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论现AI写作作研究的基本走向（论文文献综述）
于瑞[1]（2021）在《中西文论比较视域中的“文学性”问题研究》文中研究指明“文学性”作为一个现代性的文论概念,如今已成为文学理论与批评实践领域的核心问题。它最早于1921年由俄国形式主义理论家雅各布森提出,被认为是“文学科学”的研究对象,也是使一部作品成为文学作品的东西。“文学性”在西方文论语境中经历了理论建构、意义解构和话语重构的过程,并据此彰显出了丰富的审美文化内涵及深远的文论史意义。20世纪80年代之后,“文学性”与中国当代文论语境正式“接合”,伴随“审美论转向”和“文化转向”的发生,“文学性”逐渐关联起当代文艺学的知识构型与研究范式,成为一个涵盖文学理论基本问题域的核心命题。将“文学性”还原为一个基础的文学理论问题,并对其关键的基本问题域做全面研究,有助于在“文化自信”语境下推进“当代文论话语体系构建”这一系统性工程。本论文的写作围绕着“文学性”在中西文论史中的嬗变进程而展开,全文共分为五个章节。具体而言:第一章,立足于俄国形式主义的文化背景,探讨“文学性”发生的历史语境、理论内涵及其文论史意义。雅各布森提出“文学性”,具有一定的文学创作实践作为基础,是对当时文论界占据统治地位的“社会历史学派”的一种反拨。它接续了西方自古希腊至德国古典哲学以来的形式主义美学传统。“文学性”体现为一种学科自主性的理论创构,其生成机制为“陌生化”。“文学性”助推了文学研究的语言学转向,同时开启了一种全新的文论话语范式。第二章,对“文学性”在西方文论语境中的发展流变展开论述。雅各布森从俄国出走,同时开启了“文学性”在西方世界的“理论旅行”。在俄国形式主义之后,“文学性”经历了从结构主义、解构主义、文化研究和后理论转向等一系列的话语变迁。对这一历史脉络进行展开,可以全面揭示“文学性”作为一个理论命题所具有的丰富性、复杂性和多元性。这也是我们立足于当下文化语境探讨文论话语建构的重要背景和理论资源。第三章,探讨的是“文学性”与中国当代文论“审美论转向”之间的内在关联。现代意义的“文学性”观念是在20世纪80年代之后正式“介入”到中国当代文论的发展进程之中。不过,作为一个概念表述,“文学性”在20世纪二、三十年代就已经出现。“文学性”在中国文论语境中体现出多种面向,对此进行讨论,有助于我们更好地理解中国文论的知识构型,同时揭示“文学性”与当代文论相互渗透与不断建构的理论形态。第四章,结合20世纪90年代之后的当代文论状况,分析“文学性”与当代文论知识转型所发生的理论价值和实践意义。围绕“文学性”问题,90年代到新世纪初的当代文论界出现了“文化转向”的范式转型,具体体现于“文学终结论”“文学性扩张”“反本质主义文艺学”与“当代文论话语体系构建”等一系列命题之中。本章主要聚焦于与“文学性”相关的学科反思与理论重构,分析了“文学性”的内涵变迁与外延拓展,进一步探讨“文学性”对于当代文论知识生产及文论话语体系建构的基础性意义。第五章,立足于“中西文论比较”的视野,对“文学性”在不同文论语境中的范式转型与文论史意义进行总结。具体而言,在西方文论语境中,“文学性”发生了三次重要的理论转向,即语言学转向、文化转向和后理论转向;在当代中国文论语境中,“文学性”同样具有三次重要的转型意义,即审美论转向、文化转向和当代文论话语体系构建。二者在言说方式、理论形态、话语体系方面有异有同,共同丰富了“文学性”与当代文论建构的关联性。与此同时,本章还深入分析了古代文论语境中与“文学性”相关的理论资源,以期推进古代文论资源接入“文学性”当中,助力当代文论话语体系的构建。通过对“文学性”问题进行全面的探讨,可以发现,“文学性”在中西文论语境中,一直都处于不断的建构与发展过程当中。作为一个现代性的学科概念,“文学性”虽源起于西方,却直接参与了中国当代文论的理论构建与知识转型。时至今日,“文学性”已突破了俄国形式主义的理论内涵,成为未来探讨文学理论与文学批评的一个核心问题。“当代文论话语体系的构建”,是我国文论界当前面临的一个重要议题,它既是一种学科话语,也是一种主体话语,既需要体现学科性,也需要体现时代性、本土性和主体性。“文学性”问题关联着文学理论学科的基本问题域,由此,立足于“文学性”问题来探讨“当代文论话语体系的构建”,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
赵钦钦[2]（2021）在《《文心雕龙》文学创作标准研究》文中指出《文心雕龙》中的创作论研究历来备受学界关注,成果也极其丰硕。但长期以来,学者们对《文心雕龙》创作思想的探索大都是将重点放在了创作论的理论价值上,忽视了其在写作实践方面的指导性、规范性、标准性作用。实质上,《文心雕龙》中的创作观不仅仅是一种文论观念,在深层意义上更是一套作文准则,是刘勰在特殊时代背景下为文章写作确立的纲领,凝聚着刘勰全部的创作才情和为文理想,引导并规范着创作实践,具有超越时代的理论意义和实用价值。《文心雕龙》文学创作“标准”是在魏晋六朝儒学衰落、玄学兴盛、形式主义文风泛滥的大背景下产生的。面对“讹滥”的形式主义文风,刘勰的救治之策,就是以“标准”规范文学创作。刘勰创造性地提出了文学创作“标准”的原则性问题,即:文学有本、创作归正、文质彬彬;在基本原则制约下,做到:行文有术,通变有方。由于《文心雕龙》涉及文学本体论、文体论、创作论和批评论等方方面面,并非单纯论述创作标准,因而其理想“标准”蕴含在理论系统中,创作标准既隐而不显、表述分散,又自成系统、严谨清晰。《文心雕龙》文学创作标准的主要内容包括作家人格标准、思维建构标准、文本呈现标准和审美价值标准。作家人格标准要求作家不仅要有才、气、学、习等个体情性,而且要具备高尚的道德修养和家国理想,达到艺术人格与社会人格的高度合一;思维建构标准就是创作时保持自然、虚静的精神状态,并利用思维意志将客观事物、主观情思、语言文辞（物、意、言）融为一体;文本呈现标准就是布局谋篇要遵守“情理设位,杂而不越”的原则,语言表现要学会“善术驭文,巧用修辞”的方法,令文章圆融通畅、情采兼备;审美价值标准在于思想内容里“风清骨峻,辞采华茂”的艺术风貌,即有“风骨”,也在于字里行间中“深文隐蔚,馀味曲包”的文外之旨,即能“隐秀”。《文心雕龙》既有严密的理论体系,也有较高的文学价值,它是一部优秀的骈文作品,其文本呈现本身就是刘勰对其创作标准的完美践行。文学创作标准的理论价值表现在文学特性和文体论的深入探索中,创作标准无论对于当下的应用写作还是文学写作都具有很好的指导意义。本文行文思路如下:第一章,探讨《文心雕龙》文学创作标准的提出缘由,分析这一标准的总原则及其和具体“标准”的关系。第二章,梳理《文心雕龙》文学创作标准的具体内容,分别阐明它们的理论来源、具体内涵和重要影响。第三章,探究《文心雕龙》文学创作标准的理论价值,指出《文心雕龙》作为文学作品的实践品格和理论贡献,并阐明对文章写作的指导意义。
郑紫晖[3]（2021）在《伊利格瑞后现代女性主义理论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露西·伊利格瑞和茱莉亚·克里斯蒂娃、埃莱娜·西苏并称为欧洲现代女性主义“三位一体”的代表人物,伊利格瑞的学说包括女性主义精神分析理论、女性主义权力话语理论和性别政治批判理论等方面的内容,其突出的特质是明确的解构主义立场和对于差异性权利规则的强调,她的理论可以视为是关于差异性的差异化的研究。伊利格瑞的女性主义理论一方面放弃经典女性主义理论着眼于权利的现实取向,另一方面希望通过女性确认女性性经验、为女性主体性赋权和构建女性主义话语的方式,颠覆男权社会的二元逻辑思维模式、打破男权话语的微观权力牢笼,最终使女性通过建构语言的方式实现自我赋权。伊利格瑞理论的后现代特质体现在她对于差异和平等概念、女性性话语以及对于性别文化等问题的具体阐述上。本文绪论部分明确了选题视角、研究特色与研究意义。论文是在后现代视域下研究伊利格瑞的女性主义理论,这一方面是因为女性主义研究在伊利格瑞学说创构时期已进入后现代语境;另一方面在于伊利格瑞深受西方后现代哲学的影响,其理论体现出显着的解构主义哲学理念。为此,本文梳理了西方女权主义运动与女性主义文学批评发展的大致脉络和阐释了解构主义哲学的基本立场。本文的研究特色是以后现代主义精神分析理论、话语理论以及微观权力理论三个模块范式为参照,根据伊利格瑞学说的精神实质及其理论发展的阶段性特征,总结出伊利格瑞后现代女性主义的理论范式,即基于女性心理 分析的后现代女性主义精神分析理论范式、基于女性谱系建构的后现代女性主义话语理论范式、基于女性身体的后现代女性主义微观权力理论范式。本文的研究意义在于呈现伊利格瑞理论在阐述女性语言和主体性建设方面的洞见性观点,这能够有助于推进中国女性主义文论建设,也可为中国女性文学创作实践提供理论指导。为清晰地呈现伊利格瑞后现代女性主义理论建构与西方后现代文化思想之间的渊源,本文第二章主要梳理了后现代文化思想对于伊利格瑞的影响,以及后现代女性主义其他代表人物学说与伊利格瑞学说的关系。后现代文化思想的代表学说是拉康的精神分析学说、德里达的语言观与差异观和福柯的权力话语理论。