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纪念熊十力先生诞生一百周年学术讨论会综述（论文文献综述）
蒋飞燕[1]（2021）在《中国人的科学价值观演变研究（1915-1949）》文中研究指明鸦片战争之后,我国一步一步沦为半殖民半封建地社会,处于任由西方列强宰割的悲惨局面。中华民族处于生死存亡的时刻,中国面临着争取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的时代难题与历史使命。为此,中国人民历尽艰难,进行了伟大卓绝的探索与抗争。在救亡图存和复兴民族的探索过程中,中国人民开展了轰轰烈烈的五四新文化运动,人们高举“科学”和“民主”的大旗,试图以科学救国,以科学实现民族的复兴。这一时期,“科学”被赋以了极大的期待。在当时中国人的眼中,科学具有无与伦比的价值,它不仅意味着可以制造坚船利炮,可以富国强兵,还意味着可以用以创造出一种新的社会制度,创造出一个新的世界。由此,当时的中国人形成了独特的科学价值观,在表现形式和具体内容上都具有自己的特点。中国人的科学价值观是中国人价值观体系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中国人的科学价值观”是指在近代中国内忧外患的特殊时代里,中国人在以“科学”救亡图存的过程中,所形成的关于科学的价值观念、价值思想、价值理论体系。由于近代中国处于落后贫困时期,科学并不发达,科普程度也十分有限,当时社会各阶层状况又复杂多样,很难一一分类加以研究,只能将当时的先进知识分子的科学价值观作为典型代表加以研究。具体而言,选取的代表人物有梁启超、张君劢、胡适、蔡元培、丁文江、陈独秀、李大钊、瞿秋白、毛泽东等。研究认为,他们的有关观点在很大程度上代表了当时中国人的科学价值观。从1915年新文化运动起,“赛先生”和“德先生”逐渐广为人知,并对中华民族产生了广泛而深远的影响。例如,当时的“科玄论战”对当代中国人仍然影响重大。1949年之前,中国人的科学价值观通过论战、宣传、教育等,使广大民众在一定程度上得以认知和认同。1915—1949年期间,中国人的科学价值观是向当代演进重要而关键的一个环节,对之加以研究,对了解把握当代中国人的科学价值观,对于继续贯彻落实科教兴国战略,实现中国梦具有积极的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1915—1949年中国人的科学价值观的形成,除了借鉴和基于西方科学价值观之外,还受到中国文化的影响,同时还赋予了当时先进知识分子回应“救亡图存”和“自强保种”时代使命的价值期望。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期的科学价值观主要以文化科学价值观和制度科学价值观为主。五四新文化运动之后,中国人的科学价值观呈现出多元化,因此多种科学价值观并存。除了上述两种之外,主要还有以下三种:其一是以西方近代科学为代表的自然科学家的科学价值观;其二是以马克思主义哲学、政治经济学、历史学等为代表的马克思主义者的科学价值观;其三是以新儒家哲学为代表的新儒家的科学价值观。注重科学的工具性仍是这个时期中国人科学价值观的一个主要特点。从五四新文化运动到新中国成立这一时期,期间的先进知识分子看重科学具有反对封建迷信、启蒙民众思想乃至变革社会制度的作用,相应的科学价值观在推翻压在中国人民头上的“三座大山”,建立新中国中起到了积极的作用。中国人科学价值观的演变轨迹主要是中国人以“科学”作为利器,探索中华民族救亡图存,走向民族复兴道路的过程。从五四新文化运动到新中国成立这一时期中国人的科学价值观,其演变具有自身的内在逻辑,那就是当时中国人以科学为基础对政治、经济、法律、文化等加以重新解读和选择,从而对自己国家的整体价值观、社会制度和发展道路加以重新选择。其中,马克思主义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以及中华民族“经世致用”等文化传统观念,对中国人的科学价值观形成和演变产生了重大影响,使之明显地兼备了两者的特点。科学价值观的形成和完善是一个历史发展的过程。历史经验证明,要使社会公众树立正确的科学价值观,必须经过相应的教育才能达成;中国人的科学价值观,其前后时代之间有继承和发展的关系,当代中国人的科学价值观是从五四新文化时期中国人的科学价值观继承发展而来,而且,在当代,这种价值观还在不断演进之中。通过梳理中国人科学价值观的演进及其得失,我们可以发现,五四新文化运动到新中国成立这一时期中国人的科学价值观,对处于新时代的人们树立正确的科学价值观仍然具有十分积极的启示意义。
察应坤[2]（2020）在《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村治派”对农村危机的思考与拯救》文中研究说明二十世纪二十年代末,山东实力派人物王鸿一联合了一批志趣相同者在北京创办了《村治月刊》,旨在全国推行以河北定县翟城村、山西村政为基本模式的“村本政治”。时人对此知识人群体以“村治派”称之。在王鸿一整合下,村治派不仅在学理上有吕振羽、梁漱溟、茹春浦等理论派人物鼎力加持,也获得了米迪刚、梁仲华、彭禹廷等地方自治力行者的实践响应,遂使村治思潮在全国渐成蓬勃之势。后在梁仲华、梁漱溟、孙则让苦心经营之下,村治派与其他团体相呼应,全国各地乡村建设运动纷纷兴起。以往的研究中,常常把“村治派”作为“民国乡村建设运动”的附庸来展开,未曾追溯村治派的起源,也没有考察它的发展历程,对于村治派的理论实践及其对于近代中国乡村社会转型发挥的作用也没有专题的研究。本文将村治派从起源到巅峰再到沉寂的过程作一事实的梳理,以弥补、校正已有研究成果的不足及成见;同时将村治派置于近代中国乡村社会转型的长时段历史进程中,清理出它的学理主线,并与政党介入、宗教介入的社会改革相对比,以探求儒家思想、马克思主义理论、自由主义三种思想指导下的乡村社会改革所呈现的不同面貌,进而观察国家力量渗透和基层社会改革张力下的近代中国乡村问题解决之道。村治思潮产生于近代中国农村社会危机的大背景之下。20世纪初叶中国农村的衰败,本质上是中国传统社会受到外来力量的冲击造成的,这也是任何一个“后发外生型”国家走向现代化的必经之路。晚清民国政府为应对国际国内新局面,出台了若干地方自治政策,试图缓解社会危机,由此催生了三个区域的早期村治实验:河北翟城村治、山西村政和曹州府善后局设立。正是这种社会生态,促成了“村治派”的产生及其对中国农村出路的不懈探索。1929年,王鸿一联合米迪刚等人创办《村治月刊》,标志着村治派的正式形成。早在1922年王鸿一和米迪刚在推动实行西北垦殖时相识相知,并在“村落自治是解决中国问题的关键”这一认识上达成一致。米迪刚亲身参与并主导的翟城村治为王鸿一“恢复民族自信力”的思想体系提供了样本参考和理论借鉴。1924年,两人在北京创办《中华日报》,呼吁以村落为单位进行乡村改革,并提出了一套以村治实践为基础的建国方案,但在时局动荡之下,影响极为薄弱。1929年3月,在阎锡山、冯玉祥支持下,王鸿一集合米迪刚、吕振羽等一批理论家和社会活动家,号召“实现革命主义、恢复民族精神”,创办了《村治月刊》,并以此为大本营研究村治学理、推行村治实践。众多学校、媒体、社团纷纷响应,一时间研究与推广村治成为全国潮流。民主政治的激进化是村治派主张的歧出。吕振羽由“改良”转向“革命”和彭禹廷由“民主”转向“封闭”是民主政治激进化的两个方向。“民主政治之如何确立”,是《村治月刊社宣言》里的重要内容,作为《村治月刊》的主编和主要理论旗手,吕振羽最初将“民主政治”定位为“三民主义的村治”,主张“非暴力的革命建设”,这与王鸿一“全民政治”和米迪刚“民主传贤”的主张是一致的。随着社会情境和个人际遇的变化,吕振羽开始由“改良”转向“革命”,认为发动农民斗争、革命夺取政权才是解决农村问题的正确路径。彭禹廷提倡以“缩小的三民主义”在宛西实施地方自治,后在多重重压之下,转向了一种封闭的权威性地方自治,最后以失败告终。与彭禹廷将地方自治缩小在局部的、封闭的、独立的空间范围不同,吕振羽更强调在一种更广阔的社会整体解决方案中来解决农村问题。两者之于村治派的歧出,恰恰是两种相反方向民主政治主张的激进化,由此得出的行动逻辑和实践行为也产生了两种不同的社会后果。梁仲华和梁漱溟的倾力合作推动村治事业走向巅峰。在韩复榘的支持下,梁仲华和梁漱溟接续王鸿一开创的“村治”事业,先有河南村治学院、山东乡村建设研究院相继设立,再有邹平、菏泽、济宁等实验县开办,乡村建设运动浪潮持续高涨。梁仲华负责乡建工作的组织与具体的行政事务,梁漱溟从社会与人心问题的逻辑出发,对“研究”“训练”“实验”等各项乡建具体内容进行理论建构和路径设计。村治派的理论主张有了广阔的实践区域,并把社会影响力扩散到了全国政商学各界,国民政府内政部以村治派的社会改革实践为参考,进行了全国县政改革设计和区域实验。在这种政治力量收纳、社会力量欢迎的态势下,乡村建设浪潮在全国兴起。三次全国乡村讨论会的举办标志着乡村运动的大发展和高涨,村治派的政治影响力和社会声望日隆。但在这种蓬勃壮阔的表象下,现实行政力量与社会改革运动的纠葛也在其中暗流涌动并日益激化。在政权对乡村社会的强力渗透和控制下,村治派的社会改革最终归于沉寂。菏泽成为第二实验县后,孙则让主导的以“乡农学校”组织民众自卫训练带动社会改革卓有成效,这一模式很快被韩复榘在全省区域推广以实现对乡村基层社会的有效控制。村治派所秉持的乡村改革的独立性全面消解。1932年第二次全国内政会议确立设置县政改革实验区,山东省政府在原来邹平实验县基础上加设菏泽为乡村建设实验县,并由王鸿一的学生兼同乡、时任山东乡村建设研究院副院长的孙则让亲往家乡主持实验工作。孙不负众望,在应对黄河水灾的同时,以“乡农学校”组织民众自卫训练,很快在地方治安、农村经济、乡村教育、地方自治等诸多方面取得显着成效。韩复榘从这一改革模式中看到了社会控制的极佳效果,遂令设立乡村自卫训练试办区,其后在抗战形势下,又根据梁漱溟等制定的三年计划,于全省逐次设立行政专员公署。山东乡村建设研究院的施政区域和社会影响力迅速扩大,基层中间组织的设立,有效抑制了土豪劣绅、奉官为匪等恶劣势力在乡村社会的蔓延趋势。但此区域的扩大,更多体现了韩复榘主导的政府控制体系对基层社会的强力渗透。韩复榘被罢免后,新任政府主席沈鸿烈撤销了山东乡村建设研究院,村治派成员各分西东,从此沉寂。作为村治派改革成效的参照,考察国民党政权控制下以纯行政力量推动或是宗教合作背景下的乡村社会改革,考察中共农村道路的探索,包括没有获得政权的早期海丰农民运动和获得局部行政权力的陕甘宁边区改革,可以得出以下结论:近代乡村改革无论是在何种意识形态指导下,乡村改革最初阶段的成效与尊重当地民众伦理情感认同的程度呈正向关联关系;乡村改革中政治权力介入呈现加强态势,行政力量与社会运动的追求目标或是共存,或是后者让位于前者。乡村建设运动激起了巨大的理论波澜。针对村治派的理论与实践,诸多批评纷至沓来。梁漱溟的乡村建设理论很多受到王鸿一的启发和影响,特别是“反对欧化俄化,恢复民族精神”这一主张,是对王鸿一“恢复民族自信力”思想的承继和发扬。村治派对于“村治为国家政治根本和社会组织基础”的看法有着高度的认识一致性。当时的着名评论家孙伏园观察认为“乡村建设为时代大势和国家命脉延续所需”,并把乡村建设运动与近代挽救国运衰败的五次大运动作为相互承接的脉络加以叙述。批评的声音主要来自于三个思想流派:东方文化主义派、自由主义西化派、左派经济学家。梁漱溟在与这三大派别的论辩中仍然坚持认为中国问题必须走理性解决之路即乡村建设道路,即坚持文化改造下的乡村建设路径,从正面培养公众意识,健全乡村团体组织,以新道德建设一种新的社会制度。梁漱溟在这些论辩中所展现出的变革、理性、独立的理论品质,正对应了村治派一贯对于道德原则的坚持和扞卫。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村治派对农村危机的思考和拯救最终归于沉寂,但他们对农村社会的发现,是近代中国由传统社会向现代转型的一种有益尝试。村治派在“恢复民族精神,保持固有道德之乡村自治”这个大方向下的理论探索和社会实践,在长时间轴和多空间维度上呈现了近代知识人对于民族国家塑造的努力和创造中国本土现代性的冲动。虽然这种努力和冲动未曾成为当时社会发展的主调,但反思这一历史过程,可以更为理性地看到中国乡村社会发展改革的关键性法则。其一,尊重民众伦理情感认同为乡村社会改革的基本原则;其二,渐进实施社会调控,保持社会资源总量对新体制实施的有效支撑;其三,适度区分有效衔接,实现行政力量与社会运动的良性互动,促进国家权力渗入与村落自主性之间的良性平衡。村治派对儒家伦理的坚守,在今天工业化、城市化、市场化、信息化进程中仍有其现实意义。如韦伯所言,革命的真正起因在于一种新精神的作用,“村治派”的主张在当时乡村社会边缘化的状态下提出,并抛开各种龃龉与桎梏而付诸实施,这是一种理性审视后逆流而上的奋勇行动。发现农民,认清乡土社会,这是王鸿一、米迪刚、梁漱溟等村治派知识人对近代中国现代转型的最大启蒙。
