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数据库技术在海洋生物资源与生物栖息环境数据管理中的应用(论文文献综述)
何妤如[1](2021)在《渔业伦理视角下的现代渔业治理研究》文中认为中国渔业经过数年发展,先后解决了“捕鱼难”、“养鱼难”及“吃鱼难”等问题,奠定了渔业持续稳定发展的经济基础,相关治理手段也不断完善。渔业领域主要矛盾已从基本温饱和生计问题,转向更高层次的生境、人权、产权和公平等维度。然而,作为上层建筑的渔业伦理研究并尚未得到应有重视。我国现代渔业治理体系中更强调管理和法律等“硬”手段,忽视了伦理道德的“软法”作用。当前政府和民间推行的多项渔业活动已呈现出鲜明的伦理特征,现代多目标治理场景需要引入价值判断加以权衡。如果说关涉伦理的讨论在中国过去的渔业治理中只是镜花水月、空中楼阁,那么到了新时代,伦理研究就好比是万事俱备下的那股“东风”。传统渔业管理关注政策和法律层面的制度突破。政策和法律固然重要,但不能包治百病,尤其是充满不确定性的“现代病”。它可以将电鱼、毒鱼、偷渔者绳之以法,却无法强制要求渔民必须善待生态环境、关心鱼类福祉。它可以明示、预防、规范和校正渔业的行为和后果,却无法指导渔业利益相关方的道德行为选择。它可以为失海渔民提供各类政策保障,却无法弥合渔民海洋纽带被切断后的心理创伤。它可以依照科学模型和数据制定总可捕量(TAC)目标,却无法对渔家妇女在职业、情感和生活上的遭遇加以同情和关心。正如决定技术的往往是非技术因素,涉渔法律和政策不应被指望能解决所有问题。倘若文化、伦理不能发挥价值规训作用,那么政策和法律也终将失范。当前,养护渔业资源、维护渔业公正已为时代大势所趋,现代渔业治理不仅要务实,也要务虚,以便从战略全局高度推进治理措施的正当性和合法性。实际上,人们的道德伦理价值观影响会渗透到公共政策过程的各个环节。可持续、负责任渔业的发展依赖于一个具有明确性的规则指引,在治理中开展价值性分析显得十分重要。国内外渔业资源的衰退趋势,以及不断涌现的现代性社会问题,让形而上学的价值回溯变得更为必要而迫切:渔业行为的善恶是非是什么?伦理判断有哪些原则和标准?何种治理才是伦理意义上具备正当性和合法性的治理?如何破解渔业治理中存在的伦理困境?中国怎样利用已有道德资源和智慧应对渔业发展中的不确定性风险?基于此种认识,本文从伦理视角出发,反思当前出现渔业生态和社会危机的根本原因,尝试建构渔业伦理的理论体系,详述渔业伦理的由来、定义、主要原则和类别。将抽象的伦理考量运用于对治理问题的具体分析,提出符合渔业价值的治理范式,从渔业治理的“元层次”,谈到相关现代治理理论,再到针对治理实践的分析评估。现代渔业治理在追求各类目标时,容易陷入价值冲突的困境。本文针对治理实践中的普遍问题,提出“应然”层面的解决方案。伦理分析的最终目的是服务于我国现代渔业治理。因此,文章结合中国本土的涉渔道德资源和渔业实际状况,探索符合中国特色的现代渔业治理路径,以渔业领域的价值尺度和伦理基础为导向,为推动渔业的“天人合一”和协调发展提供了一种新视角、新理念和新思路。伦理学是哲学中关于道德的价值系统。生态伦理学的兴起从根本上触及了“为什么要对鱼谈伦理?”这一问题。“人类中心主义”和“自然中心主义”的论辩突破了传统伦理学的“人伦”语境,让“渔业”和“伦理”的结合有了学理上的支撑。道德共同体得到拓展,将包括渔业资源在内的自然资源纳入道德考量范畴。但完全以生态为中心又会减损人类福祉,人与自然应当被视作一个以人类为中心的价值整体。“为己利TA”的价值取向既能为己谋福,也能在此基础上考虑利TA(既有属人的“他/她”,又有属自然的“它”)因素,因而是渔业伦理所追求的最重要、最基本的善。渔业资源是渔业存在的基础,具有不确定性、波动性、竞争性、整体性、多样性等五大特性。从价值构成上看,它在使用、生态和选择等层面具有功效价值,在政治、社会、哲学、宗教、伦理、文化等层面具有非功效的内在价值。对渔业资源价值的充分认识是现代文明进步的标志,而鱼类为人类所提供的多元价值是人类养护渔业资源的基础。养护伦理强调的是如何科学人道地利用水生动植物资源。鱼类是否能够成为道德主体、权利主体甚至是诉讼主体成为环境伦理学讨论的重要内容之一,而鱼的道德地位与福利越来越被认为是一个重要的社会问题。渔业的伦理维度涉及“渔业”和“伦理”的互动关系。鱼类依次满足了人类基本需要、安全需要、社交需要、尊重需要和自我实现需要。人类在享受水生动物开发权利的同时,理应履行与之对等的责任和义务。为了人类自身和生态系统的长期福祉,须建立一套指导渔业行为、受到大众认可、经得起实践检验的渔业伦理规范。渔业伦理以渔业现象的合理性和正当性为研究对象,是指导渔业行为的规范和原则的总和。涉渔法律和伦理可共同为基于价值的渔业治理策略提供依据。渔业伦理学主要任务是通过得到普遍认可并经过实践检验的道德原则,对渔业行为的善恶是非开展事前指导和事后评判。在渔业伦理中,渔业正义是最高原则;渔业福祉、渔业自由和渔业公平是三大基本原则;而以《负责任渔业行为守则》为代表的伦理性国际文书,以及符合国家/地区具体渔况的纲要构成了具体原则。根据渔业伦理学研究对象的关系属性和所涉问题的不同特征,可将其分为生态伦理、社会伦理、产业伦理和科技伦理四大类别,这四大类在伦理要求上存在差异、各具特色,但都应服从上述伦理原则。将伦理原则和要求融合进现代渔业战略管理过程,可能会产生“为善者诸事顺”的良心效应,从而实现治理的最终目的——“善治”。为克服多元价值冲突带来的治理障碍,元治理理论应运而生。该理论研究治理现象背后的治理逻辑,寻求协同发展科层、市场和网络治理组合的最优解:当参与式治理导致监管过于复杂、进入无休止协商状态时,就启动科层模式;当科层模式无法触及所有渔业问题或获得渔业利益相关方广泛接受时,就开启市场或参与式模式;在此过程中,政府应当承担起作出最终决策的元治理者的角色。可持续渔业治理研究中涌现出诸多符合伦理的现代渔业治理理论,其中基于“生态整体主义”的管理和基于“价值平衡原则”的管理成为研究热点,前者主要聚焦渔业生态系统方法、预防性原则等整体思维,而后者主要涉及管理策略评估,正当性理论,系统治理等理念工具。在构建起理念框架的基础上,根据新生物技术的实践伦理发展出的伦理分析矩阵,以及Rapfish评估工具,促进了对伦理原则遵守情况的考察,有助于为负责任渔业实践提供“良善之策”。现代渔业治理时常陷入一种伦理意义上的权利困境,众渔业利益相关方不得不在多项行动方针之间艰难行使选择权。遵循特定伦理原则选择其中任何一项,都可能涉及违反其他某项伦理原则。可持续渔业发展面临的挑战主要出现在追求“天时”、“地利”、“人和”三大目标的决策选择过程之中。如何平衡现代人和未来人的资源利益是最首要、最核心的议题;渔业所涉水陆空间差异和相关社会生态问题构成了空间正义研究的一个典型样本;而人际关系中整体、长远利益与个体、短期利益的冲突影响到资源的公平分配,渔家妇女和小型渔业等弱势参与方应当得到更多的道德注意力。导致上述困境的原因既有人与人因抢夺野生资源所导致的公地悲剧或囚徒困境,又有在人与鱼道德地位孰高孰低的辩难中掉入的激进环保主义陷阱,还有理论与实践脱节的执行障碍。上述困境的破解之道不仅具有制度属性,也深刻地蕴含着价值属性。从制定目标,到开展决策,再到执行、监督和评估,伦理视角可渗透至治理的全部流程。治理者和被治理者可从制定伦理目标和开展伦理决策着手。作为社会主义国家,中国全面深化改革的根本目标是增进民生福祉。我国的渔业发展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这些成就离不开丰富道德资源的支持。生态方面,我国渔业治理史就是一部鱼类资源养护史,古今实践中折射出关怀鱼类福利、师法自然等生态感悟。社会方面,我国传统乡土社会文化里蕴含着包括群体意识和互助伦理、涉渔组织的参与式伦理在内的道德及礼俗规范。“三渔”问题是中国渔业发展面临的伦理性挑战,其本质是渔业的过密化,渔民的过溺化,以及渔村的过疏化。为解决渔业渔民渔村的问题,新中国开展了各项改革措施。新中国绿色渔业治理制度体系构建历程大体上可分为萌芽探索、改革攻坚与走向成熟三大阶段。在气候变化、疫情冲击、渔业资源衰退、全球不确定性风险日益增加的背景下,我国渔业治理者迎难而上,实现生计型治理→发展型治理→可持续治理的价值飞跃,积极探索出一条符合伦理的中国特色可持续渔业发展道路,培育出政府元治理者主导下,科层、市场和参与式治理协同开合的多元治理形态,形成了顺应自然、生态优先、以养为主、立体复合、科技导向、体系健全、应兜尽兜的发展模式。随着治理能力和治理体系的不断提升,中国渔业发展在收获伟大果实的同时,也为未来可持续、负责任渔业发展积累了大量可贵的实践经验。在今后的渔业治理中,我国各渔业利益相关方应本着福祉、自由和公正的原则,进一步促进渔业的绿色转型发展。
