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学文化：先进文化的基石和先导

一、科学文化:先进文化的基石与先导（论文文献综述）

吴小炜^[1]（2021）在《新时代中国共产党引领先进文化建设研究》文中研究指明文化是人类社会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民族、国家的灵魂,先进文化是推动社会发展进步的重要动力。党的十九大指出:“中国共产党从成立之日起,既是中国先进文化的积极引领者和践行者,又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忠实传承者和弘扬者。”代表先进文化前进方向,引领先进文化建设实践,不仅是中国共产党自身先进品格的必然,更是中国共产党领导和执政使命的必然。2021年是中国共产党建党一百年,百年来,作为推动近现代中国社会变革发展的领导力量和有着高度文化自觉的中国共产党,其从成立之日起就非常注重以先进的理论指导和引领中国先进文化的发展和前进,并充分发挥先进文化对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事业的巨大动力作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了新时代”,面对“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特别是文化的地位和作用越来越凸显的现实境遇,中国共产党在引领先进文化建设的过程中,如何面对和解决我国文化建设过程中不断出现的新需求、新问题、新挑战,如何利用好新的发展机遇实现社会主义文化强国目标,如何充分发挥先进文化在推进经济社会发展、实现民族伟大复兴目标上的巨大动力作用?这是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坚强领导核心和最高政治领导力量的中国共产党必须要直面的时代课题。基于此,本论文以“谁来、用什么引领先进文化建设”、“为什么要引领先进文化建设”及“如何引领先进文化建设”为研究导向,通过从对中国共产党引领先进文化建设进行一般性的理论界定分析及对中国共产党引领先进文化建设历程的考察和经验总结来解决“是什么”的问题;通过对新时代中国共产党引领先进文化的时代境遇、战略意义及问题挑战等的考察来解决“为什么”的问题;通过对新时代中国共产党引领先进文化的优化路径的分析来解决“怎么办”的问题。具体包括:第一章,中国共产党引领先进文化建设的理论概述。这一部分主要是对中国共产党引领先进文化的基本理论内容进行界定和把握。界定核心概念及其内涵是研究的基本前提,故此,本章首先通过对“文化”概念的一般性考察,逐步进入到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视域下“先进文化”概念考察,包括对先进文化的内涵、结构、功能等的界定,实现对本文核心概念的清晰把握。在此基础上,对“中国共产党引领先进文化建设”的一般理论问题进行论述,从中国共产党引领先进文化建设的前提、方式、内容、原则四个方面对其内涵进行剖析。最后,从中国共产党引领先进文化建设的理论渊源上进行考察,包括对作为中国共产党引领先进文化建设的理论源头的马克思恩格斯的文化理论及重要理论来源的列宁的文化革命和社会主义文化建设思想理论基础进行溯源。通过以上三个方面,初步实现对中国共产党引领先进文化建设的理论构建。第二章,中国共产党引领先进文化建设的实践展开。中国共产党从成立伊始就始终是中国先进文化的积极引领者和践行者,中国共产党在革命、建设及改革开放新时期引领先进文化建设的实践成就及经验,既是新时代引领先进文化建设的基石,也为新时代更好地引领先进文化建设提供了宝贵经验。基于此,这一部分主要是对中国共产党成立到党的十八大这段历史时期中国共产党引领先进文化建设的实践历程及其历史经验等进行考察分析。包括对近代中国社会文化危机及新出路,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社会主义建设时期及改革开放新时期中国共产党引领先进文化建设的基本历程的考察。并在考察各个时期中国共产党引领先进文化建设的基本特征及经验基础上,对近百年来中国共产党引领先进文化建设的历史经验进行总结。第三章,新时代中国共产党引领先进文化建设的时代境遇及战略意义。全球化、现代化及信息化是当今时代最为显着的特征,也是当代文化发展的重要时代境遇。通过对全球化及其进程中的文化表征、中国现代化建设及其进程中的文化诉求、社会信息化及其进程中的文化张力的考察和梳理,可以使我们能更加具体和深刻地从当今时代发展的总体特征中把握中国共产党引领先进文化建设的重大意义与时代要求。新时代中国共产党引领先进文化建设对当代中国发展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从文化建设层面看,对新时代增强文化软实力、坚定文化自信及实现文化强国等具有重大意义;从社会发展层面看,对新时代推动经济社会发展、提升民族凝聚力、维护国家安全及塑造国际形象等具有重大意义;从党的建设要求层面看,对新时代增强党的文化自觉、提升党的领导水平和执政能力、深入推进党的建设等具有重大意义。第四章,新时代中国共产党引领先进文化建设的主要成就和问题挑战。从十八大至今,中国共产党引领先进文化建设取得了许多重要成就,包括党对文化工作的领导能力进一步增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得到广泛弘扬、文化改革深入推进、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蓬勃发展、国家文化软实力和中华文化国际影响力大幅提升等。同时,新时代中国共产党引领先进文化建设也面临着诸多的现实问题和挑战,主要包括:主流文化价值认同被弱化和消解的风险依然存在、文化创新转化动力有待进一步提升、西方意识形态和社会思潮及我国文化建设过程中出现的问题对文化安全构成的威胁、中国文化国际影响力不够的问题及信息网络化带来的冲击挑战等。第五章,新时代中国共产党引领先进文化建设的优化路径。新时代中国共产党引领先进文化建设的优化路径主要有:通过推进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转化与创新、实现中国革命文化的继承和弘扬、坚持和发展社会主义先进文化,优化引领先进文化建设的生成路径;通过深化新时代网络领域的文化建设、提升中华文化的国际传播力和影响力,优化引领先进文化建设的传播路径;通过发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价值引领作用、推进文化产业现代化体系和文化事业服务体系建设,优化引领先进文化建设的认同与转化路径;通过完善人才保障机制、安全保障机制及制度保障机制,优化引领先进文化建设的保障机制路径。

