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加工贸易国内价值链问题研究（论文文献综述）
宋畅[1]（2021）在《垂直专业化视角下中国出口产品结构升级问题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
袁凯华,李后建,高翔[2]（2021）在《我国制造业企业国内价值链嵌入度的测算与事实》文中提出尽管国内价值链战略被视为助推中国产业发展的重要途径,但受制于忽略异质性的不足,已有研究很难进行企业层面的系统分析。有鉴于此,本文通过汲取增加值贸易与微观计量的双重优势,整合2002年、2007年、2010年、2012年省（区、市）间投入产出数据、工业企业数据与海关数据的海量信息,构建了一个可以连接新新贸易理论与国内价值链的分析框架。结果显示:我国制造业的国内价值链嵌入度大幅提升,但是提升背后隐藏着偏好加工制造、排斥服务投入的倾向;进一步考虑贸易类型、区域空间与所有制差异,也未改变国内价值链嵌入度的上述倾向;由于在位效应（存活企业的平均加权变动）构成了国内价值链嵌入度偏向加工制造、排斥服务投入的主要原因,我国制造业的国内价值链整合存在着循环累积的低端陷阱。本文的以上发现不仅补充了国内价值链的研究框架,同样为推动我国制造业高质量发展提供了切实参考。
赵子琨[3]（2021）在《全球价值链下中国服装加工贸易升级的影响因素研究》文中提出
潘秋晨[4]（2021）在《全球价值链嵌入对中国制造业资源配置效率的影响研究》文中认为中国经济在经历了长期的高速增长后,正面临动力转轨,而在复杂的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形势之下,先前本就潜藏的矛盾更为突出,“粗放型”的增长模式已不适应中国经济未来的发展,但创新效率低下、所有制歧视、产业分割严重等难以转变的现实,又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集约型”增长模式的发展。如何找到未来的经济增长动力,是政策制定者最为关注的问题之一,而中国制造业当下存在的资源错配,不仅说明产业部门包含着充分的资源配置效率提升空间,更潜藏着经济新一轮增长的巨大能量。若要释放这一能量,就有必要在世界经济新旧动能转换、全球治理体系深刻重塑、国内国际生产体系紧密联结的双循环背景下,结合中国深化嵌入全球价值链的历程,考虑如何构筑更高质量的全球价值链嵌入路径,更充分的利用好全球价值链的组织、治理结构,进而促进生产要素的内外流动,提高资源配置效率。因此,若能基于全球价值链嵌入对资源配置的影响有的放矢的制定政策,改善不平衡、不协调的全球价值链嵌入模式对资源的过度消耗等不可持续的问题,就可能为中国经济持续增长和高质量发展注入新动能。文章将全球价值链与资源配置纳入统一的分析框架,基于全球价值链自上而下、自下而上的理论分析框架和中国制造业发展的特征事实,系统阐述了全球价值链嵌入对中国制造业资源配置的影响机制。不同于以往大部分文献的是,本文在全面量化全球价值链嵌入的外向型、内外协同型、内向型动能,并区分制造业行业内、行业间资源错配事实的基础上,利用1996-2013年中国制造业微观企业数据和世界投入产出数据,以垂直深化的视角探究了全球价值链嵌入的要素流动效应、分工协作效应、外向集聚效应、结构升级效应对资源配置的影响。本文的主要研究内容包含以下六个方面:第一,对国内外相关研究展开综述,梳理理论发展脉络并归总相关领域的研究进展,一方面找到支撑本文开展进一步研究的理论和方法,另一方面发现相关研究领域的局限和空白,以阐明本文仍需进一步研究的必要。第二,以文献综述为源点,以全球价值链理论、产业经济理论为基础,全面分析全球价值链嵌入对制造业资源配置的影响机制。阐明中国作为一个转型国家,向更高水平的开放型市场经济转变的最终目的是使外部资源对国内市场产生有益的引领作用,从而巩固国内大循环的主体地位。因此,全球价值链嵌入的影响机制应是垂直深化和由表及里的,异质性行业嵌入全球价值链对资源配置的影响可能经由两个端口,产生三种动能,进而通过四类机制发挥作用。