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董建华：重塑香港信心（论文文献综述）
王艳卓[1]（2020）在《中国共产党党员干部就职宣誓制度研究》文中指出就职宣誓是现代国家重要的政治仪式,体现着国家法制建设和民主政治建设水平。纵观人类社会就职宣誓的发展历程,就职宣誓是伴随着人类的精神生活所发展起来的政治现象,是就职宣誓主体对就职宣誓对象的承诺和担当,它体现了道德信仰、法律信仰和政治信仰的深度融合。近年来,随着世情、国情、党情的不断发展,中国国内很多地区和部门都在陆续举行公务员就职宣誓活动,各地党政机关和基层组织逐渐涌现出的就职宣誓实践活动已逐渐被人民群众认可,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曾指出:“在193个联合国会员国中,有177个国家的宪法规定相关公职人员就职时须宣誓效忠宪法。”由此可见,就职宣誓制度已然形成了国际惯例和政治共识。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前,当时由于中国共产党处于极其艰难的革命条件,尤其是在极端恶劣的白色恐怖下,很多党员迫于环境压力入党宣誓都是秘密进行的,更不可能公开的进行就职宣誓,所以中国共产党党员干部最初的就职宣誓是入党宣誓,入党宣誓是中国共产党党员干部就职宣誓的前身和基础。为适应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体制的发展需要以及真正实现依法治国的宏伟目标,2018年3月,中国共产党第十三届全国人大第一次会议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修正案》修正第二十七条,增加“国家工作人员就职时依照法律规定公开进行宪法宣誓”内容,这充分体现了以习近平为核心的党中央高度重视党的就职宣誓并将就职宣誓上升到宪法层面,这不仅体现了宪法的权威,其最终目的是为了更好的激励和教育国家公职人员忠于宪法,增加履职的责任感和使命感。因此,宪法宣誓是就职宣誓的最高表现形式。中国共产党的全国代表大会及其中央委员会是中国共产党的最高领导机关,中国共产党的地方各级领导机关是党的地方各级代表大会和它们所产生的委员会,正如党中央所判断,中国能否建设成为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取决于“关键少数”,而“关键少数”就是指广大党员干部,加之绝大多数国家公职人员的政治面貌是中共党员,因此,国家工作人员的就职宣誓其实质就是党员干部的就职宣誓。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共产党面临“四大考验”和“四大危险”的严峻挑战,以习近平为核心的党中央以《党章》为基本遵循,不断制定和修订了近百部党内法律法规,极大的完善了党内法规体系建设。所以,中国共产党党员干部的就职宣誓能够实现全面依法治国和依规治党的有机结合,通过党员干部的就职宣誓能够更好的建设完备的法律规范体系和完善的党内法规体系构成的法治治理体系,真正落实依法治国、依法执政、依法行政的共同推进以及法治国家、法治政府及其法治社会的一体建设。中国共产党作为世界第一大党,中国共产党的党员干部遍布国家党政机关、高校、企业等各个行业和各个领域,因此,就职宣誓主体也涵盖从中央到基层各类群体、组织和机构。另外,在就职宣誓主体上相比较于西方就职宣誓而言具有广泛性,由于就职宣誓在中国尚属新生事物,可以说目前仍处于不断发展和完善阶段。因此,当前中国共产党党员干部的就职宣誓还存在就职宣誓主体法律意识薄弱、就职宣誓客体及对象不明确、就职宣誓程序及仪式不规范以及就职宣誓配套机制尚不健全等问题,这样就需要构建完善的就职宣誓体系及其配套机制加以保障,进而使党员干部的就职宣誓能够得到具体的贯彻落实以及具有可操作的推进路径,这将对于推进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进程和国家治理现代化具有极其重要的战略意义。论文主要依托政治学、社会学、历史学、法学以及马克思主义党建理论等相关知识,通过文献研读、历史比较、多学科交叉、实证分析等方法,对中国共产党党员干部就职宣誓的起源发展、基础理论、发展历程、必要性、现状分析及推进路径等内容做综合分析阐释。论文主要依据改革开放四十年来就职宣誓在实践活动中存在的问题,通过建立党员干部就职宣誓的学习机制、监督机制、追责机制和保障机制,有针对性地探讨党员干部就职宣誓的推进路径,进而构建党员干部就职宣誓的长效机制。大体上论文主要分为六章:第一章为绪论部分。这一部分主要介绍党员干部就职宣誓论文的选题背景和研究意义、国内外学者关于党员干部就职宣誓的研究现状、撰写论文所采取的研究方法与研究思路、撰写论文过程中存在的不足与创新之处等,第一部分内容为全篇论文的展开奠定了重要基础。第二章为中国共产党党员干部就职宣誓的理论概述。这一部分主要从宣誓的内涵及其起源出发,分别对就职宣誓的内涵及其发展、中国共产党党员干部就职宣誓的内涵进行界定,从马克思主义人民主权思想理论、干部队伍建设理论、政治参与思想理论、法治建设思想理论以及通过对西方主权在民、宪政思想、政治合法性思想的借鉴,深刻探究中国共产党党员干部就职宣誓的理论基础。第三章为中国共产党党员干部就职宣誓的必要性论述。这一部分主要是阐述中国实行就职宣誓体现了全面依法治国和依规治党的统一,通过就职宣誓这一政治活动能够重塑党员干部政治信仰和责任担当,就职宣誓能够传承健康向上的政治文化,营造风清气正的政治生态。同时就职宣誓能够全面提升党的各方面建设,即党的政治、纪律、作风、思想、组织和制度建设,进而将全面从严治党伟大工程向纵深发展,并最终有利于国家治理现代化和民主政治发展进程。第四章为中国共产党党员干部就职宣誓的发展历程。通过对党员干部就职宣誓的发展历程梳理,就职宣誓呈现出从入党宣誓到宪法宣誓的发展脉络,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入党宣誓是就职宣誓的最初表现阶段;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中国共产党的就职宣誓处于曲折发展阶段,随着国家进入改革开放新时期,就职宣誓实践活动不断向前发展,特别是进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宪法宣誓变成了就职宣誓的最高表现形式。论文在此基础上深入探究中国共产党党员干部就职宣誓的特殊性。第五章为中国共产党党员干部就职宣誓的现状分析。结合中央国家机关、各省市、自治区、直辖市就职宣誓、地方基层组织、高等学校以及各行各业党员干部的就职宣誓现状,发现目前党员干部存在就职宣誓主体法律意识薄弱,就职宣誓制度过于宏观、就职宣誓程序不规范、就职宣誓违誓机制缺失以及就职宣誓配套机制不健全等问题并具体分析其原因。第六章为中国共产党党员干部就职宣誓的推进路径。这一部分通过参考和借鉴国外就职宣誓制度对中国就职宣誓主体、就职宣誓对象、就职宣誓程序等方面进行了明确和规范,并提出具体的就职宣誓推进路径。通过营造党员干部就职宣誓宣传氛围、构建线上线下党员干部学习机制以及具体落实《党员干部培训工作条例》来确立党员干部就职宣誓的学习机制;通过国家层面的巡视监督和监察监督、基层组织的党内监督与纪检监督、社会层面的群众监督与舆论监督来完善党员干部就职宣誓的监督机制;通过制定党员干部就职宣誓考评考核条例、实施党员干部就职宣誓违誓追责办法来构建党员干部就职宣誓违誓责任机制;依托“五大体系”和“四大机制”健全党员干部就职宣誓的配套机制。
胡春婵[2]（2019）在《“一国两制”框架下提升香港国家认同的路径研究》文中研究指明香港“一国两制”成功实践二十余年,取得的成绩是骄人的。然而香港回归后的发展道路上也出现了一些新的问题,众所周知,回归以来,香港社会出现了一些不和谐的社会现象,如反二十三条立法、反国民教育、“非法占中”、香港议员“梁游”在就职仪式上的“辱国”事件等等都说明部分香港民众的国家认同依然薄弱。香港只有在“一国两制”的框架下,依据《基本法》办事,不断提升香港民众的国家认同,切实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和领土完整,才能更加积极融入到国家发展的大战略中来,找准香港未来的发展定位,持续繁荣与稳定,共圆中华民族复兴的中国梦。本文首先梳理国内外学者对香港民众国家认同问题的研究状况,并通过梳理香港的近代史,探寻香港国家认同产生分歧的历史时间点和香港国家认同的历史变迁。其次,笔者通过实地访问香港受访者的方式,对香港国家认同的状况进行调查。其结果发现香港民众对国家认同度逐渐提升,其国家意识有所增强。最根本的原因是中央严格遵循“一国两制”的政策方针,恪守《基本法》,兑现“港人治港”、“高度自治”的政治承诺,保持香港原有的社会制度、经济、法律和生活方式不变,同时中央努力持续香港的繁荣与稳定,这极大提升香港民众的国家认同度。但同时也存在香港民众提升国家认同的消极因素。这些消极因素表现为对《基本法》不了解或是误解而产生的政改意见分歧,香港经济发展的瓶颈所引发的民生问题,香港殖民教育的影响和回归后国民教育的缺位,以及“自由行”以来的陆港两地社会矛盾的冲突等问题都不利于增强香港民众对国家的认同。如何提升香港民众的国家认同度,是未来香港发展的关键因素。未来,首先基于香港良好的法治土壤和社会环境,在“一国两制”的框架下,坚持依法治港,加强“一国两制”和《基本法》的宣传教育;加快对《基本法》二十三条的立法,确定香港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和领土完整的宪制责任;其次,保持香港传统优势,培育经济新增长点,助推香港积极融入“大湾区”发展经济圈,改善民生问题;最后加强对香港年轻人的中华民族传统文化与中国历史教育,加强两地人文交流,增强文化认同来凝聚两地共识,最终携手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