王秀芳^[2]（2021）在《钱学森社会主义国家建设思想研究》文中研究表明从莫尔、圣西门、傅里叶,到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社会主义的发展实现了从空想到科学,从理论到实践的巨大飞跃,但是从巴黎公社起义失败到苏东剧变的发生,也充分表征了社会主义建设任务的艰巨性和复杂性。纵观社会主义走过的五百年历程,其中不乏思想家、政治家为此所提出的真知灼见,但是以科学家视角探索社会主义建设和国家管理的理论却少之又少。钱学森社会主义国家建设思想是钱学森创立的,关于中国应该如何充分利用现代科学技术推动21世纪社会主义国家建设的观点和主张。这一学说是以马克思主义理论为指导,以系统工程和定性到定量的综合集成法为方法支撑,以推动人的全面发展为宗旨,以促进21世纪中国社会主义建设协调发展和高效管理为重点所进行的理论探索,是钱学森晚年学术思想的精华。钱学森社会主义国家建设思想是一个涉及多学科的重要研究课题,是一个内容极其广泛的理论学说,本论文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研究方法指导下,以《钱学森书信》及其补编（15卷）以及《钱学森文集》（6卷）等为主要文本依据,综合运用文献研究、历史与逻辑相统一等多种方法,从广泛分散在书信、文集、讲话中提取钱学森关于社会主义建设和国家管理的观点,在全面展现这一宝贵精神财富的真实面貌基础上,对这一理论进行概括总结、演绎分析。钱学森对于中国社会主义国家建设的规划主张始终围绕着三个问题进行:如何实现现代科学技术为社会主义建设服务的问题;如何实现社会主义建设为人民服务的问题;如何实现社会主义建设内部各系统互相服务的问题。世界社会形态和三次社会革命观点,不但发展了马克思主义世界历史学说,深刻揭示了中国与世界发展的不同步问题,并以此为出发点,钱学森对于21世纪中国如何推进社会主义建设和国家管理进行了深入探索。四大领域九大建设主张对于新时代五位一体建设、教育发展和国防建设,尤其是对于创建健康中国、绿色中国、科技强国、教育强国等有重要启示与借鉴价值。社会工程和定性到定量综合集成法的倡导,对于推进信息革命背景下国家治理体系从任务能力型到系统效能型转变有重要意义。虽然钱学森社会主义国家建设思想不是尽善尽美的理论学说,但至少为当今社会主义建设提供了一种思路、一种方法、一种路径,而且经过实践的检验,其中的诸多理论学说已经得到了认可并被付诸于社会主义建设实践之中,虽说其中的有些观点、理论尚存在争议,但依然不能掩盖这一思想所散发的光芒。

俞小敏^[3]（2020）在《新时代大学生文化自信培育研究》文中提出文化自信,是一个民族、一个国家以及一个政党对其自身文化价值的高度肯定和积极践行。习近平总书记曾多次强调文化自信是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的思想根基,“文化自信”是更基础、更广泛、更深厚的自信。因此,高校文化自信培育工作事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前途命运,应受到党和国家的高度重视。经济全球化、政治多元化、文化多样化给文化自信带来了机遇与挑战,新时代要求大学生要积极把握时代机遇,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大学生作为社会主义建设的脊梁骨,要想其肩负起时代赋予的历史使命,就必须培养大学生高度的文化自信。因此,笔者决定对新时代大学生文化自信的培育这一课题进行研究,通过调查分析大学生文化自信培育研究中存在的问题（即问题归因）,来根据实际提出解决大学生文化自信培育突出问题的实践路径。本文通过开展问卷调查、文献分析、逻辑归纳等多种调查方法,分析出了新时代大学生文化自信培育存在的主要问题,其主要从客体与主体两方面进行分析,新时代大学生文化自信培育存在的客体问题主要有崇洋媚外、对传统文化缺乏了解以及校园亚文化影响较大;新时代大学生文化自信培育存在的主体问题主要有文化自信培育意识不强烈、文化自信培育的目标不明确、文化自信培育的内容不健全、文化自信培育的队伍不整齐、文化自信培育的方式不新颖以及文化自信培育的氛围不浓厚。针对新时代大学生文化自信培育存在的问题笔者又对其进行了归因分析,包括历史原因和现实原因两个方面。历史原因主要包括近代以来西方的经济文化优势、落后挨打的屈辱的中国近代史以及启蒙家对传统文化的过激批判;现实原因主要有社会转型期市场经济的冲击、高等教育制度缺陷及教育内容的缺失、社会文化氛围及家庭观念的影响以及培育客体自身问题。因此,本文针对解决大学生文化自信培育问题的切实需要,通过加强大学生文化自信培育的领导、整合大学生文化自信培育的队伍以及保障大学生文化自信培育的需求等多种方式对大学生文化自信体系进行不断的完善。同时,笔者将创新导入大学生文化自信的培育方法,通过发挥大数据时代网络思政的作用,充分利用大数据时代网络思政平台便捷性、快速性、综合性等特点来进一步加强大学生思政学习的时效性、精准性、全面性。本文还将强化大学生文化自信的实践养成,企图通过创新实践性的文化活动,来不断提高大学生的文化自信水平,从而使大学生真正成为社会主义文化事业的实践者创造者。最后,本文将丰富创新大学生多彩的文化活动,通过多彩的文娱活动,引导大学生在潜移默化中不断感受传统文化的魅力,从而增强民族自豪、文化兴邦的切身体验。