一方面是单纯依靠外向型动能驱动的资源优化配置,即在国际市场进出口侧主要发挥作用的要素流动和分工协作机制;另一方面是在异质性行业深化参与全球价值链的过程中,全球价值链与国内生产体系产生深入联结后在国内市场供给侧发挥作用的机制,可分为外向集聚和结构升级。其中,外向集聚机制主要说明了内外动能的协同作用;而结构升级机制则更强调在外部资源对国内市场产生有益的引领之后,本国产业部门自主增值能力的增强和国内大循环发挥的主体作用。第三,以1996-2013年中国工业企业微观数据和世界投入产出数据为依据,对中国制造业的全球价值链角色和资源配置实际进行深入探讨。一方面,在规模报酬可变的情形下阐明中国制造业行业内、行业间的资源配置情况;另一方面,克服总值贸易思维的缺陷,以垂直深化的增加值视角重新考量中国的贸易利益,进一步区分全球价值链嵌入的外向型、内外协同型和内向型动能。第四,实证检验全球价值链嵌入影响资源配置的程度和方向,进一步界定全球价值链嵌入对资源配置的“优化区间”。第五,实证检验全球价值链嵌入影响资源配置的路径机制。首先,构建方程检验在全球价值链嵌入改善资源配置的过程中,相应的影响机制发挥了什么作用;其次,若存在多种中介机制的多重影响,则进一步确定其中更为显着的中介机制;最后,进一步探讨影响机制是否存在局限性,进而可能在一定条件之下弱化了全球价值链嵌入对资源配置的改善作用。第六,对全文的研究结论进行归总,对如何构筑高质量的全球价值链嵌入路径从而打开效率提升的“黑箱”提供相应的政策建议。通过理论和经验分析,本文得到的主要研究结论如下:第一,中国制造业在全球价值链中的角色正从一个倾向于被动接受他国中间产品的低端代工者角色,向一个倾向于为全球生产网络输送中间产品的中端分工者角色转变,且在此过程中,国际市场对中国国内循环的依存度逐渐上升。第二,中国制造业行业内、行业间均存在着不同程度的资源错配,也恰好潜藏着实现中国经济新一轮增长的巨大能量。若能够改善资源错配,1996-2013年,中国制造业的全要素生产率还将提升约13.16%,平均每年实现0.73%的增长;总产出将额外提升9.6%,平均每年实现0.53%的增长。第三,全球价值链嵌入的外向型动能对打通资源在行业间的流通渠道的作用更强,内向型动能对打通资源在企业间的流通渠道的作用更强。进一步的行业异质性分析显示,随着技术水平的提高,行业越来越依赖于偏向内向的全球价值链嵌入动能改善资源配置。非线性分析显示,全球价值链嵌入的各类动能对资源配置均存在一定的“优化区间”。内向型动能与资源错配的关系呈“倒U型”,当内向型动能增强到超过非线性关系的临界值之后,将发挥着可持续的资源优化配置作用。这意味着,基于中国资源禀赋和产业体系构筑的全球价值链高端嵌入路径,确实潜藏着带动经济下一轮快速增长的巨大能量。全球价值链嵌入的内外协同型、外向型动能与资源错配的关系均呈“U型”,且具备“左高右低”的非对称特征,说明外向型动能的参与确实优化了行业间资源配置,且该效应大于抑制作用,合理利用外向型动能将促使其发挥更强的资源优化配置作用。第四,在全球价值链嵌入的外向型动能改善行业间资源配置的过程中,基于外资更替和再配置的要素流动效应共同发挥了多重中介作用,且外资再配置的中介作用更强。进一步的研究发现,外资再配置效应与全球价值链嵌入的外向型动能之间呈“倒U型”关系。这意味着,由发达经济体外资企业主导的全球价值链分工体系确实隐含着“纵向压榨”效应,而这一效应对东道国市场资源配置的负面影响也将阻碍外资本身的成长。并且,基于内外资部门之间生产率增长动力的差异,外资实质在这一资源协同优化的过程中获益更多,也更依赖于在东道国的资源再配置过程驱动自身的迅速成长。若这一协同优化过程无法持续,“纵向压榨”可能转变为“双向压制”,从而造成“损人不利己”和“两败俱伤”的局面。但值得注意的是,以中国等发展中经济体为代表的全球价值链从属者的研发行为,实质是全球价值链参与者之间相互追赶和学习的表现,驱动了全球价值链主导者更高效率的资源再配置过程,一定程度消弭了全球价值链嵌入的“纵向压榨”效应,“重启”了国内国际资源的协同优化路径。