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投资吉林大有可为（论文文献综述）
胡炅坊[1]（2021）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思想研究》文中指出“当前中国正经历着我国历史上最为广泛而深刻的社会变革,也正在进行着人类历史上最为宏大而独特的实践创新。”（1）从改革开放到党的十八大这一时期,我国的经济社会虽然取得了高度快速的发展,但与此同时也带来了许多由发展而衍生出来的各种内部问题,以及由国际环境变化而引起的一系列外部问题。从外部环境来看,2008年金融危机以来,世界经济始终没有摆脱危机的影响,经济发展走势持续低迷。加之2020年初全球范围新冠疫情的爆发,全球各地区经济都遭受了不同程度的重创。在这种世界历史背景下,政治上的保守主义和经济上的贸易保护主义在全球多个地区抬头,为全球经济复苏蒙上了一层浓厚阴影。从内部环境来看,党的十八大以来,过去几十年发展所带来的部分问题开始在这一时期集中爆发,如生态环境破坏、产能过剩、贫富差距过大、产业结构不合理,等等。我国的经济发展正面临着各种矛盾交织并行的特殊历史背景。为了应对处理国内外面临的这一系列问题,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直面各种风险挑战、积极求变,在指导新时代经济建设的过程中逐步形成了科学系统的经济指导思想。在2017年12月党中央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党中央明确提出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思想”,并将其作为新时代中国经济建设的根本指导思想。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思想是党的十八大以来在探索新时代经济建设实践的过程中所形成的科学理论体系。它既是对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继承、创新和发展,同时也是对历届中央领导集体经济思想的坚持和发展。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思想从理论和实践相结合的高度系统回答了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什么样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怎样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这一重大问题,是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科学的理论指导和行动指南。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思想作为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中国化的最新成果。它既超越了传统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逻辑演变范式,又克服了西方经济学重实证而轻实践的理论缺陷,从根本上解决了市场经济改革以来,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结合后带来的理论和实践层面的双重矛盾和困境。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思想立足于中国发展实际,通过系统总结以往经济发展理论的不足和缺陷,立足于新时代经济建设伟大实践,科学揭示了未来很长一段时期内中国经济发展的方向和规律,准确判断了世界经济的未来发展走势。具体来说,本文一共分文六大部分:第一部分主要介绍了本文的选题背景、选题意义,以及关于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思想的国内外研究现状,力图对本研究的总体情况有一个准确的了解。在此基础上,明确研究思路,力图通过方法创新和理论创新科学完整阐释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思想的全貌。第二部分主要阐述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思想的时代背景和理论基础。第三部分主要概述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思想的形成发展历程。结合相关资料,将其划分为萌芽期、形成期和成熟期。第四部分较为全面地论述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思想的具体内容,从逻辑层面将其概括为“1+7+1”的逻辑架构,即为“新发展理念+七个坚持+新发展格局”。第五部分对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思想的实践逻辑和理论特征进行了科学概括。在理论逻辑上具体体现为:植根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历史发展逻辑;统筹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的绿色发展逻辑;兼顾国内发展和国际合作的全球发展逻辑。在理论特征上体现为科学性、现实性、实践性、人民性和国际性的高度统一。第六部分集中论证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思想的重大理论贡献和实践价值。在理论贡献上,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思想不仅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而且为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奠定了基础框架。在实践价值上,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思想一方面为新时代中国经济发展提供了理论指引,另一方面为解决全球经济发展难题贡献了中国智慧。
武智[2]（2021）在《新中国职业教育政策变迁研究（1949-2019） ——基于历史制度主义的视角》文中指出职业教育是当代中国参与国际人才竞争的一个重要平台,是联结教育、职业和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纽带。职业教育政策不仅是规范职业教育发展方向和路径的指针,而且是国家重视职业教育发展的具体写照,更成为了职业教育事业发展的动力源泉。本研究主要是基于历史制度主义的视角,将职业教育政策置于理论分析的中轴,从历史制度主义独特的时间观、历史观和制度观出发,对新中国成立七十年间职业教育政策进行了系统梳理和分类,阐释政策文本的丰富意涵,对职业教育政策发展演变进行合理归因,并揭示不同历史阶段职业教育政策的主要特征和政策演进的可能路向。本研究主要分为四个部分:第一部分（绪论）主要从论文研究背景、研究意义和学术史梳理,辨析历史制度主义、职业教育、职业教育政策等相关概念,进一步明确研究目标、主要研究内容和论文研究主要方法等。简要介绍了职业教育政策变迁的理论基础和本研究的可能创新之处,构建职业教育政策变迁和路径依赖的分析范式,形成了由宏观结构—中层制度—微观行动者的解释框架。第二部分（第一至二章）对新中国职业教育政策变迁进行分阶段研究。历史制度主义方法论有助于我们分析长时段的教育政策变迁。新中国职业教育政策历经七十年的变迁,在不同历史时期,职业教育办学体制、教学模式持续变革。具体而言,改革开放前职业教育政策变迁分为过渡时期的职业教育政策（1949—1956）、社会主义建设的探索时期职业教育政策（1957—1966）、“文革”时期职业教育政策（1966—1977）三个阶段。改革开放以来职业教育政策变迁包括职业教育内在需求型发展阶段政策（1978—1989）、职业教育巩固提高型发展阶段政策（1990—1998）、职业教育深化改革型发展阶段政策（1999—2009）、职业教育内涵提升型发展阶段政策（2010年—2016）和职业教育高质量发展型阶段政策（2017—2019）五个方面。这部分是本研究的主体部分,重点从政策环境分析、主要政策文件及内容、政策主要特征及实际影响等方面进行系统梳理和归纳小结。研究过程中从经济发展、政治体制、文化观念等宏观因素出发,分析各要素之间的结构性互动及其影响,试图通过追寻事件发生的历史轨迹找出过去对现在的重要影响。论文援引历史制度主义的时间观,将关键节点、序列、事件等引入新中国职业教育政策变迁历史的追溯之中,具体从纵向线性历史序列和横向的点状历史节点两个层面出发,强调不同时期职业教育政策的特殊性,考虑制度内生机制的影响和偶然因素的影响,体现职业教育政策变迁鲜明的渐进性和时序性,力求生动地呈现出职业教育政策变迁的历史。第三部分（第三章）是新中国职业教育政策变迁的动因分析、路径依赖和效能分析。历史既是过去的时间性存在又决定着当下的现实性存在。纵观新中国职业教育政策变迁历程,一方面,职业教育制度具有内生性特征,政策的演变遵循着其自身的发展规律,是一个逐步完善和持续改进的过程;另一方面,职业教育政策受偶然变量的影响,行动与制度互动的同时,历史过程中出现的偶然性导致意外性制度变迁的发生。通过改革开放前后两个历史时段和八个“关键节点”的职业教育政策变迁动因分析,集中探讨外生性变量、内生性变量和行动者变量等在职业教育政策变迁中的作用,从政府理性选择、学校理性选择两个方面对职业教育政策变迁进行合理归因,并分析了投入效能和产出效能,揭示职业教育政策变迁的效应。第四部分（第四章）是职业教育政策变迁的基本规律与历史经验。新中国职业教育政策变迁的基本规律整体上呈现出“断裂均衡”的特征,可以归纳为政治结构形塑职业教育制度变迁方向、经济结构调节职业教育政策演化过程和利益主体制衡职业教育政策迭代更新。新中国成立后,现有的一系列职业教育政策迫切需要变革,梳理这一时期的职业教育政策演变过程,大致经历了专业技术教育体制的建立、中等专业学校的建立、技工学校和职工教育得到发展、城市职业学校的兴办、“文革”时期导致职业教育停滞的过程。改革开放是新中国历史进程中的重要节点,掀开了历史发展的新篇章。新中国成立七十年间相继出台了职业教育改革的各项政策举措,职业教育也迎来了发展的高潮。总体来看,新中国职业教育政策变迁的历史经验主要是以问题为导向完善职业教育政策,构建统一协调的职业教育动力机制和职业教育走内涵式特色化发展势在必行。先前的职业教育政策对后续的职业教育发展有持续性的影响,同时,后来发生的政策演变对此前的历史实践也具有经验总结和规则承续的意义。进入新时代,职业教育的发展机遇与挑战并存,尤其是高等职业教育以及本科层次的职业教育得以高速发展,中等职业教育逐渐恢复提升,并且中职教育逐步向农村地区延伸,以发挥其服务“三农”、助力全面实现小康社会的功能,突出了职业教育政策的包容性,从战略高度推动职业教育向高质量方向持续发展。
