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非典"危机与社会整合:一种社会学的考察（论文文献综述）
王俊秀,周迎楠,刘晓柳[1]（2020）在《信息、信任与信心:风险共同体的建构机制》文中研究表明应对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这一重大公共卫生事件的关键是建构有效的风险共同体。研究认为,风险信息、信任、信心以及风险认知和情绪体验等是风险共同体建构中的重要变量。笔者使用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出现初期的全国调查数据,验证了信息—信任—信心的关系模型。研究发现,疫情信息公开的及时性和透明度通过官方信息源信任对疫情防控信心产生影响,疫情防控信心进一步通过风险认知的中介作用影响人们的情绪体验。另外,官方信息源信任和非官方信息源信任可以通过风险认知的中介作用影响情绪体验,但二者作用的方式相反。
张青磊[2]（2018）在《我国公民安全研究》文中研究指明安全是人类生存的基本需求,也是人类发展的首要条件。公民安全与公民生存和发展息息相关,而且是国家安全的重要组成部分。随着经济社会的持续发展和全球化进程的加快,人们的物质文化水平得到极大提高;同时,人们的生存和发展环境也发生了很大变化,一方面公民的生存和发展空间得到了极大拓展,另一方面公民面临的安全威胁也越来越多,国家和公民已认识到安全的重要性,“安全已成为社会发展与人的幸福的首要价值性标尺。”进入新时代的中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由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公民对安全的要求日益增长,维护和保障公民安全被纳入国家顶层设计,置于治国理政的重要位置。习近平提出的“以人民安全为宗旨”的“总体国家安全观”使保障公民安全成为国家安全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这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和“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的必然要求,也是实现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的内在要求。进入21世纪以来,中国的经济社会持续稳定发展,民主法治不断完善,军事科技实力逐步增强,互利共赢的和平外交顺利推进,我国公民安全总体上得到较好保障。国家主席习近平在2018年新年贺词中指出:“人民群众有了更多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但是,在我国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和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过程中,传统安全因素与非传统安全因素相互影响,人民内部矛盾与敌我矛盾相互交织,虚拟社会与现实社会相互渗透,境内不稳定因素与境外不稳定因素相互作用,我国公民安全仍然面临着严峻挑战。极端贫困问题、食品不安全问题、恐怖主义问题、生产安全事故、盗窃诈骗类侵财性刑事犯罪、城镇化进程中的强征强拆、生态环境破坏、公权力腐败等对我国公民生命安全、财产安全、自由安全构成严重威胁。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和“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的关键阶段,如何保障和实现公民安全是新时代推进公民自由而全面发展和经济社会持续稳定发展需要解决的核心问题。新时代,我们必须从维护公民生存和发展的立场出发,坚持“以人民安全为宗旨”的理念,以“人的自由而全面发展”为目标,从微观角度探寻克服公民安全困境、保障和实现公民安全的具体路径;同时,我们还必须站在国家安全和国家发展大局的高度,以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为目标,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树立公民可持续安全理念,从宏观角度思考保障和实现公民安全的总体路径。本文研究内容主要包括绪论、五章正文和结语七个部分。绪论主要阐述了研究背景及意义,国内外研究现状综述,研究的问题和内容及研究问题的说明,研究方法和技术路线等。正文第一章是公民安全的理论源流。通过对马克思主义人学思想中有关人的生存、人的财产、人的解放和人的自由而全面发展思想和西方批判安全研究与“人的安全”理论及中国主流思想中的安全理念等进行梳理分析,挖掘“中、西、马”有关公民安全的理念、思想和观点,为科学界定公民安全做好理论铺垫。第二章对公民安全进行科学界定。根据第一章对“中、西、马”有关公民安全理念、思想和观点的梳理分析,结合学界对安全的不同界说,对公民安全进行科学界定,明确公民安全的概念,核心内容和演绎路径,并分析探讨实现公民安全的条件和国家安全、社会安全与公民安全的关系,为后文对我国公民安全进行系统分析奠定基础。该部分指出,公民安全是指具有一国国籍的人在实际生存与发展的过程中免受来自内部或外界的非法侵害,以及所拥有的一种有保证或有保障的状态。公民生命安全、公民财产安全、公民自由安全是公民安全的核心内容,也是公民安全的价值所在。将自由安全纳入公民安全核心内容突破了传统上认为公民安全就是生命安全和财产安全的界限。第三章分析了我国公民安全的成长环境,亦可称为公民安全的萌生条件。安全问题与人类生存和发展相伴生,但公民安全作为社会各界普遍关注的问题和安全的一个研究领域则是20世纪90年代“人的安全”理念提出以后的事情,这说明公民安全提出、形成和发展是需要条件的。该部分从新中国成立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政治、经济、社会、文化、国际等五个方面发生的变化来分析探讨我国公民安全的成长环境。第四章用理论和实证的方法,从我国公民安全安全核心内容的三个层面对我国公民安全概况进行现实考量,即主要从我国公民生命安全、财产安全、自由安全层面分析了我国公民安全的现状、面临的主要困境及困境产生的原因,是本论文的重点。第五章是本文的另一个重点,分析探讨了实现我国公民安全的路径。该部分从中国公民安全实际出发,按照“分——总”的思路提出了实现我国公民安全的路径。第一节主要是针对我国公民生命安全、财产安全、自由安全的现状和面临的困境,分别提出了具体的应对措施;第二节主要是根据我国公民安全的总体概况,从国家发展大局出发,对如何实现我国公民安全进行了总体思考。通过“分——总”思路分别提出实现我国公民安全的路径,并使之形成一个完整体系,共同保障和推进我国公民安全的实现。最后一部分是结语,虽然我国公民安全仍然面临诸多困境,威胁公民安全的因素复杂多元,而且有些难以预测,但在中国共产党党、中国政府、社会力量和公民的共同努力下,威胁公民安全的因素会逐步得到解决或减少,公民的生存环境和发展环境会越来越好,保障和实现公民安全的条件也会越来越完善。
张燮[3]（2017）在《新改革时代我国政治信任建设研究》文中认为政治信任是一个十分复杂、争议不断而又常探常新的论题。作为稀缺资源的政治信任,它的状况如何,关乎民心向背和政治社会的稳定,关乎执政党的执政安全。在当代中国这样的社会主义国家,国情复杂,面临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任务繁重,尤其在新改革时代,如何提高党和政府的公信力,提高政府绩效,持续获得人民群众的政治信任、政治支持,灵活应对各种风险和挑战,扩大政治合法性,是党和政府必须认真对待和解决的问题。论文从科学社会主义的学科视角出发,结合政治学、社会学、心理学、行政学、地方政府管理学、法学、文化学的理论因子,以信任理论为依据,以新改革时代为背景,对信任、政治信任的概念谱系进行多学科解读,对政治信任类型、基本功能,影响因素进行了学术聚焦和概括。本文认为新改革时代就是全面深化改革的时代,就是我们改革红利共享的时代。新改革时代政治信任建设的任务是扫清影响政治信任的思想观念,破除削弱政治认同的制度樊篱,建立官民互动的信用体系。新改革时代建设政治信任,我们必须坚持马克思主义政治信任思想精髓,批判吸收西方政治信任思想的合理成分,继承和创新中国传统政治信任思想中的有益因素。新改革时代建设政治信任面临诸多挑战,其现实依据是政治信任程度趋于下降,政治信任资源有所流失,政治信任危机若隐若现。新改革时代建设政治信任必须坚持人民性原则,时代性原则,实践性原则的基本要求。政治信任建设的内容是人民群众对理想信念的信服,对政治制度的认同,对党和政府的拥护,对党政官员的信心,对政策的持续满意。目标是夯实政治信任的基础,增益政治信任总量,提高政治信任预期。新改革时代建设政治信任的基本路径是,加强政治信任的制度建设,增强民众对党和政府的信心,筑牢政治信任的法治根基,建设政治信任文化。
杨荣华[4]（2017）在《我国农村基层党组织公信力建设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党的公信力是党树立政治权威、获得人民支持和拥护的前提。党的十八大提出要“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伟大目标,同时强调要“以服务群众,做群众工作为主要任务,加强基层服务型党组织建设”。习近平指出,没有农村社会的全面小康,就没有全国的全面小康。党中央文件精神为新形势下农村基层党组织建设指明了方向、赋予了新的定位。只有加强农村基层党组织的公信力建设,才能真正落实党中央在新时期的战略精神、方针和政策,才能真正实现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和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伟大目标。因此,研究农村基层党组织公信力建设具有重要意义。本研究主要从六个方面展开:第一章主要分析和阐述农村基层党组织公信力的内涵、构成要素与现实意义。首先阐述了公信力研究的理论基础。阐明了信任是公信力的核心,公共性是公信力对象和领域的特征,力度体现公信力的向度和度量特征。继而厘清农村基层党组织公信力的内涵。在对执政党公信力研究的不同视角和综合辨析的基础上,把农村基层党组织公信力可以界定为公众基于经验和对农村基层党组织信用的判断并产生期待,在特定的社会环境中通过与农村基层党组织互动,形成公众对农村基层党组织的态度、评价、信念等政治心理表现。进而分析了农村基层党组织公信力的构成要素,具体包括农村基层党组织公信力的主体是公众,农村基层党组织公信力的对象是基层党组织的执政体系,公众对农村基层党组织的信任表达有心理表达、话语表达和行为表达,以及农村基层党组织公信力的外部环境要素主要有经济环境、文化环境和社会环境等。最后,阐明了提升农村基层党组织公信力的重要现实意义。指出提升农村基层党组织公信力是巩固党在农村的执政地位的需要,是加强党组织自身建设的必然要求,是全面建设农村小康社会的必然要求。第二章主要是三大改造完成后农村基层党组织公信力建设的历史考察。主要分三大改造完成到文化大革命之前农村基层党组织公信力建设的初步探索（1956-1966）、文化大革命开始到改革开放之前农村基层党组织公信力建设的曲折发展（1966-1978）、改革开放到现在农村基层党组织公信力建设的全面提升（1978至今）三个阶段进行。三大改造完成到文化大革命之前农村基层党组织公信力建设的初步探索主要方面包括:农村基层党组织自身建设在不断探索中加强、以人民公社制度为主线的农村政策曲折发展、以“五保”制度为核心的农村社会福利等。文化大革命开始到改革开放之前农村基层党组织公信力建设的曲折发展主要方面包括:农村基层党组织自身建设遭到破坏、以平均分配制度为核心的农村政策使经济缓慢发展、简易的农村社会福利体系遭到一定程度的破坏等。