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救赎之路的追求——论海明威创作的潜在主题

一、解救之途的追寻——论海明威创作的潜在主题（论文文献综述）

龚紫斌^[1]（2019）在《海明威小说中的“原始主义”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广泛弥漫于20世纪前后西方文化中的原始主义思潮,受急剧变动的社会现实、哲学转向、人类学对原始文化的再发现与价值重估、艺术走向审美自律等因素的影响,而呈现出与现代主义之前的原始主义表述的明显差异性。海明威受现代主义时期原始主义审美新变化的影响,结合自身独特的生活经历以及丰富的民族志知识,形成了对“原始主义”的独特理解与审美表达。在其文学创作中具体表现为:一是在破除了“二元论”以及“白人中心论”等思想藩篱后,“原始人”不再是白人凝视的“他者”或自身欲望的呈现,而成为白人主体自我历史循环叙事的一部分。经过不断重组,“原始人”不再是原始土着的专属名称,白色人种下层群体及次等文化他者也不约而同地成为“原始话语”的一部分;二是通过对原始世界观以及神话的重塑,回复到一种古老的思想模式,在返归原初人类心理状态之际,达到重构现代文明人世界观与价值体系的目的;三是借助“原始人”直觉、本能、非逻辑的思维和行为方式,在表达对奇异、恐怖的外部世界的感受时,揭示世界的荒谬、文明的病态、人性的偏狭及生命的脆弱等,达到批判与反思的目的;四是向原始家园场景的不断返归,恢复了原初人类认识的整体性,在人与自然的一致性中,探寻人类自我的本真状态,实现主体精神的更新与重生,展开在现代世界中对价值与意义的追寻。本论文将海明威的小说创作置于现代性语境之中,从四个方面对其“原始主义”内容展开研究:其一,从追溯“爵士时代”大西洋两岸的美国和法国巴黎社会文化对原始主义不一样的理解与态度开始,来考察海明威原始主义倾向形成的原因及特点;其二,将海明威小说中具有“野蛮人”气质的人物形象视作是一群在现代生活中重生的“原始人”来进行解读,重生的“原始人”通过一系列外化的呈总体反讽色彩的“行为艺术”将内在的生命力变得具有可视性与可解性,反映出现代生活的日益破碎与断裂,他们是现代生活中的英雄主体;其三,把海明威返归原始家园场景的书写理解为一个不断“辖域化”、“解域化”的空间运动过程,它实现的不仅是故事人物在地理位置上的变动,让主体从功能化、等级化的社会空间里散逸出来而进入多元化、异质性的“他者空间”,更提供了一种反思与解构的思考模式,让返归原始自然的过程最终成为一场寻找真实自我的心灵之旅;其四,集中探讨作品中关于原始诗性智慧的复归与运用,海明威对许多神话质素实施改造,进行叙事的仪式化处理,这既是对现代主义时期回归原始呼声的响应,也透露出海明威希翼借助对诗性智慧的运用,实现对现有世界和人类自身局限性的突破,寻找到一种人类理想化的生存境遇。本论文最后得出如下结论:第一、海明威小说中的原始主义是在现代性语境中重新生成的结果,他的原始主义既具备现代主义时期原始主义的新特征,又有所差别;第二、海明威小说中的原始主义与现代主义有许多“家族相似”特性,其边缘化叙事、新文化空间的开辟、激进的反资产阶级现代性立场以及批判性锋芒的呈现,都使其成为一种主流叙事话语之外的现代主义,它是现代主义的另一类面孔。