孟守东[3]（2021）在《中国光伏扶贫产业可持续发展研究 ——基于安徽的实证分析》文中认为光伏扶贫发源于中国安徽省,具有见效迅速、收益稳定、带贫精准、风险较小、绿色环保等优点,被中国确定为十大精准扶贫工程之一,通过“十三五”期间的推广建设,有效加快了贫困地区增收脱贫进程,成为中国精准扶贫、精准脱贫的一项创举和标志性工程,为2020年全面如期打赢脱贫攻坚战提供了重要支撑。本文首先对反贫困理论、产业发展理论、可持续发展理论等相关理论基础和文献进行了梳理,并对中国（安徽）光伏扶贫产业发展的起因、历程、政策演变进行了分析,总结了现有光伏扶贫产业的建设模式、工作机制和主要成效。并利用层次分析法,从收益分配、运维管理和综合利用三个维度构建出了光伏扶贫产业可持续发展的指标体系,结合模糊评价法根据权重计算出薄弱环节,并提出相应的对策建议,以期最大程度保持光伏扶贫产业发展的稳定性和持续性,以及发电收益分配的精准性和科学性,努力实现光伏扶贫产业可持续发展,为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提供有力支撑。同时,对继续发展农村光伏产业、助力乡村全面振兴以及宣传推广光伏扶贫产业发展模式走出国门、辐射带动“一带一路”国家光伏产业和扶贫事业的发展进行了展望,为加快实现中国乡村振兴和加快发展全球减贫事业提供中国（安徽）智慧和中国（安徽）方案。本研究主要创新点如下:一是全面系统研究中国（安徽）光伏扶贫产业发展历程、政策演变、理论依据、建设模式、工作机制、发展进程、主要作用、监测评估、制约因素等,并提出针对性、操作性强的可持续发展路径,为中国首见,对有效促进光伏扶贫产业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助力乡村全面振兴具有重要意义。二是针对光伏扶贫产业发展资金筹措难题,笔者原创提出了扶贫小额信贷自我发展、合伙发展、合作发展、合营发展“一自三合”模式,开辟了光伏扶贫产业发展的金融资金来源,得到国家肯定并向中国推广。2019年,该模式被IBRD（世界银行）、FAO（联合国粮食及农业组织）、IFAD（联合国国际农业发展基金）、WFP（世界粮食计划署）、ADB（亚洲开发银行）、中国国际扶贫中心、中国网等7家单位评为首届全球减贫案例最佳减贫案例奖,并收录进南南合作减贫知识分享网站——中外减贫案例库及在线分享平台,为破解贫困人口“贷款难、贷款贵、用得好、还得上”的世界性难题贡献了中国（安徽）智慧和中国（安徽）模式。笔者因此荣获“2020年全国脱贫攻坚奖创新奖”。三是积极参与匀光型光伏农业系统的实验与研究,创新了基于植物光合作用的分光补光光伏农业技术,有效兼顾了植物生长和光伏发电,对充分利用光伏扶贫电站光伏板下闲置土地资源、发展光伏生态农业、促进农村一二三产业融合、提高电站综合效益具有现实意义。四是在围绕将光伏扶贫电站项目开发成为符合国家要求的温室气体减排项目,科学测算了中国核证自愿减排量（CCER）交易为村级光伏扶贫电站带来的额外经济收益,研究提出了村级光伏扶贫电站实现碳排放权交易的实施路径和优化策略,创新了光伏扶贫产业助力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接续推进乡村振兴的具体举措。五是阐述了中国村级光伏扶贫电站运行维护管理现有标准的局限性和制订优化村级光伏扶贫电站运行维护专用标准的必要性,并基于村级光伏扶贫电站运行维护情况的调研结果和实证分析,创新提出了可作为管理依据及标准制定基础的村级光伏扶贫电站运维绩效监测指标体系。
程宇[4]（2020）在《中国职业教育与经济发展互动效应研究》文中指出百年大计,教育为本。作为国民教育体系和人力资源培养重要组成部分的职业教育,承担着为国家培养多样化人才、传承技术技能、促进就业创业的重要职责,并发挥着持续深化教育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提高全民素质和技术技能水平,促进社会发展和经济增长的重要作用。改革开放以来,我国职业教育取得了长足的进步,职业教育招生规模、在校生规模均为世界第一,初步搭建完成现代职业教育体系,为我国经济持续快速发展作出了突出贡献。但同时也应该看到,我国职业教育仍长期存在着供需失衡、政策实践异化、结构不尽合理、布局亟需优化、政府市场职责不清、企业主体缺位、整体办学条件薄弱和体制机制不通畅等问题,滞后的职业教育发展已经成为阻碍我国经济发展和国家战略落实的重要瓶颈。现阶段,我国职业教育发展面临新的环境和动能,在传统制造业转型升级、乡村振兴战略和新型城镇化建设、互联网技术应用背景下,职业教育所面临的宏观环境、生产方式、需求结构、技术环境都面临一些新的变化。而这些变化都对职业教育的发展带来了冲击,亟需我们对职业教育的趋势、矛盾、功能和发展路径进行重新认识。同时,更需要我们从理论上对职业教育与经济发展的互动效应做深入研究,以便为职业教育的顶层设计和实践发展提供正确的改革思路。本文的研究思路是:首先,从职业教育的属性特征出发,与义务教育和高等教育相对更加强调公益性属性的不同,职业教育在长期实践中形成的“以服务为宗旨、以就业为导向”,产教融合、工学结合,围绕产业社会需求办专业等方针,使中国职业教育带有更强烈的“经济属性”。职业教育属性的界定为合理界定政府和市场边界奠定了基础,决定了职业教育在供给上应当主要采取市场化运作方式,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重视供给效率,同时也要加强政府引导作用。政府引导和市场运作结合,多元主体协同共治将是我国职业教育未来深化改革的方向;其次,从职业教育的内涵出发,结合已有文献成果,坚持问题导向,对职业教育的相关概念进行了界定。本文认为,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所谓职业教育与经济互动发展就是指在国民经济体系中,在市场机制和竞争机制的双重作用下,能够确保合理配置职业教育的各种资源,优化职业教育结构,使职业教育与其他教育体系和国民经济发展相协调,在与经济互动发展过程中形成职业教育自身的良性循环和可持续发展;再次,从职业教育发展的轨迹出发,总结中国职业教育发展的变迁历程,借鉴国外职业教育与经济互动发展成熟模式和优秀经验,并结合我国职业教育发展与经济协调发展的实际情况,将顶层设计和基层视野相结合,提出我国职业教育与经济互动发展的原则和切实对策,对进一步完善职业教育发展相关研究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和理论意义。基于上述思路,本文包括以下几个部分:第一部分,理论基础。本部分为全文的研究提供理论支撑。一方面对相关概念进行了界定,清晰界定职业教育、产业发展、职业教育与经济互动发展的相关概念和内涵,是全文研究的逻辑起点;另一方面梳理了职业教育与经济互动发展领域的基础理论,人力资本理论揭示了职业教育促进经济发展的内涵,现代产权理论延展了职业教育研究的边界,教育经济学理论为职业教育战略规划提供了动力支持,现代产业组织理论框定了职业教育与经济互动发展研究的理论框架。本部分为全文的研究奠定了理论基础。第二部分,现实问题。本部分梳理改革开放40年来中国职业教育发展的历史演进,总结改革开放40年来中国职业教育发展的政策变迁逻辑和宏观发展特征,以及详细阐述中国职业教育发展所面临的主要问题。在此基础上,并深入探讨中国职业教育发展中出现问题的深层次原因,为后文的相关实证研究和政策建议提供问题导向和现实依据。第三部分,实证研究。本部分重点对职业教育资源配置效率及影响因素分析和现代职业教育的经济效应进行研究。运用F?re-Primont全要素生产率指数法对职业教育市场资源配置效率进行估算,并使用2003-2016年面板数据对职业教育市场资源配置效率的影响因素进行分析。进一步的,运用灰色关联系统模、因子分析方法对职业教育与经济互动效应的综合评价进行测量。结果表明,应加大政府扶持力度和转变政府职能,提高市场主体共治能力,增加职业教育与经济社会发展协调程度,缩小职业教育区域发展不平衡等方面促进职业教育健康发展,所得出实证结论为我国职业教育与经济互动发展研究提供理论支撑和现实依据。第四部分,国际经验。本部分首先对德国、美国、日本的职业教育市场发展的基本情况、运营模式和成功经验进行了详细的考察,并对这些国家的职业教育与经济发展互动模式都进行了深入的比较分析,总结职业教育与经济协调发展的理论实践经验和不足之处。其次为中国职业教育与经济协调发展的顶层设计和基层实践提供了经验借鉴和启示。第五部分,对策建议。结合国内职业教育发展历程、现实问题以及国内外职业教育发展经验,在职业教育与经济的协调发展的实证研究的基础上,对我国职业教育与经济互动发展提出对策建议。我国职业教育与经济互动发展原则应当遵循以人为本发展、公益性与经济性兼顾、本土化与国际化融通、权责明确与多元制衡等相关原则。坚持政府引导和市场运作的职业教育运行模式,不断提高多元主体协同共治水平,增强行业组织指导的有效性,促进企业主体作用充分发挥,再进一步强化学校具体实施的执行力,建立基于经济发展与产业转型人才需求导向的职业教育供给模式,并完善与之配套的职业教育保障体系。
晏娇[5]（2020）在《关于全球气候治理路径变化的研究 ——基于多层次治理中的权威视角》文中认为长期以来,学界对全球气候治理的研究集中在演进路径和具体机制的研究上。演进路径的研究集中在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的矛盾问题上,以及具体的诸如“共区原则”、“资金与技术”或者“气候融资”等问题上;气候治理机制的研究则试图从之前的京都机制中寻找机制设置的缺陷,进而对机制的完善提供思路。但这些采用国际合作的方式解决诸如“公地悲剧问题”的研究,限制了进一步研究全球气候治理问题的思维。因为这些研究成果都无法解释两个问题:“为什么全球气候治理不是在‘自上而下’的京都机制式治理路径上进行自我完善,而是在《巴黎协定》的设计下发生了‘自下而上’的转型”以及“为什么美国在京都进程中退出,到了巴黎进程再次退出”。气候治理路径转型之后的“后巴黎时代”的谈判仍然艰难。无论是从合作理论还是从制度主义视角都很难对这种现象给予很合理的解释。因此,研究跳出现有研究成果的限制框架,在全球气候治理走向分析的基础上,研究当前的全球气候治理背景、梳理气候治理路径转型的现象、得出治理权威动态变化的结论,最后探讨其对中国的意义。首先,当前的全球治理有一个十分重要的时代背景:全球治理总体上呈现出了多层次的特性。各个国家不但更多时候选择进行区域一体化进程,也更多地选择在特定的议题上进行联合,还有日渐活跃的非国家行为体与传统的主权国家共同拉开了全球治理的大网。因而文将多层次治理框架引入全球气候治理研究中,搭建以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为支撑,大国气候治理行动为基石,跨国气候治理网络为辅助的全球气候治理架构。其次,通过以“服从”为核心特征的治理权威这一关键因素,探求气候治理路径转型的根原因及实际意义。分析发现,在气候治理路径的转变过程中,权威在全球气候治理系统中产生了动态变化。这种变化一是国家的权威得以增强;二是非国家行为体组成的跨国气候治理网络的权威已经兴起且对全球气候治理进程产生影响。在对“自上而下”气候治理路径的梳理中发现,《京都议定书》的惨淡收场实际上并非是其机制设置的问题,原因在于该多层次治理体系没有一个实质凌驾于所有主权国家之上的“超级政府”,因而就无法确保一个机制得到所有国家的遵守。在审视《巴黎协定》安排的气候治理路径时,可发现所谓的“自下而上”路径实质上依靠的是主权国家各自的节能减排行动。由于还没有明确的不遵约机制,因此该路径的治理效果取决于各国最后对国的定位和对应对气候变化重要性的认识。协定对签约国实际上的约束力非常小,既无法强制国家履约,也无法在国家能履约的情况下进行惩罚。这就是国家层次在与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这一超国家层次的互动博弈过程中,权威在全球气候治理系统中产生的动态变化——国家权威的强势回归。这是一种全球气候治理重心的再平衡,同时也是对强法律约束力减排框架的再定位。再次,在国家权威回归、超国家权威势弱,且缺乏强制性法律效力的减排协议的时代背景下,结合中国当前的经济实力、发展方向、治国理念以及中国当前在全球气候治理上展现出的积极态势,文认为目前中国在气候变化领域展现出了方向型领导力。因此通过与国直接相关的气候行动以获得领导力,增加中国的话语权,是合理且可行的。最后,结合当前针对全球碳排放交易市场的谈判进程,文认为来的很长一段时间内不会出现强法律效力的全球性减排协议,全球层面的国家间合作会持续性艰难。因此国家自主气候治理行动最终将会落在次国家层次,而各国是否能顺利地将气候治理政策内化及下沉是气候治理的关键。国家内部的次国家层次的区域化合作、国际层面的次国家合作以及跨国气候治理网络的参与,可为全球气候治理提供更多可能性。