第五,全球价值链嵌入的外向型动能在改善行业间资源配置的过程中,基于全球价值链分工协作关系实现的就业结构横向调整和融资约束缓解共同发挥了多重中介作用,且就业结构横向调整的中介作用更强。但需要注意的是,就业结构的纵向调整并未在全球价值链嵌入的外向型动能改善资源配置的过程中发挥中介作用,相对于高技能劳动要素的增长,全球价值链嵌入程度的深化反而促使制造业更多的积累了对中低技能劳动要素的偏好,全球价值链嵌入的外向型动能可能存在一定的资源优化配置“偏向”。进一步的研究表明,全球价值链嵌入的外向型动能虽然通过缓解融资约束、降低全球价值链嵌入壁垒驱动了制造业整体的资源优化配置,但却以“拖累”劳动要素的优化配置为代价,且低端“拖累”更为严重,由此加剧了劳动和资本要素配置的“双重分割”。第六,在全球价值链嵌入的协同型动能改善资源配置的过程中,外向集聚效应发挥了显着的正向调节作用,全球价值链和国内生产体系的深化联结呈现出显着的协同优化作用。但区分“二元”嵌入模式的研究发现,不论是行业内还是行业间,全球价值链上游嵌入的“隔绝机制”都存在,且上游嵌入度越高,企业对核心技术等资源的保护动机越强,国内国际生产要素的流通、扩散渠道被一定程度的阻隔,个体利益和大局利益的调节失灵促使积蓄于全球生产网络和本地产业集群之下的外向集聚效应被抑制,可能导致全球价值链背景下生产体系的“双重分割”。而同时,全球价值链下游嵌入的资源“互仿互享”机制也稳定存在,且下游嵌入度越高的企业与集群内关联企业进行优势资源互享的动机越强,外向集聚效应对资源配置的改善作用亦随之强化。因此,上述两种机制相互博弈的结果一定程度决定了外向集聚效应的强弱,进而左右着内外协同型动能引导资源配置的最终效果。第七,在全球价值链嵌入的内向型动能改善行业内资源配置的过程中,结构升级机制呈现出明显的部分中介作用。而进一步对全球价值链嵌入影响制造业结构升级的机制进行检验的结果表明,全球价值链嵌入通过中间投入优化、国际竞争、“链中学”路径驱动了制造业结构升级。但上述全球价值链的结构升级路径存在行业异质性,进而塑造着结构升级机制下的资源配置路径:技术水平越高的行业越依赖于由中间投入效应产生的全球价值链中低端嵌入路径驱动资源优化配置,技术水平越低的行业则越依赖于由国际竞争效应产生的全球价值链中高端嵌入路径驱动资源优化配置,而基于“链中学”效应产生的全球价值链高端嵌入路径则能够驱动所有行业实现资源优化配置,且对低技术行业的作用更强。这意味着,正是由于中高技术行业的全球价值链低端嵌入路径依赖、中高端嵌入路径较难贯通、高端嵌入路径正向效应较弱,才造成中高技术行业难以进入内向型动能对资源配置的“优化区间”。
郭志尧[5]（2021）在《中国自由贸易区原产地规则对中国在全球价值链地位的影响研究》文中研究指明伴随着区域经济一体化的发展,中国已与26个国家和地区签署了19个自由贸易协定（Free Trade Agreements,FTAs）,并在双边及诸边贸易自由化和投资自由化方面取得了巨大成就。特别是全球最大自由贸易区《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RCEP）的签署,标志着中国自由贸易区战略步入了新的发展阶段。作为自由贸易区优惠功能实现的重要工具,原产地规则（Rules of Origin,Ro O）的职能从中性的海关技术工具逐渐演变为歧视性的贸易战略工具,对自由贸易区的贸易流动和投资流动产生了重要影响。随着国际分工层次细化至工序分工,跨国公司通过企业间（内）横向及纵向的投资流动和贸易流动,不断地将分散在全球范围内的子公司和非一体化的供应商紧密联系在一起,形成了当前全球价值链（Global Value Chains,GVCs）分工。自由贸易区原产地规则（FTAs Ro O）不仅防止了非成员国的“搭便车”（Free-ride）行为,并且通过区域内中间品采购、外商投资流入和离岸外包等跨国公司跨境生产策略影响了区域内（外）的贸易流动和投资流动,从而影响了一国在全球价值链中的地位。