李小花[3]（2020）在《武汉大学中国传统文化研究中心大事记》文中研究指明（2019年1—12月）1月20日,欧阳祯人应邀在深圳图书馆作了题为"处事、治家与教育——朱柏庐先生治家格言"的演讲。26—29日,刘乐恒在越南河内参加由澳大利亚La Trobe大学中国研究中心主办的"《大乘起信论》与现代新儒学"国际学术会议并发表论文《马一浮与<大乘起信论>》与《唐君毅与<大乘起信论>》。本月,陈文新着《四大名着应该这样读》由中华书局出版。李维武负责的MOOC课程"中国哲学史（先秦部分）"被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评为国家精品在线开放课程。
李楠[4]（2020）在《解构与重建 ——新文化运动与孔学的命运》文中研究说明中国的近代史是伴随着血和泪开始的。1840年,中国在鸦片战争惨败,被迫与英国签订了丧权辱国的《南京条约》,从此,中国丧失了独立自主的地位,沦为半殖民地,不情愿地加入到世界秩序中去,开始了近代史的历程。随后,一系列不平等条约的签订,让西方帝国在中国取得了政治上、经济上、军事上、文化上等一系列特权。与此同时,西方的科学技术和文化大量地涌进中国,中国传统的社会结构面临崩溃,中国的社会性质也发生了改变,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学在中国社会的权威地位也遭到了威胁。中国未来向何处去?中国的出路在哪里?一批又一批拥有爱国情怀的学人纷纷去探寻中国未来的出路。他们先后从器物层面、制度层面进行了尝试与改良,但都不足以拯救内忧外患的中国。伴随着国内政局的急剧恶化,广大人民的苦恼烦闷,近代中国人把改革的视角转向了文化心理、伦理层面,即转向了代表着中国固有文化的儒家学说。在这一意义语境下,爆发了新文化运动。其实,自19世纪末,一些知识分子就已经对孔子及儒学产生过质疑,他们也进行过一些改良,孔子及儒学的地位也因此受到动摇,但大多都是皮毛的。20世纪前十年,制度层面的变革使得孔子及儒学的地位发生了改变。尤其是在1901年清朝政府推行的“新政”,在客观上加速了中国近代化的进程。1905年,废除科举制,儒学因缺少教育与人才选拔制度的保障,其独尊地位开始动摇。加之北洋军阀统治时期,社会黑暗,政治腐败,民族危机加重,封建复辟的逆流越来越嚣张,这让一部分民主主义人士认识到,此时的中国不仅是经济落后,更重要的是思想和文化的落后,民族要觉醒、要复兴,就势必要进行一场思想文化的彻底大革命。思想文化要革命,那么两千年以来一直作为官方意识形态存在的孔子思想势必成为革命的重点。从此,传统儒学面临着空前危机,康有为式的借助基督教的形式改造儒学计划也宣告破产。新文化运动由此开始。在新文化运动中,以陈独秀、李大钊、易白沙、吴虞、胡适等人为代表的文化激进主义者提倡“民主”和“科学”,拥护“德先生”和“赛先生”,试图在中国建立一个真正的民主共和国。他们认为只有提倡“民主”和“科学”,拥护“德先生”和“赛先生”才能拯救中国。而若要达到这一目标,就必须要宣传民主主义的新思想和民主主义的新文化,与此同时,批判封建主义的旧思想、旧道德、旧文化,若要批判封建主义的旧思想、旧道德、旧文化,就必须要批判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家思想。陈独秀等人以反对康有为的孔教运动和反对封建帝制复辟为导火索,批判孔子及儒家思想,又由批判孔子及儒家思想,进而否定整个中国传统文化。他们将儒家思想约化为“三纲”和礼教,认为“三纲”和礼教是儒学的全部,将礼教比作是吃人的。而儒家思想中蕴含着普世价值的仁学、忠怒之道、“五常”等思想,他们并未提及。文化激进主义者对孔子及儒学不遗余力的批判和摈弃,对中国传统文化造成了极大的破坏,这是有史以来中国传统文化的首次猛然断裂。在这场声势浩大的文化运动中,孔子、儒学遭受了巨大的打击,儒学在国人心目中的地位也受到严重动摇,如此之大规模的全盘性反传统主义在其他社会历史中亦从未出现过。然而,任何事情都具有两面性。由于新文化运动而造成的社会的变革与现代化进程对于古老的儒学而言,既是挑战,又是机遇。经历这场运动的洗礼,孔学的这一“解构”也正意味着它的再一次“重生”。这是因为,孔学在被文化激进主义者无情鞭挞和抛弃的同时,客观上却激发了孔子思想的重新崛起。可以说,经此运动“解构”了她与传统的社会制度、家族制度、社会积习等方面的联系。经过新文化运动的洗礼,偶像化的孔子已经开始从人们的思想中淡去,平民化、真实的孔子逐渐呈现在世人面前,这在很大程度上为后人理性、客观地评价孔子创造了条件,也使得儒学开始由传统形态向现代形态过渡。新文化运动之后,文化激进主义者和文化保守主义者围绕着中西文化问题、中国向何处去、儒学能否担当中国救亡图存的重任等问题,展开了激烈的争论,先后出现了中西文化论战、新旧文化观的论争、科学与玄学论战等。随着争论的不断深化,文化激进主义者与文化保守主义者最终分化成了中国马克思主义、自由主义西化派和现代新儒家三大思潮。这三大思潮相互对立又相辅相成,形成了 20世纪中国思想学术界三足鼎立的局面。其中,现代新儒家学派着重于儒家思想的固守和重建,成为新文化运动之后儒学发展的关键性一环,现代新儒家也成为20世纪振兴儒学发展的主要力量。现代新儒家的代表们以现代西方文化为参照,以复兴儒学为宗旨,力图重新诠释孔子学说,使孔子思想重新焕发生机。他们试图通过反省、融合、更新,完成中国传统旧思想的现代转换,并且开始尝试着从新的角度、从哲学的层面,理性地定位孔子及儒学。他们更多地关注孔子思想本身,关注孔子的人生哲学,希望用重振孔子人生哲学的办法来复兴儒学,进而从儒家文化中彰显出中国文化发展的内在理路,构成中国文化的未来走向。在第一代、第二代以及第三代现代新儒家学者的不断努力下,从20世纪初到21世纪初一百年的时间里,儒学在中国本土实现了形成、发展、沉寂以及重新回归和全面复兴。尤其是进入21世纪以来,儒学的种子再一次生根、发芽,展现出一派生机景象,不仅表现在学术领域中知识分子对儒学的新思考和新建构,而且还表现在民间大众之间,民间儒学、大众儒学、乡村儒学等等的兴起,使得儒学又重新走进中国广大人民的日常生活之中。
秦洁[5]（2020）在《民国时期（1912-1949）易学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本文是对民国时期（1912-1949）易学成果的整体研究。全文分为绪论、正文、余论三部分,从不同角度阐释民国易学。绪论部分,以时间为线索,概述民国近四十年间的易学史变迁。民国初年,时代鼎革之强力冲击、康有为式支持者之迷途、陈独秀式反对者之激进,最终形成合力,造成传统学术边缘化之局面,易学于数千年来第一次沦为“无人过而问津”之境地。值此之际,杭辛斋以其“精博”的易学研究新见,重新激发起时人读《易》、研《易》之兴趣;而胡适发起“整理国故”运动,亦使新学视野落在传统典籍之上。受二氏影响,二十年代之易学,研究类型不断丰富,成果数量不断增加,摆脱了边缘化之窘况,呈现出近代学术的新气象。二十年代末至抗战初的“黄金十年”中,得益于政治、经济、教育、出版之推动,易学之成果数量、方法类型、研究质量,胥臻近代高峰,《周易》在后经学时代再次成为一时之显学。四十年代,受持续战争的影响,易学研究在困顿中坚持,成果数量锐减,且未形成新的特色。正文四章,系本文主体,旨在阐释民国易学的范式类型,揭示民国易学的逻辑演变。通过比较诸易家在“新学（西学）”与“经学（中学）”间的取用,民国易学可分为“固守朴学易传统”“以旧识涵摄新知”“据新学重估经书”“返经学以开新见”四种范式类型。第一章“固守朴学易传统:汉学余声中的家法赓续”,以沈瓞民、尚秉和、徐昂为代表,他们承继清代朴学易辑佚文本、梳理易例、涵化新创等方法,以孟氏、焦氏、虞氏等汉易为研究对象,而在易学研究中不关切新时代、新思想、新知识。具体而言,第一节考沈瓞民的孟氏易研究。沈瓞民在马国翰辑佚成果的基础上,重点考辨《说文》资料与虞氏异文逸象等,虽仍有未尽、乃至错误处,但整体上对孟氏易作了更为准确、全面的辑佚;辑佚之外,沈氏还比较孟氏易文与虞氏易注之出入,以考辨纯粹的孟氏家法。第二节考尚秉和的焦氏易研究。尚秉和注《焦氏易林》,核心理路是据本卦、旁通卦、遇卦、遇卦之旁通卦四种视域,观各视域的上下卦象、互卦象、对卦象、覆卦象、大象、半象,实现别卦与八卦之象的对应;再据八卦所取《说卦》之象、历代逸象与尚氏所发明之逸象,最终实现《易林》卦象与文辞之对应。尚氏此种理路,仍是传统象数之方法,是将“观象系辞”理解为象与辞的严密对应,而试图“执象释辞”以还原成书的过程;反思来看,更为合适的诠释路径应为“假辞明象”,活看文辞以揣摩符号。第三节考徐昂对虞翻、张惠言之研究。虞翻以消息、卦变、旁通、之正成既济、月体纳甲等为其核心易例。张惠言创造消息系统,试图贯通虞氏核心易例,但与虞氏易注多有不符。徐昂虽屡屡质疑张氏背离虞氏,然据“同归殊途”之易学观,终服膺张氏而融虞、张为一炉。徐昂梳理虞氏易,所长在于细致的易注揆集与图示,所短在于系统欠缺与易例杂糅。第二章“以旧识涵摄新知:象数基础上的创新尝试”,以刘师培、杭辛斋为代表,他们整合传统象数资源,在同时肯定经学与新学的前提下,以经学为学术根基,而尝试融会新思想、涵摄新知识。具体而言,第一节考刘师培之易学研究。刘师培之易学,有传承与创新两个面向。一方面,刘氏承继经学的知识与方法,以明了汉代象数易例为治《易》前提,以经学家名世;另一方面,刘氏引入分科视野,践行平实、平等、客观、逻辑之研究理念,发掘攘夷革命与民主建国之致用思想,开近代新易学之先声,对后世易学影响很大。第二、三节考杭辛斋之易学。由“不立门户,不分派别,不论古今,不限中西”之理路,杭辛斋统括平议一切传统易学资源,涵摄融通一切古今中外学术,建构起“包罗万有”之易学体系,展现出“大象数”与“大易学”的恢弘学术气象。