范小娟^[2]（2019）在《哈罗德·布鲁姆文学批评理论在中国的接受研究》文中研究表明在西方文论界,美国文学批评家哈罗德·布鲁姆具有重要地位,其理论在中国“旅行”的30年间,国内的译介呈现了由隐到显的动态过程。从最初被“遮蔽”到经典地位的确立,多个维度的考评都映证了其在中国产生的巨大影响。同时,国内对布鲁姆的身份归属问题存在多重阐释。本文并不试图将其划入某一特定学派,而主张将其理论界定为修正主义批评理论。本文从布鲁姆理论在中国文论界影响最大的三个观点,即他的大文学观、误读理论和经典观入手,考察布鲁姆理论在中国的接受。布鲁姆文学观是一种大文学观,其在国内遭遇困境,但仍有少数学者予以关注;作为整个理论体系的基石,误读理论在国内得到广泛接受与认同,产生了变异的诸种形式,形成“中国化”的误读理论;以审美和精英主义为立场的经典观在国内形成了顺向阐释与逆向思考的双向并行,实现了中国文论的扩充,并对外国文学研究产生了延伸性影响。以上理论在中国的不同境遇源于深层次的文化动因。一方面,这是接受者根据中国本土语境的需要进行选择的结果。完全不同的文化宗教环境使学界回避或排斥布鲁姆以宗教、理论、文学的同质互渗为基础的大文学观,而误读理论与80年代后文学“主体性”思潮的契合、经典观背后的英美文化研究与中国当代文化研究的相通则是促成两者经久不衰的深层动因。另外,接受主体的“前理解”与“期待视野”也主导着接受的程度。误读理论、经典观与国内学者“前理解”中传统文论与批评的积淀之间存在着内在的沟通,理论的相通或趋同促成了视域的融合。而大文学观的跨学科性与其中渗透的宗教背景远远超越了学界的“期待视野”,大文学观的“受阻”势所必然。统观布鲁姆理论在中国的接受,可以检视整个西方文论接受中的“得”与“失”。从根本上说,对布鲁姆的接受是以建设中国文论为宗旨的,这与中国现当代文论的发展阶段和诉求相关。在这一语境下,国内接受布鲁姆的全过程都显现了本土意识的在场:接受中的多元化阐释是对文本“召唤结构”的填补,也是对布鲁姆“本土化”的建构,体现了接受者与文本积极的交互作用。因此,现有的大部分接受是值得肯定的。但是,布鲁姆在中国的接受仍然存在着某种错位。表现为研究趋于定型化简单化、普遍主义倾向、现实针对性的缺乏等。针对诸种错位,应当通过强化批判意识、西方文论的“还原与语境化”等现实策略实现理论的修正与重构,引导接受者以理性平等的姿态、以对话沟通为目的进行接受和研究,形成良性并有益于中国文论的接受活动。