因此,研究自由贸易区原产地规则对全球价值链地位的影响具有重大的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本文运用自由贸易区原产地规则经济效应理论、跨国公司跨境生产理论和全球价值链理论,深入剖析了自由贸易区原产地规则对中国在全球价值链地位的影响机制和影响效果,并借助修正的自由贸易区原产地规则限制指数测算体系和贸易增加值（Trade in value-added）核算体系进行实证检验。本文的基本内容和主要结论归纳如下:第一,通过阐述中国自由贸易区原产地规则的发展历程及结构特征,并选择泛欧和北美两大主流原产地规则模式进行比较,明确了中国自由贸易区原产地规则的发展特征及演进趋势:（1）由过去区域价值含量标准（Regional value content,RVC）向税则归类改变标准（Change of tariff classification,CT）演变;（2）原产地标准的制定由过去协调制度（The Harmonised System,HS）2位数税目层面向HS6位数税目（全税目）层面转变;（3）在自由贸易区升级过程中不断地完善原产地规则以适应本国（全球）的产业发展特征。（4）逐步在更大的产品范围内适用可选择性标准以提高企业对自由贸易区优惠关税的利用率。第二,在Estevaderordal（2000）七分制法和Productivity Commission（2004）PC法的基础上,结合中国自由贸易区原产地标准的结构分布,通过引入制度性原产地规则中的累计规则、微量条款、原产地证明,创新性地提出了一套适合测算中国自由贸易区原产地规则限制程度的测算体系,并根据限制指数测算结果分析了中国自由贸易区原产地规则的合理性,发现中国自由贸易区原产地规则的限制程度基本合理,但缺乏统一性、灵活性和精准性。第三,借助贸易增加值核算法,利用对外经贸大学全球价值链数据库（UIBEGVC Index）,测算并分析了包含中国在内的世界主要经济体以及中国自由贸易区缔约国的全球价值链参与度（GVC participation）和全球价值链地位指数（GVC position）。结果显示,中国的全球价值链前向参与度（GVC forward participation）整体呈上升趋势,但上升幅度不大;而全球价值链后向参与度（GVC backward participation）整体呈下降趋势,下降幅度较大。与世界其他主要经济体相比,中国全球价值链参与度处于较低水平,且以后向参与方式为主;与中国自由贸易区缔约国相比,中国的全球价值链参与度处在中游水平。中国的全球价值链地位指数远低于日本和美国等发达经济体的水平,而中国自由贸易区缔约国智利、秘鲁和澳大利亚等资源型经济体则位于价值链的上游环节。但是,在各经济体中,中国全球价值链地位指数的增长趋势最为明显。第四,以全球价值链分工是跨国公司跨境生产分享（Cross-border production sharing）或跨境生产活动（Cross-border production activity）的结果为切入点,运用原产地规则的经济效应理论,对自由贸易区原产地规则影响全球价值链地位的理论机制和传导路径展开研究。研究表明,原产地规则通过跨国公司生产的全球化战略,影响了一国参与全球价值链分工及其在全球价值链中的地位。具体表述为:跨国公司通过企业间（内）的贸易流动和投资流动将分散在全球范围内的各级供应商和附属公司有序地组织在一起,形成增值环节不同的全球价值链分工。原产地规则对最终产品来源地的限制迫使企业更多地在区域内从事采购、投资和外包等生产组织活动,从而影响了企业间（内）的贸易流动和投资流动,进而影响了一国参与全球价值链分工。进一步,在原产地规则影响一国参与全球价值链分工的理论分析基础上,引入中间品进（出）口和外商投资流入对全球价值链地位的作用机制,阐述原产地规则对全球价值链地位的影响路径,得出原产地规则通过中间品进（出）口和外商投资流入的技术溢出效应提高了一国产业制造能力,进而提升了一国在全球价值链中的地位。第五,以自由贸易区原产地规则对全球价值链地位影响机制的理论分析为基础,借助原产地规则限制指数测算体系和全球价值链指标测算法,使用计量工具并采用双向固定效应模型,对自由贸易区原产地规则与中国在全球价值链地位的逻辑关系进行实证检验。