伊利格瑞首先改造拉康的镜像理论,并生成针对于经典精神分析学说的女性主义理论的窥镜检视,即她在针对以俄狄浦斯情结、羡阳情绪和阉割情结等为核心的、由男性主导的对女性塑形的经典话语规定中,还原女性被割裂和噤声的过程,并重新定义女性性经验、主张赋予女性主体性,从而建立男权文化体系之外的、以女性情谊和母女亲情为枢纽的女性谱系。其次,在建立女性语言的课题方面,伊利格瑞接受德里达提出的重视“能指链”打开的生成性的、游戏般的延异的语言观点。伊利格瑞将男权社会对于女性性经验的篡改归因于人类当前语言状况的单一和独断性,她进而在鼓励女性言说的基础上,主张建构与男性主导话语模式所不同的、基于女性认知和身体特性的新的语言。女性可以通过语言实践和对于现有语言的模仿和改造来获取女性话语。第三,受到福柯的微观权力学说的影响,伊利格瑞提出女性主义语言观是一种权力论:女性获取关于语言的权力有助于突破男权话语对女性的“监看”和对于女性身体的压抑,女性借由女性语言可回复到身体与生命本身,并进行生活实践。在这一基础上,伊利格瑞最后提出基于女性语言实践和自我创造的女性主体建构理论;此外,后现代女性主义其他代表人物及其学说有波伏瓦的女权主义学说、克里斯蒂娃的符号学与西苏的阴性写作理论等。伊利格瑞承认波伏瓦的旗帜地位,并指出其“他者”说对于女性屈辱地位指认的重要性,但她同时更加接受克里斯蒂娃对男性文化体系进行深入研究的符号学方法,伊利格瑞依据此方法,发扬女性文论研究对于前俄狄浦斯时期的重视的传统,建立起关于女性谱系的基本认知;她同时又结合西苏关于女性“乳汁”般的生命能量与女性白色写作的学说,提出肯定女性性经验、构建女性对于自身的言说和体验的女性主义话语方式、为女性主体性赋权等观点。如果说波伏瓦和克里斯蒂娃发现了女性被命名的地位和自身遭受到的压迫,而西苏继而提出女性有一种不得不表达的生命的能量,以及女性语言天生具备表达这种能量的阐释力,那么伊利格瑞的语言观则直指女性实践活动,将女性语言视为女性体验自身的过程和产物,将女性主义语言哲学描述为一种过程论,因而女性的主体性就来自这种创造和自我赋权的自我确认与满足。伊利格瑞以参照、对应而非对抗的方式解读平权理念,她模仿男性话语中的人称代词体系,建立女性对女性人称的认同感以及语言学意义上的具有性别意味的女性主体性,并主张女性模拟并参与语言游戏、创造女性语词,号召女性通过这些活动体验自我与创造生活。本文第三章至第五章内容,即是从范式研究的角度,对伊利格瑞的后现代女性主义理论三种范式的具体内容进行阐释。第三章阐释伊利格瑞后现代女性主义精神分析理论。伊利格瑞的后现代女性主义精神分析理论对于弗洛伊德理论进行了批判:男性将话语规则解读为基于自身的父子/兄弟的男性秩序,将对于人类性经验的规则内化在依据男性自身的父子/兄弟血缘谱系之上的性秩序,这不仅生成了男孩在成长为男人生命轨迹中的、对于父亲与男性谱系的绝对依附,也规定了关于女性性经验的一些列话语内容,这些内容甚至包含关于人类性经验的话语禁忌。伊利格瑞的精神分析理论逐一批判俄狄浦斯情结、羡阳情绪、阉割情结等弗洛伊德专用的术语,指出经典精神分析理论中的母性指派等话语阴谋,最终提出建立女性谱系等主张。第四章阐释伊利格瑞后现代女性主义话语理论。伊利格瑞探讨男权话语牢笼长久以来限制女性真实地展现自身的性特质之话语内容,她提出女性必须通过建立围绕女性性特质的语言获取主体性。这种女性主义语言观是在后现代背景下展开的解构主义的颠覆性解读,这是女性主义理论本身在当代发展的一次重要转向,即使得女性文论研究从具体的权利实践层面转向语言实践视野。伊利格瑞采取德里达的延异语言观,主张女性通过采取模仿和游戏的方式,在语言中实现自身语言之直觉的、非目的的、重视身体与性经验因素的特质。第五章阐释伊利格瑞后现代女性主义性别政治理论。伊利格瑞探讨女性受制于人们基于性别的生理、社会内容建构的社会秩序,主张改变人们自由地谈论和处理性经验问题时所采取的的态度,建立健全使人们的性特质得到保护和呈现的社会文化结构和制度框架。伊利格瑞主张用差异的眼光看待差异,这是后现代主义女性文论与传统女性主义权利视域下的女性主义性别政治观点相区别的核心原则,即伊利格瑞从确认女性性经验的独特性角度,将回避差异的理论起点转向尊重差异,将争取男女同权的理论视野扩充至争取人类生命权益的范畴。从理论角度上讲,伊利格瑞指认女性语言可以突破男性二元逻辑模式,而这一主张具备政治意味,即她主张建立语言学意义上的女性性别概念,并主张女性获取一种对标自身性别进行命名的话语权。而从健全权利机制角度上看,伊利格瑞将性别政治批判细化到异性婚恋、生命健康、职业规则以及女性公民权益等层面上,并以此提出一系列具体的确保女性权益的主张。本文第六章是对伊利格瑞后现代女性主义理论进行评价,也包括对一些相关问题的思考。伊利格瑞的理论是对西方传统性别文化秩序的颠覆性阅读,她批驳西方男权社会赋予女性的“女性气质”概念隐藏了以男性为主导的话语规则的工艺和阴谋,此概念被隐喻为一种阳具力量的垄断和扩张。由此,她强调建构性别差异理论,批判平等主义和单极世界,倡导女性性别认同和女性写作;她采用后现代哲学的解构主义立场和福柯式的考古学和谱系学研究方式,提出建立尊重女性生命本质的、具有女性亚文化特征的女性谱系;她还针对女性在社会生活中面临的歧视与困境提出解决方式,这些内容都使她的理论带有鲜明的性别政治批判色彩,可以说,伊利格瑞推动了西方女性主义理论研究的总体进程。像任何一种新的理论建构总要引起争议一样,伊利格瑞的理论也引起一些学者的质疑,这种质疑主要是聚焦于伊利格瑞的理论所呈现出的“生物学本质主义”和“非历史主义”的特征。对于前种评价,本文认为具有一定的道理:伊利格理论建构在女性特殊的身体体验、尤其是女性对性经验体验基础上,这的确呈现出生物学本质主义的特质;但同时我们也应该看到,伊利格瑞强调女性性经验的差异性做法,是在于从根本上解构男权话语规定,这也可视为伊利格瑞为寻求女性主义话语根据所做出的努力;而对于后种评价,本文认为,学者们给予伊利格瑞的评价,在总体上应是肯定大于指责。她虽然不是以经典的线性历史学研究方法建构理论,但她用考古学和谱系学方法回溯至人类文明的前俄狄浦斯文明阶段,并以男权话语体系为参照,推导出的女性谱系,可被视为一种历史发生学的研究,因此,学界将她的理论定义为“非历史主义”是偏颇的。当然,我们也应该看到,以男权话语体系为参照提出的女性谱系等学说,在解构男性话语的同时也将自身的理论成果落入女性中心主义的窠臼。伊利格瑞以差异解构男权话语的二元对立逻辑的理论模式,实际上使她的话语理论也落入二元对立形而上学的圈套,这也难免使她的理论呈现出一种微观权力的特点。本文结语部分主要在于从更广阔的视域,认知伊利格瑞后现代女性主义理论的价值与局限。伊利格瑞提出的女性主义话语能够有效地丰富人类语言的表达空间,这主要在于她提出女性要用不断地参与语言游戏和自身的生活实践,并获取主体地位,而无数个女性的具体语言与生活实践打造成女性话语意义的能指链,女性语言因其而不断延异而生成新的样式和意义,这种属于女性的能指世界的总和使得女性在者与其存在相联系,女性由此实现自身赋权。女性语言的打造可以打破男性话语的一统天下之局面,人类语言将因之而丰富多彩。然而,伊利格瑞的学说仍然呈现出一种乌托邦性质,即女性书写女性谱系、树立女神权威的主张无法真正推倒男性诸世纪以来建成的文明大厦,女性语言也将会因过分地强调小范围的意义生成与女性范围间的彼此认同,而导致语言的歧义与“贫困”,这因而导致人们怀疑伊利格瑞的理论带有蔑视社会规则、视人类既有价值体系为虚无的主观主义色彩。但从总体上看,伊利格瑞的理论仍具有帮助女性在文学与语言角度实现自身言说的可能,她的理论能否成为一种学术主流还有待于历史证明。
夏莹[4]（2021）在《贾平凹文艺观中的民族认同问题研究》文中提出文艺观是贾平凹文论思想的核心问题。贾平凹文艺观是围绕民族认同问题建构和展开的。本论文从民族认同角度切入贾平凹的文论文本,主要从贾平凹文艺观的民族认同资源、贾平凹文艺观的民族认同建构、贾平凹文艺观的民族性与世界性,以及贾平凹文艺观的理论启示等方面展开论述。文章共分为四个部分。第一章阐述贾平凹文艺观和民族文化资源的承继关系,主要从贾平凹文艺观与传统思想文化和贾平凹文艺观与传统文学艺术两方面进行说明。第二章主要论证贾平凹文艺观的民族认同建构,具体从贾平凹小说观与民族认同建构、贾平凹散文观与民族认同建构、贾平凹艺术观与民族认同建构三方面来阐述。第三章对贾平凹文艺观的民族性与世界性关系进行论述和评析,主要从贾平凹文艺观的民族文化立场与主体身份认同、贾平凹文艺观与世界文艺的关系两个方面进行。第四部分是结论,分别从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两个层面对贾平凹的文艺观作了总结。贾平凹文艺观是中国当代文学处理文艺继承、借鉴与创新关系的一个典型样本。在民族文化与民族文学遭遇各种紧张与危机的全球化语境下,贾平凹文艺观愈来愈凸显出其独特的现实意义与理论意义。
