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甘肃政要》2002年13-24期目录索引

一、《甘肃政报》2002年13—24期目录索引（论文文献综述）

王安^[1]（2015）在《民国时期残疾军人社会保障研究》文中研究表明中国残疾军人社会保障的源头可以追溯至先秦时期。明朝之前,残疾军人保障的标准不明晰,残疾没有轻重之分,待遇没有高下之别。明代的残疾军人保障有了初步的分类,体现出一定的差别。清朝前期对残疾军人的保障,主要依据其自身的残疾轻重程度和是否立有战功来给予相应的待遇;晚清时期,虽然新旧规章共存并行,但是军人的残疾等级有了较为明晰的划分,残疾鉴定更加科学,残疾军人的长期生活也受到了重视。中国传统社会原本就存在针对残疾人的积极救助措施,晚清国门开放,这些积极救助措施也开始转型,由单纯地学习技艺,转向以特殊教育为手段,激发残疾人的潜能,提高其能力。这些都可以在民国时期的残疾军人社会保障的制度和实践中寻找到踪迹。同时代的欧美各国通过物质补偿、康复就业、权利保障来保障残疾军人的生活和合法权益。这些国家保障残疾军人的实践向民国政府和国人展示了新的保障理念和保障措施。政府和国人均表现出了仿效的愿望。优抚和安置是民国时期残疾军人社会保障的主要内容。优抚既包括物质层面的抚恤,又包括精神层面的优待。抚恤方面,管理机关分层设科,各有职掌;评残范围逐步扩大,待遇标准的制定主要依据军衔,残疾程度居于次要地位,虽然恤金标准多次提高,但与日渐高涨的物价相比,依旧是杯水车薪,士兵靠抚恤金,根本无法维持生存;在实际的抚恤过程中,虽然相关手续逐渐规范,但是微薄的抚恤金常常被拖欠、克扣。优待方面,残疾军人的功绩获得了表彰,政府与社会团体经常对残疾军人进行慰问、犒劳,残疾军人及其家属还可以获得费用减免等优惠待遇。这些措施虽然起到了一定精神慰藉、激励士气的作用,却并没有在实质上提升残疾军人的社会地位。收容教养与就业安置同为国民政府安置残疾军人的重要举措。国民政府设立教养院为残疾军人提供衣食住所,对他们开展教育,灌输政治理念,传授文化知识,培养劳动技能,并管束其行为。国民政府安置残疾军人就业主要有两方面的内容:第一,组织残疾军人集体进行生产活动;第二,鼓励残疾军人分散就业。安置残疾军人就业的活动,开始于全面抗战之前,全面抗战爆发之后,国民政府设立机构,出台法规,建构了残疾军人就业安置制度。残疾军人安置工作在抗战期间于国统区内全面推行开来,由于各种原因,抗战胜利之后,国统区的残疾军人安置工作逐渐陷入困境之中。国民政府安置残疾军人的过程中,存在着不少问题,产生了严重的后果。国统区的残疾军人安置工作得到了社会力量的支持,社会舆论给予残疾军人安置工作高度关注,当时的社会舆论认为,安置残疾军人,不仅是满足残疾军人的个人需要,也是政府的责任和社会的义务,更是坚持抗战乃至建设国家的必然要求;并探讨了安置的具体途径,如提升素质、集体安置等。全面抗战之前,社会团体对残疾军人的救助活动就已经存在。全面抗战期间,社会团体中出现了以残疾军人为服务对象的专业团体。这些社会团体开展职业培训,介绍工作岗位,设立安置社区,为安置残疾军人做出了重要贡献。残疾军人也自发组建了互助团体,为群体谋福利。中国共产党以革命根据地为依托,依靠广大人民群众的支持,对人民军队中的残疾军人实行社会保障。土地革命时期,军队系统与政府部门,明确分工,密切配合,形成了一个集抚恤、优待、疗养、安置为一体的残疾军人社会保障体系。抗日战争时期,共产党将优抚与安置紧密结合,引导残疾军人发展生产,实现自给自足。解放战争时期,共产党将残疾军人社会保障工作与革命斗争的需要相结合,号召残疾军人继续为革命服务。各解放区开办荣誉军人学校,提高残疾军人的政治觉悟,组织他们学习文化知识。对于有工作能力的残疾军人,军政部门则量才使用,分配适当工作。对于身处后方的残疾军人,各解放区则鼓励他们努力发展生产,在改善生活的同时厉行节约,尽力支援前线。民国时期的残疾军人社会保障在性质上已由皇权恩赐转变为政府责任和社会义务。政府、社会团体、民众均参与其中。保障的目标由满足基本生存需要提升为实现自我价值。保障措施也由单一向多元转化。与同时代的欧美国家相比,民国时期的残疾军人社会保障在保障水平和保障标准方面还存在着差距。革命根据地的残疾军人社会保障的成效明显优于国统区。这与两党的动员能力、组织能量、政治风气及政策执行力有密切关系。民国时期残疾军人社会保障的历史轨迹为今天的残疾军人社会保障的推行和残疾人事业的发展提供了有益借鉴。