改革开放到现在农村基层党组织公信力建设的全面提升主要方面包括:恢复和加强了农村基层党组织自身建设、推动农村经济体制改革解放农村生产力、完善农村社会保障制度缓解农民群众的后顾之忧等。第三章主要是对农村基层党组织公信力综合测量指标体系的构建。分别从农村基层党组织的执政价值理念的公信力、公共政策的公信力、组织结构的公信力和组织绩效的公信力以及农村基层党组织公信力的外部环境等五个方面构建了农村基层党组织公信力综合测量指标体系。具体来说,从农村基层党组织执政价值理念的公信力可以从执政价值理念“是否以‘五大发展理念’为指导”、“是否以人民满意为宗旨”、“是否以提高效能为目标”三个方面测量,公共政策的公信力可以从地方公共政策的法律与社会合法性、过程的公正性、内容的针对性等三个方面测度,组织结构的公信力主要可以从农村基层党组织设置的合理性、农村基层党组织结构的开放性、农村基层党组织队伍的先进性等三个方面进行测度,组织绩效的公信力主要可以从农村基层党组织在农村发展中的作用和在公共服务中的绩效两个方面来测度,农村基层党组织公信力的外部环境可以从经济环境、文化环境和社会环境三方面进行测量。第四章主要是对农村基层党组织公信力现状的实证分析。首先对实证研究的方法和社会调查的样本状况进行阐明和分析,然后根据调查数据从农村基层党组织的执政价值理念的公信力、公共政策的公信力、组织结构的公信力和组织绩效的公信力等四个方面分析了农村基层党组织公信力现状。研究表明:一是农村基层党组织价值理念的公信力状况体现在以下四个方面:1、公众认为农村基层党组织片面注重经济发展,尤其对农村文化生活方面重视不足,但也开始关注农村的全面发展,公众对于农村基层党组织是否完全贯彻中央有关精神仍存在质疑。2、农村民众并没有感受到农村基层党组织十分在意自己满意不满意。3、农村民众在很大程度上认为农村基层党组织在价值理念存在搞形式主义,搞面子工程和政绩工程,不注重实效等问题。4、农村公众会通过话语表达对农村基层党组织的执政价值理念的质疑。二是农村基层党组织公共政策的公信力状况体现在以下四个方面:1、有超过七成的农村民众质疑了当地公共政策在法律和中央政策层面的合法性,地方政策并没能在很高程度受到农村民众的赞同和认可,农村公共政策的法律与社会合法性都在一定程度上存在问题。2、农村地方政策在出台之前没能充分征求公众的意见,对地方政策的宣传和信息传达力度不够,农村群众对地方政策本身的公平性、执行的公正性还存在较大程度的质疑。3、农村民众认为地方公共政策的内容设定有一定的针对性,但仍显不足;超过八成的农村民众认为地方政策不能完全解决自己当前存在的主要困难。4、农村民众在一定程度上存在对地方公共政策的不满并通过话语或行动进行表达。三是农村基层党组织结构的公信力状况体现在以下四个方面:1、近四成的农村民众认为当前部分地区的村党组织的设置存在一定程度的不合理性。2、农村村党支部成员大部分呈现出老化趋势,但农村基层党组织吸纳新党员尤其是吸纳年轻农民精英的主动性不足,体现了公众对农村基层党组织的开放性存在质疑。3、农村党支部书记的选举中存在比较普遍的上级指派和地方势力操控现象,超过八成的农民群众认为基层党组织干部有以权谋私的可能性,部分农村基层党组织干部与农民群众的感情关系并不十分融洽。4、农村民众对基层党组织不信任的行为大多在村落内部范围以温和的方式实施,较少采用上告、上访和直接冲突等剧烈方式。四是农村基层党组织绩效的公信力状况体现在以下三大方面:1、绝大多数农村民众认可村党支部在农村发展的作用,承认村党支部给村民带来好处但也存在一些困扰,同时认为村里党员没能起到模范带头作用。2、公众比较认可农村基层党组织在各类公共服务中的成绩,经济结构发生了变化,农民经济收入得到了提高,教育资源和医疗资源正得到逐步改善,农民文化生活更加丰富,人际关系更加融洽,社会治安有好转趋势。但是社会保障制度实际效果并不令人满意,同时对生态环境保护的评价不一。有超过六成的农村民众会通过话语表达对农村基层党组织的工作成绩和实效的不满。总体上来说,虽然农村基层党组织的公信力还存一定的问题,但是整体上来看农民群众还是比较信任农村基层党组织,并且信任程度呈现上升趋势。第五章主是分析了农村基层党组织公信力的环境因素影响。分别从农村基层党组织公信力的经济环境、文化环境、社会环境等三个方面的外部环境对农村基层党组织公信力的影响和内在关系。研究表明:一是经济环境对农村基层党组织公信力的影响。农村经济结构的转型推进得越快的村落,一般来说村民的富裕程度更高,但是其贫富差距也会拉大,村民往往认为当地对弱势群体的扶持不足。在这样的村落中,村民对农村基层党组织的价值理念、公共政策和组织绩效的信任程度更高,但是对农村基层党组织的组织本身的不满和产生质疑更大。二是文化环境对农村基层党组织公信力的影响。随着农村地区的发展,农村居民表现出了较强的文化自信,这在很大程度上提升了农村基层党组织的公信力。然而农村地区家族观念的淡化,传统文化边缘化,农村民众环保意识的提升,都在一定程度上降低了农村基层党组织的公信力。而农村居民的计划生育观念、养老观念的转变对农村基层党组织并不存在显着的影响。三是社会环境对农村基层党组织公信力的影响。随着农村地区社会利益进一步分化,农村邻里纠纷现象有所增加。同时农村地区的社会流动加剧,农民增长了见识,产生对农村基层党组织的不满意心理,降低了农村基层党组织的公信力。农村互帮互助的传统社会关系仍然普遍存在,在一定程度有利于农村基层党组织公信力的维持与提升。因此在总体上来说,当前农村社会环境的变迁,降低了农村基层党组织的公信力。第六章主要是提升农村基层党组织公信力的途径研究。提升农村基层党组织公信力的途径主要在于:一是提升群众对农村基层党组织成员的个人信任,具体包括增强农村基层党组织成员的业务能力、培养农村基层党组织成员的高尚人品、建立农村基层党组织成员与群众的亲密关系等方面;二是提升群众对农村基层党组织的制度信任,具体包括建立保护群众权利的社会制度安全网、保证制度的公正性、稳定性和可预期性、建立权威的信任奖惩机制、使群众了解民主的规则与程序、为群众提供对政策偏好与不满的表达渠道、有效的信息传递设施和系统等方面;三是培育良好的现代信任文化,具体包括加强群众的现代公民意识教育、鼓励自由竞争与自由签约活动、引导建立宗教、传统、历史习惯等文化机制中的信任关系等方面。
杨婷[5]（2017）在《中国共产党形象认同研究》文中研究表明中国共产党形象认同是涉及多个学科的重大课题,也是思想政治教育的重大课题。面临长期执政条件下处理多种社会矛盾的难题、社会转型期背景下全面从严治党难题、传媒信息化条件下舆论引导难题、文化多元化条件下凝聚共识难题等多重现实挑战之下,如何增强中国共产党形象认同是亟待回应的现实课题。立足中国社会研究中国共产党形象认同,不仅具有创新思想政治教育的理论意义,也具有增强我国执政党认同的实践意义。论文从中国共产党形象认同的价值入手,梳理了中国共产党形象认同的理论依据、实践依据,分析了中国共产党形象认同的内涵、特征与实质,明晰了中国共产党形象认同的目标、类型和结构,探索了中国共产党形象认同的发展阶段和生成机制,并在此基础上有针对性地提出增强中国共产党形象认同的五大举措。文章主要包括导论、正文、结语三大部分。导论首先阐述了中国共产党形象认同研究的缘起,重点梳理了国内外关于中国共产党形象的理论研究、关于我国政党认同的研究状况,并对研究现状做了简要评析。最后,阐述了论文的整体思路和研究方法。第一章阐述了中国共产党形象认同的价值。中国共产党形象认同具有重要价值:中国共产党形象认同是巩固中国共产党执政地位的需要,是提高中国共产党领导能力的需要,是增强中国共产党国际软实力的需要。第二章梳理了中国共产党形象认同的依据。中国共产党形象认同的理论依据主要是马克思主义党建学说中关于政党形象认同的相关论述,塑造什么样的政党形象,如何赢得广大人民群众的认同是贯穿其中的红线。蕴藏于马克思主义党建学说中关于政党形象认同的思想是中国共产党形象认同研究的指导思想。中国共产党形象认同的实践依据主要是中国共产党在革命、建设、改革各个历史时期开展形象认同的实践探索。在各个历史时期,中国共产党为人民谋利益和加强自身形象建设的客观实践活动既是中国共产党赢得当时代人民群众形象认同的实践依据,也是新时期建构中国共产党形象认同的实践依据。第三章阐述了中国共产党形象认同的内涵与实质。中国共产党形象认同是指公众对中国共产党综合认知和评价基础上形成认可、赞赏的肯定性评价,是一种集认知、情感和行为于一体的政治态度,本质上是政治认同。中国共产党形象认同主要包括实践性、建构性、倾向性、引导性、动态性、情感性六大基本特征。建构中国共产党形象认同的实质是引导公众认同党的性质、认同党的地位、认同党的成就,始终认同和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第四章探析了中国共产党形象认同的目标与结构。中国共产党形象认同的目标主要有三个方面:消解抗拒性认同、增强合法性认同、建构预期性认同。实践形象认同、拟态形象认同、公众形象认同是中国共产党形象认同的三种类型。中国共产党形象认同的结构是由实践形象认同、拟态形象认同、公众形象认同组成的三位一体的立体结构。第五章透视了中国共产党形象认同的过程。分析了中国共产党形象认同的发展阶段以及中国共产党形象认同的生成机制。认知、评价、认可、悦纳、拥护、固化是中国共产党形象认同的发展阶段;客观形象的塑造机制、利益需求的驱动机制、公众舆论的引导机制、价值取向的评判机制、情感共鸣的强化机制是中国共产党形象认同的生成机制。第六章提出了中国共产党形象认同的路径探析。从契合人民利益诉求、夯实党建基础、塑造媒介形象、塑造文艺形象、加强意识形态教育,这五个方面深入探索建构中国共产党形象认同的具体路径。结语对全文进行了总结,分析了研究中存在的不足,提出本文有待于完善的地方以及今后努力的方向。
魏泳安[6]（2017）在《中国精神教育研究》文中认为“精神”之于中国这一有着几千年文化传统的文明古国,显得弥足珍贵。在中华文明的发展历程中,正是因为精神的存续,使中华文明历经磨难而不衰,千锤百炼更坚强;也使得中国人所具有的生命质感、心性本体、民族气节和人格理想等高贵优雅之精神境界得以传承和彰显;更使得中华儿女能够在民族危难关头团结一心,奋勇向前,克服各种艰难险阻探求国家救亡和民族振兴之道。当前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古老的中华文明正在经历着一场广泛而深刻的现代转型,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成为全体中国人民共同的梦想和奋斗目标。在这一历史关口,我们比任何时期都需要有一种精神力量来凝心聚力、兴国强国。这种精神力量就是中国精神。中国精神既关涉着历史和文化传统,也关涉着改革和现代发展;既体现着国家发展的精神和意志,也体现着个人成长的中国体验和精神世界。中国精神包含了民族性和时代性,将中华文明“独立之精神”系统完整地呈现出来。民族性即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这种精神“始终是把中华民族坚强团结在一起的精神力量”;时代性即以改革创新为核心的时代精神,这种精神“始终是鞭策我们在改革开放中与时俱进的精神力量”。而将这种民族精神和时代精神融会贯通,便成为中国精神,成为中华文明团结一心的精神纽带和自强不息的精神动力。当前在奋力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时代征程中,我们需要大力培育和弘扬中国精神,探究中国精神教育的基本规律和时代特点,并通过有效的教育方式最大程度上凝聚国家精神力量,构建良好社会精神风尚,促进个体心灵秩序的安定和国家认同。中国精神教育既是一个理论命题,也是一个实践命题。作为理论命题的中国精神教育,需要清晰把握中国精神的历史源起和发展脉络,明确中国精神教育的理论基础和内在机理,总结中国精神教育的历史经验。首先,从中国精神的历史源起和发展脉络来看,中华文明独特的地理环境、自然条件和生产生活方式孕育和生成了中国精神,中华文明的历史发展和文化积淀促进了中国精神的丰富和发展,尤其是在近代民族危亡的历史关头,中国人民在寻求国家救亡的过程中找到了马克思主义,并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程中,实现了中国精神的淬砺和升华。