朱晖[2](2021)在《近海养殖权与捕捞权冲突的解构与解决》文中认为我国渔业资源丰富,自建国以后至今,我国不断进行产业结构调整,努力提升渔业产量,发展海洋渔业经济,实现了从无到有、从小到大、从弱到强的历史性转变,形成了具有中国特色的渔业发展道路。我国现已成为世界第一渔业大国,水产品产量自20世纪80年代末以来连续稳居世界首位。其中,沿岸和近海水域是我国的主要渔场,主要渔汛、经济鱼类和水产品均产于这些水域,因此一直是海洋捕捞作业的主要区域。随着我国海洋经济的不断发展以及海域使用管理制度和渔业政策的调整,沿海渔业养殖规模在不断扩大,捕捞规模被不断限缩,迄今已成为世界上唯一一个养殖产量超过捕捞产量的国家。但由于渔船、渔具的大量投入,捕捞强度过大,整体沿海海域的渔业资源整体衰退,再加上周边国家对所管辖海域的渔业管控日趋严格,外海的部分渔船被迫退向近岸。而此时原本在潮间带至7-10米等深线以内的滩涂和近海养殖,随着养殖业的扩张,养殖方式的变化,特别是海洋牧场和底播养殖、人工鱼礁的不断普及,养殖区域不断向外海拓展,覆盖到了传统定置渔业和小型渔船作业场所。养殖权人根据取得的许可设定养殖范围,禁止捕捞船舶进入划定的养殖区域。而这些区域原本是传统定置渔业和小型渔业船舶作业的区域,渔民认为其已经取得了捕捞许可,有权捕捞野生鱼类,因此无视养殖权人设立的界限仍然进入养殖区进行捕捞,但养殖权人则认为捕捞者侵犯了其对海域的占有和使用权利,于是近海养殖和捕捞纠纷不断,引发了有关海域之争。这不仅导致了捕捞权人和养殖权人之间的矛盾冲突,也造成了渔民与主管部门之间的矛盾,由此形成了养殖者、捕捞者、主管部门三方相互之间的冲突。这也凸显出我国海洋渔业发展面临的两个难以解决的结构性矛盾,一是渔业资源的严重匮乏与急剧增长的对优质渔业产品需求之间的矛盾,二是为保护海洋资源而实行的限制捕捞制度与传统渔民权利保护之间的矛盾。这两对矛盾尖锐的表现就是涉外事件日益增多,中国渔船屡屡在域外因非法捕捞作业而被查处,并引发国际纷争;海域使用纠纷案件不断上升,甚至引发群体性事件。从表面来看养殖和捕捞的纠纷是用海纠纷,实质是市场机制和政府规制之间的协调问题,即作为主体的人在利用海洋过程,对利益的争夺与海洋渔业资源稀缺性之间的矛盾,其背后隐藏的是海域资源配置和渔业管理的问题。究其根本是人类对海洋利用的价值取向和国际海洋秩序及渔业政策发展变化的结果。基于此,本文力图通过对养殖权和捕捞权冲突的表现和成因分析来发现冲突的根源所在,从制度完善和管理变革两个方面为冲突的解决提供理论支撑并进行路径上的探索。渔业权冲突的本质是利益之间的冲突,利益失衡必然引发权利之争。利益的平衡和权利冲突仅仅依靠市场自动调节难以解决,最终还是要靠政府干预。以市场为中心的产权制度曾被提出认为可以解决渔业管理中的过度捕捞和权利分配等问题,但由于渔业资源的特殊性和缺乏整体协调大多数努力都失败了。渔业权制度设计的实质是对不同渔民群体的利益识别、利益选择、利益整合及利益表达的过程,即解决有限的渔业资源在相关利益群体和社会成员间的分配。权利分配本质是正义问题,即如何公平地分配社会成果,分担社会成本。人的本质是社会关系的总和,法律规范、利益分配、责任分担等都是社会关系外化的表现。人们对权利的追求即是要实现自身在现实社会规范中的价值。法治社会要求实现公权力和私权利的和谐,法律对权力和权利内容的规定要符合社会发展趋势。因此,基于社会正义的维度,要以社会和谐发展为目标,以权利义务为调整机制,以应得与所得的合理程度为表征,由政府对市场分配结果的不公加以纠正。通过干预实现不同渔业主体在市场中的公平交换,以解决交换过程资源的不平等和权利义务的不对称。其核心是作为主体的渔民无论在分配的哪个阶段,都能平等享有基本权利。此外,人类发展的多重性决定正义是多层面、多视角的,正义不能仅局限于协调人与人之间的利益关系,而应放眼于整个自然界和生态系统,在自然规律中不断协调,加以融合。社会发展到当今时代,发展的目标已经不仅仅限于物质财富的增长,而是有着多元化的追求。为了实现人类共同向往的自由,应当通过对实然世界的考查,实现对应然世界的追求,完成人性善的飞跃,因此,分配正义应当上升到生态正义的维度。基于生态正义理论,渔业资源的分配正义至少应当包括种际维度、时间维度和空间维度,强调人与海洋的和谐关系,敬畏海洋,尊重所有海洋生物物种,保持海洋生态系统的平衡与稳定。在利用海洋资源的同时呵护海洋生态环境,避免过度捕捞和肆意掠夺渔业资源。基于正义理念对海洋渔业资源进行公正分配,是解决渔业权冲突的根本路径,但正义的实现要受到主客观多种因素的影响和制约。历史上,对渔业资源不可枯竭的认识和海洋自由论消除了对渔业发展的担忧,实现了船队和渔具的现代化;但过度捕捞和资源衰竭的现实又使人们重新审视渔业发展的视角,提出了许可制度和渔业配额制度等限制管理措施。我国渔业政策由此经历了由鼓励捕捞到限制捕捞、以养为主、养捕结合的转变,特别是海域使用权制度的出台,进一步强化了国家对海域的规范管理。但长久以来在人类中心主义和资本中心主义背景下,渔业资源开发利用都完全以人类为中心,以获得资本最大化为目标,无视资源的有限性而竭力提升捕捞能力、加大养殖密度以获取最大利益,导致过度捕捞、海域污染和渔业资源的衰竭。渔业权的冲突是利益争夺私权滥用的表现,也是政策调整过程中政府不当干预的结果。随着经济发展和市场关系的弥散与扩张,市场主体间的联系与合作关系在不断加深,具有广泛性的渔业秩序不再是传统民事主体的私权秩序,而是进入多重权利主体、权利客体和权利行使方式的复合阶段。养殖权和捕捞权的性质、特点和排他性均不同,仅依靠行为人之间的自行约束已显不足,因此由带有共同约束属性的公权力介入管理已有必要。从渔业管理的层面上来看,现有管理体系存在体制混乱和权限不明等问题。因此应转变渔业管理的思路,在权利保护方面,通过对不同的渔业主体采取不同的倾斜保护政策,从而对养殖权人和捕捞权人的权利分配产生重要影响。在制度建构方面,一方面基于社会正义,对传统渔民的入渔权予以保护,另一方面基于生态正义,完善渔业水域使用权制度、海洋保护区制度以及海域分层确权制度。在管理模式方面,推行渔业综合管理模式,实施渔业综合授权许可和综合执法体制,通过大数据信息技术的应用为科学管理提供决策信息。
刘佳莉[3](2020)在《基于生态自修复的洛阳江河口景观研究》文中研究表明海岸带在自然生态系统中有着重要的作用,是自然系统中重要的生态系统交汇地带。河口海岸带这个特殊的区域连接着陆地和海洋两种庞大的生态系统,是他们在生态交汇中的一个过渡性的区域。由于河口海岸带的这种特性,它的生态系统结构较单一生态系统更为复杂,受到的影响因素更多,这也使得海岸带具有更加丰富的景观类型,是生态学、景观学、海洋学等很多相关学科的重要研究区域。同时,河口海岸带由于其丰富的自然资源,吸引着人类的聚居,河口海岸带在海岸带各种类型中与人类的日常生活则更关系密切,具有社会经济价值,这也导致河口海岸带生态环境更容易受到人的社会活动的影响。国外的海岸带景观设计较我国更为成熟也有更多生态自修复的思想下设计,能够为我国海岸带建设提供较多值得借鉴的经验。本文在总结和分析已有的海岸带相关研究成果以及国内外在海岸生态修复的发展方向的基础上,实地调研泉州湾洛阳河口地区景观环境,对泉州湾洛阳河口地区生态修复景观设计进行了研究。总结了河口海岸地区景观特征以及洛阳江河口海岸景观设计现状及存在问题,在生态自修复的方向论述了修复的具体方法,并将景观生态学中的景观格局结合到景观设计的研究中,联系景观格局进行生态修复设计。研究总结了生态修复视角下的河口海岸带景观设计策略。将并根据泉州湾洛阳河口海岸的实际情况进行了设计实践。为我国河口类型的海岸带景观设计提供了生态自修复的视角,完善基于生态修复视角的河口海岸景观设计理论,为今后的河口海岸景观设计提供依据。
吴祖立[4](2020)在《热带气旋对浙江嵊泗海洋牧场重要生境的影响研究 ——以典型热带气旋事件为例》文中研究指明海洋牧场的建设对海洋生物资源养护、改善海洋生态环境起到重要作用。嵊泗马鞍列岛海洋牧场是浙江省的第一批国家级海洋牧场示范区之一,现已建设人工鱼礁16.475万空方,形成海藻场30 hm2。嵊泗海洋牧场海域环境优越,利于贻贝生长,该海域现有1487 hm2的贻贝筏式吊养养殖规模。嵊泗海洋牧场中海藻场和体量巨大的贻贝养殖人工生境为临近海域生物营造了索饵与育幼场所,在嵊泗海洋牧场中具有重要的增殖和生态养护功能,是嵊泗海洋牧场的重要生境。浙江沿海是热带气旋的频发区域,热带气旋产生的强对流气旋对途径海域上层的生源物质乃至海洋生物的时空分布施加重要的影响,而位于浙江东北部沿海的嵊泗马鞍列岛海洋牧场遭遇的热带气旋特征和受灾程度却罕有报道。本论文将尝试探明进入浙江沿海及嵊泗海洋牧场海域热带气旋的时空分布特征,评价嵊泗海洋牧场海洋环境和生物资源对不同热带气旋事件的响应特征,分析热带气旋引起的嵊泗贻贝养殖设施的损毁程度,探讨热带气旋影响下嵊泗马鞍列岛海洋牧场贻贝养殖适宜区,以期为嵊泗海洋牧场人工生境防灾减灾与建设提供参考。本研究利用中国气象局提供的2000~2018年热带气旋最佳路径资料,分析影响浙江热带气旋的发生时间、移动路径和强度分布等特征及其变化规律。结合风浪流环境因子的实测和遥感数据,分析热带气旋对嵊泗海洋牧场海域风场、有效波高和海流的变动规律,建立风浪联合分布概率模型,筛选出嵊泗海洋牧场典型的热带气旋事件。针对典型热带气旋事件,分析“海葵”作用下对枸杞岛大型底栖海藻场环境变动和大型底栖生物的空间分布特征规律;分析热带气旋事件对嵊泗贻贝养殖海洋环境场、养殖区位及面积的影响程度,判别影响贻贝养殖最严重的热带气旋类型和特征。结合研究海域历史热带气旋移动路径和环境因子统计特征、马鞍列岛贻贝养殖区位多年变化结果、马鞍列岛底质类型和岛屿地理分布特点,提出马鞍列岛的贻贝养殖区位选择的建议。本研究的主要结果如下:(1)19年间影响浙江的热带气旋共有77个,对其移动路径可分为4类型,其中以D类型热带气旋数量最多,其次是A类型热带气旋。研究时期内年均热带气旋频数约有4个,年最大热带气旋数为7个,年最小热带气旋数为2个。7~9月是浙江热带气旋盛行期,8月热带气旋活动数量最多。19年间影响浙江的热带气旋总ACE值为213.09×104 m2/s2,年均ACE值为(12.53±0.11)×104 m2/s2。热带气旋月ACE值具有季节性变化,5月起ACE值逐月递增,8月达最大值。影响区热带气旋活动最为活跃、能量较大的月份为9月。影响嵊泗海洋牧场海域的热带气旋应归属A类型和D类型移动路径,且活动时间发生在8~9月期间为主。(2)D类型热带气旋对嵊泗海洋牧场风速的影响范围最广,影响强度最大,其次是A类型热带气旋,B和C类型热带气旋影响小。随着热带气旋中心距嵊泗海洋牧场越近,有效波高呈逐渐增大趋势,且波向由南转东北向变化。