林文艺^[2]（2014）在《主流意识形态语境中的中国对外文化交流 ——以英文版《中国文学》研究为中心》文中指出文学话语既表现为一种知识,也表现为一种权利。根据福柯的话语与权力理论,谁掌握了文学的话语,谁就主导了社会舆论。自晚清以来,文学被视为启蒙思想和社会改革的利器。出于建设现代民族围家的需要,中围文学常常被高度意识形态化。新中围成立初期,政府决定成立专门机构,以文学为媒介,有组织有计划地进行对外文化交流,以扭转西方国家对新中国形象的种种误解,树立新中国形象。为此,由中围外文局1951年创办的英文版《中国文学》（Chinese Lierature）杂志正式拉开了主流意识形态下的中国对外文化交流的序幕。作为建国初期国内唯一一份对外翻译介绍中国文学、文化的官方刊物,英文版《中国文学》在中国对外文化交流中起到不可忽视的作用。本选题从主流意识形态语境的视角,以1951-2000年间的英文版《中国文学》的研究为中心,在史料梳理的基础上,通过分析主流意识形态对该英文杂志翻译选材和对外文化形象塑造的影响,理清英文版《中国文学》对外传播中围文学文化、树立中围形蒙的路径,揭示以英文版《中国文学》为平台的中外文学交流现象,探讨主流意识形态对中外文学、文交流的影响及建围后中外文学传播与交流的途径与方法。论文主要从史料学及比较文学的视角出发,结合传播学和报刊研究方法,以及文学交流史的角度,综合分析英文版《中国文学》通过文化译介以传播中围文,树立中围形象。首先,从中外文学交流的背景,总体介缁英文版《中围文学》刊物的创刊、发展、内容及主要译者等相关情况；其次,结合英文版《中围文学》创刊特征,在本土文化语境、历史语境中探讨主流意识形态辖制下刊物对外翻译的题材选择,理清各个历史时期的翻译选材特点；第三,以经典译作为例,通过分析英文版《中国文学》对外展示的经典形象,探索通过文学译介塑造自身文化形象以推动跨文化交流所涉及的问题。最后,对英文版《中围文学》在“他者”文化场内的传播进行研究,包括杂志终刊的原因、对外交流、传播中围文化的经验与教训,并以此为鉴,阐述影响我国文化对外交流、传播的因素,思考新形势下中国文化对外交流、传播的对策。英文版《中国文学》注重中围文学文化的对外交流、传播,译介了大量中围文学作品,并在他者语境中深化了对中国文学和文化的解释,为对外交流、传播中围文化、展示真实的中围形象、促进中外文化交流做出积极的努力。但由于主流意识形态的影响及中外文化的差异等诸多因素,造成《中围文学》在对外交流、宣传中围文化及树立中国形象上并未获得巨大成功,因此以英文版《中国文学》为个案研究,总结特定时期我国对外文学、文化交流的经验与教训,可以为更好地探索新时期中国文学文化对外传递的有效渠道与方式提供借鉴,对理解当前国家文化输出战略具有重要意义。