纵观整个中国精神的发展轨迹,其表现出继承性与超越性、客观性与能动性、思想性与实践性、进步性与曲折性、民族性和世界性的发展规律。其次,从中国精神教育的理论基础和内在机理来看,中国精神教育的过程体现着马克思关于“精神”形成和转化的一般原理,即,中国精神的实质和过程表现为“精神需要—精神生产—精神交往—精神转化”的一般原理,马克思的“精神”形成和转化理论是中国精神教育的思想遵循。同时,中国精神教育既关涉着宏观层次上的精神风尚和精神凝聚,也关涉着微观层次的心灵秩序和精神世界。因此,中国精神教育必须在宏观层面上把握民族性的精神传统、时代性的精神贯穿、世界性的精神彰显,并在微观层面上探究中国体验、精神生活、精神成人和精神信念等个体性的精神内化机理。第三,从中国精神教育的历史经验来看,古代中国精神教育体现出家国同构的特点,其具体体现为大一统的教育主线,道统与政统相结合的教育机制,吏、士、长相结合的教育格局,以及修己安人的教育理念;近代中国精神教育主要体现为“中体西用”的特点,即,开展国民性的价值批判,促进科学和民主的本土迁移,并致力于以人的近代化塑造时代新风貌;现当代的中国精神教育,以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为精神旨归,以马克思主义为精神指引,注重宣传教育的主动性、针对性和实效性,以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建设提振民族自尊心、自信心和自豪感。作为实践命题的中国精神教育,需要准确把握中国精神教育的现实诉求,明确中国精神教育的总体思路,探究中国精神教育的实施路径。首先,在当前新的历史条件下,中国精神教育机遇和挑战并存。党的十八大以来,通过全面深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改革发展,开辟了治国理政的新境界,迸发出新的时代精神要素,这主要包括了 : “四个全面”的战略新布局、五大发展新理念、常态化反腐的政治新生态、彰显核心价值的文化新样态、信息社会的创新活力、“美丽中国”的生态新境界、大国外交的国际新形象、体现家国情怀的教育新思维等,这些新的时代精神要素是中国精神教育的时代条件。同时,当前中国也处于传统向现代转型的历史关口,传统与现代的颉颃、积极与消极的并存、主导与多元的同在、发展与平衡的冲突、复杂与现实的抵牾等,是中国精神教育所针对的现实问题。此外,在当前的中国精神教育中也存在着简单化、功利化和零散化的问题,这是中国精神教育的实施瓶颈,也是当前中国精神教育首要解决的问题。其次,确立中国精神教育的总体思路需要把握教育的目标、原则、基本向度和教育特殊性,并从系统和动态的视角明确中国精神教育的关键。具体而言,需要分别从国家、社会和个体三个层面确立中国精神教育的目标;从传统型与时代性、主导性与主体性、理想性与现实性、民族性与开放性、系统性与层次性等方面来把握中国精神教育的原则;从历史、国情、世情和党情等方面确立中国精神教育的基本向度;对青少年、党员干部、媒体工作者、新经济组织从业者等典型人群和欠发达地区、民族地区、革命老区等特殊地区,有针对性地提出具体的中国精神教育方略。此外,中国精神教育作为一个动态复杂的教育系统,需要注重教育的契机把握、形式选择、主体联动、过程持续和生态契合。第三,在明确中国精神教育思路的基础上,中国精神教育的实施路径主要包括四个方面:一是个体自我层面上的精神修为,这需要注重人格修为、践行社会关爱、树立家国情怀、省思时代境遇、发扬敬业精神;二是家教家风中的中国精神教育,这需要挖掘优秀传统家教家风成果、促进家教家风时代文化涵养、发挥家教家风中的榜样示范;三是学校层面上的中国精神教育,主要从实施中国精神教育的分阶段有序推进、将中国精神系统融入课程和教材体系、构建中国精神教育的实践教学模式、提升中国精神教育的师资队伍水平、促进中国精神教育的教学方法创新等方面着力;四是社会层面上的中国精神培育,需要从道德实践滋养、优秀文化传承、核心价值彰显、文艺创作表达、大众媒介传播等方面来开展,从而最终形成个体、家庭、学校和社会的教育合力,共同推动当前中国精神教育。
杨建宇[7]（2016）在《当代中国政府信任层级差异研究》文中提出政治生活源于人类的交互性需要。政府是社会发展到一定历史阶段的产物,是规范权利义务、达致良政善治必需依赖的重要组织。随着后工业社会的到来,各种地区和全球性问题呈现复杂性、交织性的特征,政府仍是人类迎接挑战、抢抓机遇必须依赖的关键治理主体。“政府之恶”是困挠人类政治生活的一个持久命题,但在可以预见的将来,改革政府机构,提高政府质量,仍是实现“共同善”（common good）的务实之策。政府信任主要指公民认为政府机构具有“做正确的事”（To do right things）的善意和能力,反映了公民对政府理念、行为和绩效的认可和支持。特定政府的信任状况归根结底取决于民众对其抱有怎样的希望和失望,将政府信任保持在一定水平的重要性不言而喻,它不仅涉及特定政府的政治合法性,更与政治共同体内全体人民的福祉密切相关。历史和现实反复表明,政府信任危机不仅易加剧公民与政府的不合作乃至对抗,更会导致政府强制力的频繁使用,造成经济衰败和社会动荡,使政府和公民的关系陷入“负和游戏”（minus-sum game）。政府信任本质为个体态度,有具体的指向和程度的强弱。政府信任的影响因素和发生机理需要从三个方面加以考虑：政府因素、个体因素和中介因素。政府因素主要指政府机构的能力和善意,体现出受信方的可信性；个体因素主要指民众的人格、需求和偏好等,反映了施信者的心理认知特征；中介因素主要指影响个体心理认知的信息环境,考察的是构建政府可信性、影响个体心理认知的媒介手段。国内外相关研究表明,当代中国的政府信任存在明显的层级差异,即政府层级越高,得到的信任越多；政府层级越低,得到的信任越少。考虑到政府信任是一种态度,个体之间或存在差异甚至截然相反,我们可以换一种方式理解这一政治现象,即在信任的“选举市场”上,特定的上级政府较下级政府获得更多的“信任票”（高层政府多于中层政府,中层政府又多于基层政府）——无论是信任者的人数规模还是施信者的信任强度。政府信任层级差异的负效应在于,它使民众在与基层政府博弈时,习惯性地将中层政府、高层政府作为策略性的依靠对象,极大地削弱了基层政府的合法性,加大其治理成本,影响其治理绩效；此外,随着民众同中层政府、高层政府不同形式接触的增多,也会改变对其原有的积极态度,从而最终降低对中国政府机构的整体评价；更为重要的是,级差政府信任格局不利于培养上下级政府基于认同的信任及构建合作伙伴关系,从深层次上损伤国家治理能力。理解是社会科学的重要任务之一,由于社会科学自身特点,以思维为载体的“理想模型”研究方法乃是理解政治生活的重要手段。信任的产生受客体因素、中介因素和主体因素的共同影响。公民对政府是否信任或给予多少信任,虽然本质为公民个体的主观感,但这一主观感却是政府客观表现（如政府质量）、多极中介建构（如媒体宣传）和个体心理认知（如人格特征）等多重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如果将中国的政府信任层级差异作为被解释变量,则解释变量众多,同时,此解释变量与彼解释变量、解释变量与被解释变量之间的相互影响也不可忽视,因而企图将社会作为物理实验室严格控制以求精确测量的努力往往归于失败。政治生活本身的特点、定量研究（或经验研究）内含的局限及社会科学研究的规律决定了模型方法在本研究中具有逻辑上的自恰性。新制度主义范式、政治沟通范式和文化-心理范式对当代中国政府信任层级差异的成因均有一定的解释力,与其将它们视为相互竞争的观点,不如当作彼此补充的理论。中国政府信任层级差异发生模型的建构采用一种综合性的视角,对政府信任层级差异的形成、维持和强化进行了多维度的分析,关注到了制度、文化和媒介在不同层次上的共同作用。具体来讲,政府信任层级差异的一个重要成因在于中国政府层级结构的驱动,这一结构不仅造成了高层、中层、基层政府政治权力的客观差异,也影响着它们善意的总体呈现；此外,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场景下,由于中国共产党为（长期）执政党,党组织在国家管理和政治权力系统中居于中心地位,党政并未真正分开,以“党管媒介”为重要原则的中国传播管理体制使特定的上级（党委）政府和下级（党委）政府在媒体资源占有上存在明显不同,与下级政府相比,上级政府运用媒体特别是大众媒体进行政治沟通和政策合法化的能力更强,加之大众媒介的舆论监督通常较少针对同级或上级政府,多为自上而下的监督,致使基层政府的失灵状况更容易被民众所感知。在媒体营造的象征性现实中,上级政府往往具备较高能力和道德上的完美,下级政府则能力相对较低并存在道德上的瑕庇,导致个体对高层、中层、基层政府的善意和能力感知出现分化。理解政府信任层级差异生成原因,必须注意政府信任层级差异的客观性、政府信任层级差异的建构性和政府信任层级差异的认知性的区别和联系；最后,因中国传统政治文化集中体现的大一统、人治思维等意识在当代仍有广泛影响,不同程度地影响着国人对高层、中层、基层政府的态度、情感和评价。由于特定的上级政府较下级政府通常更具权威性,从而形成有利于上级政府的独特的民族心理模式。学术关怀和政治决策者需要将关注的焦点从追求高政府信任转移到提高政府质量上来。如果从规范意义上的政府目的来考量,政府信任的良性结构应体现三个明显特征：首先,在特定政治共同体内,政府应以统一而非各自为政的方式提供服务,各级各类政府组织均应具有较高的可信性,显示必要的治理善意和治理能力,以统一、联合、整体的方式作为信任客体在政府信任关系中出现,政府信任图景应是一致的,而不应表现为横向或纵向间政府信任的分散、孤立和破碎；其次,应是包含理性怀疑的明智信任。以信任和不信任双因素观衡量,同政府信任一样,政府不信任具有独特价值,因为政府不信任调整着政府信任的分配,决定着政府信任的指向和边界,可以防范政府背叛的风险,是促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必要构件；最后,政府信任受多重因素影响,有复杂的生成机理,但民主的政府理念和优良的政府质量应为健康政府信任的主要驱动。着眼未来,政府应在重塑组织、文化和采纳新兴技术的基础上,对公民需求和偏好发生的巨大变化作出更好回应。尤其需要指出的是,良政善治的构建及“共同善”的实现,需要有力的政治权力,也需要对政治权力作出必要限制,这对处在转型之中的发展中国家尤具现实意义。自上世纪70年代末实行改革开放以来,当代中国的国家和社会、政府和公民、权力和权利之间的关系一定程度上得到了重塑,作为一个显着的变化,政治权力开始受到限制和规范,公民权利得到人们前所未有的珍视,政府行为遭到更加严苛的评判,政府运行的国内国际环境已大为不同。从某种意义上来讲,今天的政府信任成为问题,并不表明和昨天相比政府做得更差,而是新时代的公民对政府的要求更高,关于“好政府”的标准正发生变化。重塑中国的政府信任需要采取综合性的策略“再造政府”,一是优化政府层级管理。减少政府层级,改善县域治理；厘清权力责任,规范央地关系；培育合作文化,建设整体政府；二是促进政治问责。在强化执政党和政府自上而下同体问责的基础上,重视各类异体问责,促进公民政治参与,加强政治问责立法；三是改善政治传播。确立重视沟通的新型行政文化,大力推进电子政务建设,不断增强政府透明度。着眼未来,中国应结合复杂性时代的特殊场景,努力践行整体性治理理念,积极提供灵活、更具弹性和人性化的公共产品（或公共服务）,加强顶层设计和技术支撑,构建信任合作型府际关系,切实增强治理能力,进一步提升政府质量。政府信任是一种至关重要却极其脆弱的资产,在全球化时代,政府信任的赢得是个漫长征途,没有捷径可走,从规范意义上来讲,政府信任的产生应主要来源于民主的政府理念和良好的政府质量的驱动。中国的政府质量近年来已得到显着提高,但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探索仍任重道远,这需要各级各类政府部门对强国家、民主和法治作出巧妙平衡,并结合文化传统、发展阶段、优先选项进行妥善安排。中国需要向全球的优秀实践者学习,也需要结合国情,实事求是地开展自主性的创新性实践。在实现这一宏伟目标的过程中,政治决策者的激情和眼光自然必不可少,而源自公民的鼓励和压力亦相当重要。