海流分布在热带气旋影响时和无热带气旋影响时是存在差异的,但各类型热带气旋下差异不显着,且由各站点间平均流速的变化分析,同一站点的平均海流和流向在各类型热带气旋下的无较大差别。热带气旋中心与嵊泗马鞍列岛海域间平均距离和对应的风速和有效波高均值具有显着线性关系。嵊泗海洋牧场海域在热带气旋活动过程中导致的极值风速与有效波高分布符合Gumbel联合概率分布模型。嵊泗海洋牧场自2000年后,经历最强热带气旋是“梅花”,据风速和有效波高的联合累积概率模型演算,“梅花”的产生的风浪重现期是11.20年,“梅花”是高于“十年一遇”的强热带气旋。(3)受“海葵”影响,枸杞岛附近海域最大风速20 m/s,风力达9级水平,风向东东南—东南东向。在“海葵”产生的台风浪作用下,枸杞岛南面站点暴波强度大于北面站点。垂直水深分布上,随着水深的增加,暴波强度指数呈减弱趋势,水下0~1 m水深处暴波强度指数最大,水下4~5 m水深处最小。“海葵”活动没造成枸杞岛大型底栖海藻种类组成变化,但优势种和主要种海藻的生物量分布随暴波强度指数的增大而减小。选取分析的4种广温种海藻(网地藻、鸭毛藻、叉珊藻和珊瑚藻)的生物量受“海葵”影响的程度,与其所处底质环境和形态构造有关。“海葵”活动对布尔小笔螺、寄居蟹和钩虾等非固着的生物比例影响较大,受台风的影响,生物丰度短期内下降明显。由“海葵”造成的0~3 m浅水区暴波强度指数大,风浪作用强度大,导致大型底栖动物丰度和种类组成数量下降的同时,海藻也会凋落成为碎屑沉积物,“海葵”后HSD站点的多毛类和甲壳类营腐食动物丰度增大。热带气旋产生的风浪可能对位于0~3 m浅水区的浮筏养殖贻贝造成损毁。(4)根据风浪联合累积概率分布模型和气旋距离与嵊泗海洋牧场风速、有效波高回归关系式,筛选出11个热带气旋与2007~2018年历史记载的嵊泗贻贝养殖中热带气旋灾害事件(2010年后)吻合率达71.43%,其中D类型的热带气旋均对嵊泗贻贝养殖造成损失。不同移动路径和强度的热带气旋造成的损毁程度不同,距离近能量大的“梅花”产生的东北向大风和台风浪,使得嵊泗贻贝养殖区出现大面积变形损毁;距离远能量小的“泰利”产生东南向风浪仅对枸杞岛东南面养殖区造成损毁。A类型热带气旋的路径分布均距马鞍列岛200~350 km的范围,对嵊泗贻贝养殖区损毁程度小。D类型热带气旋中心距离研究海域近且强度大,以台风强度为主,当贻贝育成期遇上该类热带气旋,会导致嵊泗贻贝重大损失。(5)8~9月为嵊泗贻贝的营收关键时期,结合历史上养殖区出现的A、D类型热带气旋的活动情况和环境特征变化与养殖区面积分布的变化分析,可判断对嵊泗贻贝养殖区养殖设施破坏性较大的热带气旋应为移动路径途经马鞍列岛东南面的D类型热带气旋。仅基于马鞍列岛海域贻贝养殖区的空间拓展,根据D类型热带气旋类型产生的风、浪、流,马鞍列岛海域的底质类型、水深和航道功能区划等的分布状况,本文提出绿华岛、花鸟岛、蝴蝶岛、张其山岛和三横山岛等弧岛链海域的选址建议。潜在养殖区面积有228 hm2,基于历史产量和产值变化,潜在养殖区预期可年增产贻贝约2.45万t,将创产值约6858.62万元。
吴建辉[5](2020)在《长江口中华鲟种群特征及栖息地鱼类群落结构的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本研究对长江口中华鲟自然种群特征、降海洄游习性,及其栖息地鱼类群落关系等方面开展长期跟踪监测和科学研究,并以此为基础,进行中华鲟标志放流、人工驯养、海洋中华鲟洄游及分布等保护研究,保护长江口中华鲟种群和海洋中华鲟种群,以延续中华鲟种群。主要研究内容和结果如下:1.人工驯养中华鲟野生幼鱼能够实现中华鲟个体救护、活体基因留存、种群多样性保存的中华鲟保护目的。2006年和2015年对误捕于长江口的160尾中华鲟野生幼鱼,开展人工驯养环境下的生物学特征研究。结果显示,2006年实验中华鲟,6~8月平均体长和平均体重分别从15.4±0.64cm和26±1.34g,增加到29.2±0.75cm和108±3.87g,日均增长1.54mm,日均增重0.9g。2015年实验中华鲟,经过3个月的人工驯养,平均体长和平均体重分别由14.90±0.22cm和22.25±1.34g,增加到28.32±0.84cm和148.65±3.02g,日均增长1.49mm,日均增重1.40g。拟合中华鲟幼鱼的体长与体重的关系分别为:W2006=0.1215L2.0313(R2=0.9457)、W2015=0.0086L2.9051(R2=0.996),2015年人工驯养中华鲟幼鱼生长好于2006年的。当实验池水体水温超过24℃时,中华鲟幼鱼瞬时增长(重)率随水温升高而降低。人工驯养的野生中华鲟幼鱼个体体长、体重变异系数小,平均低于2.60%和3.66%,表明个体生长速度快、差异小、大小规格整齐,也说明了人工驯养的野生中华鲟幼鱼没有因为环境、饵料等变化而造成生长的停滞或缓慢。与同期野生环境下的中华鲟幼鱼比较,两者的生长存在差异性。总体上人工驯养环境下的野生中华鲟幼鱼生长状况要好于自然生长的。另外,实验中华鲟死亡率为5.0%,致死疾病包括肠炎、水霉病和细菌性烂鳃病。研究表明,野生中华鲟幼鱼对人工驯养环境具有较强的适应能力,生长速度快,便于驯化养殖,说明人工驯养野生中华鲟幼鱼有助于中华鲟的保护。2.2004-2018年,在长江口采样固定监测网监测和全年的随机调查的方式,共计监测到中华鲟幼鱼6600尾,中华鲟成体(年龄>8岁)有10尾,中华鲟亚成体(年龄为2-8岁)74尾。监测结果表明,2004-2018年长江口中华鲟幼鱼补充量呈连续下降的趋势,2014年后出现补充量断裂的现象。2014、2016、2018年均未监测到中华鲟幼鱼,从而更加证实了中华鲟自然繁殖行为从连续转为偶发的变化。2015-2018年中华鲟幼鱼在长江口的时空分布特征则与文献记载有所变化,出现了首现时间提前(近一个月),终现时间延迟(约一个月)和出现时长由每年的5月到9月,变化成不连续年份的4月到10月的新特点,推论长江中可能形成新的产卵场,且距离长江口更近,或者中华鲟自然产卵时间提前。长江口中华鲟幼鱼多年平均体长为22.7cm,多年平均体重为99.0g,两者均呈逐年减少的趋势;长江口中华鲟幼鱼肥满度的变化规律和生长指数b的变化呈显着关系。从网具对中华鲟幼鱼的损害性分析,致死率由高到低的网具分别为定置张网(24.84%)、刺网(18.45%)、浮动张网(9.33%)、插网(3.05%)。通过长江口中华鲟幼鱼补充量、时空分布、生长特征等方面的变化研究,为长江口及长江流域中华鲟保护和管理提供了方向。3.2004年至2014年在长江口水域标志放流中华鲟12570尾,开展中华鲟降海洄游习性和海洋中分布的研究,以提高海洋中华鲟种群的保护能力。标志放流野生中华鲟872尾,人工繁育F1中华鲟11698尾,年龄包含1~25龄中的11个年龄段。2004-2009年以放流1龄人工繁育F1中华鲟为主,2010年以后逐步以放流大规格的6龄人工繁育F1中华鲟为主。放流前1个月开始对中华鲟实施盐度、摄食和波浪驯化,并逐步植入标志。放流中华鲟均进行了体内体外双重标志,标志类型包括射频综合标志(Passive Integrated Transponder tags,PIT)、体外银牌(Silver brand tag,SBT)、飘带(Plastic streamer tag,PST)、骨板标志(Plastic bone armor tag,PBT)、锚标(Plastic tipped dart tag,PDT)5种常规标志,以及脱落式卫星数据回收标志(POP-UP satellite archival tag,PAT)1种卫星标志。运输过程中,放流中华鲟采用单体充氧打包运输,放流时,使用连续活水放流槽和滑梯投放中华鲟,以减少中华鲟的伤害。研究结果显示:(1)共收集到24尾次常规标志中华鲟回捕信息,以及18尾PAT标志中华鲟的标志信息,常规标志回捕率为0.19%,PAT标志回收率为52.9%。(2)标志回捕或标志信息回收的时间在1~198d范围内,总体上呈现放流初期回捕率高,随着放流时间增长回捕率下降的趋势。表明长江口放流中华鲟在野外条件下可以存活至少半年,同时放流后初期的回捕是放流中华鲟损失的主要因素之一。设置脱落时间与PAT标志回收数量和回收率成反比,设置脱落时间越短,PAT回收数量越多、标志信息回收率越高。PAT标志的短期效果要高于长期效果。(3)标志放流中华鲟的年龄越大,回捕率越高。回捕率最高的是12龄和16龄中华鲟,达到50.00%,其次是11龄,为25.00%,再次之是9龄,为16.00%。其他年龄段的回捕率均低于10%。回捕率最低的是1龄中华鲟,仅为0.11%。(4)回捕中华鲟中,PAT标志中华鲟全部进入海洋,50.00%常规标志中华鲟进入海洋。(5)长江口南支北港水道是标志中华鲟主要逗留场所和主要入海通道。(6)长江口标志放流中华鲟可于短期内(≥5d)适应咸水环境,7d内即可从淡水环境的长江口水域洄游到海洋中。回捕于东海海域的有18尾,黄海海域的有12尾,降海洄游方向具有不确定性,随机分布于黄海和东海,可在东海、黄海之间折返洄游。(7)长江口标志放流中华鲟分布于经度跨度7°,纬度跨度为9°的长江口水域和东海、黄海沿海大陆架海域。标志中华鲟最北到达朝鲜半岛西海岸,直线洄游距离697km,最东回捕日本长崎县五岛列岛海域,直线洄游距离630km,最南到达台湾海峡的福建宁德海域,直线洄游距离640km。(8)长江口水域和舟山群岛海域是长江口标志放流中华鲟的主要聚集分布区。(9)PAT标志和常规标志中华鲟的平均直线游速分别为7.89km/d、6.21km/d,洄游速度与洄游距离之间没有显着相关性。(10)通过分析回捕中华鲟生长数据和胃含物,发现长江口标志放流的人工繁育中华鲟仍具有野外摄食的本能,能在放流后立即恢复主动捕食的能力,且能够摄食海洋生物和河口生物。