张渭毅^[3]（2012）在《1900年—2006年上半年国内中古汉语语音论着目录（订补稿）》文中认为一再版说明拙着《中古音论》（河南大学出版社2006年）出版近一年以来,其中所收的《1900—2006年上半年国内中古汉语语音论着目录》受到读者的欢迎和同行的重视,我陆续收到一些鼓励、肯定和好评的来信,也收到一些非常有益的改进建议。由于这个目录的编写周期达十八年之久,体例是逐渐完备的。1991年9月以前我所编的论文条目,有相当一部分没有注明页码,有些论文条目的出处还有待进一步核实,有些条目失收,需要增补。

郭清梅^[4]（2012）在《行政规定规制研究》文中研究表明在建设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法治国进程中，行政规定在行政机关实施法律、法规和执行政策，履行社会管理职能等方面发挥着其他行政手段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但是，长期以来，行政机关发布的大量违法或不适当的行政规定不仅侵害了行政相对人的合法权益，而且损害了行政机关的权威。因此，科学、合理地规制行政规定已经成为关系我国能否实现依法行政的一个重要议题，并因此而受到众多行政法学者的广泛关注和多角度研究。从我国现行行政规定规制制度构建情况看，我国已经从行政规定制定权限、制定程序、行政系统内备案审查、行政复议附带审查、行政系统内定期或不定期清理、人大常委会备案审查、法院适用性审查后向行政机关提出有关纠正行政规定错误的司法建议等不同层面多角度对行政规定加以规制。这些规制制度从行政系统内外共同对行政规定制定权作出规范和监督，其目的既在于确保行政规定的权威和有效实现行政规定管理职能，也在于纠正违法或不当行政规定之错误以维护行政相对人合法权益。经过多年的制度创新、完善及其实践运作之后，对于这些多种多样的行政规定规制制度之设置目的及其综合规制效果，已有必要作出客观分析和反思性总结。从我国行政法学者在行政规定规制理论研究方面已经取得的成果看，学者多从理论应然的角度专项讨论行政规定监督问题，近年来尤其越来越多的行政法学者集中关注和研究监督法中人大常委会备案审查、行政复议法修改中涉及的对行政规定的复议审查问题以及行政诉讼法修改中涉及的对行政规定司法审查等问题。因此，研究者相对忽视了对我国不同系统各种行政规定规制制度本身是否科学可行、制度之间的协调和衔接、各种有关行政规定控制和监督制度能否共同对行政规定起到应有的综合规制功能等问题的客观分析和细节性思考。本论文的研究重点正是，以实证统计分析，考察我国不同系统各种行政规定规制制度和制度之间的衔接关系作为研究出发点，努力回应这些有关行政规定规制制度科学性和协调性的问题。论文由导论、概述、行政系统内自我规制、行政系统外规制、重构和完善行政系统内外规制机制等五部分内容构成。第一部分，说明了论题研究的起因，分析论题的理论和实践研究价值，并且阐明了论文采用的实证统计分析法和比较分析法等主要研究方法。第二部分，界定了论文的核心概念“行政规定”，描述了国内外有关行政规定研究现状，并对主要理论研究成果作出梳理和评析。这部分研究内容为论文围绕核心论点展开奠定了必要基础。第三部分，主要研究两个方面的问题，即：行政系统内不同规制制度本身是否科学的问题；如何合理处理行政系统内不同规制制度之间的衔接问题。其中，首先，描述了我国行政系统内行政规定制定、备案审查、复议附带审查、清理等规制制度的主要规制现状；其次，分析了各种规制制度本身存在的尚需进一步科学化的问题，并且提出解决问题的办法；最后，对行政系统内各种规制制度之间（尤其是制定程序、备案程序与清理程序之间）的衔接问题作出分析，并提出了解决行政系统内规制机制问题的对策。第四部分，首先阐述了行政系统外规制行政规定的必要性；其次考察和分析了行政系统外部立法机关规范行政规定制定权限、程序的制度和人大常委会备案审查监督制度中存在的问题，并对完善人大系统规制制度内容提出了解决对策；第三阐述了我国行政法学界有关应否将行政规定纳入司法直接审查范围的主要争议，描述我国现行适用性附带司法审查制度实际运行状况并且分析了其中存在的问题。在此基础上，笔者提出：为完善我国司法审查监督制度，应当修改行政诉讼法，明确确认法院行使适用性附带司法审查的权力和提出纠正行政规定错误的司法纠错建议制度；同时，确认特定级别的法院能够行使确认或否决行政规定效力的附带司法审查制度。第五部分，从备案审查规制机制和个案审查机制两个层面，分别分析了不同层面规制行政规定机制中存在的主要问题，并提出了解决对策。其中，一方面，笔者采用比较分析的方法，剖析了行政系统的备案审查与人大常委会系统的备案审查之制度和实践中存在的异同以及相互衔接问题，提出了依据行政系统与人大常委会系统在规制行政规定中的应然功能定位，通过修改监督法，重新构建以行政系统内常规主动审查为主，并以人大常委会“备而待审”为补充的备案审查规制机制，以节约审查资源和避免不同系统之间的预防性审查冲突。另一方面，笔者全面系统地描述了行政备案审查审查机关与人大常委会备案审查机关应行政相对人建议而启动的个案审查、行政复议附带审查机关应行政相对人请求而开展的复议附带审查、行政诉讼中法院因要确定行政规定能否作为具体行政行为合法依据而开展的个案适用性附带审查等多元化个案审查制度及其实践，分析了不同个案审查制度之间潜在的审查冲突问题，提出了依据行政规定是否对行政相对人已经造成实际侵害而分类处理个案审查冲突的规制机制。总之，论文的主要论点是，要想充分发挥行政规定的积极功能，并克服和避免其消极影响，就要在设定规范行政规定制定、管理和监督权限及其程序等方面的制度时，始终贯彻包括合法性、科学性和系统协调性在内的正当性考量，即既要科学构建不同规制制度内容，尤其要关注规制制度的程序细节设定，也要处理好各种规制制度之间的协调有序问题，并科学解决和设定不同规制制度之间的审查（尤其是被动个案审查）冲突解决机制。