聂挺[8]（2014）在《风险管理视域：中国公共危机治理机制研究》文中研究表明当今世界进入风险社会,各种类型的灾难频繁发生,整个国际所面对的环境威胁正在发生巨大的改变,风险管理的环境日益复杂。全球化不断地向经济、社会、政治、安全和环境等各个领域深入发展,互联网等科学技术的不断进步,国家之间、地区之间的联系和影响日益紧密,国际环境复杂多变。国内,伴随着城镇化、工业化进程的不断加快,当前我国处于社会经济面临转型的关键时期,各种社会问题凸显,不稳定性因素剧增,危机的诱发因素增多。国内外环境的复杂多变、不确定性增强,风险因子和诱发因素的增多,向我国公共危机风险管理提出更加严峻的考验和挑战。本文试图将风险管理作为公共危机治理的逻辑起点,站在“治理”的战略高度,从公共治理结构等基础设施制度层面构建我国公共危机风险治理机制。从政府单一责任向社会协同治理、从事后应对转向主动保障、从注重突发事件的应急管理向风险的全过程动态、系统性管理。新时期,伴随着经济社会全球化、一体化进程的不断深化,以及我国市场经济的完善,在改革开放进入社会经济转型的关键时期,党中央提出了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两大宏伟发展战略目标。因此,我国公共危机风险治理机制的研究对于政府危机管理研究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本研究主要是从保险学、社会学、管理学等多学科的角度探究公共危机风险的深层根源和发生机理。主要从管理学、社会学、政治学等多学科视角出发,整合多种相关理论并尝试构建公共危机风险治理的动态、全过程、全方位的治理机制。运用多种研究方法,在借鉴国外公共危机风险治理成功经验的基础上,分析我国已有的实际国情,为我国公共危机风险治理的提出总体思路和对策性建议。本文分为六个部分：绪论部分,说明本文的研究背景及研究的意义,多种渠道搜集相关部门的统计数据和事实文献资料,整理并筛选有效信息来说明和论证我国处于公共危机高发期的现实状况；对我国公共危机管理实践上存在的诸多问题、国内外关于公共危机管理的研究现状进行分析,进而得出本文研究的理论和实际意义,并勾勒出本文的总体架构；任何研究都必须对研究对象及相关概念进行明确的界定,以方便读者的阅读、理解。尤其在公共危机风险治理的研究领域学者们对于其中的很多概念还并未达成共识,存在争议的前提下,研究相关概念的界定就显得尤为必要。文中的相关概念及研究对象是在综合了国内外诸多学者的定义和本文的研究需要的基础上对其进行了概念的整合。第一章公共危机风险治理机制的相关理论及其之间的逻辑关系。本研究中涉及到的相关理论,包括风险社会理论、危机治理理论。结合对危机的发展轨迹和演化路径的分析,从理论和学理上证明树立全主体、全风险、全要素、全过程的危机治理理念,是要实现公共危机的有效治理的必要条件。危机或风险研究需要整合危机治理和风险社会这两大理论,提出一个整合的分析框架。第二章包括公共危机风险治理系统要素及构建前提,这一章包括三个小节。第一节是公共危机风险治理机制构建的前提,包括风险与公共危机互为因果、风险的演化和危机的生成同步渐进、风险的干预控制有效,从理论上论证了构建公共危机风险治理机制的可行性。第二节将危机风险管理机制分为四个子系统要素,即风险识别与评估、风险防备与控制、风险准备与演练以及风险交流与沟通。在对各个子要素及其功能的介绍的基础上,从系统、全要素的角度分析了各要素在整个风险治理机制中的相互关系进行整体的分析。第三节从风险管理全过程、动态管理的视角将风险治理系统分为风险防控子系统、应急管理子系统、恢复子系统、学习优化子系统。并对每个子系统中次级机制的框架结构、物资设备与技术手段等进行了论述和说明,构建了一个多层次、多系统且各层次间相互联系、有机结合的静态风险治理框架。第三章以雾霾治理机制为例,分析公共危机风险治理体系,包括了三个小节,是本文的重点章节。第一节,雾霾与公共危机治理,分析雾霾与公共危机的关系。以雾霾治理为切入点,分析风险治理与公共危机治理间的关系,并提出公共危机治理应当将风险管理作为其前端部分纳入其中。第二节,公共危机风险治理机制分析。从理论和静态的角度对公共危机风险治理防范机制、保障机制、整合机制、创新机制四个方面进行分析。阐述和论证风险防范机制的内在动力,以及其运作的规则、方式、过程；从文化保障、政治保障、制度保障和资源保障等多角度全方位的阐述了公共危机风险治理的保障机制；透过法律法规、制度、政策等规范作用下,整合并协调社会组织和资源,实现全程的危机管理；通过总结、学习和创新,建立风险治理的创新机制,不断的完善风险治理机制,进从四个方面提升公共危机风险治理的能力。第四章发达国家公共危机风险治理案例分析,主要以美国“9.11事件”、日本东京大地震等国外公共危机风险治理案例为例,分别对政府高层、各级部门、技术保障、社会组织、志愿者、公民个人在整个事件过程中的作用和表现进行剖析,从正反两个方面总结经验,借鉴其可取之处,更好的为我国公共危机风险治理所用。第五章完善我国公共危机风险治理机制的路径选择,将“全过程应对体系”应急管理纳入国家治理结构优化的整体框架,进行“三位一体”的战略治理。从宏观和微观两个层面上提出完善我国公共危机风险治理机制路径选择。宏观层面上,以从公共危机治理推进到社会风险治理的远期路径为目标,着眼于从应急（灾害）管理推进到公共危机治理的中期路径建设,以应急（灾害）管理为切人口,进一步优化初步建立起来的应急（灾害）管理体系,从而实现社会风险管理、突发事件应急管理、公共危机治理“三位一体”的系统治理。微观层面上,分别从事前日常管理、事中应急、事后善后处理的三个阶段对完善我国公共危机风险治理机制的路径进行分析并提出对应的建议。
王丽[9]（2014）在《论全球风险社会背景下的公共危机治理 ——一种文化视域的阐释》文中认为全球风险社会下,环境危机、粮食危机、能源危机、经济危机、政治危机、地区冲突与战争、恐怖主义、大规模暴力冲突、屠杀、流行性疾病、极端灾害性天气事件、贫困、饥荒、自然灾害、大型交通事故等等,一直在持续不断地挑战人类社会的抗压力。游荡在全球各个角落的风险和频繁发生的各种公共危机向人们昭示这样一个事实:我们生活在一个“危机四伏”的时代。全球风险社会下,面对重重灾难与各种突发事件,人类的生存和发展正在面临着日趋复杂和严峻的威胁和挑战。在此背景下,对全球风险社会及其公共危机治理的研究就越发的紧迫和重要。本文创新性地从文化这个整体性视角出发,运用多角度、跨学科的分析方法力图对全球风险社会及其公共危机产生的现状、深层原因、形成机制以及治理模式的结构进行全面阐释。本文的研究把历史例证与概念性讨论交织在一起,把研究对象和问题放在现代文化形成的长时段历程中进行分析,从宏观和微观两个层面力图对问题进行“深描说”。本文研究的内容主要包括:（1）.对全球风险社会及其公共危机的分析和研究。这部分研究主要是从长时段的文化演化角度去分析公共危机、全球风险社会以及全球风险社会下的公共危机的发展状态、内涵及特征。（2）.对文化、主要是现代文化进行分析和研究。力图全面地把握文化和现代文化的内涵和特征,并形成自己对现代文化的认识、观点和分析框架,从而为下一步的分析和阐释奠定基础。（3）.从文化视域对公共危机、全球风险社会、全球风险社会下的公共危机形成机制的分析和研究。这一部分是本文的核心,包含以下三方面内容:一是文化与公共危机之间的因果逻辑关联,二是现代文化与全球风险社会之间的因果关联,三是现代文化与全球风险社会下的公共危机之间的因果关联。其核心在于解决全球风险社会及其公共危机是如何与现代文化变迁的各种力量相一致的,即作为全球风险社会及其现代性公共危机根源的现代性风险是如何在现代文化体系内被系统地制造和大规模释放的这一关键性问题。（4）.对治理的分析和研究。通过对治理历史的分析和阐释,重新认识和界定治理。（5）.对全球风险社会下公共危机治理机制的分析和研究。通过对现代文化体系内形成的风险和危机应对机制的研究,分析当前公共危机治理机制的构成和存在的问题。总的来讲,本文力图在现代文化框架下对全球风险社会之公共危机治理的一种阐释性分析。通过研究,本文发现:（1）.公共危机作为文化的产物,是在人类文化发展到一定阶段产生的、并对人类文化发展造成重大影响的文化构成。（2）.全球风险社会及其公共危机作为现代性风险集结演化的产物,是一种结构性暴力。（3）.全球风险社会下的公共危机这种结构性暴力的系统基质就是现代文化。全球风险社会及其公共危机是现代文化扩张的产物。（4）.现代文化是一个由社会实在构成的集合。社会化大生产是现代文化的组织方式。现代文化本质上是一个由知识的社会化大生产、制度的社会化大生产以及物质商品的社会化大生产构成的社会化大生产系统。社会化大生产的系统产物就是包括知识、制度、物质商品以及现代性风险在内的各种社会实在。（5）.20世纪90年代兴起的治理是现代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其发展历史可以追溯到16世纪乃至更早。治理作为现代文化的管理方式,既是一种对生命进行控制的权力技术体系,也是一种安全管理机制。（6）.现代文化不仅系统地生产出大量的现代性风险和公共危机,还形成了包括一般性安全机制、社会保障体系和公共危机管理机制在内的全球风险社会下的公共危机治理机制。在对现代文化的理解和阐释的基础上,本文力图从五个方面的内容对现代文化和全球风险社会及其公共危机之间的因果关系进行阐释和证明:一是从观念层面分析现代文化与全球风险社会及其公共危机之间的因果关系,现代文化的核心价值观念所蕴含的矛盾与冲突是导致全球风险社会及其公共危机的内在根源。二是从作为现代文化组织方式的社会化大生产出发分析现代性风险与公共危机的形成过程。三是从社会实在本体论这一微观角度出发,通过社会实在建构过程的分析阐释现代性风险如何在社会化大生产过程中系统地生产和释放。四是从现代文化之管理方式治理出发,分析治理机制与风险和公共危机之间的相互关系。五是从经济社会角度分析经济社会与全球风险社会及其公共危机的因果关联。本文的创新之处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一是研究视角的创新,从文化视角对全球风险社会及其公共危机进行分析和阐释;二是对治理界定的创新,本文认为治理作为现代文化的管理方式,既是现代文化用以控制风险和管理公共危机的手段,其本身也蕴含着暴力和各种矛盾;三是在市场经济和资本主义与全球风险社会及其公共危机关系的阐释上有所创新,在对市场经济和资本主义进行区分的基础上分别阐述它们与全球风险社会及其公共危机之间的因果关系;四是研究方法的创新,从文化这个难以驾驭的整体性视角出发,跨学科、多角度,从宏观和微观两个层面对问题进行分析和论证。由于作为一种基础性研究,本文的研究主要集中于从现代文化视域对全球风险社会及其公共危机治理作一种阐释性分析,因此在对策方面的探讨和分析较少,这为后续研究点奠定基础的同时也预留了进一步研究的空间。
