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科技是第一生产力”的再思考

一、关于“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再思考（论文文献综述）

王秀芳^[1]（2021）在《钱学森社会主义国家建设思想研究》文中指出从莫尔、圣西门、傅里叶,到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社会主义的发展实现了从空想到科学,从理论到实践的巨大飞跃,但是从巴黎公社起义失败到苏东剧变的发生,也充分表征了社会主义建设任务的艰巨性和复杂性。纵观社会主义走过的五百年历程,其中不乏思想家、政治家为此所提出的真知灼见,但是以科学家视角探索社会主义建设和国家管理的理论却少之又少。钱学森社会主义国家建设思想是钱学森创立的,关于中国应该如何充分利用现代科学技术推动21世纪社会主义国家建设的观点和主张。这一学说是以马克思主义理论为指导,以系统工程和定性到定量的综合集成法为方法支撑,以推动人的全面发展为宗旨,以促进21世纪中国社会主义建设协调发展和高效管理为重点所进行的理论探索,是钱学森晚年学术思想的精华。钱学森社会主义国家建设思想是一个涉及多学科的重要研究课题,是一个内容极其广泛的理论学说,本论文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研究方法指导下,以《钱学森书信》及其补编（15卷）以及《钱学森文集》（6卷）等为主要文本依据,综合运用文献研究、历史与逻辑相统一等多种方法,从广泛分散在书信、文集、讲话中提取钱学森关于社会主义建设和国家管理的观点,在全面展现这一宝贵精神财富的真实面貌基础上,对这一理论进行概括总结、演绎分析。钱学森对于中国社会主义国家建设的规划主张始终围绕着三个问题进行:如何实现现代科学技术为社会主义建设服务的问题;如何实现社会主义建设为人民服务的问题;如何实现社会主义建设内部各系统互相服务的问题。世界社会形态和三次社会革命观点,不但发展了马克思主义世界历史学说,深刻揭示了中国与世界发展的不同步问题,并以此为出发点,钱学森对于21世纪中国如何推进社会主义建设和国家管理进行了深入探索。四大领域九大建设主张对于新时代五位一体建设、教育发展和国防建设,尤其是对于创建健康中国、绿色中国、科技强国、教育强国等有重要启示与借鉴价值。社会工程和定性到定量综合集成法的倡导,对于推进信息革命背景下国家治理体系从任务能力型到系统效能型转变有重要意义。虽然钱学森社会主义国家建设思想不是尽善尽美的理论学说,但至少为当今社会主义建设提供了一种思路、一种方法、一种路径,而且经过实践的检验,其中的诸多理论学说已经得到了认可并被付诸于社会主义建设实践之中,虽说其中的有些观点、理论尚存在争议,但依然不能掩盖这一思想所散发的光芒。

王江波^[2]（2020）在《高等教育立德树人对国家核心竞争力的作用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在2016年全国高校思想政治工作会议上,习近平总书记指出:“高等教育发展方向要同我国现实目标和未来发展方向联系在一起”,“要提高我国高等教育发展水平,增强国家核心竞争力”,“高校立身之本在于立德树人,……,要坚持立德树人作为思想政治教育中心环节”,本选题正是基于这一指导思想而产生。高等教育立德树人对国家核心竞争力的作用指的是高校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所带来的对国家核心竞争力的积极促进的影响、效果及能力。该研究有利于丰富和拓宽思想政治教育相关理论研究和理论视野,对于加强高校立德树人教育,提升国家核心竞争力,更好地实现高等教育立德树人（以下简称立德树人）的教育目标具有积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本研究旨在回应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需要、高等教育改革发展的需要、思想政治教育加强改进的需要、立德树人的高校之本守正创新的需要、大学生健康成长的需要。具体来说,本研究聚焦于从研究立德树人对国家核心竞争力的作用的迫切需要到探究其马克思主义理论基础与挖掘古今中外相关思想资源;再研究立德树人与国家核心竞争力两者的内在关系,进而剖析立德树人对国家核心竞争力的作用及作用发挥机制,再结合现实对其现状进行考察,进而提出优化作用发挥的策略。归结起来,本研究集中于以下几大问题的探讨。第一,挖掘了立德树人对国家核心竞争力的作用的理论基础与思想借鉴。从国家核心竞争力、立德树人与国家核心竞争力的关系、立德树人发挥对国家核心竞争力的作用为切入点,寻找马克思主义理论基础与中外思想资源。“共产主义道德是共产主义事业的基础”“思想道德和科学文化素质决定综合国力和国际竞争力”等是立德树人对国家核心竞争力作用研究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基础;“欲求自强之道,总以修政事、求贤才为急务”等是中国传统文化思想资源;文化价值因素、心理与精神因素、态度因素、民族性格对社会经济发展产生显性影响是重要的西方思想资源。第二,厘清了立德树人与国家核心竞争力两者的内在关系。在对立德树人、国家核心竞争力等核心概念的内涵、要素、地位的分析基础上,进而把握“时代新人”是立德树人对国家核心竞争力发挥作用的实践主体。立德树人与国家核心竞争力两者的内在关系则表现为统一于实现中国梦的过程中相互合作,共筑于形成国家开放战略中相互渗透,共建于互为对方营造环境中相互协调,共构于实现人全面发展目标中相互支撑。第三,剖析了立德树人对国家核心竞争力作用及其作用发挥机制。坚持马克思主义、坚持党的领导、坚持社会主义道路发挥政治引领作用;发挥理想信念、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爱国主义的精神动力作用;实现智力支持、人才支撑、环境优化的保障作用等是立德树人对国家核心竞争力的作用。以政治是经济集中表现的马克思主义政治观为方向机制,以教育具有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双重属性为连接机制,以把方向、协调各方等为内容的党的领导为保证机制,以人的利益、使命、理想为导向的个人发展动力机制等则是立德树人对国家核心竞争力的作用发挥机制。第四,分析了立德树人对国家核心竞争力作用的现状及优化路径。根据我国在国际竞争中的排名和总结立德树人的表现,构建了立德树人对国家核心竞争力的作用的指标体系。用显示性指标概括分析了两者常年的整体状况,用解释性指标详细分析了两者近年的具体状况,得出需要继续重视“坚持马克思主义、坚持党的领导、坚持社会主义道路”“理想信念”“爱国主义”“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结论。最后从加深对国家核心竞争力的全方位认识,人才培养体系建设、高等教育体制改革、加强党对高校领导等维度探讨立德树人对国家核心竞争力作用优化路径。本文通过实证分析,弥补了立德树人促进国家发展缺少实证研究的短板,采用的数据来源于对大学生思想政治状况调查的统计（共计21年）,并与国际数据进行结合,具有科学性和说服力。