朱友刚^[5]（2012）在《服务型政府视角下的政府信息公开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20世纪中期以来,随着参与式民主的兴起,政府信息公开呈现出全球化的趋势,成为一种世界范围内的普遍潮流。政府信息公开不仅是促进政府信息资源充分利用和优化配置的有效途径,而且是推动公民参与、发展政治民主、构建服务型政府的必备要素。如何认识政府信息公开的内在必然性,探索在服务型政府的框架下政府信息公开发生发展的内在机制和保障措施,构建信息公开有效运作的制度体系,在当前政府治理模式转型的背景下是一个需要深入研究的课题。2008年5月1日起施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息公开条例》是我国第一部国家层面的信息公开立法,启动了面向行政公开和公众参与的公共行政改革。从价值追求上看,政府信息公开将公众由行政过程的外在要素转变为内在要素,使公众知情并实质性参与重要的公共政策的制定过程,表达了行政民主化的核心内涵,反映了政府服务行政的属性。政府信息公开法律制度的实施,契合了当前我国走向民主化、现代化的政治转型和以服务型政府建设为目标的政府治理模式转变的要求。认真探究服务型政府的治理理念,充分利用政府信息公开的制度平台,结合政府职能转变和社会管理创新,实现政府和公民之间的良性互动、协商合作,不断增进政府活动的公开性与透明性,促进公民参与行政过程,保障公民的知情权、参与权、表达权、监督权,对促进服务型政府建设的实质性进步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本文力求运用规范分析和实证研究相结合的方法,探讨在政府治理模式转型的背景下,如何更好地发挥政府信息公开的作用,推进服务型政府建设。论文在对政府信息公开进行一般性理论分析的基础上,从政府信息公开与服务型政府的关系以及政府信息公开的制度建设两个方面展开论述：一是通过对服务型政府治理理念和政府信息公开的理论依据与实践功能的分析,探讨服务型政府与信息公开内在契合的关系,分析信息公开在服务型政府建设中的作用,认为以政府信息公开作为我国服务型政府建设的突破口是当前服务型政府建设最为现实、可行的一种路径。二是通过对政府信息公开的实证分析,探讨地方政府信息公开的现状和面临的困境,分析信息公开在政府治理模式转型中的作用,并借鉴国外政府信息公开的成功经验,探索我国政府信息公开的思路与对策,为服务型政府建设提供现实的依据。通过分析论证,本文试图阐明如下观点：（1）从政府信息公开的作用看,政府信息公开既是服务型政府建设的必然要求和前提条件,又是服务型政府建设的重要推动力量。政府信息公开在服务型政府建设中的地位和作用,主要体现在对公民知情权、参与权、表达权、监督权的保障和改进政府运行机制、推进行政民主两个方面。（2）从政府信息公开的价值取向看,在服务型政府的框架下,服务理念必然被引入政府信息公开的价值体系,因此政府信息公开在法律层面的价值约束之外,更应注重道德层面的价值追求,信息公开行为应当立足于满足公民知情权、服务公民信息需求,顺应服务型政府的价值目标。