韦彬[10]（2013）在《跨域公共危机整体性治理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我国在经济转轨和社会转型的深刻变革当中,面对日益严峻的社会竞争,各种社会矛盾和冲突也日渐突显。资源过度开发和生态环境破坏所引发的一系列能源、安全和卫生等方面的公共危机事件逐渐成为社会发展过程中的常态现象。在公共危机频发的时代,公共危机治理俨然已经成为学术界和实践部门关注的焦点。对公共危机进行及时而且有效的治理是事关经济持续健康发展,政治和谐稳定的重要因素,也是提升政府公信力的重要举措。目前,在公共危机的研究领域,对跨部门和跨层级的跨域公共危机治理的研究关注不足。而跨域公共危机的特殊性决定了单一政府组织通过单方面、单向度的治理是很难取得治理绩效的。因此,本文尝试以英国学者希克斯率先提出的整体性治理理论作为跨域公共危机治理研究的理论工具对跨域公共危机治理进行深入研究。整体性治理理论主要是解决跨部门、跨层级的碎片化和棘手性难题的,它强调协调、责任、信任和整合。本文试将这一源自西方的公共管理理论融入到我国跨域公共危机治理研究当中,为跨域治理提供理论依据和实践导向。本文主要针对跨域公共危机治理中的碎片化问题进行阐述,深入分析跨域公共危机治理中碎片化问题产生的根源,进而构建跨域公共危机整体性治理路径。全文共分为六个部分,主要内容如下：导论部分主要是对本文的研究缘起和研究意义进行了说明；对国内外关于公共危机和跨域公共危机以及整体性治理的研究状况进行综述和分析；在此基础之上阐述了本文的研究内容、研究方法以及可能的创新。第一章是从理论层面分析探讨作为分析工具的整体性治理与作为研究对象的跨域公共危机治理以及二者间的契合性。首先对核心概念进行了界定和诠释。其次,对于本文研究所使用的分析工具——整体性治理理论进行了梳理及阐释。最后,从实践维度和理论维度对整体性治理与跨域公共危机的契合性进行了分析。第二章对公共治理的三种模式进行了阐述和比较。并基于整体性治理的视角对四个样本进行了描述与观察。第三章对我国跨域公共危机治理的碎片化问题进行阐释。本章首先对碎片化的概念进行了多维度的解释。接下来分别从治理文化和理念、治理功能、治理结构和治理信息等四个方面分析阐述跨域公共危机治理中的碎片化问题。第四章对我国跨域公共危机治理的碎片化问题根源进行分析。从经济学的角度,主要是基于非合作“囚徒困境”博弈和理性经济人的理论层面对跨域公共危机碎片化根源进行阐释；从政治学的角度,主要是基于问责惰性与责任选择性以及政治锦标赛的层面对跨域公共危机碎片化根源进行剖析；从管理学的角度,主要是基于属地化管理、协调机制不足和整合机制不足三个层面对跨域公共危机碎片化根源进行解析；从社会学的角度,主要是基于棘手性突出和信任阙失的层面对跨域公共危机碎片化根源进行分析。第五章是建构跨域公共危机整体性治理的策略和路径。在治理理念面向上,通过寻求跨域公共危机治理中的理念诉求,进而达到跨域公共危机治理中多元价值理念和文化的整合；在治理功能面向上,主要阐述了跨域公共危机治理中纵向功能、横向功能、内外功能协同及政策协同的具体整合路径；从治理结构面向上,提出要进行主体结构的整合,资源结构的整合,组织结构的整合和空间结构的整合；在治理机制面向上,主要是建构协调机制、责任机制、信任机制和整合机制；在治理技术面向上,提出对管理信息系统和决策支持系统进行整合。在结论与展望部分主要是对本研究的基本结论和未来的研究方向进行阐释。
二、"非典"危机与社会整合:一种社会学的考察（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非典"危机与社会整合:一种社会学的考察（论文提纲范文）
（1）信息、信任与信心:风险共同体的建构机制（论文提纲范文）
| 一、引 言 |
| 二、文献回顾 |
| (一)应急管理共同体 |
| (二)风险共同体 |
| (三)安全共同体 |
| (四)情感共同体 |
| (五)道德共同体 |
| (六)信任共同体 |
| (七)个体化与共同体建构 |
| (八)共同体建构的路径 |
| (九)风险共同体建构机制的分析框架 |
| 三、变量与研究方法 |
| (一)变量及其测量 |
| (二)数据分析 |
| 四、研究结果 |
| 五、结论与讨论 |
| (一)共同体建构的认知路径 |
| (二)共同体建构的情感路径 |
| (三)共同体建构 |
（2）我国公民安全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1 研究背景与意义 |
| 1.1 研究背景 |
| 1.2 研究意义 |
| 2 国内外研究现状 |
| 2.1 国外关于公民安全的研究 |
| 2.2 国内关于公民安全的研究 |
| 2.3 小结:公民安全研究的不足与启示 |
| 3 研究的问题与内容 |
| 3.1 研究的主要问题 |
| 3.2 研究问题的说明 |
| 3.3 研究的内容 |
| 4 研究方法与技术路线 |
| 4.1 研究方法 |
| 4.2 技术路线 |
| 第1章 公民安全的理论源流 |
| 1.1 马克思主义人学相关思想 |
| 1.1.1 马克思主义关于人的生存的基本思想 |
| 1.1.2 马克思主义关于人的财产的基本思想 |
| 1.1.3 马克思主义关于“人的解放”和“人的自由而全面发展”的思想 |
| 1.1.4 小结:马克思主义人学相关思想蕴含人的安全理念 |
| 1.2 西方批判安全研究与“人的安全”理论 |
| 1.2.1 西方人的安全研究的历史溯源 |
| 1.2.2 批判安全研究 |
| 1.2.3 “人的安全”理论 |
| 1.2.4 小结:批判安全与“人的安全”研究为界定公民安全提供思想滋养 |
| 1.3 中国主流思想中的安全理念 |
| 1.3.1 中国民本思想蕴含的安全理念 |
| 1.3.2 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蕴含的安全理念 |
| 1.3.3 小结:中国主流思想中的安全理念为公民安全研究提供重要指引 |
| 1.4 公民安全的理论源流研究述评 |
| 第2章 公民安全的界定 |
| 2.1 安全及其相关概念 |
| 2.1.1 安全的不同界说 |
| 2.1.2 安全相关的主要概念 |
| 2.2 公民安全的内涵 |
| 2.2.1 公民安全的概念 |
| 2.2.2 公民安全的内容 |
| 2.2.3 公民安全的演绎路径 |
| 2.3 公民安全的基本特征 |
| 2.4 公民安全的实现条件 |
| 2.4.1 国家善治 |
| 2.4.2 社会和谐 |
| 2.4.3 公民安全意识内化于心 |
| 2.4.4 经济持续科学发展 |
| 2.5 国家安全、社会安全与公民安全之关系 |
| 2.5.1 国家安全与公民安全“对立统一” |
| 2.5.2 社会安全与公民安全相互交织 |
| 2.5.3 国家安全、社会安全、公民安全“和而不同” |
| 第3章 我国公民安全的成长环境 |
| 3.1 政治环境 |
| 3.1.1 民族解放与国家独立 |
| 3.1.2 四大政治制度的确立与发展 |
| 3.1.3 “依法治国”的提出和完善 |
| 3.2 经济环境 |
| 3.2.1 计划经济体制的确立与改革 |
| 3.2.2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 |
| 3.3 社会环境 |
| 3.3.1 社会异质性增加 |
| 3.3.2 社会转型发展 |
| 3.4 文化环境 |
| 3.4.1 儒家文化的历史传承 |
| 3.4.2 “以人为本”文化生态的建立 |
| 3.5 国际环境 |
| 3.5.1 全球化浪潮的推动 |
| 3.5.2 国际公约的规制 |
| 3.5.3 世界人权斗争的影响 |
| 3.5.4 联合国“人的安全”的提出 |
| 3.6 小结 |
| 第4章 我国公民安全的现实考量 |
| 4.1 我国公民安全的现状 |
| 4.1.1 公民生命安全总体得到保障 |
| 4.1.1.1 威胁生命安全的温饱问题基本得到解决 |
| 4.1.1.2 威胁生命安全的战乱因素总体得到控制 |
| 4.1.2 公民财产安全基本实现 |
| 4.1.2.1 公民财产稳步增长 |
| 4.1.2.2 国家重视保护公民合法财产安全 |
| 4.1.2.3 保障公民合法财产安全的法律比较完善 |
| 4.1.3 公民自由安全逐步完善并落实 |
| 4.1.3.1 公民真实自由逐步实现 |
| 4.1.3.2 公民政治权利逐渐完善和落实 |
| 4.1.3.3 公民个人自由与社会自由共同发展 |
| 4.2 我国公民安全的主要困境 |
| 4.2.1 公民生命安全面临的威胁 |
| 4.2.1.1 贫困威胁依然存在 |
| 4.2.1.2 食品不安全威胁突出 |
| 4.2.1.3 重大疾病威胁加大 |
| 4.2.1.4 生产安全事故威胁频现 |
| 4.2.1.5 恐怖主义威胁增多 |
| 4.2.2 公民财产安全遭遇的挑战 |
| 4.2.2.1 强征强拆侵犯公民财产安全 |
| 4.2.2.2 侵财犯罪损害公民财产安全 |
| 4.2.3 公民自由安全存在的问题 |
| 4.2.3.1 公民真实自由存在诸多短板 |
| 4.2.3.2 侵犯公民自由安全的现象还存在 |
| 4.3 我国公民安全困境孳生的原因 |
| 4.3.1 经济发展不科学是公民安全困境孳生的根本原因 |
| 4.3.2 民主法治不完善是公民安全困境孳生的关键原因 |
| 4.3.3 公民安全理念缺位是公民安全困境孳生的重要原因 |
| 4.3.4 社会安全问题是公民安全困境孳生的直接原因 |
| 第5章 新时代我国公民安全的实现路径 |
| 5.1 新时代实现我国公民安全的具体路径 |
| 5.1.1 新时代我国公民生命安全威胁的应对 |
| 5.1.1.1 以“精准扶贫”为指引,打赢扶贫攻坚战 |
| 5.1.1.2 以“社会共治”为主线,保障公民食品安全 |
| 5.1.1.3 以“预防”为中心,防控重大疾病威胁 |
| 5.1.1.4 “规范”为导向,防范生产安全事故灾难 |
| 5.1.1.5 以“去极端化”为基础,打好反恐“组合拳” |
| 5.1.2 新时代我国公民财产安全挑战的化解 |
| 5.1.2.1 以“法律”为准绳,杜绝强征强拆行为 |
| 5.1.2.2 以“打防控”为举措,制止各类侵财犯罪 |
| 5.1.3 新时代我国公民自由安全问题的处置 |
| 5.1.3.1 以“发展”为根本,筑牢公民自由安全的基础 |
| 5.1.3.2 以“制度”为核心,约束公权力对公民自由的侵害 |
| 5.2 新时代实现我国公民安全路径的总体思考 |
| 5.2.1 正确架构政党、国家、社会与公民安全的关系 |
| 5.2.1.1 突出中国共产党维护公民安全的主导作用 |
| 5.2.1.2 强化政府保障公民安全的主体作用 |
| 5.2.1.3 发挥社会力量保护公民安全的重要作用 |
| 5.2.2 全面推进公民安全保障法治化 |
| 5.2.2.1 法治是保障公民安全的必由之路 |
| 5.2.2.2 加快推进公民安全保障法治化建设 |
| 5.2.3 推动经济平衡充分发展筑牢保障公民安全基础 |
| 5.2.3.1 贯彻新发展理念推动经济平衡充分发展 |
| 5.2.3.2 以问题为导向着力解决经济发展中的突出环境问题 |
| 5.2.4 科学发展军事实力和外交关系厚植保障公民安全优势 |
| 5.2.4.1 强军兴军建设世界一流军队 |
| 5.2.4.2 合作共赢构建新型外交关系 |
| 5.2.5 提升公民安全意识,升级公民安全理念 |
| 5.2.5.1 努力提升公民安全意识 |
| 5.2.5.2 升级公民安全理念 |
| 结束语 |
| 参考文献 |
| 攻读学位期间科研成果 |
| 致谢 |
| 附件 |
（3）新改革时代我国政治信任建设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导论 |
| 一、选题背景及研究意义 |
| 二、文献综述 |
| 三、研究思路与内容 |
| 四、研究的主要方法 |
| 第一章 核心概念及其理论阐释 |
| 第一节 新改革时代 |
| 一、新改革时代的意涵 |
| 二、新改革时代的特征 |
| 第二节 政治信任的基本理论 |
| 一、政治信任的概念谱系 |
| 二、政治信任的基本类型 |
| 三、政治信任的基本功能 |
| 四、政治信任的影响因素 |
| 第三节 新改革时代政治信任建设的意义及任务 |
| 一、新改革时代政治信任建设的意义 |
| 二、新改革时代政治信任建设的任务 |
| 第二章 新改革时代政治信任建设的思想资源 |
| 第一节 马克思主义政治信任思想 |
| 一、马克思恩格斯的政治信任思想 |
| 二、列宁的政治信任思想 |
| 三、中国经典马克思主义政治信任思想 |
| 第二节 西方政治信任思想 |
| 一、西方政治信任思想的渊源 |
| 二、西方政治信任思想的内容 |
| 三、西方政治信任思想的局限 |
| 第三节 中国传统政治信任思想 |
| 一、中国传统政治信任思想的内容 |
| 二、中国传统政治信任思想的实质 |
| 三、中国传统政治信任思想的改造 |
| 第三章 新改革时代政治信任建设的现实依据 |
| 第一节 政治信任程度趋于下降 |
| 一、社会产生不满情绪 |
| 二、分配问题屡受诟病 |
| 三、司法公信遭遇挑战 |
| 第二节 政治信任资源有所流失 |
| 一、政府社会动员能力减弱 |
| 二、民众的地位焦虑感增强 |
| 三、少数领导干部为官不为 |
| 四、网络负面舆情“登堂入室” |
| 第三节 政治信任危机若隐若现 |
| 一、社会孳生怨恨情绪 |
