻求和独特的精神品位,现代生态伦理的诗意表达,民族文化情结的倾心抒写等。还分别从作家对东北风物习俗的书写和作品中的“生活美学”气息、现代眼光主导的文化思考和建构精神家园的意识、重建生态文明的强烈愿望、对民族文化传统的眷恋与寻求等方面,对迟子建、王充闾、胡冬林、鲍尔吉·原野、格致等有代表性的作家的散文创作作了较为详尽深入的分析。此外,本文对东北散文创作的未来进行了展望,指出创作多元化趋势将长期保持,艺术手法的探索将影响创作的面貌,过分强调思想、概念而忽视散文的文学性和美感的状况将得到改变,不迎合、不造作、真实率性地表达自我、抒写性情的写作姿态将普遍形成。同时也指出新时期以来东北散文创作存在的问题,如东北地区文化创造意识相对薄弱给散文创作与传播带来消极影响,作家成长发展的环境有待于优化等。

丁明秀^[3]（2020）在《东北沦陷区儿童文学史论（1931-1945）》文中提出本文以东北沦陷区儿童文学为研究对象,以这个时期具有较大影响力的报纸、杂志作为研究的史料依据。在全面搜集散落于东北各大报纸副刊与杂志中的有关沦陷区儿童文学原始资料的基础上,运用文献学研究方法,对东北沦陷时期的儿童文学作品进行全面梳理,深入解读,力图呈现东北沦陷区儿童文学的整体面貌。同时,以东北殖民语境为背景,利用全方位的视角,通过对儿童文学的类型、主题、艺术表现及儿童文学作家、理论批评等多方面的考察,形成对东北沦陷区儿童文学发展状况的整体建构。纵向上,将东北沦陷区儿童文学放置于中国现代儿童文学发展的整体历程中,横向上,与同时期其他沦陷区的儿童文学进行对比。以期可以在宏观层面了解、把握东北儿童文学的发展历程,进而探求在特殊的时代背景下东北儿童文学的存在形态。揭示东北沦陷区儿童文学创作者受制于日本殖民统治下的生存状态和文化选择,归纳概括东北沦陷区儿童文学的历史地位和文化意义。第一部分梳理沦陷前的东北儿童文学。主要从两个方面进行:一是中国现代儿童文学的出现与东北儿童文学的觉醒;二是东北新文学运动与现代东北儿童文学的发展。第二部分具体探究东北沦陷区儿童文学的生态环境。殖民语境是沦陷时期东北儿童文学不可忽视的重要特征,通过对统治机构、文化政策、教育措施和文学阵地的分析,明晰东北沦陷区儿童文学的生存语境。第三部分划分东北沦陷区儿童文学的类型。以报纸《泰东日报》的儿童副刊《儿童专刊》《儿童周刊》《少年》等（1931—1945）、《大同报》的儿童副刊《儿童》《儿童与学生》等（1933—1942）、《盛京时报》的儿童副刊《儿童周刊》等（1933—1942）、《国际协报》的儿童副刊《儿童》等（1934—1936）及杂志《满洲学童》（1936.10—1945.3）、《新满洲》（1939.1—1945.4）、《新青年》（1935.10—1942.6）、《麒麟》（1941.6—1945.1）等作为切入口,梳理、评析东北沦陷时期的童谣、儿童诗,童话,儿童小说,儿童剧等的审美特点和艺术价值,以期呈现东北沦陷区儿童文学的整体发展面貌。第四部分考察东北沦陷时期的儿童文学创作群体。通过对在儿童文学创作方面成就突出的作家杨慈灯,郑毓钧、未名等有影响的作家及站在正义立场上的作家群体创作情况的考察,致力于展现儿童文学创作的多元化。同时探究作家创作思想的转变和由此引起的作品主题转型,并阐释其中的文化意义。第五部分探究东北沦陷区儿童文学的多样主题与艺术特色。在殖民统治之下,儿童文学主题表现出反抗、潜隐反抗与迎合三种倾向,每种主题倾向中都包含着复杂、多样的表达方式,而且这三种主题并非一成不变,而是呈现出互相渗透和流变的特征。第六部分是东北沦陷区儿童文学理论批评。通过对东北沦陷时期儿童文学理论批评呈现的特征分析,勾勒出儿童文学理论批评的发展方向。东北沦陷区这个特殊时空使得儿童文学既遭到殖民统治的束缚,也使其在政策的夹缝中找到生存空间,文化殖民主义的二律悖反性使得东北沦陷区的儿童文学表现出不同于其他时期文学的文化价值和审美价值。