张金艳^[3]（2019）在《经济法视域下我国技术创新的国家干预研究》文中研究指明作为驱动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内生要素,技术创新不仅是现代生产力的重要表现,更是推动经济结构调整和引发产业革命的重要内核,在新技术革命时期,尤其如此。虽然技术创新的主要参与和推动力量是企业等市场主体,但创新的持续推进离不开必要的国家干预。历次工业革命无不彰显国家在技术创新中的重要干预色彩,国与国之间的竞争实则以科技创新为内核的核心竞争力之争。2018年备受关注的中美经贸摩擦不仅仅是单纯的国际经贸摩擦,更是两国之间创新能力的博弈;不仅是技术之战,更是法律之战。迈克尔·波特的国家竞争优势理论亦表明,在创新驱动经济发展阶段,企业技术创新和政府作用都是构建一国竞争优势的重要因素。制度创新决定技术创新,技术创新引领经济发展离不开相应的制度创新与有力保障。创新必需的良好法治、竞争、文化等营商环境的营造不仅是国家干预经济运行的重要目的,更是其干预的重要表现。经济法作为促进和保障经济健康、协调发展之法,对经济运行的介入和调节使命决定了其内含的国家干预本质。在众多法律制度领域,经济法在有效链接政府与市场、实现科技与经济深度融合中的重要规范与保障作用无可取代。经济法语境下的国家干预既是尊重市场经济规律的谦抑性干预,又是以整体经济利益最大化为目的的适度干预。经济法既能对技术创新行必要的促进、激励与保障作用,又能以其特有的规制功能引领技术创新朝向合理化方向发展,通过激励与规制双重维度的作用发挥,彰显其在创新驱动发展时期经济发展促进法的本质。本文立足于全球新一轮技术革命和产业变革的时代背景和我国创新驱动经济高质量发展的现实需求,基于技术创新的生产力本质和国家干预经济运行的经济职能,在经济法视域下考察技术创新的国家干预问题,意图在经济法国家干预理念与制度保障下,正确界定技术创新领域国家干预的最优体制保障、最佳界限厘定等,在促进技术创新与防范技术风险的双重维度充分彰显经济法在技术创新国家干预中的制度作为。这既是对技术创新与经济发展的必然因应,亦是经济法自身制度创新的应有之义。本文共有五章,沿着基础理论——提出问题——分析和解决问题的基本研究与论证逻辑进行展开。具体如下:第一章为技术创新的国家干预与经济法:理论与因应。该章试图建构本文研究的理论基础与视域勾连。第一节首先从技术创新及其国家干预的基本内涵展开,界定了本文研究范畴下的主要概念。本文的技术创新是以企业为主体、涵盖技术研发、成果转化以及产业化运营全链条的完整经济行为,国家对其干预建立在弥补或修复市场失灵、防范技术风险等基础之上。文中的国家干预并非广泛意义的国家干预,而是以政府等经济管理主体为主的政府干预行为,与政府干预具有概念统一性。这里的概念解读与限定意在与经济法视域下国家干预经济运行的基本研究语境与范畴保持一致。接着梳理了技术创新的基本理论,回顾比较了不同阶段技术创新理论中相应国家干预元素的变迁,试图解构论文中技术创新领域国家干预的由来及演进。第二节重点梳理了技术创新国家干预的不同理论分支,为论文研究技术创新的国家干预问题奠定直接理论基础。本节对相关理论的梳理与介绍主要从国家干预技术创新的不同维度进行分类,首先从激励、引领、促进技术创新的国家干预视角,重点介绍了技术创新国家干预的市场失灵理论和市场创造理论。根据传统的国家干预理论,技术创新领域国家干预的必要性主要源于该领域市场失灵的存在。技术创新因其明显的知识外溢性、高风险性等特征使其具有不同于一般市场失灵的特点与表现,决定了不同的国家干预需求。在对技术创新领域传统市场失灵理论梳理与阐述的基础上,论文接着对近年来西方非主流经济学关于技术创新领域的“市场创造理论”进行了介评与分析,意在拓宽本文技术创新国家干预的理论支撑。市场创造理论对于技术创新领域的国家干预解读超出了一般意义上国家干预的诱因与范畴,将国家在新技术革命时期技术创新领域的相应超强规划与干预解读为弥补或修复市场失灵之外的市场创造的内容。这也是近年来在非主流经济学领域备受关注的全新观点,其在技术创新领域“企业家型国家”的角色定位的确反映了现代国家在新技术革命和产业变革中的重要作用。无论该理论是否超越了传统意义上国家干预的市场失灵理论,其对印证技术创新领域国家干预的不可或缺都有所裨益。其次从防范技术风险、保障国家经济安全的干预视角,重点介绍了技术创新国家干预的风险社会理论和负责任创新理论,意在从规制与约束技术创新负面效应的角度,为技术创新国家干预的另一维度寻找理论支撑。现代社会充满了风险,其中技术创新尤其是新技术迅速发展带来的风险更加难以预估。技术创新作为一把双刃剑,其在具有促进经济发展典型正外部性的同时,亦会因技术成果的滥用带来诸如环境污染、经济秩序失范、危及经济安全等负外部性,甚至会挑战道德、伦理与法律等。国家必须进行一定程度的干预,对技术创新带来的风险进行预防与消弭,敦促技术创新主体进行负责任创新。而无论是风险社会理论还是负责任创新理论,其实都暗含了必要的国家干预需求。而其中不当的国家干预与规制本身又可能成为新的风险源泉,因此必须将这种国家干预纳入法制的框架,以避免其干预在消弭市场失灵的同时,产生新的干预失败问题。这种需求就与经济法本身的国家干预本质具有天然的契合性,因此,论文最后介绍了经济法语境下的国家干预理论,为本文经济法语境下研究技术创新的国家干预问题建立自然的理论衔接。经济法作为国家干预本国经济运行之法,本身就具有对市场失灵与政府失灵进行双重矫治与匡正的内在功能,技术创新的国家干预作为国家干预经济运行的必要组成部分,自然与经济法的国家干预理论具有天然契合性。论文分别从国内外经济法概念与代表性经济法国家干预理论的视角诠释该理论的主要内容。以上相关理论建立了经济法视域下技术创新国家干预的完整理论架构,也奠定了全文研究与论证的维度与基调。第三节针对技术创新的国家干预与经济法之间的因应重点着墨,亦是本文论证的重要铺垫,主要在于解决从经济法视域下审视与论证技术创新国家干预的必要性。技术创新会影响制度创新,推动其不断发展完善;而制度创新又进一步保障与规范技术创新。论文主要基于技术创新与制度创新之间的协调互动关系,为接下来论证技术创新与经济法之间的因应奠定基础。技术创新尤其是新技术革命直接推动经济法的发展,同时经济法的基本特征、功能及回应性品格也决定其回应技术创新及其国家干预的必然性。经济法不仅要在技术创新过程中不断回应与调适、完善自身,更应以其必要的创新与发展,保障技术创新在安全、有效的制度环境中运行。论文主要从经济法的经济性和现代性特征、经济法促进发展之法的使命以及经济法之风险防范与规制法功能等三个方面论证经济法与技术创新的国家干预之间的必然回应关系。以上对经济法与技术创新及其国家干预之间关系的论证再次夯实本文研究的范畴与语境。第二章为经济法视域下我国技术创新国家干预之现状。该部分是论文研究的实证逻辑起点,目的在于通过对我国技术创新及其国家干预现状的分析,探寻其中存在的问题及瓶颈。第一节主要论述了我国技术创新体制发展的不同时期、取得的主要成就及存在的问题。