郜丽媛^[3]（2019）在《在隐喻的道德框架下叙述一切 ——方方小说创作论》文中研究表明方方作为当代文坛上的一棵常青树,不断尝试采用新的题材和写作方式,创作出了一系列风格多变的小说作品。其文学作品中既有女作家的敏感细腻,又兼有男性关注苍生的大格局视野,因此成就了方方在当代文学史上的特殊地位。方方的代表作《风景》因关注城市底层市民琐碎日常生活的叙事内容和“零度情感”的叙事方式而被评论家纳入“新写实小说”文学潮流之中,从此方方也被冠以“新写实小说”的代表作家头衔而为大众所知。因此,评论家和读者对方方作品的解读多局限在“新写实小说”流派的囚笼之中,或分析方方作品所携有的流派创作特色,或分析方方与流派中其他代表性作家的创作异同。所以,本论文的目的就是重新发掘方方作品中除却“新写实小说”流派所具有的“琐碎日常”、“零度情感”等特色之外的“百变风景”,扞卫方方在当代文学史上的独特性地位。方方在创作中秉持着独立自由的写作立场,不趋附于某种主流话语,与主流话语形成一种错位。首先,方方始终以知识分子的写作姿态去创作自己生命所感受到的真实体验,她将细腻的笔触深入到底层市民、知识分子和女性等小人物身上,透过描写普通大众的个体生命体验和悲欢离合来探究“人”的生存本真。同时,方方以知识分子独有的敏锐目光去审视这些人群的生存境遇以及悲剧背后的深层根源,表现出方方作为一名知识分子对于人性、社会时代和命运的审视和思考。其次,方方作品被笼统归入“新写实小说”之中进行理解和研究会遮蔽掉其作品独有的思想内涵和艺术特色,本论文深入分析方方作品区别于“新写实小说”的特质,还原被“新写实”遮蔽下的小说“风景”。最后,方方小说创作中虽有着浓厚的“女性意识”,但区别于主流文坛上九十年代涌现的“私人化”写作、“身体写作”等“女性文学”,方方始终秉持着一种“超性别意识”和女性自省意识去关照和审视女性生存状态并寻找解决方案。游离于主流话语的文学创作一方面造成身为文坛作家的方方具有某种焦虑感,另一方面使得方方能够以敏锐的眼光和冷峻的笔调去关照社会现实,塑造出一系列在无奈世俗中苦苦挣扎着焦虑的小人物们,当然,其笔下人物的焦虑在某种程度上是作家心理意识的投射作用。方方小说中处处浸染着身份焦虑。首先,知识分子在商业经济大潮下有着巨大的身份焦虑感:一方面方方作为文坛作家面临着与主流话语错位所坚守自我的抵抗性境遇、评论家和市场与读者的认可问题;另一方面,其小说中的知识分子形象在商品经济社会中处于举步维艰的境地,从而被迫由知识分子向市民化转变。其次,方方笔下的男性都遭遇着被“阉割”的焦虑:一方面,父辈缺席,其身上并携有暴戾性与自私性,英雄“父亲”光环被消解掉后便是母亲在权力结构中的上位;另一方面,商品经济中女性获得经济话语权从而对男性造成一定的压迫,男性在受挫后日渐消糜。最后,方方笔下的女性形象面临着生存焦虑:一方面,她们从始至终都在苦苦寻觅精神家园并为了营造“家”而努力抗争,却最终不得不都面临着无家可归的生存困境;另一方面,她们也在灵与肉的矛盾中苦苦挣扎,但终归是成为了追逐心中美好爱情（情感之“家”）的牺牲品。方方身为作家虽有着焦虑和压力,但她仍坚守“为内心写作”的创作姿态,独立而自由地进行文学写作。首先,方方始终秉持着知识分子求真意志,立足于个体生命体验来透视人性奥秘和揭示生存处境。她以生命个体的民间视角来还原历史真实和生存真相,消解历史和现实存在的某种权威和荒诞言说,并对非理性存在进行探索和思考。其次,方方内心深处坚守着某种伦理秩序,即对人性关怀的精神价值论和情爱至上的情爱价值论。

黄倩倩^[4]（2019）在《拉尔夫·埃里森文化融合主义的创作理念与实践》文中指出拉尔夫·埃里森是20世纪50年代以来最重要的非裔美国作家之一,同时也是一个美国文学评论家与文化研究者。埃里森在自己的文学、文化评论与小说作品中表现出超前的文化融合主义创作理念。20世纪60年代,欧文·豪与埃里森关于非裔美国文学创作的艺术美学与意识形态孰轻孰重的论战反映了埃里森对文学前辈理查德·赖特“影响的焦虑”,其深层动因在于当时非裔美国文学产生了以赖特为代表的“抗议小说”与以埃里森为代表的新型黑人文学的分歧。在此背景下,埃里森在批判吸收前辈文学资源的基础上提出了自己的融合创作观,主张超越黑人民族主义与黑人同化主义的弊端,以提倡文化与种族融合的创作态度引导非裔美国文学的发展。自小成长于理性、开放的“边疆”环境使他产生种族融合的愿望,而血缘混杂的美国中,黑人与白人、黑人文化与白人文化早有融合的趋向。这些条件使埃里森决心在文学创作上践行“融合”观念。埃里森的文化融合主义创作观突出表现在几个方面:首先,非裔美国文学受到黑人文学与西方文学传统的双向熏陶,因此其系谱呈现出黑白融合的特点。此外,他认为没有黑人文化与白人文化之分,二者早已相互交融,形成独具特色的美国文化。他指出非裔美国文学创作的文化基础就在于美国文化的整一性。美国文化整体中蕴含着多样性,文化多样性的事实给少数族裔作家的创作带来了一种“多样性焦虑”,消除这一“焦虑”的有效方式是用“黑人经验”来诠释“美国经验”,这正是非裔美国作家的创作目的所在。而展现黑人经验的最佳方式便是对自身民族文化——黑人民俗文化进行再阐释。在此前提下,埃里森将黑人民俗文化,如布鲁斯、民间故事、方言俚语等视作宝贵的文化遗产和创作素材来源。最后,埃里森反对将意识形态与文学艺术割裂开来,他认为政治与艺术可以融合在作品中。在其两部长篇小说中,埃里森借鉴欧洲白人文学传统,继承黑人民俗文化资源,以这一“融合”的书写方式在文学实践上映证文化融合主义的创作理念。