刘青^[4]（2020）在《论萧红小说的“越轨”表现》文中提出萧红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特色鲜明的作家,以其朴素而真实的思想,自然清新的文笔,成为中国现代文学史上有意味的文学景观。萧红的“有意味”既体现于其阅人观物的独异,也表现在其文学表达的别致。种种“越轨”的背后是她那颗善良敏感之心对人、对世界的理解和悲悯。鲁迅在《生死场》的序言中谈到:“叙事和写景,胜于人物的描写,然而北方人民的对于生的坚强,对于死的挣扎,却往往已经力透纸背;女性作者的细致的观察和越轨的笔致,又增加了不少明丽和新鲜。”（1）鲁迅的评价肯定了萧红小说独特的艺术个性,而形成其艺术个性的核心在于“越轨”。综观萧红的小说创作,“越轨”的不仅是其“笔致”,也包括思想内容和艺术形式。本文抓住萧红小说“越轨”的特点,对萧红小说思想内容和艺术特色的独特性进行细致分析。首先,探讨萧红小说创作“越轨”的成因。萧红先天的“茬子”性格加之后天坎坷的成长经历,让她一颗敏感、倔强之心备受冷落、挫折,对爱和温暖的追求成为其一生的目标。她的文学创作是内心真情实感的自由展现,作品没有任何条框的约束,也并不在意是否符合传统的文学规范。平凡俗常的生活经过萧红的审美选择与思考发现,都是一个崭新的世界。其次,分析了萧红小说思想内容的“越轨”表现。通过文本细读,从对弱小者的理解与接受、故乡的写实与诗意呈现、女性意识及其超越性三个方面分析了萧红小说思想内容的独特性与深刻性。萧红对底层人民有着感同身受的理解与接受,她真诚地认为“我的人物比我高”,坚持“文学应对着人类的愚昧”的文学观,面对宏大的抗日主题,萧红有独特的选材标准,即坚持写自己最熟悉的生活,通过日常生活的琐事传递出自己的悲悯情怀;萧红笔下的故乡,在写实与诗意间互相碰撞,融入了她对生命独特的感觉和思考,展现了独特的“萧红式”书写;在观照女性命运时,萧红不止于对男权的控诉,她的女性意识超越了性别之间的对抗,从人性和人情出发,站在人类生存意义的高度,既能感受女性之艰难,也能体贴男性之不易。再次,分析了萧红小说艺术特色的“越轨”表现。萧红笔下的文体、结构、语言都有独特的萧红味。萧红小说自由的文体,彰显了其不拘一格的自由追求,“情节的淡化”和“无中心人物”让她的作品成为了一种介于小说、散文和诗之间的独特文体;散点透视的结构更是别具一格,时空的碎片化和情节的断裂形成了独特的叙事效果;稚拙的儿童式话语,带来了一种生疏新鲜的独特体验,温情絮语和悲情哀哭的变奏,交织碰撞出了空灵的感觉,奠定了悲喜交织的感情基调,这些都展现了萧红小说“越轨”的艺术魅力。最后,揭示萧红小说在“越轨”表现的背后,彰显的是萧红对生命本身的尊重和关爱。萧红的小说创作对人性的清醒洞察、对人类生存处境的理性思考、对人类精神困境的关怀,都突破了民族、阶级、时代的局限,表现的是对于人类物质生存和精神困境的终极关怀。萧红小说中深蕴的人类学内涵,使其“越轨”表现具有内蕴深厚的基础和丰富独特的涵义。