（3）从政府信息公开与服务型政府的相互关系看,在政府治理模式转型的背景下二者在诸多方面表现出内在的一致性,契合了服务型政府的治理理念和治理模式转变的要求,应当而且可能成为建设服务型政府的突破口和重要路径。本文并不企求对服务型政府及政府信息公开的理论进行全面的阐述,而主要是从分析二者的关系入手,力求在借鉴已有研究成果的基础上,论证政府信息公开在服务型政府建设中的基础性意义,对服务型政府与政府信息公开的相互关系进行探讨,探索通过政府信息公开、推进服务型政府建设的路径。在这一分析思路下,本文共分五个部分展开论述：第一章为导论,提出本文研究的主题,即服务型政府视角下的政府信息公开,并就研究该主题的背景与意义、学界对服务型政府和政府信息公开研究的现状、本文的研究思路、结构安排以及可能的创新之处等进行说明。第二章主要是对服务型政府与政府信息公开相互关系的理论分析。该部分在对服务型政府和政府信息公开相关概念进行界定的基础上,首先讨论了服务型政府的治理理念,认为服务型政府的治理理念决定了政府治理方式的转变；其次,政府信息公开的性质和功能是政府信息公开理论研究中的一个重要问题,在考察政府信息公开理论依据及实践功能的基础上,具体探讨了政府信息公开与服务型政府在构筑政府合法性、治理模式、保障公民权利、提升政府公信力等方面的内在一致性。第三章以山东省为例,具体分析地方政府信息公开的相关问题。一是从组织体系、制度体系方面,分析政府信息公开运行的制度环境；二是从政府信息公开平台建设方面,分析传统公开方式和网络媒体在政府信息公开中的具体运用及各自的优缺点,重点分析了青岛政务网的主要栏目、建管模式、政民互动模式、监控模式等网站运行要素,提出承载“信息公开、网上办事、公众参与”三大功能的政府门户网站将成为政府信息公开的主渠道；三是通过政府信息公开的具体数据和实例,分析政府信息公开的成效和面临的问题。通过实例分析,说明了政府信息公开在疏通政府与公众的对话渠道、保障公众知情权、实现政府与公民互动和协调、实现政府决策与行为逐步由“以政府为中心”向“以公众为中心”转移,以及强化政府公共服务职能方面的重要作用,契合了当前我国以服务型政府建设为目标的政府治理模式的转型。第四章探讨了国外政府信息公开的经验与启示。一是分析了国外政府信息公开的动因,既有政治经济因素,也有技术进步因素。二是梳理了国外政府信息公开的主要做法和经验,即必须有健全的法律制度、明确的公开内容和范围、规范的公开方式和程序,以及完善的监督与救济机制。三是总结了国外政府信息公开对我国政府信息公开的启示,即应当具备相应的思想基础、需要与本国国情相结合、应当循序渐进、需要依靠公众和社会组织的积极推动、应当建立健全的法律制度体系。第五章通过借鉴国外政府信息公开的成功经验,结合我国实际情况,提出了服务型政府视角下政府信息公开的基本策略和路径选择,认为其核心在于加强和完善政府信息公开法律体系,健全相关的配套制度和政策措施,切实保障公民知情权,为公众提供一个积极参与的政治环境,建设一个民主、活泼、高效的社会主义政府体系,实现政府治理模式的变革和公民参与的民主治理格局。结语部分对前文各部分内容进行了简要总结,归纳了论文的主要观点。完善政府信息公开、推进服务型政府建设是一个复杂的系统工程,内容涉及方方面面,有待于学界、政界及各方人士进一步的探索和思考。