侯东晓[3]（2018）在《香港电影（1997-2006）美学精神初探》文中研究表明香港电影是华语电影的重要组成部分,它的发展相对于大陆有其独立性。选择1997-2006年香港电影,是因为这一时期的香港电影具有明显的过渡性及孤岛特质。它不像九七之前香港电影黄金时期那样“尽皆过火,尽是癫狂”,也不像CEPA之后人们所说的“港片不港”,这一时期香港电影呈现出某种撕扯。香港导演们各尽所能,推动了香港电影的多元化发展,但在美学诉求上却呈现出一致性,即统合于香港电影的美学精神——多民族碰撞中映射香港社会现实、建构主体、在人文关怀中呈现“孤岛特质”。从华语电影概念建构角度,对1997-2006年香港电影美学精神的研究为华语电影概念的丰富和发展做出有益的探索。为了阐释香港电影的美学精神,论文试图运用文献法、个案研究法、比较分析法等,从内涵界定、故事题材、风格及美学特质与功能等维度逐层展开研究。论文包括引言和结语共分为六个部分。引言部分侧重梳理香港电影研究的现状,凸显出选题的研究价值,确定以香港本土导演拍摄的反映香港社会生活的影片为主体,阐明了选择1997-2006年香港电影的理由。并阐明了研究的理论意义。正文第一部分选择族群形态、人文反思和审美心理三个关键词,从三个方面阐述1997-2006年香港电影美学精神。第二部分提出“香港题材”概念,以香港社会的现实关怀和对香港人身份的思考为分类标准,提炼出香港故事的三种题材类型——怀旧与武侠题材指向历史与现实身份的寻觅和重构;现实题材侧重边缘人个体的写实表述;鬼怪题材借助鬼怪世界暗喻香港人的现实恐慌。第三部分围绕“香港风格”的概念,采用个案研究的方式。论文以展现香港的社会生活、经济发展、文化变迁以及精神困境为标准,选出陈果、王家卫、杜琪峰代表三个维度的导演——陈果代表专注于香港社会现实的揭露,用纪实性的镜头记录香港回归后社会及人的生活变化;王家卫代表专注于形式的创造,揭示回归后香港人的精神困顿;杜琪峰代表尝试将现实内容与形式创造、艺术与商业结合在一起,推动香港电影本土复兴。这三位导演代表了这一时期美学精神探索的三个层面。第四部分以“孤岛特质”为基础,探讨这一时期电影中的人文精神和社会功能。“孤岛特质”是这一时期香港电影的内在发展推动力,人文精神呈现出现实主义品格。在此背景下,香港电影以影像寻求历史依托和主体性想象,而其社会功能即是以“孤岛特质”解构无根感,增进对中华历史参与感以实现主体性建构。结语部分提出1997-2006年毕竟只是香港电影发展的一个特定的阶段,为2006-2017年这十多年的香港电影的发展奠定了基础。1997-2006年香港电影美学精神是“香港精神”向“新香港精神”过渡在电影上的呈现。电影是一个民族/地区的影像志。即使在商业外壳包裹下,香港电影也在努力记录着香港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的发展与变迁。在1997-2006年,香港电影导演们不断在形式和内容上创新变革,同时又将香港回归的历史背景融入影片,使这一时期的电影成为香港电影史上一道亮丽的风景。
陈小辛[4]（2017）在《香港国际金融中心地位演变与路径选择》文中提出本文从香港国际金融中心的发展历程及其国际地位的探讨,人民币离岸金融市场的发展及其对香港国际金融中心的影响,香港国际金融中心面临的风险与挑战等多个维度,重点分析论证香港国际金融中心地位的优势、劣势、机会与威胁,由此延伸探讨香港国际金融中心地位的演变趋势。本文核心观点认为,通过积极发展多层次多元化的人民币离岸金融市场,建设香港人民币国际金融中心,促使香港国际金融中心的发展路径将从单一的美元国际金融中心演化为美元与人民币并存的复合型国际金融中心,是香港国际金融中心地位转型提升的路径选择。其中的关键是促成商品和货币的良性循环,体现在资源要素在人民币金融生态圈和美元金融生态圈的自由流动上,从而充分发挥香港的人民币和美元复合型国际金融中心的竞争优势。为此,香港应明确提升国际金融服务质量的发展策略。全文共分七个部分:第一部分,导论。近年来,受到美元地位削弱和国际贸易恶化的双重影响,香港国际金融中心也面临着转型的抉择。但随着中国在国际政治经济事务中扮演更积极的角色,加上人民币在国际货币体系当中发挥更加重要的作用,香港国际金融中心获得了转型发展的新机遇。在文献综述方面,围绕香港人民币国际金融中心建设的研究愈发的重要,并且随着香港国际金融中心的发展演变衍生出一系列值得深度研究的问题。本文的研究对于加深认识我国金融中心的发展条件、发展格局及发展趋势,香港国际金融中心可持续发展面对的问题,加快推进香港人民币离岸金融市场建设,促进我国更快及更有效率地发展成为金融强国具有一定现实意义及决策参考价值。第二部分,香港国际金融中心的发展历程。通过梳理上世纪香港主要支柱产业的历史演进过程,不难发现,香港国际金融中心地位的确立既是经济发展的结果,也是历史发展的必然。第一,香港长期贯彻最低限度干预市场的治理原则。第二,香港的产业结构转型升级及产业演进过程为国际金融中心奠定了实体经济基础和金融基础。第三,法制建设和监管完善为巩固香港国际金融中心地位奠定了坚实的制度基础。香港的国际金融中心特色,就非正式制度而言,香港社会文化的包容性使得香港多元化文化高度融合特征非常明显,也造就了香港成为一个包容性很强的国际性大都市,进而决定了香港经济的高度外向性,奠定了香港国际金融中心地位。与此同时,香港的法治精神深入人心,香港将法治观念、法治秩序、法治环境、法制管理贯彻到香港市民和法人的思想和行为当中,使法治精神成为香港社会的核心价值观之一。香港建立起以货币局制度为核心建立起现代金融体系。联系汇率制度在弱化央行职能的同时,促进了国际资本在香港自由流动,加快了香港国际金融市场的发展,提升了国际金融中心地位。第三部分,香港国际金融中心地位的探讨。香港当前的国际金融中心地位位于世界前三,仅次于伦敦和纽约。但是,香港不具备取代伦敦、纽约成为更强大的美元国际金融中心的经济条件和政治条件。香港作为美元国际金融中心的发展也遇到了瓶颈,受到来自其它国际金融中心和内地金融中心的挑战。然而,内地为香港转型提升国际金融中心地位提供了历史机遇。就沪港金融中心关系而言,香港与上海优势互补,呈现错位发展的趋势,两个国际金融中心发展并行不悖。就粤港金融中心关系而言,随着金融合作的深化,两地金融产业的梯度发展模式将演化为双轮驱动模式。随着香港与内地的金融关系的不断升华,香港在人民币国际化进程中将积极发展人民币离岸金融市场,促使香港的人民币离岸金融中心地位不断巩固。因此,在机遇与挑战并存的情况下,香港必须充分善用自身比较优势,发挥区位优势的排他性,促进实体产业的国际化、资本市场的国际化、人力资源的国际化,才能进一步提升香港的国际金融中心地位。可以预见,香港的国际金融中心发展路径将从单一的美元国际金融中心演变为美元与人民币并存的复合型国际金融中心。美元国际金融中心的瓶颈将通过人民币国际金融中心的发展来弥补。进一步,建设香港人民币国际金融中心,必须积极发展多层次多元化的人民币离岸金融市场。第四部分,香港国际金融中心人民币离岸金融市场的发展。随着香港人民币支付结算体系的逐步完善,香港逐渐发展起多元化的人民币离岸金融业务,从最初的有限的个人人民币业务拓展到债券、股票、货币、证券和基金等业务,并由此形成了多层次的人民币离岸金融市场。根据业务种类的不同,可以将香港人民币离岸金融市场大致划分为借贷市场、货币市场、证券市场、外汇市场、金融衍生品市场、其它金融产品市场等多种不同类型的金融市场。2010年以后,香港离岸人民币市场的跨境贸易人民币结算资金和人民币境外直接投资资金交易量明显增长,形成了离岸人民币资金池。在构筑离岸人民币资金池的同时,香港也加快了离岸人民币利率及汇率形成机制的建设。目前,一个十分突出的现象是,离岸人民币利率和汇率的形成受到国际资本的影响愈发明显。但是,大量离岸人民币被用于套利与套汇等投机活动当中,导致离岸人民币利率与汇率的投机性和波动性都很强。究其原因,主要是大量离岸人民币在虚拟经济领域“空转”所致,离岸人民币对境内外实体经济的支持严重不足。因此,下一阶段香港人民币离岸金融市场的建设重点应该放在金融体系对实体经济的支持上。总之,香港人民币离岸金融市场的发展,有利于离岸人民币资金的集聚和周转,创新离岸人民币金融交易产品,优化离岸人民币资源的配置,完善离岸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确立香港离岸人民币交易中心和定价中心的地位。第五部分,人民币离岸金融市场对香港国际金融中心地位的影响。