张晓旭^[5]（2020）在《论萧红作品的矛盾性》文中研究表明萧红是现代作家群体中一个独特的存在,是一位能够把自己曲折的人生经历、生死感悟述诸于文字,创作出直击人心作品的优秀作家。萧红作品呈现出的极具张力的文本语言、冲突对立的情感结构、纷繁复杂的文本意蕴,在今天仍有很大的研究空间与探究价值。为了进一步走近萧红,解读萧红作品的矛盾性,本论文主要从文本呈现、原因探究、价值与局限三个方面对萧红作品的矛盾性进行研究分析,以期形成研究专题,丰富研究实绩。本论文主要从抗战、婚恋、乡土三个维度切入萧红作品,通过文本分析,原因解读和价值、局限探究,全面论述萧红作品的矛盾性。在“抗战书写的矛盾性”部分,着重对战斗者与逃难者矛盾的人物形象,战时民众矛盾的革命心态,战时氛围的矛盾性三方面进行分析;在“婚恋书写的矛盾性”部分,从抗命与认命、独立与依赖两方面对萧红作品中女性形象的矛盾性进行分析,再从传统与现代的婚恋观、理想与现实的婚姻抉择两方面具体分析男女主人公矛盾的婚恋心理,最后对萧红作品呈现出的情感关系的矛盾性进行解读;在“乡土书写的矛盾性”部分,着重分析萧红笔下既朴实又狡黠、既善良又丑恶的东北人形象,并从乡怨与乡愁两个角度分析萧红作品情感结构的矛盾性,以及生命书写的矛盾性。在初步梳理出萧红作品矛盾性的文本表现后,从萧红独特的生命体验与文学道路的选择两个方面深入研究萧红作品矛盾性背后的主客观原因,并从人性话语、感官体验、文本氛围三个角度分析萧红作品矛盾性的价值,从情感冲突、人物形象等角度分析萧红文本书写的不足,结语部分收束全篇。