经过多年科技体制改革与发展,我国技术创新取得了较为突出的成就,正在逐步跨入创新型国家行列,但是仍然具有较大的提升空间。机制体制尚需完善、自主核心技术依然缺乏、距离创新型国家标准还有差距等,这些均制约国家核心竞争力的提升,同时也对相应国家干预提出了更高的要求。第二节重点论述了我国促进技术创新相关国家干预的现状,从国家干预技术创新的第一个维度展开。本节首先论述了促进技术创新国家干预及经济法规制的正当性。促进技术创新几乎是所有国家干预技术创新的首要目的,也是国家在创新驱动发展战略中发挥重要作用的基本体现,主要在于通过克服技术创新过程各环节存在的市场失灵问题,更好激励和促进技术创新与发展。在技术创新的基础研究、共性技术研发、应用研究、技术开发与扩散以及市场进入等不同阶段,存在的市场失灵及相应国家干预需求是不同的,因此国家介入的程度与手段也应有所区别。经济法作为规范国家干预经济运行之法,理应通过其促进经济发展的相关规范在促进技术创新的国家干预过程中发挥其重要保障作用。论文接着阐述了促进技术创新国家干预的相关政策及具体举措。主要梳理了我国不同时期的科技创新政策与产业政策。此处的国家干预政策主要表现为国家层面的战略、规划等顶层制度设计,也属于广义上的经济法律规范范畴。在国家干预技术创新的主要举措方面,论文分别从以加强知识产权保护为主的营商环境优化,加大财税、金融支持力度,优化政府采购支持,中小企业创新激励,主导或引导产学研协同创新等实践层面展开,意在说明及国家在技术创新领域的积极作为。最后重点论述了促进技术创新领域的具体经济法律制度的现状。首先梳理了激励技术创新及成果转化的专门法律制度安排与相关经济立法。在专门法律制度安排领域,本文主要列举了与科技成果转化与应用相关的具体法律,重点围绕《促进科技成果转化法》新修订部分的“市场导向”亮点进行了详细解读。在相关经济法律制度部分,本文重点围绕激励技术创新的宏观调控法律制度安排和维护技术创新市场竞争秩序的法律制度安排两个维度进行列举与介绍。前者主要体现为财政、税收、金融、政府采购、促进企业技术创新领域的相关法律规范,后者则主要是反垄断法、反不正当竞争法等市场规制法律规范,主要在于呈现经济法在促进技术创新领域的制度保障现状和基本样貌。第三节重点从国家干预技术创新的技术风险防范维度呈现我国经济法在防范技术风险领域的立法及制度现状。首先是对防范技术风险国家干预及经济法规制的正当性分析,论文从技术风险的定义出发,介绍了技术风险的不同成因、危害与不同分类。本文的技术风险主要是指技术应用过程中结合经济、政治等社会因素产生的外部风险或负外部性,并非指技术研发过程中因其不确定性产生的内部风险,该风险类型是促进技术创新国家干预过程中着力规避的对象。接着再次重申经济法对其进行规制的正当性。第二部分重点介绍了目前技术风险防范领域国家干预的政策及立法体现。由于促进技术创新的国家干预政策在所有技术创新政策中占据绝对优势地位,技术风险防范的政策内容异常薄弱,因此本部分与相关经济立法一并阐述与呈现。第三章为经济法视域下我国技术创新国家干预之困境,亦是本文的问题提出部分。该部分共分为三节,每一节呈现一个较为突出的困境或问题,为下文的针对性对策解决提供论证的对应框架。第一节从目前科技创新体制角度论述技术创新国家干预的困境。重点围绕现行体制下的主体同构与政策协调问题展开。体制是否顺畅直接关乎国家干预技术创新的效果,现行体制下的干预主体众多之累、协调沟通之困及政策弥合之惑均是制约干预效果与成本的重要因素,也是文章着力研究、探讨与试图解决的重要问题,意在通过干预体制优化下主体的同构、政策的弥合等为解决经济法视域下技术创新的国家干预扫清主体不统一与干预效果掣肘之困。科技与经济发展的深度融合不仅是创新驱动发展之基本要义,更是经济法与技术创新国家干预进行勾连的重要背景。在科技经济深度融合过程中,科技、经济等不同干预主体之间的协调与配合甚至是深度融合必要且迫切。现有体制下,与技术创新相关的国家干预主体涵盖了科技、经济等众多管理部门,看似国家对技术创新支持与鼓励的全面覆盖,但也会呈现出干预主体繁多、机构烦冗的困扰。在国家一贯主张并力促科技与经济发展深度融合背景下,当前科技与经济管理平行体制下的干预主体沟通、协调之困无疑会阻碍科技与经济深度融合的步伐,这也是导致我国长期以来科技与经济“两张皮”的重要原因。文章从科技与经济深度融合的提出及必要性入手,分析了科技与经济深度融合下技术创新国家干预主体之间的协调与政策联动之困。第二节重点探讨了技术创新国家干预的界限厘定之困。国家干预界限或政府与市场之间的关系问题是经济学和经济法学研究中历久弥新的话题,由于二者之间的界限始终难以准确界定,因此在技术创新领域依然具有探讨与研究的必要。在促进技术创新的国家干预方面,依然因干预越位、缺位并存对干预适度的把握造成困扰。在防范技术风险的相关干预领域,也存在监管与创新之间的平衡难题。技术创新过程中的国家干预越位或缺位其实就是干预失灵的问题,对其进行充分预警有利于尽可能减少干预失败造成的损失或成本,尤其在促进技术创新的举国体制下,过度的产业政策激励未必产生应有的效果。本节最后一部分以光伏和新能源领域的产业政策实施为例,探讨了目前对技术创新国家干预失败的预警不足之困,为下文进一步思考相应的经济法矫治对策进行铺垫。第三节为技术创新国家干预的经济法律制度不足之困。本节是在第二章经济法制度现状基础上,进一步从促进技术创新与防范技术风险的双重维度探讨经济法律制度的不足之处。目前虽然有关于促进和规制技术创新的经济法律制度,但是相关制度还很不完善,防范技术风险、新兴产业规制等领域亟需补缺。第四章为美国、日本技术创新国家干预之借鉴。本文重点选择美国和日本两个典型创新型国家作为蓝本,通过对两国不同科技经济发展和国家干预传统下技术创新领域国家干预及其立法的介绍评价,为我国经济法视域下技术创新国家干预的体制保障、界限厘定及经济法律制度完善提供启示与借鉴。论文前两节分别围绕美国和日本的技术创新及国家干预进行介评,分别梳理了两国科技创新与经济发展不同时期的国家干预及立法。美国虽然历来具有市场自由主义的悠久传统,对国家干预具有天然的排斥和反感,但是美国崛起与创新之路却始终伴随国家干预的影子,其在新技术革命时期的“企业家型国家”角色更为彰显,不同时期的科技政策与立法一直是其国家干预的体现和保障。美国自工业革命以来就是在政府与市场协同共进下依靠技术创新的力量逐步实现其经济的迅速崛起。日本虽然也属于资本主义创新型国家,并且和美国一样经历了早期经济复苏与发展过程中市场换技术的阶段,但是日本的引进、消化、吸收到自主创新之路却与较强的国家干预紧密相随,其一路发展过来的经济社会环境和国家干预传统与我国比较相似。日本这种政府主导的经济发展模式和广泛存在的产业政策对我国的创新型国家建设与经济改革与发展更加具有启示与借鉴意义。第三节重点总结美国、日本技术创新的国家干预及立法对我国的启示。首先,无论是倾向于市场自由的美国还是重产业政策的日本,在以技术创新为内核的经济发展过程中均离不开不同程度的国家干预,而科学完善的科技创新体制是其创新成功的重要保证。