张琼[5]（2021）在《王朝闻美学的民族性思想研究》文中提出王朝闻是我国卓越的文艺理论家、美学家、雕塑家、艺术教育家,新中国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和美学的开拓者与奠基人之一。王朝闻是一位经历独特的美学家,从美术和雕塑创作进入美学研究,曾担任中华美学学会会长,主编了建国后第一本《美学概论》。他近70年的学术生涯,亲历并参与了中国现当代文艺理论建构的全过程,并一直身处以理论指导艺术创作实践的一线。作为一位精通艺术创作和理论实践“通艺而谈美”的美学家,他的美学着述呈现出一种独特的风格。他采取一种从经验到理论,再从理论到经验的螺旋上升的研究方法,“按照国内当下流行的认知框架,王朝闻的理论着述既有逻辑思辨的理论形态,也有诗性感悟的传统方式。当把这两种话语方式简单地分属西方与中国,并认为两者具有‘异质性’和‘不同通约性’的时候,它们却统一于王朝闻的论着之中”（1）。无论是学术生涯的独特性,还是话语方式的多样性,王朝闻在我国当代美学家中都是不多见的。深究王朝闻这种建立具有中国特色的当代美学的尝试,并认真发掘其中可资汲取的那种深层动力,可以发现,在王朝闻几十年的文艺美学思考中,始终存在一种内在的逻辑联系,那就是民族性的思想是他美学理论中的一个更加深层的基础和出发点。王朝闻美学思想的民族性有着显性外在呈现和隐形内在规定性两种紧密联系的形态,前者是王朝闻对中国传统的理论生成机制以及传统的理论话语方式的袭承,后者是王朝闻对中西优秀艺术传统的吸收和接纳,并在坚持民族性立场的基础上,以人民性为归旨,以大众性为表征,融合外来优秀思想文化资源,形成一种与时俱进的民族性的美学思想。中国学术研究需要“诉诸中国的本土问题,立足自己的学术本位”（2）,从而为之创造出“新的探索空间和创新契机”（1）。本项研究尝试从王朝闻美学民族性思想的独特角度出发,深入探讨王朝闻美学民族性思想建构的理论基点、历时性演进和内部逻辑;同时,从王朝闻提出的美学观点中分析他民族性思想中多样统一的内涵和双重维度的特点,力图从王朝闻美学理论的点、线、面立体结构的相互比照中,梳理出他民族性思想的基本面貌,以期为王朝闻所做出的贡献作出更为准确的价值定位,为中国当代美学主体性建设提供启发与参照。本论文由绪论、正文五章及结语组成。在绪论部分,首先,论述了本研究课题的研究背景和研究意义。围绕王朝闻独特的话语方式,异于众家的理论面貌,以及王朝闻在中国当代美学史上地位的争议进行分析,首先指出民族性构成了王朝闻美学理论最重要的底色和中轴线,王朝闻艺术美学的相关研究是其理论显见的前台部分,其民族性的立场则是其理论研究的后台部分（2）。王朝闻美学建构的过程,始终在追寻一种独属于中华民族的“中国经验”,实际上也可以说是一个不断找寻和确立“中国经验”的过程。他的中国经验直接造就他的美学理论充满了民族性的特点。其次,通过梳理国内外关于王朝闻美学理论的研究状况,发现对王朝闻民族性思想的研究尚未得到学界的充分关注和重视,提出研究王朝闻美学的独特性和深层的文化动因,及其表现对于破除我们某些僵化的思维定式,推动新世纪中国美学的多元发展具有重要意义。第一章主要探究美学研究中国社会现代转型与美学的民族性问题提出的根源和语境。坚持宏观着眼、微观切入的方法,从民族性问题的发生,到反思中国美学民族性问题及其当下研究的本土语境、提出王朝闻美学的民族性思想的价值立足点三个层级,依次递进展开探讨。首先,指出民族性是一个民族的文化传统、历史生活、风俗习惯的标志,它让一个民族、一个国家的面貌拥有了现实可辨的特征。其次,论述民族性在美学范畴的反映就是在审美意识、审美经验、审美理想上体现出民族特有的认知和认同,更为直观地指其在发生发展过程中形成的,具有历史的、当下的、整体的和稳定的中华民族独特的审美民族性。通过反思全球化进程中美学本土性重建的重要意义,梳理20世纪和新时期以来,中国文学理论关于民族性与世界性关系的讨论,中国美学的建构历程,提出文学理论和美学的民族性问题是悬而未决的问题,还没有形成一个供所有知识分子共同遵守的规范。最后,对王朝闻美学民族性问题的价值立足点进行了探讨,指出王朝闻为中国当代美学做出了原创性的、民族特色的学术贡献,继承和发扬了中华美学重视精神理想和追求的传统,把中华美学精神蕴含于自身的美学思想和审美体验并做独特的呈现,成为当代文艺美学理论创构自觉的民族性思想的学术范式。第二章着重分析了王朝闻美学民族性思想的建构问题。采取学理分析与切入历史实境交叉研究的方式,从王朝闻美学民族性思想的理论基点、内部逻辑、历时性演进三个方面进行研究。首先,归纳和梳理出王朝闻美学民族性思想的4个理论基点,并指出他从时代语境和文艺功能出发,对鲁迅“文艺大众化”思想进行选择与转化;作为毛泽东“文艺为人民大众”思想的坚定贯彻者进行了充分吸收与发展;在马克思美学的指导下,把“唯物主义辩证法”延衍阐释为“艺术辩证法”;以中国古代文化为母体和本根,从当前的文艺美学现实问题和充满民族性的审美实践出发,从“了然于心”的艺术创作实践和审美体验,有选择地吸收和过滤中国古典美学和西方的美学观点,过滤和融通原有理论的内含和外延,丰富起美学的民族性思想。其次,分析了王朝闻民族性思想的内部逻辑,指出王朝闻美学的民族性思想在很大程度上是基于人民性的根基,这种属于底层大众的人民性往往也带有明显的大众性特征。这种民族性或者说人民性也因其拥有最广大数量的受众,而具有了合法性的基础。此种大众性,实际上又与世界范围内权力主体的民主化趋向合流了。由此,民族性话语与马克思主义亲密地结合在了一起。最后,对王朝闻美学民族性思想的历时性演进过程进行了追踪和分析。通过回到王朝闻治学的情境看他交互于时代的具体应对和彼此关系,以及思想的演进过程,从历时与学理两个维度的交叉并行中,指出其美学民族性思想的演进大致经历了三个不同的阶段:一是萌芽阶段的“经世致用”新艺术创作论。王朝闻在“经世”目标的导引下,不断寻找“致用”的路径,在艺术与政治的双向互鉴中找到了“喜闻乐见”的支撑,实现审美性与政治性的平衡。二是发展阶段的“自有我在”的审美敏感。王朝闻的理论研究重心转到了对“自有我在”的民族性审美敏感的研究,从中国传统美学精神和表达方式中寻找活力源头重新灌注鲜明的主体意识。三是升华阶段的“无古不成今”的民族化。王朝闻旗帜鲜明地高扬民族化的大旗,提出了“无古不成今”等一系列极具启发性的论点和思想。第三章对王朝闻美学民族性思想的内涵进行了深入探究,采取文本分析和对比分析的方法,从王朝闻的美学观点中廓清了民族性思想的内涵。指出在王朝闻美学的民族性思想里,“共性”与“个性”交错融合的多样与统一,形成了他民族性思想三个逻辑层面的内涵:一是“各美其美”与“脱形取神”、“美人不同面”与“审美适应”、“贵乎反本”与“正末归本”内容逻辑层面递进演变的“我之为我”的民族性;二是“明道若昧”的共性、“不似之似”的共通感、“理有恒存”的大众性三者共同作用于实践逻辑的“平衡融洽”民族性;三是通过“隔与不隔”的辩证法,“不罔不怠”的融通化实现目标逻辑层面的“各得其所”的民族性,充分体现出从中国经验出发并贯彻中国式感悟思维的“民族性”,基于创作深刻体验的“实践性”,扎根“群众”、服务“群众”的“人民性”,以及始终关注创作前沿、与现实同行的“时代性”。第四章是王朝闻美学民族性思想规定性问题的延伸,主要研究探讨了王朝闻美学民族性思想中“双重维度”的特点。一是梳理王朝闻的美学民族性思想中的地域维度。中国的民族性之中包含地域和族裔的多样性,地方性是民族性产生的摇篮。从王朝闻的理论中,可以发现他试图从作为民族性缘起的地方性、民族性与世界性的生成,以及城市化对地方性的侵蚀及造成的民族性的危机角度对民族性进行了界定。二是梳理王朝闻的美学民族性思想中的时间维度。时代性与民族性一直都是一对重要关联的范畴。通过归纳王朝闻对于时间维度的留意和敏感,以及提出的时间性与民族性、延异的民族性概念正是王朝闻美学民族性思想中的一大特点,同时他将民族性赋予一种既联系地方,又与时俱进的特征是其美学民族性思想所具有的宝贵价值。第五章则将目光聚焦于作为美学家和文艺理论家的王朝闻具体的理论建构和贡献。首先,是王朝闻对中国传统美学所进行的现代性转化的工作。中国传统美学并非只具有历史意义,中国传统美学的观点立场和话语方式也能够在延续中实现新生。王朝闻在自己的学术写作中继承了传统美学的话语方式,同时也让传统的理论思想资源在现实的应用中完成了接续与再生。其次,是王朝闻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工作所做出的积极贡献。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中国化的过程,实际也是其民族化的过程。在这一章的后半部分,对王朝闻所参与的对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所进行的中国化的工作,进行了相应的总结和整理。在结语部分,首先对前述内容进行了系统的总结和相应的深化,也对王朝闻美学理论的民族性思想的成功之处及不足之处进行了一种概要性的概括。同时,王朝闻美学的民族性思想并非只是具有一种历史性的价值,它还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在当下提倡坚守中华文化立场、构建中华文明主体性的大背景下,重新梳理和回顾王朝闻美学理论的民族性思想,十分具有价值的。王朝闻秉持了一种立足于本民族的态度,对马克思主义进行了吸收和融会。在王朝闻这里,马克思主义美学实现和完成了它的中国化的过程。在马克思主义美学中国化的过程中,我们的主体性、我们的民族性也随之体现了出来。当下,我们需要在文化中重新寻回自身、需要在理论研究中重新寻回自身,而王朝闻的理论书写则为我们提供了一个引人入胜的可资借鉴的理论研究范例。