王胜男[6]（2020）在《中美在全球治理中的角色研究》文中研究表明“全球治理”一词在近现代国际政治语境中未曾见到。最早发明这一概念的是20世纪90年代初期,距今也不到30年。目前有关“全球治理”的内涵解释是多方面多角度的,但是共同的解释都聚焦于“全球化”与“全球困境”两个语境。换言之,“全球治理”是伴随新时期的“全球化”到来,引发了以往未曾见到或者是未曾严重威胁到人类的“全球困境”产生而产生的。很显然,“全球治理”属于国际政治现象,涉及“体系、行为体、价值与目标”,应当说,国际政治的基本要素应有尽有,那么,与传统的国际政治相比,是不是能够完全独立于传统的国际政治理论,构成新的国际政治理论诠释?回顾国际关系领域的几大流派可以发现:国家间关系取决于国际体系、国家行为体与人性之间的互动,权力与利益成为国际政治的追逐目标,战争与和平、冲突与合作成为密不可分话语叙述。从发展历史来看,现实主义相对历史悠久,两次世界大战以后,自由主义理论在研究国家之间的预防战争与追求和平方面,延伸并扩大了有关国际体系与其他行为体的“角色”作用,个人、公民团体、国际组织和跨国公司等“行为体角色”纳入讨论范围。自冷战结束以来,建构主义的出现,扩大了国际关系本体论研究视角,对权力、身份、观念与秩序进行了更广度的讨论,进一步将身份角色、观念角色等国际社会领域的概念纳入到国际关系中来,其中“安全共同体”的理念打破了传统国际关系话语权的垄断,但国家行为体作为传统国际政治的主导角色,国家安全作为“高级政治（high politics）”的叙事基本没有颠覆性的变化。进入21世纪,随着新全球化的到来,“全球主义”路径日渐浮现出来,但这一新视角并不意味着国家主导角色的丧失,其方法提供了一个崭新的世界政治的图景,在新全球化背景下,全球治理理论从全球视角出发,作为研究国家关系新的理论现象与内容,既继承了上述传统理论的精髓,又提供了一种重新理解国家关系的方法与视觉,拓宽了传统的国际关系理论的广度和深度。同时,由于前所未有的“全球困境”的出现,以往被视为“低级政治”的非传统领域的东西变成了被优先考虑的“高级政治”的内容,如此次突发公共安全卫生事件,没有哪个国家能独善其身,导致全球各国紧密联动,全球治理、国际合作、国家和非国家行为体的重要性也不断提升。简而言之,现有的全球化的全面深化,打破了国家封闭的“海洋孤岛”,全球体系形成了彼此联系,相互依赖的网络,这种相互依赖性全球性结构导致合作越成功共同收益就越多,反之,对抗越激烈损失就越大。任何国家只关注自己国家内部事务,而回避与其他国家相互关联与互动,完全不参与现有的国际事务纷争之中,试图维持本身的“角色孤立”已经不尽可能。近30年来,面对全球治理困境严峻现实,大国在全球治理中扮演的关键角色,引起学人的关注,并常常被放在全球治理的国际政治中心的位置。中美两国分别作为全球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在全球治理中扮演着至关重要的角色,不同时期表现出不同的角色认知、角色期望、角色需求,面对新一轮全球化的出现,中美在全球治理体系中表现出不同的“角色定位”。从全球治理动态发展来看,国家的“角色定位”具有多维度。每个参与者在不同的历史阶段都会确定不同角色。而全球性大国在全球治理中“角色定位”的作用尤其突出。大国“角色定位”一旦形成,对全球治理的实践、体系结构的稳定影响巨大。可以说,中美两个大国在全球治理方面,如果减少“角色冲突”,全球治理体系就存在了一个持久性的基础,体现出来的一种稳定模式。反之,如果“角色冲突”加剧,全球治理体系也将处于不稳定状态。在彼此联系、依赖与博弈关系的全球治理的系统中,经过反复多次的“角色冲突”,中美在全球治理中的“合作性竞争”逐渐向“对抗性竞争”偏移。“对抗性竞争”危害在于将会全面延伸到其他领域,因此,中美之间如何相互认知适应、追求共同利益、规避对抗竞争、追求相对收益与共同收益就成为“合作优势”的基本动机。当然,相互依赖性结构没有根本改变竞争领导权的现实主义本质属性,但合作共赢的目标极大修正了对抗性竞争“零和博弈”的走向,因此,构建中美之间良性的“竞合关系”,就成为全球治理的当务之急。本论文研究,主要涉及了中美在全球治理中的角色认知、角色预期、角色定位、角色冲突、受众效应、角色嬗变与新时代“角色再构建”等多方面内容,按照国家主义、国际主义与全球主义三个路径方向,融汇现实主义、自由主义与建构主义三大理论,借用全球治理宏观理论,将角色中层理论与竞合关系的微观理论有机结合,集中在全球治理、区域治理与大国双边角色互动三个层面,同时,在全球经济治理、全球发展治理、全球环境治理、全球安全治理、全球公域治理和全球区域治理等六个主要领域展开多维度的研究。在新全球化时代到来的今天,国际政治不仅步入“百年未曾有的大变局”时代,人类也面临迄今未曾见到的全球治理困境。因此,如何构建中美两国在全球治理实践中的“合作性角色”,如何推动中美两国的良性的“竞合关系”,对两国关系健康发展,对国际社会的稳定,对全球治理困境的解决、全球治理机制的构建和全球治理体系的完善都具有重要意义。
张松梅[7]（2020）在《中国-东北亚博览会在东北亚次区域合作中的功能研究》文中指出20世纪90年代以来,在经济全球化的作用下,部分国家在边境地区开展紧密的地缘经济合作,形成了众多次区域合作典范。随着中国改革的不断推进,在边疆地区举办博览会成为中国与周边国家开展次区域合作的重要方式。2005年,以振兴中国东北老工业基地、推动东北亚次区域合作为己任的东北亚博览会应运而生。当前,东北亚次区域合作呈现脆弱性、离散性、低效性,需要搭建一个东北亚六国全部参与的次区域合作平台,以实现整体发展。在东北亚地区安全形势趋缓的背景下,东北亚博览会就成为重要选择。作为东北亚六国全部参与的次区域合作平台之一,东北亚博览会在促进东北亚次区域经贸合作、丰富东北亚次区域交流方式等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以往关于东北亚博览会的研究主要集中在管理学、行政学领域,将其纳入国际关系领域进行的研究还不多见。本文以东北亚博览会为蓝本,以中国为中心,以次区域合作理论为基础,借鉴地缘政治、经济理论,运用比较研究、调研访谈和抽象分析法,将东北亚博览会与东北亚次区域合作结合起来,研究东北亚博览会促进东北亚次区域合作的动力、功能展现、制约因素及完善路径。本文从基本概念出发,在介绍区域、次区域、博览会等核心概念的基础上,对影响次区域合作的主要层面、存在的优势进行概括,探讨博览会与次区域合作的相关性,分析博览会促进次区域合作的特殊性,并以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方式阐述了东北亚博览会在东北亚次区域合作中的定位。博览会体现了次区域合作的层级性、开放性、相对松散性、目标非一致性和地缘性,以博览会促进次区域合作具有低政治敏感性、灵活性和创新性。以此为前提,确定东北亚博览会在东北亚次区域合作中的定位,即:促进次区域繁荣与发展、形成次区域合作共识。东北亚博览会之所以持续举办,源于东北亚博览会的次区域基础、弥补东北亚次区域合作不足以及中国的积极推动。东北亚博览会致力于推动东北亚国家实现次区域合作,推动东北亚地区向更加开放、包容、均衡、普惠方向发展。在促进东北亚国家形成次区域合作共识,促进东北亚次区域地缘经济合作、次国家政府间合作,推动东北亚国家间科技外交、城市外交和公共外交等方面起到了积极作用。但与成熟的东盟博览会相比较,东北亚博览会缺少次区域自贸区依托、面临同质化博览会竞争、达成次区域合作协议的权威性不足以及次区域合作机制化的缺失,使得东北亚博览会发挥的功能弱于东盟博览会。同时,东北亚博览会在机制建设、支撑性产业发展等自身建设方面还存在不足。面临东北亚博览会与会国利益诉求差异、中国东北沿边地区开放开发程度低,特别是冷战遗产、同盟体系、经济依靠与安全依托的“二元分立”等外在因素的不利影响,使得东北亚博览会在促进东北亚次区域合作方面还存在一定局限。但不可否认的是,东北亚博览会是东北亚六国全体参与,尤其是朝鲜在东北亚地区参与为数不多的次区域合作平台,其重要性不言而喻。着眼于未来,东北亚博览会要借鉴东盟博览会的成功经验,推动东北亚博览会制度化、市场化和机制化发展,加强东北亚博览会自身建设;超东北亚博览会会展经济的局限,在东北亚次区域建立跨国合作区,形成支持东北亚博览会发挥功能的次区域合作网络;加强中国吉林省国际运输通道建设,巩固和扩大东北亚国家现有合作成果,提高吉林省参与东北亚次区域合作的能力;要采取措施将东北亚博览会融入中蒙俄经济走廊、对接中俄冰上丝绸之路,同时还要推进中日韩自贸区建设,加强图们江次区域国际合作,夯实东北亚博览会的次区域依托,为东北亚博览会更好发挥作用创造条件。总体来看,研究东北亚博览会在东北亚次区域合作中的功能,理论上能够深刻认识国际关系研究层次的回落特性,并在普遍意义上理解博览会在次区域合作中的推进作用、外溢功能和次国家政府发挥的主动性;实践上助于发现缓解当前“东北亚悖论”的途径,拓展促进东北亚次区域合作的视野,进而发现东北亚博览会促进东北亚次区域合作的独特性。可以预见,随着东北亚博览会自身建设逐步完善以及东北亚次区域合作水平不断提升,东北亚博览会发挥促进东北亚次区域合作功能的空间会逐步增大,一定程度上可以改善东北亚地区环境,实现以次区域合作带动区域合作的新局面。
李小兰[8]（2020）在《习近平新时代青年学生理想信念重要论述研究》文中研究指明“青年一代的理想信念、精神状态、综合素质,是一个国家发展活力的重要体现,也是一个国家核心竞争力的重要因素。”[1]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高度重视青年教育工作,并针对青年学生理想信念问题发表了一系列重要论述,研究这些重要论述能帮助我们深入理解习近平新时代青年学生理想信念教育思想。本文旨在通过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以来习近平关于青年学生理想信念问题所阐发的一系列经典论述进行系统的梳理分析,探究这些论述形成的时代背景及理论基础,深入挖掘习近平新时代青年学生理想信念重要论述的主要内容、厘清相关论述之间的逻辑关系,以期为我们更好地领会习近平新时代青年理想信念讲话精神,进而开展更符合时代特点和青年学生成长规律的理想信念教育和思想政治工作提供参考。本文一共由三大部分构成,分为五章展开具体论述。第一部分是论文的绪论,主要介绍了选择本论题作为研究对象的缘由和意义,梳理了国内外学术界与本选题相关的研究成果,并对该项研究所采用的研究方法、研究思路及论文的创新点与不足之处进行了说明。第二部分为本文的第2章,该部分主要分析了习近平青年学生理想信念论述形成的时代背景和理论基础,陈述了国际形势大调整背景下西方思潮趁机冲击我国青年思想领域的事实,分析了新时代中国政治、经济、文化等的发展与青年教育的关系。同时追溯了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对青年的看法、中国共产党人的青年成才观、中国传统文化中关于青年立志成长的观点,论证了这些观点对习近平新时代青年学生理想信念论述的理论支撑作用。第三部分为文章的第3章和第4章,这部分是本文的核心。主要对习近平新时代青年学生理想信念相关论述进行了系统分析。首先探究了这一系列论述的内容;其次根据习总书记青年教育讲话的内容探究了这些论述之间内在的逻辑结构;最后阐述了习近平青年学生理想信念论述的特征及现实意义。第四部分为论文的第5章,本章立足实际探讨了新时代落实习近平青年学生理想信念思想的路径,提出通过发挥各级党团委的领导作用、整合各级学校的教育资源、调动青年学生的积极性等手段来贯彻落实习总书记讲话精神,提高青年学生理想信念教育成效。