孙国军,周峰^[6]（2008）在《21世纪辽金史论着目录——2002年》文中指出2002年共出版、发表辽金史着作、论文460余部、篇,其中着作37部,论文430余篇。目录分为专着、总论、史料与文献、政治、经济、民族、人物、元好问、社会、文化、文学、宗教、科学技术（医学）、历史地理、考古、文物16类。

吴燕^[7]（2007）在《南京国民政府时期四川基层司法审判的现代转型》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中华法系源远流长，到清末之际，已经有十分完善的法律文本，但司法实践与成文法却殊多背离。司法组织形态是行政司法合一，由于权力的集中，司法腐败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晚清政府、南京临时政府和北洋政府都对司法进行了改革，其改革从独立的司法组织建构等方面展开。在清末民初之际，“新政”修律具有显然的激进性特征，北洋政府时期在制度上做出了一些务实的修正，但在实践上，由于诸多因素影响，这时的司法更为混乱。南京国民政府的司法建设就是在这样的基础上展开的。虽然四川省从1918开始就实行防区制，独立于中央，但司法上四川和中央的联系并没有完全割断，也具有清末和北洋时期的司法特点。南京国民政府的基层司法转型根源于三民主义、“五权”宪法理论，他们规定了基层司法组织的性质、形态、功能的总架构，对基层司法组织的审判活动，也有着高屋建瓴的指导作用。当然，三民主义、“五权”宪法理论，对基层司法组织建设的包容性的缺失，甚至自相矛盾给基层司法带来的消极影响也否认不了。此外，国民党的“党治”理论对基层司法实践也有不可忽视的双重影响。防区制时期的四川，一切都操于军阀之手，虽然军阀们也宣称司法独立，但司法的一切权力都被军阀掌控。1935年中央军入川后，防区制被打破，四川的一切建设，包括司法建设才纳入全国建设的轨道。对基层司法组织和司法审判活动都进行了整顿，在人员和经费方面进行厘定并划拨，对审判程序、审判活动严加规定。抗战开始后，四川直接在中央领导下进行政治经济建设，基层司法建设才开始向所谓的现代方向转型。通过整顿建设，在人才、经费、审判水平上确实有所提高。战后随着国民党政权独裁性的加强，一方面最高司法当局对基层司法的控制加强，另一方面基层却悄然做着于己有利的变通。纵观民国已降的30年的历史，已经不是司法应否独立的理论争论，而是司法如何独立的实践博弈。如何协调各种矛盾，使司法能够顺利转型。在中国传统法律文化观念中，民众基本没有或极少有权利意识，民众权利意识的树立和权利义务的正确行使遂成为考察南京国民政府司法转型的重要视角。本文通过四川各县诉讼的全过程，通过起诉书、判决书，直接观察到这一时期四川普通民众民事法律观念的民事法律观念逐渐形成、变化。虽然制度和民众观念变化的方向一致，但二者变化的速率是不同步的，文化观念不能尽弃传统而重新开始，普通民众观念形变而实不变的情况在诉讼中不断反映出来，转而又影响着制定法的进退。南京国民政府时期基层司法确有转变，但这一转变并不理想，不仅不符合现代民主国家政治制度的司法形态，也不符合“政治精英”们最早的设想。甚至到了40年代末，在全国范围内，独立的县级司法组织始终没有完全建立。40年间，几乎没有一个司法改革方案被彻底贯彻，究其原因，我们看到现实人才、经费、战争、人们法制文化观念的制约颇为巨大，本章分析了四川在转型时期的经济、人才条件，从这些方面分析基层司法转型的窒碍，可以使我们对司法转型的成败得失有更实在的理解。

刘可可^[8]（2006）在《知青小说叙事的演变及其背后》文中研究表明本文梳理了三个时代述本的特质，并分析了这一特质与其时代语境的紧密对应关系，进而探讨了创作主体精神状况在这一对应关系中所起的作用。本文发现创作主体因为其自身的局限，成为时代主潮的追随者而无法审视并超越时代，因此在时代——创作主体这二者之间，对文本起主导作用的只有时代本身，因此得出结论说，创作主体精神的孱弱导致了文本对时代性的极度顺从而难以产生超越它的审美力量。 本文首次考察了散见于文革时期各种文学期刊上的中短篇小说，对后新时期知青小说的系统梳理也属首次；本文发现了一元化的文革社会对全知叙事的青睐，而试图消解文革影响的新时期则倾向于限知叙事，为文体变化与社会语境的相关性研究提供了一个有意义的个案；本文发现了时代演变与作家的生命断裂这一当代文学史上值得关注的问题。