全面发挥香港人民币离岸市场的积极作用,能够从根本上提升香港国际金融中心的国际竞争力,对香港国际金融中心地位产生深远影响。首先,人民币离岸金融市场能够促进人民币发挥其国际流通货币、国际支付货币、国际储备货币、国际投资货币的职能和功能。其次,人民币离岸金融市场能够提升香港国际金融中心竞争力。一是有助于基础设施项目顺利融通资金,从而最大限度地发挥香港天然深水良港的地理优势,发挥国际航运中心和亚洲干散货、集装箱运输枢纽的区位优势,发挥海陆空立体化多式联运的交通运输优势。二是有利于企业开展其运营、融资、投资活动。三是有助于推动持续的金融创新和金融深化,使香港金融产业和金融资本深度国际化的趋势更加明显,从而客观上提升了金融产业人力资源的国际化水平。最后,人民币离岸金融市场能够巩固香港国际金融中心地位。人民币离岸金融市场的作用关键在于促成商品和货币的良性循环。这种良性循环不仅体现在以商品和货币为表征的资源在人民币金融生态圈内的有效流动上,而且体现在资源在圈内的有效集聚上,同时还体现在资源在人民币金融生态圈和美元金融生态圈的自由流动上,从而充分发挥香港的人民币和美元复合型国际金融中心的竞争优势。因此,资源集聚和循环以及资源的圈内和圈际流动是离岸人民币金融市场应该发挥的积极作用,才是巩固香港国际金融中心的根本所在。第六部分,香港国际金融中心面临的风险与挑战。首先,香港在中国经济格局中的重要角色有被弱化的风险,主要体现在五个方面:第一,贸易中转角色淡化。第二,资本中介角色淡化。第三,产业对接角色淡化。第四,交通枢纽角色淡化。第五,政治沟通角色淡化。其次,香港套利套汇等投机活动盛行带来的潜在风险。离岸人民币存在一种单向做空机制,导致香港成为套利套汇投机的离岸金融中心。最后,香港可能面临大规模国际资金转移的挑战。以日本离岸金融中心为例,日本离岸中心已成为再贷款的通道和国际避税的工具,对日元国际化进程没有起到积极作用。有鉴于此,香港人民币离岸中心建设既要防范大规模跨境资金流动,也要防范金融体系漏洞。第七部分,促进香港国际金融中心地位提升的路径选择。通过对香港国际金融中心地位的SWOT总结分析,笔者重申了若干观点。第一,香港不具备取代伦敦、纽约成为更强大的美元国际金融中心的经济条件和政治条件。第二,美元国际金融中心的发展瓶颈可通过人民币国际金融中心的发展空间来弥补。第三,积极发展多层次多元化的人民币离岸金融市场,建设香港人民币国际金融中心,促使香港的国际金融中心发展路径将从单一的美元国际金融中心演化为美元与人民币并存的复合型国际金融中心。第四,发展复合型国际金融中心,关键在于促成商品和货币的良性循环。在此基础上,香港国际金融中心的发展路径可以分为两个重点发展方向。一是继续巩固香港在美元金融生态圈的国际金融中心地位,二是积极打造香港在人民币金融生态圈的国际金融中心地位。而奠定这一地位,笔者认为,需要确立香港的人民币商品流通中心地位、人民币金融交易中心地位、人民币金融信息中心地位。在人民币国际金融中心未来的发展策略上,应该重点提供以下服务,包括为内地货物和服务进出口服务、为内地企业境外贷款融资服务、为内地企业境外上市募资服务、为内地机构境外发债融资服务、为内地企业境外直接投资服务、为境外企业境内直接投资服务、为境外机构境内间接投资服务,等等。
石婧[5]（2017）在《马克思主义国家结构理论中国化研究》文中研究说明国家结构形式是国家政治生活中的重要问题,直接关系到国家统一、民族团结、社会稳定和发展。尤其是在全球一体化的时代,面对国内外发展趋势的挑战,国家的整合与民族凝聚力的增强是重要的政治课题。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过程正是马克思主义理论与中国社会革命与国家建设相结合的过程,也是中国共产党理论自觉和理论创新的过程,中国共产党取得革命成功和国家建设成就的秘笈就是有正确的理论作为指引。马克思主义的国家结构形式理论,是马克思主义国家理论体系中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在整个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中也处于非常重要的位置,也是无产阶级政党带领人民破除专制腐朽的政权统治,创建人民民主政权和全新国家结构形式的理论基础和行动指南。中国共产党把马克思主义的国家结构形式理论分别于中国革命的不同时期和国家建设的不同发展阶段的具体任务和需要相结合,紧紧围绕中国的现实国情和革命、建设的具体目标,对马克思主义国家结构形式理论在中国社会应用作出了理论上和实践上的伟大探索。所以研究马克思主义国家结构形式理论中国化可以丰富中国共产党的执政治国理论,也是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政治制度的需要。马克思、恩格斯的国家结构形式理论没有以独立的理论篇章表现出来,而是有机地渗透在马克思、恩格斯的论述中,特别是渗透在马克思、恩格斯关于国家理论的体系中。马克思主义国家结构形式理论是在19世纪中叶欧洲的社会历史背景下形成的,它科学地阐述了近代独立统一的民族国家形成初期和现代化初始阶段国家整体与部分、中央与地方的关系,提出了一系列理论和设想,为无产阶级及其政党正确认识和处理国家结构形式具有极其重要的指导意义,也为马克思主义国家结构形式理论中国化打下了牢固的理论基础。列宁参照马克思、恩格斯的有关论述,在领导俄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过程中,创造性地结合俄国革命和建设的具体实际,逐步形成了关于构建多民族国家结构形式的思想,并将其付诸实践。十月革命为中国送来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共产党在产生之初就开始了马克思主义国家结构形式理论中国化的探索过程,虽然不够成熟和完善,但是也积累了经验,奠定了基础。新中国成立时期,以毛泽东为核心的党中央用马克思主义国家结构形式理论与中国社会的现实发展情况和民族问题相结合,确立了以民族区域自治制度为补充的单一制国家结构形式,取得了马克思主义国家结构形式理论中国化的第一次成果。改革开放时期,以邓小平为核心的党中央用马克思主义国家结构理论与中国的政治、经济和社会发展现状结合,设计出了一国两制的国家结构形式,成功解决了香港、澳门回归问题,成为马克思主义国家结构形式理论中国化的第二次伟大成果。分别以江泽民、胡锦涛为总书记和习近平为核心的党中央领导集体,在继承了前代领导人的卓越理论和实践成果之上,进一步完善已有制度,按不同阶段适时调整中央与地方关系,制定了一系列协调区域经济平衡发展的战略部署,使中国的政治、经济、社会更方面稳定发展,把马克思主义国家结构形式理论中国化继续向前推进。马克思主义国家结构形式理论中国化的发展历程中,经过几代党中央领导核心的努力奋斗,创立了中国特色的国家结构形式,具有鲜明的特点,并显出了巨大优越性。实现了历史与现实的有机统一;成功解决了中国的民族问题,实现了民族团结和民族共同发展;保证了港澳顺利回归和繁荣发展。在对中国国家结构形式产生和完善的分析中,本文总结出了马克思主义国家结构形式理论中国化的经验,并针对中国特色国家结构形式内容的多样性,提出了功能方面和制度方面完善的建议。最后,依据当代国内外社会发展的趋势,以及马克思主义国家结构形式理论中国化的发展经验和规律,预期了中国特色国家结构形式的未来发展方向,单一制必将长期坚持不变,民族区域自治制度更加民主化和法制化,期待以一国两制的方式顺利解决台湾问题,实现中华民族统一的愿望。
徐锦庚[6]（2017）在《大器晚成》文中研究指明引子百花园里摘蟠桃2013年盛夏,京西宾馆绿树掩映,花团锦簇。6月15日下午,三楼第一会议室。当年,十一届三中全会就在这里召开。会议室右侧,垂着一面银幕;左侧,吊着一只花篮;正中,悬挂一条横幅,上面写着:第四届中国传记文学优秀作品（2007.7-2012.6）颁奖典礼。氛围既俭朴又庄重。这个5年一度的奖项,是中国传记文学创作的最高奖。在中国文学的百花园中,传记文