田丽[9]（2020）在《乡村振兴战略背景下高职院校培育新型职业农民路径研究》文中指出高职院校一直是农民培训的中坚力量,本研究以乡村振兴战略实施背景下的高职院校培育新型职业农民的实践工作为切入点,将当前开展新型职业农民培育工作的高职院校作为研究主体。本文综合运用文献研究法、问卷调查法与访谈法等研究方法,以人力资本投资理论、社会阶层理论、增能理论以及系统论等为理论支撑。在实际调查中,主要通过对高职院校新型职业农民培训学员发放在线电子问卷进行调查,并对高职院校新型职业农民培训老师与负责人进行访谈调查。在分析梳理调查所获得资料的基础之上,了解当前高职院校培育工作的基本情况,发现并阐述了高职院校培育新型职业农民的优势与意义。同时,也对高职院校培育工作所存在的问题进行了一一的阐述。当前高职院校新型职业农民培育工作存在的问题主要集中在以下几方面:新型职业农民培育对象结构性矛盾突出、高职院校自我发展意识薄弱、培育方式不合理、培育内容单一与培训教师结构有待优化。通过对问题的梳理与分析发现,导致高职院校新型职业农民培育困境的原因主要集中在四个方面:传统价值观念导致培育困境、城乡二元体制的禁锢、高职院校新型职业农民培育理念与方式的落后、新型职业农民培育保障机制不完善。基于上述问题与问题成因,本文从高职院校内部工作机制创新和外部支持环境优化两方面来探究乡村振兴战略背景下高职院校培育新型职业农民的路径。从高职院校内部工作机制创新方面来看,具体有:转变观念,树立正确的新型职业农民培育观;强化主体价值,增强高职院校自我发展的内生动力;创新新型职业农民培育方式,力促培育方式多样化;科学设置培育内容,优化涉农专业群结构与课程体系;创新人才引进与激励机制,加强新型职业农民培育师资队伍建设。从外部支持环境优化方面来看,具体有:营造良好的社会舆论氛围,树立平等的职业农民观念;完善新型职业农民培育保障机制;组织新型职业农民培育工程;以赋权为核心,激励农民广泛参与。
孙秦敏[10]（2021）在《新时代中国共产党意识形态工作创新研究》文中研究表明意识形态关乎国家命运、关乎民族安危。长期以来,中国共产党高度重视意识形态工作,始终坚持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意识形态建设取得了重大成效。但意识形态领域的斗争依然十分激烈,意识形态工作依然面临着错综复杂的形势。特别是进入新时代以来,意识形态工作既处于大有可为的历史机遇时期,也处于爬坡过坎的关键时期。如何立足于新的历史条件,结合意识形态领域在现实生活中发生的新变化,将理论层面的意识形态转化成实践需要的现实动力,建设具有强大凝聚力和引领力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是时代交付中国共产党的重要任务。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始终重视意识形态领域的斗争,坚守意识形态工作的基本原则,用一系列具有中国特色的意识形态话语有力回击错误思潮。中国共产党早已认识到意识形态工作的极端重要性,中国共产党人通过不断的创新发展逐渐将价值理念层面的意识形态转化到具体社会实践之中,从而发挥其应有的作用和力量。本文从历史与现实两个维度出发,探寻中国共产党意识形态工作创新发展的必然性和必要性。按照系统分析法全面解析新时代中国共产党意识形态工作创新的科学内涵及发展动力。在理论与实践相结合中提出新时代中国共产党意识形态工作创新的发展策略。按照“发现问题——解构问题——解决问题”的研究思路,具体分为六个部分:第一部分主要阐明中国共产党意识形态工作创新的基本问题。通过对主题相关概念“意识形态”、“意识形态工作”、“意识形态工作创新”的分析界定,理清意识形态与意识形态工作之间的关系,进而全面解读中国共产党意识形态工作创新的科学内涵。立足内涵,分析意识形态工作创新的基本要素及特征,并对新时代推进意识形态工作创新的必要性进行分析。第二部分主要分析中国共产党意识形态工作创新的资源基础。意识形态工作的创新发展有着丰富的资源基础:其理论渊源有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关于政党意识形态建设的方法论指导、西方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理论的借鉴及中国共产党人对意识形态工作的认识和贡献;其实践基础有夯实的经济基础、较好的治理成效、较完整的制度规范、良好的领导核心形象以及西方民主制度“神话”的破灭;其价值诉求在于围绕两个巩固任务增强意识形态凝聚力、坚持中国共产党领导增强意识形态引领力、立足人民主体立场增强意识形态吸引力。由此,建构起中国共产党意识形态工作创新的基础。第三部分主要探究中国共产党意识形态工作创新的发展历程及经验启示。中国共产党领导意识形态工作的历史由来已久,主要经历了中国共产党成立后意识形态工作的开展、新中国成立后意识形态工作的推进、改革开放后意识形态工作的调适以及新时代意识形态工作的创新。其中积累了宝贵的历史经验:始终坚持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坚持党对意识形态工作的领导权、坚持意识形态工作的系统建设以及创新发展意识形态工作。第四部分主要分析当前中国共产党意识形态工作创新面临的挑战。随着社会实践的不断发展,意识形态工作创新面临着各种挑战和困难。国际方面的西方资本主义国家意识形态的渗透、国内方面社会转型以及思想领域的各种情况的变化、自身发展方面意识形态工作创新本身存在的困境等。第五部分主要阐述新时代中国共产党意识形态工作创新遵循的原则。新时代中国共产党意识形态工作创新要遵循马克思主义基本原则,从而保证意识形态工作创新的正确方向。致力于意识形态工作创新需要遵循一元化指导思想与多样化思想文化相统一、党性与人民性相统一、继承性与创新性相统一的原则,保证中国共产党意识形态工作创新科学有序地推进。第六部分主要论述新时代中国共产党意识形态工作创新的路径选择。中国共产党意识形态工作创新在错综复杂的形势之下,遵循基本原则,应努力做到:其一,推进理论创新,巩固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其二,推进手段创新,壮大思想舆论主阵地;其三,推进话语创新,牢牢掌握意识形态话语权;其四,推进基层工作创新,增强主流意识形态认同度。
二、投资吉林大有可为（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投资吉林大有可为（论文提纲范文）
（1）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思想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绪论 |
| 1.1 选题背景 |
| 1.2 选题意义 |
| 1.2.1 研究意义 |
| 1.2.2 实践价值 |
| 1.3 国内外研究现状综述 |
| 1.3.1 国外研究现状综述 |
| 1.3.2 国内研究现状综述 |
| 1.4 研究思路与方法 |
| 1.4.1 研究思路 |
| 1.4.2 研究方法 |
| 1.5 创新之处与不足之处 |
| 1.5.1 创新之处 |
| 1.5.2 不足之处 |
| 第2章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思想形成的时代背景和理论资源 |
| 2.1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思想形成的时代背景 |
| 2.1.1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的历史方位 |
| 2.1.2 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主要矛盾发生转化 |
| 2.1.3 新时代中国面临的国际形势崭新且复杂 |
| 2.2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思想形成的理论资源 |
| 2.2.1 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提出的相关政治经济学理论 |
| 2.2.2 中国化马克思主义者的相关经济思想 |
| 2.2.3 西方经济学值得借鉴的相关理论 |
| 第3章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思想的形成发展历程 |
| 3.1 萌芽期:七年知青岁月的初期经验 |
| 3.1.1 马克思主义方法论的树立 |
| 3.1.2 经济社会发展实践的开启 |
| 3.2 形成期:30 年的地方经济治理经验 |
| 3.2.1 正定工作期间提出的经济思想 |
| 3.2.2 福建工作期间提出的经济思想 |
| 3.2.3 浙江工作期间提出的经济思想 |
| 3.2.4 上海工作期间提出的经济思想 |
| 3.3 成熟期:十八大以来提出的经济思想 |
| 3.3.1 十八大提出的重要经济思想 |
| 3.3.2 十八届五中全会提出的重要经济思想 |
| 3.3.3 十九大提出的重要经济思想 |
| 3.3.4 十九届五中全会提出的重要经济思想 |
| 第4章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思想的具体内容 |
| 4.1 新时代中国经济发展的理论引领——新发展理念 |
| 4.1.1 发展仍然是解决我国所有问题的关键 |
| 4.1.2 新发展理念的提出及基本内涵 |
| 4.1.3 贯彻落实新发展理念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 |
| 4.2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思想的核心内涵——“七个坚持” |
| 4.2.1 经济发展领导核心论:坚持加强党对经济工作的集中统一领导 |
| 4.2.2 经济发展目的论: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 |
| 4.2.3 经济发展阶段特征论:坚持适应把握引领经济新常态 |
| 4.2.4 经济体制改革论:坚持处理好市场与政府的二元关系 |
| 4.2.5 宏观经济管理论:坚持适应我国经济发展主要矛盾变化完善宏观调控 |
| 4.2.6 经济发展战略论:坚持问题导向部署经济发展新战略 |
| 4.2.7 经济工作方法论:坚持正确的工作策略和方法 |
| 4.3 新时代中国经济的新发展格局 |