姚科敏^[4]（2020）在《习近平科技观研究》文中研究说明研究习近平科技观,对于进一步丰富、完善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科技思想,深化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理论研究,为实现新时代科技融合发展的自动化、信息化和智能化提供理论指导,实现建成世界科技强国的伟大目标,正确处理中国科技发展的现实问题,为世界科技创新发展提供中国智慧与中国方案,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本文以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世界观和方法论为指导,运用文献研究法、分析综合法、系统研究法,在界定习近平科技观含义的基础上,探讨和论述了习近平科技观的思想渊源与理论基础、形成历程与基本特征、主要内容,研究和阐述了习近平科技观的理论价值与现实意义。界定和探讨习近平科技观的含义、思想渊源和理论基础,是研究习近平科技观的一项奠基工作。习近平科技观是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当代科学技术的新理念新观点新战略,是马克思主义科技思想中国化的最新理论创新成果,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其主要内容包括科技创新观、科技体制改革观、科技战略观、科技人才观、科技伦理观、科技全球治理观等方面。从思想渊源看,习近平科技观既吸取了中国古代科技思想的精华,又吸收了西方古今科技思想中有益的成分,做到了中西结合、古今贯通,因而具有深厚的历史和思想渊源。从理论基础看,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科技思想、中国共产党的科技思想,为习近平科技观提供了科学而又坚实的理论基础。习近平科技观形成于科技的日新月异和知识的持续积累大大推动了全球财富的增长、颠覆性科技的创新发展和应用改变了人类的社会生活范式、世界政治经济形势更加复杂严峻、科技的双刃剑作用愈加凸显的国际背景下,形成于中国科技事业迅速崛起并取得了一定成就,为全面建成社会主义小康社会、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提供了重要科技支撑,但仍存在一些突出短板的国内背景下。习近平科技观的形成历程可分为四个时期:萌芽阶段（1969年—1982年）、初步形成阶段（1982年—1993年）、形成轮廓阶段（1993年—2012年）和丰富发展阶段（2012年至今）。习近平科技观具有创新性、人民性、时代性、前瞻性、开放性、保障性等基本特征。习近平科技观的主要内容包括:科技创新观、科技体制改革观、科技战略观、科技人才观、科技伦理观和科技全球治理观。其中,科技创新观是核心,科技体制改革观是动力,科技战略观是统领,科技人才观是关键,科技伦理观是保障,科技全球治理观是条件,上述六个方面相互贯通、相互促进,是一个具有紧密的内在联系的逻辑整体。习近平科技观作为马克思主义科技思想中国化的最新理论创新成果,具有重大的理论价值与现实意义。其理论价值在于:习近平科技观开辟了马克思主义科技观的新境界,实现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科技理论的新飞跃,书写了新时代科技创新发展的新篇章,形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发展的新视角。其现实意义在于:习近平科技观是引领新时代中国科技创新发展的根本指导方针,加快建设创新型国家的行动指南,贯彻新发展理念的重要遵循,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的巨大动力,为世界科技发展贡献了中国智慧。