曲剧^[9]（2006）在《晚清甘肃进士研究》文中指出进士在朝为官,在野为绅,深受儒家典籍熏陶而为社会中有较高文化水准者,因此他们在中国传统社会中具有重要的政治功能和社会功能,可谓传统社会中的精英。另一方面,自1840年后,在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刺激和诱导下,中国传统社会逐渐解体,开始向近代社会变迁。在此转变过程中,作为中国传统社会中统治阶级的重要组成部分和中国传统文化的主要传承者,晚清进士的变迁尤为引人注目。 本文以晚清甘肃进士为考察对象,首先考察了清代甘肃进士的人数及地理分布,意在展示其生长的区域社会和文化环境;其次把晚清甘肃进士作为落后地区的传统知识分子在近代社会变迁中的典型,考察他们在近代中国的变化;第三,以官绅两种身份来分述晚清甘肃进士的事功,以表现他们的作为和影响。 由于清代甘肃进士人数少,同时又因为甘肃独特的人文地理环境的熏染,晚清甘肃进士并未在全国产生大的影响,其在近代变迁的进程也是比较迟缓的,然其为民爱国的精神却是值得嘉许的。

易春秋^[10]（2005）在《建国十七年中学思想政治教育研究》文中认为本论文以大量资料为基础,将建国十七年中学思想政治教育置于中国社会变动的历史背景中,以时间为线索,分为五个阶段对建国十七年中学思想政治教育的情况进行了全方位的考察。在此基础上,对建国十七年中学思想政治教育进行了较为客观的历史评价,并提出了若干思考。 论文由绪论、正文（共五章）和结语组成。 绪论。阐述了本选题的缘起及研究意义、研究现状,说明了研究方法、写作框架以及本论文的创新点。 第一章,国民经济恢复背景下的中学思想政治教育（1949 年 10 月～1952 年底）。党和国家继承和发扬老解放区学校教育和长期形成的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优良传统,在吸收旧教育某些有用的经验和借鉴苏联教育经验的基础上,全面开展了新民主主义思想教育,主要锋芒指向封建的、买办的、法西斯主义思想,确立了思想政治教育在普通中学中的重要地位。此时,加强了对师生的政治思想教育,通过政治课和各科教学进行思想政治教育,并结合土地改革运动、抗美援朝运动、镇压反革命运动、“三反”、“五反”运动进行了思想政治教育。建立健全了学校内的共产党、青年团、学生会、少年儿童队组织,形成了以普遍开设政治课为主体,密切结合各项政治运动而进行思想政治教育的体系。 第二章,社会主义改造背景下的中学思想政治教育（1953 年初～1956 年底）。新中国在恢复国民经济基础上开始实施第一个五年计划,制定了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和第一部《宪法》,着手实行对农业、手工业、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与此相适应,中学按照过渡时期总路线精神,提出了社会主义思想政治教育任务,学习苏联的教育经验,通过各科教学进行思想政治教育。这一举措,一方面加强了各科教学中的思想政治教育,但另一方面,也使政治课的地位日益弱化。此时,加强了时事政策教育,在实践中开辟了学生守则教育、劳动教育、榜样教育、校外教育等多种途径,逐步形成了在党支部领导下,由班主任、团、队、学生会等各方面配合的经常化的中学思想政治教育制度。 第三章,“左”倾政治运动冲击下的中学思想政治教育（1957 年初～1960 年底）。这一时期,曾一度强调加强中学的思想政治教育,恢复政治课,颁布了建国以来第一部《中等学校政治课教学大纲（试行草案）》。但 1957 年反右斗争开始后,紧接着进行的“大跃进”和“教育革命”、“反对右倾机会主义”斗争,“左”的思想开始抬头,并逐渐占了上风。由于“左”倾政治运动的冲击,使中学思想政治教育受到了严重影响,一切围绕着运动转。在政治课教学上,以开设“社会主义教育课”代替了原来设置的政治课,忽视了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本章还阐述了通过多种途径进行思想政治教育的情况。第四章,调整背景下的中学思想政治教育（1961 年初～1963 年底）。以贯彻“八字方针”和《全日制中学暂行工作条例（草案）》为标志,中学思想政治教育开始逐步扭转前一时期“左”的倾向,政治课也开始进行调整,并继续通过各科教学进行思想政治教育。此时期,在中学思想政治教育工作中,对德育和智育的关系处理得比较好,既切实贯彻教学为主的原则,又不放松德育。在德育工作中既重视政治教育、榜样教育、劳动实践,又加强了以学生守则为中心的道德品质教育,既继续发展并逐步完善校内各教育阵地的作用,又开始重视校外教育,逐步形成了较完善的思想政治教育工作体系,开始构建学校思想政治教育网。但是 1962 年召开中共八届十中全会后,强调阶级斗争为纲,对中学思想政治教育产生了“左”的影响,开始加强贯彻阶级教育,使中学思想政治教育产生了波折。可以说,这一时期的中学思想政治教育,既伴随着正确的内容又交织着“左”的偏向。第五章,“反修防修”背景下的中学思想政治教育（1964 初～1966 年 5 月）。1964 年春节,以毛泽东就教育问题发表的“春节谈话”为始,发表了一系列对教育问题的指示,其中很多内容对中国教育的改革有积极意义,但同时,讲话内容也包含一些“左”的因素。随着中苏分裂,美国采取反共的“和平演变”战略,毛泽东日益重视“反修防修”,并展开了一系列“反修防修”的运动,一时间,“反修防修”席卷教育领域,开始批判资产阶级教育思想,改革教育制度。在此背景下,毛泽东提出 “培养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接班人”的问题,同时在城乡社会主义教育（“四清”）运动的影响下,使本已从中共八届十中全会后日益加强的阶级和阶级斗争意识更加强化。1964 年 7、8 月间,全国高、中等学校政治理论课工作会议的召开,阶级斗争教育成为政治理论课的主要内容,中学思想政治教育陷入了以“阶级斗争为纲”的迷误之中。本章还阐述了以政治课为主的中学思想政治教育情况,活学活用毛主席着作、学解放军、学大庆运动的情况,学校思想政治教育网继续加强和校外教育、家庭教育的情况。