| 4.3.1 构建高质量国内大循环 |
| 4.3.2 优化发展国际大循环 |
| 4.3.3 促进形成国内国际双循环发展格局 |
| 第5章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思想的实践逻辑及理论特征 |
| 5.1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思想的实践逻辑 |
| 5.1.1 植根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历史发展逻辑 |
| 5.1.2 统筹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的绿色发展逻辑 |
| 5.1.3 兼顾国内发展和国际合作的全球发展逻辑 |
| 5.2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思想的理论特征 |
| 5.2.1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思想的科学性 |
| 5.2.2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思想的现实性 |
| 5.2.3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思想的实践性 |
| 5.2.4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思想的人民性 |
| 5.2.5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思想的国际性 |
| 第6章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思想的重大理论贡献和实践价值 |
| 6.1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思想的重大理论贡献 |
| 6.1.1 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 |
| 6.1.2 为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奠定了基础框架 |
| 6.2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思想的重大实践价值 |
| 6.2.1 为新时代中国经济发展提供了理论指引 |
| 6.2.2 为解决全球经济发展难题贡献了中国智慧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作者简介及在读期间科研成果 |
| 致谢 |
（2）新中国职业教育政策变迁研究（1949-2019） ——基于历史制度主义的视角（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第一节 研究背景与研究意义 |
| 第二节 学术史梳理 |
| 第三节 相关概念辨析 |
| 第四节 研究方法、技术路线、创新点与存在不足 |
| 第一章 新中国成立至改革开放前职业教育政策变迁(1949-1977) |
| 第一节 过渡时期的职业教育政策(1949—1956) |
| 一、政策环境分析 |
| 二、主要政策文件及内容 |
| 三、政策主要特征及实际影响 |
| 四、小结 |
| 第二节 社会主义建设的探索时期职业教育政策(1957—1966) |
| 一、政策环境分析 |
| 二、主要政策文件及内容 |
| 三、政策主要特征及实际影响 |
| 四、小结 |
| 第三节 “文革”时期职业教育政策(1966—1977) |
| 一、政策环境分析 |
| 二、主要政策文件及内容 |
| 三、政策主要特征及实际影响 |
| 四、小结 |
| 第二章 改革开放至新中国成立七十周年职业教育政策变迁(1978—2019) |
| 第一节 职业教育内在需求型发展阶段政策(1978—1989) |
| 一、政策环境分析 |
| 二、主要政策文件及内容 |
| 三、政策主要特征及实际影响 |
| 四、小结 |
| 第二节 职业教育巩固提高型发展阶段政策(1990—1998) |
| 一、政策环境分析 |
| 二、主要政策文件及内容 |
| 三、政策主要特征及实际影响 |
| 四、小结 |
| 第三节 职业教育深化改革型发展阶段政策(1999—2009) |
| 一、政策环境分析 |
| 二、主要政策文件及内容 |
| 三、政策主要特征及实际影响 |
| 四、小结 |
| 第四节 职业教育内涵提升型发展阶段政策(2010年—2016) |
| 一、政策环境分析 |
| 二、主要政策文件及内容 |
| 三、政策主要特征及实际影响 |
| 四、小结 |
| 第五节 职业教育高质量发展型阶段政策(2017—2019) |
| 一、政策环境分析 |
| 二、主要政策文件及内容 |
| 三、政策主要特征及实际影响 |
| 四、小结 |
| 第三章 新中国职业教育政策变迁的动因分析、路径依赖和效能分析 |
| 第一节 新中国职业教育政策变迁的动因分析 |
| 一、外生性变量在职业教育政策变迁中的作用 |
| 二、内生性变量在职业教育政策变迁中的作用 |
| 三、行动者变量在职业教育政策变迁中的作用 |
| 第二节 新中国职业教育政策变迁的路径依赖 |
| 一、政府理性选择与职业教育政策变迁 |
| 二、学校理性选择与职业教育政策变迁 |
| 第三节 新中国职业教育政策变迁的效能分析 |
| 一、投入效能分析 |
| 二、产出效能分析 |
| 三、职业教育政策变迁的效应考察 |
| 第四章 新中国职业教育政策变迁的基本规律与历史经验 |
| 第一节 新中国职业教育政策变迁的基本规律 |
| 一、政治结构形塑职业教育政策变迁方向 |
| 二、经济结构调节职业教育政策演化过程 |
| 三、利益主体制衡职业教育政策迭代更新 |
| 第二节 新中国职业教育政策变迁的历史经验 |
| 一、以问题为导向完善职业教育政策 |
| 二、构建统一协调的职业教育动力机制 |
| 三、职业教育走内涵式特色化发展之路势在必行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新中国职业教育相关政策文件一览(1949—2019) |
| 攻读学位期间取得的研究成果 |
| 致谢 |
（3）中国光伏扶贫产业可持续发展研究 ——基于安徽的实证分析（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绪论 |
| 1.1 研究背景和意义 |
| 1.1.1 研究背景 |
| 1.1.2 研究意义 |
| 1.2 相关概念界定 |
| 1.2.1 光伏发电 |
| 1.2.2 光伏扶贫产业 |
| 1.3 研究目标和研究内容 |
| 1.3.1 研究目标 |
| 1.3.2 研究内容 |
| 1.4 研究方法、技术路线及创新说明 |
| 1.4.1 研究方法 |
| 1.4.2 数据来源 |
| 1.4.3 技术路线 |
| 1.4.4 主要创新点 |
| 第2章 理论基础与研究综述 |
| 2.1 反贫困理论 |
| 2.2 产业发展理论 |
| 2.2.1 产业政策理论 |
| 2.2.2 产业组织理论 |
| 2.2.3 产业结构理论 |
| 2.3 可持续发展理论 |
| 2.4 国内外相关研究现状 |
| 2.4.1 产业扶贫的相关研究 |
| 2.4.2 光伏产业政策研究方面 |
| 2.4.3 光伏扶贫模式研究方面 |
| 2.4.4 光伏扶贫案例研究方面 |
| 2.4.5 研究述评 |
| 第3章 光伏扶贫的发展 |
| 3.1 光伏扶贫政策规定 |
| 3.1.1 中国光伏扶贫主要政策 |
| 3.1.2 安徽省光伏扶贫主要政策 |
| 3.2 实施机构及流程 |
| 3.2.1 组织实施机构 |
| 3.2.2 项目实施流程 |
| 3.3 光伏扶贫发展历程 |
| 3.3.1 萌芽发端阶段(2013.6—2014.9) |
| 3.3.2 探索试点阶段(2014.9—2016.3) |
| 3.3.3 推广建设阶段(2016.3—2017.5) |
| 3.3.4 规范提升阶段(2017.5—2019.12) |
| 3.3.5 巩固拓展阶段(2019.12至今) |
| 3.4 光伏扶贫发展现状 |
| 3.4.1 装机容量及纳入国家补助目录情况 |
| 3.4.2 资金投入情况 |
| 3.4.3 电站并网情况 |
| 3.4.4 发电收益情况 |
| 3.4.5 收益分配情况 |
| 3.4.6 电站运维管理情况 |
| 3.5 光伏扶贫调研检测情况 |
| 3.5.1 合规性检查 |
| 3.5.2 建设资金筹措 |
| 3.5.3 发电收益分配 |
| 3.5.4 电站发电性能 |
| 3.5.5 电站安全性能检测 |
| 3.5.6 关键设备质量检查 |
| 3.5.7 施工质量检查 |
| 3.5.8 运维能力评估 |
| 3.6 光伏扶贫效果 |
| 3.6.1 壮大贫困村集体经济 |
| 3.6.2 促进贫困群众增收脱贫 |
| 3.6.3 推进农村新能源发展 |
| 第4章 光伏产业扶贫机制和模式分析 |
| 4.1 光伏产业扶贫机制分析 |
| 4.1.1 资金筹措机制 |
| 4.1.2 建设管理机制 |
| 4.1.3 运行维护机制 |
| 4.1.4 收益分配机制 |
| 4.1.5 综合利用机制 |
| 4.2 光伏产业扶贫模式分析 |
| 4.2.1 户用光伏电站扶贫模式 |
| 4.2.2 村级光伏电站扶贫模式 |
| 4.2.3 集中式光伏电站扶贫模式 |
| 4.2.4 有益贫作用的商业光伏电站模式 |
| 4.2.5 不同类型光伏扶贫电站模式比较 |
| 第5章 光伏扶贫产业可持续发展的实证研究 |
| 5.1 评价指标体系的构建原则 |
| 5.2 评价指标体系的建立 |
| 5.3 评价指标权重确定 |
| 5.3.1 层次分析法及其计算步骤 |
| 5.3.2 光伏扶贫产业可持续发展各层指标权重确定 |
| 5.4 光伏扶贫产业可持续发展的模糊综合评价 |
| 5.4.1 模糊综合评价原理 |
| 5.4.2 模糊综合评价实证结果 |
| 第6章 光伏扶贫产业可持续发展主要问题 |
| 6.1 电站建设质量均衡性不够 |
| 6.1.1 关键设备质量 |
| 6.1.2 施工质量 |
| 6.2 发电和安全性能可靠性不够 |
| 6.2.1 电站发电性能 |
| 6.2.2 电站安全性能 |
| 6.3 运行维护管理科学性不够 |
| 6.3.1 发电能力检测和评估结果 |
| 6.3.2 低效电站运维方面原因分析 |
| 6.4 资产收益管理规范性不够 |
| 6.4.1 建设资金不够到位 |
| 6.4.2 资产管理不够规范 |
| 6.4.3 收益分配不够科学 |
| 6.4.4 系统应用不够充分 |
| 6.5 运行维护标准操作性不够 |
| 6.6 运维机构队伍专业性不够 |
| 6.7 综合利用开发统筹性不够 |
| 6.7.1 光伏农业发展有待加快 |
| 6.7.2 碳排放权交易有待开拓 |
| 第7章 光伏扶贫产业可持续发展的对策建议 |
| 7.1 强化光伏扶贫资产管理 |
| 7.1.1 精准确权 |
| 7.1.2 有序清欠 |
| 7.1.3 强化光伏扶贫电站改造 |
| 7.1.4 建章立制 |
| 7.2 完善运维管理机制 |