钟佳敏[6]（2021）在《现代文学中的生育书写研究》文中研究指明本文重点考察现代文学中的生育书写,着力挖掘作家深藏于文字背后书写态度。自晚清鸦片战争后,西方的科技知识不断传入中国,不仅给中国人的世界带来了巨大的变化,也让中国人对人体的结构和生命的形成有了更为深入的了解,生育观念也由此发生了转变。“五四”过后,文学作品中有关生育书写的文字逐渐增多。对生育不同的描写方式,实际上展现的是作家的生命观,甚至是人生观。不仅如此,对生育的书写,也体现着作者个人对生活的态度。本文由绪论、正文、结语三个部分组成,从现代文学作品中书写生育的文字中透视出不同的生育态度。绪论部分整体梳理了从古代到清朝国门洞开后,生育观念发生的转变,点明对生育书写展开研究的意义。正文部分由三个部分组成,第一部分论述在面临深重民族危机的清朝,知识分子是怎样一步步将女性的生育意义提升到关乎民族国家命运的高度的。以梁启超、康有为等人的着作和晚清科幻小说为重点分析文本。同时对女性在面临革命和生育的两难选择时的自我分裂进行研究。第二部分以“五四”时期知识分子大力倡导的妇女解放运动为背景,从生育对女性的束缚展开论述,分析新时期女性生育观念发生的细微变化。第三部分以现代文学作品中所描写的生育陋习和重男轻女等传统生育观念给女性生育带来的影响为出发点,揭露出女性在传统生育观念规训下的无权状态。结语部分对整篇文章所论述的生育现象进行了一个简要的总结,再次点明了核心观点,并对现代文学中生育书写的后续研究提出了相应的意见或建议。
黄元军[7]（2020）在《整体翻译论视阈下的袁可嘉翻译研究》文中研究表明在跨越近半个世纪的翻译实践中,袁可嘉始终将翻译、创作、治学统摄于一体,强调译文语言、形式、内容的整体协调及正、副文本的整体关联,凝结了兼顾宏观与微观的整体翻译思想,推出了对社会、文化、创作有整体效用的译作,因而有必要以“整体性”为线索开展袁可嘉翻译的系统研究。基于马克思主义,以及卢卡奇、毛泽东、詹姆逊、泰特勒、卡特福德、费道罗夫、阿皮亚的思想理论,本文尝试建构了整体翻译论,含以下五个要义:翻译与其他行为、与社会语境的融合,译文语言、形式、内容的有机统一,译文正、副文本的整体关联,译者翻译思想与实践的切合,翻译对其他行为、对社会的整体价值。在整体翻译论的视阈下,本文运用描写性研究、共时与历时研究相结合、归纳与演绎相结合、对比研究的方法,探究袁可嘉翻译、创作、治学的三位一体特征,描写其诗歌翻译文本的整体特性,提炼其兼顾宏观与微观的翻译思想,考察其翻译的社会文化价值。在宏观层面要义“翻译与其他行为、与社会语境的融合”的框架内,本文将文本、社会语境、译者主体相结合,发现了袁可嘉在文学生涯的三个阶段都坚持将翻译、创作、治学凝聚为互动共生的整体,在社会语境的感召下,以三者的整体追寻特定文化命题。第一阶段,三者的整体在追求现代主义的社会语境里追寻现代主义的命题。第二阶段,三者的整体在追求进步文艺的社会语境里追寻进步文艺的命题。第三阶段,三者的整体在文艺追求自由与现代主义涌入的社会语境里重返现代主义命题的追寻。袁可嘉翻译、创作、治学的三位一体特征因此得以揭示。在微观层面要义“译文语言、形式、内容的有机统一”及“译文正、副文本的整体关联”的框架内,本文对语言、形式、内容、译序、译注等微观层面要素进行剖析,发现了袁可嘉以“诗人译诗”与“深度翻译”模式推出具有整体优越性的诗歌翻译文本。“诗人译诗”模式使得译者对原文整体有鞭辟入里的理解,为译文语言、形式的识变从宜与内容的整体呈现奠定了基础。“深度翻译”模式促使译者运用译序与后记的副文本预设正文本的价值、廓清翻译过程中各类相关问题,运用译注副文本提升读者对正文本的理解。如此一来,具有整体优越性的译诗得以生成,并逐步演化为翻译文学经典。袁可嘉翻译的整体特性及经典性得以揭示。在要义“译者翻译思想与实践的切合”的框架内,本文沿袁可嘉整体翻译实践的路径,结合其翻译论的文章,发现了其兼顾宏观与微观的整体翻译思想。首先,坚持翻译、创作、治学的融合,尤其重视翻译和治学的密切结合。其次,主张从多维角度审视宏观翻译,包括联系社会“实际需要”的翻译动机、不译“靡靡之音”和平庸之作的文本选用策略、“发扬爱国主义和国际主义精神”的译者伦理。最后,提出微观翻译策略性调控方案,包括译诗的“整体观念”、诗歌风格翻译方法、习语翻译四情形及翻译加注六原则。袁可嘉兼顾宏观与微观的翻译思想得以揭示。在要义“翻译对其他行为、对社会的整体价值”的框架内,本文深入袁可嘉翻译文本,发现了其翻译的整体价值:促进诗歌创作多元化、助推文学思潮演进、引入西方文化。首先,译诗灵活多变的语言文字与丰富多彩的格律形态间接促动创作在语言文字、格律层面的丰富与变革,从而促进了诗歌创作的多元化发展。其次,在翻译活动的三个时间段,第一、三时间段的活动推动现代主义文学思潮在中国社会的发展,第二时间段的活动推动进步文学思潮的发展,第二时间段的部分活动助推现代主义文学思潮在中国社会的发展。最后,袁可嘉通过翻译引入了宗教文化、习俗文化、古希腊文化、工业文明表现出的西方文化。袁可嘉翻译在社会、文化层面的整体价值得以揭示。袁可嘉的翻译在宏观与微观层面皆有整体性的特质,其翻译思想与翻译价值也以整体性为特点,可见,“整体性”是审视袁可嘉翻译的关键之所在。整体翻译论视阈下的袁可嘉翻译研究,还原了袁可嘉在翻译层面的立体形象,透视了袁可嘉在中国文化革新进程中的独特地位,同时论证了创作型、学者型翻译家研究的整体性进路的重要性。
张然[8]（2020）在《“珞珈龙学”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文心雕龙》研究是中国古代文论研究领域的显学,自黄侃先生拉开了《文心雕龙》研究的现代序幕,一代代学者砥砺前行。现如今,《文心雕龙》研究被称为“龙学”,这项研究已经成果斐然、蔚为大观。武汉大学位于中国的中部,其前身是晚清名臣张之洞在1893年创办的自强学堂,武大是名副其实的中国最早的百年老校之一。《文心雕龙》与武汉大学的缘分,也已有百年历程。1914至1919年,黄侃先生于北京大学传授《文心雕龙》。1919年离开北大后,他将有关《文心雕龙》的课程带至武昌高等师范学校、武昌中华大学等高校,珞珈龙学由此开启。时至今日,已逾百年。黄侃、朱东润、刘永济、刘绶松、刘纲纪、吴林伯、易中天、罗立乾、李建中等多位先生的薪火相传,力保珞咖龙学历经风雨,仍龙脉不断。梳理珞珈龙学的百年历程,可分成三个阶段:阶段一,珞珈龙学初创期（20世纪初至50年代）,这一阶段的代表学人有黄侃、朱东润、刘永济三位先生。黄先生是导夫先路之人,在学术研究和三尺讲坛上,均点燃了珞珈龙学的星星之火。朱先生接棒,以一部《中国文学批评史大纲》,贡献了精彩的“刘勰”一章,进一步强化了对义理阐释的重视。刘先生则是筑其重镇式的学者,《文心雕龙校释》一书成为“龙学”经典,由此奠定了珞珈龙学重义理阐释、重宏观研究的学派特质。这三位先生皆注重理论阐释,尤其关注刘勰的创作论思想,此研究倾向对路珈龙学产生了重要的影响,其后的俊贤们基本都沿着这一方向,不断深化、拓展。同时,对理论阐释重视的背后,也有着学者们借古鉴今的良苦用心,注重现实的研究品格开始逐渐显现。简言之,初创期的珞珈龙学之特点可以概括为:开始重视对义理的阐释,并从整体、全面的角度对《文心雕龙》做研究。阶段二,珞珈龙学发展期（20世纪50年代中后期至90年代）,这一阶段的代表学人有刘绶松、刘纲纪、吴林伯、易中天、罗立乾五位先生。刘绶松先生的学术蓬勃期遇上了政治运动的蓬勃期,他的“龙学”研究有着深刻的时代印记,时时处处都从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角度,去分析刘勰文学思想中的文学与政治关系的相关理论。虽然这种研究视角在无形中削弱了对《文心雕龙》审美思想的探讨,但却成为珞珈龙学现实品格的一种独特的表现。珞珈龙脉传至刘纲纪先生,刘先生凭借极高的理论水平,使珞珈龙学又上了一个高度。他以极强的逻辑性建构了刘勰美学思想的理论体系,并将刘勰及《文心雕龙》定位为哲学家与哲学典籍,这一观点仍时常被后学征引。同时,其专着《刘勰》是较早在台出版的来自大陆的学术专着,是珞珈龙学扩大对外影响的一个范例。吴林伯先生则是珞珈龙学中不容忽视的一位大家,虽着作等身,但所获声名并不相称,这与其专着《<文心雕龙)义疏》《<文心雕龙>字义疏证》出版时间较晚有关,但吴先生真正做到了校注释义全面发展,又因国学基本功扎实,其“龙学”着述功力深厚,是“龙学”界亟待挖掘的一座宝藏。吴先生还指导过一篇硕士论文《<文心雕龙)美学思想论稿》,此文的作者是易中天先生,他同刘纲纪先生一样也研究了《文心雕龙》的美学问题。这篇讨论《文心雕龙》美学问题的论文,历经多次修改后,出版了同名专着《<文心雕龙>美学思想论稿》,是首部研究《文心雕龙》美学思想的专着。发展期的最后一位代表人物是罗立乾先生,他同吴先生一样,在校注释义方面均有建树。