王玲霞^[5]（2018）在《论海明威笔下的非洲形象》文中认为海明威是二十世纪美国杰出的小说家,他具有浓厚的非洲情结。由向往非洲到两次赴非旅行,他笔下的非洲形象也在这三个阶段中发生了变化。本文以其非洲之旅为线索,以其日记、非洲题材小说为主要研究对象,展示其笔下三个阶段非洲形象的演变和内部张力,与此同时,揭示其形成原因和意义。赴非之前,受社会环境和个人意识的影响,他将非洲单纯地想象为“伟大的边疆”和“一个好地方”,以此寄托少年的英雄梦想与成人的美好希望;初见非洲,他的关注焦点在非洲的自然景观,但受个人意识和集体意识的双重影响,他一方面将非洲书写成充满生命力的野生大陆,有着迷人的自然风光、天然的动物园与热情淳朴的原始部落人群,成为白人逃避现代文明的精神避难所,另一方面又将其书写为西方人的王国、白人猎手的角逐地和沉默的他者,以此表征白人主体的欲望;再见非洲,一方面,由于时代的变化,作者个人自然观、种族观也发生变化,促使他改变了对非洲自然和土着的看法,并且将关注焦点放在非洲的人文景观上,将其建构成“非洲人的非洲”,有着充满魅力的人文景观。作者试图融入自然、融入非洲,建立一个美好的“宗教王国”;另一方面,受集体意识的影响,他又将其建构为一个西方经济、文明的附庸者。由此可知,由于作者思想意识中无止境的主体欲望与对殖民地原始面貌的崇尚之间的冲突、集体意识与个人意识之间的矛盾,其笔下的非洲形象充满了张力,处于乌托邦化和意识形态化的两极。乌托邦化的非洲形象表明作者对现代工业文明的反思,揭示出现代人的生存困境,试图以原始、充满生命力的非洲来疗救身染沉疴的美国文化,希冀从非洲这片理想的家园中重塑个体理想人格。意识形态化的非洲形象则表明他始终未能摆脱西方社会集体意识形态的桎梏,揭露出作者所代表的西方白人的主体欲望、霸权思想以及其经济、文化优越感和自负心理,显示出异国形象塑造与政治、经济、文化间的紧密联系。而这有助于理解作者所塑造的非洲形象与美国传统文化的渊源关系和他对本国文化的态度。

何月桂^[6]（2017）在《海明威短篇小说创作的叙事特征解读》文中指出文章从热奈特的叙事视角理论出发,深入分析了海明威短篇小说创作的叙事特征,即运用外聚焦的方式体现其叙事的具体情境,表达人物言语行为的自我呈现;以内聚焦的方式来表现叙事的主体性,使人物的心理活动得以直接呈现,并通过特定全知视角创作其小说的叙述风格,在小说中制造悬念和留有更大的解读余地。