| 7.2.1 建立健全运维管理架构 |
| 7.2.2 构建光伏物联网 |
| 7.2.3 完善并推广应用监测系统 |
| 7.2.4 开展运维管理工作考核 |
| 7.3 加强发电收益科学分配 |
| 7.3.1 明确发电收益分配方式 |
| 7.3.2 强化公益岗位开发管理 |
| 7.3.3 提高智能管控效率 |
| 7.4 制订完善运维标准 |
| 7.4.1 制订电站运行维护专用标准必要性 |
| 7.4.2 制订运维专用标准及指标体系 |
| 7.5 开展综合利用 |
| 7.5.1 发展光伏农业 |
| 7.5.2 开展碳交易 |
| 7.6 有效防范风险 |
| 7.6.1 创设光伏保险产品 |
| 7.6.2 研究电站废弃物回收利用 |
| 第8章 结论及展望 |
| 8.1 研究结论 |
| 8.1.1 实现光伏扶贫电站持续稳定高效发电 |
| 8.1.2 实现电站发电收益科学精准分配 |
| 8.1.3 实现电站综合利用有效开展 |
| 8.1.4 实现电站监督考核方式创新完善 |
| 8.2 研究局限 |
| 8.3 研究展望 |
| 8.3.1 助力中国(安徽)乡村全面振兴 |
| 8.3.2 加快“走出去”步伐 |
| 参考文献 |
| 附录一 2014-2020年中国光伏扶贫主要政策摘编 |
| 附录二 2013-2020年安徽省光伏扶贫主要政策摘编 |
| 致谢 |
| 在读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与取得的其他研究成果 |
（4）中国职业教育与经济发展互动效应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绪论 |
| 1.1 选题背景和研究意义 |
| 1.1.1 选题背景 |
| 1.1.2 研究意义 |
| 1.2 相关研究综述 |
| 1.2.1 国外研究现状 |
| 1.2.2 国内研究现状 |
| 1.2.3 研究评述 |
| 1.3 研究方法及思路 |
| 1.3.1 研究方法 |
| 1.3.2 研究思路 |
| 1.4 主要内容及框架 |
| 1.4.1 研究的内容 |
| 1.4.2 技术路线 |
| 1.5 可能的创新与不足 |
| 1.5.1 可能的创新点 |
| 1.5.2 不足之处 |
| 第2章 职业教育相关概念界定及理论基础 |
| 2.1 相关概念界定 |
| 2.1.1 职业教育 |
| 2.1.2 产业发展 |
| 2.1.3 职业教育与经济互动发展 |
| 2.2 理论基础 |
| 2.2.1 人力资本理论 |
| 2.2.2 现代产权理论 |
| 2.2.3 教育经济学理论 |
| 2.2.4 产业组织理论 |
| 第3章 中国职业教育历史演进与问题分析 |
| 3.1 中国职业教育发展的历史脉络 |
| 3.1.1 中国职业教育探索与恢复时期(1977-1984) |
| 3.1.2 中国职业教育粗放发展时期(1985-1998) |
| 3.1.3 中国职业教育优化调整时期(1999-2012) |
| 3.1.4 中国职业教育稳健发展时期(2012—至今) |
| 3.2 中国职业教育政策演变规律 |
| 3.2.1 中国职业教育政策不断适应经济发展 |
| 3.2.2 中国职业教育政策不断适应产业形态变迁 |
| 3.2.3 中国职业教育政策逐步由政府主导向政府引导转型 |
| 3.3 中国职业教育发展面临的主要问题 |
| 3.3.1 职业教育发展水平与经济发展不协调 |
| 3.3.2 中国职业教育政策实践异化问题 |
| 3.3.3 中国职业教育结构不合理 |
| 3.3.4 中国职业教育布局不优化与发展不平衡 |
| 3.3.5 社会环境缺乏利于职业教育发展的厚植土壤 |
| 第4章 职业教育资源配置效率及影响因素分析 |
| 4.1 全要素生产率的测算方法与指标选取 |
| 4.1.1 F?re-Primont全要素生产率指数 |
| 4.1.2 F?re-Primont全要素生产率分解 |
| 4.1.3 职业教育投出产出指标选取 |
| 4.2 职业教育资源配置效率演进分析 |
| 4.2.1 全国职业教育资源配置效率 |
| 4.2.2 分区域职业教育资源配置效率 |
| 4.3 职业教育资源配置效率影响因素分析 |
| 4.3.1 变量选取 |
| 4.3.2 模型构建 |
| 4.3.3 实证过程 |
| 4.3.4 实证结论 |
| 第5章 中国职业教育的经济效应研究 |
| 5.1 中国职业教育经济效应的逻辑起点 |
| 5.1.1 中国职业教育经济效应的现实基础 |
| 5.1.2 中国职业教育经济效应的特点 |
| 5.2 中国职业教育经济效应的主要体现 |
| 5.2.1 确保经济发展战略有效实施 |
| 5.2.2 促使经济发展软环境不断完善 |
| 5.2.3 加快产业结构优化升级 |
| 5.2.4 实现创新驱动的快速转变 |
| 5.2.5 推进扶贫助困效果提升 |
| 5.3 经济发展对职业教育的影响 |
| 5.3.1 经济发展方向决定职业教育发展方向 |
| 5.3.2 经济状况决定职业教育发展规模 |
| 5.3.3 经济状况决定职业教育人才培养层次 |
| 5.3.4 经济结构调整决定职业教育的专业结构 |
| 5.4 中国职业教育影响经济效应的现存问题 |
| 5.4.1 人才培养同质化程度较高 |
| 5.4.2 职业教育发展均衡性较差 |
| 5.4.3 校企合作机制仍不完善 |
| 5.4.4 人才培养立交桥尚未建立 |
| 5.5 中国职业教育与经济协调发展实证分析 |
| 5.5.1 中国职业教育与经济协调发展的内涵 |
| 5.5.2 指标选取与数据来源 |
| 5.5.3 综合指标值测定方法与理论模型构建 |
| 5.5.4 职业教育与经济发展综合评价结果 |
| 5.5.5 职业教育经济协调度测评结果 |
| 5.5.6 职业教育经济协调质量 |
| 第6章 国外职业教育与经济互动发展经验及其借鉴 |
| 6.1 德国职业教育与经济互动发展经验 |
| 6.1.1 “双元制”职业教育的基本形式 |
| 6.1.2 “双元制”职业教育与经济互动发展脉络与阶段特征 |
| 6.1.3 “双元制”职业教育政策特点与问题 |
| 6.1.4 德国职业教育与经济互动发展启示 |
| 6.2 美国职业教育与经济互动发展经验 |
| 6.2.1 美国职业教育与经济互动发展脉络与阶段特征 |
| 6.2.2 美国职业教育与经济互动发展特点与面临问题 |
| 6.2.3 美国职业教育与经济互动发展启示 |
| 6.3 日本职业教育与经济互动发展经验 |
| 6.3.1 日本职业教育与经济互动发展脉络与阶段特征 |
| 6.3.2 日本职业教育与经济互动发展启示 |
| 第7章 中国职业教育与经济互动发展的对策建议 |
| 7.1 中国职业教育参与主体及功能定位 |
| 7.1.1 政府主体及其功能 |
| 7.1.2 行业组织主体及其功能 |
| 7.1.3 企业主体及其功能 |
| 7.1.4 学校主体及其功能 |
| 7.2 中国职业教育与经济互动发展的指导原则 |
| 7.2.1 以人为本发展原则 |
| 7.2.2 公益性与经济性兼顾原则 |
| 7.2.3 本土化与国际化融通原则 |
| 7.2.4 权责明确与多元制衡原则 |
| 7.3 中国职业教育与经济互动发展的策略 |
| 7.3.1 提高多元主体协同共治水平 |
| 7.3.2 坚持政府引导职业教育治理 |
| 7.3.3 增强行业组织指导的有效性 |
| 7.3.4 促进企业主体作用充分发挥 |
| 7.3.5 强化学校实施的自主执行力 |
| 参考文献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发表的主要论文及研究成果 |
| 致谢 |
（5）关于全球气候治理路径变化的研究 ——基于多层次治理中的权威视角（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研究背景与意义 |
| (一)研究背景 |
| (二)研究意义 |
| 二、国内外研究现状综述 |
| (一)关于全球治理中的权威的研究 |
| (二)关于气候治理路径的研究 |
| (三)关于多层次全球治理的研究 |
| (四)关于跨国气候治理网络的研究 |
| (五)国内外研究综述的评价 |
| 三、论文的研究方法和主要内容 |
| (一)研究方法 |
| (二)论文的主要内容 |
| 四、论文的创新点和不足 |
| (一)文的主要创新 |
| (二)论文存在的不足之处 |
| 第一章 全球气候治理的权威重构 |
| 一、全球治理权威的重置与分解 |
| 二、全球治理权威的分层 |
| (一)国家让渡权威给区域一体化组织 |
| (二)国家让渡权威给国际组织 |
| (三)非国家行为体逐步形成权威 |
| 三、多层次全球气候治理的思路与架构 |
| (一)全球气候问题与环境问题的同源性 |
| (二)全球气候治理的主要思路 |
| (三)全球气候治理的主要架构 |
| 第二章 “自上而下”气候治理路径 |
| 一、“自上而下”的实质 |
| (一)“自上而下”的内涵 |
| (二)“上”与“下”之间的“服从”关系 |
| (三)全球气候治理呈现出“自上而下”的原因 |
| 二、“自上而下”治理思路的源起与实践 |
| (一)总量控制与排放贸易 |
| (二)美国二氧化硫排放权交易 |
| (三)欧盟二氧化碳排放交易体系 |
| (四)臭氧层治理与削减战略武器谈判 |
| 三、“自上而下”思路安排下的京都机制 |
| (一)联合履约机制 |
| (二)清洁发展机制 |
| (三)排放交易机制 |
| 第三章 “自下而上”的全球气候治理路径 |
| 一、“自下而上”的实质 |
| (一)“自下而上”的内涵 |
| (二)“下”与“上”之间的相对关系 |
| 二、《巴黎协定》“自下而上”的气候治理安排 |
| (一)国家自主贡献 |
| (二)国家自主贡献的内容 |
| (三)国家自主贡献的特点 |
| 三、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外的“自下而上”路径 |
| (一)跨国气候治理网络的兴起 |
| (二)跨国气候治理网络的范例 |
| 四、美国国内“自下而上”气候治理实践 |
| (一)加州经验 |
| (二)康州经验 |
| 第四章 两种气候治理路径下的权威分析 |
| 一、全球气候治理的权威结构 |
| (一)以国家为权威基础的气候治理 |
| (二)不以国家为权威基础的气候治理 |
| 二、动态的气候治理权威的变化 |
| (一)京都机制的衰弱——国家权威让渡受限 |
| (二)《巴黎协定》——国家权威增强 |
| (三)跨国气候治理网络的知影响 |
| 三、权威的动态变化带来的结果 |
| (一)国家权威在转向过程中增强 |
| (二)全球气候治理重心的再平衡 |
| (三)强法律约束力减排框架的再定位 |
| 第五章 全球气候治理路径变化的中国应对 |
| 一、中国与京都机制的互动 |
| (一)中国参与的CDM项目 |
| (二)中国的碳排放交易市场的建设 |
| (三)京都时期中国体现的大国担当 |
| 二、中国在“自下而上”时代的大国风范 |
| (一)日益进取的中国治理 |
| (二)中国地方政府与城市的治理实践 |
| 三、中国在后巴黎时代的角色定位 |
| (一)中国以积极作为发挥“领导”作用 |
| (二)中国的准备 |
| (三)中国推进全球气候治理的路径重点 |
| 结论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