程文^[5]（2020）在《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技术进步思想研究》文中认为技术进步已成为推动人类社会发展最重要的力量之一,技术进步水平决定着国家的经济发展状况和国际竞争力。面对激烈的国际竞争和新一轮科技革命的来临,以习近平总书记为核心的党中央提出了“建设世界科技强国”的号召,这是党中央在新的历史起点上作出的重大战略抉择。技术进步体现为人与自然以及人与社会之间关系的改进。技术进步应该包括两方面的内容,一是作为事实基础的存在,体现为技术人工物结构功能某一方面的效率和有效性的增强;二是建立在事实基础上的价值选择,即技术进步的伦理取向,体现人类的一般价值维度。技术进步是技术合规律性和合目的性的统一。按照历史唯物主义理论,技术进步体现的是劳动的主、客观因素之间物质结合关系的变革。技术进步可以在生产过程中得到体现,技术进步也可以在技术产品中得到体现,从质的方面看,技术进步意味着社会劳动生产力的提高,从量的方面看,技术进步意味着劳动主、客观因素的结合比例以及投入产出比例的变化,即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已有的技术基础、技术教育、技术人才和技术管理是影响技术进步的最主要因素。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技术进步思想的是指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技术进步的实践相结合,以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为指导,进行中国技术进步的推动工作,并将在技术进步实践过程中的经验进行总结和提炼,用以进一步指导技术进步的相关思想。主要体现为包括毛泽东、邓小平、江泽民、胡锦涛和习近平等五位党的主要领导人在内的技术进步思想,是五位党的主要领导人关于技术进步的本质和规律以及技术进步与其它科学及社会现象的关系的观点、认知的总称。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技术进步思想具有深厚的理论渊源,其中有经典马克思主义作家关于技术进步的功能、技术进步的动力、技术进步过程中的异化及人的解放和自由全面发展等思想为之提供坚实的基础;有中国古代科学技术在发展历程中所显示的独创性、实用性、继承性和开放性的突出特点,以及鲜明的进步思想、创新意识和超越意识,为之提供重要启发;还有西方科技发展史中展现出的重视实验和发明创造,重视基础理论研究和发展高科技,以及重视科学、技术、生产的一体化发展的技术进步思想为之提供重要的借鉴。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技术进步思想是中国共产党在领导中国技术进步的过程中逐步形成和发展并深化的,在革命战争时期积累了丰富的实践和理论经验,完成了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技术进步思想的奠基;在新中国头27年领导社会主义建设的过程中,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技术进步思想逐渐形成;在改革开放的过程中逐步的发展和深化;十八大以来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技术进步思想表现为在新时代得到了进一步的创新发展。自延安时期以来,中国共产党运用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指导我国的技术进步事业,总结提炼出了丰富的关于技术进步的功能、技术进步的途径、技术进步的主体以及技术进步的保障条件等方面的理论和思想,构成了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技术进步思想的主要内容。在指导中国技术进步的事业中,各个方面的内容依据不同的时代特点和不同的具体国情而发展演进、逐步完善,体现出时代性与实践性相统一、现实性与人民性相一致、开放性与创新性相结合的特征。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技术进步事业的蓬勃发展,证明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技术进步思想是指引我国技术进步事业各项工作的科学指南,是推动我国技术进步事业前进、建设科技强国的重要思想力量。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技术进步思想为大力推进我国技术进步事业实现新跨越、再造新辉煌提供了科学理论指导,具有重大理论和实践价值以及深远的历史意义。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技术进步思想是对马克思主义技术进步思想的继承和发展,为我国技术进步事业从追赶向并跑、领跑转变提供了强大思想武器。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技术进步思想的研究告诉我们,明确技术进步的方向并给予支持至关重要,在新时代我们要落实习近平关于科技创新的思想,提升自主创新能力,构建技术进步命运共同体,以保证我国建设世界科技强国、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目标的实现和保障技术进步有利于增进全人类幸福的正确方向。

赵肖荣^[6]（2019）在《科学主义在当代中国的历史与现实研究》文中指出科学主义是科学发展过程中出现的一种特殊现象。科学主义定义繁多,内涵复杂,典型的是对科学技术盲目崇拜、过度乐观,视科学理论为绝对真理,将科学方法和科学价值无限外推。科学主义并非科学本身,也非科学精神,而是一种非理性的科学观。本研究以科学主义在当代中国的历史与现实为考察对象。1949年建国后,中国的政治文化发生了巨大的变化,科学发展模式从“欧美模式”转向“苏联模式”,科学发展受到教条化辩证唯物论的影响,发展了多种形式的科学主义观念和实践。1978年,中国改革开放,迎来了自由开放的年代。伴随着对“文革”的反思,以及科学技术的负面作用日益彰显,中国掀起反思科学和科学主义的热潮。反思科学、探讨科学主义,绝不是反对科学,而是为了更好地发展科学事业。在当下世界各国以科学技术为核心的综合国力竞争中,发达国家竞相实施以科技创新带动经济发展的战略,我国也正在实施“科教兴国”战略。讨论科学主义问题,对我们重新理解、传播和吸收科学文化,长远健康发展中国的科学技术事业,有着重要的意义。本研究通过文献分析、历史分析和个案分析,取得了以下创新性成果:（1）对以往研究中国科学主义问题做了文献梳理和综述,将这一研究领域分为三个层面:中国学者对西方科学主义理论的译介;学者对中国科学主义的考察;科学文化学者对科学主义的反思。以此为基础,本研究认为以西方话语考察中国问题存在一定的局限性,应将科学主义表现还原到中国特定的历史情境、社会现实和传统文化中,做具体的历史和现实分析。因此,本研究试图考察科学主义在中国的特殊表现。（2）建国以后,中国全面向苏联学习。在科学发展模式上从“欧美模式”转变为“苏联模式”。这一转变的历史逻辑是中苏两国有着共同的意识形态,苏联科学技术先进,愿意帮助我们。由于意识形态的对抗,以及辩证唯物论的教条化影响,苏联和我国发展了带有意识形态色彩的科学观——唯“社会主义科学”论,其核心思想是:科学发展的社会制度决定论、自然科学的阶级属性论、科学思想的唯物论。本研究详细考察了这一科学观诞生的历史背景、观念主张和危害。（3）唯“社会主义科学”论,使得中国人对西方科学在整体上持有负面的评价:资本主义制度是腐朽的,资本主义科学也必然是走向衰亡的。以此为基础,中国发动了批判自然科学的运动,这一运动的内外部历史根源,胡化凯等学者已经做了充分的考察。本研究从科学主义维度分别考察了中国批判相对论、大爆炸宇宙学和量子力学哥本哈根解释的思想根源。这一研究视角与学界从“反科学”视角研究科学批判有所不同。本研究认为,以教条化辩证唯物论为依据的科学唯物论思想及绝对真理观将相对论曲解为“相对主义”是批判相对论的两大科学主义根源。通过介绍和分析爱因斯坦社会主义观、哲学思想,以及相对论的科学思想,本研究认为爱因斯坦和相对论,与辩证唯物论在思想上有同质性和相容性。（4）本研究以1973-1976年《自然辩证法杂志》批判大爆炸宇宙学的16篇文献为第一手研究资料,从“20世纪某些宇宙学观点挑战了辩证唯物论的宇宙观”、“一种变形的科学主义——‘唯上的真理观’”、“以科学主义眼光看待当代物理”三个主题,分析了这一批判与科学主义的关系。（5）通过梳理我国对量子力学哥本哈根解释态度在不同时期的变化,考察我国批判量子力学哥本哈根解释与科学主义之间的关系。本研究认为,经典物理学的成功促使了科学主义的诞生,经典物理学塑造的世界观是科学主义的信念支柱,量子力学挑战了经典物理学的世界观,动摇了科学主义的还原主义、扩张主义和理想主义。通过辨析经典物理学和科学主义的关系,以及量子力学哥本哈根解释对两者的挑战,层层剖析,阐述了我国批判量子力学哥本哈根解释和科学主义之间的内在关系。（6）20世纪80年代后,中国改革开放,在科学发展和学术思想上都呈现出新的面貌。新的时代文化背景,科学主义也有着不同的表现。以北京、上海两地部分科学文化学者举行的“科学文化研讨会”为起点,将科学主义这一议题,从学术象牙塔,推向了公众视野,引发了广泛的关注和争议。本研究梳理了研讨的内容,分析了争论的过程、观点和性质,探讨了研讨与争论的意义。（7）本章以若干科学争议为案例,考察科学主义在中国的表现。当下,科学争议日益频繁,为研究科学主义提供了丰富的资料。本研究以“中医存废之争”、“转基因主粮产业化之争”和“全球气候变暖之争”为案例,考察这一时期科学主义对争议的影响和表现。（8）考察科学主义在中国的历史与现实,是为了更好地理解和发展科学。科学主义会造成种种危害,科学-人文的分裂是其中的一大后果。本研究分析了科学-人文分裂的现象、危害,探索逐步实现科学-人文融合的途径。提出需要建设性的反科学主义,以及加大科学史的传播力度。