其次,美国和日本在创新型国家建设和发展过程中的国家干预是以充分尊重市场为前提的适度干预,国家干预与市场自由相得益彰、游刃有余,所有相关干预手段和措施均是基于市场失灵修复或必要领域的市场塑造和引领。美国和日本均重视对政府干预失败的预警,为尽量减少政府失灵,美国一直秉承市场优先、经济自由的悠久传统,对国家干预保持一定的忌惮和谨慎;日本为汲取创新领域相关产业政策的失败,也在不断调整干预力度与模式。再次,完善的法律制度是两国实现技术腾飞与经济跨越的重要保障。两国不仅高度重视促进技术创新的国家干预及立法,还注重对技术创新与发展过程中相应经济风险防范的立法规制,以保障技术创新驱动经济发展的同时,尽量降低野蛮技术创新带来的经济、道德、伦理风险与秩序失范。这些均对我国相应国家干预提供了有益启示与借鉴。第五章为经济法视域下我国技术创新国家干预之完善。本章为论文的对策篇,亦是论文着力追求的创新之处,论文针对前文提及的问题,在进行域外借鉴的基础上逐一进行完善。第一节为科技与经济深度融合下的干预体制优化,与前文提及的第一个突出问题相对应。论文认为,解决技术创新国家干预体制之困的关键是应积极探索科技与经济管理体制的大部制改革,通过进一步优化、整合科技与经济管理部门,使其具备从技术研发到投入市场、转化为产业的全链条技术创新管理与干预能力,避免因现行科技、经济管理体制相对分立下出现的干预低效问题。论文首先提出了科技与经济管理体制的大部制改革探索,介绍了大部制改革的含义及我国历次改革的概况,指出了科技与经济深度融合的现实需求和地方科技与经济管理大部制改革的探索等改革的内在动力和改革的基础,同时分析了改革面临的困境,进而提出了深度推进的具体措施等。由于大部制改革的推进并非一蹴而就,在现行体制下关键是解决好现有干预主体以及相关干预政策之间的协调与联动问题,论文针对以上问题亦提出了相应的解决对策。在现行体制下,尽量加强相关干预主体之间的沟通与协调,通过建立相应的沟通协调机制,降低干预的沟通成本问题;加强政策实施之间的协调与配合,减少政策实施中的掣肘与低效问题。第二节为我国技术创新国家干预边界的正确厘定。分别从应客观审视技术创新领域国家干预之边界、正确把握技术创新国家干预之限度、预警及矫治技术创新国家干预失灵等三个方面进行论述。第一部分内容为对技术创新领域国家干预之边界的客观审视。文章主要从坚守市场失灵弥补之边界,正视引领、塑造市场的超强干预之边界和探索技术风险防范之边界三方面展开。首先,技术创新是以企业等市场主体为主的自发行为,动力主要源于自身利益最大化实现的需要,放松管制、减少干预是技术创新所需的最佳外部环境。产业革命与转型是技术创新的最终归宿,只有尊重市场规律的谦抑干预、适度干预,才能真正突出企业的创新主体地位,激发企业的创新活力。其次,国家在基础研究和重大技术、关键技术创新领域的超强引领与干预必不可少,意在发挥其“企业家型国家”角色,这也和我国建构型、过渡型的市场经济体制相契合。再次,在抑制、消弭、防范技术创新风险和保障经济安全领域,国家亦负有重要的干预责任,文章强调了对技术风险防范领域国家干预的强化与重视,不仅与前文的风险社会及负责任创新理论因应,又与文章促进技术创新与防范技术风险的双重经济法律制度设计进行呼应。第二部分为正确把握技术创新国家干预之限度。首先论述了技术创新领域政府与市场之间的基本互动规则,接着阐述了技术创新领域国家干预的适度原则,该部分主要结合经济法国家适度干预原则进行论证。适度干预或需要干预其实是对国家干预界限的一种笼统却又相对灵活的表达,适度其实就是为了避免干预的越位或缺位问题。政府失灵的存在更需要国家在干预经济运行中始终保持谦抑的品格,以需要国家干预作为介入经济运行的边界标准。引领、主导型超强干预抑或以尊重市场为前提的谦抑、必要干预均以正确发挥技术创新驱动经济发展的重要作用为己任。本部分对适度干预的必要性、判定原则、判定标准及适度把握等进行了阐述。国家干预的界限与限度掌握不好,极易产生国家干预失败。第三部分重点论述了技术创新国家干预失败的预警及矫治。首先论述了国家干预失败的含义、原因及表现。在对一般意义上国家干预失灵进行界定与论述的基础上结合技术创新领域对其表现进行阐述。国家干预失灵或政府失灵问题一直以来都是不可回避但却难以有效解决与矫治的问题,技术创新领域亦是如此。本节最后一部分提出了相应的矫治方案。首先论述了公共选择学派关于政府失灵的一般矫治手段。但是无论是改革宪政、财政立宪还是引入公共部门的竞争与激励机制均非经济法视域下能够解决的问题。文章接着从立法、执法、司法及社会监督等方面简要论述了技术创新领域国家干预失败的综合矫治对策。经济法视域下的矫治与匡正主要借助于经济法律制度的建构与完善,将国家干预技术创新的行为纳入经济法律制度框架本身即是一种矫治,也是经济法对市场失灵与政府失灵双重矫治功能的重要体现。因此,文中技术创新国家干预失灵的经济法矫治其实就是通过相应的经济法律制度设计将其干预行为纳入法制的框架,也为文章最后一节经济法律制度完善埋下伏笔。第三节为我国技术创新国家干预的经济法律制度完善,呼应论文提出的最后一个问题,主要解决经济法视域下技术创新国家干预的制度完善问题。本节共有三部分内容,首先结合目前技术创新国家干预领域的政策与法律现状、困境,进一步强调了加强经济法制度建设的重要性,其实技术创新国家干预的经济法律制度既是广义的国家干预技术创新的重要内容之一,也是对其干预行为的一种规范与保障。接着呼应全文关于技术创新国家干预的基本维度,分别从促进技术创新与防范技术风险的双重维度展开对经济法律制度完善与创新的论述。前者主要论述了财政、税收、金融、政府采购、促进企业技术创新等领域相关法律制度和反垄断法、反不正当竞争法等竞争法律制度的完善,更好发挥经济法在弥补市场失灵,促进、激励创新方面的作用;后者则从防范新技术发展下共享经济、金融科技、人工智能产业、基因技术应用等新业态、新经济相应风险维度,通过相应市场监管或规制法律制度的创新或完善,发挥经济法通过必要的国家干预以防范相应经济风险、保障国家经济安全的作用。其中贯穿了国家干预过程中对鼓励创新与必要监管、创新主体私益与社会公共利益兼顾、创新自由与国家安全等兼顾的综合平衡与考量,亦对新技术革命时期政府、市场与社会等多元共治下的国家干预定位进行思考。结论部分再次重申关注与研究经济法视域下技术创新国家干预的重要性,并对未尽研究进行展望。要充分发挥经济法在促进、鼓励技术创新与有效防范、规制相应技术风险中的重要作用,就必须合理厘定技术创新国家干预的界限,正确把握干预的限度,对干预失灵进行充分预警并进行相应的矫治,同时还应关注科技与经济深度融合下的干预体制优化与主体同构问题。只有遵循制度创新保障和决定技术创新的规律,对经济法进行相应的制度创新与完善,才能在科技与经济深度融合和创新驱动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过程中,不负经济法促进发展之法的使命。