杭辛斋研《易》,以“明道立教”为其易学的根本精神。“易道”,是杭氏“大象数”与“大易学”的终极根据;“易教”,是杭氏易学的致用关切与价值落实。杭辛斋以其“精博”的易学研究成果,激发起时人读《易》、治《易》之兴趣,在治《易》所得与影响上,俨然成为近代易学第一家。作为民国易学之高峰,杭辛斋合会古今、因革传统之最大意义,是点化了象数的活力,创造了“活的”易学、“活的”经典。第三章“据新学重估经书:分科视域下的全新研究”,以胡适、古史辨派等为代表,他们彻底否定经学范式,在割裂传统的基础上,完全依归现代分科之学,重新估定作为典籍的《周易》,而进行哲学、史学、文字学、科学等维度的全新研究,成为现代学术主流。具体而言,第一节考哲学进路之研究。20世纪初,早期的“《周易》哲学”研究,多是零星地尝试,系统与深度都很有限。胡适本“求真”之理念,分离卦爻辞、《易传》与历代易学,而单纯研究《易传》哲学。在胡适的基础上,冯友兰更加贴近西方哲学问题,而阐释《易传》中之宇宙论与人生论。自胡适分观经传后,否定经文之哲学价值,一度成为主流意见;但随着“唯物辩证法”的传入,《周易》古经在“中国哲学史”中不再缺席。第二节考史学进路之新研究。史学对易学之影响,在近代经历了由“以史治《易》”向“以《易》为史”的转变,这一转变的实质是传统学术向现代学术的转型。“以《易》为史”,包括“以《易》为史料”与“以《易》为史书”两种类型,前者以古史辨派、唯物史观为代表,后者以胡朴安为代表。古史辨派易学以打破经学范式为目的,割裂孔子与《易》的关系,重新认定《周易》经传的年代与性质,影响很大,但其研究结论、方法、理念都有重要缺陷。汪震、郭沫若、曾松友、王伯平、荆三麟、李星可等都对《周易》的时代背景有所探讨,但诸氏之观点相互冲突、混乱不堪。胡朴安极端地将所有卦爻辞都看作历史之记录,释《周易》为一部从草昧时代到周初的史书,其说很难成立。第三节考文字学与科学进路之研究。随着古文字学发展,一批学者抛开易学旧注,取用新材料、新方法,新解《周易》文辞;然而对比当前出土易类文献,这些新说大部分不能得到新资料之支持。随着科学声誉日隆,一批学者抛开《周易》文本与历代易学,专治易卦符号,比附科学知识,而定性《周易》为科学着作;科学易诸说影响很大,但需反思其得失与定位。第四章“返经学以开新见:重立常道后的义理新诠”,以熊十力、马一浮为代表,他们不满分科之研究,在反思西学的基础上,重新回归经学、确立常道本体,进而面向世界、面向未来,阐释易学之新义理。具体而言,第一节考熊十力之易学思想。熊十力之易学是不断变迁的,《新唯识论（语体文本）》与《读经示要》时期,熊氏引《周易》以证同、扩充其体用哲学,再由体用哲学反观《周易》与经学,已经展现出“归本《大易》”之学术气象;相较晚年着作,更能显明熊十力的易学与经学成就。熊十力引“太极”“乾元”“太易”“不易、变易”申说本体内涵与体用关系,引“乾坤阴阳”等申说本体发用之翕辟运转,引“各正性命”“保合太和”等申说本体落实与彰显,又引《周易》申说民主、科学之经世义。由体用哲学之视域,熊十力提出经学是常道之学,涵摄一切学术,是性命之根本、人生之所由;由此经学观,熊十力评骘了历代易学研究。反思熊氏易学,其“以意逆志”的诠释方法,值得注意。第二节考马一浮之易学思想。易学,是马一浮整体学术之根基;研究马一浮之易学,不能脱离其六艺与性理之学的宏观视野。马一浮称经学为六艺之学,为圣人之教,统摄一切学术,出于吾人自性本心,而拥有时代性、世界性价值;经书之中,《易》为六艺之终始,明文辞与修德行是易教两途。马一浮由三易讲性理哲学:不易而变易是由体显用,体用重重无尽;摄用归体,不易变易合一,即是易简境界;易简之关键,在于变易中识得不易,复性而以理为自身之主;易简需性修工夫,要破除习气、敬守正心。就易学本身而言,马一浮举观象之方法,包括观卦爻文辞、观宇宙人生之广象、观万物至理之不易、观内在一心之性理等四重涵义;此外,马一浮还重视十翼,评骘、合会历代易说,而又引佛道证《易》。以上是民国易学的四种范式类型。各范式间,内蕴逻辑演变之顺序。变革之际,有固守传统,脱离时代之范式;进一步,有不满固守,而试图融新入旧、以经学涵摄新学之范式;再进一步,有不满新旧掺杂,而试图完全抛弃旧识、归依新学之范式;再进一步,有不满割裂传统,而试图返归经学、申说新义之范式。余论部分,以问题为线索,丰富补充对民国易学之认识。第一节考民国易学的面貌与特点。从“新学”与“经学”的维度,可管窥民国易学之主要面向;但民国易学是“立体”而不是“平面”的,象数义理之维度、易道存废之维度、经学知识承继之维度、学术致用之维度,胥是认识民国易学的重要面向。五重维度之视角,交织出民国易学的个性差异与斑斓色彩。而个性之背后,民国易学又同时寓有共性潮流:对家法门户之融会,对学术创新之自觉。第二节考《周易》现代价值之重估。近代以来,易学与经学的价值受到质疑。先进知识分子主张弱化经学以发展科学;激进反传统者,则彻底否定易学之价值;分科之学虽研究作为古籍的《周易》,但研究者并不承认易学的现实意义。与质疑的声音相对,有学者发掘易学中的新知识,藉比附西学以肯定易学之作用;亦有学者回归传统,通过与新学之比较,申说易学的独特价值。这些肯定的阐释,为易学文化之赓续筑就了基石。第三节考易学范式变革的两条线索。正文四章所揭示的民国易学范式类型与逻辑演变,内中隐含着范式变革的两条线索:其一是经学易范式由价值系统而知识体系的渐次瓦解,其一是新易学范式在为学与为道间的争论。
刘素娟[6]（2020）在《冯友兰中西文化观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鸦片战争以降,外国列强侵入中国,给中国的政治、经济、文化带来了强烈的冲击,中华民族面对侵略,勇敢地走上了救亡图存的道路。五四新文化运动以后,人们对中西冲突的思考和探索,从物质层、制度层转向了文化层,自此之后,中西文化问题成为国人讨论的热点话题。冯友兰是我国着名的哲学家、哲学史家、教育家,他曾以“三史释今古、六书纪贞元”概括自己一生的主要学术成就,作为五四时期成长起来的热血青年,冯友兰的哲学研究始终围绕中西文化进行。他的文化探索随着时代脉搏而跳动,随着时代思潮的发展而起伏。20世纪初期,五四新文化运动如火如荼,人们关于“中西文化异同”、“中国文化向何处去”有着广泛的讨论。冯友兰对中西文化的探索,主要围绕“中国文化为什么会落后、中西文化有什么不同”来进行,冯友兰认为中国落后的原因在于没有科学,中国没有科学的原因在于中国文化向内寻求的历史选择,它走的是“自然”路线,关注的是人的内心需要,注重的是人伦日常。与之相反,西方产生科学的原因在于西方文化向外追求,走的是“人为”路线,注重向大自然寻求力量,追求确实性。20世纪20年代,冯友兰在美国攻读博士学位,通过深入了解西方哲学,他发现中西文化有许多相同之处,都同时存在着几种人生哲学派别,冯友兰以老子所谓“损益”问题为主线,将中西人生哲学按照“损道”、“益道”、“中道”三个大类分为了十个派别,提出中西哲学都有“损道”,主张人类的幸福在于约束人的欲望;也都有“益道”,主张向外探寻幸福;还都有“中道”,主张有限度地向外探索。回国后,冯友兰接续人生哲学之同的发现,参与了“科玄论战”,提出了一种新的人生观。20世纪30年代,受马克思主义在国内广泛传播的影响,冯友兰逐步接受了唯物史观,认识到社会从低到高的发展规律。欧洲游学的观察和思考促使冯友兰对中西文化的看法从“中西之异”转向了“古今之异”,认识到中西文化的不同在于时代差别,中国是古代文化,西方是近代文化。冯友兰文化观从“中西之同”到“古今之异”的辩证发展,让他认识到中西互释的可能。20世纪40年代,面对抗日战争和建国问题,冯友兰认为工业化是中国现代化的必由之路。在中国现代化问题讨论中,冯友兰接续“古今之异”,根据共相殊相理论,提出了文化的类型说,认为西方是以社会为本位的工业社会,其文化是工业类文化,中国是以家庭为本位的农业社会,其文化是农业类文化。中国向西方学习,不是“全盘西化”,也非“中国本位”,而是要学习其工业类文化,保持中国的基本道德不变,保留中国民族文艺。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中国共产党实行“团结、教育、改造”的知识分子政策,加强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冯友兰主动接受改造,努力进行马克思主义理论学习和实践,进一步接受马克思主义。从此,冯友兰的中西文化讨论加入了马克思主义的因素。面对1950年代文化改造和马克思主义教条化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否定和批判,冯友兰勇敢地提出了“抽象继承法”,旨在传承中国文化的传统命脉。文化大革命结束后,中国共产党确定了“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开始了波澜壮阔的改革开放。冯友兰在这个时期重新获得了学术生命,他认为,中西文化进入了新的历史发展阶段,“向西方学什么”的问题已经基本解决,新阶段在于如何传承中国传统文化,建立新的文化体系。围绕“中国古典哲学有哪些成份可为新的文化体系所吸收”,冯友兰完成了《中国哲学史新编》,为中国文化的新发展输送营养。冯友兰对中西文化的认识和思考长达近一个世纪,折射出了二十世纪的风云变幻,展现了冯友兰的爱国热忱和民族情怀。冯友兰的中西文化观始终离不开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反思和评价及对中国文化未来的思考,经历了一个从不自信到自信的过程,表现了冯友兰在中西文化冲突面前对中国传统文化的着力和用心。冯友兰的中西文化探索,不仅涉及到了中国文化与西方文化,还关照到了马克思主义,冯友兰对中、西、马三者关系的探索,也为后人铺好了基石。