陈新林[7]（2015）在《港英政府时期华人公务员群体研究（1914-1997）》文中研究说明以往对香港公务员的研究多侧重于制度本身优越性的探讨,相对而言,对香港公务员群体,特别是对港英政府时期华人公务员群体的研究较为薄弱。这种研究方式虽有其内在的价值,但却未能反映香港公务员制度变迁的历史脉络,也很难从深层次把握香港公务员制度的构建与形塑过程。本文主要以香港港英政府时期的华人公务员为着眼点,着重研究华人公务员群体在香港公务员制度的形成与治理过程中所担当的角色和发挥的作用。香港公务员制度最初由英国移植而来,但因香港公务员制度中不可避免的“殖民”色彩,早期华人公务员并未真正走进港英政府“体制”之内,而是孕育出另外一套截然不同的体系,具有鲜明的“一种制度、两种体系”的特点。两种体系的差异不仅体现在职位高下,而且也表现在薪酬待遇的悬殊,这导致香港公务员群体内部一直存在着不可避免的张力,也促使华人公务员为改变这种不公平的现象不断向港英政府施加压力。因此,一战之后华人公务员就不断发起加薪运动,促使港英当局在公务员制度方面作出某些调整;二战后华人公务员要求改善待遇的运动更加高涨,并最终撬动香港固有的公务员制度。华人公务员改善待遇之运动并非仅仅表现为单纯的经济现象,而且赋予了这种运动在整个香港公务员制度变迁中的重要角色,在这种运动式的抗争中,香港公务员“本地化”不断推进,薪俸支取规则、薪金调整机制以及等级制度、聘用方式都有了实质性的进展,甚至可以说通过华人公务员的不断抗争,不仅使香港公务员制度逐渐改变了“两种体系”的运行模式,而且也让华人公务员逐渐融入香港公务员制度。在香港公务员制度初步形成之后,伴随着香港经济社会的发展,香港公务员队伍中也出现了严重的贪腐问题,严重影响了香港的可持续发展。1940年代后期,港英当局开始注意公务员领域暴露的种种问题,实施了包括制定反贪污法规、在警务处之下设立反贪污部门等措施遏制贪污的蔓延。但由于港府始终认为贪污仅仅存在于华人公务员以及欧籍下级公务员群体中,并未真正下决心惩治贪污,再加上负责反贪污的警务处又是香港贪腐最严重的机构,反贪也缺乏必要的监督机制,二战后二十多年港英政府断断续续的反贪工作并未取得显着的效果,相反却造成了贪污之风的盛行。同时,无论是港府还是华人公务员团体也并未采取措施加强公务员的自律,在遏制反贪污问题上更是乏陈可述,也使公务员贪污更加肆无忌惮。1960年代后期,受政治事件之影响,港英政府委任取缔贪污咨询委员会调查香港贪污情形,并派专员考察新加坡、锡兰等地反贪污的经验,收紧惩治贪污的政策,不仅积极向社会通报查处贪污的统计数字,而且新订《防止贿赂条例》加大对贪腐问题的惩处力度。在此期间,华人公务员亦通过公会对此法案提出意见,强调在制定新法案的同时强化反贪污的监督机制,对香港此后反贪污工作发挥了重要作用。由于港府始终没有将反贪污部门独立建制,反贪污工作并未出现突破成效,直到1973年“葛柏事件”的发生,引起香港社会各阶层的极大愤怒,香港各界纷纷呼吁反贪污部与警务处分离,才最终推动了港府设立廉政专员扑灭贪污问题。此后通过实施“肃贪”运动,并颁布一系列约束公务员的法律法规,逐渐将公务员群体的治理纳入法制轨道,形成了香港公务员体制建构与内部治理同时并举的机制,初步建立了公务员廉政监察体系,使大规模的贪腐问题得以有效遏制,为“廉洁高效”的公务员队伍建设奠定了基础,也为香港公务员服务香港提供了条件。随后华人公务员在香港教育、医疗、市政等社会问题上持续发声,为香港的建设作出了独特的贡献。而在1980年代中期香港进入“过渡期”后,香港华人公务员及其团体组织也通过各种方式参与到过渡时期香港的各项政策筹划与制定中,在维护香港的繁荣稳定与公务员队伍的廉洁和社会管理工作的执业效率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
张扬[8]（2013）在《香港特别行政区行政长官制度问题研究》文中研究说明香港行政长官制度是香港特别行政区在“一国两制”体制下的一项重要政治制度。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以下简称《香港基本法》或《基本法》）的原则设置与政制要求，一般认为香港的政治体制是“行政主导制”，行政长官是政治体制的核心与重要领导。但是从香港回归后至今，从目前香港政制的发展情况来看，行政长官制度并没有很好地按照《基本法》制定的初衷发挥其应有的作用，造成香港社会政治出现混乱的局面。香港行政长官制度造成实施不顺的原因有很多，从国内外的大背景方面来说，香港作为殖民地受英国统治的影响，深深地印上了资本主义的烙印。回归之后，中国大陆的体系不能完全适用于香港，为解决这个问题，《基本法》的设置无疑是及时到位的，但仅由这些制度也并不能使香港社会乃至民众完全顺应中央的意思。行政长官既是香港特别行政区的首长，其当选又要通过中央的任命，这样的特殊地位也造成了行政长官施政面临的特殊困境。从目前香港政制的实际情况来看，行政长官执政艰难大部分是由香港立法会方面带来的阻碍，以及相关司法机关方面的影响，加之香港各党派之间的纷争，各利益团体的夺权，当然也包括行政长官自身及香港政府和行政会议方面的原因等等，这些都使香港行政长官施政严重受挫。本文从香港行政长官制度在实际运行中面临的困难思考入手，全文共分四个大部分。第一部分是香港特别行政区行政长官制度的发展脉络，从香港行政长官制度产生的历史渊源开始，分析《基本法》框架下行政长官制度的产生；第二、三部分主要研究香港特别行政区行政长官制度的法律地位，不同的是，第二章着重分析行政长官制度与中央政府的关系，在一国两制的体制下行政长官应发挥何种作用；而第三章主要分析香港行政长官制度与香港各机构的关系，包括与行政会议、与立法司法方面等。在厘清上述重要关系的基础上，文章第四部分是重点所在，通过香港行政长官制度运行的实证研究，找出问题的症结所在，深入分析内在原因，并指出相应的对策。通过此文章，笔者认为香港行政长官制度在目前存在的问题都是暂时的，并不能阻碍香港政制发展的大趋势，若能稳步解决各项问题，定能真正地发挥《基本法》所赋予行政长官制度的历史使命，进而繁荣稳定香港特区的政局。
赵晗[9]（2011）在《中国地方政府回应机制建构研究》文中研究表明随着新公共管理和新公共服务理论在全世界传播,新的公共管理行政范式替代传统官僚制已成为各国政府进行改革的主导方案选择,在新的管理理论和范式中,政府回应成为核心价值,西方发达国家在充分发展的公民社会基础上,以强化政府回应的手段和程序为内容的行政改革都初步取得了成功,获得了公众的认可和支持,对推进政府和公众合作的共同治理起到了实质性的促进作用。在我国,为了适应市场经济的构建,我国的政府管理从模式和职能都进行了全方位的重塑,传统计划经济的全能政府模式被有限政府模式所取代,国家向社会不断放权,政府也放松对社会的管制,传统的统治型行政管理日益向管理服务型行政管理转变,在党的十七大上,我国又提出了建设服务型政府的新目标,政府回应作为提高政府服务质量和改善服务标准的重要手段开始在我国日益得到重视,成为我国政府自身的理性选择。同时,随着经济的发展和政治环境的日益宽松,我国公民个体的权利意识和参与意识逐渐形成和发展,参与公共政策的制定和公共事务的管理,维护自身权益和公共利益成为大部分公民的自发选择。与些同时,互联网技术的发展使得公民参与（非正式参与）政治生活的渠道变得触手可及,从实质上拓宽了民众表述利益诉求,监督政府的渠道,这大大地刺激了网民日趋高涨参政议政的热情。面对这种新情况,政府必须改革现有的行政管理模式,加强和创新政府回应机制来回应与日聚增的政治诉求。另外我国近些年由于社会转型导致的危机事件和突出群体事件不断成上升趋势,地方政府成为面对这些事件的第一主体和责任者,如何处理危机和突发事件,加强危机中的回应机制,化解危机、维护稳定成为地方政府的主要工作和中心任务,2010年中央政府为了应对转型期出现的种种社会问题,提出要不断进行社会管理创新,良好的政府回应和有效的政府回应机制可以促进国家和社会的良好互动,因此,在理论上对政府回应机制进行研究并提供一个有效的回应机制模式,对地方政府实现有效治理具有迫切的现实意义。目前许多地方政府还因袭计划经济时代的行政管理体制。政府职能范围过大,职能界定不清,规章制度过多,服务监管和制度建设方面欠缺,公共伦理价值缺失;缺少有效的绩效指标和绩效评估标准,效率低下。政治系统中,形式化的选举机制,上级主导的官员任命体系,抑制了公民政治参与政治和官员为公众服务的积极性。政府靠行政命令行事,并对社会进行控制,从未想到要征询公众的意见。民众的正当的利益无法通过正常渠道表达,以致造成人民与政府某些地方的极端对立。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和体制改革的不断深入,对政府转型的呼越来越高。不仅要求政府为公众提供必要的公共服务,还要求政府增强回应能力,因为政府要为公众提供高效的公共服务,必须首先了解公众的需求和意见,政府提供公共服务的种类、数量和质量都必须符合公众的具体要求。所以,强化政府回应是政府提供高效对路的公共服务的保证。基于上述所论,本文以回应机制的构建为研究主题。探讨科学、完整、有效回应机制的要素构成、类型层次、流程设计、功能定位、价值取向、制约机制,在审视和检讨现有地方政府回应机制的缺陷和困境的基础上,着眼于构建一个以民主行政、法治行政、共同治理、前瞻导向为基本理念,适应服务型政府的民主治理型回应机制,本文以系统论的环境——输入——转换输出——反馈模型作为政府回应机制研究视角和分析框架,探讨和分析了中国现有政府回应机制在回应主体、回应渠道（舆论、媒介）、回应反馈等要素的结构失衡的表现和原因,并以此模式来完善、构建新的回应机制。传统回应机制的环境背景表现为政府管理阶段的过渡性、管理工具和意识的滞后性、体制惯性导致的回应效果的有限性,回应机制总体呈现出管制型的特征,回应的弊端和困境都由此而生。合作治理型和前瞻性回应机制在此特定国情之下只能作为未来水到渠成之选择,对我国地方政府而言,重塑的理性选择方案只能是民主服务型回应机制,主动、及时、有效、互动是其鲜明体现。本文的主要创新之处在于:将人民主权和民主行政理论作为回应机制的基本理论贯穿全文,系统地考察和研究了我国政府回应机制基本内涵,从多维角度分析回应机制应具有的民意的合理性价值,并对我国现阶段地方政府回应机制建设的现状和困境的原因作了全面的解析,系统地论述了回应机制缺乏和无效对政府管理的公共性、权威性、合法性等方面形成的挑战,探寻政府回应机制在未来中国中所应遵循的价值和原则,并致力于推动形成建立在政府和社会良性互动基础上的完整的回应流程。这对于政府端正对回应的态度、有效利用电子政府平台和各种新兴媒体渠道来提高政府的回应效果、积极规范和引导政府回应走向科学化、制度化、常规化的轨道,都具有重要的现实指导意义;也弥补了学界在政府回应机制研究中的某些不足,为政府回应机制的构建和实施做出初步探索,具有一定的理论参考价值。