放流后能够至少存活6个月以上,能够很快的适应盐度而进入海洋,且可以正常摄食和生长。研究表明长江口标志放流中华鲟能够适应海洋环境并在海洋中生存和生长,因而长江口中华鲟增殖放流对人工增加中华鲟种群资源具有一定贡献。4.根据2012~2014年在长江口的中华鲟等水生生物资源调查数据,采用概率模型、网络分析方法对长江口中华鲟栖息地鱼类群落物种空间共现模式及影响因素进行综合分析;分别使用GAM模型和BRT模型建立各站点水域多样性指数与环境和时空因子之间的关系。结果表明:(1)长江口鱼类群落模式主要为物种的随机共现,群落构建中以中性元素的影响占主导地位,环境变化驱动的随机因素对种间共现的影响大于种间相互关系;种间共现模式有显着的季节差异,这种季节差异主要与海洋洄游型鱼类和河口定居型鱼类的季节更替有关;高物种权度和中间中心性种类的季节更替影响种间共存模式的随机性,棘头梅童鱼(Collichthys lucidus)对群落内信息交换的控制能力较强,在长江口鱼类群落中处核心地位。研究结果对长江口生态系统生物多样性保护具有重要意义。(2)盐度、p H值和叶绿素a对多样性指数贡献最高,而p H值、溶解氧和叶绿素a是对丰富度指数贡献率最高的环境因子。BRT模型对于多样性指数和丰富度指数的拟合和预测均要优于GAM模型。空间分布预测显示,相较于GAM模型,BRT模型能够对长江口小面积水域间的鱼类群落多样性作更好地区分,河口外水域的鱼类群落多样性明显高于河口内侧水域,而长江口北支水域的多样性要高于南支水域。
詹旭奇[6](2019)在《海岸生态廊道设计理论研究》文中指出海岸生态廊道在我国是近些年才提出的新生事物,包括紧邻陆域的沿岸绿化带、海堤(护岸)生态带、岸滩生态带,其功能定位主要是保护生物多样性、过滤污染物、净化水体、减弱波浪、侵蚀防护、提升景观效果,进而改善海岸生态环境。建设海岸生态廊道作为改善海岸生态环境和生态维护和修复规划中的一部分,是减缓和修复当前水运工程活动造成的海岸水质及生态环境破坏的重要措施。目前关于海岸生态廊道的专门研究较少,国内也缺少海岸生态建设的规范。本文通过文献整理归纳、工程实例分析,旨在归纳总结海岸生态廊道设计的相关理论,完善海岸生态廊道设计的方法和内容。主要研究结果如下:(1)从生态学理论和规划设计理论两个方面研究了海岸生态廊道的规划设计理论,在此基础上总结了海岸生态廊道规划的基本原则、内容和方法;(2)完善了海岸生态廊道工程中重要的两部分(生物防护工程、生态海岸工程结构)的设计内容和方法;其中生态海岸工程结构设计又包括典型结构型式(透水式结构、分级斜坡式结构、复式结构)和附加生态结构(人工鱼礁、生态型消波块、结构物附加植被种植)两部分内容;(3)对已建工程的生态化改造进行了整理,总结了改建设计流程包括收集资料、设定目标、结构设计(覆盖形式、栈桥形式、隔室形式)、施工、监测及维护管理几部分内容。本研究初步总结了海岸生态廊道设计的相关理论,完善了海岸生态廊道工程建设中生物防护工程设计、生态海岸工程结构设计以及已建海岸工程生态化改造的方法和内容,可为生态海岸工程相关规范的编制提供理论基础和参考依据。
刘慧[7](2018)在《我国海洋油气资源开发的生态补偿机制研究》文中指出海洋油气资源作为国家的重要战略性资源,其开发在促进经济发展的同时,也造成了较严重的生态环境损害。近年来,随着开发力度的日益加大,日常开发及突发性海洋溢油事故造成的生态损害呈加重趋势。然而,由于海洋油气资源的外部性、生态系统服务价值评估的复杂性以及生态保护的结构性政策缺位,海洋油气资源开发明显存在政府失灵和市场失灵,政府、市场以及社会多方统筹协调的生态补偿机制尚未建立,导致海洋油气资源开发的生态环境代价无法得到有效补偿。如何协调海洋油气资源开发与海洋生态环境的关系,在海洋经济快速发展过程中,及时有效地进行海洋油气资源开发的生态补偿,推进海洋生态环境的保护与建设,成为我国生态文明建设进程中不容回避和亟待解决的重要问题。论文以外部性理论、生态系统服务理论、生态价值理论和可持续发展理论为理论依据,综合运用情景分析、案例分析和博弈分析的方法,围绕“评估——设计——实施”三个层面加强海洋油气资源开发的生态补偿机制建设。首先,生态损害是生态补偿的前提,在客观分析海洋油气资源开发造成的生态损害的基础上,分情景分类型构建相应的补偿价值评估框架、指标和模型,并分别将模型运用到具体的案例研究中,深入解决补偿机制的核心问题“海洋油气资源开发的生态补偿价值评估”;其次,对补偿机制进行有效设计,明确海洋油气资源开发生态补偿机制的构成要素,揭示构成要素之间的相互关系。最终,为保障海洋油气资源开发生态补偿机制的有效运行,从财政支持、市场运作、多元监管和法律保障方面提出补偿机制的具体实施路径,以期促进海洋油气资源的合理开发和海洋生态环境的有效保护。通过系统分析,论文主要完成了三方面研究:一是区分了海洋油气资源日常开发和突发性溢油事故的不同情景,分情景分类型构建了海洋油气资源开发生态补偿价值的评估模型,并分别进行典型案例的研究与运用,对不同情景和类型下的评估框架、指标、方法以及评估结果予以说明和解释;二是形成了海洋油气资源开发生态补偿机制的清晰设计,明确界定和分析了构成要素,揭示了补偿主体间的利益博弈关系和要素间的相互关系;三是深入研究了海洋油气资源开发生态补偿的财政支持、市场运作、多元监管和法律保障的问题,对应提出了生态补偿机制的实施路径。
褚章正[8](2018)在《北极环境治理及其中国参与研究 ——基于公共价值管理理论的探讨》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全球气候变暖使北极地区的冰雪覆盖逐渐减少,北极资源的可开发性和可利用性不断提升,人类在北极区域内的活动频率逐渐增加,北极环境正在发生重大变化。北极生态系统是全球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部分,北极环境变化不仅在北极区域内造成了重大影响,而且引发了全球性公共危机,北极环境问题正在逐渐引起全球各国的关注。北极环境问题具有全球公共问题的属性,北极环境治理属于全球性公共事务,为促进北极环境的有效治理,全球具有参与意愿和参与能力的国家和组织都应参与到北极环境治理的工作当中。北极地区的环境独特,生物链结构相对简单,北极生态系统处于一种脆弱的平衡状态当中,这使得北极生态系统的自我调节能力和抗干扰能力较弱,一旦北极地区的生态环境遭到破坏就可能面临无法挽回的处境,对北极环境的有效维护和治理迫在眉睫。为了保护和改善北极环境,有关国家和组织已经采取了一系列的治理措施,但目前北极环境治理的效果并不理想,北极环境治理工作面临着现有制度松散、缺乏综合有效的管理体系和地缘政治环境紧张等困境因素,这些困境因素导致了北极环境治理工作缺乏有效性。北极环境治理工作主要通过北极环境事务的管理主体所提供的公共产品来完成,而公共产品缺乏有效性代表着公共价值的失灵,解决北极环境治理公共价值失灵的问题需要对公共价值进行重构,也就是需要重新寻找与创造北极环境治理的公共价值。公共价值管理理论主张通过创造公共价值来解决公共问题,对北极环境进行公共价值管理是解决北极环境治理公共价值失灵问题的有效途径。公共价值管理理论于二十世纪90年代开始逐渐兴起,通过公共价值管理理论,穆尔为公共部门的管理者构建了公共价值的概念框架,并阐明了公共事务管理工作的核心是创造公共价值。公共价值管理不仅注重公共事务管理的结果,而且注重公共事务管理的过程。公共价值的生成是人们公共理性觉醒的重要表现,其需要借助公共产品来实现,因而,公共价值的生成以公共产品为客观基础,以公共理性为主观基础,而公共领域是公共事务利益相关主体进行价值交流与互动的社会条件。公共事务的管理机构要创造公共价值,首先要对公共价值进行定义,定义公共价值的过程就是不断寻求具有公共理性的公众偏好的过程,在公共价值管理的过程当中,公共机构必须不断对公众偏好进行探寻和回应,同时要不断对公众偏好进行理性引导。公共价值管理强调建立一个多中心合作的网络化治理机制,对公共价值的定义与创造都需要在这个合作机制中完成。与以往的公共管理理论相比,公共价值管理理论更强调一种动态的公共性,即一种建立在多中心的网络化治理结构基础之上的公共性,这使得公共价值管理理论对研究缺乏强制性权力的国际公共事务管理具有适用性,因而,我们可以运用公共价值管理理论对北极环境事务管理问题进行分析。对北极环境进行公共价值管理的核心是创造北极环境治理的公共价值,而创造北极环境治理的公共价值需要以正义、公平、开放、效率、可持续和生态理念为基本原则,其也是评价创造北极环境治理公共价值绩效的主要标准。创造北极环境治理的公共价值,首先要对北极环境治理的公共价值进行定义,即获取北极环境事务利益相关主体的价值偏好信息并对其进行整合。目前,北极环境治理中的价值传递方式比较单一,而在对北极环境进行公共价值管理的过程当中,价值的传递不是一个单一的、单向的过程,而是一个多元的、循环的过程。对北极环境治理的公共价值进行创造要始终在一个多中心的网络化合作机制中进行,在这个合作机制中北极环境事务的管理主体与其他参与主体共同对公共价值进行定义,通过这个合作机制,北极环境事务的管理主体为自身的管理行为获得授权,并对其所提供的公共产品进行解释和宣传,最终使公共价值的创造得以完成。北极环境变化对中国造成了多元化的影响,中国的生态安全、经济安全、能源安全都因北极环境变化而面临重大威胁,中国是北极环境问题的重要利益相关主体。虽然原则上北极环境问题的利益相关主体都应是北极环境治理公共价值创造的合作伙伴,但是只有具有一定贡献能力的主体才能在北极环境治理的公共价值创造中发挥作用。目前,中国在公共资源供给、科学考察与研究、生态文化与文明建设等方面都可以对北极环境治理作出重要贡献,因而对北极环境治理的公共价值创造需要中国的参与。目前中国高度关注北极环境问题,并积极参与北极环境事务,公共价值管理理论为中国参与北极环境治理提供了重要的理论依据,参与北极环境公共价值管理是中国在北极环境治理中发挥有效作用的重要渠道。