徐雪莲[7]（2020）在《中国近代教育民生思想研究 ——以晏阳初、俞庆棠、邰爽秋为代表的考察》文中研究表明中国近代教育民生思想滥觞于清朝末期,勃兴于民国前期和中期,此后趋于式微并走向转型。在教育救国思潮的影响下,一些有识之士意识到“民为邦本,本固邦宁”,欲挽救濒于亡国灭种边缘之国家,必先拯救处于水深火热之民众。于是,各种旨在改善民生的教育思潮风起云涌,如:实用主义教育思潮、三民主义教育思潮、职业教育思潮、生活教育思潮、平民教育思潮、民众教育思潮、生产教育思潮、工读主义教育思潮、乡村教育思潮、新民主主义教育思潮等,其中皆包含教育救民、济民、惠民的思想追求。晏阳初的平民教育、俞庆棠的民众教育、邰爽秋的民生本位教育等思想,都有大量关于教育功能、受教育权、教育对象、教学内容的见解以及对教学方法、教学模式的创造性运用等,体现出教育民生思想。本研究聚焦于清末至民国时期的教育民生思想,运用文献研究法、个案研究法和比较研究法,以晏阳初、俞庆棠、邰爽秋三位教育家为代表,对其产生的社会背景、目标内涵、演化历程及其实践影响进行考察,在此基础上理清其逻辑理路和思想特征,并分析其局限性及现实启示。论文共包括六个部分:导论部分述及中国近代教育民生思想研究缘起、界定教育民生的相关概念、论述相关研究现状和本研究的意义、目标、内容、方法等。第一章阐述中国近代教育民生思想产生的社会背景。中国近代政治的沉沦、经济的衰微、文化的鸿沟、教育的维艰和民生的凋弊,是其产生的社会背景;西方科学与民主思想、平民主义教育思想是其产生的外部渊源。以此发现,中国近代教育民生思想是对中国传统民本思想和西方平民主义教育思想的传承与创新,是中国近代教育家对教育的民生功能的重新认识与期求。第二章考察中国近代教育民生思想形成和演进的历程。从1905年到1949年,中国近代教育民生思想经历了一个初潮形成期、高潮勃发期以及由三民主义教育民生思想向新民主主义或国际主义教育民生思想转轨的发展历程。第三章以晏阳初的平民教育、俞庆棠的民众教育、邰爽秋的民生本位教育等思想为代表,分析中国近代教育民生思想的内涵并考察教育民生实践的内容、方法、组织形式与手段。无论是教育家们教育宗旨的树立、教育对象的划定、教育路径的选择和教育实践的内容都体现出对民生无微不至的关怀。在其推行的教育活动中,不分男女老幼、贫富贵贱,人人都可以成为教育对象;凡是能够改善民众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的文字、生计、卫生、健康、休闲等,都成为他们的教育内容;他们的教育路径始终与民众的生活紧密联系。在此基础上,聚焦晏阳初、俞庆棠、邰爽秋三位教育家的教育民生思想并进行比较。三人的教育民生思想不仅有很多相同之处,也存在着不同之处,体现了中国近代教育民生思想的丰富性和实践的灵活性。第四章对中国近代教育民生思想的逻辑理路进行梳理,并尽可能全面、客观地对其作出评价。中国近代教育民生思想不仅具有鲜明的时代特点,而且以民为本,在教育内容的选择和教学组织形式的采用上均以生活为本位;由于产生于特殊的时代,知识分子急于找到一条救国救民之路,加之教育家们自身的局限,导致中国近代教育民生思想不可避免地存在一些缺陷:误解国弱民穷的根源;过于抬高教育的民生功能;对现存腐败、独裁政府抱有幻想;具有一定的唯心主义色彩;无力弥补理想与现实间的断裂地带。第五章论述中国近代教育民生思想的社会影响,探讨其对当下教育民生建设的启示。中国近代教育民生思想是晏阳初、俞庆棠、邰爽秋等一大批教育家殚精竭虑,对国家、对民众的热爱与自身教育智慧相结合的产物。尽管存在某些历史局限,但瑕不掩瑜,其对教育与人的关系的深刻认识,对教育民生功能的独特见解和创造性发挥,在国内无论是对社会,还是对教育本身,都产生了诸多影响,其不仅更新了民众的教育观念,丰富了教育理论,促进了教育变革,而且在一定程度上改善了民众的生活;在国外,不仅受到了关注与盛赞,也成为指导许多国家教育民生工作的蓝本;在目前我国的教育民生事业建设中,要踏实推进新时代全民教育,完善并切实执行教育民生政策,要更加关注教育的精神向度,努力消弭民间反智主义对教育民生的阻障,教育家办学应具有民生情怀。
刘琰[8]（2020）在《黄侃人际交往研究》文中研究指明黄侃是辛亥革命先驱、民国着名学者。在近代波澜壮阔的历史进程中,黄侃扮演了多种角色,如新式学生、革命斗士、章门弟子、文人、名教授等,无不留下浓墨重彩的一笔。因自身性格、人生际遇以及社会思潮的交相激荡中,黄侃与时人的关系趋向两极发展,如章太炎、汪东等对他持理解与欣赏的态度,而周作人、汤国梨等人常以鄙夷的态度看待他,这无疑增加了黄侃身上的传奇色彩。关于他与时人间的诗酒唱酬、一言不合就谩骂的情景,世人多以饭后谈资视之,并对他那名士风流、狂放不羁的个性充满向往,然对其行为实难有过多的追问与体察,黄侃的“狂士”、“疯子”形象也就植根于人们心中以致失之偏颇。鉴于此,本文采取黄侃人际交往的研究视角,贯穿黄侃一生,以期对他的整个人格风貌有较全面深刻的认识。第一章论述黄侃与亲人的交往,体现出他子孝、弟恭、父义的美德,是对儒家亲缘文化进行充分地继承与发扬。并对黄侃的四次婚姻进行解读,消除其身上“有文无行”的污名化。第二章论述黄侃与政界的交往,主要分析他如何从激进的革命斗士转向保守的国学大师,进而说明近代知识分子在政治与学术的两难选择中,内心无不充满痛苦的挣扎,而黄侃的“转变”是具有代表性以及独特性的。第三章论述黄侃与师生间的交往,展现黄侃尊师重道与传道授业的精神,并且阐释章黄学派治学的特点以及他们良好的师生关系有助于学术的薪火相传。第四章论述黄侃与其他学人间的交往,从其辗转各地高校任教的情景中,可了解到当时“新旧之争”的复杂性以及学界派系之争的此消彼长,从而对于把握中国近现代学术史的图景大有裨益。第五章进行归纳总结,首先论述黄侃的家庭教育对其日后品德、才学、性格、爱好的养成具有深远影响;其次从黄侃性情、治学旨趣、人生境遇等因素来阐释他的交际圈趋向狭窄的特征;然后考其志行,可用一生为国故招魂来概括;最后探讨黄侃性情狂狷的由来,同时阐明其性格的矛盾处与内在冲突,进而对黄侃的言行多了几分理解。另外,近代中国一个显着的时代特征是古今中外新旧各种因素交相互存、错综复杂,加之面对中国与西方在国力与文化双重竞争中失败的现象,近代读书人无时不处在“学术与政治”、“传统与现代”的纠结挣扎中。而黄侃的选择不啻具有典型意义,体现了近代学人在大时代背景下如何自我突围与安身立命的一面相。
邓妍[9]（2019）在《汤一介哲学思想研究》文中提出汤一介（1927-2014）是当代中国着名的学者、哲学史家和传统文化复兴的重要领军人物,为中国哲学与文化的当代转型和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他的哲学之路并不平坦,经历了一个从“哲学工作者”到真正的“哲学问题思考者”的艰难转变。汤一介不仅对中国哲学有着精深独到的研究,对西方哲学与马克思主义哲学也颇为熟悉与了解;作为改革开放以来最早与海外学术界接触与交流的学者,他深知文化民族性与世界性相结合的必要性,故始终致力于中西方哲学和文化的对话与融合;他有着敏锐的哲学问题意识和极为深刻的反思精神,是思想转型时期的探索者,是推动传统哲学复苏的重要人物,是中华文化复兴的引领者。改革开放以来,汤一介的哲学研究始于哲学史方法论的突破。他从“哲学史是认识史”的观点出发,提倡以概念范畴研究法研究中国哲学。他首先从宏观上为传统哲学建构了一套概念范畴体系,展示了中国哲学作为一种认识史的演变过程及其内在逻辑,随后又在《郭象与魏晋玄学》中具体运用了这一研究方法,理清了玄学发展的内在逻辑理路,深化了人们对郭象及整个玄学哲学体系的认知。概念范畴法促进了哲学研究学术化的恢复,也是中国哲学方法论创新的一次尝试,但其逻辑化特征与中国传统哲学非逻辑化思维方式存在一定差异。在此基础上,汤一介受到西方解释学的启发,将解释学方法与概念范畴法结合,重新研究郭象哲学,由此提出创建中国解释学的构想。从理论内涵看,汤一介提出的中国解释学包括梳理中国“解释问题”的传统、总结中国传统的“解释理论”、创建中国的“解释学”三个层次,但目前学界研究大多处于第一层次,甚至对中国解释学的合法性也存在争议。在以上方法论的影响下,汤一介就“儒学第三期发展的可能性”问题对传统哲学现代化展开了研究。他采取体系化的建构与阐释方式,以知识论和价值论合一的“真善美”问题为研究视角,并凸显了“天人”关系问题在传统哲学中的核心地位。在此基础上,他进一步推导出“天人合一”、“知行合一”、“情景合一”三个基本命题,并分别阐释了其理论内涵,确立起传统哲学理论的基本框架。汤一介由三大基本命题又推导出普遍和谐观念、内在超越精神、内圣外王之道三套重要理论,完成了理论体系的建构和深化。汤一介建构的传统哲学理论体系不仅彻底摆脱了教条式马克思主义的负面影响,回归了传统文化的立场,而且从整体上凸显了传统哲学的核心精神和现代价值,但其局限性在于囿于理论体系的宏观性而难以继续深入。在思考中国文化现代化的过程中,汤一介从传统哲学转向文化哲学的研究。对于如何面对传统文化的问题,处于“文化热”中的汤一介秉持客观中立的学术态度。他由此提出“文化演进合力论”,认为转型期中国文化需在激进主义、自由主义和保守主义三派力量的合力中才能实现发展,但他尤为注意保守主义的作用,体现了他的传统文化立场。在处理传统文化与马克思主义关系问题上,汤一介以佛教中国化问题为鉴,提出了“文化双向选择论”,主张马克思主义与传统文化之间相互开放、双向互动、实现融合。尽管这一理论面临着理论和现实的双重困境,但汤一介对冯契和张申府哲学的“两个接着讲”的强调可被视为对这一问题的回应。在如何面对西方文化的问题上,汤一介持“文化多元共存”的观点,以“新轴心时代”为其理论基础,对“和而不同”作出了文化学阐释,将之视为文化多元共存的理论原则。此外,汤一介还为跨文化对话提出了“负”的方法论及处理不同思想观念的具体方法。汤一介的文化哲学研究具有强烈的现实关怀,同时注意吸纳传统文化作为思想资源,展示了他开放、多元、融合的文化价值取向。汤一介以“融‘中西古今’之学,创‘反本开新’之路”为哲学研究的使命,以“事不避难,义不逃责”的学术精神坚持不懈地追求学术自由与独立,为转型期中国哲学与文化的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
戴美玲[10]（2018）在《传承与创新：文化现代化视野下的中国书院研究》文中认为中国书院是中国独特且具有完备制度的文化教育组织。虽然中国书院并非自孔子时代就产生,但其文化精神在中国历史上却可以一直追溯到孔子时代,并且在其产生以后的一千年历史上,不断适应时代的发展在思想与实践中做出传承与创新,是中国宝贵的传统文化资源。现代化的研究被认为是人文社会科学领域研究的重点所在,文化现代化又被认为是现代化中涉及面最广、最为复杂、最为深层的变迁过程。本文在文化现代化视野下,对中国书院这一富含中国文化元素和文化基因的载体进行分析,帮助我们更加深入了解中国文化教育组织在悠久的中国历史中的延续与更新,在传承与创新之间的理论与实践,了解中国书院现代化与文化现代化的过程,从而寻求对中国现代化与未来发展以些许启示。本文将中国书院的文化传统,近代中国书院的改革,现代中国书院的变迁与转型,当代中国书院现代化的追赶与超越、特点与问题以及未来发展等论题置于文化现代化视野之下,重点在于分析中国书院在不同时代不断形成的文化传统,面对外来文化冲击时的回应与更新以及当代书院现代化的最新发展,以此观察文化现代化特性下中国书院传统、历史直至文化的继承与发展。本文将“传统”与“现代”作为一组相互参照的概念,认为中国书院作为文化教育组织形态,在历史发展进程中,以儒家文化为主体,是中国文化现代化从启蒙到不断更新转型,吸收包容的集中体现,具有鲜明文化进程中的传承与创新的传统。本文运用中国现代化的解释框架,认为在文化近现代化的历史进程中,中国书院由“传统”转化到“现代”,反映了中国文化的近现代化过程。回顾近现代化的社会大变局,最为突出的表征就是西学东渐的文化冲击,中国文化的更新与重构。虽然在此前的中国历史文化中,中外文化的交流对话一直都在进行之中,在理性思考与借鉴中,中国书院的文化交融也有丰硕成果。明清时期真正开始了全球格局下的文化碰撞,在鸦片战争的坚船利炮之下,中国文化主体自信受到冲击。以中国书院为代表的中国文化发挥了富有包容性和维新性特点,在中外文化交流的逆境中不断寻求变革,探索中国文化的新生与重构。近代以来,文化在西化与现代化之间的摇摆不定甚至出现全盘西化的主张,中国书院进行了整体性的改制,仍然以中国文化符号的形式作为中国文化精神载体存在与坚守。虽然改制以后的中国书院依然没有完成近代文化转型,但是为中国现代化发展提供了尝试性的探索与实践。本文围绕中国文化现代化进程中“传统和现代”、“西方与中国”之间的主线,重点以当代的中国书院作为研究对象,提出中国书院当代的复兴可以作为文化现代化最新的表征之一。新中国成立以后,特别是在八十年代以后,随着现代化乃至后现代议题的再度深入,中国当代书院再度兴起。本文梳理当代书院现代化的探索与实践的历程,发现其中从知识分子的文化自觉到民间社会的热潮,再到官方的肯定,当代书院呈现出多元主体共同促进,注重文化传承与转化等诸多书院现代化转型的特点,同时也存在诸多的问题。本文以现代书院的代表——厦门赏筜书院为例,重点分析了现代化书院的国学活动、运营管理体制、现代化的特色进而再深入思考当代书院现代化的发展。最后,在全球化的时代形势与背景下,在民族现代化与文化自信的进程中,思考当代的中国书院如何与当代中国文化相适应,如何与现代社会相协调,中国书院如何在现代社会真正成为当代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复兴与现代转化的象征,同时对于当代中国文化、社会、国家治理的现代化予以更多的思考。本文可以说在大量历史梳理、当代的实践调研、访谈和思考的基础上,通过中国书院文化的“传统”与“现代”,“中国”与“西方”的古今中西的对比分析,首次系统的运用文化现代化的相关理论对中国书院进行学术研究的长篇论文。本文的论文选题和研究方法有一定的开创新,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和研究意义,同时具有较强的社会价值与现实意义,期待通过中国书院的研究对于正在进行中的文化传承与创新的各方面实践以理论的启示与实践的指导。