| 二、民众出现政治冷漠 |
| 三、群体性的事件增多 |
| 第四章 新改革时代政治信任建设的基本要求 |
| 第一节 政治信任建设的原则 |
| 一、人民性原则 |
| 二、时代性原则 |
| 三、实践性原则 |
| 第二节 政治信任建设的内容 |
| 一、对理想信念的信服 |
| 二、对政治制度的认同 |
| 三、对党和政府的信心 |
| 四、对党政官员的信赖 |
| 五、对政策的持续满意 |
| 第三节 政治信任建设的目标 |
| 一、夯实政治信任基础 |
| 二、增益政治信任总量 |
| 三、提高政治信任预期 |
| 第五章 新改革时代政治信任建设的基本路径 |
| 第一节 加强政治信任的制度建设 |
| 一、革新舆论监督管理制度 |
| 二、完善政府信息公开制度 |
| 三、健全民众政治参与制度 |
| 第二节 增强民众对党和政府的信心 |
| 一、全面从严治党 |
| 二、坚决惩治腐败 |
| 三、提升执政能力 |
| 第三节 筑牢政治信任的法治根基 |
| 一、深化司法体制机制的改革 |
| 二、切实加强立法公信力建设 |
| 三、用严格执法守护社会公正 |
| 第四节 建设社会主义政治信任文化 |
| 一、培育社会主义信任观念 |
| 二、塑造社会主义信任精神 |
| 三、加强社会主义信德教育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
| 后记 |
（4）我国农村基层党组织公信力建设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引言 |
| 一、问题的提出 |
| 二、研究综述 |
| 三、研究意义 |
| 四、研究的主要内容 |
| 五、研究方法 |
| 第一章 农村基层党组织公信力的内涵、构成要素与现实意义.. |
| 第一节 公信力研究的理论基础 |
| 一、信任是公信力的核心 |
| 二、公共性是公信力对象和领域的特征 |
| 三、力度体现公信力的向度和度量特征 |
| 第二节 农村基层党组织公信力的内涵 |
| 一、执政党公信力研究的三种视角 |
| 二、执政党公信力内涵的综合辨析 |
| 三、农村基层党组织公信力的概念界定 |
| 第三节 农村基层党组织公信力的构成要素 |
| 一、农村基层党组织公信力的主体是公众 |
| 二、农村基层党组织公信力的对象是基层党组织的执政体系 |
| 三、农村基层党组织公信力的外部环境 |
| 四、公众对农村基层党组织的信任表达 |
| 第四节 提升农村基层党组织公信力的重要现实意义 |
| 一、提升农村基层党组织公信力是巩固党在农村的执政地位的需要 |
| 二、提升农村基层党组织公信力是加强党组织自身建设的必然要求 |
| 三、提升农村基层党组织公信力是全面建设农村小康社会的必然要求 |
| 第二章 三大改造完成后农村基层党组织公信力建设的历史考察. |
| 第一节 三大改造完成到文化大革命之前农村基层党组织公信力建设的初步探索(1956-1966) |
| 一、农村基层党组织自身建设在不断探索中加强 |
| 二、以人民公社制度为主线的农村政策曲折发展 |
| 三、以“五保”制度为核心的农村社会福利 |
| 第二节 文化大革命开始到改革开放之前农村基层党组织公信力建设的曲折发展(1966-1978) |
| 一、农村基层党组织自身建设遭到破坏 |
| 二、以平均分配制度为核心的农村政策使经济缓慢发展.. |
| 三、简易的农村社会福利体系遭到一定程度的破坏 |
| 第三节 改革开放到现在农村基层党组织公信力建设的全面提升(1978 至今) |
| 一、恢复和加强了农村基层党组织自身建设 |
| 二、推动农村经济体制改革解放农村生产力 |
| 三、完善农村社会保障制度缓解农民群众的后顾之忧 |
| 第三章 农村基层党组织公信力综合测量指标体系的构建 |
| 第一节 农村基层党组织价值理念的公信力 |
| 一、价值理念以“五大发展理念”为指导 |
| 二、价值理念以人民满意为宗旨 |
| 三、价值理念以提高效能为目标 |
| 第二节 农村基层党组织公共政策的公信力 |
| 一、农村基层党组织公共政策的法律与社会合法性 |
| 二、农村基层党组织公共政策过程的公正性 |
| 三、农村基层党组织公共政策内容的针对性 |
| 第三节 农村基层党组织结构的公信力 |
| 一、农村基层党组织设置的合理性 |
| 二、农村基层党组织结构的开放性 |
| 三、农村基层党组织队伍的先进性 |
| 第四节 农村基层党组织绩效的公信力 |
| 一、农村基层党组织在农村发展中的作用 |
| 二、农村基层党组织在公共服务中的绩效 |
| 第五节 农村基层党组织公信力综合测量指标体系 |
| 一、公众对农村基层党组织价值理念的信任 |
| 二、公众对农村基层党组织公共政策的信任 |
| 三、公众对农村基层党组织结构的信任 |
| 四、公众对农村基层党组织绩效的信任 |
| 五、农村基层党组织公信力的外部环境 |
| 第四章 农村基层党组织公信力现状的实证分析 |
| 第一节 研究方法与样本状况 |
| 一、研究方法 |
| 二、样本状况 |
| 第二节 农村基层党组织价值理念的公信力状况 |
| 一、以“五大发展理念”为指导 |
| 二、以人民满意为宗旨 |
| 三、以提高效能为目标 |
| 第三节 农村基层党组织公共政策的公信力状况 |
| 一、公共政策的法律与社会合法性 |
| 二、公共政策过程的公正性 |
| 三、公共政策内容的针对性 |
| 第四节 农村基层党组织结构的公信力状况 |
| 一、组织设置的合理性 |
| 二、组织结构的开放性 |
| 三、组织队伍的先进性 |
| 第五节 农村基层党组织绩效的公信力状况 |
| 一、在农村发展中的作用 |
| 二、在公共服务中的绩效 |
| 第五章 农村基层党组织公信力的环境因素影响分析 |
| 第一节 经济环境对农村基层党组织公信力的影响 |
| 一、农村经济环境状况 |
| 二、经济环境对农村基层党组织公信力的影响 |
| 第二节 文化环境对农村基层党组织公信力的影响 |
| 一、农村文化环境状况 |
| 二、文化环境对农村基层党组织公信力的影响 |
| 第三节 社会环境对农村基层党组织公信力的影响 |
| 一、农村社会环境状况 |
| 二、社会环境对农村基层党组织公信力的影响 |
| 第六章 提升农村基层党组织公信力的途径研究 |
| 第一节 提升群众对农村基层党组织成员的个人信任 |
| 一、增强农村基层党组织成员的业务能力 |
| 二、培养农村基层党组织成员的高尚人品 |
| 三、建立农村基层党组织成员与群众的亲密关系 |
| 第二节 提升群众对农村基层党组织的制度信任 |
| 一、建立保护群众权利的社会制度安全网 |
| 二、保证制度的公正性、稳定性和可预期性 |
| 三、建立权威的信任奖惩机制 |
| 四、使群众了解民主的规则与程序 |
| 五、为群众提供对政策偏好与不满的表达渠道 |
| 六、有效的信息传递设施和系统 |
| 第三节 培育良好的现代信任文化 |
| 一、加强群众的现代公民意识教育 |
| 二、鼓励自由竞争与自由签约活动 |
| 三、引导建立宗教、传统、历史习惯等文化机制中的信任关系 |
| 结束语 |
| 参考文献 |
| 附录一 |
| 附录二 |
| 致谢 |
（5）中国共产党形象认同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导论 |
| 一、选题缘起 |
| (一) 中国共产党形象认同面临挑战 |
| (二) 新媒体时代政党形象价值突显 |
| 二、研究综述 |
| (一) 研究现状 |
| (二) 主要论述 |
| 三、研究进路 |
| (一) 研究思路 |
| (二) 研究方法 |
| 第一章 中国共产党形象认同的价值 |
| 一、巩固中国共产党执政地位的需要 |
| (一) 形象认同是政党认同的重要基础 |
| (二) 形象认同是地位认同的重要基础 |
| (三) 形象认同是权力认同的重要基础 |
| 二、提升中国共产党领导能力的需要 |
| (一) 增强党的凝聚力的需要 |
| (二) 增强党的战斗力的需要 |
| (三) 增强党的创造力的需要 |
| 三、增强中国共产党国际软实力的需要 |
| (一) 增进党的国际亲和力 |
| (二) 提升党的国际吸引力 |
| (三) 扩大党的国际影响力 |
| 第二章 中国共产党形象认同的依据 |
| 一、中国共产党形象认同的理论依据 |
| (一) 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关于政党形象认同的论述 |
| (二) 中国共产党关于政党形象认同的论述 |
| 二、中国共产党形象认同的实践依据 |
| (一) 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形象认同的实践探索 |
| (二) 社会主义建设时期中国共产党形象认同的实践探索 |
| (三)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形象认同的实践探索 |
| 第三章 中国共产党形象认同的内涵与实质 |
| 一、中国共产党形象认同的内涵 |
| (一) 形象认同 |
| (二) 政党形象认同 |
| (三) 中国共产党形象认同 |
| 二、中国共产党形象认同的实质 |
| (一) 认同中国共产党的性质 |
| (二) 认同中国共产党的地位 |
| (三) 认同中国共产党的成就 |
| 三、中国共产党形象认同的特征 |
| (一) 实践性 |
| (二) 建构性 |
| (三) 倾向性 |
| (四) 引导性 |
| (五) 动态性 |
| (六) 情感性 |
| 第四章 中国共产党形象认同的目标与结构 |
| 一、中国共产党形象认同的目标 |
| (一) 消解抗拒性认同 |
| (二) 增强合法性认同 |
| (三) 建构预期性认同 |
| 二、中国共产党形象认同的类型 |
| (一) 实践形象认同 |
| (二) 拟态形象认同 |
| (三) 公众形象认同 |
| 三、中国共产党形象认同的内在结构 |
| (一) 实践形象认同是基础 |
| (二) 拟态形象认同是中介 |
| (三) 公众形象认同是根本 |
| 第五章 中国共产党形象认同的过程 |
| 一、中国共产党形象认同的发展阶段 |
| (一) 认知 |
| (二) 评价 |
| (三) 认可 |
| (四) 悦纳 |
| (五) 拥护 |
| (六) 固化 |
| 二、中国共产党形象认同的生成机制 |
| (一) 客观形象的塑造机制 |
| (二) 利益需求的驱动机制 |
| (三) 公众舆论的引导机制 |
| (四) 价值取向的评判机制 |
| (五) 情感共鸣的强化机制 |
| 第六章 中国共产党形象认同的路径探析 |
| 一、契合人民利益诉求 |
| (一) 畅通政治参与 |
| (二) 回应利益诉求 |
| (三) 实现利益共享 |
| 二、夯实党建基础 |
| (一) 加强基层党组织建设 |
| (二) 加强党的作风建设 |
| (三) 加强反腐倡廉建设 |
| 三、塑造媒介形象 |
| (一) 提升主流媒体的影响力 |
| (二) 正面宣传中加强形象传播 |
| (三) 舆论危机中加强形象修复 |
| 四、塑造文艺形象 |
| (一) 扎根人民生活 |
| (二) 创作文艺精品 |
| (三) 丰富文艺形式 |
| 五、加强意识形态教育 |
| (一) 丰富教育内容 |
| (二) 优化教育渠道 |
| (三) 创新教育方法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攻博期间科研成果目录 |
| 致谢 |
（6）中国精神教育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导言 |
| 一、研究背景和研究价值 |
| 二、研究历程和研究现状 |
| 三、研究思路和研究方法 |
| 四、内容结构和研究创新 |
| 第一章 中国精神:民族精神和时代精神的有机统一 |
| 一、中国精神的科学内涵 |
| (一) 中国精神的相关概念 |
| (二) 中国精神的基本内容 |
| 二、中国精神的价值 |
| (一) 实现中国梦的精神支撑 |
| (二) 中国道路的精神牵引 |