王行^[6]（2020）在《孙惠芬小说创作研究》文中研究表明孙惠芬的小说创作具有鲜明的经验性特征,大部分作品出于作家的生活经历、情感经验和生命体验。孙惠芬发表的第一篇小说就是来自于自己的日记,这篇改变孙惠芬命运的作品激发了她的创作热情,也规约了她的创作路线,于是孙惠芬沿着这条经验性的创作道路坚持走了下去,成为中国文坛的一位重要作家。纵观孙惠芬的整体创作情况,我们可以发现一条清晰的创作路线,她所有的作品几乎都没有走出辽南,坚持辽南故事的文学书写。孙惠芬所有的辽南故事几乎都围绕着故乡展开,十里洼、歇马山庄和上塘村都源自孙惠芬故乡山咀子的文学想象,它们共同构成了孙惠芬完整的文学故乡。孙惠芬的文学创作大体可以划分为四个阶段,这四个阶段的文学划分依据于作家创作特征与个体经验之间的关系。在文学创作的第一个阶段,孙惠芬利用的文学创作资源主要来自于童年故乡记忆和乡村传统文化的传承,这也是作家心灵史的文学源头。童年经验对于文学创作的影响早已得到人们的普遍认同,部分中国当代作家也都承认了自己的文学创作与童年之间存在的紧密关联。孙惠芬也曾坦言自己小说创作的念头就源于童年的经历,而创作于世纪之交的第一部长篇小说《歇马山庄》正是源于对童年故乡的想象。孙惠芬的童年记忆充满了“60后”作家普遍性的苦难记忆,这种苦难感对于乡村出身的孙惠芬而言,主要表现为物质的匮乏和精神的贫乏,而这种苦难体验最终内化成孙惠芬的性格,进而又外化为细腻、琐碎而又悲伤的文学风格。孙惠芬文学创作的第二个阶段,主要来自于她的青年生活经历。青年时代的孙惠芬充满了对于“外面”世界的渴望,心怀青少年叛逆情绪的“怨乡”情结,“逃离”乡村走进城市成为青年孙惠芬的人生理想。于是在文学作品中呈现出了文学“自叙传”的特征,借助小说抒发个人情感、情绪,很多作品也都取材于青年时期的真实生活经历。《小窗絮雨》《变调》《孤独者之歌》《小镇文化人》《来来去去》等小说,既是她青年时代的作品,也是她青年时代情感和经历的文学表现。进入新世纪后的孙惠芬来到了人生的中年阶段,同时经过长时间的思考、学习和写作,开始进入文学创作的“中年写作”阶段,这也是她文学创作的第三个阶段。此时的孙惠芬离开了小城庄河进入大连市文联工作,成为了真正的城里人,但是却失去了身份的自我认同,走上了“精神返乡”的文学之路。孙惠芬的“中年写作”虽然失去了“青春写作”的活力,但是却拥有了历史的厚重和思想的深度。在情感上开始由己及人,扩展了情感关注的对象,将对自我情感和心理的关注扩展到更为广阔的群体。在立场上表现出鲜明的底层立场,坚定地为乡村和农民发声,尤其关注那些进城农民工的生存境遇和精神困境。孙惠芬文学创作进入第四个阶段的代表性作品是《寻找张展》,这部长篇小说的出现改变了孙惠芬的文学格局,她终于开始创作关于城市和城里人的小说,开始关注城市青年的精神困境。可以说《寻找张展》是孙惠芬文学创作的里程碑式作品,通过这部作品我们看到了一位真正完成从农民到市民身份转变的作家,这部作品也可以视之为孙惠芬文学进城的开篇之作。这部小说的出现也意味着孙惠芬终于从身体进城进入了精神进城,在精神上真正融入了城市,实现了身份的自我认同。孙惠芬这次文学进城的实验性写作,是否意味着城市文学将成为她创作的常态?还有待于我们拭目以待。孙惠芬的文学作品在人物形象、叙事和文体等方面表现出一定的异质性特征。出身于传统乡村的孙惠芬从小就接受到来自母亲和奶奶的言传身教,从而养成了传统女性的道德品质,传统乡村的伦理道德观念已经内化为她人格特征的基本底色。因此我们可以从孙惠芬的小说中看到她的传统特征,经常以传统乡村伦理道德观念作为审美标准,表现出对乡村传统女性的欣赏和认同,正如《静坐喜床》中那位“坐床”的新嫁娘。这种价值观念最终外化为“圣母”情结,而男性的“圣母”情结最终内化为女性的自我身份认同,她们在历史的洪流中不自觉地认同了来自男性的带有压抑、强制和霸权色彩的女性角色定位,并将“圣母”形象变成女性的一种人生追求。这种“圣母”形象在《蟹子的滋味》《给我漱口盂儿》《秉德女人》等作品中大量出现,以文学的方式将家庭生活中的那些“母亲”打造成为“圣母”。但是随着孙惠芬思想认识的不断提高,她开始关注于中国乡村社会转型期那些身处裂变中的现代农民,那些游走于城乡间的农民工,既失去了乡村的文化之“根”,又承受着来自城市的排斥,陷入身份认同的困惑。而在那些进城农民工群体中,女性农民工更是身处于社会底层的底层,她们遭受来自城市更为深刻的创伤。而农民工的大量进城造成了乡村的“空巢”,“空巢”乡村里那些留守女性既要承担丈夫离去后的劳动压力,又要承受丈夫缺席后的性压抑和性苦闷。正是在这种历史背景下,中国乡村开始出现了新的现代女性形象,她们在裂变中的乡村寻找新的生存之路。孙惠芬本是一位并不注重小说技巧的作家,但是在长期的文学创作中也养成了自己独特的叙事方式。孙惠芬的小说叙事并非一成不变,而是随着叙事立场和叙事视角的变化而变化。作为女性作家孙惠芬小说叙事经常表现出女性叙事视角,但是却并未表现出偏执的女性主义叙事立场,形成了叙事立场和叙事视角的二元悖论关系。孙惠芬在乡土小说创作中坚持的底层立场,使她一直坚定地站在乡村和农民的立场上发声,在作品中则表现出一种乡村叙事视角。进城后的孙惠芬不仅拥有了城市身份,也拥有了知识分子的身份,开始以知识分子启蒙主义的文学立场观照中国乡村、关心现代农民,以城市叙事视角观察中国乡村的现代性之变。在小说文体上孙惠芬也相继做出过实验性的写作尝试,从最初的散文化乡土小说到后期的方志体小说和“非虚构写作”,孙惠芬表现出自觉的小说文体创新意识。孙惠芬的文学创作深受沈从文和萧红影响,尤其是他们文学创作中的散文化倾向,散文化小说不仅仅表现在语言上和文体上,还表现在艺术精神上。孙惠芬以散文体进行小说创作,经常模糊掉个体生活的真实性与文学虚构性之间的关系,让我们在小说中真假难辨。孙惠芬在长篇小说《上塘书》中采用了方志体的文体结构,方志体小说不是孙惠芬的首创,它来源于方志小说,表现出对于真实性的文学追求。孙惠芬的《生死十日谈》采用的是“非虚构写作”方式,以非虚构的叙事方式营造出一种真实感,从物质和精神层面揭示出底层农民的生存困境和精神绝望,直击“非正常死亡”及其背后隐藏的“自杀遗族”问题。以期引起社会的普遍关注,这在一定意义上拓展了文学的边界,具有文学意义和价值。