解慧娟^[4]（2019）在《马克思主义科技观发展演进研究》文中提出马克思主义科技观从广义上说是马克思主义创始人马克思、恩格斯开创并丰富的,由列宁、斯大林在社会主义初步实践中拓展,由中国马克思主义者在社会主义理论和实践探索中不断深化发展,由西方马克思主义者的有益探索思考而历史地形成的关于科学技术的功能、价值、影响、趋势的一系列思想、观点、观念的总称。马克思主义科技观的本质特征在于:马克思主义科技观是通过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理论视域,以劳动人民是历史的创造者从而是科技发展主体和动力的基本立场,以科技进步与物质资料生产发展为主线,以人类解放为追求而形成的。马克思主义科技观是马克思主义理论的重要内容,也是表征和展现马克思主义当代性的重要领域。它是一个包含一系列科技思想和观点、观念的系统的理论体系,是一个不断发展的开放的理论体系,是一个研究科学技术发展规律的理论体系。研究马克思主义科技观发展演进的意义在于:深入挖掘马克思主义科技观,把握马克思主义科技观发展演进的脉络,有助于我们正确认识和辨别各种非马克思主义科技观,有助于我们准确把握马克思主义科技观的本质与特征,有助于进一步发挥马克思主义科技观的现实指导价值。本研究紧扣的问题域在于:本文从马克思主义发展史的视角入手,围绕什么是马克思主义科技观、如何历史地系统理解马克思主义科技观及其发展、马克思主义科技观发展演进的基本规律和特征是什么这三个核心问题进行系统立体式论述。马克思主义科技观的内涵是本文研究的逻辑起点,对马克思主义科技观及其发展的系统解析是本文研究的主体,马克思主义科技观发展演进的规律与特征是本文研究的落脚点。本研究的总体思路是,概念界定——历史回顾——经典抽绎——观点梳理——演进分析——规律把握。即通过对概念的界定导入,对马克思主义科技观的历史背景发展演进历程加以描述,然后立足于马克思主义科技观的经典原着,精选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着作中的科技论述进行概括性分析,接着对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科技观从理论与实践结合上加以历史演进梳理与观点分析,加之西方马克思主义科技观的要点评价,最后得出马克思主义科技观发展演进规律与特征的总体结论。在内容覆盖上,本文通过对马克思主义科技观部分经典文本的深入解读、系统梳理和归纳评述,对马克思主义科技观的核心内容分科技功能论、科技动力论、科技依托论、科技异化论、科技人本论、科技系统论、科技趋势论等做了八个方面的归纳,并从系统论的视域整体性、动态性、目标性三个方面立体式阐述了马克思主义科技观的深层内涵。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科技观发展演进内容部分论述了马克思主义创始人马克思、恩格斯以及列宁、斯大林科技观的形成条件与背景,梳理和评述了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的科技观经典文本关于科技的重要观点。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科技观演进部分通过文献内容分析了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科技观的基本结构和主要内容,回顾了新中国建国以来我国科技观与科技战略的发展演进。本文尤其对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新时代科技观的最新拓展做了重点论述,包括其形成的时代特征、系统内涵、系统特征、实践要求等,深刻揭示了习近平新时代科技观对马克思主义科技思想的最新发展。本文还对西方马克思主义科技观做了阐述和评价,以力求使马克思主义科技观发展演进脉络和全貌有一个整体的展现。在逻辑组织上,本文力求较全面覆盖马克思主义科技观的主要内容,并在历史与逻辑的统一上,理论与实践的结合上,较全面梳理马克思主义科技观的发展历程,揭示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中国化马克思主义、西方马克思主义分别对马克思主义科技观的形成、丰富、拓展、发展和解释所作的历史贡献,从而找出马克思主义科技观与时俱进、继往开来、传承接力、不断演进的历史脉络。在分析方法上,本文从马克思主义创始人马克思、恩格斯的科技观,到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列宁和斯大林的科技观,再到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科技观,加之辅助分析西方马克思主义科技观。在此基础上,最终总括得出了马克思主义科技观发展演进的几条基本规律,如科技观演进与物质生产力发展相统一、与不同时代发展特征相统一、与实践要求相统一、与马克思主义人的解放理论的本质要求相统一的规律,并从认识和改造世界是马克思主义科技观的核心命题、唯物史观是马克思主义科技观的贯穿红线、实事求是是马克思主义科技观贯穿的思想路线、与时俱进是马克思主义科技观贯穿的理论品格、海纳百川是马克思主义科技观贯穿的开放视野、人民利益是马克思主义科技观体现的永恒追求、应对挑战是马克思主义科技观体现的精神特质、承前启后是马克思主义科技观发展的活力所在等八个方面对马克思主义科技观发展演进的鲜明特征进行了理论归纳。