李莹[10]（2011）在《社会资本视角下的腐败治理研究 ——基于香港的经验》文中研究表明社会资本理论为腐败治理研究提供了新的解释范式。社会资本理论引导人们将腐败问题置身于社会背景之下考察,引起人们对非政治、非经济因素的重视,避免只从人性教导或制度建设等角度孤立地研究腐败治理。根据人们嵌入社会关系的意向区别,可以将社会资本分为黏合型社会资本与连接型社会资本。黏合型社会资本表现为特殊信任、狭隘的社会网络及特殊互惠规范,其本质上具有排外性,是腐败产生的根源；连接型社会资本的社会关系则是开放的,表现为普遍信任和广泛的互惠规范,它包容来自不同社会阶层和领域的所有人,为腐败治理提供社会支持。文章认为,香港腐败治理的成功与香港反腐败机构廉政公署善用连接型社会资本是分不开的。廉政公署利用香港社会的社会资本构筑起腐败治理的制度规范,形成打击腐败的社会网络,同时从根本上构建了一种廉政文化。香港特别行政区利用社会资本治理腐败的成功经验为中国内地探索腐败治理之道提供了新的思路。中国的黏合型社会资本过于丰富而连接型社会资本发展不足,导致政府在腐败治理过程中难以利用民间的力量。要从根本上解决中国的腐败问题,必须积极培育并利用连接型社会资本。为此,政府应该创造民主的政治环境和完善的制度规范,培育公民社会与公民精神以利于连接型社会资本的发展。
二、董建华：重塑香港信心（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董建华：重塑香港信心（论文提纲范文）
（1）中国共产党党员干部就职宣誓制度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绪论 |
| 1.1 研究背景与意义 |
| 1.1.1 研究背景 |
| 1.1.2 研究意义 |
| 1.2 研究现状综述 |
| 1.2.1 国内研究现状 |
| 1.2.2 国外研究现状 |
| 1.3 研究思路与方法 |
| 1.3.1 研究思路 |
| 1.3.2 研究方法 |
| 1.4 论文创新与不足 |
| 1.4.1 论文创新 |
| 1.4.2 论文不足 |
| 第2章 中国共产党党员干部就职宣誓制度的理论概述 |
| 2.1 中国共产党党员干部就职宣誓制度的相关概念 |
| 2.1.1 就职宣誓的内涵及其发展 |
| 2.1.2 党员干部就职宣誓制度的内涵 |
| 2.1.3 党员干部就职宣誓制度的特征 |
| 2.2 中国共产党党员干部就职宣誓制度的理论基础 |
| 2.2.1 人民主体思想理论 |
| 2.2.2 干部队伍建设理论 |
| 2.2.3 法治建设思想理论 |
| 2.2.4 西方政治思想借鉴 |
| 第3章 中国共产党党员干部就职宣誓制度的必要性 |
| 3.1 就职宣誓体现全面依法治国和依规治党的统一 |
| 3.1.1 就职宣誓是依法治国和依宪治国的统一 |
| 3.1.2 就职宣誓是依规治党和依法执政的融合 |
| 3.2 就职宣誓可以重塑党员干部政治信仰和责任担当 |
| 3.2.1 就职宣誓重塑党员干部的政治信仰 |
| 3.2.2 就职宣誓体现党员干部的使命担当 |
| 3.3 就职宣誓能够传承党内政治文化并净化政治生态 |
| 3.3.1 就职宣誓传承健康向上的党内政治文化 |
| 3.3.2 就职宣誓营造党内风清气正的政治生态 |
| 3.4 就职宣誓可以促进全面从严治党伟大工程向纵深发展 |
| 3.4.1 就职宣誓全面提升党的政治建设、思想建设和制度建设 |
| 3.4.2 就职宣誓全面推进党的组织建设、纪律建设和作风建设 |
| 3.5 就职宣誓能够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和民主政治发展进程 |
| 3.5.1 党员干部就职宣誓推进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 |
| 3.5.2 党员干部就职宣誓促进民主政治发展进程 |
| 第4章 中国共产党党员干部就职宣誓制度的发展历程 |
| 4.1 中国共产党党员干部就职宣誓制度的演变脉络 |
| 4.1.1 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1919-1949):就职宣誓的最初表现阶段 |
| 4.1.2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1949-1978):就职宣誓的曲折发展阶段 |
| 4.1.3 改革开放新时期(1978-2012):就职宣誓的探索推广阶段 |
| 4.1.4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2012—今):就职宣誓的最高表现阶段 |
| 4.2 中国共产党党员干部就职宣誓制度的重要意义 |
| 4.2.1 党员干部就职宣誓是从严治党下的中国道路 |
| 4.2.2 党员干部就职宣誓是政党治理下的中国方案 |
| 4.2.3 党员干部就职宣誓是政党执政下的中国智慧 |
| 第5章 中国共产党党员干部就职宣誓制度的现状分析 |
| 5.1 党员干部就职宣誓的当前现状 |
| 5.1.1 中央机关党员干部的就职宣誓 |
| 5.1.2 地方省市党员干部的就职宣誓 |
| 5.1.3 高等学校党员干部的就职宣誓 |
| 5.1.4 国有企业党员干部的就职宣誓 |
| 5.1.5 其他行业党员干部的就职宣誓 |
| 5.2 党员干部就职宣誓的存在问题 |
| 5.2.1 就职宣誓人员法律意识薄弱 |
| 5.2.2 就职宣誓相关规定尚需规范 |
| 5.2.3 就职宣誓监督机制尚不完善 |
| 5.2.4 就职违誓责任机制尚未构建 |
| 5.2.5 就职宣誓配套机制尚不健全 |
| 5.3 党员干部就职宣誓制度的制约因素 |
| 5.3.1 部分党员干部的公信力缺失 |
| 5.3.2 党内法规制度建设存在短板 |
| 5.3.3 政府职能仍需要进一步转变 |
| 第6章 中国共产党党员干部就职宣誓制度的推进路径 |
| 6.1 提高就职宣誓党员干部法律法规意识 |
| 6.1.1 积极营造党员干部就职宣誓法律氛围 |
| 6.1.2 加强就职宣誓党员干部法律法规培训 |
| 6.1.3 推进国家法律和党内法规的有效衔接 |
| 6.2 完善中国共产党党员干部就职宣誓制度 |
| 6.2.1 借鉴国外类似制度 |
| 6.2.2 规范就职宣誓制度 |
| 6.3 确立党员干部就职宣誓制度的监督机制 |
| 6.3.1 国家层面的巡视监督与监察监督 |
| 6.3.2 法规层面的党内监督与纪检监督 |
| 6.3.3 社会层面的群众监督与舆论监督 |
| 6.4 建立党员干部就职违誓制度的责任机制 |
| 6.4.1 制定党员干部就职宣誓考评考核条例 |
| 6.4.2 实施党员干部就职宣誓违誓追责办法 |
| 6.5 健全党员干部就职宣誓制度的保障机制 |
| 6.5.1 积极推进“五个体系”培养高素质就职宣誓党员干部队伍 |
| 6.5.2 健全“四大机制”确保就职宣誓党员干部队伍的制度保障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作者简介 |
| 致谢 |
（2）“一国两制”框架下提升香港国家认同的路径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绪论 |
| 1.1 选题的背景及意义 |
| 1.1.1 选题的背景 |
| 1.1.2 选题的意义 |
| 1.2 国内外研究综述 |
| 1.2.1 国外研究现状 |
| 1.2.2 国内研究现状 |
| 1.3 研究思路 |
| 1.3.1 研究目标 |
| 1.3.2 研究内容 |
| 1.4 研究方法 |
| 1.5 创新之处 |
| 第二章 相关概念界定与“一国两制”理论 |
| 2.1 相关概念界定 |
| 2.1.1 国家认同概念界定 |
| 2.1.2 香港国家认同概念界定 |
| 2.2 “一国两制”理论阐述 |
| 2.2.1 香港百年沧桑史回溯 |
| 2.2.2 邓小平“一国两制”理论创造 |
| 2.2.3 江泽民和胡锦涛“一国两制”理论实践 |
| 2.2.4 习近平深入推进“一国两制”理论实践 |
| 第三章 香港国家认同的基本状况和影响因素分析 |
| 3.1 香港国家认同实地调研的基本情况 |
| 3.1.1 香港访谈对象的基本情况归纳 |
| 3.1.2 香港访谈对象的基本情况分析 |
| 3.2 回归后香港国家认同状况的调研结果 |
| 3.2.1 香港受访者对国家认同的积极回应 |
| 3.2.2 香港受访者对国家认同的消极态度 |
| 3.3 促进香港国家认同提升的积极因素分析 |
| 3.3.1 中央始终坚定恪守《基本法》 |
| 3.3.2 中央始终坚定维护香港繁荣与稳定 |
| 3.4 阻碍香港国家认同提升的消极因素分析 |