徐祖熹^[7]（2020）在《端木蕻良土地小说语言风格研究》文中认为端木蕻良作为东北作家群中的一员,几十年来笔耕不辍,作品题材丰富,数量众多。其土地小说的创作更是具有鲜明的特色。本文以端木蕻良具有代表性的土地小说《科尔沁旗草原》《大地的海》《蔡庄子》《刘介梅》为研究对象,采用定性分析法、定量统计法,从词汇、修辞两个角度对土地小说的语言风格进行分析。第一部分对端木蕻良文学创作及其土地小说语言风格进行整体概述。首先对端木蕻良生平与文学创作进行概述;其次对端木蕻良土地小说整体语言风格进行概述,主要语言风格表现为平易质朴、细腻丰赡、繁丰生动。第二部分对端木蕻良土地小说词汇进行分析。首先从语义、词性两个角度对方言词汇进行分析,验证其平易质朴的语言风格;其次从形式、词性以及与其他作家对比的角度对重叠式词汇进行分析说明,验证其细腻丰赡的语言风格。第三部分对端木蕻良土地小说修辞进行分析。首先对20种辞格进行分类分析,其次从超语义搭配和超语法搭配两个角度对超常搭配中修辞格进行补充分析,验证其繁丰生动的语言风格。第四部分对端木蕻良土地小说语言风格形成原因进行分析。从主观与客观两个方面,并结合端木蕻良的气质性格、学识经历、政治与文化环境、经济环境等方面分析其小说语言风格形成原因。结语部分对端木蕻良土地小说语言风格特点进行总结。