周玉晶^[7]（2016）在《20世纪美国现代主义叙事文学追寻母题探析 ——以主流文学代表作家经典作品为例》文中研究说明追寻的呼声响彻在整个人类文明的发展阶段,追寻的旋律贯穿着整个文学发展过程。肇始于远古神话的追寻母题也就一次次被置于作家的文本之中。作为20世纪美国文学的一个主旋律,人们心灵的沉重失落和执着追寻在不断交替循环,追寻可以说是美国文学的内在深层情愫。伴随着现代主义文学的兴起与美国现代主义叙事文学的进一步发展,追寻母题的内涵与形式以及追寻的主体和环境等都有了新的变化。本论文就是希望在主题学视域下,在文本细读的基础上,运用社会历史分析法、叙事学理论以及原型批评理论等,以20世纪美国现代主义叙事文学中代表作家的经典作品为例来探析美国现代主义叙事文学所体现的追寻母题。在探究追寻的内涵和主体的同时,本文也力图关照追寻母题的悲剧审美,并希望就20世纪美国现代主义叙事文学“追寻”所传达的文化意蕴做出积极的探索,进而从个体和整体上观照20世纪美国现代主义蕴含的思想意蕴和人文关怀。本论文由导言、正文和结语构成。导言部分对20世纪美国现代主义叙事文学进行了概念和范围上的界定,并简述了对美国现代主义叙事文学及代表作家的在母题领域的研究现状。正文部分分为三章:第一章主要探析20世纪美国现代主义叙事文学追寻的内涵。包括就现实生存方面而言的追寻的表层目标,以及就人生哲理与诗意概括方面而言的追寻的深层涵义。第二章则从追寻者的品格特征和追寻者追寻的内心状态与现实抉择两个方面入手,探讨了20世纪美国现代主义叙事文学追寻的主体——追寻者。第三章则主要分析20世纪美国现代主义叙事文学“追寻”的悲剧审美。结束语部分对正文的论述和观点进行了简要重申,点明了20世纪美国现代主义叙事文学蕴含的思想意蕴和人文关怀。

孙明丽^[8]（2015）在《美国文学发展驱动力中的新闻因素 ——以三位记者—小说家为例》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19世纪末20世纪初，美国社会处于重要的转型期。政治、经济、文化等领域发生巨大变化，新闻业作为文化工业的一部分全面参与到社会各个层面。报业的蓬勃发展为很多有文学抱负的青年人提供了就业机会，成为其日后文学创作的培训基地，不但塑造其语言风格，更使其有机会接触重大的社会题材，滋养了他们诚实的态度与操守，并在其他机会没有敞开大门时提供了表达的媒介。与此同时，文学家受到现实主义思潮和实用主义大众哲学的影响，像新闻记者一样记述自己的社会、生活、思想。此外，诸多文学作品以连载的形式在报纸上得以发行，这一去中心化的过程深刻影响到作家、文本与读者三者间的关系。事实与虚构，新闻与小说的界线日渐模糊。本文拟重新解读该历史语境下的三位具有代表性的记者-小说家，克莱恩、德莱塞和海明威，选择其优秀的新闻和小说作品，对其选材方法、叙事风格、叙事策略等方面进行系统的分析和阐释，并在论证中比较他们各自的特色。记者经历不仅有利于解释上述作家在作品中展现的独特的创作主题、语言风格和写作技巧的产生根源，同时也助于勾勒出美国文学民族特色的形成脉络。