他对刘永济先生及《文心雕龙校释》素有研究,其《新译文心雕龙》明显有《校释》的影子。罗先生还注重探讨《文心雕龙》的当下之用,在珞珈龙学现实品格方面,极具代表性。发展期的这几位代表人物,沿着初创期先贤们奠定的重义理、重宏观的研究方向,继承并光大了珞珈龙学的这种学统。无论是刘绶松先生被誉为“《文心雕龙》理论研究的奠基石”①的《<文心雕龙)初探》,还是刘纲纪、易中天两位先生在建构刘勰美学思想理论体系方面的努力,抑或是吴林伯先生对刘勰文学思想与其它典籍理论之间关系的厘清,以及罗立乾先生对《文心雕龙》理论精义当下之用的多番探讨,这些都彰显了珞珈学人对初创期先贤们理论品格的自觉追求,以及对刘勰文学思想古为今用的现实性考虑。概言之,发展期的珞珈龙学承接了初创期的研究方向与学术品格,在政治运动纷杂的历史时期没有放弃对刘勰及《文心雕龙》的研究,并想方设法从各种角度为刘勰及《文心雕龙》赋予“新生”,这也使得现实的品格一直流淌在珞珈龙学的血脉中,并成为其一大亮点。改革开放后,珞珈龙学的发展日益蓬勃。研究领域及方向日渐多元,理论着述都具有较高的研究水平,对外交流不断扩大。这些都使珞珈龙学的实力得到了极大的增强,现今珞珈龙学已成为全国乃至全球范围内都不容忽视的“龙学”学派。阶段三,珞珈龙学拓新期（2001至2019年）,这一时期的珞珈龙学成果不断,学人辈出,李建中先生是此期代表。他在《文心雕龙》文本的译注,理论的阐释与解读,刘勰的人格精神,“龙学”的学术史等多个研究领域,皆有涉猎。依靠以中西比较和古今对话的学术思路,他为新世纪的珞珈龙学不仅贡献了《文心雕龙讲演录》《文心雕龙导读》《龙学档案》等重要成果,还凭借“青春版《文心雕龙》”成功地完成了《文心雕龙》课程的教改。拓新期的其他珞珈学人同样在注重理论研究,强调现实针对性方面做出了诸多努力,对《文心雕龙》各种重要理论、观点、命题的探讨仍旧是主要的研究选题。尤其是珞珈讲坛上的老师善于把《文心雕龙》的理论研究与学科的学术动向相结合,对学生起到了很好的引领作用。在师生的共同努力下,珞珈龙学整体发展情况良好、有序。尤其是2011年成功承办中国《文心雕龙》学会年会后,珞珈龙学更是维持每年都有相关“龙学”着述发表的势头,而这也体现了珞珈龙学积极的人才培养工作和合理的人员梯队建设。总体而言,新时期珞珈龙学的着述质量及学界认可度均较高,研究具有多学科、跨学科及多视角的特点,并开始有意识地总结前辈学人及整个学派的研究成果。不过,发展至百年的该学派仍然没有出现可以比肩《文心雕龙校释》的经典之作,缺乏可以扛鼎的“龙学”专着。这是种遗憾,但更是对珞珈龙学的鞭策与期待。总之,珞珈龙学以20世纪初黄侃先生在武昌高等师范学校的讲坛上传授《文心雕龙》为发端,以刘永济先生在武汉大学讲授《文心雕龙》并将讲义集结成书,作为其学统正式确立的重要标志。代表学人及作品有刘永济先生的《文心雕龙校释》、刘纲纪先生的《刘勰》、吴林伯先生的《<文心雕龙>义疏》、易中天先生的《<文心雕龙)美学思想论稿》、罗立乾先生的《新译文心雕龙》以及李建中先生的《文心雕龙讲演录》等。该学派的主要特点在于注重对《文心雕龙》做整体性的研究,善于从义理阐释的角度去剖析刘勰的文学思想,突出学术研究的现实品格并着力与教学相结合。
蔡心怡[9]（2020）在《论现代司法程序中的“结果”》文中提出现代司法程序应具有正当性价值倾向,其背后蕴含着人本主义情怀,是对人的尊严的尊重的终极价值追求。综合各种程序的运行条件,程序运行必须满足五大基本构成要素:对立面设置、决定者、信息和证据、对话、结果。通过对其基本结构要素的分析,才能认清这些要素能够满足人类哪些价值追求,进而从最低限度上具体描述正当程序需要具备的必要条件。就“结果”要素来说,现代司法程序的结果与司法程序之间本质上是“结果与过程”的关系,过程生成结果,结果应当满足依赖和尊重程序过程的正当性条件。就此而言,可以说,作为司法程序构成要素的“结果”的正当化,就突出体现为结果对司法程序过程的依赖和尊重。具体表现为:程序内的因素都应该在结果中有所回应,未经程序和技术过滤的因素都不应该被结果所吸收。然而,实践中却存在较多结果脱离程序过程的情形,主要表现为结果对当事人及其基本信息、主张、事实证据的具体回应缺乏,以及结果内渗透进未经程序与技术过滤的舆论民意、行政权力、道德等因素的径行影响两方面。通过相关诉讼文书与裁判文书同步上网公开、具化裁判文书对程序过程因素的记载、提升法官对程序过程的回应能力、强化法官助理职责和健全程序救济制度使法官将更多时间精力、法律职业精神投入裁判过程等措施,相信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有效缓解该问题。当然,结果依赖和尊重程序过程,是建立在程序正当理想基础上的应然讨论。当下,在我国,程序各要素正当化所要求的对立面设置均衡、信息对称、对话充分、决定者中立等都存在不同程度的问题,它们严重制约了在裁判结果中体现程序内容的水平。因此,要保证司法程序结果对过程的依赖和尊重,还需要对司法程序过程本身存在的问题进行反思,这就要从塑造法律职业群体、完善证据交换和开示制度、提高证人出庭作证率、完善体制和法官职业伦理以保障法官独立四个方面着手,有效提高程序过程本身的正当化水平,以从根本上巩固程序结果对正当过程的依赖和尊重。
刘康,王宁,李松,吴婧[10]（2020）在《“文艺理论的中国问题”笔谈》文中指出一百多年来,西方人文与社会科学的各种思想与理论大举进入中国,融入中国的语境与历史,通过变异、错位、误读等方式产生出中国式的理论话题。中国学者借助西方理论解释中国文本,同时我们也可以反思西方理论自身的种种盲点,因此也就形成了西方理论的中国问题。这种反思用中国的说法叫问题意识、创新意识,用西方的说法叫批判思维（critical thinking）。为了展开跨学科对话,本刊编辑部与武汉大学文学院2019年12月14—15日合作召开了"文明互鉴与对话:文艺理论的中国问题"学术研讨会。我们邀请文学、思想史、媒介研究等领域的学者参加了本次研讨会,其目标是从文艺理论领域出发,追问思想史、大历史、现代性以及普世理念与特殊论诸问题。批判与反思的目的是发现中国问题的缘起、症候、表征及其后果,其反思本身就是理论的中国问题及其具体实践。"中国问题"（China Question）既是研究的内容也是一种解释的方法,既是外在（西方）也是内在（中国的学科史与思想史）的学术议题。为此,我们特别邀请莅会的杜克大学刘康教授、上海交通大学王宁教授、武汉大学李松教授等学者围绕会议议题展开深入对话,组成一组笔谈,以期推动学界对相关问题的思考和研究。
二、论现AI写作作研究的基本走向（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论现AI写作作研究的基本走向（论文提纲范文）
（1）中西文论比较视域中的“文学性”问题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英文摘要 |
| 引言 |
| 第一章 “文学性”问题的历史生成与理论内涵 |
| 一 “文学性”发生的历史语境 |
| (一)“文学性”与未来派的文学实践 |
| (二)“文学性”对社会历史派的反拨 |
| (三)“文学性”与传统理论资源的接续 |
| 二 “文学性”的理论内涵 |
| (一)“文学性”与文学学科自主性的确立 |
| (二)“文学性”的生成机制:语言的“陌生化” |
| (三)“文学性”与审美化的艺术取向 |
| 三 “文学性”问题的文论史意义 |
| (一)“文学性”确立了一种全新的文论话语范式 |
| (二)“文学性”助推了西方文论的“语言学转向” |
| (三)“文学性”彰显出广义的政治性蕴涵 |
| 小结 |
| 第二章 “文学性”在西方文论语境中的流变 |
| 一 结构主义文论对“文学性”的理论建构 |
| (一)语言的“结构”:结构主义文论的理论视角 |
| (二)从“作品”到“文本”:“文学性”的结构主义路径 |
| (三)对文学文本“意义”的生成机制进行探讨 |
| 二 解构主义文论对“文学性”的意义解构 |
| (一)对文学学科“建制”的消解 |
| (二)对“文学性”边界的拓展 |
| (三)提出意义创造的批评观念 |
| 三 文化研究转向与“文学性”的话语重构 |
| (一)作为“后学科”的文化研究 |
| (二)文学研究的“向外转” |
| (三)对“文学性”的话语重构 |
| 四 后理论转向与“文学性”的审美重启 |
| (一)从“文学理论”到“理论” |
| (二)“后理论”对于“理论”的反思 |
| (三)后理论对“文学性”的言说新途 |
| 小结 |
| 第三章 “文学性”与当代中国文论的变革转型 |
| 一 “文学性”溯源:从概念表述到理论探讨 |
| (一)作为本质特性的“文学性” |
| (二)形式主义文论的早期译介与评析 |
| (三)当代文论中的“文学性”理论话语 |
| 二 “文学性”与当代文论“接合”的动因 |
| (一)审美主义文论传统的历史接续 |
| (二)从功利化向审美化转型的现实背景 |
| (三)当代“纯文学”创作的实践探索 |
| 三 “文学性”话语与当代文论的审美化建构 |
| (一)“文学性”与当代文论的学科反思 |