余泽清^[8]（2020）在《论萧军小说《第三代》的启蒙精神》文中研究表明萧军是中国20世纪一位重要的作家,纵观他的一生,凄凉又悲壮,是革命的冲锋者,也是启蒙的先行者。在国家动荡、社会黑暗的时代背景下他深受“五四”启蒙精神的影响,其创作既与时代精神相结合,用手中的笔作为武器肩负起一定的使命与责任,另一方面,他也力求在文学创作中保持自己独立的人格和自由的思想以坚守文艺的独立性。萧军在《第三代》中始终坚持知识分子立场,在继承五四启蒙精神的基础上还对其有所发展,小说深刻描绘了从辛亥革命到第一次世界大战初期东北乡村和城市人民生活于苦难之中却仍对生活抱有希望,以及对压迫产生的强烈反抗和复仇的情绪。分析小说文本,能看到萧军力图挖掘东北人民反抗精神的历史渊源,在对反抗道路不同选择的背后是东北人民自我觉醒过程的呈现。这是萧军在经历时代浪潮侵袭和文艺政策的约束后,在回归“五四”启蒙精神的基础上加上了对延安政治话语的客观回应。这种回归和回应显示了萧军作为知识分子对“人”的解放的执着追求和对时代和民族的担当。本文以萧军小说《第三代》的启蒙精神为研究对象,一共分为三章:第一章通过阐述萧军独特的自由人格和传奇的人生经历,以及在此影响下的小说创作,来分析《第三代》思想形成原因及其思想在文学作品中的具体表达经历了怎样的发展过程。第二章从作品的历史语境出发阐述《第三代》的启蒙表达,作者在继承五四精神的基础上还注入了他对革命启蒙的理解与发扬,力图在此过程中深刻挖掘东北人民漫长的觉醒历程以及作者对东北人民革命斗争必然胜利的信心。第三章主要分析萧军在日益紧张的延安文艺政策中所表达的对知识分子立场的坚守,并在知识分子集体“转向”的文艺氛围中完成了某种程度上的思想转变。这一转变在《第三代》中表现为作者在时间和空间的布局中反映了东北人民竭力反抗压迫的历史现实,但另一方面处于蒙昧中的人们还未看清封建传统和帝国主义压迫人民的本质,导致他们的反抗无不以失败告终。

孙嘉忆^[9]（2020）在《东北作家群小说的死亡叙事研究》文中研究指明作为特定的历史条件下产生的文学群体,东北作家群创作了大量表现中国人民的生活与抗战的小说,这些小说普遍包含着丰富的“死亡”现象描写。死亡在东北作家群的笔下并不只是一个意象或情节,更承担着小说的叙事功能、内蕴着作家对人生的感悟。“死亡叙事”在东北作家群小说中形成了激情与悲情交融的生命之歌,传达出作家的死亡意识与人文关怀,展现了作家对于人的生存困境的关注以及死亡价值与生命意义等的理性思考,也在一定程度上提升了小说创作反映社会现实的深度与广度。本文从死亡叙事这一角度出发,联系当时的时代历史背景以及作家的生命体验等阐释东北作家群死亡意识的生成,并在此基础上通过对文本的分析,进一步探索东北作家群小说对死亡的多维度呈现、其丰富的艺术表现与审美意蕴。论文试图通过对以上问题的深入研究,挖掘东北作家群小说在东北现代文学乃至中国新文学中的独特价值。全文共分为四个部分。第一章从时代历史背景、作家的人生经历、地域文化和中外文学的影响等方面探究东北作家群死亡意识的产生根源,阐释这些相互作用的内部与外部因素对作家的死亡意识以及对其小说死亡叙事所产生的影响。第二章阐明死亡类型的文本呈示,即在文本细读的基础上分析东北作家群小说展现了哪些死亡。通过抗争、苦难和良知等不同维度呈现了中华大地上的“死亡”现象,揭示东北作家群笔下抗战者的慷慨赴死、社会底层劳动者在承受阶级压迫与生命苦难时的生死挣扎以及丧失道德理性乃至人性者的精神之死,阐明东北作家群对生存、死亡和生命等的理性思考,探析小说的精神内蕴。第三章剖析东北作家群小说在艺术层面是如何叙写死亡的,从叙事笔调、表现手法和语言等方面探究东北作家群小说的美学诉求,体会其死亡叙事独特的艺术魅力。第四章在前三个部分论述的基础之上,阐释东北作家群小说死亡叙事深沉的审美意蕴。面对死亡,东北作家群表现出强烈的抗争意识,通过对死亡和生命的追问与探寻,作家们在特殊的社会历史时期肩负起救亡的历史使命,坚守着启蒙国民思想的重要责任,对生命个体精神世界的重视以及对生命意义的探寻展现了其作为一代知识分子的人道主义情怀。