付荣文^[7]（2019）在《公众参与视角下的外语教育政策规划研究 ——以贵州民族地区基础教育为例》文中研究说明外语教育政策研究是新时代多元文化背景下语言教育政策研究中的一个重要课题,也是世界各国及地区“国际行走”的重要语言战略规划,其发展已经逐渐成为不少国家外语战略研究的核心命题。新时代背景下,作为传播文化和宣传价值观的重要手段,外语教育的“外向型”价值取向属性越来越受到重视,并逐渐成为体现国家软实力的一项重要组成部分。目前的外语教育政策在区域性、地域性方面的相关规划还比较欠缺,“一刀切”式的政策模式难免会引起外语教育发展不均衡,甚至有可能造成因为外语问题导致的社会不公平现象的发生。在政策规划的主体方面,目前大多从政府决策或专家论证的视角进行,而从公众参与的视角对教育政策进行规划的相关研究还有待进一步的挖掘和探究。民族地区的外语教育属于语言政策与规划在教育领域的一个分支,关涉三语教育问题,需要观照民族学生在外语学习中认知和文化发展方面的现实困境,以及教师作为教育者在教育政策规划中的能动作用（educator acting as policy maker）。本论文基于外语教育政策研究的“新时代”背景以及民族地区基础外语教育政策规划的现实困境,采用量化研究与质化研究相结合的混合研究设计,通过问卷调查、深度访谈及政策文本分析等研究方法,从公众参与（即教师、学生及其他利益相关者）的视角考察民族地区基础外语教育政策规划问题:贵州民族地区基础外语教育在政策内容规划、政策过程规划及政策价值规划方面具有哪些特征?这些特征与国家基础阶段的教育政策对应衔接情况如何?从公众参与的视角如何规划民族地区基础外语教育政策?论文参考教育政策研究的内容、过程及价值模型,把民族地区的外语教育政策研究视为一个“动静结合”的系统,既有静态的政策文本及背景分析,也有关于政策制定、执行及评价的动态发展过程考察,从发展的角度规划基础外语教育政策。通过实证研究,主要发现包括:政策内容方面,绝大多数外语教师都认为有课程实施方案的指导会更有利于自己教学工作的开展,当前民族地区的外语教材中民族文化的内容比较缺乏,民族外语教师大多表示希望能有机会参加高级别的外语教育培训以拓展自己的专业知识,民族地区的英语教学更应该与信息技术进行整合,部分教师认为自己能够根据民族地区学生的实际情况来制定相应的教学工作计划。政策过程方面,工作年限在11-20年之间的外语教师表现出了在政策制定中积极参与的意愿。当前国家的外语教育政策在民族地区基础阶段的教育实践中执行情况不容乐观,如教育理念及教学内容与考试导向的矛盾和冲突。超过半数的外语教师会在自己的外语教学活动中融入本民族文化的相关内容,但限于外语课时安排及教师考核等条件,这项工作的开展并不顺利。从政策价值的维度来看,民族地区外语教育的公共价值属性得到了普遍认同,多数教师认为需要关注民族学生的不同特点及个体差异,外语教育是传承传播本民族文化的方式和途径,应该秉持“以学生为中心”的理念,培养其自主学习的意识和能力。本论文在研究方法上通过自下而上的实地调研来收集研究数据。在田野调查的过程中与教育部门的主管领导、基础阶段的外语教师和学生都进行了较为广泛的接触和交流,批判性的听取了相关行政领导的意见和建议,提出了相对客观的外语教育政策规划措施。在研究视角上,立足于外语教育政策研究的新时代背景及民族地区基础外语教育政策规划的现实困境,从公众参与的视角,结合教育学、公共政策学等学科理论来研究民族地区基础外语教育政策规划问题,从政策内容规划、政策过程规划及政策价值规划三个维度,考察民族地区基础外语教育中的课程实施方案、教师教育、政策制定、公共价值追求等,为新时代民族地区基础阶段学生的外语教育提供政策上的支持和保障。在研究选题上,关注民族地区基础阶段的外语教育政策规划问题,与现有研究形成互补。本研究建议,在政策过程规划中主张多元政策规划主体共同参与。将政府决策与公众参与的政策规划模式对应衔接,充分发挥教师作为政策主体在政策规划中的能动作用。在政策内容规划中凸显地方性与校本层面的特色,在政策价值规划方面观照教育公平与民族学生的全面发展。本研究的样本来源涵盖了贵州民族地区基础教育的所有学段,但初、高中部的样本较多,小学部分较少,样本不够均衡是本研究的局限之一。此外,本研究的文本分析均是通过人工归并分析的方式来完成的,在资料的深度挖掘和分析技术方面也有待进一步的提高和完善。今后的研究可尝试借助一些质性分析软件如Nvivo来帮助质性数据的分析,确保研究材料分析的客观性和科学性。