二、纪念熊十力先生诞生一百周年学术讨论会综述（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纪念熊十力先生诞生一百周年学术讨论会综述（论文提纲范文）
（1）中国人的科学价值观演变研究（1915-1949）（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选题缘由和研究意义 |
| (一)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之需 |
| (二)科学价值观理论发展之需 |
| 二、研究综述 |
| (一)国外研究现状述评 |
| (二)国内研究现状述评 |
| 三、概念界定 |
| (一)科学 |
| (二)价值和价值观 |
| (三)科学价值观 |
| (四)中国人的科学价值观 |
| (五)分期说明 |
| 四、研究方法与创新之处 |
| (一)研究方法 |
| (二)创新之处 |
| 第1章 中国人的科学价值观演变的特殊历史背景和理论渊源 |
| 一、中国人的科学价值观演变的特殊历史背景 |
| (一)救亡图存的历史使命 |
| (二)近代科学价值观范式的转向 |
| (三)科玄论战与科学万能观念的胜利 |
| 二、中国人的科学价值观的理论渊源 |
| (一)中国传统的科学价值观 |
| (二)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科学价值观 |
| (三)西方的科学价值观 |
| 第2章 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期中国人的科学价值观 |
| 一、文化科学价值观 |
| (一)文化科学价值观的主要内容 |
| (二)文化科学价值观的总体特征 |
| 二、制度科学价值观 |
| (一)制度科学价值观的主要内容 |
| (二)制度科学价值观的总体特征 |
| 第3章 五四新文化运动之后至新中国成立前中国人的科学价值观 |
| 一、自然科学家的科学价值观 |
| (一)自然科学家科学价值观的主要内容 |
| (二)自然科学家科学价值观的总体特征 |
| 二、马克思主义者的科学价值观 |
| (一)马克思主义者科学价值观的主要内容 |
| (二)马克思主义者科学价值观的总体特征 |
| 三、新儒家的科学价值观 |
| (一)新儒家科学价值观的主要内容 |
| (二)新儒家科学价值观的总体特征 |
| 第4章 1915—1949 年科学价值观演变的轨迹和内在逻辑 |
| 一、1915—1949 年科学价值观演变的特点 |
| (一)始终与中国救亡图存的道路探索紧密相联 |
| (二)“科学”与“技术”混淆并存且“重术轻学” |
| (三)重科学的工具性而轻科学精神 |
| 二、1915—1949 年科学价值观演变的主要轨迹 |
| (一)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期中国人的科学价值观 |
| (二)五四新文化运动之后至新中国成立前中国人的科学价值观 |
| 三、1915—1949 年科学价值观演变的内在逻辑 |
| (一)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进程促进了科学价值观的演变 |
| (二)科学价值观的演变渗透了中国传统的经世致用精神 |
| (三)科学价值观的演变观照了救亡图存的科学诉求 |
| 第5章 中国人的科学价值观演变的立场和当代启示 |
| 一、中国人的科学价值观演变的马克思主义立场 |
| (一)坚定人民立场是科学价值观发展进步的必然选择 |
| (二)坚持唯物史观是科学价值观发展进步的正确出路 |
| 二、中国人的科学价值观演变的当代启示 |
| (一)科学价值观的成熟与完善是一个历史演变的过程 |
| (二)正确科学价值观的树立必须经过理论与实践教育 |
| (三)科学的精神价值观需要进一步培育与强化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科研情况 |
| 致谢 |
（2）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村治派”对农村危机的思考与拯救（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选题的缘起及意义 |
| 一、学术史回顾 |
| 三、研究思路、方法及创新 |
| 第一章 村治思潮的时代背景及起源 |
| 第一节 20世纪初农村危机与地方自治政策推出 |
| 一、农村衰败无序:近代“中国问题灼点” |
| 二、晚清民初地方自治规约颁布:一剂良药还是虚幻泡影? |
| 第二节 村治实验的萌芽 |
| 一、早期翟城村自治 |
| 二、山西村政 |
| 三、曹州府善后局的设立 |
| 第二章 村治派的形成 |
| 第一节 米迪刚对翟城村治的主导及其实践理论的总结 |
| 一、翟城新政:旧文化网络和新法团主义的较量 |
| 二、村为起点“民主传贤”:中国社会修缮良法 |
| 三、“井”字结构新村布局:社会公共空间营造 |
| 第二节 王鸿一的“恢复民族自信力”思想主张与实践 |
| 一、“民族自信力”:民族自救运动的发动机 |
| 二、儒家伦理:揭橥民族文化重心 |
| 三、“村本政治”:中国民族出路 |
| 第三节 王鸿一与米迪刚的合作及村治派大本营的设立 |
| 一、实行西北垦殖: 纾困内地边疆农村民生 |
| 二、创办《中华日报》:呼吁乡村改革共和建国 |
| 三、出版《村治月刊》:研究学理推行村政 |
| 第三章 村治派的歧出:民主政治的激进化 |
| 第一节 由“改良”到“革命”: 吕振羽村治思想转向 |
| 一、三民主义的村治:非暴力的革命建设 |
| 二、村治理想的破灭:转向国家视角 |
| 三、革命夺取政权:发动农民斗争 |
| 第二节 从“民主”到“封闭”:彭禹廷领导下的宛西自治 |
| 一、自卫、自治、自富:民众自治共同体的内聚 |
| 二、不顾官厅、不顾法律、不顾手续:地方自治的封闭 |
| 三、“再造权威性自治”:局部地方专制的失败 |
| 第四章 走向巅峰:乡村建设浪潮的兴起与高涨 |
| 第一节 梁仲华主持下的村治派大集结 |
| 一、“思想阐发”与“人才储育”: 河南村治学院 |
| 二、“研究”“训练”“实验”: 山东乡村建设研究院 |
| 三、组织与行政:梁仲华乡建工作的事功 |
| 第二节 梁漱溟领导下的“乡村建设运动 |
| 一、社会问题与人生问题:梁漱溟思想的逻辑出发点 |
| 二、乡村开出新组织:邹平实验县的改革设计 |
| 三、“政”“教”“富”“卫”合一:邹平实验实施及七大成效 |
| 四、玄学的理论与妥协的实践:理想与现实的纠葛 |
| 第三节 全国乡村运动大联合 |
| 一、成立联合组织为各地乡村工作人员一致诉求 |
| 二、三次全国乡村工作讨论会的举行 |
| 三、有限度的联合与有限度的影响 |
| 第五章 政治权力强力渗透下村治派的沉寂 |
| 第一节 村治派主导社会改革独立性的消解 |
| 一、民众自卫训练:菏泽实验模式社会改革的有效性 |
| 二、从社会改革到社会控制:韩复榘设立山东乡村自卫训练试办区 |
| 三、全域推行:行政督察专员公署全省逐次分区设置 |
| 第二节 国民党政权下的乡村社会改革实验 |
| 一、纯以行政力量促进农村建设:江宁和兰溪实验 |
| 二、基督教和国民党行政的乡村建设合作:黎川实验 |
| 第三节 中共农村道路的探索 |
| 一、适应性动员:前期海丰农民运动政治策略 |
| 二、“三三制”:陕甘宁边区改革资源总量控制框架 |
| 第六章 批评与回应:围绕村治派理论的争议 |
| 第一节 批评箭靶:村治为解决中国问题唯一办法 |
| 一、一脉相承之认识:村治为国家政治根本 |
| 二、进入主流视野:乡村建设是时代大势所需 |
| 第二节 东西之间:梁漱溟与其他派别的论战 |
| 一、融合东西方还是中国文化坚守:与东方文化派的辩论 |
| 二、农业工业孰先孰后:与自由主义西化派的交锋 |
| 三、阶级的融合还是斗争:与左派经济学家的论争 |
| 结语 |
| 一、民众伦理情感认同:乡村社会改革的基本原则 |
| 二、渐进实施社会调控:保持社会资源对新体制实施的有效支撑 |
| 三、适度区分有效衔接:行政力量与社会运动的良性互动 |
| 四、儒家伦理固本开新:村治派中国乡村现代性出路的理论建构 |
| 参考文献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 |
| 致谢 |
| 学位论文评阅及答辩情况表 |
（4）解构与重建 ——新文化运动与孔学的命运（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导论 |
| 一、选题意义和目的 |
| 二、研究现状分析 |
| 三、创新点 |
| 第一章 孔学地位的升降隆替与新文化运动的由来 |
| 一、孔学在近代社会变革中的升降隆替 |
| 1. 鸦片战争前后今文经学的复活与孔子的重读 |
| 2. 太平天国运动时期汉学与宋学的消长 |
| 3. 洋务运动时期孔子及儒学与“数千年未有之变局” |
| 4. 戊戌维新时期对孔子及儒学的触动与改造 |
| 二、辛亥革命前后尊孔与反孔的对峙 |
| 1. 革命派对孔子及儒学的批判 |
| 2. 国粹派对孔子和儒学的态度 |
| 3. 无政府主义对孔子的批判 |
| 4. 辛亥革命后出现的尊孔复古论思潮 |
| 第二章 新文化运动与“打倒孔家店” |
| 一、《新青年》创办与新文化运动的兴起 |
| 1. 新文化运动的兴起 |
| 2. 《青年》杂志的创办 |
| 二、“打倒孔家店”——对孔学的极端否定 |
| 1. 陈独秀对孔学的批判 |
| 2. 李大钊对孔学的批判 |
| 3. 易白沙对孔学的批判 |