结果显示,自由贸易区原产地规则对中国在全球价值链地位的影响取决于原产地规则包含的具体条款:（1）在不考虑制度性条款的情况下,原产地规则对中国在全球价值链地位的影响不显着,表现在原产地规则对中国与自由贸易区缔约国的全球价值链后向参与度以及中国在两国间价值链的位置没有显着影响;（2）引入制度性条款的复合原产地规则显着影响了中国在全球价值链中的地位,表现在复合原产地规则对中国与自由贸易区缔约国的全球价值链后向参与度有显着影响且呈倒“U”型关系;对中国在两国间价值链的位置有显着影响且呈“U”型关系。本文创新点主要包括:（1）运用自由贸易区原产地规则经济效应的分析框架,以跨国公司跨境生产为中介点,探究了自由贸易区原产地规则与全球价值链地位的逻辑关系,得出原产地规则通过对外直接投资、中间品采购和合规成本影响了企业间（内）的贸易流动和投资流动,进而影响了一国参与全球价值链分工以及在全球价值链中的地位。（2）在现有原产地规则限制指数测算方法基础上,结合中国自由贸易区原产地规则的特征,通过引入制度性规则中的累计条款、微小含量和原产地证明,创新性地提出了一套适合测度中国自由贸易区原产地规则限制程度的测算体系,在原产地规则限制指数测算体系方面取得较大突破。（3）摒弃过去在传统贸易数据和贸易增加值数据等总量层面的分析,本文借助贸易增加值核算方法,分析了中国与自由贸易区缔约国在全球价值链参与度和全球价值链位置等指标方面的贸易联系,并得出中国整体处于双边价值链分工的中下游环节。
王晓娟[6]（2021）在《城市空间结构、产业集聚与企业全球价值链升级》文中研究说明随着国际经济环境的变化、新科技革命和全球化新趋势的演进,全球产业体系分工布局正在发生调整,特别是近岸、围绕需求中心的集中布局成为全球产业分工的重要趋势。在全球价值链分工中,中国制造业既面对价值链制高点竞争中的比较优势限制,同时也面对来自发达国家对中国企业进行中高端升级的战略封锁,在这种国际背景下,需要把握国际产业竞争的新特征,确立行之有效的应对策略,以突破比较优势的制高点限制,掌握中高端升级的产业分工主导权,改变关键环节受制于人的境况。尤其是新冠肺炎疫情以来,中国迫切需要寻找一种立足于经济内循环的全球价值链突围之路。随着中国城市化的持续扩张,中心大城市、城市群、都市圈逐渐成为中国经济空间格局的新形态,根据发达国家的一般规律和经验,城市空间格局与一国工业化发展密切相关。空间集聚是一国参与全球化和国际分工比较优势的重要来源。然而,现有对经济集聚外部性的探讨中,大部分研究仍然是基于单中心空间集聚（单个城市）的视角,随着世界发达国家的城市空间形态已呈现出多中心集聚的特征,以及中国行政区经济向城市群经济的转变,新一轮城市化发展和经济空间结构的调整为中国探寻全球价值链升级的空间路径提供了新的可能。在此背景下,本研究从城市规模扩张和多中心结构的视角,探究城市空间结构形态对企业全球价值链升级可能存在的影响及其作用机制,并从市场一体化的角度,讨论了要素的自由流动、城市基础设施的连通等机制对城市空间结构的全球价值链升级效应的影响,探索了全球价值链升级的新路径。按照“理论基础——现象描述——理论建模——实证分析——结论与启示”的研究逻辑,本研究第一部分主要介绍了论文的研究背景和意义,并围绕本文的研究问题对已有的文献和理论基础进行了回顾和梳理。第二部分分别基于全球视野和中国视角对城市空间结构的演变趋势以及中国参与全球价值链分工的特征事实进行了概述和分析,并基于全球价值链的获利能力和分工位置两方面对中国企业全球价值链分工地位进行了测算,初步判断了产业集聚的空间结构与全球价值链分工之间可能存在的逻辑关系。论文第三部分在Kee and Tang（2016）模型的基础上,引入城市空间结构的交易成本外部性,对企业出口国内增加值率的决定机制进行了刻画,并基于已有的研究基础,分别讨论了城市单中心集聚和多中心结构对企业全球价值链升级的可能影响渠道,通过逻辑推演建立起本研究的理论框架。在企业全球价值链升级的“量”的方面,通过数理建模,得到企业出口国内增加值率的三个决定因素:企业加成率、中间产品的国内外相对价格和国内外交易以及运输成本的相对大小。