刘丁杰^[10]（2020）在《当代文学史书写中迟子建创作研究》文中研究表明对于当代中国文坛来说,迟子建始终是一个独特的存在;对于热衷类型化研究的文学史家和研究者来说,她是一个等待破解的谜题。有评论家曾说:“从发表时间上看,迟子建的小说面世始于1985年,从此其特异性仿佛与生俱来,一直到新的21世纪,她的创作始终不能让人依各阶段文学的基本类型来给出归属。”（1）迟子建从进入文坛以来,一直以那片白山黑水的东北地域作为自己的创作题材,描写神奇的自然景观与风土人情。她的创作有一种神奇的“矛盾”,语言晶莹剔透的同时又带有“质”的坚韧,温柔细腻的描写中又蕴含着雄浑大气的境界。创作以来,她曾获第七届茅盾文学奖、鲁迅文学奖等诸多文学奖项,虽获奖多少不能与作家的文学史地位直接画上等号,但足以证明迟子建正处于当代文坛的中心位置,在当代女作家之中也是一位颇有“重量”的女性作家。然而在文坛中正以稳健的态势高质量创作的迟子建,在当代文学史书写中却受到了“冷遇”。在众多当代文学史着作中,对迟子建的作品及其审美艺术特色几乎没有详细的介绍与分析,甚至直接“忽略”。已经进入史学视野的迟子建却没有获得与其文学创作相匹配的文学史地位,这一现象的背后折射出当代文学史书写机制存在的哪些问题?带着这些疑问,本文针对以上问题,围绕以下三个方面进行写作:迟子建当前的入史情况与原因、迟子建的创作的文学价值与史学价值、迟子建创作如何与文学史书写产生有机联系。在探讨迟子建的文学史地位问题的基础上,为当代文学史书写提供新的思路,整篇论文的结构划为以下三大部分:第一章对作家迟子建当前的“入史”现状进行整体概述并研究其原因。第一节阐述迟子建当前的“入史”情况。选取的20本较为权威的文学史其中有10本提到了迟子建的文学创作,但其中绝大部分只将迟子建列入“女性文学”这一章节并简单几笔代过,揭示出迟子建虽已进入当代文学史的书写视野,但没有引起史家足够的、应有的重视。第二节选取了当代文学史中频繁出现的几位典型女作家:王安忆、池莉、方方、陈染、林白。通过对比迟子建与她们的文学史地位可知,迟子建恒定不变的创作风格与品质不与诸多主流文学流派风格相近,而在当下主要以思潮、流派的发展为线索,串联起整个文学史脉络的文学史书写范式中,“特立独行者”并不占优势。第三节分析迟子建无法进入文学史中心视野的原因,一方面由于作家自身稳定的审美追求与史观的差距、作家与文学社团、多媒体发展之间的关系以及作品反映社会深度等多方面原因,另一方面通过分析路遥、史铁生、王小波等被文学史“遗忘”的典型作家与迟子建创作的异同点,对当前的文学史书写进行反思,当前的文学史书写存在史观僵化、陈旧,缺乏创新意识,远远落后于作家创作速度等问题。同时只有打破现有的编撰方式,建立流动的、多元的叙史方式和结构,并将读者的接受史也纳入文学史的编撰范围,增强创新意识、回应时代发展,才能形成更为完善、辩证的文学史书写范式。第二章阐述作家迟子建独特的文学价值与史学价值。第一节从迟子建“天人和谐”的创作精神层面进行分析,迟子建的“和谐”创作精神体现在人与自然关系的“和谐”、人与人之间的“和谐”以及人与自我命运和时代命运之间的“和谐”。第二节阐述迟子建“苍凉与诗意”的艺术风格,她直面苍凉苦难的现实生活,同时又以温情的笔触留给人们希望,其次典雅诗意的语言、散文化的文体和写意灵动的意象与意境营造使其创作充满了诗意。第三节从“抒情传统的一脉相承”与“当代东北边地文学的开拓者”两个角度论述迟子建创作“承前启后”的史学价值。她的创作延续了萧红、沈从文、汪曾祺等作家流传下来的现代抒情叙事传统,用充满诗意的语言,散文化的写作方式书写平凡百姓充满烟火气息的人生百态,同时作为当代东北文学的“排头兵”的迟子建一篇篇关于黑龙江边远地区的优秀文学作品无疑给当前的东北文学注入了一针强心剂。第三章从迟子建的角度出发,为其创作如何“入史”提供三个关键词。第一节从作品《额尔古纳河右岸》切入,探讨汉族作家身份的迟子建以及客观、真实的跨民族写作理念书写鄂温克民族历史的史学价值。第二节从“新乡土书写”这一关键词切入,从乡土小说流派的创作特色与精神内核分析迟子建的创作,并阐述在日新月异的现代浪潮侵蚀下,迟子建对乡间传统美好人性的永恒追求。第三节从“生态文学”这一关键词切入,在环境污染日益加剧的当下,生态文学逐渐成为世界文学发展的重要新潮流。迟子建的小说和散文中无不彰显着鲜明的生态意识和世界意识,对中国当代生态文学的推动和发展有重要意义。