赵艳芬^[9]（2015）在《《今天》（1978-1980）：从作品意象到主体形象》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1978年12月23日北岛、芒克、黄锐、陆焕兴等人创办的《今天》在文学史上已成为一个系统符号,《今天》以其“异质性”姿态开辟了新时期文艺创作的新方向。《今天》作为一个民间刊物,同时是一个文学艺术团体,其内容除了发行刊物《今天》以外,还包括举行文学作品讨论会,诗歌朗诵会,创办“星星美展”等。论文从《今天》的团体性定位出发,一是从诗歌与绘画的“意象”出发还原《今天》团体的精神气质；二是从艺术本体出发来对《今天》团体的艺术形式进行探讨,论证其自身的“先锋性”所在,名副其实的回归“史”的定位和“史”的价值；三是通过艺术形式的研究来探讨《今天》和“星星”创作者的创作心理,并由此建构《今天》的主体形象。论文安排两章。第一章：主要是对《今天》与“星星”两者的诗歌与绘画艺术创作进行尽可能全面穷尽的意象提取,并将提取的意象做归纳性分类论述,分别是天空意象符号系列,大地意象符号系列和历史文化意象符号系列。据此,第一章安排三节：第一节“天空”意象系列以“天空”、“太阳”以及太阳意象群中的“星星”、“月亮”、“黎明”为论述对象；第二节“大地”意象系列以“大地”、“海洋”、“波浪”、“船”为论述对象；第三节历史文化意象系列以“圆明园”、“长城”为论述对象。通过意象的论述,探究《今天》与“星星”这些先锋艺术家创作中所开拓的新空间。在分类论述中,以天空、大地、历史等意象为切入点的分析阐释过程中,基本上都能够形成一个纵深式的脉络。这个纵深方向便是艺术的本体性回归和个人的主体性回归。在每个典型意象的归类分析中,可以看到上世纪《今天》年代群体内部的不同层次,以此来论证其先锋性、现代性的指向。第二章：探究作品意象背后的主体形象,以此来进一步探讨《今天》团体的丰富性。从意象呈现深入到主体形象的实质性分析上,从中看到创作者们对生命体验和生存处境不同层次的观照和审视。这种不同层次的审视背后又与主体的自觉程度和现实的处境所具有的联系。与第一章的行文思路和脉络相照应,第二章主要安排三节,第一节：在共名性和群体性之间,以江河、杨炼等为代表,从共名性主体指向和群体性主体指向两个维度进行论述：第二节：在群体性和个体性之间,以北岛、芒克等为代表,从向外寻找自我的指向和向内建构自我的指向两个维度来探讨；第三节是个体性主体的确立,以田晓青、多多为代表。《今天》的创作在中国当代文学史上具有革命性的意义。本文从整体出发,尽可能地发掘《今天》所包含的多种元素,在回归其现场丰富性的同时阐明它所达到的文学艺术高度。

刘浏^[10]（2015）在《“非虚构”写作论》文中提出从写作文本与其所书写的对象世界的关系观照,文体大体上可分为虚构文体和非虚构文体。非虚构文体不是横空出世的文体类型,它是经历漫长的社会变革与书写文化的发展而逐步形成的。在中国文学发展史中,“非虚构”是对20世纪虚构文学的反拨,无论是80年代兴起的报告文学热,还是90年代新写实主义小说等都昭示着传统文学的精神回归。进入21世纪,非虚构写作特别活跃,涌现出一大批优秀的非虚构作品,促发了了非虚构热潮。《人民文学》的“非虚构”栏目和“人民大地”非虚构写作计划等,对非虚构文学的发展具有重要的推进作用。与此同时,也引发了研究者对非虚构文体的更多关注,有关“非虚构”的争议颇为热闹。“非虚构”写作不仅是一种建立在文本内容真实基础上的书写方式和文体类型,也指称着以一切的传播手法表达非虚构书写意义的表现方式和传播模式。本文通过对新闻、报告文学、纪实小说、亚纪实小说、私小说、传记与日记文学等几类非虚构文学体的全面考察,结合现代文学理论、文化理论,深入阐述非虚构文体的范畴、性质和特点等,对“非虚构”写作做较为系统的梳理和分析。本文对于“非虚构”写作的研究注意跳出原有“纪实”﹢“文学”的窠臼,致力于跨学科的协调观照论析,从传播学五个要素——传播者、接受者、文本、传播媒介、效果入手,分析文学生态中媒介与非虚构写作的关系。媒介技术发展至今,非虚构作品已经不再只能是以纸质出版物形式呈现,而是可以以数据编码形式等多样态表达存在于电视、电脑、手机等媒体之上。相对于传统的文学载体,在媒介融合之后,全球化和无实物化使得文学以全新的姿态绽放魅力。新的传播意识和传播价值的新的设计,使得非虚构写作重新回归文学传播的主流地位。如果说过去普通读者之于非虚构写作的关系是“接受式”的,犹如传播学中的“魔弹论”所形容——传播媒介拥有不可抵抗的强大力量,可以引起直接速效的反应;那么,随着新媒介技术和大众文化的深入发展,受众对非虚构的信息获取、审美需求与作家创作初衷之间就变成了“互动式”的关系,即拉扎斯菲尔德所说的“有限效果”。父辈文化中非虚构的“文本——人”的传播关系变为了“文本——空间——人”的传播。媒介话语对非虚构“商品”有增值意义,使得非虚构文化逐渐倚重视觉、依赖技术和消费,完成了从现代性向后现代的过渡,但这也绝不是非虚构写作的终点。论文共分为绪论部分和正文部分。正文包含四章内容。第一章是对“非虚构”写作的全面体察,主要就近年来出现的“非虚构”热和学术界对非虚构相关问题的争论表述观点。对“非虚构”写作的历史进行梳理,对“非虚构”进行学理溯源。并且以典型文本为支撑对“非虚构”写作的范畴、类型、性质和意义等进行全面、深入的分析。第二章论述的是非虚构写作区别于其他文体的特征与个性,主要表现在非虚构的“非”上。通过对“非虚构”写作内部指向和外部表征的分析,得出该文体的两个写作面向以及“非”的三层含义,阐述在新的文化语境中非虚构的非虚构性与虚构性之间辩证统一的关系。在第三章中,将“非虚构”写作置于媒介融合的背景下考察其传播学意义。通过对传播者、接受者、文本、传播媒介、传播效果等几方面的深入探究,考察“非虚构”写作与媒介的之间的深厚关联。同时,将“非虚构”写作两种表达方式——传统的书写文本与在媒介融合之后的大众传播文本进行比较,考察“非虚构”写作的传播速度、传播广度、传播维度等变化,为非虚构写作传播研究提供论据。第四章,是对“非虚构”写作媒介存在的论述,通过对以纪录片和影视政论片等典型的观察,论述新技术手段与非虚构写作联动后产生的新的文化样态和审美意义。