| 4. 吴虞对孔学的批判 |
| 5. 胡适对孔学的批判 |
| 6. 鲁迅对孔学的批判 |
| 7. 钱玄同对孔学的批判 |
| 三、“礼教吃人”——对中国文化的彻底否定 |
| 四、新文化运动的反思 |
| 第三章 “昌明孔学”与中西文化之争 |
| 一、激进与保守——中西文化之争 |
| 1. 中西文化论战 |
| 2. 新旧文化观之论争 |
| 3. 科玄论战 |
| 二、“昌明孔学”——东方文化派对孔学的坚守 |
| 1. 东方文化派出现的原因 |
| 2. 东方文化派的特点 |
| 3. 东方文化派的“昌明孔学” |
| 4. 反对定孔教为国教 |
| 5. 东方文化派的历史意义 |
| 三、“昌明国粹,融化新知”——学衡派对孔学的挺立 |
| 第四章 新儒家的兴起与孔学的重生 |
| 一、对狭义的文化保守主义的责斥 |
| 1. 什么是文化保守主义 |
| 2. 新文化运动时期文化保守主义思潮的发展 |
| 3. 现代新儒学的兴起 |
| 二、对文化激进主义的批判 |
| 三、为孔子出头与现代新儒家学派的形成 |
| 1. 为孔子出头 |
| 2. 现代新儒家学派的形成 |
| 第五章 20世纪孔学的命运 |
| 一、新文化运动与百年孔学 |
| 二、否定与传承的变奏 |
| 三、情感与理性的纠结 |
| 四、理想与现实的张力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攻读博士期间发表论文 |
| 学位论文评阅及答辩情况表 |
（5）民国时期（1912-1949）易学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第一节 近代思潮与民国易学历程 |
| 一、晚清易学: 合会中西之新探索 |
| 二、民国初年: 易学边缘化 |
| 三、二十年代: 研究新气象 |
| 四、三十年代: 一时之显学 |
| 五、四十年代: 困顿中坚持 |
| 第二节 研究现状与不足 |
| 一、民国易学的通论研究 |
| 二、民国易学的专人研究 |
| 三、已有研究的不足 |
| 第三节 研究理路与方法 |
| 第一章 固守朴学易传统: 汉学余声中的家法赓续 |
| 第一节 沈瓞民的孟氏易研究 |
| 一、家学传承与生平着述 |
| 二、孟氏易辑佚考证 |
| 三、孟氏易家法评说 |
| 第二节 尚秉和的焦氏易研究 |
| 一、研《易》历程与易学观 |
| 二、易说与易象: 治焦氏易之理路 |
| 三、尚氏易学之评价与反思 |
| 第三节 徐昂对虞翻、张惠言之研究 |
| 一、虞氏易例概述 |
| 二、张惠言虞氏消息系统 |
| 三、质疑与服膺: 徐昂对张惠言之态度 |
| 四、反思徐昂对虞氏易之梳理 |
| 第二章 以旧识涵摄新知:象数基础上的创新尝试 |
| 第一节 刘师培与新易学的先声 |
| 一、生平与易着 |
| 二、新尝试: 分科视野与新学学风 |
| 三、旧传统: 经学的知识与方法 |
| 四、致用关切与性格缺陷 |
| 第二节 杭辛斋包罗万有的易学面貌 |
| 一、生平与易着、版本 |
| 二、统括平议传统易学 |
| 三、涵摄融通古今学术 |
| 四、平议涵摄之标准 |
| 五、“大象数”与“大易学” |
| 第三节 杭辛斋易学的精神、影响与得失 |
| 一、易道: 杭氏易的终极根据 |
| 二、易教: 杭氏易的致用关切 |
| 三、近代易学第一家: 杭氏易的影响与成就 |
| 四、因革之间: 杭氏易的性质与反思 |
| 第三章 据新学重估经书: 分科视域下的全新研究 |
| 第一节 哲学的研究进路 |
| 一、早期的《周易》哲学研究 |
| 二、胡适的范式开创——“求道”转向“求真” |
| 三、贴近“普遍(欧洲)的哲学” |
| 四、《周易》古经有无哲学? |
| 第二节 史学研究的新进路 |
| 一、“以史治《易》”传统的两个层次 |
| 二、近代“以《易》为史”新论的两种类型——兼论“六经皆史”说的嬗变 |
| 三、古史辨派易学研究述评 |
| 四、反思《周易》时代背景研究之混乱 |
| 五、驳胡朴安《易》为古史说 |
| 第三节 文字学与科学的研究进路 |
| 第四章 返经学以开新见: 重立常道后的义理新诠 |
| 第一节 熊十力易学思想研究 |
| 一、熊十力易学思想之变迁 |
| 二、《周易》所证之体用哲学 |
| 三、体用视域下的经学观 |
| 四、体用视域下的历代易学评论 |
| 五、熊十力易学的方法与特色 |
| 第二节 马一浮易学思想研究 |
| 一、生平歧说与治学、讲学 |
| 二、六艺与易教 |
| 三、研《易》方法与易学观点 |
| 四、“三易”与性理哲学 |
| 五、试论马一浮的学术特色 |
| 余论 |
| 第一节 民国易学的面貌与特点 |
| 一、由《易学讨论集》谈起 |
| 二、五重维度观个性差异 |
| 三、融合创新之共性潮流 |
| 第二节 《周易》现代价值之重估 |
| 一、经学时代的易学价值 |
| 二、对经学现代价值之质疑 |
| 三、对易学现代价值之申说 |
| 第三节 易学范式变革的两条线索 |
| 一、经学易范式的瓦解 |
| 二、新易学范式的争论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攻读学位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目录 |
| 学位论文评阅及答辩情况表 |
（6）冯友兰中西文化观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第一节 选题缘起与研究意义 |
| 一、选题缘起 |
| 二、研究意义 |
| 第二节 文献综述与创新之处 |
| 一、文献综述 |
| 二、创新之处 |
| 第三节 研究方法与基本思路 |
| 一、研究方法 |
| 二、基本思路 |
| 第一章 新文化运动与赴美留学:冯友兰对中西文化的初步探索(1919-1923) |
| 第一节 冯友兰中西文化观的思想渊源 |
| 一、童年时期接受良好的传统文化教育 |
| 二、新文化运动的兴起 |
| 三、从中国公学到哥伦比亚大学 |
| 第二节 冯友兰对中西文化之异的比较 |
| 一、中西文化差异的具体表现 |
| 二、中西文化“损益”说 |
| 三、“心物”、“动静”说 |
| 第三节 冯友兰对中西文化之异的哲学史阐释 |
| 一、为什么中国没有科学 |
| 二、中西文化之异的阐释 |
| 三、自然地理与人为选择 |
| 第四节 如何对待中西文化 |
| 一、学习西方科学 |
| 二、评梁漱溟的《东西方文化及其哲学》 |
| 三、中国传统文化的存在价值 |
| 第二章 直击文化核心:冯友兰对中西人生哲学之比较(1923-1926) |
| 第一节 新文化运动后期的中西文化之争 |
| 一、动荡不安的政局与社会 |
| 二、梁启超欧游与“科学的破产” |
| 三、张君劢的人生观讲演 |
| 第二节 中西人生哲学之“天人损益” |
| 一、中西之同的发现 |
| 二、中西人生哲学比较 |
| 三、中西之同与中西之异 |
| 第三节 一种新人生观——对科玄论战的回应 |
| 一、“科玄论战”的争论焦点 |
| 二、关于科学与人生观的探讨 |
| 三、关于“一种新人生观”的阐释 |
| 第四节 中西文化近代分歧的人生哲学渊源 |
| 一、是否以知识权力为好 |
| 二、是否将个人与宇宙两分 |
| 三、中国人生哲学之贡献 |
| 第三章 欧洲游学促转变:冯友兰中西文化古今之异的转向(1926-1935) |
| 第一节 冯友兰欧洲游学的思想转变 |
| 一、1930年代马克思主义的广泛传播 |
| 二、冯友兰对唯物史观的接受 |
| 三、冯友兰在英国感受到“古今之异” |
| 第二节 冯友兰对中西古今之异的认识 |
| 一、游欧洲印象 |
| 二、秦汉历史哲学 |
| 三、中国无近古哲学 |
| 第三节 中西文化的互释阶段 |
| 一、人类进步同一趋势的不同实例 |
| 二、中西文化发展的第三阶段 |
| 三、研究史学之新趋势 |
| 第四节 《中国哲学史》以西释中 |
| 一、“在中国的哲学” |
| 二、“了解之同情” |
| 三、“新瓶旧酒” |
| 第四章 中西文化论争下的沉思:冯友兰对中国文化现代化的探索(1935-1948) |
| 第一节 抗日战争时期的冯友兰 |
| 一、日本侵华与国民政府的文化政策 |
| 二、文化救亡运动的兴起 |
| 三、冯友兰建立“新理学体系” |
| 第二节 文化类型说对中西文化论争的回应 |
| 一、“中国本位文化”与“全盘西化”论争 |
| 二、冯友兰的文化类型说 |
| 三、文化民族性问题 |
| 第三节 中国应走工业化道路 |
| 一、文化现代化问题讨论 |
| 二、冯友兰倡导的工业化道路 |
| 三、城里人与乡下人 |
| 第四节 保持中国文化的民族特性 |
| 一、改变封建伦理道德 |
| 二、中国基本道德不变 |
| 三、保持中国的文艺花样 |
| 第五章 大变革下的坚守:冯友兰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守护(1949-1976) |
| 第一节 新中国的文化政策与知识分子 |
| 一、新中国成立初期的文化政策 |
| 二、对知识分子的改造 |
| 三、“文化大革命”的发生 |
| 第二节 冯友兰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认识与实践 |
| 一、在新中国建设实践中感悟马克思主义 |
| 二、马克思主义理论学习与新理学自我批判 |
| 三、在国际文化活动中传播马克思主义 |
| 四、文革中的“冯友兰现象” |
| 第三节 中国哲学遗产的“抽象继承” |
| 一、重视整理祖国的哲学遗产 |
| 二、抽象继承法的提出与讨论 |
| 三、1980年代“抽象继承法”再评论 |
| 第四节 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哲学史研究 |
| 一、中国哲学史研究对象的讨论 |
| 二、正确估价唯心主义的价值 |
| 三、中国哲学史研究的价值 |
| 第六章 新时期“文化热”背景下的冷思考:冯友兰对中国文化新发展的展望(1976-1990) |
| 第一节 改革开放后冯友兰重获自我 |
| 一、“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的确立 |
| 二、1980年代的“文化热” |
| 三、冯友兰在文化的拨乱反正中重获新生 |
| 第二节 中西文化对比的新时代 |
| 一、“旧邦新命”与文化现代化 |
| 二、中西文化论争主题的转换 |
| 三、“终结”与“开始” |
| 第三节 中国传统文化的继承 |
| 一、中国传统文化的历史作用与现代价值 |
| 二、继承很厚的“家底” |
| 三、两个孔子 |
| 第四节 “智山慧海传真火” |
| 一、哲学是人类精神的反思 |
| 二、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哲学的互动 |
| 三、理论回归与哲学总结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在学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及研究成果 |