企业成本加成的提高意味着产品价格的提升和利润的增加,进而可以促进企业出口DVAR的上升（价格效应）;同时,国内中间品相对价格的下降,会使企业更多地使用国内中间品替代进口中间产品,从而提升企业出口的DVAR（替代效应）;此外,在国际运输和交易成本不变的情况下,国内交易运输成本越低,企业出口的DVAR越高（交易成本效应）。在企业全球价值链升级的“质”的方面,通过对现有研究基础的梳理,总结提炼了城市空间结构对企业全球价值链升级的可能影响渠道。论文第四部分到第六部分基于中国城市和企业的经验数据,分别从城市、省域以及城市群的不同地理圈层和空间维度检验了不同层次的城市空间结构对企业全球价值链升级的作用机制。其中,城市规模对企业参与全球价值链的获利能力存在“倒U”型的非线性影响,其中价格效应、替代效应均显着促进了企业全球价值链升级,整体“倒U”型关系主要是由交易成本效应驱动的,而城市内部基础设施的完善、市场化程度的成熟,均能提升一个城市内部的资源承载能力,最大化的促进城市集聚效应的释放,进而助推城市内企业全球价值链位置的攀升。第五部分重点考察了省域层面多中心结构的集聚外部性对企业全球价值链升级的影响,通过实证检验,发现省域多中心结构集聚效应的发挥依赖于单个城市的集聚程度和城市化水平,只有单个城市经济活动规模达到一定门槛值,产业具有了一定的集群基础,多中心结构才能对企业全球价值链升级发挥正向效应。异质性检验的结果表明,城市多中心结构对企业全球价值链升级的效应呈现出从东到西梯次递减的特征,这是由于中西部地区经济发展和产业集聚水平较低,经济活动较为分散,城市间不容易形成相互支撑、协同发展的分工网络,因此东西部城市多中心结构的集聚效应难以发挥;从行业特征上来看,这是由于高技术行业由于其本身的技术特征对集聚和分工协作环境的依赖性较强,在多中心结构的城市中可以充分利用城市网络实现协同创新,而低技术行业则可以通过在多中心集聚的城市中充分享受到技术外溢的红利,进而趋向于向其他行业技术水平收敛;从贸易方式来看,由于非加工贸易的生产投入主要来源于国内和国外,其所需的中间产品在国内和国际市场上具有相对加工贸易更大的替代弹性,城市多中心结构的“替代效应”更强,因此对非加工贸易出口的国内增加值率影响更大。第六部分以中国20个城市群为研究对象,从区域层面探讨跨省份的城市多中心结构对企业全球价值链升级的作用机制,分别单独考察了行业内集聚效应和行业间集聚效应对企业全球价值链升级的影响,结果发现,城市群内部的集聚效应能够对企业全球价值链分工产生正向溢出效应,最终推动企业在GVC分工中的地位升级。由于区域层面跨越的行政边界较为明显,市场一体化程度对多中心结构的调节作用至关重要。城市一体化程度越高、城市间人口流动越自由、城市通达性越高,越有利于城市群内的集聚效应促进企业在全球价值链分工中的地位升级。基于上述研究结论,论文最后一部分针对如何发挥城市空间结构的集聚效应,以促进中国企业在全球价值链中的有效升级提出了针对性的政策建议。本研究认为,在当前中国正在致力于推动国际国内“双循环”新发展格局的重要时期,一个重要的着眼点在于从空间视角上,最大程度的释放中国国土面积广阔,人口规模庞大的集聚效应,在积极推动城市空间结构多中心发展的同时,要合理布局中心城市功能集聚区,更好地发挥城市内部和城市间的协同作用。首先,城市群建设中产业集群体系的培育,是发挥城市群内部产业集聚效应的重要载体,因此现代化产业集群体系的培育和建立是城市群建设的基础。其次,城市群建设要打破城区域内部的行政壁垒,打破城乡、地区、行业分割,破除地区之间劳动力流动的空间障碍,充分发挥市场的力量,实现城市群内的市场一体化发展,这是发挥城市群空间集聚效应的重要保障。最后,城市群内部交通基础设施的联通,有助于城市群内部通过协同分工产生更强的合力,进而增强空间集聚效应对企业GVC升级的溢出效应,通过城市群建立中国经济“内循环”的完备产业集群体系,从而有力助推中国企业在GVC主导的国际大循环中的地位攀升。在全球价值链和城市体系不断重组和整合的背景下,通过对城市空间结构和中国企业全球价值链地位之间关系的研究,既有助于从开放视角来理解和把握中国城市化扩张和城市空间格局调整的方向,制定符合当前发展需要的城市规划政策体系和机制设计,找到区域一体化发展的着力点,提高城市集群的外部效应;又有利于在城市群分工的基础上实现城市空间结构调整与企业全球价值链升级的积极互动,从而探索出一条以城市网络为依托、以产业空间集群为动力来源的企业全球价值链升级的新路径。