陈甘霖[9](2016)在《海洋空间规划技术在小尺度海洋生态红线区划中的应用 ——以东山县海域为例》文中研究指明随着社会经济的迅速发展,针对海洋的多元化开发利用给海洋生态系统带来了很大程度的威胁和损害,国内外先后开始运用海洋空间规划技术进行海洋空间的合理安排。海洋生态红线区划是我国在海洋空间规划中的一项新的实践。红线区划方案分地市制定,研究尺度相对较小,而国内外对海洋空间规划技术在小尺度范围内的应用研究很少,已有的海洋空间规划技术不能直接应用于小尺度的海洋生态红线区划。本文在总结国内外海洋空间规划技术的基础上,分析不同尺度海洋空间规划技术的应用方法。并从中找出小尺度海洋空间内适用的技术,结合海洋生态红线区的内涵,制定小尺度海洋生态红线区划的技术方法,并以东山县管辖海域为例进行方法验证。主要成果如下:(1)总结目前国内外海洋空间规划技术方法,对国内外海洋空间规划方案的实施的海域尺度进行探讨,确定海洋生态红线区划由小尺度单元组合而成的模式,在此基础上尝试建立小尺度海洋生态红线区划的技术方法。(2)对海洋生态红线区重点关注的海洋重要生态功能区和海洋生态敏感/脆弱区的内容进行分析,初步识别出潜在的海洋生态红线区类型。包括:河口生态系统,滨海湿地生态系统,红树林生态系统、珊瑚礁生态系统、海岛生态系统及海草床海洋生态系统,海洋自然景观和历史文化遗迹,渔业资源分布区,优质沙源海域,珍稀濒危物种分布区及其他海洋生物多样性丰富区。(3)参考海洋重要生态功能区和海洋生态敏感/脆弱区相关的评价指标体系,从海洋生态系统服务的角度出发,针对潜在海洋生态红线区类型进行指标的选取和评价标准的建立,尝试建立海洋生态红线区评价标准。(4)采用所建立的小尺度海洋生态红线区划技术方法,对东山县管辖海域进行海洋生态红线划定,将研究区划分为31个单元,并依照海洋生态红线区评价指标进行评价和筛选。共确定19个红线单元,包括7个“一级红线区”单元,12个“二级红线区”单元,最终确定东山县管辖的海洋生态红线区总面积为1007平方公里,占全县管辖海域总面积(1800平方公里)的56%,一级红线区占红线区总面积的18%,二级红线区约占红线区总面积的82%,
安然[10](2016)在《基于生态园林思想的海岸带景观设计》文中指出随着我国经济发展的加速,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海岸带景观建设速度越来越快,成为大众旅游的热点区域。然而,我国目前的海岸带景观设计、建设过程中,存在诸多问题,致使海岸带自然风貌、生态环境遭到严重破坏。国外海岸带景观设计已日趋发展成熟,其中基于生态园林思想设计的方法,能为我国海岸带景观设计提供一个良性发展的方向。本文在分析总结前人研究成果、国内外发展方向的基础上,给出了生态园林的定义,阐述了生态园林思想的内容。论述了海岸带、海岸带景观的定义,总结出海岸带景观的特征以及现阶段我国海岸带景观设计的现状及存在的问题。指出将生态园林思想引入海岸带景观设计的必要性,提出生态设计原则,总结出基于生态园林思想的海岸带景观设计策略。为我国海岸带景观设计提供了生态园林的视角,完善我国基于生态园林思想的海岸带景观设计的理论,为我国今后的海岸带建设提供依据。
二、数据库技术在海洋生物资源与生物栖息环境数据管理中的应用(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数据库技术在海洋生物资源与生物栖息环境数据管理中的应用(论文提纲范文)
(1)渔业伦理视角下的现代渔业治理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第一章 绪论 |
1.1 问题的提出 |
1.2 国内外研究现状评述 |
1.2.1 国外研究现状 |
1.2.2 国内研究现状 |
1.2.3 研究现状评述 |
1.3 研究方法及内容框架 |
第二章 渔业伦理的理论建构 |
2.1 渔业伦理的立论基础 |
2.1.1 逻辑起点 |
2.1.2 资源养护 |
2.1.3 可持续利用 |
2.2 渔业伦理的概念、地位和原则 |
2.2.1 概念溯源及研判 |
2.2.2 学科关联 |
2.2.3 相关原则 |
2.3 基本分类 |
2.3.1 渔业生态伦理 |
2.3.2 渔业社会伦理 |
2.3.3 渔业产业伦理 |
2.3.4 渔业科技伦理 |
第三章 基于伦理的渔业治理范式分析 |
3.1 渔业治理的元层次 |
3.1.1 合法性与正当性 |
3.1.2 渔业元治理 |
3.2 符合伦理的现代渔业治理理论 |
3.2.1 基于“生态整体主义”的治理理论 |
3.2.2 基于“价值平衡原则”的治理理论 |
3.3 渔业伦理分析和评估 |
3.3.1 伦理分析矩阵 |
3.3.2 伦理评估工具 |
第四章 现代渔业治理的伦理进程 |
4.1 可持续渔业中的维度指向 |
4.1.1 时间维度 |
4.1.2 空间维度 |
4.1.3 人际维度 |
4.2 渔业治理之伦理难题 |
4.2.1 人与人的博弈 |
4.2.2 人与鱼的博弈 |
4.2.3 知与行的脱节 |
4.3 渔业治理之伦理突围 |
4.3.1 制定渔业伦理目标 |
4.3.2 开展渔业伦理决策 |
第五章 中国渔业治理的伦理议题 |
5.1 中国渔业道德基础与现代问题 |
5.1.1 中国传统智慧中的渔业伦理元素 |
5.1.2 中国现代渔业问题的伦理之维 |
5.2 中国现代渔业治理的绿色转型 |
5.2.1 发展阶段与模式进化 |
5.2.2 基于伦理的转型实践 |
5.2.3 未来发展的伦理展望 |
结论 |
参考文献 |
附录:缩略语 |
博士期间科研成果 |
致谢 |
(2)近海养殖权与捕捞权冲突的解构与解决(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引言 |
一、研究背景和意义 |
二、研究现状 |
三、研究思路和方法 |
四、论文结构 |
第一章 养殖权与捕捞权权利分配的理论进路 |
第一节 养殖权与捕捞权的内涵界定 |
一、近海海域的界定 |
二、渔业权的界定 |
三、养殖权和捕捞权的概念厘定 |
(一)养殖权的界定 |
(二)捕捞权的界定 |
第二节 权利分配的基础-海洋自由论 |
一、海洋自由论的形成 |
(一)海洋自由论的起源 |
(二)海洋自由论的提出 |
二、海洋自由论的限制 |
(一)海洋占有论的提出 |
(二)国家管辖海域的扩大 |
第三节 权利分配的价值取向 |
一、人类中心主义视域下的分配观 |
(一)人类中心主义的提出 |
(二)人类中心主义对渔业的影响 |
二、资本中心主义视域下的分配观 |
(一)资本中心主义的提出 |
(二)资本中心主义对渔业的影响 |
第二章 养殖权与捕捞权冲突的表征 |
第一节 养殖权与捕捞权的正当性冲突 |
一、作为历史性权利的渔业权 |
二、作为法定权利的渔业权 |
(一)捕捞权的国际法定化 |
(二)捕捞权和养殖权的国内法定化 |
第二节 养殖权与捕捞权的优先性冲突 |
一、基于习惯性权利的优先性 |
二、基于发展权利的优先性 |
第三节 养殖权、捕捞权与海域使用权的冲突 |
一、关于海域合法使用权的争议 |
二、关于海域分界线认定的争议 |
三、关于同一片海域存在多种使用权的争议 |
第三章 养殖权与捕捞权冲突的成因 |
第一节 养殖权与捕捞权冲突的内部成因 |
一、养殖权与捕捞权的性质不同 |
二、养殖权与捕捞权的排他性不同 |
第二节 养殖权与捕捞权冲突的外部成因 |
一、渔业法律政策的变迁 |
(一)捕捞业政策的转变 |
(二)养殖业政策的发展 |
二、海域使用权制度的出台 |
(一)海域范围界定的影响 |
(二)海域使用权取得的影响 |
第四章 养殖权与捕捞权冲突的解决路径 |
第一节 冲突解决路径建构的逻辑基准 |
一、基于社会正义的分配 |
(一)社会正义的内涵界定 |
(二)传统渔民的优先性 |
二、基于生态正义的分配 |
(一)生态正义的内涵界定 |
(二)生态渔业的优先性 |
第二节 冲突解决的制度建构 |
一、渔业水域使用权制度 |
(一)渔业水域使用权制度的内涵 |
(二)国外经验的借鉴 |
二、海洋保护区制度 |
(一)海洋保护区的界定 |
(二)海洋保护区对渔业的影响 |
三、海域立体确权制度 |
(一)海域立体确权的必要性 |
(二)海域立体确权的可行性 |
(三)海域立体确权的管理 |
四、渔业权救济制度 |
(一)渔业保险制度 |
(二)渔业权益损害赔偿机制 |
第三节 冲突解决的综合管理模式变革 |
一、综合管理的内涵界定 |
(一)海洋综合管理的内涵 |
(二)可持续发展的内涵 |
二、综合管理的国际法基础 |
(一)主要国际公约规定 |
(二)适用的国际法原则 |
三、综合管理模式建构 |
(一)综合授权许可制度 |
(二)综合执法体制 |
(三)大数据信息技术的应用 |
结论 |
参考文献 |
作者简介 |
后记 |
(3)基于生态自修复的洛阳江河口景观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1 绪论 |
1.1 研究背景 |
1.2 国内外研究进展 |
1.3 研究内容 |
1.4 研究的目的和意义 |
1.4.1 研究目的 |
1.4.2 研究意义 |
1.5 研究方法 |
1.6 研究框架 |
1.7 基本理论研究 |
1.7.1 生态自修复 |
1.7.2 景观生态学 |
1.7.3 河口海岸带 |
2 洛阳江河口海岸生态冲突分析 |
2.1 洛阳将河口海岸基本概况 |
2.1.1 自然地理环境 |