二、解救之途的追寻——论海明威创作的潜在主题（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解救之途的追寻——论海明威创作的潜在主题（论文提纲范文）

（1）海明威小说中的“原始主义”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2）哈罗德·布鲁姆文学批评理论在中国的接受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3）在隐喻的道德框架下叙述一切 ——方方小说创作论（论文提纲范文）

（4）拉尔夫·埃里森文化融合主义的创作理念与实践（论文提纲范文）

（5）论海明威笔下的非洲形象（论文提纲范文）

（6）海明威短篇小说创作的叙事特征解读（论文提纲范文）

（7）20世纪美国现代主义叙事文学追寻母题探析 ——以主流文学代表作家经典作品为例（论文提纲范文）

（8）美国文学发展驱动力中的新闻因素 ——以三位记者—小说家为例（论文提纲范文）

（9）《今天》（1978-1980）：从作品意象到主体形象（论文提纲范文）

（10）“非虚构”写作论（论文提纲范文）

四、解救之途的追寻——论海明威创作的潜在主题（论文参考文献）

• [1]海明威小说中的“原始主义”研究[D]. 龚紫斌. 华中科技大学, 2019(01)
• [2]哈罗德·布鲁姆文学批评理论在中国的接受研究[D]. 范小娟. 浙江大学, 2019(07)
• [3]在隐喻的道德框架下叙述一切 ——方方小说创作论[D]. 郜丽媛. 广西师范大学, 2019(08)
• [4]拉尔夫·埃里森文化融合主义的创作理念与实践[D]. 黄倩倩. 南京师范大学, 2019(03)
• [5]论海明威笔下的非洲形象[D]. 王玲霞. 湘潭大学, 2018(02)
• [6]海明威短篇小说创作的叙事特征解读[J]. 何月桂. 明日风尚, 2017(15)
• [7]20世纪美国现代主义叙事文学追寻母题探析 ——以主流文学代表作家经典作品为例[D]. 周玉晶. 曲阜师范大学, 2016(02)
• [8]美国文学发展驱动力中的新闻因素 ——以三位记者—小说家为例[D]. 孙明丽. 吉林大学, 2015(08)
• [9]《今天》（1978-1980）：从作品意象到主体形象[D]. 赵艳芬. 扬州大学, 2015(08)
• [10]“非虚构”写作论[D]. 刘浏. 苏州大学, 2015(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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