| 3.4.1 香港经济结构矛盾 |
| 3.4.2 香港政改困局 |
| 3.4.3 港英殖民教育影响 |
| 3.4.4 回归后香港国民教育困境 |
| 3.4.5 陆港两地“自由行”政策影响 |
| 第四章 “一国两制”框架下提升香港国家认同的路径思考 |
| 4.1 全面贯彻“一国两制”和坚持依法治港 |
| 4.1.1 加强“一国两制”与《基本法》的宣传教育 |
| 4.1.2 加快《基本法》第二十三条立法 |
| 4.2 注重经济发展,解决民生问题 |
| 4.2.1 保持传统优势,培育经济新增长点 |
| 4.2.2 积极融入“大湾区”发展经济圈 |
| 4.3 加强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与历史教育 |
| 4.3.1 增加中国历史教育 |
| 4.3.2 加强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教育 |
| 4.4 深化陆港两地融合 |
| 4.4.1 积极促进陆港两地青年交流 |
| 4.4.2 陆港两地采取积极措施应对“自由行” |
| 4.5 达成共识,共同建设中国梦 |
| 4.5.1 积极融入“一带一路”国家发展大战略 |
| 4.5.2 凝聚香港共识共圆中华民族复兴梦 |
| 结语 |
| 致谢 |
| 参考文献 |
| 附录A:攻读硕士学位期间发表论文情况 |
| 附录B: 访谈提纲 |
（3）香港电影（1997-2006）美学精神初探（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引言 |
| (一)研究背景 |
| (二)研究现状 |
| (三)研究对象 |
| (四)研究方法及意义 |
| 一、1997-2006年间香港电影美学精神的内涵 |
| (一)族群形态：多民族文化的碰撞 |
| (二)人文反思：现实主义中的人文关怀 |
| (三)审美体验：对根的想象中呈现的“孤岛特质” |
| 二、香港电影(1997-2006)中的香港故事 |
| (一)怀旧与武侠题材：历史寻觅与现实重构 |
| (二)社会现实题材：边缘人的个体写实表述 |
| (三)鬼怪题材：一切鬼语皆人语 |
| 三、香港电影(1997-2006)中的香港风格 |
| (一)香港电影(1997-2006)电影风格概说 |
| (二)陈果：九七后香港电影的纪实书写 |
| (三)王家卫：九七回归后王家卫电影中的时空观 |
| (四)杜琪峰：以小见大的叙事特色 |
| 四、香港电影(1997-2006)“孤岛”美学特质及社会功能 |
| (一)香港电影(1997-2006)中的“孤岛特质” |
| (二)香港电影(1997-2006)的现实主义品格和人文主义关怀 |
| (三)“孤岛特质”电影美学追求的社会性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附录：参阅影片及其获奖情况 |
| 致谢 |
| 攻读硕士期间科研成果 |
（4）香港国际金融中心地位演变与路径选择（论文提纲范文）
| 序 摘要 Abstract 第1章 导论 |
| 1.1 选题背景与意义 |
| 1.1.1 选题背景 |
| 1.1.2 研究意义 |
| 1.2 文献综述 |
| 1.2.1 国际金融中心的研究综述 |
| 1.2.2 人民币离岸金融中心研究综述 |
| 1.2.3 香港国际金融中心地位演变的理论基础 |
| 1.2.4 文献研究的归纳总结 |
| 1.3 研究方法与结构 |
| 1.3.1 研究方法 |
| 1.3.2 结构安排 |
| 1.4 创新与不足 |
| 1.4.1 主要创新 |
| 1.4.2 不足之处 第2章 香港国际金融中心的发展历程 |
| 2.1 香港国际金融中心的历史进程 |
| 2.1.1 殖民主义时期自由经济管治理念 |
| 2.1.2 战后实体产业发展奠定经济基础 |
| 2.1.3 香港银行业主导地位的确立 |
| 2.1.4 证券业发展及资本市场繁荣 |
| 2.2 香港国际金融中心的特色 |
| 2.2.1 自由港政策及国际化特色 |
| 2.2.2 法治精神与监管特色 |
| 2.2.3 货币局制度和现代金融体系 第3章 香港国际金融中心地位的探讨 |
| 3.1 香港与其它国际金融中心的比较 |
| 3.1.1 全球着名国际金融中心发展概述 |
| 3.1.2 国际金融中心的竞争力评价模型 |
| 3.1.3 香港与其它国际金融中心的竞争力比较 |
| 3.2 香港与内地金融中心的关系 |
| 3.2.1 香港与内地金融关系 |
| 3.2.2 沪港金融中心关系 |
| 3.2.3 粤港金融中心关系 |
| 3.3 提升香港国际金融中心地位的必要条件 |
| 3.3.1 区位优势排他性 |
| 3.3.2 实体产业国际化 |
| 3.3.3 资本市场国际化 |
| 3.3.4 人力资源国际化 第4章 香港国际金融中心人民币离岸金融市场的发展 |
| 4.1 香港人民币离岸金融市场的发展概况 |
| 4.1.1 香港人民币离岸金融市场的发展历程 |
| 4.1.2 香港人民币离岸金融市场的架构与业务 |
| 4.2 香港人民币离岸借贷市场 |
| 4.2.1 人民币离岸存款市场 |
| 4.2.2 人民币离岸贷款市场 |
| 4.3 香港人民币离岸货币市场 |
| 4.3.1 香港银行同业拆息市场 |
| 4.3.2 离岸人民币基准利率的形成 |
| 4.4 香港人民币离岸证券市场 |
| 4.4.1 人民币离岸债券市场的发展 |
| 4.4.2 人民币离岸股票市场的发展 |
| 4.4.3 人民币离岸基金市场的发展 |
| 4.5 香港人民币离岸外汇市场 |
| 4.5.1 人民币离岸即期外汇市场 |
| 4.5.2 人民币离岸远期外汇市场 第5章 人民币离岸金融市场对香港国际金融中心地位的影响 |
| 5.1 人民币离岸金融市场促进货币职能和功能的发挥 |
| 5.1.1 作为流通货币发挥支撑作用 |
| 5.1.2 作为支付货币发挥基础作用 |
| 5.1.3 作为储备货币发挥关键作用 |
| 5.1.4 作为投资货币发挥积极作用 |
| 5.2 人民币离岸金融市场提升香港国际金融中心竞争力 |
| 5.2.1 人民币离岸金融市场发挥区位排他性优势 |
| 5.2.2 人民币离岸金融市场加速实体产业国际化 |
| 5.2.3 人民币离岸金融市场推动人力资源国际化 |
| 5.3 人民币离岸金融市场巩固国际金融中心地位 |
| 5.3.1 形成货币循环枢纽 |
| 5.3.2 形成商品循环枢纽 第6章 香港国际金融中心面临的风险与挑战 |
| 6.1 香港经济地位的“弱化”风险 |
| 6.1.1 贸易中转角色淡化 |
| 6.1.2 资本中介角色淡化 |
| 6.1.3 产业对接角色淡化 |
| 6.1.4 交通枢纽角色淡化 |
| 6.1.5 政治沟通角色淡化 |
| 6.2 香港套利套汇投机盛行的潜在风险 |
| 6.2.1 两地利率汇率形成机制差异创造套利机会 |
| 6.2.2 离岸人民币单向做空的内在逻辑 |
| 6.2.3 离岸人民币单向做空机制 |
| 6.3 香港可能成为跨国逃税节点的挑战——以日本为鉴 |
| 6.3.1 日元国际化的困境 |
| 6.3.2 日本离岸中心的发展 |
| 6.3.3 内外分离型离岸金融市场监管失效及其后果 |
| 6.3.4 对人民币离岸金融中心建设的警示 第7章 促进香港国际金融中心地位提升的路径选择 |
| 7.1 香港国际金融中心地位的SWOT分析 |
| 7.1.1 优势 |
| 7.1.2 劣势 |
| 7.1.3 机会 |
| 7.1.4 威胁 |
| 7.2 香港国际金融中心的发展路径 |
| 7.2.1 继续巩固美元金融生态圈的国际金融中心地位 |
| 7.2.2 积极打造人民币金融生态圈的国际金融中心地位 |
| 7.3 香港人民币国际金融中心的目标选择 |
| 7.3.1 确立人民币商品流通中心地位 |
| 7.3.2 确立人民币金融交易中心地位 |
| 7.3.3 确立人民币金融信息中心地位 |
| 7.4 香港人民币国际金融中心的发展策略 |
| 7.4.1 服务内地货物和服务进出口的措施 |
| 7.4.2 服务内地企业境外贷款融资的措施 |
| 7.4.3 服务内地企业境外上市募资的措施 |
| 7.4.4 服务内地机构境外发债融资的措施 |
| 7.4.5 服务内地企业境外直接投资的措施 |
| 7.4.6 服务境外企业境内直接投资的措施 |
| 7.4.7 服务境外机构境内间接投资的措施 参考文献 攻读博士期间发表的论文 致谢 |
（5）马克思主义国家结构理论中国化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英文摘要 |
| 导论 |
| 第一节 选题背景与研究意义 |
| 一、选题背景 |
| 二、研究意义 |
| 第二节 国内外研究综述 |
| 一、国外相关研究综述 |
| 二、国内研究综述 |
| 第三节 概念界定、结构安排与研究方法 |
| 一、核心概念界定 |
| 二、结构框架安排 |
| 三、研究方法 |
| 第四节 创新及有待进一步完善之处 |