向鹏^[8]（2018）在《“五位一体”建设中科技文化价值研究》文中提出科技文化是人们在科学技术活动及其发展进程中逐渐形成的具有普遍性与适应性的文化形态。在人类社会发展进程中,科技文化不仅是生产实践与科技活动沟通的桥梁,也是从传统文明走向现代文明的内在引擎。进入21世纪以来,科学技术突飞猛进,从宏观到微观,从理论研究到实践应用,自然科学与人文社会科学研究成果日新月异,加速推动着我国经济建设与社会事业的发展。在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中,如何充分发挥科技文化的价值、功能与内生作用,助力新时代“五位一体”总体部署的推进,值得研究。根据马克思社会形态理论学说和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社会意识反作用于社会存在的辩证关系理论,本文在辨析科技文化的实践源头与社会学价值的基础上,分析了科技文化演变与发展的机理;阐释了科技文化体系结构与层次特征;探讨了自改革开放以来科技文化对新时代“五位一体”建设的作用;论证了新时期科技文化对全面推进“五位一体”战略实施的支撑作用;探究了现代科技文化促进我国经济、政治、文化、社会与生态文明建设的原理、机制与路径。本文旨在通过全面论述在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中,现代科技文化对新时代“五位一体”建设的价值体现与独特功能,以此促进现代科技文化在建设创新型国家、实现“两个一百年”的宏伟目标进程中发挥更大作用。我国科技文化历史久远,内容丰富。从古代的农耕文化、青铜器文化到延续至今的中医文化、丝绸文化、饮食文化、茶文化,再到呈现中国现代化特征的互联网文化、高铁文化,共享经济文化,科技文化持续不断发展与丰富。特别是与传承忠义爱国、大公无私、敢为人先、勤勉奋进的人文精神相融合,中国科技文化孕就了具有求真务实、拼搏奉献、创新求变、勇于探索的特色科技文化体系。其中,以独具中国特色的“两弹一星精神”“银河—天河精神”“载人航天精神”“中国工匠精神”为代表的精神内涵突显了中国科技文化独特的软实力价值,对我国在新时代推进“五位一体”建设发挥特殊作用。科技文化作为一种特殊的意识形态,在经济建设中,科技文化为生产实践提供文化指导,为消费注入科学理性,为流通方式变革提供强大动力。科技文化与政治文明有着紧密的联系。二者的价值关联体现在科技文化为政治文明建设不断向纵深发展提供支撑,其支撑作用主要为:科技文化丰富政治文明建设的内涵,营造深化政治改革的文化环境;而科技文化推动政治文明建设的基本脉络为:通过科技文化理念推进政治生态公正和谐与民主决策,运用科学理性思维方式加快社会法制的建设步伐。同时现代科技文化推动政治制度变革,改变人们政治参与方式,推动政治民主化、决策科学化的实现,并为合理的政治文明与体制创新提供与之适应的社会环境。在新时代先进文化建设中,科技文化不断丰富先进文化的内容与内涵,提高先进文化的社会服务效能,提升社会主体科学文化素养。而增强新时代中国科技文化软实力,需要以“和谐”为理念,以创新思维构建现代科技文化新体系,以文化融合作为科技文化发展的重要路径,以科技文化繁荣推动文化产业发展。新时代社会建设需要科技文化精神牵引与支撑,科技文化建设与新时代社会建设目标相一致,其内涵与新时代社会建设精神文明需求相一致,其构成与新时代社会建设相一致。新时代社会建设需要科技文化广泛弘扬,更加普及以及更为社会化,同时也需要人类社会发展更加科学化。科技文化是新时代生态文明建设重要的文化基石,融入到当代中国生态文明建设之中的科技文化,不仅是中国文化自信的根本保障,更是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实践“一带一路”倡议的要素之一。科技文化引导社会生态文明建设,体现亲和关怀的人本原则、天人合一的生态原则和互动互惠的公正原则,同时可消除科技成果应用的“异化”,牢固夯实和谐发展理念,促进人与自然的和谐,成为生态文明建设的基石,并把握生态文明建设方向,解决生态建设过程中存在的诸多问题。