| (三) 中国力量的精神源泉 |
| 三、中国精神的历史缘起与发展脉络 |
| (一) 中国精神的思想孕育和形成 |
| (二) 中国精神的内涵丰富与发展 |
| (三) 中国精神的近代觉醒与转型 |
| 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历程中的中国精神 |
| (一) 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国精神的淬砺 |
| (二) 社会主义改造和建设时期中国精神的发展 |
| (三) 改革开放时期中国精神的开拓创新 |
| 五、中国精神的发展特性 |
| (一) 继承性与超越性 |
| (二) 客观性与能动性 |
| (三) 思想性与实践性 |
| (四) 进步性与曲折性 |
| (五) 民族性与世界性 |
| 第二章 中国精神教育的理论基础及其内在机理 |
| 一、马克思关于“精神”形成和转化的理论 |
| (一) 精神需要 |
| (二) 精神生产 |
| (三) 精神交往 |
| (四) 精神转化 |
| 二、整体性的中国精神传承机理 |
| (一) 民族性的精神传统 |
| (二) 时代性的精神贯穿 |
| 三、个体性的中国精神内化机理 |
| (一) 中国体验:个体精神的心灵嬗变 |
| (二) 精神生活:个体精神的现实展现 |
| (三) 精神成人:个体精神的发展成熟 |
| (四) 精神信念:个体精神的价值追求 |
| 第三章 中国精神教育的历史经验 |
| 一、家国同构:古代的中国精神教育 |
| (一) 大一统的教育主线 |
| (二) 道统与政统相结合的教育机制 |
| (三) 吏、士、长相结合的教育格局 |
| (四) 心性修为的教化理念 |
| 二、中体西用:近代的中国精神教育 |
| (一) 传统反思:国民性的价值批判 |
| (二) 精神重构:科学和民主精神的本土迁移 |
| (三) “新人”重塑:以人的近代化塑造时代风貌 |
| 三、精神铸造:现当代的中国精神教育 |
| (一) 精神指引:坚持马克思主义理论指导 |
| (二) 精神提振:树立民族自尊心、自信心、自豪感 |
| (三) 精神塑造:宣传教育的主动性、针对性、实效性 |
| (四) 精神保障:推进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建设 |
| (五) 精神旨归: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
| 第四章 中国精神教育的现实诉求 |
| 一、中国精神教育的时代条件 |
| (一) 战略新布局:“四个全面”擘画梦想蓝图 |
| (二) 发展新理念:“三期叠加”促动理念升华 |
| (三) 政治新生态:常态反腐塑造政治清明 |
| (四) 文化新样态:核心价值立足传统智慧 |
| (五) 社会新活力:“信息社会”激发创新能量 |
| (六) 生态新境界:“美丽中国”构筑美好家园 |
| (七) 国际新形象:大国外交展现中国气派 |
| (八) 教育新思维:国民教育涵养家国情怀 |
| 二、中国精神教育针对的现实问题 |
| (一) 传统与现代的颉颃 |
| (二) 积极与消极的并存 |
| (三) 主导与多元的同在 |
| (四) 发展与平衡的冲突 |
| (五) 复杂与整合的矛盾 |
| (六) 虚拟与现实的抵牾 |
| 三、中国精神教育的瓶颈 |
| (一) 简单化的思维使中国精神教育碎片化 |
| (二) 功利化的教育思想使中国精神教育边缘化 |
| (三) 零散化的教育使中国精神教育外在化 |
| 第五章 中国精神教育的基本思路 |
| 一、中国精神教育的目标 |
| (一) 个体的精神归属和国家认同 |
| (二) 社会良好精神风尚的构建 |
| (三) 国家精神力量的内生和凝聚 |
| 二、中国精神教育的原则 |
| (一) 传统性与时代性相结合的原则 |
| (二) 主导性与主体性相结合的原则 |
| (三) 理想性与现实性相结合的原则 |
| (四) 民族性与开放性相结合的原则 |
| (五) 结构性与功能性相结合的原则 |
| 三、中国精神教育的基本向度 |
| (一) 历史的教育向度 |
| (二) 国情的教育向度 |
| (三) 世情的教育向度 |
| (四) 党情的教育向度 |
| 四、中国精神教育的关键 |
| (一) 中国精神教育的契机把握 |
| (二) 中国精神教育的形式选择 |
| (三) 中国精神教育的主体联动 |
| (四) 中国精神教育的过程持续 |
| (五) 中国精神教育的生态契合 |
| 五、中国精神教育的典型人群和特殊地区 |
| (一) 中国精神教育的典型人群 |
| (二) 中国精神教育的特殊地区 |
| 第六章 中国精神教育的实施路径 |
| 一、个体自我的中国精神涵养 |
| (一) 注重人格修为 |
| (二) 践行社会关爱 |
| (三) 树立家国情怀 |
| (四) 省思时代境遇 |
| (五) 发扬敬业精神 |
| 二、家教家风中的中国精神教育 |
| (一) 传承优秀传统家教家风思想 |
| (二) 促进家教家风时代文化涵养 |
| (三) 发挥家教家风中的榜样示范 |
| 三、学校层面上的中国精神教育 |
| (一) 实施中国精神教育的分阶段有序推进 |
| (二) 将中国精神系统融入课程和教材体系 |
| (三) 构建中国精神教育的实践教学模式 |
| (四) 提升中国精神教育的师资队伍水平 |
| (五) 促进中国精神教育的教学方法创新 |
| 四、国家社会层面上的中国精神教育 |
| (一) 以道德实践滋养中国精神 |
| (二) 以优秀文化传承中国精神 |
| (三) 以核心价值彰显中国精神 |
| (四) 以文艺创作表达中国精神 |
| (五) 以大众媒介传播中国精神 |
| 结语 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凝聚精神力量 |
| 参考文献 |
| 在学期间的研究成果 |
| 致谢 |
（7）当代中国政府信任层级差异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导论 |
| 第一节 研究缘起与选题意义 |
| 第二节 题域界定与文献述评 |
| 第三节 研究方法与成果框架 |
| 第四节 主要创新及不足之处 |
| 第一章 理解政府信任 |
| 第一节 关于信任的基本判断 |
| 一. 信任是一种态度 |
| 二. 信任与风险相连 |
| 三. 信任需要条件 |
| 四. 信任是有限的 |
| 五. 信任具有重要功能 |
| 第二节 政府信任的基础理论 |
| 一. 政府信任的概念辨析 |
| 二. 政府信任的影响因素 |
| 三. 政府信任的发生机理 |
| 四. 政府信任的政治价值 |
| 第二章 当代中国政府信任层级差异发生模型 |
| 第一节 模型方法说明 |
| 一. 模型方法界定 |
| 二. 模型方法分类 |
| 三. 模型方法意义 |
| 第二节 解释项和被解释项 |
| 一. 解释项 |
| 二. 被解释项:中国政府信任层级差异 |
| 第三节 分析范式与模型建构 |
| 一. 分析范式 |
| 二. 模型建构 |
| 第三章 当代中国政府信任层级差异状况及负效应 |
| 第一节 当代中国政府信任层级差异状况 |
| 一. 质的分析 |
| 二. 量的分析 |
| 第二节 当代中国政府信任层级差异的负效应 |
| 一. 削弱政府合法性 |
| 二. 增加政府成本 |
| 三. 弱化政府间信任 |
| 四. 损伤国家治理能力 |
| 第四章 政府层级结构与政府信任层级差异的客观性：制度的视角 |
| 第一节 制度分析的相适性 |
| 一. 制度：政府行为的组织基础 |
| 二. 政府层级结构与政府可信性 |
| 第二节 各级政府权能差异与政府信任层级差异的产生 |
| 一. 中国政府权能层级制配置 |
| 二. 政府权能层级制配置导致政府信任层级差异的机理 |
| 第三节 各级政府行为差异与政府信任层级差异的产生 |
| 一. 政府行为的理性选择倾向 |
| 二. 各级政府行为差异导致政府信任层级差异的机理 |
| 第五章 传播管理体制与政府信任层级差异的建构性：媒介的视角 |
| 第一节 媒介分析的相适性 |
| 一. 媒介化政治 |
| 二. 媒介与政府可信性的建构 |
| 第二节 党管媒介原则建构的政府信任层级差异 |
| 一. 党管媒介原则下的媒介差异 |
| 二. 自上而下舆论监督导致政府信任层级差异的机理 |
| 第三节 各级政府媒介资源不同建构的政府信任层级差异 |
| 一. 政府媒介资源分析 |
| 二. 各级政府媒介资源不同导致政府信任层级差异的机理 |
| 第六章 传统政治文化与政府信任层级差异的认知性：文化的视角 |
| 第一节 文化分析的相适性 |
| 一. 文化：人格养成的背景 |
| 二. 文化与政府可信性的认知 |
| 第二节 “大一统”思想与政府信任层级差异的产生 |
| 一. 中国传统政治文化中的“大一统”思想 |
| 二. “大一统”思想导致政府信任层级差异的机理 |
| 第三节 人治思维与政府信任层级差异的产生 |
| 一. 中国传统政治文化中的人治思维 |
| 二. 人治思维导致政府信任层级差异的机理 |
| 第七章 重塑中国政府信任的策略选择 |
| 第一节 规范意义上的政府信任 |
| 一. 跨越政府层级的整体信任 |
| 二. 包含理性怀疑的明智信任 |
| 三. 注重政府质量的健康信任 |
| 第二节 持续推动政府可信性建设 |
| 一. 优化层级管理 |
| 二. 促进政治问责 |
| 三. 改善政治传播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科研成果目录 |
| 学位论文评阅及答辩情况表 |
（8）风险管理视域：中国公共危机治理机制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论文创新点 |
| 摘要 |
| Abstract |
| 0 绪论 |
| 0.1 研究背景和意义 |
| 0.1.1 风险管理的环境发生变化 |
| 0.1.2 我国已经进入公共危机事件的高发期 |
| 0.1.3 当前我国政府在公共危机管理上存在的主要问题 |
| 0.2 公共危机风险治理机制研究的理论综述 |
| 0.2.1 国外研究的文献综述 |
| 0.2.2 国内研究的文献综述 |
| 0.3 论文的基本结构 |
| 0.3.1 研究思路和结构 |
| 0.3.2 研究的重点与难点 |
| 0.3.3 研究创新点与不足 |
| 0.4 相关概念及本文研究对象 |
| 0.4.1 危机与公共危机 |
| 0.4.2 治理与公共治理 |
| 0.5 文章的研究方法 |
| 1 理论基础 |
| 1.1 风险社会理论 |
| 1.2 危机治理理论 |
| 1.3 二者的逻辑关系 |
| 2 公共危机风险治理系统要素及构建前提 |
| 2.1 公共危机风险治理机制构建前提 |
| 2.1.1 风险与公共危机之间的因果关系 |
| 2.1.2 风险的演化和危机的生成同步渐进 |
| 2.1.3 干预控制有效 |
| 2.2 公共危机风险治理机制系统要素 |
| 2.2.1 风险识别与评估 |
| 2.2.2 风险防范与控制 |
| 2.2.3 风险准备与演练 |
| 2.2.4 风险交流与沟通 |
| 2.3 公共危机风险治理系统框架 |
| 2.3.1 风险防控子系统 |
| 2.3.2 应急管理子系统 |
| 2.3.3 恢复子系统 |
| 2.3.4 学习优化子系统 |
| 3 公共危机风险治理机制分析：以雾霾治理为例 |
| 3.1 雾霾与公共危机治理 |
| 3.1.1 雾霾与危机 |
| 3.1.2 事件回放 |
| 3.1.3 雾霾危机与治理 |
| 3.2 公共危机风险治理机制分析 |
| 3.2.1 公共危机风险治理防范机制分析 |
| 3.2.2 公共危机风险治理保障机制分析 |
| 3.2.3 公共危机风险治理整合机制分析 |
| 3.2.4 公共危机风险治理创新机制分析 |
| 3.3 雾霾治理机制分析 |
| 3.3.1 着手全方位应急预案体系,建立雾霾治理的防范机制 |