| 一、可能的创新 |
| 二、需要进一步研究的问题 |
| 第一章 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国家结构理论 |
| 第一节 马克思、恩格斯的国家结构理论 |
| 一、马克思、恩格斯关于中央集权的思想 |
| 二、马克思、恩格斯关于地方自治的思想 |
| 三、马克思、恩格斯关于具体国家结构形式的比较与选择的思想 |
| 四、马克思、恩格斯关于国家结构形式最终会消失的思想 |
| 五、马克思、恩格斯关于民族问题的思想和理论 |
| 第二节 列宁关于国家结构的理论和实践 |
| 一、列宁关于多民族国家结构形式的理论和实践 |
| 二、列宁关于多民族国家民族自决的理论和实践 |
| 第二章 马克思主义国家结构理论中国化及其进程 |
| 第一节 中国共产党早期对马克思主义国家结构理论中国化的探索 |
| 一、中国共产党早期对国家结构形式的设想 |
| 二、中国共产党早期国家结构形式设想的评价 |
| 第二节 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对马克思主义国家结构理论中国化的探索 |
| 一、以民族区域自治为补充形式的单一制确立 |
| 二、中央与地方关系的探索与改革 |
| 第三节 以邓小平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对马克思主义国家结构理论中国化的探索 |
| 一、"一国两制"理论的提出 |
| 二、"一国两制"理论的基本内涵 |
| 三、"一国两制"的成功实践及其意义 |
| 第四节 江泽民、胡锦涛、习近平对马克思主义国家结构理论中国化的坚持与发展 |
| 一、以江泽民为核心的党中央领导集体对马克思主义国家结构理论的探索与发展 |
| 二、以胡锦涛为总书记的党中央领导集体对马克思主义国家结构理论的探索与发展 |
| 三、以习近平为核心的党中央领导集体对马克思主义国家结构理论的探索与发展 |
| 第三章 中国特色的国家结构形式及其特点、优越性 |
| 第一节 中国特色的国家结构形式 |
| 一、国家结构形式的类型及其一般功能 |
| 二、中国特色国家结构形式是人类历史上国家结构形式的创新 |
| 第二节 中国特色国家结构形式的特点 |
| 一、中国特色国家结构形式与中国历史和现实相结合 |
| 二、中国特色国家结构形式与解决民族问题相结合 |
| 三、中国特色国家结构形式与解决历史遗留问题相结合 |
| 第三节 中国特色国家结构形式的优越性 |
| 一、历史与现实的有机统一:中国特色的国家结构形式实现了中国历史传统与现实国情的有机衔接 |
| 二、民族团结、共同发展与共同繁荣:中国特色国家结构形式成功解决了中国的民族问题 |
| 三、"一国两制"与和平统一祖国:中国特色国家结构形式成功解决了历史遗留的港澳问题 |
| 第四章 马克思主义国家结构理论中国化的历史经验与发展完善 |
| 第一节 马克思主义国家结构理论中国化的历史经验 |
| 一、马克思主义国家结构理论中国化必须以当代中国的基本国情为出发点 |
| 二、马克思主义国家结构理论中国化必须以中国的国家统一和民族团结为根本目的 |
| 三、马克思主义国家结构理论中国化必须适应中国经济、社会发展及其现代化建设 |
| 四、马克思主义国家结构理论中国化必须以社会主义制度和法制为根本保障 |
| 第二节 当代中国单一制国家结构形式下中央与地方关系的多样性 |
| 一、单一制国家结构形式与下中央与普通行政区的关系 |
| 二、单一制国家结构形式下中央与民族区域自治地方的关系 |
| 三、单一制国家结构形式下中央与特别行政区的关系 |
| 第三节 在维护中央权威的前提下正确处理地方多样性与国家整合的关系 |
| 一、科学合理划分中央与地方权限 |
| 二、克服地方制度差异引起的消极后果 |
| 三、发挥中央与地方"两个积极性" |
| 第四节 完善制度机制建设:推进中国特色国家结构形式规范化、法制化 |
| 一、建立和完善中央与地方协调机制 |
| 二、进一步坚持、发展和完善民族区域自治制度 |
| 三、坚持"一国两制"方针与完善特别行政区制度及其运行机制 |
| 第五章 马克思主义国家结构理论中国化的前景 |
| 第一节 中国特色的"单一制"国家结构形式必将长期坚持下去并不断完善 |
| 一、有效的国家政治整合要求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的"单一制"国家结构形式 |
| 二、解决区域和民族之间发展不平衡问题要求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的"单一制"国家结构形式 |
| 三、维护国家统一、加强民族凝聚力要求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的"单一制"国家结构形式 |
| 第二节 民族区域自治制度的坚持与发展趋势 |
| 一、国内外现实情况决定民族区域自治制度长久坚持不变 |
| 二、民族区域自治制度朝着民主化和法制化的方向发展 |
| 第三节 参照"一国两制"模式解决台湾问题 |
| 一、台湾问题由来 |
| 二、解决台湾问题现实条件分析 |
| 三、解决台湾问题的重大意义 |
| 四、"一国两制"是解决台湾问题的最佳形式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在读期间主要学术成果 |
| 致谢 |
（7）港英政府时期华人公务员群体研究（1914-1997）（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导论 |
| 一、问题的提出 |
| 二、学术文献回顾 |
| 三、研究视角与基本思路 |
| 第一章 港英政府公务员制度与华人公务员概况 |
| 第一节 港英政府早期的公务员制度 |
| 第二节 港英政府华人职员群体概况 |
| 一、香港公务员的范围 |
| 二、早期香港政府中的华人公务员 |
| 三、港府华人公务员规模和待遇 |
| 第三节 香港政府华人公务员的团体及组织运行机制 |
| 一、香港政府华员会的筹备与成立 |
| 二、香港其他主要华人公务员团体 |
| 三、香港政府华人职员团体的组织运行机制 |
| 第二章 二战前香港公务员制度构建中的华人公务员——以加薪运动为中心 |
| 第一节 “一战”后港府华人文员加薪之呼吁与公务员薪金调整 |
| 第二节 华人公务员加薪运动与薪金调查委员会的设立 |
| 一、1920年代后期华人公务员调整薪俸制度之呼吁 |
| 二、文员薪金调查委员会之成立与工作开展 |
| 三、公务员薪金之调整与华人公务员之反应 |
| 第三节 裁员减政委员会之设立与香港公务员本地化政策的发端 |
| 第三章 华人公务员团体改善待遇运动与香港公务员制度本地化(1946-1950) |
| 第一节 改善待遇运动之兴起 |
| 第二节 公务员薪俸调查委员会之设立与公务员本地化政策 |
| 一、公务员本地化政策的进展 |
| 二、公务员薪俸调整委员会之设立 |
| 三、改善待遇运动之再起与华人公务员之联合 |
| 第三节 公务员制度调整与公务员之反应 |
| 一、公务员薪俸调整方案的出台 |
| 二、公务员对公务员制度改革的反应 |
| 第四章 华人公务员与香港政府的“肃贪”运动 |
| 第一节 二战后香港公务员的贪腐与反贪 |
| 一、断断续续的反贪与公务员贪腐的泛滥 |
| 二、《防止贿赂法案》与华人公务员之反应 |
| 第二节 独立反贪污机制的建立与“肃贪”运动的再出发 |
| 一、“葛柏事件”与廉政公署的成立 |
| 二、“肃贪”运动与“四大华人探长案” |
| 第三节 “肃贪”运动中的公务员廉政制度之重构 |
| 第五章 华人公务员与香港公共事务之参与 |
| 第一节 华人公务员与香港政府公共事业建设 |
| 第二节 华人公务员与香港政府市政建设 |
| 第三节 华人公务员与香港的对外宣传 |
| 第六章 华人公务员与过渡时期的香港 |
| 第一节 华人公务员与过渡时期香港公务员政策 |
| 一、基本法的制定与实施 |
| 二、华人公务员对公务员政策的支持 |
| 三、华人公务员与内地的互动 |
| 第二节 华人公务员与“过渡期”香港走向 |
| 第三节 华人公务员的自为抗争以“长俸计划”为例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8）香港特别行政区行政长官制度问题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Abstract 绪论 |
| 第一节 写作缘由及目的 |
| 第二节 研究现状 |
| 第三节 研究方法 |
| 一、 规范分析与实证分析法 |
| 二、 历史分析法 |
| 三、 社会分析法 第一章 香港特别行政区行政长官制度的发展脉络 |
| 第一节 行政长官制度产生的历史渊源 |
| 一、 香港回归之前的港督制 |
| 二、 香港回归前后时期的政治制度 |
| 第二节 行政长官制度的产生 |
| 一、 《基本法》中确立的行政长官制度 |
| 二、 第一任行政长官的产生 |
| 三、 行政长官的产生方式 |