2.1.2 历史开发背景 |
2.2 洛阳江河口海岸自然环境 |
2.2.1 潮汐分析 |
2.2.2 土壤分析 |
2.2.3 动物分析 |
2.2.4 植物分析 |
2.3 洛阳江河口海岸人工环境 |
2.3.1 护岸工程分析 |
2.3.2 河口农业分析 |
2.3.3 其他人工分析 |
2.4 洛阳江河口景观问题分析 |
2.4.1 景观要素特征分析 |
2.4.2 生态格局指数分析 |
2.4.3 景观格局指数评价 |
2.4.4 河口生态污染概况 |
2.5 本章小结 |
3.生态自修复策略研究 |
3.1 生态自修复的空间策略 |
3.1.1 保证斑块面积 |
3.1.2 集中性原则 |
3.1.3 距离相近原则 |
3.1.4 等距排列原则 |
3.1.5 廊道链接原则 |
3.1.6 形状趋于圆形 |
3.2 生态自修复的材料策略 |
3.2.1 废弃材料的使用 |
3.2.2 生物材料的使用 |
3.3 生态自修复的循环策略 |
3.3.1 生态环境的循环 |
3.3.2 人类活动的循环 |
3.4 生态自修复的互动策略 |
3.4.1 生产活动的互动 |
3.4.2 休闲活动的互动 |
3.5 本章小结 |
4 生态自修复原则与方法 |
4.1 设计原则 |
4.1.1 连续性原则 |
4.1.2 可持续性原则 |
4.1.3 经济性原则 |
4.1.4 自然过程性原则 |
4.2 自然生物生态自修复方法 |
4.2.1 河口鸟类生态自修复方法 |
4.2.2 河口植被生态自修复方法 |
4.2.3 底栖生物生态自修复方法 |
4.3 海洋牧场生态自修复方法 |
4.3.1 人工鱼礁生态技术 |
4.3.2 海草场生态自修复 |
4.3.3 生物增殖放流措施 |
4.4 护岸工程生态自修复方法 |
4.4.1 固化护岸 |
4.4.2 植物联合抛石护岸 |
4.4.3 格宾柔性护岸 |
4.5 公众参与下的生态自修复方法 |
4.6 本章小结 |
5 河口西岸典型段景观生态自修复设计实践 |
5.1 空间模式设计 |
5.1.1 网状基底设计 |
5.1.2 功能分区设计 |
5.1.3 生态廊道设计 |
5.2 生态护岸设计 |
5.2.1 牡蛎生态护岸 |
5.2.2 红树林护岸带 |
5.3 海洋牧场设计 |
5.4 生态循环设计 |
5.5 公众参与设计 |
5.6 景观格局更新 |
5.6.1 景观斑块数量(NP) |
5.6.2 斑块类型面积(CA) |
5.6.3 景观破碎化指数(Ci) |
5.6.4 斑块密度(PD) |
5.6.5 景观形状指数(LSI) |
5.7 本章小结 |
6 结论和展望 |
6.1 结论 |
6.2 不足与展望 |
参考文献 |
作者简介 |
作者在攻读硕士学位期间获得的学术成果 |
致谢 |
(4)热带气旋对浙江嵊泗海洋牧场重要生境的影响研究 ——以典型热带气旋事件为例(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第一章 引言 |
1.1 研究目的和意义 |
1.2 国内外研究现状 |
1.2.1 热带气旋时空分布特征 |
1.2.2 热带气旋与生态环境监测评价 |
1.2.3 热带气旋与生物资源监测评价 |
1.2.4 嵊泗海洋牧场 |
1.2.5 海洋牧场设施选址建设 |
1.3 研究内容 |
第二章 浙江沿海热带气旋特征分析 |
2.1 材料与方法 |
2.1.1 数据采集 |
2.1.2 热带气旋选取标准 |
2.1.3 累积气旋能量指数 |
2.1.4 数据处理与分析 |
2.2 结果 |
2.2.1 生源地 |
2.2.2 移动路径类型 |
2.2.3 时间特征 |
2.2.4 强度特征 |
2.3 讨论与分析 |
2.3.1 移动路径的时空变化 |
2.3.2 数量和强度的时空变化 |
2.4 小结 |
第三章 热带气旋影响下嵊泗海洋牧场环境因子特征与分布模型 |
3.1 材料与方法 |
3.1.1 站点分布 |
3.1.2 环境因子数据 |
3.1.3 数据分析与检验 |
3.2 结果 |
3.2.1 风场 |
3.2.2 海流 |
3.2.3 有效波高 |
3.2.4 环境因子分布变化 |
3.2.5 气旋强度等级差异 |
3.2.6 风浪联合概率分布模型 |
3.3 讨论与分析 |
3.3.1 环境因子响应分析 |
3.3.2 风浪联合分布与贻贝养殖互助保险 |
3.4 小结 |
第四章 不同底质与水深条件下大型底栖生物对热带气旋的分布响应:以2012年11号强台风“海葵”为例 |
4.1 材料与方法 |
4.1.1 热带气旋和环境因子数据 |
4.1.2 大型底栖生物数据 |
4.1.3 优势种 |
4.1.4 底质特征 |
4.1.5 暴波强度 |
4.1.6 统计检验 |
4.2 结果 |
4.2.1 强台风“海葵”概况 |
4.2.2 “海葵”对枸杞岛环境因子的影响 |
4.2.3 底质特征和暴波强度 |
4.2.4 大型底栖海藻分布变化 |
4.2.5 大型底栖动物分布变化 |
4.3 讨论与分析 |
4.3.1 “海葵”扰动的影响分析 |
4.3.2 “海葵”对海藻生物量的影响 |
4.3.3 大型底栖动物对“海葵”的响应 |
4.3.4 海藻场养护建议 |
4.4 小结 |
第五章 热带气旋对嵊泗贻贝养殖区的损毁分析 |
5.1 材料与方法 |
5.1.1 研究区域 |
5.1.2 数据来源与处理 |
5.2 结果 |
5.2.1 环境变量筛选热带气旋 |
5.2.2 贻贝养殖变动 |
5.2.3 养殖变动与气旋活动关系 |
5.2.4 热带气旋与环境因子特征 |
5.2.5 养殖面积变化 |
5.2.6 养殖区位变化 |
5.3 讨论与分析 |
5.3.1 “梅花”与“泰利”对贻贝养殖影响分析 |
5.3.2 热带气旋类型对产量影响分析 |
5.3.3 养殖区位规划 |
5.4 小结 |
第六章 主要结论与展望 |
6.1 主要结论 |
6.2 研究创新点 |
6.3 存在问题及展望 |
参考文献 |
博士期间学习工作情况 |
致谢 |
(5)长江口中华鲟种群特征及栖息地鱼类群落结构的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第一章 引言 |
1.1 研究背景 |
1.2 国内外研究现状 |
1.2.1 中华鲟产卵亲体和长江口中华鲟幼鱼资源现状 |
1.2.2 中华鲟种群生存现状 |
1.2.3 中华鲟人工养殖技术 |
1.2.4 中华鲟等水生生物增殖放流与标志放流 |
1.2.5 长江口中华鲟保护研究的工作基础 |
1.3 研究意义 |
1.4 研究内容与技术路线 |
1.4.1 研究内容 |
1.4.2 技术路线 |
第二章 人工驯养的长江口中华鲟野生幼鱼种群特征研究 |
2.1 材料与方法 |
2.1.1 实验用鱼 |
2.1.2 实验周期 |
2.1.3 实验地点 |
2.1.4 实验水池与用水 |
2.1.5 日常管理 |
2.1.6 生长测定 |
2.2 结果 |
2.2.1 人工驯养环境中华鲟的生长 |
2.2.2 自然环境中华鲟的生长 |
2.2.3 体长与人工驯养天数的关系 |
2.2.4 体重与人工驯养天数的关系 |
2.2.5 体长与体重的关系 |
2.2.6 生长与水温的关系 |
2.3 分析与讨论 |
2.3.1 人工驯养与自然环境下野生中华鲟幼鱼的生长差异性 |
2.3.2 不同生长环境下中华鲟幼鱼生长差异性原因探讨 |
2.3.3 人工驯养中华鲟幼鱼生长变异系数分析 |
2.3.4 人工驯养中华鲟幼鱼病害与死亡率分析 |
2.3.5 野生中华鲟幼鱼人工驯养的探讨 |
第三章 长江口中华鲟自然种群特征及补充量变动研究 |
3.1 材料与方法 |
3.1.1 调查方法与网具 |
3.1.2 调查范围与站点 |
3.1.3 调查时间与内容 |
3.1.4 数据处理 |
3.2 结果与分析 |
3.2.1 长江口中华鲟幼鱼种群补充量及年间变动 |
3.2.2 长江口1龄以上中华鲟监测数量及年间变动 |
3.2.3 长江口中华鲟幼鱼降海洄游特征及年间变动 |
3.2.4 长江口中华鲟幼鱼生长特征和年间变动 |
3.2.5 时间特征变量与资源补充量、生物学特征变量的相关性分析 |
3.3 讨论 |
3.3.1 长江口中华鲟幼鱼补充量的特征变化及影响因素 |
3.3.2 中华鲟幼鱼在长江口活动时间的特征变化及影响因素 |
3.3.3 长江口中华鲟的组成与原因分析 |
3.3.4 网具的对中华鲟幼鱼的损害性分析 |
第四章 基于长江口中华鲟标志放流的中华鲟降海洄游与分布研究 |
4.1 材料与方法 |
4.1.1 标志放流中华鲟来源与组成 |
4.1.2 标志放流时间 |
4.1.3 标志放流地点 |
4.1.4 放流前驯化 |
4.1.5 放流装置 |
4.1.6 放流标志及标志方法 |
4.1.7 标志信息回收 |
4.2 结果 |
4.2.1 标志回捕和标志信息回收数量 |
4.2.2 常规标志回捕时间 |
4.2.3 PAT信息回收时间 |
4.2.4 回捕中华鲟的年龄组成 |
4.2.5 PAT标志中华鲟的海洋分布与降海洄游距离 |
4.2.6 PAT标志中华鲟直线洄游速度 |
4.2.7 常规标志回捕中华鲟的分布、洄游距离与速度 |
4.3 讨论 |
4.3.1 标志放流中华鲟在海洋中的分布与洄游分析 |
4.3.2 标志保持时间与保持率 |
4.3.3 不同年龄中华鲟的标志放流效果分析 |
4.3.4 标志放流中华鲟的野外生存能力评价 |
4.3.5 长江口中华鲟标志放流的优势 |
4.3.6 长江口中华鲟标志放流的社会效益 |
第五章 长江口中华鲟栖息地鱼类群落结构分析与研究 |