相对于以往研究,本研究的主要创新点在于:第一,本文跳出了传统集聚理论强调数量规模经济的惯性思维,从集聚的空间形态的视角考察了城市多中心结构的集聚外部性,丰富和拓展了集聚理论的内涵,同时也使得空间发展理论由“要素论”、“功能论”、“能力论”拓展到“价值论”领域。第二,不同于以往研究视角,本研究从经济的空间组织结构和集聚的空间形态的全新角度对全球价值链升级的可能路径提供了新的解释,首次对城市空间资源的优化与全球价值链升级之间的互动进行了考察,不仅讨论了中心城市规模扩张对全球价值链升级效应的影响,同时还关注了城市群这种超越单个城市的空间形式和多中心集聚的形态对价值链可能产生的外部性机制,对现有的全球价值链升级的机制和渠道的解释进行了补充和扩展。
周岩[7]（2021）在《中国融入全球价值链的空间差异与协调发展研究》文中指出20世纪90年代以来,伴随着信息通讯技术的发展和整体关税水平的下降,生产环节的可分解性和中间产品的可贸易性日趋增强,由发达国家跨国公司主导的生产网络在全球范围内铺陈开来,掀起了一场“全球生产链革命”。全球价值链（Global Value Chain,GVC）的迅猛发展大幅降低了国际分工的参与门槛,吸引到越来越多的国家或地区争相涌入来分享全球化红利。根据联合国贸发会（UNCTAD）2013年发布的《全球价值链与发展报告》显示,基于GVC的贸易量已占全球贸易总量的80%,GVC对发展中国家GDP的平均贡献率更是达到惊人的30%,可以说GVC已经完全渗透到经济活动中的各个角落,俨然成为引导未来社会经济发展的重要力量。与此同时,当前中国正处于两个“重大结构性失衡”之中,即世界经济失衡和区域经济失调的问题依然凸出,严重制约中国宏观经济的可持续发展。造成这一双重失衡的原因错综复杂又众说纷纭,而日益兴起的GVC正好为解释和化解这些结构性矛盾提供了新视角和新方法。为此,本研究将基于GVC分析框架,从全球层面和区域层面展示中国融入GVC空间差异的全景图,并试图寻找到转变GVC融入方式、缩小国家间和地区间差距的可行路径,以求利用GVC力量来实现价值链攀升和经济协调发展的双重目标。本文由八章构成。第一章是绪论,介绍本文的研究背景、研究目的和意义、研究思路和方法,以及论文可能的创新之处。第二章为文献综述,从理论研究角度回顾了GVC理论化和模型化之路,从应用研究角度评述了中国GVC空间差异与协调发展的现况。第三章为理论机理,系统性梳理了相关理论基础,探讨了内在的逻辑关系与作用机理,为GVC促进经济协调发展提供了重要理论依据。第四章至第七章为本文主体部分,围绕GVC空间差异与协调发展这一主题分别从全球层面和区域层面展开深入探讨。其中,第四章采用2000-2014年世界投入产出数据库,分别从贸易角度和生产角度剖析了中国融入GVC的异质性特征,描绘了GVC的来源和去向,回答了中国与世界各国GVC差异体现在何处的问题。第五章继续聚焦于全球层面,主要探讨影响GVC攀升的全球性因素和国别性因素,揭示了创新驱动价值链攀升的作用路径,提出了构建包容协调GVC的空间路径。第六章将研究视角从全球层面转向区域层面,在对Baldwin（2001）局部溢出模型拓展的基础上,研究了GVC的中间品关联效应,揭示了GVC与地区收入差距的逻辑关系,并以部门从业人员区位商为权重将世界投入产出数据库进行结构性匹配,据此分析各个省份上下游关联强度的时空差异,同时运用空间杜宾模型验证了中间品关联效应及其协调机制的有效性。第七章从产品质量视角出发进一步完善了GVC的协调机制,同时为理解GVC对经济协调发展的作用提供了微观基础。该章揭示了GVC与地区质量差距的逻辑关系,并采用中国海关微观数据描绘了各个省份出口产品质量的时空差异,同时运用固定效应模型验证了GVC产品质量效益的区域异质性特征,回答了如何通过GVC实现“高质量”协调发展的问题。第八章是对全文的总结,归纳主要的研究结论,得到相应的政策启示。