| 攻读博士期间科研成果概况 |
| 致谢 |
（6）中美在全球治理中的角色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研究目的与研究意义 |
| 二、文献分类与文献综述 |
| 三、研究方法与研究思路 |
| 四、论文创新与论文不足 |
| 第1章 全球治理体系与全球治理理论 |
| 1.1 全球治理体系的历史演变 |
| 1.1.1 全球化发展与新全球化的出现 |
| 1.1.2 全球治理体系的三个历史阶段 |
| 1.1.3 全球治理体系演变的基本原因 |
| 1.2 全球治理的基本内容 |
| 1.2.1 全球治理的概念界定 |
| 1.2.2 全球治理的构成要素 |
| 1.2.3 全球治理的实践范畴 |
| 1.3 全球治理的理论基础 |
| 1.3.1 全球治理理论的现实价值 |
| 1.3.2 全球治理理论的主要范式 |
| 1.3.3 全球治理角色理论的框架 |
| 第2章 中美在全球治理体系中的“角色定位” |
| 2.1 中美在全球治理体系中的“角色认知” |
| 2.1.1 中国的“角色认知” |
| 2.1.2 美国的“角色认知” |
| 2.2 中美两国彼此之间的“角色预期” |
| 2.2.1 美国对中国崛起的“角色预期” |
| 2.2.2 中国对美国霸权的“角色预期” |
| 2.3 冷战后中美全球治理的“角色定位” |
| 2.3.1 中国全球治理的“角色定位” |
| 2.3.2 美国全球治理的“角色定位” |
| 第3章 中美在全球治理实践中的“角色冲突” |
| 3.1 中美在全球治理实践层面的“角色冲突” |
| 3.1.1 “多元合作”与“单极霸权”的治理冲突 |
| 3.1.2 “北京共识”与“华盛顿共识”模式之争 |
| 3.2 中美在区域治理实践层面的“角色冲突” |
| 3.2.1 中国“一带一路”倡议的虹吸效应 |
| 3.2.2 美国“印太战略”的对华遏制围堵 |
| 3.3 中美在大国关系互动层面的“角色冲突” |
| 3.3.1 中美贸易战的冲突持续升高 |
| 3.3.2 中美科技战的零和性博弈凸显 |
| 3.3.3 中美核心利益的碰撞全面升级 |
| 3.4 中美两国“角色冲突”的受众效应 |
| 3.4.1 “角色冲突”带来不同的“受众效应” |
| 3.4.2 “角色冲突”引发的中美“角色困境” |
| 第4章 中美在全球治理结构中的“角色嬗变” |
| 4.1 中国在全球治理结构中的“角色嬗变” |
| 4.1.1 “中国发展”推动了国际格局的演变 |
| 4.1.2 “中国方案”影响着国际规范的导向 |
| 4.1.3 “中国角色”促进了国际制度的发展 |
| 4.2 特朗普政府在全球治理结构中的“角色嬗变” |
| 4.2.1 全球治理“举旗者”蜕变为“搅局者” |
| 4.2.2 霸权体系“保护者”蜕变为“讹诈者” |
| 4.2.3 自由秩序“灯塔国”蜕变为“破坏者” |
| 4.3 中美参与全球治理的“角色转换” |
| 4.3.1 中国参与全球治理的角色转换 |
| 4.3.2 美国参与全球治理的角色转换 |
| 第5章 新时代中美在全球治理中“角色再构建” |
| 5.1 中美构建良性“竞合角色”的重要基础 |
| 5.1.1 中美构建良性的“竞合角色”重要性 |
| 5.1.2 中美构建良性“竞合角色”的新机遇 |
| 5.2 中美在全球治理中“合作性角色”的实践积累 |
| 5.2.1 全球经济治理合作 |
| 5.2.2 全球安全治理合作 |
| 5.2.3 全球公域治理合作 |
| 5.3 中美在全球治理中“角色再构建”的路径 |
| 结论 |
| 参考文献 |
| 作者简介及在学期间的攻读成果 |
| 致谢 |
（7）中国-东北亚博览会在东北亚次区域合作中的功能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研究缘起与选题意义 |
| (一)研究缘起 |
| (二)研究意义 |
| 二、国内外研究现状 |
| (一)关于博览会外交功能的研究 |
| (二)关于东盟博览会外交功能的研究 |
| (三)关于东北亚博览会功能的研究 |
| (四)关于东北亚次区域合作的研究 |
| 三、论文结构与研究方法 |
| (一)论文结构 |
| (二)研究方法 |
| 四、研究创新与不足 |
| (一)论文的创新 |
| (二)不足之处 |
| 第一章 核心概念及基本理论阐释 |
| 一、次区域合作的基本理论 |
| (一)区域与次区域的概念 |
| (二)次区域合作的内涵与目标 |
| (三)影响次区域合作的主要层面 |
| (四)次区域合作存在的优势分析 |
| 二、次区域合作理论视角下的博览会 |
| (一)博览会的内涵与特点 |
| (二)博览会与次区域合作的相关性 |
| (三)博览会推进次区域合作的特殊性 |
| 三、东北亚博览会在东北亚次区域合作中的定位 |
| (一)促进次区域繁荣与发展 |
| (二)形成次区域合作的共识 |
| 第二章 东北亚博览会促进东北亚次区域合作的动力 |
| 一、东北亚博览会功能发挥的次区域基础 |
| (一)东北亚次区域合作具备地缘基础 |
| (二)东北亚区域国家存在比较优势 |
| (三)东北亚国家历史文化联系紧密 |
| 二、弥补东北亚次区域合作的不足 |
| (一)降低东北亚次区域合作的脆弱性 |
| (二)缓和东北亚次区域合作的离散性 |
| (三)弱化东北亚次区域合作的低效性 |
| 三、中央政府及次国家政府的合力推动 |
| (一)中国总体发展战略的规划 |
| (二)东北老工业基地振兴战略的助力 |
| (三)次国家政府主动性的发挥 |
| 第三章 东北亚博览会促进东北亚次区域合作的功能展现 |
| 一、打造东北亚次区域合作的新平台 |
| (一)推动东北亚次区域合作发展的内涵 |
| (二)达成增进东北亚次区域合作的共识 |
| (三)推动了东北亚国家首脑外交 |
| 二、促进东北亚次区域的经贸合作 |
| (一)促进东北亚次区域地缘经济合作 |
| (二)推动东北亚次区域国家政府间合作 |
| (三)扩大中国在东北亚次区域经济合作的影响力 |
| 三、丰富东北亚次区域国家交流方式 |
| (一)推动东北亚国家间的科技外交 |
| (二)促进东北亚国家间的城市外交 |
| (三)增进东北亚国家间的公共外交 |
| 第四章 东北亚博览会促进东北亚次区域合作的制约因素 |
| 一、东北亚博览会与东盟博览会的比较分析 |
| (一)区域自贸区依托的缺位 |
| (二)博览会间同质化的竞争 |
| (三)达成次区域合作协议权威性的差异 |
| (四)次区域合作机制化的缺失 |
| 二、制约东北亚博览会发挥功能的内部因素 |
| (一)东北亚博览会机制亟需完善 |
| (二)博览会支撑性产业发展不足 |
| (三)厘清推进博览会的央地关系 |
| 三、制约东北亚博览会发挥功能的外部因素 |
| (一)东北亚与会国利益诉求的差异 |
| (二)东北沿边地区开放开发程度低 |
| (三)东北亚地区安全形势的复杂性 |
| 第五章 完善东北亚博览会促进次区域合作功能的实施路径 |
| 一、借鉴东盟博览会经验推动东北亚博览会发展 |
| (一)实现东北亚博览会制度化发展 |
| (二)实现东北亚博览会市场化发展 |
| (三)实现东北亚博览会合作化发展 |
| 二、完善东北亚博览会促进次区域合作的条件 |
| (一)超越博览会会展经济的局限 |
| (二)推动建立次区域跨国合作区 |
| (三)提升吉林省沿边地区开放水平 |
| 三、夯实东北亚博览会的次区域依托 |
| (一)融入中蒙俄经济走廊 |
| (二)对接中俄冰上丝绸之路 |
| (三)推进中日韩自贸区建设 |
| (四)加强图们江次区域国际合作 |
| 结论 |
| 参考文献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发表的论文及取得的科研成果 |
（8）习近平新时代青年学生理想信念重要论述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绪论 |
| 1.1 选题缘由和研究意义 |
| 1.1.1 选题缘由 |
| 1.1.2 研究意义 |
| 1.2 国内外研究综述 |
| 1.2.1 国内研究综述 |
| 1.2.2 国外研究综述 |
| 1.3 研究思路及研究方法 |
| 1.3.1 研究思路 |
| 1.3.2 研究方法 |
| 1.4 论文创新之处与不足 |
| 1.4.1 创新点 |
| 1.4.2 不足之处 |
| 第2章 习近平新时代青年学生理想信念重要论述的时代背景及理论基础 |
| 2.1 习近平新时代青年学生理想信念重要论述的时代背景 |
| 2.1.1 习近平青年学生理想信念重要论述的国际背景 |
| 2.1.2 习近平青年学生理想信念重要论述的国内背景 |
| 2.2 习近平新时代青年学生理想信念重要论述的理论基础 |
| 2.2.1 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重视青年培育的思想开创了理论先河 |
| 2.2.2 中国共产党人青年学生理想信念相关主张奠定了思想基础 |
| 2.2.3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展现的青年立志成才观夯实了文化底蕴 |
| 第3章 习近平新时代青年学生理想信念重要论述的内容和逻辑 |
| 3.1 习近平新时代青年生理想信念重要论述的内容体系 |
| 3.1.1 新时代青年学生理想信念的重要性 |
| 3.1.2 新时代青年学生理想信念的基本内涵 |
| 3.1.3 新时代青年学生理想信念教育相关问题 |
| 3.2 习近平新时代青年学生理想信念重要论述的逻辑结构 |
| 3.2.1 逻辑起点:肯定青年学生“必将大有可为、大有作为” |
| 3.2.2 逻辑中点:青年学生需要补充什么样的“钙” |
| 3.2.3 逻辑重点:通过思想政治工作帮助青年坚定理想信念 |
| 3.2.4 逻辑终点:砥砺青年学生“勇于追梦,勤于圆梦” |
| 第4章 习近平新时代青年学生理想信念重要论述的特征和意义 |
| 4.1 习近平新时代青年学生理想信念重要论述的特征 |
| 4.1.1 思想内容具有继承性 |
| 4.1.2 语言表述极富创造性 |
| 4.1.3 理论要求体现实践性 |
| 4.2 习近平新时代青年学生理想信念重要论述的意义 |
| 4.2.1 丰富了马克思主义青年教育思想及其中国化的理论内涵 |
| 4.2.2 为各级学校“理直气壮”开展思想政治工作提供了思路指导 |
| 4.2.3 为广大青年学生“担当民族复兴大任”指明了前进方向 |
| 第5章 贯彻落实习近平新时代青年学生理想信念论述精神的实施路径 |
| 5.1 发挥党团委领导作用引领青年学生发展的正确方向 |
| 5.1.1 各级党委要“充分信任、热情关心、严格要求青年” |
| 5.1.2 共青团要带头“联系青年”做青年学生的榜样 |
| 5.2 整合学校教育资源提升学生理想信念教育的实际效果 |
| 5.2.1 加强教师队伍建设“让有信仰的人讲信仰” |
| 5.2.2 优化理想信念教育环境拓宽环境的育人功能 |
| 5.3 调动青年学生主观能动性养成学生自我实现的良好习惯 |
| 5.3.1 改进教育方式唤醒学生学习先进理论的主体意识 |
| 5.3.2 改善引导方法激发学生实现青春梦想的自觉能动性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作者简介 |
| 致谢 |
（9）乡村振兴战略背景下高职院校培育新型职业农民路径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选题缘由 |