翟美荣^[5]（2014）在《科技生产关系与产学研合作本质探究》文中研究表明产学研合作是企业、高校、科研院所等合作主体在政府的宏观调控下以谋求共同发展为目标,发挥各自特有的优势,形成风险共担,利益共享的合作创新共同体的活动。随着国内外经济发展形势的变化及新的科技革命时代的到来,特别是随着我国创新型国家建设目标的确立,当前经济运行的重大障碍是解决科学技术成果向现实生产力的转化问题,为此需要充分发挥产学研合作创新促进生产力转化的功能,在这种情况下,产学研合作创新已成为企业、高校、科研院所发展和市场竞争力提高的动力与源泉,产学研合作创新的战略地位也更为突出。本文在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背景的基础上,对科技生产力的二重性特点进行了分析。科技生产力具有一般生产力的共性即科技生产力的三要素,包括科技劳动者、科技劳动工具和科技劳动对象；同时科技生产力又具有自身的特性即科学技术可通过产学研合作形式转化为现实的生产力。科技生产力的急剧发展,迫切需要与之相适应的科技生产关系,科技生产关系也具有二重性。科技生产关系同样具有一般生产关系的共性,表现为科技生产关系的内容构成即包括科技劳动资料的所有制形式、科技劳动者之间的活动形式和科技劳动成果的分配形式；同时科技生产关系也具有自身的特性,即科技生产关系促进科技生产力转化的功能构成,这种功能构成的发挥能够促进科学技术创新成果高效、迅速地转化为现实的生产力。在上述分析基础上,本文试探提出当前产学研合作的实质就是与当代科技生产力相适应的科技生产关系形式,因为它具备科技生产关系的内容构成和功能构成的特点。产学研合作能够体现科技生产关系的内容构成：即产学研合作体现了科技生产关系的所有制形式、活动形式和分配形式；同时产学研合作能够体现科技生产关系的功能构成：即产学研合作加快科学创新过程、技术创新过程、工程创新过程、产业创新过程,从而促进科学技术向现实生产力的转化,实现“产”、“学”、“研”各方从独立自主创新发展到产学研三方联合创新,从而取得1+1+1>3的协同效应。在上述理论指导下,论文以沈阳市主导型产学研合作共同体建构促进科学技术向生产力转化和沈阳市产学研合作创新提升主导产业丰厚度为案例进行实证研究,充分体现了产学研合作功能的发挥能够加快沈阳市创新能力的提高和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加速国家中心城市的建设,从理论和实际相结合的角度进一步明确了产学研合作成为与科技生产力相适应的科技生产关系实质的具体表现。