5.1 基于概率模型的长江口鱼类空间共现模式分析 |
5.1.1 材料与方法 |
5.1.2 结果 |
5.1.3 讨论 |
5.2 GAM模型和BRT模型在长江口鱼类群落多样性预测中的比较 |
5.2.1 材料与方法 |
5.2.2 结果 |
5.2.3 讨论 |
第六章 主要结论与创新点 |
6.1 主要结论 |
6.2 研究创新点 |
6.3 存在问题 |
6.4 下一步工作 |
参考文献 |
博士期间学术活动情况 |
参与课题研究 |
发表学术论文 |
参与发表论文 |
参与学术活动 |
致谢 |
(6)海岸生态廊道设计理论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1 绪论 |
1.1 选题背景 |
1.2 国内外研究概况 |
1.2.1 生态廊道 |
1.2.2 生态海岸工程 |
1.3 研究目标 |
1.4 研究内容和方法 |
1.4.1 研究内容 |
1.4.2 研究方法 |
1.5 研究技术路线 |
2 海岸生态廊道概念及规划研究 |
2.1 海岸生态廊道概念 |
2.2 海岸生态廊道设计相关理论研究 |
2.2.1 生态学理论 |
2.2.2 规划设计理论 |
2.3 海岸生态廊道规划研究 |
2.3.1 规划基本原则 |
2.3.2 规划内容和方法 |
3 海岸生态廊道工程设计 |
3.1 生物防护工程设计 |
3.1.1 珊瑚礁 |
3.1.2 红树林 |
3.1.3 海草床 |
3.1.4 复合体系 |
3.2 生态海岸工程结构设计 |
3.2.1 生态海岸工程结构的典型结构型式 |
3.2.2 生态海岸工程结构的附加生态结构 |
4 已建海岸工程的生态化改造 |
4.1 主体构造形式分类 |
4.2 生物共生型海岸结构物改造后的功能 |
4.3 生物共生型海岸结构物改造后的效果 |
4.4 港湾结构物的改建设计规划流程 |
4.4.1 资料收集 |
4.4.2 设定目标 |
4.4.3 备用栖息地类型的选定 |
4.4.4 设计 |
4.4.5 维护管理 |
结语及展望 |
参考文献 |
攻读硕士学位期间发表学术论文情况 |
致谢 |
(7)我国海洋油气资源开发的生态补偿机制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论文创新点摘要 |
第一章 前言 |
1.1 研究背景与意义 |
1.1.1 研究背景 |
1.1.2 研究意义 |
1.2 国内外研究现状 |
1.2.1 生态补偿价值评估的研究 |
1.2.2 生态补偿机制设计的研究 |
1.2.3 生态补偿机制实施的研究 |
1.3 研究目标与研究内容 |
1.3.1 研究目标 |
1.3.2 研究内容 |
1.4 研究方法与技术路线 |
1.4.1 研究方法 |
1.4.2 技术路线 |
第二章 理论综述 |
2.1 概念界定 |
2.1.1 海洋油气资源开发的生态损害 |
2.1.2 生态补偿 |
2.1.3 海洋油气资源开发生态补偿 |
2.1.4 海洋油气资源开发生态补偿机制 |
2.2 理论基础 |
2.2.1 外部性理论 |
2.2.2 海洋生态系统服务理论 |
2.2.3 海洋生态价值理论 |
2.2.4 可持续发展理论 |
第三章 海洋油气资源开发的生态损害分析 |
3.1 海洋油气资源开发的现状 |
3.1.1 海洋油气资源开发的产量 |
3.1.2 海洋油气资源开发的发展态势 |
3.2 海洋油气资源开发产生的污染损害 |
3.2.1 海洋油气资源日常开发产生的污染损害 |
3.2.2 突发性海洋溢油事故产生的污染损害 |
3.3 海洋油气资源开发造成的生态环境损害 |
3.3.1 海洋油气资源开发对生态环境的直接损害 |
3.3.2 海洋油气资源开发对生态环境的间接损害 |
3.4 本章小结 |
第四章 海洋油气资源日常开发的生态损害补偿价值评估 |
4.1 日常开发的生态损害补偿价值评估框架 |
4.1.1 日常开发的生态损害类型 |
4.1.2 日常开发的生态损害补偿价值评估指标 |
4.2 日常开发的生态损害补偿价值评估方法 |
4.3 日常开发的生态损害补偿价值评估模型 |
4.3.1 海洋生物资源直接损失价值 |
4.3.2 海洋受损生物资源修复费用 |
4.3.3 海洋大气调节服务损失价值 |
4.3.4 海洋污染处理服务损失价值 |
4.3.5 出海捕捞的机会成本 |
4.3.6 海水养殖的机会成本 |
4.3.7 居民的健康损失价值 |
4.3.8 海洋生态损害补偿总价值 |
4.4 案例研究——渤中19-4油田综合调整项目 |
4.4.1 渤中19-4项目概况 |
4.4.2 渤中19-4日常开发的生态损害 |
4.4.3 渤中19-4日常开发生态损害的补偿价值评估 |
4.5 本章小结 |
第五章 突发性海洋溢油的生态损害补偿价值评估 |
5.1 突发性海洋溢油的生态损害补偿价值评估框架 |
5.1.1 突发性海洋溢油的生态损害类型 |
5.1.2 突发性海洋溢油的生态损害补偿价值评估指标 |
5.2 突发性海洋溢油的生态损害补偿价值评估方法 |
5.2.1 等价分析法的含义 |
5.2.2 等价分析法的参数说明 |
5.2.3 生境等价分析方法 |
5.2.4 资源等价分析法 |
5.3 突发性海洋溢油生态损害的补偿价值评估模型 |
5.3.1 应急处置及清污费用 |
5.3.2 海洋生物资源损失价值 |
5.3.3 海洋生物资源修复费用 |
5.3.4 海洋环境容量损失价值 |
5.3.5 海洋生态服务功能损失价值 |
5.3.6 海洋生境修复费用 |
5.3.7 海洋溢油监测评估费用 |
5.3.8 海洋生态损害补偿总价值 |
5.4 案例研究——蓬莱19-3溢油事故 |
5.4.1 蓬莱19-3溢油事故回顾 |
5.4.2 蓬莱19-3溢油事故的生态损害 |
5.4.3 蓬莱19-3溢油事故的生态损害补偿价值评估 |
5.5 本章小结 |
第六章 海洋油气资源开发生态补偿机制的设计 |
6.1 海洋油气资源开发生态补偿的主体 |
6.1.1 支付补偿主体 |
6.1.2 接受补偿主体 |
6.1.3 补偿主体间利益关系的博弈分析 |
6.2 海洋油气资源开发生态补偿的标准 |
6.2.1 海洋油气资源开发生态补偿价值的量化-评估 |
6.2.2 海洋油气资源开发生态补偿价值的博弈-协商 |
6.3 海洋油气资源开发生态补偿的方式 |
6.3.1 资金补偿 |
6.3.2 政策补偿 |
6.3.3 实物补偿 |
6.3.4 自然补偿 |
6.3.5 技术补偿 |
6.3.6 股权补偿 |
6.4 海洋油气资源开发生态补偿的手段 |
6.4.1 政府补偿手段 |
6.4.2 市场补偿手段 |
6.4.3 社会补偿手段 |
6.5 海洋油气资源开发生态补偿的流程 |
6.6 本章小结 |
第七章 海洋油气资源开发生态补偿机制的实施 |
7.1 财政支持方面的实施困境与路径 |
7.1.1 财政支持方面的实施困境 |
7.1.2 财政支持方面的实施路径 |
7.2 市场运作方面的实施困境与路径 |
7.2.1 市场运作方面的实施困境 |
7.2.2 市场运作方面的实施路径 |
7.3 多元监管方面的实施困境与路径 |
7.3.1 多元监管方面的实施困境 |
7.3.2 多元监管方面的实施路径 |
7.4 法律保障方面的实施困境与路径 |
7.4.1 法律保障方面的实施困境 |
7.4.2 法律保障方面的实施路径 |
7.5 本章小结 |
第八章 结论与展望 |
8.1 研究结论 |
8.2 研究展望 |
参考文献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取得的研究成果 |
致谢 |
作者简介 |
(8)北极环境治理及其中国参与研究 ——基于公共价值管理理论的探讨(论文提纲范文)
中文摘要 |
Abstract |
绪论 |
一、选题背景与研究意义 |
二、国内外研究述评 |
三、研究目的、思路和方法 |
四、研究的重点和难点 |
第一章 分析基础:理论框架及其适用性 |
第一节 公共价值的内涵与生成基础 |
一、公共价值的概念与构成 |
二、公共价值的基本表现形式 |
三、公共价值生成的基础与条件 |
第二节 公共价值管理的实践框架 |
一、公共价值管理工作的核心 |
二、公共价值生产的参与结构与合作模式 |
三、公共价值的责任模式与评估 |
四、公共价值的绩效评价 |
第三节 公共价值管理对北极环境治理的适用性分析 |
一、公共价值管理理论的创新 |
二、公共价值管理对北极环境治理具有适用性 |
第二章 北极环境问题及其公共性分析 |
第一节 北极生态环境的特点及变化 |
一、北极生态系统的特点 |
二、北极生态环境正在发生重大变化 |
第二节 北极环境变化所产生的影响 |
一、对北极原住民生活的影响 |
二、对地缘政治的影响 |
三、对全球所造成的其他影响 |
第三节 北极环境问题的公共性分析 |
一、北极环境变化引发全球公共危机 |
二、北极环境问题的全球公共问题属性 |
第三章 北极环境治理及其全球公共事务属性 |
第一节 北极环境治理的现况分析 |
一、北极环境治理的现有措施 |
二、北极环境治理的困境分析 |
第二节 北极环境治理的全球公共事务属性分析 |
一、北极环境治理的意义与基础 |
二、北极环境治理的全球公共事务属性 |
第四章 对北极环境进行公共价值管理的基础 |
第一节 对北极环境进行公共价值管理的因素基础 |
一、北极环境治理中的公共价值失灵 |
二、公共价值管理是北极环境治理的有效途径 |
第二节 对北极环境进行公共价值管理的实践基础 |
一、创造北极环境治理公共价值的原则基础 |
二、对北极环境进行公共价值管理的主体基础与平台 |