王文彦^[9]（2018）在《马克思主义科技思想在民族地区的发展研究》文中研究指明我国民族地区地域广阔,贫困多发且高发,部分地区贫困人口基数大、总量多,整体贫困率相对较高。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发展目标,民族地区既是短板,又是重点和难点。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因此,着力解决发展进程中的不平衡和不充分的问题已成为当前和今后一段时期国家和社会发展的根本指导思想,引领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发展的方向。在此新的形势下,民族地区的发展如何适应新时代的要求,实现经济社会的协调与可持续发展,不仅是一个备受关注的时代话题,同时也成为学术研究领域的一个新课题。依据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物质资料生产是民族存在与发展的先决条件,共同利益特别是经济利益是实现民族团结的直接动因。习近平同志指出:发展是解决一切问题的关键……是解决民族地区各种问题的总钥匙。因此,民族地区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发展目标以及民族问题的最终解决都要依靠发展,特别是经济的发展来解决。科学技术作为第一生产力,是经济发展的动力之源。马克思主义关于科技发展与民族工作的思想、关于科技发展与民族关系的思想、关于科技发展与民族区域自治的思想、关于培养民族地区科技人才的思想以及关于科技发展与民族共同繁荣的思想,是民族地区科技发展的理论依据和马克思主义科技思想在民族地区发展的思想基础。恩格斯认为科学技术的发展主要与经济发展的需求和社会生产实践的推动密切相关,因此,民族地区经济发展的需求和社会生产的实践需要发展科学技术。时代是思想之母,实践是理论之源。理论来源于实践,新的发展实践催生理论新的发展,理论也将随着实践的发展而不断丰富与发展。随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实践在民族地区的展开,民族地区开展科技扶贫工作、推动科技跨越式发展和实施科技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等科技发展实践,成为马克思主义科技思想在民族地区发展的实践基础和动力来源。作为一个系统开放而又与时俱进的理论体系,马克思主义科技思想是指导我国民族地区经济、资源、环境、文化等各种要素相互协调与可持续发展的理论武器。在民族地区科技发展的实践进程中,马克思主义科技思想理论中关于科学技术是生产力、科学技术是经济社会协调发展的动力、独立自主与学习借鉴相结合发展科学技术等科技思想,是指导民族地区科技发展实践的思想基础和理论依据,在指导民族地区科技发展的实践进程中,推动了民族地区科学技术的发展。马克思主义科技思想作为指导我国科学技术发展的理论指南和政策依据,在指导民族地区科技发展的实践进程中,呈现出与民族地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践相结合、与民族地区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相结合、与民族地区经济的可持续发展需要相结合、与民族地区“美丽中国”建设要求相结合的发展特征;彰显了马克思主义科技思想在指导民族地区科技发展进程中的社会动力价值、生态环保价值、科技人才价值和人的解放价值等多维价值;体现了马克思主义科技思想在民族地区发展的实践维度、精神维度、价值维度和创新维度。在新时代,民族地区应在马克思主义科技思想指导下,依据民族地区的具体实际,全面加强民族地区科技创新能力建设。确立民族地区科技发展的战略目标和重点,构建民族地区科技创新发展的新体系。通过加快民族地区特色科技资源开发、加强民族地区科研经费保障力度,加速民族地区传统科技产业改造升级等措施,推动民族地区通过现代科技发展实现产业结构的优化升级。建立民族地区现代生态农业体系,走新型工业化、信息化的科学发展道路,增强民族地区可持续发展的能力。帮助民族地区各族人民建成“美丽中国”和实现“美好生活”的愿望,最终完成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奋斗目标。本文从发展的视角研究马克思主义科技思想在民族地区的实践与发展,通过马克思主义科技思想在民族地区的应用与发展,为更好指导民族地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和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实践提供理论参考。