郑文范,张卓群^[6]（2011）在《论STS研究与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建设的结合》文中提出在现代科学技术已经成为第一生产力的情况下,STS的主要研究是对社会主义社会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关系进行新探索,要通过通过STS研究明确社会主义的生产力特点,明确社会主义的生产关系特点,明确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二重性的特点,促进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建设。同时通过STS研究与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建设的有机结合,解决目前STS研究无心化、无向化、无序化、边缘化等问题,提高STS研究的学科影响力和竞争力,加快构建中国特色的STS研究理论纲领。

王东^[7]（2010）在《马克思主义知识分子论》文中提出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在构建科学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同时,对当时的知识分子的阶级属性、地位与作用和具体措施等问题花费了大量笔墨来加以研究。在马克思、恩格斯看来,知识分子是个历史的概念,是人类社会发展到一定历史阶段的必然产物。在马克思恩格斯的有关知识分子内容的着作中,他们从唯物主义的视角,以生活来源、经济地位这把尺子作为划分阶级属性的标准,也就是说,划分阶级的依据,只能是人们的经济地位,即对生产资料的占有关系和剥削关系,这是唯一合乎科学的依据。马克思恩格斯用这种阶级分析方法,得出的结论是非常符合实际的。在马克思、恩格斯看来,科学知识是推动历史前进的决定力量。科学技术知识是生产力,而生产力最关键最重要的因素是人,是依靠和发展掌握科学技术的知识分子。因此说,知识分子的社会地位和社会作用是巨大的。马克思恩格斯关于知识分子的理论问题提出以后,更在社会实践中得以应用,指出在无产阶级争夺领导权和未来共和国的建设中必须建设一支数量充足的真正的马克思主义知识分子的队伍。坚决克服排斥知识分子的倾向,坚决反对把他们拒之门外。而要对他们进行客观的实际的分析,不看家庭出身,社会关系是否复杂,更看重自己的现实表现。对转过来的资本主义社会中的知识分子要采取团结教育政策加“盐酸”溶化他们。万不得已情况下,采取收买旧社会知识分子身份和威慑办法来为我方服务。这些方法是符合客观实际的,体现了一切从实际出发、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原则,是符合辩证法思想,对马克思主义知识分子理论体系的建立起到了奠基作用。对于知识分子的社会地位及作用方面,列宁更是在继承马克思恩格斯留给后世的这一宝贵精神财富的基础上,更加注重知识分子的作用。他认为,没有进步的知识分子参加革命,就不会产生无产阶级的科学理论,也就不能组成先进的政党,更不能把马克思主义理论深入到工农群众中去,也就不能调动工人阶级的积极性,提高工人阶级的思想觉悟。要建设共产主义,就必须掌握科学与技术,劳动者只有掌握了最新的科学技术文化知识,才能真正成为发展生产力的开拓者和承担者,才能创造出巨大的财富。在无产阶级政党的知识分子政策上,列宁的知识分子理论是形成初步体系的,是具有开创性的历史贡献的。但由于时代条件的限制,列宁的知识分子政策不可避免地带有历史的局限性。混淆了知识分子的阶级属性和政治归属问题,把他们确定为资产阶级或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给他们以不应有的政治待遇,伤害了一部分参加革命知识分子的心。在领导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的过程中,中国共产党对知识分子的阶级属性是小资产阶级的知识分子,然后是劳动人民的知识分子,再然后是工人阶级知识分子的认识变化的过程。中国共产党很重视知识分子的地位和作用。在对待知识分子问题上有许多成功的经验,但是也经历了曲折和失误,留下了深刻教训。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这是马克思、恩格斯、列宁从来没说过的话。改革开放以来,尊重知识、尊重人才在中国已经形成了普遍风气。江泽民全面贯彻邓小平的知识分子理论,提出了“四个尊重”。并全面落实“科教兴国”战略和“人才强国”战略。在知识经济飞速发展的今天,胡锦涛提出创新型人才理念。这是对马克思主义知识分子理论的继承和发展,对于做好当代的知识分子工作,推动全社会尊重知识、尊重知识分子、促使知识分子在社会主义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中发挥聪明和才智,起到了积极的作用,并且已经形成了马克思主义知识分子的科学系统的理论体系。