第五章 基于公共价值管理的北极环境治理过程分析 |
第一节 北极环境治理中的公共价值创造 |
一、对北极环境治理公共价值的定义 |
二、北极环境治理的公共价值创造 |
第二节 创造北极环境治理公共价值的责任管理与绩效评价 |
一、创造北极环境治理公共价值的责任管理 |
二、对创造北极环境治理公共价值的绩效评价 |
第六章 中国参与北极环境公共价值管理的理据分析 |
第一节 北极环境变化对中国产生重大影响 |
一、北极环境变化影响中国生态安全 |
二、北极环境变化影响中国渔业和航运经济 |
三、北极环境变化影响中国能源安全 |
第二节 北极环境治理的公共价值创造需要中国参与 |
一、中国是全球环境治理公共资源的重要供给者 |
二、通过科研优势影响北极环境治理的公共价值创造 |
三、通过文化优势影响北极环境治理的公共价值创造 |
第七章 北极环境公共价值管理的中国参与 |
第一节 中国参与北极环境公共价值管理的目的 |
一、促进北极环境治理公共价值理念的形成 |
二、提升北极环境治理的有效性 |
三、应对北极环境变化所导致的全球性公共危机 |
第二节 中国参与北极环境公共价值管理的途径 |
一、不断提升参与北极环境公共价值管理的能力 |
二、通过多元化的国际对话平台参与北极环境的公共价值管理 |
三、鼓励非政府主体对北极环境的公共价值管理进行参与 |
结语 |
参考文献 |
攻博期间发表的科研成果 |
致谢 |
(9)海洋空间规划技术在小尺度海洋生态红线区划中的应用 ——以东山县海域为例(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第一章 绪论 |
1.1 研究背景及意义 |
1.1.1 研究背景 |
1.1.2 研究意义 |
1.1.3 研究内容 |
1.2 技术路线 |
第二章 研究进展 |
2.1 海洋空间规划概述 |
2.1.1 提出背景 |
2.1.2 海洋空间规划概念和内涵 |
2.1.3 国内外海洋空间规划研究进展 |
2.1.4 国内外海洋空间规划的比较 |
2.1.5 海洋空间规划技术方法总结 |
2.2 海洋生态红线区研究概况 |
2.2.1 提出背景 |
2.2.2 概念和内涵 |
2.2.3 海洋生态红线区研究进展 |
2.3 总结 |
第三章 小尺度海洋生态红线区划技术 |
3.1 研究区确定 |
3.1.2 边界分析 |
3.1.3 数据收集 |
3.2 单元分区 |
3.3 海洋生态红线区的评价和选取 |
3.3.1 潜在海洋生态红线区类型识别 |
3.3.2 潜在海洋生态红线区评价 |
3.4 海洋生态红线区确定结果 |
第四章 东山县海洋生态红线区划 |
东山县海域概况 |
4.1.1 自然环境概况[108-110] |
4.1.2 环境质量概况 |
4.1.3 海洋生物生态 |
4.1.4 海洋保护区与典型生态系统 |
4.1.5 海域生态问题 |
4.2 研究区确定 |
4.3 数据收集 |
4.4 海洋生态红线要素评价 |
4.4.1 海洋生态红线要素识别 |
4.4.2 单元分区 |
4.4.3 海洋生态红线单元选取 |
4.5 红线区划结果 |
第五章 结论与展望 |
5.1 研究结论 |
5.2 创新与不足 |
5.2.1 创新点 |
5.2.2 不足之处 |
5.3 展望 |
参考文献 |
致谢 |
攻读硕士期间发表论文和参与项目 |
(10)基于生态园林思想的海岸带景观设计(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1. 引言 |
1.1. 研究背景 |
1.2. 研究内容 |
1.3. 研究目的和意义 |
1.3.1. 研究目的 |
1.3.2. 研究意义 |
1.4. 研究方法 |
1.5. 研究框架 |
2. 生态园林相关论述 |
2.1. 相关概念论述 |
2.1.1. 生态学 |
2.1.2. 生态系统 |
2.1.3. 生态平衡 |
2.1.4. 可持续发展 |
2.1.5. 景观生态学 |
2.2. 国外生态园林发展历程 |
2.2.1. 1930年之前----朴素的生态园林思想的觉醒 |
2.2.2. 1930-1960-----生态自然与功能满足之争 |
2.2.3. 1960-1980-------自然生态意识觉醒与发展 |
2.2.4. 1980至今------多元化发展 |
2.3. 我国生态园林发展历程 |
2.3.1. 我国古代生态园林思想 |
2.3.2. 建国后生态园林发展 |
2.4. 生态价值观发展历程 |
2.4.1. 人类生态思想的演变 |
2.4.2. 生态园林反映的生态思想 |
2.5. 生态园林定义 |
2.6. 生态园林建设现阶段局限性 |
2.6.1. 顶级植物群落营造不等于生态园林 |
2.6.2. 表象的生态美不等于生态园林 |
2.6.3. 理论与实践脱节 |
2.7. 生态园林思想内容 |
2.7.1. 自然科学范畴 |
2.7.2. 人文社会范畴 |
3. 海岸带景观相关论述 |
3.1. 海岸带 |
3.1.1. 海岸带定义 |
3.1.2. 海岸带组成 |
3.2. 海岸带景观 |
3.2.1. 海岸带景观定义 |
3.2.2. 海岸带景观分类 |
3.3. 海岸带景观特征 |
3.3.1. 自然本体地貌特征 |
3.3.2. 生态环境丰富且敏感 |
3.3.3. 盐碱性、潮湿性并存 |
3.3.4. 动、植物具有海岸带环境特征性 |
3.3.5. 城市环境与自然海洋冲突的过渡 |
3.3.6. 被海水周期性淹没 |
3.3.7. 海岸灾害频发 |
3.3.8. 附加海岸工程特征 |
3.3.9. 潜在文化特征 |
3.4. 我国海岸带景观现状 |
3.4.1. 规划设计的局限 |
3.4.2. 开发管理的局限 |
3.5. 生态园林思想结合海岸带景观设计的必要性 |
3.5.1. 有利于延长设计寿命 |
3.5.2. 有利于资源保护、资金的节约 |
3.5.3. 有利于科研学术与大众科普 |
4. 基于生态园林思想的海岸带景观设计的原则 |
4.1. 海岸带自然生态环境优先、可持续性原则 |
4.2. 对不同开发程度的海岸带设计针对性原则 |
4.3. 海岸带地域性原则 |
4.4. 能源、资源节约原则 |
4.5. 生态技术适当运用原则 |
5. 基于生态园林思想的海岸带景观设计策略 |
5.1. 基于海岸带自然地貌特征的策略 |
5.1.1. 自然地貌景观元素的保护 |
5.1.2. 保护自然地貌景观元素的优势、劣势分析 |
5.2. 盐碱性适应性策略 |
5.2.1. 场地物理改良 |
5.2.2. 生物选择与改良 |
5.3. 基于海岸带动、植物特征设计策略 |
5.3.1. 海岸带植物设计 |
5.3.2. 动物栖息地保护与设计 |
5.4. 利用海洋生物做功 |
5.4.1. 减弱海洋污染 |
5.4.2. 固碳产能 |
5.5. 基于城市与自然过渡策略 |
5.5.1. 线性 |
5.5.2. 面域 |
5.6. 应对周期淹没性、海岸灾害的整体性用地策略 |
5.6.1. 后退策略 |
5.6.2. 疏导策略 |
5.6.3. 顺应策略 |
5.6.4. 阻挡策略 |
5.6.5. 四种模式的比较 |
5.7. 针对海岸带不同开发程度的策略 |
5.7.1. 自然海岸带 |
5.7.2. 半自然海岸带 |
5.7.3. 都市海岸带 |
5.7.4. 三种不同开发程度的海岸带比较 |
5.8. 对传统海岸工程调整策略 |
5.8.1. 传统海岸工程存在的问题 |
5.8.2. 海岸工程设施生态化 |
5.8.3. 海岸工程设施景观化 |
5.8.4. 多种措施复合应用——线到面的转变 |
5.9. 基于潜在文化特征的景观设计策略 |
5.9.1. 海岸带景观结合渔业生产 |
5.9.2. 基于人类旅游活动策略 |
5.10. 法律法规与管理策略 |
5.10.1. 海岸带综合管理内涵 |
5.10.2. 海岸带相关法律法规 |
6. 案例研究 |
6.1. 伊斯拉帕伦克规划设计 |
6.1.1. 项目概述 |
6.1.2. 设计策略 |
6.2. 鳌鼓湿地森林公园总体规划 |
6.2.1. 项目概述 |
6.2.2. 设计策略 |
7. 结论 |
参考文献 |
个人简介 |
导师简介 |
致谢 |
四、数据库技术在海洋生物资源与生物栖息环境数据管理中的应用(论文参考文献)
- [1]渔业伦理视角下的现代渔业治理研究[D]. 何妤如. 上海海洋大学, 2021(01)
- [2]近海养殖权与捕捞权冲突的解构与解决[D]. 朱晖. 吉林大学, 2021(01)
- [3]基于生态自修复的洛阳江河口景观研究[D]. 刘佳莉. 沈阳建筑大学, 2020(04)
- [4]热带气旋对浙江嵊泗海洋牧场重要生境的影响研究 ——以典型热带气旋事件为例[D]. 吴祖立. 上海海洋大学, 2020(01)
- [5]长江口中华鲟种群特征及栖息地鱼类群落结构的研究[D]. 吴建辉. 上海海洋大学, 2020(03)
- [6]海岸生态廊道设计理论研究[D]. 詹旭奇. 大连理工大学, 2019(02)
- [7]我国海洋油气资源开发的生态补偿机制研究[D]. 刘慧. 中国石油大学(华东), 2018(01)
- [8]北极环境治理及其中国参与研究 ——基于公共价值管理理论的探讨[D]. 褚章正. 武汉大学, 2018(01)
- [9]海洋空间规划技术在小尺度海洋生态红线区划中的应用 ——以东山县海域为例[D]. 陈甘霖. 国家海洋局第三海洋研究所, 2016(02)
- [10]基于生态园林思想的海岸带景观设计[D]. 安然. 北京林业大学, 2016(0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