| 四、 行政长官的“普选”问题 |
| 第三节 行政长官制度的性质分析 第二章 香港特别行政区行政长官制度的法律地位（一）—与中央政府的关系 |
| 第一节 行政长官的职权 |
| 一、 行政长官对中央人民政府的职权 |
| 二、 行政长官对香港特别行政区的职权 |
| 第二节 行政长官与中央人民政府的关系 |
| 一、 香港特别行政区与中央人民政府的关系 |
| 二、 行政长官与中央人民政府的关系 第三章 香港特别行政区行政长官的法律地位（二）—与香港各机构的关系 |
| 第一节 行政长官与行政会议的关系 |
| 第二节 行政长官与立法会的关系 |
| 一、 行政与立法的相互配合 |
| 二、 行政与立法的相互制约 |
| 三、 行政长官对立法会的职权 |
| 第三节 行政长官与司法机关的关系 第四章 香港特别行政区行政长官制度运行的实证研究 |
| 第一节 行政长官施政中存在的问题 |
| 一、 自身施政不顺 |
| 二、 行政会议制度未发挥作用 |
| 第二节 行政长官制度与立法和司法权的冲突 |
| 一、 立法会调查权 |
| 二、 立法会质询权 |
| 三、 司法权扩张 |
| 第三节 行政长官制度的实施前景 |
| 一、 发展政党政治 |
| 二、 开拓行政长官的执政空间 |
| 三、 权衡法院利益与行政长官权力 结论 参考文献 攻读硕士学位期间取得的研究成果 致谢 附件 |
（9）中国地方政府回应机制建构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选题缘起 |
| （一） 政府模式转型需要加强政府回应 |
| （二） 利益格局调整要求增强政府回应 |
| （三） 高风险社会挑战需要提高政府回应 |
| 二、研究意义 |
| （一） 现实意义 |
| （二） 理论意义 |
| 三、国内外研究现状 |
| （一） 国外研究 |
| （二） 国内相关研究 |
| 四、研究思路、分析框架和研究方法 |
| 五、主要内容及创新点和不足 |
| 第一章 回应机制概述 |
| 一、政府回应的内涵、目标、类型 |
| （一） 政府回应的内涵 |
| （二） 政府回应的价值 |
| （三） 政府回应的目标 |
| （四） 政府回应的类型 |
| 二、政府回应的理论基础 |
| （一） 人民主权理论 |
| （二） 责任政府理论 |
| （三） 新公共服务理论 |
| （四） 合作治理理论 |
| 三、政府回应机制 |
| （一） 政府回应机制的内涵及特征 |
| （二） 政府回应机制的构成要素 |
| （三） 回应机制的模式 |
| 四、回应机制的功能及意义 |
| （一） 政府回应的积极功能 |
| （二） 政府回应机制建设的现实意义 |
| 第二章 我国地方政府回应机制的现状剖析 |
| 一、建国以来我国政府回应机制的历史演变 |
| （一） 创立阶段 |
| （二） 挫折阶段 |
| （三） 重建阶段 |
| （四） 完善阶段 |
| 二、我国地方政府具体回应机制建设的实践概况 |
| （一） 我国地方政府回应机制的建设现状 |
| （二） 我国地方政府回应机制建设的总体特征 |
| 三、转型时期中国政府回应机制的困境表现 |
| （一） 回应意识薄弱 |
| （二） 回应动力缺乏 |
| （三） 回应能力较差 |
| （四） 回应渠道不畅 |
| （五） 回应过程不透明 |
| （六） 回应结果不公平 |
| （七） 回应监督机制缺失 |
| （八） 回应绩效评估不科学 |
| （九） 回应制度化程度低 |
| （十） 回应过程公众参与程度低 |
| 四、地方政府回应机制困境的消极影响 |
| （一） 公民正常意愿得不到表达，公民非制度参与越来越多 |
| （二） 地方政府与人民群众严重脱离、人民利益得不到维护 |
| （三） 严重阻碍公共行政民主化和政府改革的进程 |
| （四） 严重影响社会稳定以及国家政权的合法性基础 |
| 第三章 我国政府回应机制建设困境的原因分析 |
| 一、文化因素 |
| （一） 中国传统政治文化因素的影响 |
| （二） 现代民主行政理念缺失 |
| （三） 官僚制理性精神不足的影响 |
| （四） 公民政治参与意识薄弱的影响 |
| 二、体制因素 |
| （一） “全能主义”政府模式的影响 |
| （二） “前韦伯化”行政体制的影响 |
| （三） 权力主导的公共决策体制的影响 |
| （四） 政府层级结构繁多的影响 |
| （五） 缺少有效问责和监督制衡机制的影响 |
| 三、外部因素 |
| （一） 公民社会发展落后 |
| （二） 公众参与不足 |
| 第四章 我国地方政府回应机制的重构策略 |
| 一、回应机制价值的重构 |
| （一） 公民本位取向 |
| （二） 公共利益至上取向 |
| （三） 责任行政取向 |
| （四） 服务社会取向 |
| （五） 依法治理取向 |
| （六） 合作共治取向 |
| （七） 着眼未来取向 |
| 二、回应机制运行原则的重构 |
| （一） 主动性 |
| （二） 互动性 |
| （三） 及时性 |
| （四） 有效性 |
| （五） 务实性 |
| （六） 公开透明性 |
| 三、回应机制流程的重构 |
| （一） 加强政府和公众的互动，提升政府回应机制的预测能力 |
| （二） 加强电子政务回应平台建设，强化政府回应体制的反应能力 |
| （三） 再造政府业务流程，加强政府回应体制的反馈和回复能力 |
| （四） 注重回应绩效评估，提高政府回应机制的自我改进能力 |
| 第五章 我国地方政府回应机制重构的现实路径 |
| 一、树立服务理念是政府回应机制建设的重要前提 |
| 二、重塑政府回应的组织结构和运行机制 |
| （一） 切实转变政府职能，建设服务型政府 |
| （二） 重塑政府组织结构——以扁平化的政府组织来回应社会 |
| （三） 整合政府资源，打造无缝隙政府强化回应能力 |
| （四） 完善电子政府建设，创新政府回应平台 |
| （五） 健全政府信息公开渠道和利益表述机制 |
| （六） 创新对回应的监督和绩效评估体制 |
| 三、高素质的公务员队伍是政府回应的重要组成部分 |
| 四、强化公民政治参与是提升政府回应能力的基本路径 |
| （一） 培养公民权利意识 |
| （二） 保障公民参与权的实现 |
| （三） 打造公民参与的渠道 |
| 五、促进公民社会的成长——构建政府回应机制的社会基础 |
| （一） 保持第三部门的独立性 |
| （二） 培养公民社会的契约精神 |
| （三） 加强政府与社会组织的合作 |
| 六、有效回应社会的制度保障——以香港政府咨询回应体制为例 |
| （一） 香港政府咨询体制的源起和发展 |
| （二） 香港咨询体制的架构和运作方式 |
| （三） 香港咨询体制的作用和借鉴意义 |
| 结论 |
| 参考文献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发表的论文及科研成果 |
| 致谢 |
（10）社会资本视角下的腐败治理研究 ——基于香港的经验（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Abstract 1 |
| 绪论 1.1 |
| 研究背景与目的 1.2 |
| 社会资本概念界定 1.3 |
| 研究综述 1.4 |
| 可能创新之处 2 |
| 社会资本:腐败治理的新视角 2.1 |
| 社会信任 2.2 |
| 社会网络 2.3 |
| 规范 3 |
| 连接型社会资本:香港腐败治理的助推器 3.1 |
| 作为心理基础的社会信任 3.2 |
| 作为社会基础的社会网络 3.3 |
| 作为制度基础的规范 4 |
| 从黏合型社会资本到连接型社会资本:香港腐败治理经验对中国内地的启示 4.1 |
| 中国的社会资本现状 4.2 |
| 培育中国的连接型社会资本 结论 参考文献 研究生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 后记 |
四、董建华：重塑香港信心（论文参考文献）
- [1]中国共产党党员干部就职宣誓制度研究[D]. 王艳卓. 吉林大学, 2020(01)
- [2]“一国两制”框架下提升香港国家认同的路径研究[D]. 胡春婵. 昆明理工大学, 2019(04)
- [3]香港电影（1997-2006）美学精神初探[D]. 侯东晓. 曲阜师范大学, 2018(12)
- [4]香港国际金融中心地位演变与路径选择[D]. 陈小辛. 吉林大学, 2017(03)
- [5]马克思主义国家结构理论中国化研究[D]. 石婧. 内蒙古大学, 2017(08)
- [6]大器晚成[J]. 徐锦庚. 时代文学, 2017(02)
- [7]港英政府时期华人公务员群体研究（1914-1997）[D]. 陈新林. 华中师范大学, 2015(12)
- [8]香港特别行政区行政长官制度问题研究[D]. 张扬. 华南理工大学, 2013(01)
- [9]中国地方政府回应机制建构研究[D]. 赵晗. 吉林大学, 2011(05)
- [10]社会资本视角下的腐败治理研究 ——基于香港的经验[D]. 李莹. 暨南大学, 2011(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