| (二)“文学性”与文学审美特征论的建构 |
| (三)“文学性”与文学研究方法的开掘 |
| (四)“文学性”与文学价值的重估 |
| 小结 |
| 第四章 “文学性”与当代文论的知识生产 |
| 一 “文学性扩张”与文学理论的危机 |
| (一)大众文化兴起与“日常生活审美化” |
| (二)“文学性”的两种维度:在现代与后现代之间 |
| (三)“文学性”的第三种维度 |
| 二 “文学性”问题反思及其理论重构 |
| (一)“文学性”反思的几个关键问题 |
| (二)当代文论中的“文学性”重构路径 |
| (三)“文学性”与文论重构的关联性 |
| 三 “文学性”与当代文论话语体系建构 |
| (一)文学研究的本位立场 |
| (二)文学实践的中国经验 |
| (三)文学价值的“人学”意义 |
| 小结 |
| 第五章 中西文论语境中的“文学性”问题比较 |
| 一 当代西方文论语境中的“文学性”问题 |
| (一)语言学转向中的“文学性”问题 |
| (二)文化转向中的“文学性”问题 |
| (三)后理论转向中的“文学性”问题 |
| 二 当代中国文论语境中的“文学性”问题 |
| (一)审美论转向中的“文学性”问题 |
| (二)文化转向中对“文学性扩张”的讨论 |
| (三)当代文论话语体系建构中的“文学性”问题 |
| 三 “文学性”与中国传统文论资源的“接合” |
| (一)“文”在古代的言说方式与存在形态 |
| (二)古代文论中的“文辞”艺术及其审美特征 |
| (三)“文学性”与古代文论“接合”的当代价值 |
| 小结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读博期间公开发表论文及科研情况 |
（2）《文心雕龙》文学创作标准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研究缘起和研究意义 |
| 二、相关研究综述 |
| 三、研究思路和创新性 |
| 第一章 《文心雕龙》文学创作标准的提出及原则 |
| 第一节 《文心雕龙》文学创作标准的提出 |
| 一、关于文学创作标准的界定 |
| 二、文学创作标准提出的历史背景 |
| 第二节 《文心雕龙》文学创作标准的总原则 |
| 一、文章本源——因文明道 |
| 二、思想标准——执正驭奇 |
| 三、文质标准——衔华佩实 |
| 第三节 《文心雕龙》文学创作标准的基本原则 |
| 一、文术标准——心总要术,遵体循规 |
| 二、文变标准——凭情会通,负气适变 |
| 第二章 《文心雕龙》文学创作标准的主要内容 |
| 第一节 文学创作的作家人格标准 |
| 一、社会人格——树德建言,奉时骋绩 |
| 二、艺术人格——才由天资,学慎始习 |
| 第二节 文学创作的思维建构标准 |
| 一、创作准备——虚以待物,静以养气 |
| 二、思维状态——情貌无遗,神与物游 |
| 第三节 文学创作的文本呈现标准 |
| 一、谋篇布局要求——情理设位,杂而不越 |
| 二、语言表现手段——执术驭篇,巧用修辞 |
| 第四节 文学创作的审美理想标准 |
| 一、审美价值诉求——风清骨峻,辞采华茂 |
| 二、艺术形象特征——深文隐蔚,馀味曲包 |
| 第三章 《文心雕龙》文学创作标准的价值与意义 |
| 第一节 《文心雕龙》文学创作标准的实践品格 |
| 一、 “谋篇布局”与《文心雕龙》之结构体系 |
| 二、 “文质标准”与《文心雕龙》之文质并重 |
| 第二节 《文心雕龙》文学创作标准的理论价值 |
| 一、创作标准下“文学特性”的深入探索 |
| 二、创作标准下“文体之论”的渐趋成熟 |
| 第三节 《文心雕龙》文学创作标准的写作指导意义 |
| 一、创作标准对应用类文章写作的指导 |
| 二、创作标准对文学类文章写作的启示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攻读硕士学位期间取得的科研成果 |
| 致谢 |
（3）伊利格瑞后现代女性主义理论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绪论 |
| 1.1 问题的提出 |
| 1.1.1 女性主义研究进入后现代语境 |
| 1.1.2 后现代视域下研究伊利格瑞女性主义理论的当下意义 |
| 1.2 前期研究成果综述 |
| 1.2.1 伊利格瑞着作译介情况 |
| 1.2.2 国外对伊利格瑞研究情况 |
| 1.2.3 国内对伊利格瑞研究现状 |
| 1.3 研究方法与创新之处 |
| 1.3.1 研究方法 |
| 1.3.2 创新之处 |
| 第2章 后现代文化思想与伊利格瑞后现代女性主义理论的关联 |
| 2.1 后现代文化思想及其对伊利格瑞的影响 |
| 2.1.1 拉康精神分析学说对于伊利格瑞的影响 |
| 2.1.2 德里达语言观与差异观对于伊利格瑞的影响 |
| 2.1.3 福柯权力话语理论对于伊利格瑞的影响 |
| 2.2 后现代女性主义文化取向及其同伊利格瑞的关系 |
| 2.2.1 伊利格瑞对于波伏瓦的女权主义学说的发展 |
| 2.2.2 伊利格瑞对于克里斯蒂娃符号学女性主义主张的借鉴 |
| 2.2.3 伊利格瑞对于埃莱娜·西苏的阴性写作理论的迎合 |
| 第3章 伊利格瑞后现代女性主义精神分析理论 |
| 3.1 “窥视”检验——精神分析学说的女性主义阐释 |
| 3.1.1 伊利格瑞对“俄狄浦斯情结”的解读 |
| 3.1.2 伊利格瑞对“羡阳情绪”理论的颠覆 |
| 3.1.3 伊利格瑞对“死本能”概念的重新定义 |
| 3.2 “非一之性”——女性的性别认知 |
| 3.2.1 伊利格瑞对于“阉割情结”话语规定的挣脱 |
| 3.2.2 伊利格瑞批判“女性抑郁症”并尝试性别话语实践 |
| 3.2.3 伊利格瑞尝试“女性复制女性”的性别阐释 |
| 3.3 找回“弑母”神话——重塑女性文化谱系 |
| 3.3.1 伊利格瑞批判“母性指派”和母职谱系在西方思想和制度中的缺席 |
| 3.3.2 伊利格瑞争取母职谱系同父职谱系共存而非将其取代 |
| 3.3.3 伊利格瑞否定“布娃娃”游戏并重建女性文化谱系 |
| 3.3.4 伊利格瑞主张的基于母女关系的女性文化谱系内涵 |
| 第4章 伊利格瑞后现代女性主义话语理论 |
| 4.1 语言的“性别化”——女性言说何以可能 |
| 4.1.1 伊利格瑞女性主义话语体系与男性主导话语的关系 |
| 4.1.2 伊利格瑞女性主义话语体系与之前女性主导话语的差异 |
| 4.1.3 后现代女性主义话语体系是基于女性特质的社会文化书写 |
| 4.2 “女人腔”——女性话语特质 |
| 4.2.1 触摸式——女性语言的身体属性 |
| 4.2.2 模糊性——女性语言的隐喻属性 |
| 4.2.3 感知性——女性语言的非逻辑性 |
| 4.2.4 非线性——女性语言的非目的性 |
| 4.3 模仿演练——女性获得话语权的方式 |
| 4.3.1 女性语言需要将女性继续“停留在女性中间(among themselves)” |
| 4.3.2 作为人称的、个体的女性“你(you/tu)”在女性共在中的登场 |
| 4.3.3 女性语言确立了你——她——我(tu-elle-je)的立体的人称链条 |
| 第5章 伊利格瑞后现代女性主义性别政治理论 |
| 5.1 话语的内在力量——言说行为中的政治意味 |
| 5.1.1 伊利格瑞的女性话语是寻求社会公正的必要手段 |
| 5.1.2 伊利格瑞“女性世界”视角下“男性世界”的缺陷 |
| 5.1.3 伊利格瑞的女性理念对于男性认知形而上学的突破 |
| 5.2 以“二”代“一”——建构女性主体的设想 |
| 5.2.1 伊利格瑞批判由男性性经验主导的人类语言“性别”现状 |
| 5.2.2 伊利格瑞辨析女性由“她”成为“非他”的语法性别的过程 |
| 5.2.3 伊利格瑞主张建立语言学意义上的性经验和性别概念 |
| 5.2.4 伊利格瑞主张建立一种女性身份认同或作为一种所有权的性别观 |
| 5.2.5 伊利格瑞主张建立女性主体的构想 |
| 5.3 重构性秩序——走向女权主义 |
| 5.3.1 伊利格瑞批判男性话语对女性神体系的篡改及其所致的社会问题 |
| 5.3.2 伊利格瑞主张重建女性神体系和复兴女神权威 |
| 5.3.3 伊利格瑞重建女性权益的具体内容 |
| 第6章 对伊利格瑞后现代女性主义理论的评价与思考 |
| 6.1 对伊利格瑞后现代女性主义理论的评价 |
| 6.1.1 对西方传统性别文化秩序的颠覆性阅读 |
| 6.1.2 强调性别差异的理论建构 |
| 6.1.3 性别政治特色的批评实践 |
| 6.2 对伊利格瑞后现代女性主义理论有关学术评价的思考 |
| 6.2.1 如何看待“生物学本质主义”的学术评价 |
| 6.2.2 如何看待“非历史主义”的学术评价 |
| 结语: 伊利格瑞后现代女性主义理论的价值与局限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发表论文以及参加科研情况 |