| 致谢 |
（7）中国近代教育民生思想研究 ——以晏阳初、俞庆棠、邰爽秋为代表的考察（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导论 |
| 一、研究缘起 |
| (一) 中国古代教育民生思想源远流长 |
| (二) 中国近代教育民生思想内涵丰富但缺少系统整理研究 |
| (三) 中国当代教育民生建设及理论研究的现实需要 |
| 二、核心概念界定 |
| (一) 民生 |
| (二) 教育民生 |
| (三) 教育民生思想 |
| 三、研究目的与研究内容 |
| (一) 研究目的 |
| (二) 研究内容 |
| 四、研究意义 |
| (一) 为教育民生理论研究提供参考 |
| (二) 为我国当前教育民生建设提供历史镜鉴 |
| 五、研究思路 |
| 六、文献综述 |
| (一) 国外相关研究综述 |
| (二) 国内相关研究综述 |
| (三) 相关研究成果评述 |
| 1. 已有研究的学术贡献 |
| 2. 已有研究存在的主要问题 |
| 3. 本研究的努力方向 |
| 七、研究方法 |
| (一) 文献研究法 |
| (二) 比较研究法 |
| (三) 个案研究法 |
| 八、研究特色与创新之处 |
| (一) 研究领域的开新 |
| (二) 研究范式的创新 |
| 第一章 中国近代教育民生思想的产生背景 |
| 第一节 中国近代教育民生思想产生的社会背景 |
| 一、政治的沉沦 |
| 二、经济的衰微 |
| 三、文化的下行 |
| 四、教育的维艰 |
| (一) 教育政策朝令夕改,教育改革成效甚微 |
| (二) 教育观念陈旧,教学内容脱离实际 |
| (三) 教育经费严重不足,失学罢课现象频发 |
| (四) 文盲人数众多,教育机会严重不平等 |
| 五、民生的凋敝 |
| 第二节 中国近代教育民生思想的外部渊源 |
| 一、科学与民主思想的引入 |
| (一) “西学东渐”为近代中国点燃科学与民主思想的火种 |
| (二) 科学与民主催发中国近代教育民生思想 |
| 二、西方平民主义教育思想的引入与传播 |
| (一) 西方平民主义教育思想在中国的广泛传播 |
| (二) 西方平民主义教育思想对中国近代教育民生思想的影响 |
| 本章小结 |
| 第二章 中国近代教育民生思想的形成与演进 |
| 第一节 教育民生思想的萌芽潮起(1905-1912年) |
| 一、教育民生观点的提出 |
| 二、教育方针及规章制度中教育民生思想的出现 |
| 第二节 教育民生思想的高潮勃发(1913-1937年) |
| 一、教育民生论说层见叠出 |
| 二、教育家办学的兴起 |
| (一) 社会对新式人才的需求 |
| (二) 改良派教育舆论与实践的影响 |
| (三) 政府政策的支持 |
| (四) 教育家办学的涌现 |
| (五) 教育家办学的社会影响 |
| 三、教育民生实践此行彼效 |
| 第三节 教育民生思想的式微与转轨(1937-1949年) |
| 一、抗战教育思潮云屯席卷 |
| 二、教育民生实践举步维艰 |
| 三、教育民生思想的转轨 |
| (一) 三民主义教育民生思想向新民主主义教育民生思想的转轨 |
| (二) 三民主义教育民生思想向国际主义教育民生思想的转轨 |
| 本章小节 |
| 第三章 中国近代教育民生思想的内涵及实践探索 |
| 第一节 中国近代教育民生思想的内涵 |
| 一、教育民生宗旨观 |
| (一) 晏阳初的教育民生宗旨观 |
| (二) 俞庆棠的教育民生宗旨观 |
| (三) 邰爽秋的教育民生宗旨观 |
| 二、教育民生对象观 |
| (一) 晏阳初的教育民生对象观 |
| (二) 俞庆棠的教育民生对象观 |
| (三) 邰爽秋的教育民生对象观 |
| 三、教育民生内容观 |
| (一) 晏阳初的教育民生内容观 |
| (二) 俞庆棠的教育民生内容观 |
| (三) 邰爽秋的教育民生内容观 |
| 四、教育民生路径观 |
| (一) 教育民生的方法选择 |
| (二) 教学组织形式的运用 |
| 第二节 中国近代教育民生思想的实践探索 |
| 一、开展教育研究与实验 |
| (一) 教育心理研究与实验——解决谁可以受教育的问题 |
| (二) 文艺研究与实验——满足民众日常生活所需,提供民众接受教育的工具 |
| (三) 生计教育研究与实验——改善民众物质生活 |
| (四) 卫生教育研究与实验——增强民众体质,改善民众生活环境 |
| (五) 公民教育研究与实验——改变民众的精神面貌 |
| (六) 休闲教育研究与实验——丰富民众的精神生活,唤起农民“向上的意识” |
| 二、编写教材和民众读物 |
| (一) 编写教材——编辑符合民情的教学内容 |
| (二) 编辑民众读物——传播知识,提升道德品质,丰富精神生活 |
| 三、出版学术期刊 |
| (一) 教育理论类学术期刊——传播教育民生思想与理论,交流教育民生工作经验 |
| (二) 教学辅导类学术期刊——提高学习效果,传授民生知识 |
| 四、教育成果推广 |
| (一) 实验区内各项教育的推广 |
| (二) 实验区的拓展 |
| 第三节 晏阳初、俞庆棠、邰爽秋教育民生思想比较分析 |
| 一、教育民生宗旨观的异同 |
| (一) 相同之处 |
| (二) 相异之处 |
| 二、教育民生对象观的异同 |
| (一) 相同之处 |
| (二) 相异之处 |
| 三、教育民生内容观的异同 |
| (一) 相同之处 |
| (二) 相异之处 |
| 四、教育民生路径观的异同 |
| (一) 相同之处 |
| (二) 相异之处 |
| 本章小结 |
| 第四章 中国近代教育民生思想的逻辑理路与价值澄明 |
| 第一节 中国近代教育民生思想的逻辑理路 |
| 一、实现救国济民是中国近代教育民生思想的逻辑起点 |
| 二、大教育观是中国近代教育民生思想的逻辑中枢 |
| (一) 大教育的概念 |
| (二) 中国近代教育家对大教育的追求 |
| 三、追求民主与科学是中国近代教育民生思想的逻辑主线 |
| 四、精神生活是中国近代教育民生思想的逻辑延展 |
| 第二节 中国近代教育民生思想的价值澄明 |
| 一、在继承与吸收中不断创新的历史价值 |
| (一) 从新的视角解读中国传统民本思想 |
| (二) 对古代教育民生思想的继承与发展 |
| (三) 对西方平民主义教育思想的吸收与创新 |
| 二、以民为本、教育济民的社会价值 |
| (一) 强调教育为民服务 |
| (二) 重视民众的主体性 |
| 三、以民生为本位的教育价值 |
| (一) 平民教育的民生本位取向 |
| (二) 民众教育的民生本位取向 |
| (三) 民生本位教育的民生取向 |
| 第三节 中国近代教育民生思想的历史局限 |
| 一、误解国弱民穷的根源 |
| 二、过于抬高教育的民生功能 |
| 三、对现存腐败、独裁政府抱有幻想 |
| 四、具有一定的唯心主义色彩 |
| 五、政治、经济和文化条件的外在制约 |
| (一) 政治因素的制约 |
| (二) 经济因素的制约 |
| (三) 文化因素的制约 |
| 本章小结 |
| 第五章 中国近代教育民生思想的历史影响与当代启示 |
| 第一节 中国近代教育民生思想的历史影响 |
| 一、中国近代教育民生思想的社会影响 |
| (一) 更新了民众的教育观念 |
| (二) 彰显了教育的民生功能 |
| (三) 改善了民众的生活状况 |
| 二、中国近代教育民生思想的教育影响 |
| (一) 促进教育民生政策的生成 |
| (二) 丰富了教育理论和教育研究 |
| 三、中国近代教育民生思想的国际影响 |
| 第二节 中国近代教育民生思想的当代启示 |
| 一、扎实推进新时代全民教育 |
| 二、完善并推进实施教育民生政策 |
| 三、关照教育民生的精神向度 |
| 四、消弭民间反智主义对教育民生的阻障 |
| 五、倡导教育家办学的民生情怀 |
| 本章小结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攻读学位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 |
| 后记 |
（8）黄侃人际交往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内容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研究缘起及意义 |
| 二、学术史回顾 |
| 三、研究思路及主要内容 |
| 四、研究重点与难点 |
| 五、研究方法及创新点 |
| 第一章 黄侃与亲人的交往 |
| 第一节 与父母的深情 |
| 一、父亲黄云鹄 |
| 二、生母周氏 |
| 三、养母田氏 |
| 第二节 与兄姊间的交往 |
| 一、兄黄少芸 |
| 二、九姊黄静仪 |
| 第三节 与晚辈的交往 |
| 一、长女黄念容 |
| 二、堂侄黄焯 |
| 第四节 四次婚姻 |
| 一、王灵芳 |
| 二、黄绍兰 |
| 三、彭欣湘 |
| 四、黄菊英 |
| 第二章 黄侃与政界的交往 |
| 第一节 辛亥前的革命事迹 |
| 一、革命思想的熏陶 |
| 二、激进的革命斗士 |
| 第二节 民初的弃政从学 |
| 一、“早岁曾怀济物心” |
| 二、“终羡共和是美名” |
| 三、“屡犯风波意已伤” |
| 第三节 后期与政界的来往 |
| 一、“忍不住的关怀” |
| 二、与革命战友的交情 |
| 第三章 黄侃与师生的交往 |
| 第一节 黄侃与章太炎 |
| 一、蒙学、革命与东京讲学 |
| 二、性格、文章与魏晋风度 |
| 三、治学态度、特点与旨趣 |
| 第二节 黄侃与其他师长 |
| 一、刘师培 |
| 二、江瀚 |
| 第三节 与学生的交往 |
| 一、孙世扬 |
| 二、陆宗达 |
| 第四章 黄侃与其他学人的交往 |
| 第一节 黄侃与桐城派 |
| 一、北大民初的学派之争 |
| 二、对桐城派的批评 |
| 第二节 黄侃与新文化派 |
| 一、“论学由来贱纷争” |
| 二、“出林倦鸟久思还” |
| 三、“新旧本来无定向” |
| 第三节 黄侃与国立中央大学 |
| 一、旧学阵营 |
| 二、交游之乐 |
| 第四节 同门之间的交往 |
| 一、钱玄同 |
| 二、吴承仕 |
| 三、汪东 |
| 第五章 黄侃人际交往总论 |
| 一、家庭教育的深远影响 |
| 二、交际圈趋向狭窄的特征 |
| 三、量力守国故的一生 |
| 四、黄侃的狂狷与内在冲突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附录 :攻读硕士学位期间发表论文 |
（9）汤一介哲学思想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选题缘由及意义 |
| 二、学界研究现状 |
| 三、研究方法 |
| 四、研究难点 |
| 第一章 汤一介家学渊源与学思历程 |
| 第一节 家学渊源 |
| 第二节 早期知识积累与哲学启蒙 |
| 一、早年知识积累 |
| 二、早期哲学启蒙 |
| 第三节 北大时期的哲学探索 |
| 第四节 青年时期“哲学工作者”的转向 |
| 第五节 80年代以来的学术历程 |
| 本章小结 |