赵洪波^[8]（2008）在《历史传承与现代追寻:论邓小平的科技生产力思想》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本文从历史的角度分析了科学、技术和生产力从不相关到弱相关,再到相关联,最后到强相关的演进过程,阐明了邓小平同志"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思想是立足于历史并在新的实践基础上得出的科学结论,是对科学、技术和生产力关系的最新概括。

庄绪策,黄红发^[9]（2007）在《构建和谐社会的动力机制——对邓小平社会主义发展动力观的再思考》文中提出邓小平立足我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伟大实践,深刻地阐明了"改革,现代化科学技术,加上我们讲政治,威力就大多了"的道理,形成了一种"合力论"的社会主义发展动力观。文章在分析邓小平社会主义发展动力观的基础上,进一步探寻了构建和谐社会的动力机制。全面准确地把握邓小平的社会主义发展动力观,对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具有重大的理论意义与实践意义。

薛建明^[10]（2007）在《中国共产党科技思想及其实践研究》文中研究指明人类文明的每一次重大进步，都体现着科学技术的作用和意义。科学技术的巨大发展，促进了人类生活方式、生产方式以及思维方式的根本性变化，是近代以来人类社会发展的主旋律。中国是世界上文明发达最早的国家之一。在16世纪前中国的科学技术一直处于世界先进地位。由于种种主客观原因，曾在科技上有过光辉成就的中华民族，在近代却远远落后于西方发达国家。中国共产党成立以后，以马克思主义科技思想为指导，紧密结合中国的实际，大力发展科学技术事业。经过80多年的艰苦奋斗，形成了一整套有中国特色的科技思想，领导全国人民建立了学科齐全、独立完整的科学技术体系，缩短了我国与发达国家之间科技水平的差距；而且在某些科技领域的年研究成果已经达到或超过国际先进水平，对中国现代化建设起到了巨大的促进作用。但就目前而言，我国科技发展的整体水平依然落后于发达国家，在科技发展的指导思想、科技政策、科研体制和科技创新等方面还有很多不足之处；在某些方面、某些领域甚至严重制约着科技的进步与发展。为了实现我国在二十一世纪中叶达到世界中等发达国家水平这一宏伟目标，我们必须在科技进步方面作出更大努力，并为下一阶段科技水平全面提升和进入世界先进国家行列奠定良好的基础。而要尽快赶上世界发达国家，依靠科技发展促进中国的现代化进程，就必须有正确的科技思想来指导科技实践。系统研究建党以来党的科技思想及其实践的历史过程，并比较党的主要领导人的科技思想的异同，评价其成败得失；以历史为明鉴，以现实为考量，对新世纪中国科学技术事业的发展的指导思想、发展战略、主要政策措施等提出参考性建议。因此本选题有着一定的历史和现实意义。关于当代中国科学技术发展问题，学术界多侧重于对科技发展史的研究，而对科技思想尤其是对党的科技思想研究很不够。而且，对党的科技思想研究一般仅限于对党的领导人在某个历史时段的个体研究，鲜有人对建党以来党的领导集体科技思想及实践效果进行系统分析和总结。因此本选题具有一定理论价值和学术意义。本文以中国共产党成立以来八十多年的发展历程为研究时段，以马克思科技思想为指导，以党的科技思想演进发展为主线，以党带领全国人民发展科学技术事业的实践为依托；重点探讨某些重大决策出台的历史背景、现实原因、指导思想、主要政策措施和实施效果，对其得失成败、经验教训进行总结和反思。最后，结合新世纪科技发展面临的新形势、新机遇和我国的现实国情，对未来我国科技发展的指导思想和方针政策提出对策建议。本文除绪论外共分为六章。第一章研究建国前中国共产党科技思想形成及其与实践的初步结合。首先，通过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反思和分析西方文明的传入对中国当时社会的冲击，来探寻党的科技思想产生的背景渊源；其次，对建党前后党的创始人的科学思想进行梳理，探讨其对党的科技思想形成产生的理论影响；第三，对土地革命、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不同的历史阶段党的科技思想初创、形成和科技实践进行研究，分析了不同时期党采取的发展科学技术为革命战争服务的指导思想和政策措施，并研究其对建国初期的影响。第二章研究了从建国到改革开放前党的科技思想曲折发展及其对实践的影响。建国后，以毛泽东为核心的党的领导集体确立了“科学为人民大众”的新中国科技事业的根本指导思想；发出了“向科学进军”号召，制定了国家科技远景规划；带领全国人民迅速改变了中国科学技术“一穷二白”的落后面貌，并在国防等领域取得了一系列科技成果。在本章的三、四节着重研究了党的“技术革命”思想，客观分析了从反右运动到“文化大革命”期间中国共产党科技思想的曲折发展的历程，评述了科学政治化思潮对中国科技事业发展的消极影响和危害。第三章研究改革开放后到20世纪80年代末党的科技思想发展深化及其对实践的指导。这一时期党的科技思想是新中国成立以来科技发展成功与失误正反两方面经验教训的总结。它以邓小平科技思想为核心，在完成拨乱反正的基础上，重申了马克思关于“科学技术是生产力”的观点；阐明科学技术现代化对国家现代化的关键作用；倡导形成尊重知识，尊重人才的良好社会氛围；强调科技体制改革和发展高科技的重要意义；创造性的提出了“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论断，并以此为基点构建了新时期党的科技思想体系，指导着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科技实践活动。第四章研究跨世纪党的科技思想深化创新及其对实践的引领。这一时期以江泽民为核心党的领导集体继承了邓小平科技思想的精髓，深刻把握20世纪90年代以来世界科技革命的新特点，将科学技术放在优先发展地位；组织实施了“科教兴国”战略；提出了科学技术是先进生产力的体现和标志，并将科技创新提升到民族兴衰的高度；形成了跨世纪党的科技思想及其实践体系，有力的推动了我国科学技术事业的飞速发展。第五章对党的主要领导人科技思想进行比较研究。在按照历史的轨迹对建党以来党的科技思想及其实践进行了全面梳理的基础上。为了使研究更加深入，在本章将党的主要领导人毛泽东、邓小平、江泽民科技思想产生的历史境遇、对科技本质功能的认识、科技发展战略目标和科技发展的动力认识等方面进行横向、客观地比较，探寻党的科技思想演进规律。第六章是历史启事与现实考量。联系中国科技发展的需要，回顾历史并从中寻求有益的借鉴和启示，是本文研究的立足点和价值所在。历史研究表明，党的科技思想的演进历程是一个曲折发展的历史进程，新中国科学技术事业的曲折经历给我们提供了宝贵的经验和教训。因此，本章结合当前我国科技发展面临着许多新的问题和挑战，从科技发展取向、科技发展理念、科技发展路径与科技价值指归四个方面，来反思前人所走过的弯路、探讨新世纪我国科技事业发展的指导思想，为我党明晰制定未来科技发展战略及其政策和措施提出对策建议。通过研究表明：1、在科学和民主精神感召下诞生的中国共产党与科学技术有着不解之缘。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党对科学技术的重要性有了初步的认识，产生了一系列科学论断，并在极其艰苦的战争状态下开展一系列科技实践活动。2、建国以来，中国共产党十分重视发展科学技术事业。虽然党的科技思想经历了曲折，但党的科技思想始终在正确轨道上不断发展、深化和创新，并在不同的历史阶段指导着科技实践活动，出现了新中国科技史上的三个“黄金期”，使我国的科技事业得到了迅速发展，取得了巨大成就。3、尽管党的主要领导人由于历史背景不同，但他们的科技思想的出发点和归宿点都是追求国家的强盛、人民的富裕；其价值取向都是将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同中国的现实国情相结合，努力探索我国科技事业发展的自身规律和时代特征。因此，他们的科技思想是承前启后，一脉相传的有机整体，是立足于马克思的科技观并与时俱进的产物。4、以史为鉴，实现21世纪中国的科学技术健康和持续的发展。首先，要保持科学技术稳定发展的政治环境，重视“科学”与“技术”的本质区别，以利于科学技术按其自身规律发展；其次，应将科学技术的进步服务于人与自然和谐关系的重建，以促进科学技术的可持续发展；第三，坚持技术引进与自主创新并举，以推动中国科技事业跨越式发展；第四，突出“以人为本”的思想，在科技进步的历史进程中实现人的全面解放，以实现科技价值的最终指归。5、中国共产党科技思想的产生、演进和发展，离不开近百年来中国现代化发展的历史背景。因此，不论是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还是建国以来的不同历史阶段，党的科技思想具有内在的有机联系，中国共产党科技思想的发展是一个自然的历史过程，它支配和影响了中国科技现代化乃至整个现代化的实际进程。

二、关于“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再思考（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关于“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再思考（论文提纲范文）

（1）钱学森社会主义国家建设思想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2）高等教育立德树人对国家核心竞争力的作用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3）经济法视域下我国技术创新的国家干预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4）马克思主义科技观发展演进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5）科技生产关系与产学研合作本质探究（论文提纲范文）

（6）论STS研究与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建设的结合（论文提纲范文）

（7）马克思主义知识分子论（论文提纲范文）

（9）构建和谐社会的动力机制——对邓小平社会主义发展动力观的再思考（论文提纲范文）

（10）中国共产党科技思想及其实践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四、关于“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再思考（论文参考文献）

• [1]钱学森社会主义国家建设思想研究[D]. 王秀芳. 兰州大学, 2021(09)
• [2]高等教育立德树人对国家核心竞争力的作用研究[D]. 王江波. 电子科技大学, 2020(12)
• [3]经济法视域下我国技术创新的国家干预研究[D]. 张金艳. 华东政法大学, 2019(02)
• [4]马克思主义科技观发展演进研究[D]. 解慧娟. 兰州大学, 2019(08)
• [5]科技生产关系与产学研合作本质探究[D]. 翟美荣. 东北大学, 2014(10)
• [6]论STS研究与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建设的结合[J]. 郑文范,张卓群. 长沙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1(05)
• [7]马克思主义知识分子论[D]. 王东. 哈尔滨师范大学, 2010(07)
• [8]历史传承与现代追寻:论邓小平的科技生产力思想[J]. 赵洪波. 党史文苑, 2008(02)
• [9]构建和谐社会的动力机制——对邓小平社会主义发展动力观的再思考[J]. 庄绪策,黄红发. 四川省社会主义学院学报, 2007(04)
• [10]中国共产党科技思想及其实践研究[D]. 薛建明. 南京农业大学, 2007(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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