（4）贾平凹文艺观中的民族认同问题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研究背景 |
| (一)现实背景 |
| (二)理论背景 |
| 二、研究的目的和意义 |
| 三、国内外研究现状 |
| (一)国内研究概况 |
| (二)国外研究概况 |
| 四、研究方法和框架思路 |
| (一)研究方法 |
| (二)框架思路 |
| 第一章 贾平凹文艺观的民族认同资源 |
| 第一节 贾平凹文学观与传统思想文化 |
| 一、贾平凹文学观与儒家文化 |
| 二、贾平凹文学观与佛道文化 |
| 三、贾平凹文学观与巫鬼文化 |
| 第二节 贾平凹文学观与传统文学艺术 |
| 一、贾平凹文学观与传统文学 |
| 二、贾平凹文学观与戏曲艺术 |
| 三、贾平凹文学观与书画艺术 |
| 第二章 贾平凹文艺观的民族认同建构 |
| 第一节 贾平凹小说观与民族认同建构 |
| 一、文学地理与民族认同 |
| 二、小说形式与民族认同 |
| 第二节 贾平凹散文观与民族认同建构 |
| 一、散文文体与民族认同 |
| 二、散文境界与民族认同 |
| 第三节 贾平凹艺术观与民族认同建构 |
| 一、艺术精神与民族认同 |
| 二、艺术形式与民族认同 |
| 第三章 贾平凹文艺观的民族性与世界性 |
| 第一节 贾平凹文艺观的民族文化立场与主体身份认同 |
| 一、贾平凹文艺观的民族文化立场 |
| 二、贾平凹文艺观的主体身份认同 |
| 第二节 贾平凹文艺观与世界文艺观念的对话 |
| 一、贾平凹关于文艺民族性与世界性关系的理论阐述 |
| 二、贾平凹关于文艺民族性与世界性关系的理论创新 |
| 结论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攻读学位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 |
（5）王朝闻美学的民族性思想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研究背景与研究意义 |
| 二、国内外研究综述 |
| 三、研究方法及创新探索 |
| 第一章 中国社会现代转型与美学的民族性 |
| 第一节 民族性问题的发生 |
| 一、民族国家与民族性 |
| 二、现代中国的民族性 |
| 第二节 中国美学的民族性 |
| 一、文化的民族性与民族化 |
| 二、文艺美学的民族性 |
| 三、中国当代美学的民族性问题 |
| 第三节 美学民族性问题研究的本土语境 |
| 一、全球化进程中的本土性重建 |
| 二、王朝闻美学民族性问题的价值立足点 |
| 第二章 王朝闻美学民族性思想的建构 |
| 第一节 王朝闻美学民族性思想的理论基点 |
| 一、鲁迅“文艺大众化”思想的选择与转化 |
| 二、毛泽东“文艺为人民”思想的吸收与发展 |
| 三、马克思主义“唯物辩证法”的延衍与阐释 |
| 四、中西美学“了然于心”的过滤与融通 |
| 第二节 王朝闻美学民族性思想的内部逻辑 |
| 一、作为民族性基础的人民性 |
| 二、作为民族性命脉的大众性 |
| 三、从人民性、大众性到民族性 |
| 第三节 王朝闻美学民族性思想的历时性演进 |
| 一、萌芽:“经世致用”的新艺术创作论 |
| 二、发展:“自有我在”的审美敏感 |
| 三、升华:“无古不成今”的民族化 |
| 第三章 多样统一:王朝闻美学民族性思想的内涵 |
| 第一节 “我之为我”的民族性 |
| 一、“各美其美”与“脱形取神” |
| 二、“美人不同面”与“审美适应” |
| 三、“贵乎反本”与“正末归本” |
| 第二节 “平衡融洽”的民族性 |
| 一、“明道若昧”的共性 |
| 二、“不似之似”的共通感 |
| 三、“理有恒存”的大众性 |
| 第三节 “各得其所”的民族性 |
| 一、“隔与不隔”的辩证法 |
| 二、“不罔不怠”的融通化 |
| 第四章 双重维度:王朝闻美学民族性思想的特点 |
| 第一节 地域维度:作为民族性缘起的地方性 |
| 一、从地方性到民族性 |
| 二、民族性与世界性的生成 |
| 三、城市化与同质化的危机 |
| 第二节 时间维度:时代性与民族性的易变 |
| 一、时间性与民族性 |
| 二、民族化与民族性 |
| 三、延异的民族性 |
| 第五章 王朝闻与中国美学的民族性构建 |
| 第一节 中国传统美学的现代转化 |
| 一、断裂之外的延续 |
| 二、失落民族性的再生 |
| 三、传统理论话语方式及理论生产机制的继承 |
| 第二节 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中国化 |
| 一、马克思主义美学进入中国 |
| 二、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美学 |
| 结语 王朝闻美学的当代意义:构建美学理论的主体性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6）现代文学中的生育书写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1 绪论 |
| 1.1 研究现状 |
| 1.1.1 围绕优生节育观念展开的论述 |
| 1.1.2 关于生育体验的研究 |
| 1.1.3 关于“母性书写”的研究 |
| 1.2 选题原因、研究意义及思路 |
| 1.2.1 选题原因 |
| 1.2.2 研究意义 |
| 1.2.3 研究思路 |
| 2 民族国家话语下的生育 |
| 2.1 生育:由“家”到“国” |
| 2.2 革命与母职的博弈 |
| 2.2.1 革命对母职的遮蔽 |
| 2.2.2 革命和母职的二项对立 |
| 2.3 生育疼痛对革命意志的冲击 |
| 3 妇女解放思潮下的生育 |
| 3.1 生育与女性个体独立 |
| 3.1.1 生育对女性自我主体性的剥夺 |
| 3.1.2 对母性自决的追求 |
| 3.2 生育与女性的“性” |
| 3.2.1 打破性禁忌的坚冰 |
| 3.2.2 生育与性爱分离的可能性 |
| 3.3 对生育神话的颠覆与解构 |
| 4 社会习俗话语规约下的生育 |
| 4.1 严重的性别偏好 |
| 4.2 生育禁忌 |
| 4.3 “异类者”的生育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7）整体翻译论视阈下的袁可嘉翻译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绪论 |
| 1.1 研究背景及意义 |
| 1.2 研究现状及评析 |
| 1.2.1 国内研究现状 |
| 1.2.2 国外研究现状 |
| 1.2.3 研究现状评析 |
| 1.3 研究思路及方法 |
| 1.4 研究内容及创新 |
| 第二章 整体翻译论的建构 |
| 2.1 翻译与其他行为、与社会语境的融合 |
| 2.2 译文语言、形式、内容的有机统一 |
| 2.3 译文正、副文本的整体关联 |
| 2.4 译者翻译思想及实践的切合 |
| 2.5 翻译对其他行为、对社会的整体价值 |
| 第三章 袁可嘉翻译、创作、治学的三位一体 |
| 3.1 翻译、创作、治学的遇合(20世纪40年代) |
| 3.1.1 追求现代主义的社会语境 |
| 3.1.2 中国式现代主义诗写与新诗现代化诗论 |
| 3.1.3 现代主义诗论与诗篇的翻译 |
| 3.1.4 翻译、创作、治学遇合的现代主义命题 |
| 3.2 翻译、创作、治学的互动共生(20世纪50至60年代) |
| 3.2.1 追求进步文艺的社会语境 |
| 3.2.2 新民歌诗写的阶段性尝试 |
| 3.2.3 外国进步文学研究与文论编纂 |
| 3.2.4 进步文学与西方文论的翻译 |
| 3.2.5 翻译、创作、治学互动共生的追求进步尺度 |
| 3.3 翻译、创作、治学的回归(20世纪70年代末至90年代) |
| 3.3.1 文艺追求自由与现代主义涌入的社会语境 |
| 3.3.2 现代诗写的情绪复萌 |
| 3.3.3 现代主义文学的系统研究 |
| 3.3.4 现代主义文学与西方文论的协同翻译实践 |
| 3.3.5 翻译、创作、治学回归的现代主义向度 |
| 第四章 袁可嘉诗歌翻译文本的整体特性 |
| 4.1 诗人译诗:语言、形式、内容的有机统一 |
| 4.1.1 原文整体理解的鞭辟入里 |
| 4.1.2 译文语言、形式的识变从宜与内容的整体呈现 |
| 4.2 深度翻译:正、副文本的整体关联 |
| 4.2.1 译序与后记——正文本价值的预设及翻译理念的廓清 |
| 4.2.2 译注——正文本可理解性的提升 |
| 4.3 整体特性到经典性的升华 |
| 4.3.1 翻译文学经典辨识 |
| 4.3.2 彭斯诗歌翻译集的五次再版 |
| 4.3.3 译诗《当你老了》的广泛流传 |
| 第五章 袁可嘉兼顾宏观与微观的翻译思想 |
| 5.1 翻译、创作、治学的融合 |
| 5.2 宏观翻译的多维审视 |