二、《甘肃政报》2002年13—24期目录索引（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甘肃政报》2002年13—24期目录索引（论文提纲范文）

（1）民国时期残疾军人社会保障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2）主流意识形态语境中的中国对外文化交流 ——以英文版《中国文学》研究为中心（论文提纲范文）

（4）行政规定规制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5）服务型政府视角下的政府信息公开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6）21世纪辽金史论着目录——2002年（论文提纲范文）

（7）南京国民政府时期四川基层司法审判的现代转型（论文提纲范文）

（8）知青小说叙事的演变及其背后（论文提纲范文）

（9）晚清甘肃进士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10）建国十七年中学思想政治教育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四、《甘肃政报》2002年13—24期目录索引（论文参考文献）

• [1]民国时期残疾军人社会保障研究[D]. 王安. 苏州大学, 2015(07)
• [2]主流意识形态语境中的中国对外文化交流 ——以英文版《中国文学》研究为中心[D]. 林文艺. 福建师范大学, 2014(04)
• [3]1900年—2006年上半年国内中古汉语语音论着目录（订补稿）[J]. 张渭毅. 汉语史学报, 2012(00)
• [4]行政规定规制研究[D]. 郭清梅. 华东政法大学, 2012(05)
• [5]服务型政府视角下的政府信息公开研究[D]. 朱友刚. 山东大学, 2012(12)
• [6]21世纪辽金史论着目录——2002年[J]. 孙国军,周峰. 赤峰学院学报(汉文哲学社会科学版), 2008(11)
• [7]南京国民政府时期四川基层司法审判的现代转型[D]. 吴燕. 四川大学, 2007(06)
• [8]知青小说叙事的演变及其背后[D]. 刘可可. 吉林大学, 2006(05)
• [9]晚清甘肃进士研究[D]. 曲剧. 兰州大学, 2006(09)
• [10]建国十七年中学思想政治教育研究[D]. 易春秋. 中共中央党校, 2005(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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