| 1.培育新型职业农民是破解“三农”问题的关键 |
| 2.培育新型职业农民是响应乡村振兴的时代呼唤 |
| 3.培育新型职业农民高等职业院校大有可为 |
| (二)研究意义 |
| 1.理论意义 |
| 2.现实意义 |
| (三)概念界定 |
| 1.新型职业农民 |
| 2.培育路径 |
| 3.乡村振兴战略 |
| (四)文献综述 |
| 1.国内研究 |
| 2.国外研究 |
| 3.文献述评 |
| (五)研究思路与方法 |
| 1.研究思路 |
| 2.研究方法 |
| 一、高职院校培育新型职业农民理论基础 |
| (一)人力资本投资理论 |
| (二)社会阶层理论 |
| (三)增能理论 |
| (四)系统理论 |
| 二、高职院校培育新型职业农民现状调查与分析 |
| (一)调查对象概述 |
| (二)调查设计与调查对象选择 |
| 1.调查问卷设计与对象选择 |
| 2.访谈提纲设计与对象选择 |
| (三)培育现状分析 |
| 1.问卷信息分析 |
| 2.访谈信息分析 |
| 三、高职院校培育新型职业农民的优势与意义 |
| (一)高职院校培育新型职业农民的优势 |
| 1.高职院校具有植根于农的亲民性使其具有独特优势 |
| 2.高职院校人才培养目标符合新型职业农民培育需求 |
| 3.高职院校拥有资源优势为新型职业农民培育提供保障 |
| 4.高职院校培育平台为农民接受终身教育提供服务 |
| (二)高职院校培育新型职业农民的意义 |
| 1.高职院校培育新型职业农民有利于开发农村人力资源 |
| 2.高职院校培育新型职业农民有利于积累农民人力资本 |
| 四、乡村振兴战略背景下高职院校培育新型职业农民困境 |
| (一)新型职业农民培育对象结构性矛盾突出 |
| (二)高职院校自我发展意识薄弱 |
| (三)高职院校新型职业农民培育内容单一 |
| (四)新型职业农民培育方式不尽合理 |
| (五)新型职业农民培训教师队伍结构有待优化 |
| 五、乡村振兴战略背景下高职院校培育新型职业农民困境成因分析 |
| (一)传统价值观念导致培育困境 |
| (二)城乡二元体制的禁锢 |
| (三)高职院校新型职业农民培育理念与方式落后 |
| (四)新型职业农民培育的保障机制不完善 |
| 六、乡村振兴战略背景下高职院校培育新型职业农民路径探析 |
| (一)高职院校内部工作机制创新 |
| 1.转变观念,树立正确的新型职业农民培育观 |
| 2.强化主体价值,增强高职院校自我发展的内生动力 |
| 3.创新新型职业农民培育方式,力促培育方式多样化 |
| 4.科学设置培育内容,优化涉农专业群结构与课程体系 |
| 5.创新人才引进与激励机制,加强新型职业农民培育师资队伍建设 |
| (二)外部支持环境优化 |
| 1.应对乡村振兴战略,树立平等的职业农民观念 |
| 2.完善新型职业农民培育保障机制 |
| 3.组织新型职业农民培育工程 |
| 4.以赋权为核心,激励农民广泛参与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附录一 |
| 附录二 |
| 攻读硕士学位期间的主要研究成果 |
| 致谢 |
（10）新时代中国共产党意识形态工作创新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导论 |
| 一、选题缘由与意义 |
| (一) 选题缘由 |
| (二) 选题意义 |
| 二、研究现状 |
| (一) 国外研究现状 |
| (二) 国内研究现状 |
| 三、研究思路与方法 |
| (一) 研究思路 |
| (二) 研究方法 |
| 四、创新之处与不足 |
| (一) 创新之处 |
| (二) 不足之处 |
| 第一章 新时代中国共产党意识形态工作创新的基本问题 |
| 一、中国共产党意识形态工作相关概念界定 |
| (一) 意识形态 |
| (二) 意识形态工作 |
| (三) 中国共产党意识形态工作创新 |
| 二、中国共产党意识形态工作创新的要素和特征 |
| (一) 中国共产党意识形态工作创新的要素分析 |
| (二) 中国共产党意识形态工作创新的特征 |
| 三、新时代中国共产党意识形态工作创新的必要性 |
| (一) 坚持和发展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要求 |
| (二) 适应新时代社会主要矛盾转变的要求 |
| (三) 维护国家文化安全的要求 |
| (四) 巩固党长期执政地位的要求 |
| 第二章 新时代中国共产党意识形态工作创新的资源基础 |
| 一、新时代中国共产党意识形态工作创新的理论依据 |
| (一) 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关于政党意识形态建设的思想 |
| (二) 西方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理论的借鉴 |
| (三) 中国共产党人对意识形态工作的认识与贡献 |
| 二、新时代中国共产党意识形态工作创新的现实条件 |
| (一) 意识形态工作的经济基础日益巩固 |
| (二) 意识形态工作的治理成效显着增强 |
| (三) 意识形态工作的规范程度不断加强 |
| (四) 意识形态工作的领导核心形象良好 |
| (五) 西方民主制度“神话”日趋破灭 |
| 三、新时代中国共产党意识形态工作创新的价值诉求 |
| (一) 围绕两个巩固任务增强意识形态凝聚力 |
| (二) 坚持中国共产党领导增强意识形态引领力 |
| (三) 立足人民主体立场增强意识形态吸引力 |
| 第三章 中国共产党意识形态工作创新的历史实践 |
| 一、中国共产党意识形态工作创新的历史考察 |
| (一) 1921—1949:意识形态工作的初步开展 |
| (二) 1949—1978:意识形态工作的具体推进 |
| (三) 1978—2012:意识形态工作的调适完善 |
| (四) 2012—至今:意识形态工作的全面推进 |
| 二、中国共产党意识形态工作的历史经验 |
| (一) 坚持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 |
| (二) 坚持党对意识形态工作的领导权 |
| (三) 坚持党的意识形态工作的系统建设 |
| (四) 坚持党的意识形态工作创新发展 |
| 三、中国共产党意识形态工作的反思启示 |
| (一) 正确处理意识形态工作与经济建设的关系 |
| (二) 避免意识形态斗争的扩大化和绝对化 |
| (三) 努力改进意识形态工作的宣传与管理方式 |
| 第四章 新时代中国共产党意识形态工作创新的现实挑战 |
| 一、中国共产党意识形态工作创新面临的国际挑战 |
| (一) 西方国家政治层面的“颜色革命” |
| (二) 西方经济金融层面的价值输出 |
| (三) 西方文化传媒层面的话语霸权 |
| (四) 西方宗教组织层面的思想渗透 |
| 二、中国共产党意识形态工作创新面临的国内挑战 |
| (一) 社会转型新情况带来的问题 |
| (二) 多元社会思潮相互交织的干扰 |
| (三) 网络新媒体延伸的负面效应的冲击 |
| 三、中国共产党意识形态工作创新面临的自身困境 |
| (一) 意识形态工作的理论创新动力有待提升 |
| (二) 意识形态工作的话语创新能力有待加强 |
| (三) 意识形态工作的手段创新方式有待优化 |
| (四) 意识形态工作的基层创新有效性有待提高 |
| 第五章 新时代中国共产党意识形态工作创新的原则遵循 |
| 一、指导思想一元化与思想文化多样化相统一的指导原则 |
| (一) 指导思想一元化是意识形态的客观规律 |
| (二) 思想文化多样化是社会发展的必经现象 |
| (三) 坚持一元指导与多元思想的辩证统一 |
| 二、意识形态工作的党性与人民性相统一的立场原则 |
| (一) 坚持党性原则保证正确的政治方向 |
| (二) 坚持人民性原则满足美好生活向往 |
| (三) 坚持党性与人民性的辩证统一 |
| 三、意识形态理论的继承性与创新性相统一的内容原则 |
| (一) 坚守党的意识形态理论核心内容的继承性 |
| (二) 立足实践进行党的意识形态理论的创新 |
| (三) 坚持继承性与创新性的辩证统一 |
| 第六章 新时代中国共产党意识形态工作创新的路径选择 |
| 一、推进理论创新,巩固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 |
| (一) 坚持创新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 |
| (二) 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学科体系 |
| (三) 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
| (四) 打造一支高素质专业化理论人才队伍 |
| 二、推进手段创新,壮大思想舆论主阵地 |
| (一) 正确引领社会思潮,积极回应现实问题 |
| (二) 维护网络意识形态安全,净化网络生态环境 |
| (三) 加强高校思想政治教育,打造意识形态前沿阵地 |
| (四) 创新思想舆论宣传方式,推进理论传播大众化 |
| 三、推进话语创新,牢牢把握意识形态话语权 |
| (一) 巩固话语主体权威,提升话语影响力 |
| (二) 坚持主题守正创新,抢占话语先机 |
| (三) 转化话语表达方式,增强话语亲和力 |
| (四) 建构中国特色的国际话语权,开拓国际视野 |
| 四、推进基层工作创新,增强主流意识形态认同度 |
| (一) 完善意识形态工作责任制,加强基层领导管理 |
| (二) 大兴调查研究之风,深入基层群众生活实践 |
| (三) 坚持关切民生,满足人民对美好生活的需要 |
| (四) 打牢基础文化阵地,建设社会主义大众文化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在读期间的研究成果 |
四、投资吉林大有可为（论文参考文献）
- [1]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思想研究[D]. 胡炅坊. 吉林大学, 2021(01)
- [2]新中国职业教育政策变迁研究（1949-2019） ——基于历史制度主义的视角[D]. 武智. 扬州大学, 2021(02)
- [3]中国光伏扶贫产业可持续发展研究 ——基于安徽的实证分析[D]. 孟守东. 中国科学技术大学, 2021(01)
- [4]中国职业教育与经济发展互动效应研究[D]. 程宇. 吉林大学, 2020(03)
- [5]关于全球气候治理路径变化的研究 ——基于多层次治理中的权威视角[D]. 晏娇. 吉林大学, 2020(08)
- [6]中美在全球治理中的角色研究[D]. 王胜男. 吉林大学, 2020(08)
- [7]中国-东北亚博览会在东北亚次区域合作中的功能研究[D]. 张松梅. 吉林大学, 2020(08)
- [8]习近平新时代青年学生理想信念重要论述研究[D]. 李小兰. 吉林大学, 2020(08)
- [9]乡村振兴战略背景下高职院校培育新型职业农民路径研究[D]. 田丽. 山东师范大学, 2020(09)
- [10]新时代中国共产党意识形态工作创新研究[D]. 孙秦敏. 曲阜师范大学, 2021(0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