| 5.2.1 翻译动机:联系社会“实际需要” |
| 5.2.2 文本选用:不译“靡靡之音”和平庸之作 |
| 5.2.3 译者伦理:“发扬爱国主义和国际主义精神” |
| 5.3 微观翻译的策略性调控 |
| 5.3.1 译诗的“整体观念” |
| 5.3.2 诗歌风格的可译性及译者的任务 |
| 5.3.3 习语翻译四情形及翻译加注六原则 |
| 第六章 袁可嘉翻译的社会文化价值 |
| 6.1 丰富与革新:诗歌创作多元化的促进 |
| 6.1.1 语言文字层面 |
| 6.1.2 格律层面 |
| 6.2 翻译之力:文学思潮演进的助推 |
| 6.2.1 现代主义文学思潮的助推 |
| 6.2.2 进步文学思潮的助推 |
| 6.3 文化搬运:西方文化的引入 |
| 6.3.1 宗教文化 |
| 6.3.2 习俗文化 |
| 6.3.3 古希腊文化 |
| 6.3.4 工业文明 |
| 第七章 结语 |
| 7.1 主要发现及结论 |
| 7.2 研究启示——创作型、学者型翻译家研究的整体性进路 |
| 7.3 研究不足及后续研究设想 |
| 参考文献 |
| 附录一 袁可嘉主要着译成果 |
| 附录二 攻读学位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 |
| 致谢 |
（8）“珞珈龙学”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选题来源与研究意义 |
| 二、国内外研究综述 |
| 三、论文主要创新点 |
| 第一章 初创期的“珞珈龙学” |
| 第一节 珞珈龙学的奠基 |
| 一、珞珈龙学之诞生 |
| 二、黄侃与珞珈龙学 |
| 三、朱东润的“龙学”成果 |
| 第二节 刘永济:珞珈龙学之功臣 |
| 一、“龙学”专着之特点 |
| 二、《文心雕龙校释》义理研究 |
| 三、“龙学”对词学的影响 |
| 四、“龙学”的中西比较思维 |
| 第二章 发展期的“珞珈龙学”(上) |
| 第一节 珞珈龙学的发展 |
| 一、珞珈龙学之长成 |
| 二、胡国瑞的“龙学”成果 |
| 第二节 刘绶松对“龙学”的贡献 |
| 一、高度强调政治性的学术研究思路 |
| 二、论《文心雕龙》中的现实主义 |
| 三、关于《文心雕龙》研究的“阶级性” |
| 四、刘绶松“龙学”之特点 |
| 第三节 刘纲纪的“龙学”成就 |
| 一、对刘勰及其《文心雕龙》的定位 |
| 二、《文心雕龙》的美学思想及其现代意义 |
| 三、刘勰的人格精神、佛学思想与思维模式 |
| 四、对刘勰生平事迹之考证 |
| 五、与刘纲纪先生的商榷 |
| 第四节 吴林伯:珞珈“龙学”的巨匠 |
| 一、极富特点的“龙学”着作 |
| 二、论《文心雕龙》诸命题 |
| 三、论《文心雕龙》与其它典籍的关系 |
| 四、吴林伯“龙学”治学方法 |
| 第三章 发展期的“珞珈龙学”(下) |
| 第一节 易中天的“龙学”着作 |
| 一、《文心雕龙》之文学本体论 |
| 二、《文心雕龙》之创作规律论 |
| 三、《文心雕龙》之审美理想论 |
| 四、易中天对珞珈龙学的贡献 |
| 第二节 罗立乾的“龙学”着述 |
| 一、《新译文心雕龙》的“承”与“新” |
| 二、两大类“龙学”论文 |
| 三、罗立乾对“龙学”的态度 |
| 第四章 拓新期的“珞珈龙学” |
| 第一节 新世纪的珞珈龙学 |
| 一、论文的定量和定性分析 |
| 二、珞珈龙学之壮大 |
| 第二节 李建中:传承“珞珈龙学”的薪火 |
| 一、发现《文心雕龙》的诗性智慧 |
| 二、重释《文心雕龙》的关键词 |
| 三、创生《文心雕龙》青春版 |
| 结语 |
| 一、珞珈龙学的现实品格 |
| 二、珞珈龙学的辐射效应 |
| 附录 “珞珈龙学”大事记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攻读学位期间的科研成果 |
| 学位论文评阅及答辩情况表 |
（9）论现代司法程序中的“结果”（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引言 |
| 一、选题初衷及意义 |
| 二、研究现状和文献综述 |
| 三、研究目标、方法和写作体例 |
| (一) 研究目标及写作体例 |
| (二) 研究方法 |
| 第一章 现代司法程序中的“结果”与“过程” |
| 一、现代司法程序的本质特征在于过程性 |
| 二、现代司法程序的“结果”内蕴于“过程” |
| (一) 结果具有过程所赋予的拘束力 |
| (二) 结果具有过程所赋予的确定力 |
| (三) 结果具有过程所赋予的权威性 |
| 第二章 现代司法程序的“结果”与“过程”之间 |
| 一、结果之于程序过程 |
| (一) 结果是启动程序过程的目的 |
| (二) 结果是程序过程的终结样态 |
| (三) 结果是程序过程内容的凝结 |
| 二、程序过程之于结果 |
| (一) 程序过程生成结果 |
| (二) 程序过程对结果构成约束 |
| (三) 程序过程决定结果 |
| (四) 程序过程证成结果 |
| 第三章 现代司法程序结果依赖和尊重过程的正当性论证 |
| 一、司法的特征要求结果依赖和尊重过程 |
| 二、对权力恣意的限制要求结果依赖和尊重过程 |
| 三、司法结果的可接受性要求结果依赖和尊重过程 |
| 四、纠纷解决效益要求结果依赖和尊重过程 |
| 五、对人的尊严的尊重要求结果依赖和尊重过程 |
| 第四章 我国司法忽视结果对过程依赖和尊重的问题检讨 |
| 一、程序内的因素在结果中未获充分体现或回应 |
| (一) 当事人及其基础信息被遗漏 |
| (二) 缺乏对当事人主张的具体评价 |
| (三) 对双方提出的事实证据仅做选择性回应 |
| 二、程序外因素未经程序和技术过滤径行成为结果中被考虑的因素 |
| (一) 舆论民意绑架裁判结果 |
| (二) 司法外权力径行干预结果 |
| (三) 道德因素直接主导结果 |
| 三、程序其他要素正当化不足带来结果对过程的疏离 |
| (一) 对立面设置不均衡影响结果的公平性 |
| (二) 信息不对称阻碍结果对信息获取的完整性 |
| (三) 对话不充分模糊结果对事实的判断 |
| (四) 法官中立性动摇稀释结果的公正性 |
| 第五章 完善司法结果依赖和尊重过程的路径设计 |
| 一、保障裁判结果依赖和尊重程序过程的具体措施 |
| (一) 相关诉讼文书与裁判文书同步上网公开 |
| (二) 具化裁判文书对程序过程内容的记载 |
| (三) 提升法官对程序过程的回应能力 |
| (四) 增强法官助理职责使法官更多专注于裁判过程 |
| (五) 健全程序救济制度以增强法官责任感 |
| 二、作为配套机制的司法程序其他要素的正当化 |
| (一) 加强法律职业群体构建以保证对立面设置均衡 |
| (二) 完善证据开示和交换制度以缩小信息差距 |
| (三) 提高证人出庭作证率以拓展对话空间 |
| (四) 完善体制和法官职业伦理以保障法官中立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10）“文艺理论的中国问题”笔谈（论文提纲范文）
| 对话与反思:理论的中国问题 |
| 西方文论的幽灵:中国文论话语建构之我见 |
| 华语语系文学:后殖民主义的中国问题 |
| 一、华语语系文学与文学身份 |
| (一)文学的地理身份 |
| (二)文学的语言身份 |
| 二、文学身份与华夏认同 |
| (一)文学的权力焦虑 |
| (二)“文学中国”与华夏认同 |
| 三、“文学中国”:认同政治与解构话语 |
| (一)“文学中国”的认同政治 |
| (二)“文学中国”的解构话语 |
| 四、结语 |
四、论现AI写作作研究的基本走向（论文参考文献）
- [1]中西文论比较视域中的“文学性”问题研究[D]. 于瑞. 江西师范大学, 2021
- [2]《文心雕龙》文学创作标准研究[D]. 赵钦钦. 陕西理工大学, 2021(08)
- [3]伊利格瑞后现代女性主义理论研究[D]. 郑紫晖. 辽宁大学, 2021(02)
- [4]贾平凹文艺观中的民族认同问题研究[D]. 夏莹. 牡丹江师范学院, 2021(08)
- [5]王朝闻美学的民族性思想研究[D]. 张琼. 西南大学, 2021(01)
- [6]现代文学中的生育书写研究[D]. 钟佳敏. 四川师范大学, 2021(12)
- [7]整体翻译论视阈下的袁可嘉翻译研究[D]. 黄元军. 湖南师范大学, 2020(03)
- [8]“珞珈龙学”研究[D]. 张然. 山东大学, 2020(11)
- [9]论现代司法程序中的“结果”[D]. 蔡心怡. 苏州大学, 2020(03)
- [10]“文艺理论的中国问题”笔谈[J]. 刘康,王宁,李松,吴婧. 湖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20(0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