二、论萧红文学创作的东北地域文化因素（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论萧红文学创作的东北地域文化因素（论文提纲范文）

（1）丁玲与萧红女性意识比较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2）黑土地上的歌吟 ——新时期以来东北散文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3）东北沦陷区儿童文学史论（1931-1945）（论文提纲范文）

（4）论萧红小说的“越轨”表现（论文提纲范文）

（5）论萧红作品的矛盾性（论文提纲范文）

（6）孙惠芬小说创作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7）端木蕻良土地小说语言风格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8）论萧军小说《第三代》的启蒙精神（论文提纲范文）

（9）东北作家群小说的死亡叙事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10）当代文学史书写中迟子建创作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四、论萧红文学创作的东北地域文化因素（论文参考文献）

• [1]丁玲与萧红女性意识比较研究[D]. 戴珍玲. 延安大学, 2021(12)
• [2]黑土地上的歌吟 ——新时期以来东北散文研究[D]. 刘广利. 吉林大学, 2021(02)
• [3]东北沦陷区儿童文学史论（1931-1945）[D]. 丁明秀. 东北师范大学, 2020(06)
• [4]论萧红小说的“越轨”表现[D]. 刘青. 曲阜师范大学, 2020(02)
• [5]论萧红作品的矛盾性[D]. 张晓旭. 江西师范大学, 2020(11)
• [6]孙惠芬小说创作研究[D]. 王行. 东北师范大学, 2020(06)
• [7]端木蕻良土地小说语言风格研究[D]. 徐祖熹. 辽宁师范大学, 2020(02)
• [8]论萧军小说《第三代》的启蒙精神[D]. 余泽清. 湖北师范大学, 2020(07)
• [9]东北作家群小说的死亡叙事研究[D]. 孙嘉忆. 沈阳师范大学, 2020(12)
• [10]当代文学史书写中迟子建创作研究[D]. 刘丁杰. 山东师范大学, 2020(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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