| 第二章 汤一介对哲学史方法论的探索与实践 |
| 第一节 概念范畴研究法的理论与实践 |
| 一、汤一介概念范畴研究法的思想背景：“哲学史是认识史” |
| 二、汤一介概念范畴研究法理论概述：“认识必然要使用概念和范畴”. |
| (一)“概念”、“范畴”及其研究的理论溯源 |
| (二)汤一介概念范畴研究法的内容和层次 |
| 三、实践一：建构中国传统哲学概念范畴体系 |
| (一)汤一介的传统哲学概念范畴体系 |
| (二)汤一介概念范畴体系的特点——与张岱年、葛荣晋、张立文的比较 |
| (三)汤一介概念范畴体系的评价 |
| 四、实践二：《郭象与魏晋玄学》中的具体运用 |
| (一)对玄学作概念范畴研究的原因 |
| (二)理清玄学发展的内在逻辑理路 |
| (三)对郭象哲学理论体系的重新认知 |
| (四)对玄学家研究方法演变认知的深化 |
| 五、汤一介概念范畴研究法的学术意义及局限性分析 |
| (一)促进哲学研究学术化的恢复 |
| (二)中国哲学方法论创新的尝试 |
| (三)与传统哲学非逻辑化进路的不对称性问题 |
| 第二节 中国解释学的发掘与弘扬 |
| 一、从概念范畴研究法向解释学的转向：对郭象哲学方法的诠释学洞见. |
| 二、中国解释学的思想来源 |
| 三、中国解释学的理论内涵 |
| (一)中国解释学理论内涵辨析 |
| (二)层次一：梳理中国“解释问题”的传统 |
| (三)层次二：总结中国传统的“解释理论” |
| (四)层次三：创建中国的“解释学” |
| 四、中国解释学的合法性论争 |
| 第三节 汤一介哲学史方法论研究的评价 |
| 本章小结 |
| 第三章 汤一介对中国传统哲学的现代阐释 |
| 第一节 问题意识：“儒学第三期发展的可能性” |
| 第二节 传统哲学理论研究的新视角：“真善美”问题 |
| 一、“真善美”问题的理论溯源 |
| 二、汤一介对“真善美”问题的价值论认知 |
| 三、“真善美”视角下“天”、“人”概念的凸显及其问题 |
| 第三节 传统哲学理论框架的建构：三个“合一”命题的推演与阐释 |
| 一、从“天”、“人”概念到三个“合一”命题的理论推演 |
| 二、三个“合一”命题的理论阐释 |
| (一)“天人合一”的概念分析、易学诠释与价值阐发 |
| (二)“知行合一”的道德修养论分析 |
| (三)“情景合一”的美学分析 |
| 三、由三个“合一”命题看传统哲学的特点 |
| 第四节 传统哲学理论体系的深化：三套核心理论的价值阐发与论争 |
| 一、宇宙人生论：“普遍和谐观念” |
| (一)“普遍和谐观念”对现代天人关系的启发 |
| (二)“普遍和谐观念”的泛道德化倾向 |
| 二、境界修养论：“内在超越精神” |
| (一)汤一介对儒释道“内在超越精神”的全面阐发 |
| (二)“内在超越精神”的中西之争 |
| 三、政治教化论：“内圣外王之道” |
| (一)对“内圣开出新外王”的质疑 |
| (二)“内圣”与“外王”关系新论 |
| 第五节 对汤一介传统哲学理论体系的评价 |
| 一、传统哲学现代价值的凸显 |
| 二、传统哲学理论体系的宏观性问题 |
| 本章小结 |
| 第四章 汤一介的文化哲学理论 |
| 第一节 文化演进合力论 |
| 一、“文化热”的理论背景 |
| 二、汤一介的文化立场：走出“中西古今”之争,融会“中西古今”之学 |
| 三、理论主旨：激进、自由、保守主义的“文化合力” |
| 四、文化学视野下的反思 |
| 第二节 文化双向选择论 |
| 一、问题意识：马克思主义与传统文化的关系问题 |
| 二、核心要旨：文化开放与融合 |
| 三、理论与现实的双重困境 |
| (一)理论困境：马克思主义与传统文化融合的理论可能性 |
| (二)现实困境：双向选择前景的两种“提法” |
| 四、哲学例证：冯契与张申府哲学的两个“接着讲” |
| 第三节 文化多元共存论 |
| 一、对文明冲突论的驳斥：儒家的“仁学”与道家的“道论” |
| 二、理论基础：“新轴心时代” |
| (一)“新轴心时代”的成立依据与理论特点 |
| (二)质疑与诘问：“新轴心时代”之说的合法性问题 |
| 三、理论原则：“和而不同”的文化学阐释 |
| 四、跨文化对话方法论探讨 |
| (一)“负的方法”论对跨文化对话边界的论说 |
| (二)跨文化对话中处理不同思想观念的方法 |
| 第四节 汤一介文化哲学理论的特点 |
| 一、文化哲学的现实关怀 |
| 二、传统文化思想资源的发掘 |
| 三、开放、多元、融合的文化价值取向 |
| 本章小结 |
| 结语 汤一介哲学思想简评 |
| 一、哲学使命——融“中西古今”之学,创“反本开新”之路 |
| 二、致思特征——“在非有非无之间” |
| 三、思想价值——“自由即创造力” |
| 四、人生境界——“纵浪大化中,不喜亦不惧” |
| 附录一 ：汤一介先生学术年表 |
| 附录二 ：汤一介思想研究文献及索引 |
| 附录三：主要参考文献目录 |
| 攻博期间(2015.9-2019.6)主要科研成果及学术活动 |
| 致谢 |
（10）传承与创新：文化现代化视野下的中国书院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导论 |
| 第一节 选题背景与研究意义 |
| 一、选题背景 |
| 二、研究意义 |
| 第二节 研究现状与分析路径 |
| 一、相关论题研究现况 |
| 二、分析路径 |
| 第三节 理论框架与核心概念界定 |
| 一、理论框架 |
| 二、核心概念界定 |
| 第四节 研究方法与资料来源 |
| 一、文献梳理与文本解读 |
| 二、理论梳理与理论探索 |
| 三、田野调查与个案分析 |
| 第二章 传承与创新:中国书院的文化传统 |
| 第一节 书院文化传统的萌动 |
| 一、书院是对私学传统的传承与发展 |
| 二、书院最初的形态与功能 |
| 三、书院文化萌动中的交流、融合与转向 |
| 第二节 书院文化传统的生成 |
| 一、书院文化正式兴起的背景 |
| 二、书院运行规制的形成与创新 |
| 三、书院文化精神的巩固与推广 |
| 第三节 书院文化传统的兴盛与流变 |
| 一、近代化中国何时开始:中国文化现代化的准备 |
| 二、书院的兴盛与流变:未完成的近代文化转型 |
| 第四节 本章小结 |
| 第三章 冲击与适应:近代中国书院的现代化 |
| 第一节 文化冲击下的中国书院改革 |
| 一、文化现代化起步的前奏:知识进步与西学东渐时期的书院 |
| 二、文化现代化起步:鸦片战争前后思想的进步与书院改革 |
| 第二节 文化冲击下的适应:中国书院改制 |
| 一、维新变法与书院改革的探索 |
| 二、文化制度的进步与转型:书院改制与科举废除 |
| 第三节 本章小结 |
| 第四章 变迁与转型:现代中国书院的现代化 |
| 第一节 书院现代化变迁的背景:五四前后的中国文化现代化 |
| 一、传统的变迁:从“中体西用”到“西化” |
| 二、现代化的启蒙:关于“中国本位”与“全盘西化”的论争 |
| 三、思想的进步:五四前后中国现代化思想启蒙的演变 |
| 第二节 “国学”兴起与载体的最初探索 |
| 一、“国学”的兴起与争论 |
| 二、“国学”实践载体的最初探索 |
| 第三节 中国书院现代化转型的探索 |
| 一、书院现代化转型的探讨 |
| 二、书院现代化转型的实践 |
| 第四节 本章小结 |
| 第五章 传统的复兴:当代中国书院现代化的发展 |
| 第一节 文化现代化下当代中国书院发展的背景 |
| 一、全球文化现代化下的中国文化与“国学”的发展 |
| 二、传统文化现代化下的中国书院的转型延续 |
| 第二节 当代中国书院现代化发展的历史分期 |
| 一、1949-1977年间计划时期的中国书院 |
| 二、1978-2001年间改革时期的中国书院 |
| 三、2002-2007年间追赶时期的中国书院 |
| 四、2008-2017年间飞跃时期的中国书院 |
| 第三节 本章小结 |
| 第六章 当代中国书院现代化发展的新特点与新问题 |
| 第一节 当代中国书院现代化建设的特点 |
| 一、多重主体、多种力量参与到当代书院建设之中 |
| 二、当代中国书院现代化的发展新模式 |
| 第二节 当代中国书院现代化发展中的关键问题 |
| 一、功能、目标如何定位 |
| 二、机制、体制如何创新 |
| 三、建筑、环境如何再造 |
| 四、教育内容、方式如何施行 |
| 五、书院团体的联盟化如何发展 |
| 第三节 本章小结 |
| 第七章 当代中国书院现代化发展的传承与创新—以厦门筼筜书院为例 |
| 第一节 厦门筼筜书院的概况 |
| 一、筼筜书院的创院历程 |
| 二、筼筜书院的文化传承与时代思考 |
| 三、筼筜书院的环境再造与建筑创新 |
| 第二节 厦门筼筜书院的日常国学实践活动 |
| 一、讲学:全面尝试力求经典的国学课程 |
| 二、礼乐:丰富多彩力求修身的国艺教习 |
| 三、活动:形式多样力求底蕴的文化活动 |
| 四、出版:努力恢复力求提升的文库出版 |
| 第三节 厦门筼筜书院的现代化运营与管理 |
| 一、学生管理 |
| 二、课程与师资管理 |
| 三、“学田”与产业化的经营 |
| 四、宣传推广的平台 |
| 第四节 厦门筼筜书院现代化的特色与问题 |
| 一、现代化的功能定位 |
| 二、高校的合作与联动 |
| 三、参与地区书院建设 |
| 四、当前所面对的问题与选择 |
| 第五节 当代新型书院现代化发展再思考 |
| 一、坚持以国学经典教育为中心 |
| 二、设置适合现代人需求的课程 |
| 三、争取多方面力量联合办学 |
| 四、加强书院之间的交流互动 |
| 五、结合地方文化特色建设 |
| 第六节 本章小结 |
| 第八章 结论与思考 |
| 附录 |
| 参考文献 |
| 一、史料集 |
| 二、研究着作 |
| 三、研究论文 |
| 四、其他资料 |
| 在学期间的研究成果 |
| 致谢 |
四、纪念熊十力先生诞生一百周年学术讨论会综述（论文参考文献）
- [1]中国人的科学价值观演变研究（1915-1949）[D]. 蒋飞燕. 广西师范大学, 2021(09)
- [2]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村治派”对农村危机的思考与拯救[D]. 察应坤. 山东大学, 2020(08)
- [3]武汉大学中国传统文化研究中心大事记[J]. 李小花. 人文论丛, 2020(01)
- [4]解构与重建 ——新文化运动与孔学的命运[D]. 李楠. 山东大学, 2020(09)
- [5]民国时期（1912-1949）易学研究[D]. 秦洁. 山东大学, 2020(09)
- [6]冯友兰中西文化观研究[D]. 刘素娟. 郑州大学, 2020(02)
- [7]中国近代教育民生思想研究 ——以晏阳初、俞庆棠、邰爽秋为代表的考察[D]. 徐雪莲. 安徽师范大学, 2020(01)
- [8]黄侃人际交往研究[D]. 刘琰. 三峡大学, 2020(06)
- [9]汤一介哲学思想研究[D]. 邓妍. 武汉大学, 2019(08)
- [10]传承与创新：文化现代化视野下的中国书院研究[D]. 戴美玲. 厦门大学, 2018(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