左妮红^[10]（2017）在《当代中国整体性发展的文化引领研究》文中指出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为核心的新一代党党中央在马克思恩格斯社会有机体发展理论的启导下,借鉴吸收现代化发展过程中,发展观由片面趋向整体的经验教训,在继承党的前三代领导集体推进整体性发展思想的基础上,提出了一系列治国理政的新思路,建构了以中国梦为归宿、以“五位一体”+党的建设为总体布局、以“四个全面”的战略布局来推进、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引领、以“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新发展理念为思想指南的整体性发展理论体系。但是在当前这个经济发展最快同时也是人民生活水平提高最快的发展关键期,我们仍然面临着诸如道德失范、权力腐化、资源短缺、生态环境恶化、城乡区域差别和贫富差距进一步扩大等表征为不协调、不平衡、不可持续的发展困境。我们将之归结为是: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不协调的协调发展困境、经济增长与生态环境保护不协调的绿色发展困境以及经济增长与发展成果共享不协调的共享发展困境。为什么会有这样的困境与难题产生呢?这些表征为不协调、不平衡、不可持续特点的发展困境和难题,从表面上看是一种经济现象、社会现象,并且也不乏有受客观条件限制的原因。但本文认为上述发展困境和难题是发展中以物为本的价值取向导向的结果。认真审视发展困境的种种表象,不难发现,其根源就在于物化进入了人的头脑和主观意识中,形成了人的物本价值观。片面非均衡发展、导致黑色发展和不可持续发展、非包容发展、不公平发展以及缺德缺钙发展都是物本价值观的产物。人的物化虽然是资本主义条件下市场经济发展的产物,但是因为社会主义也有市场经济,所以也必然会产生人的物化,形成物本价值观。只要物本价值观还在发挥导向作用,一系列“不平衡、不协调、不可持续发展困境就很难解决,并会产生一系列摧毁发展成果的严重后果。价值观是文化的内核,是最深沉的文化力量。因此,本文认为导致发展困境和难题的物本价值观根源从本质上看就是文化根源,发展困境其实是价值观危机和文化危机。本文认为,文化的问题只能用文化的力量来解决。文化一经掌握群众,也会变成文化力量,而文化只要说服人,就能掌握群众。正是基于此,本文立足于文化—人—发展,即发展要依靠人、人是推动整体性发展最活跃、最革命的因素,而人需要依赖文化的影响和培育这样一个基本逻辑关系的基础上,尝试着去探究文化何以引领发展,当代中国文化何以引领当代中国的整体性发展、如何引领整体性发展。而我们又应该如何去培育这样的文化引领力,从而破解当前发展困境,引领当代中国沿着整体性发展的道路迈向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同时成就每一个人的自由全面发展之梦。这便是本文的出发点及归宿。为此,本文在系统梳理当代文化引领整体性发展的时代背景、理论依据、理论借鉴的基础上界定了具有引领力作用的当代中国文化的内涵:即优秀传统文化、革命文化是当代中国文化的主要来源和根基、发展着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当代中国文化的指导思想、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和五大新发展理念是当代中国文化的内核和灵魂、实现具有整体性特征的中国梦是当代中国文化的主要使命。同时,还进一步提出了具有引领力作用的当代文化所具有的八个方面的先进性特质,即:当代中国文化是有根基命脉的、有精神底蕴的先进文化、当代中国文化是有核心价值和发展价值内核引领的先进文化、当代中国文化是以马克思主义世界观方法论为理论基石的先进文化、当代中国文化是注重洋为中用、博采众长、与时俱进的先进文化、当代中国文化是追求人与自身、人与社会、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的先进文化、当代中国文化是以人为本、致力于推动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的先进文化、当代中国文化是面向现代化、致力于实现中国梦的先进文化、当代中国文化是致力于激发人的创造创新性的先进文化。在上述理论建构的基础上,本文分析了文化引领整体性发展的影响要素和作用方式,并据此提出了推动当代中国整体性发展的文化引领力的培育四个方面的策略即:扩大文化引领力培育的理论供给、增强文化引领力培育的制度供给、增加文化引领力培育的传媒与精神文化产品供给、改进文化引领力培育的教育教化供给。本文分六个部分,第一章对文化与整体性发展两个核心概念进行了界定;第二章主要对当代中国整体性发展的理论建构与现实践履进行了探寻;第三章主要分析当代中国整体性发展面临的困境及其根源;第四章主要界定了作为引领整体性发展价值力量的当代中国文化的内涵和先进性特质;第五章主要阐述当代推动整体性发展的中国文化引领力之培育策略。

二、科学文化:先进文化的基石与先导（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科学文化:先进文化的基石与先导（论文提纲范文）

（1）新时代中国共产党引领先进文化建设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2）钱学森社会主义国家建设思想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3）新时代大学生文化自信培育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4）习近平科技观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5）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技术进步思想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6）科学主义在当代中国的历史与现实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7）公众参与视角下的外语教育政策规划研究 ——以贵州民族地区基础教育为例（论文提纲范文）

（8）“五位一体”建设中科技文化价值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9）马克思主义科技思想在民族地区的发展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10）当代中国整体性发展的文化引领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四、科学文化:先进文化的基石与先导（论文参考文献）

• [1]新时代中国共产党引领先进文化建设研究[D]. 吴小炜. 广西师范大学, 2021(09)
• [2]钱学森社会主义国家建设思想研究[D]. 王秀芳. 兰州大学, 2021(09)
• [3]新时代大学生文化自信培育研究[D]. 俞小敏. 哈尔滨师范大学, 2020(12)
• [4]习近平科技观研究[D]. 姚科敏. 武汉理工大学, 2020(09)
• [5]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技术进步思想研究[D]. 程文. 华南理工大学, 2020(02)
• [6]科学主义在当代中国的历史与现实研究[D]. 赵肖荣. 上海交通大学, 2019(06)
• [7]公众参与视角下的外语教育政策规划研究 ——以贵州民族地区基础教育为例[D]. 付荣文. 上海外国语大学, 2019(07)
• [8]“五位一体”建设中科技文化价值研究[D]. 向鹏. 湖南大学, 2018(06)
• [9]马克思主义科技思想在民族地区的发展研究[D]. 王文彦. 华南理工大学, 2018(12)
• [10]当代中国整体性发展的文化引领研究[D]. 左妮红. 广西师范大学, 2017(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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