| 3.3.2 着力全主体应急平台建设,强化雾霾治理的保障机制 |
| 3.3.3 着眼全球视野的治理网络,提升雾霾治理的整合机制 |
| 3.3.4 着实全社会应急知识宣教,推动雾霾治理的创新机制建设 |
| 4 国内外公共危机风险治理案例分析 |
| 4.1 从9.11事件看美国公共危机风险治理 |
| 4.1.1 事件过程分析 |
| 4.1.2 美国公共危机风险治理的经验与启示 |
| 4.2 从东日本大地震看日本公共危机风险治理 |
| 4.3 国外公共危机治理的经验与启示 |
| 5 完善我国公共危机风险治理机制的路径选择 |
| 5.1 我国公共危机管理机制的现状与挑战 |
| 5.1.1 我国公共危机风险治理现状 |
| 5.1.2 我国公共危机管理机制的不足 |
| 5.1.3 我国公共危机管理面临的挑战 |
| 5.2 宏观层面完善我国公共危机风险治理机制的路径选择 |
| 5.2.1 风险管理视域下公共危机治理的战略指导 |
| 5.2.2 公共危机风险治理体系的路径选择 |
| 5.2.3 公共危机风险治理体系的闭合系统 |
| 5.3 微观层面完善我国公共危机风险治理机制的路径选择 |
| 5.3.1 公共危机事前日常风险管理 |
| 5.3.2 公共危机事中应急风险管理 |
| 5.3.3 公共危机事后危机风险管理 |
| 结论与展望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
| 后记 |
（9）论全球风险社会背景下的公共危机治理 ——一种文化视域的阐释（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研究综述 |
| 第一节 现有研究的一般性分析 |
| 一、国外的相关研究 |
| 二、国内的相关研究 |
| 第二节 现有研究路径和范式 |
| 一、经济学路径的技术-理性范式 |
| 二、心理学路径和心理测量范式 |
| 三、社会学路径和社会放大模式 |
| 四、公共管理学路径及其相关范式 |
| 第三节 本文的研究内容与方法 |
| 一、研究假设、研究内容和基本思路 |
| 二、核心概念 |
| 三、研究视角 |
| 四、研究方法和路径 |
| 第二章 文化视域下的公共危机演化 |
| 第一节 文化与公共危机 |
| 一、文化的词源解释 |
| 二、文化的概念阐释 |
| 三、文化与公共危机的相互关系 |
| 第二节 前现代社会公共危机的演化 |
| 一、从自然灾害的演化到极端气候事件 |
| 二、古代饥荒与现代饥荒 |
| 三、疾病的流行和传播 |
| 四、战争等集体暴力 |
| 第三节 近现代社会的公共危机 |
| 一、现代文化孕育时期的公共危机 |
| 二、工业革命前及早期的公共危机 |
| 三、二十世纪公共危机 |
| 本章小结 |
| 第三章 全球风险社会及其公共危机 |
| 第一节 全球风险社会的来临 |
| 一、前奏 |
| 二、风险社会的提出 |
| 三、人口压力、地球承载力与人类的发展境遇 |
| 第二节 风险社会理论评述 |
| 一、风险社会理论内涵 |
| 二、风险社会理论的价值 |
| 三、贝克风险社会理论的缺陷 |
| 第三节 全球风险社会及其公共危机的形成机制 |
| 一、风险 |
| 二、全球风险社会的形成机制:贝克的逻辑和阐释 |
| 三、从(不)确定性到风险 |
| 四、从风险到全球风险社会 |
| 五、从现代性风险到全球风险社会下的公共危机 |
| 第四节 全球风险社会下的公共危机:结构性暴力 |
| 一、全球风险社会下的公共危机:现代性公共危机 |
| 二、全球风险社会下的公共危机:结构性暴力 |
| 三、结构性暴力:内涵和特征 |
| 本章小结 |
| 第四章 全球风险社会及其公共危机:现代文化的分析框架 |
| 第一节 现代文化的分析 |
| 一、对现代文化的界定 |
| 二、现代文化的演化和结构 |
| 三、现代文化的分析框架 |
| 第二节 作为社会自我意识的现代文化 |
| 一、人类中心主义:新的世界观 |
| 二、观念的再审视 |
| 三、作为一种自治机制的现代文化 |
| 四、现代文化的治理机制 |
| 第三节 社会化大生产 |
| 一、社会化大生产是现代文化的组织方式 |
| 二、社会化大生产体系的构成 |
| 三、社会化大生产与公共危机 |
| 本章小结 |
| 第五章 作为社会实在体系的现代文化 |
| 第一节 从社会实在到现代文化 |
| 一、制度性事实的构成:社会化大生产的一般结构 |
| 二、社会制度和等级结构的形成:制度性事实的叠加 |
| 三、从社会实在到现代文化 |
| 第二节 现代文化的本体论分析 |
| 一、一切制度性事实都包含权力 |
| 二、制度性权力 |
| 三、现代文化的本体论特征 |
| 第三节 现代文化:基于制度性事实的进一步分析 |
| 一、制度 |
| 二、人为确定性及其风险:边界和身份 |
| 三、人为不确定性 |
| 四、构成性规则的滥用 |
| 本章小结 |
| 第六章 经济社会与公共危机 |
| 第一节 市场经济与公共危机 |
| 一、经济的纵向结构 |
| 二、经济体系中的决定性因素 |
| 三、市场经济再审视 |
| 四、市场经济与公共危机 |
| 第二节 资本主义与公共危机 |
| 一、资本主义的形态与概念 |
| 二、对资本主义的进一步分析 |
| 三、跨国公司与现代性公共危机 |
| 第三节 经济全球化与公共危机 |
| 一、经济全球化 |
| 二、世界经济体系与公共危机 |
| 三、对自由市场机制的批判 |
| 四、自由市场机制存在的问题 |
| 第四节 技术与公共危机 |
| 一、技术的分类及相关公共危机 |
| 二、技术的本质 |
| 三、现代技术:公共危机的始作俑者还是拯救之道? |
| 本章小结 |
| 第七章 作为现代文化管理方式的治理 |
| 第一节 作为政治主权运转的治理 |
| 一、16世纪政治含义治理的出现 |
| 二、16-18世纪治理的发展 |
| 三、国家治理机制的三个发展模式 |
| 第二节 公民社会自治 |
| 一、公民社会自治的起始 |
| 二、市民的出现和权利性自由 |
| 三、市民社会的出现 |
| 四、市民社会自治 |
| 第三节 治理的演进与公共危机 |
| 一、治理的演进机制 |
| 二、依国家理性治理蕴涵的暴力因子 |
| 三、节制性治理与公共危机 |
| 四、新自由主义治理与公共危机 |
| 本章小结 |
| 第八章 全球风险社会下的公共危机治理 |
| 第一节 现代性风险和公共危机:现代文化初期的应对 |
| 一、西方早期传统社会救助制度与措施 |
| 二、工业革命之前的一些保护机制 |
| 三、工业革命初期的保护性制度 |
| 四、商业保险制度 |
| 第二节 全球风险社会下的公共危机治理 |
| 一、一般安全机制 |
| 二、社会保障制度 |
| 三、公共危机应急管理机制 |
| 四、全球风险社会下的公共危机治理机制 |
| 第三节 基本结论和未来展望 |
| 一、全球风险社会及其公共危机:基于现代文化的分析和阐释 |
| 二、作为复杂系统的人类世界:新观点的提出和阐释 |
| 三、观念的转变:建构全球安全共同体 |
| 附录:20世纪的公共危机 |
| 参考书目 |
| 致谢 |
（10）跨域公共危机整体性治理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导论 |
| 一、研究缘起与意义 |
| 二、文献综述 |
| 三、研究内容 |
| 四、研究方法 |
| 五、可能的创新之处 |
| 第一章 理论探讨：跨域公共危机与整体性治理 |
| 第一节 相关概念的界定和诠释 |
| 一、危机 |
| 二、公共危机 |
| 三、跨域公共危机 |
| 第二节 分析工具：整体性治理理论阐释 |
| 一、整体性治理的兴起缘由 |
| 二、整体性治理的分析框架 |
| 三、整体性治理的域外实践 |
| 第三节 整体性治理与跨域公共危机治理的契合性分析 |
| 一、跨域公共危机治理需要整体主义思维 |
| 二、整体性治理与跨域公共危机治理旨趣相同 |
| 三、网络化的治理结构与跨域公共危机治理结构契合 |
| 四、整体性治理的治理机制适用于跨域公共危机治理 |
| 五、跨域公共危机治理呈现跨部门性、跨层级性,需要进行整体性整合 |
| 第二章 模式与案例：治理模式选择与案例回放 |
| 第一节 治理模式变迁与趋向 |
| 一、科层型治理模式 |
| 二、市场型治理模式 |
| 三、整体性治理模式 |
| 第二节 案例回放与评析：基于整体性治理的观点 |
| 一、山西苯胺泄露事件 |
| 二、“速生鸡”事件 |
| 三、广西龙江镉污染事件 |
| 四、南方冰冻灾害 |
| 第三章 问题阐释：跨域公共危机治理碎片化 |
| 第一节 跨域公共危机治理的碎片化解读 |
| 一、“碎片化”概念丛林 |
| 二、跨域公共危机治理碎片化的释义 |
| 第二节 跨域公共危机治理文化和理念碎片化 |
| 一、治理理念碎片化 |
| 二、治理文化碎片化 |
| 第三节 跨域公共危机治理功能碎片化 |
| 一、管理职能碎片化 |
| 二、政策制定碎片化 |
| 三、政策执行碎片化 |
| 第四节 跨域公共危机治理结构碎片化 |
| 一、治理主体结构碎片化 |
| 二、治理资源结构碎片化 |
| 三、治理组织结构碎片化 |
| 四、治理空间结构碎片化 |
| 第五节 跨域公共危机治理信息碎片化 |
| 一、信息“孤岛” |
| 二、信息传递碎片化 |
| 三、信息发布碎片化 |
| 四、政府网站碎片化 |
| 第四章 根源剖析：多维度分析视野 |
| 第一节 非合作“囚徒困境”博弈和理性经济人 |
| 一、非合作“囚徒困境”博弈 |
| 二、理性经济人 |
| 第二节 问责惰性与责任选择性 |
| 第三节 政治晋升锦标赛和属地管理 |
| 一、政治晋升锦标赛 |
| 二、属地化管理 |
| 第四节 协调和整合机制缺失 |
| 一、协调机制缺失 |
| 二、整合机制不足 |
| 第五节 棘手性突出和信任阙失 |
| 一、棘手性突出 |
| 二、信任阙失 |
| 第五章 路径探究：跨域公共危机整体性治理 |
| 第一节 治理理念面向 |
| 一、跨域公共危机治理的理念诉求 |
| 二、跨域公共危机治理中的理念整合 |
| 三、跨域公共危机治理中文化整合 |
| 第二节 治理功能面向 |
| 一、纵向功能整合 |
| 二、横向功能整合 |
| 三、内外功能协同 |
| 第三节 治理结构面向 |
| 一、治理主体结构整合 |
| 二、治理资源结构整合 |
| 三、治理组织结构整合 |
| 四、治理空间结构整合 |
| 第四节 治理机制面向 |
| 一、协调机制 |
| 二、责任机制 |
| 三、信任机制 |
| 四、整合机制 |
| 第五节 治理技术面向 |
| 一、管理信息系统整合 |
| 二、决策支持系统整合 |
| 结论与展望 |
| 参考文献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研究成果 |
| 致谢 |
四、"非典"危机与社会整合:一种社会学的考察（论文参考文献）
- [1]信息、信任与信心:风险共同体的建构机制[J]. 王俊秀,周迎楠,刘晓柳. 社会学研究, 2020(04)
- [2]我国公民安全研究[D]. 张青磊. 上海师范大学, 2018(07)
- [3]新改革时代我国政治信任建设研究[D]. 张燮. 湖南师范大学, 2017(01)
- [4]我国农村基层党组织公信力建设研究[D]. 杨荣华. 湖南师范大学, 2017(01)
- [5]中国共产党形象认同研究[D]. 杨婷. 武汉大学, 2017(06)
- [6]中国精神教育研究[D]. 魏泳安. 兰州大学, 2017(01)
- [7]当代中国政府信任层级差异研究[D]. 杨建宇. 山东大学, 2016(09)
- [8]风险管理视域：中国公共危机治理机制研究[D]. 聂挺. 武汉大学, 2014(01)
- [9]论全球风险社会背景下的公共危机治理 ——一种文化视域的阐释[D]. 王丽. 南京大学, 2014(04)
- [10]跨域公共危机整体性治理研究[D]. 韦彬. 武汉大学, 2013(0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