在全文的理论分析与经验研究基础上,本文得出以下主要结论。首先,在全球视域下,中国与世界各国GVC的差异性主要体现在增加值结构的优劣、上下游角色的高低、跨境次数的多寡等方面。从贸易角度看,在中国总出口的垂直专业化中以最终品出口的国外增加值占据了半壁江山,而美国、德国和日本主要来源于以中间品出口的国外增加值和纯重复计算的贡献。从生产角度看,中国制造业的前向融入度普遍低于后向融入度,以化学品、机械设备、汽车为代表的中高技术制造业的前向融入度更是在所有样本国家中排名末尾,反映了中国扮演的是下游生产者角色而非上游供应者角色。中国中间品的跨境次数少,主要以浅度分工模式参与GVC,德国和日本则以深度分工模式为主,中国汽车制造业深度分工的数值远低于德国和日本,就连纺织服装等优势产业的深度部分也落后于德国。其次,技术创新是缩小GVC地位差距、促进GVC协调发展的核心因素。通过对比GVC影响因素的系数大小和显着性水平可知,技术创新是世界各国攀升价值链的核心动力和普遍经验,而自然资源禀赋对GVC融入方式转变具有抑制作用,启示中国攀升价值链需要跳出资源禀赋的“比较优势陷阱”。此外,中国与日韩、俄罗斯、欧盟等国家间的中间品出口效率较低,有待发挥独特的地缘优势,扩宽贸易伙伴范围,进一步释放中间品出口潜力以缩小GVC地位差距。总之,推动技术创新变革、拓宽贸易伙伴范围是中国价值链攀升的关键。然后,在区域层面下,中间品关联效应和空间溢出效应是缩小地区收入差距、促进经济协调发展的协调机制。中国各省域之间GVC的差异性主要体现在上下游关联强度的异同,横向比较来看,沿海地区的中间品关联指数普遍高于内陆地区,纵向比较来看,各省份下游关联指数逐渐浅化,而上游关联指数逐渐深化和广化,上游关联效应有助于缩小地区收入差距。又由于空间效应的存在,GVC不仅对本地区产生直接效应,还会对邻近地区产生间接效应,传统未考虑空间因素的模型高估了下游关联效应对地区收入差距的负面影响,并且内陆地区下游关联指数的间接效应相对较大,表明内陆地区“价值洼地”的特征属性使得空间溢出效应更强、更有助于促进经济协调发展。最后,GVC的产品质量效应是缩小地区质量差距、促进经济协调发展的又一有效机制。产品质量作为协调机制实施的重要保障,在东中西部地区之间却表现出明显的差异性,呈现出“哑铃状”结构特征。GVC的深化与广化对产品质量的促进作用在不同地区间存在显着的差异,GVC深化通过规模效应、竞争效应以及要素配置效应显着提升中部地区和西部地区出口质量,而东部地区GVC的深化作用却日渐式微,反映了GVC深化对产品质量的影响存在“倒U型”关系,一旦超过特定阈值时就容易诱发跨国公司“俘获型”的限制与阻击。GVC广化通过结构优化效应和协同联动效应提升中部地区和东部地区出口质量。从总体上看,GVC深化与广化对于中部地区产品质量的促进作用最大,即产品质量效应最强,这样有助于填补哑铃的凹状空缺,从而实现“高质量”协调发展。本文的边际贡献主要是丰富了现有研究对中国区域层面融入GVC的测度,首次将世界投入产出数据库与《中国劳动统计年鉴》的细分行业进行结构性匹配,对区域融入GVC进行大样本和长时段的测度,这为辨析各省份GVC发展趋势提供了新技术和新结论。同时,在研究视角上完善了GVC促进协调发展的分析视角,质性讨论与实证检验相结合,为实现价值链攀升和经济协调发展双重目标提供新思路和新动力,这也是本文的期望所在。
赵果梅[8]（2020）在《价值链分工下中国贸易的碳排放效应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随着以价值链分工为特征的新生产分工体系的形成,国家或地区间生产分工与贸易模式发生了较大变化,呈现出从最终品贸易逐渐转变为中间品贸易,从产品间贸易逐渐转变为产品内贸易,且加工贸易在全球盛行。这种新生产分工模式一方面促使经济全球化和贸易往来迅猛发展,形成了复杂的全球生产网络,另一方面也造成碳排放实际产生地的分离,一国或地区可通过减少本国生产而增加进口消费达到减少本国或地区内污染排放的目的。这意味着,价值链分工造成了国家或地区间碳排放转移,对一国或地区碳排放产生显着影响,且碳排放转移的存在将直接影响减排的公平性与有效性。随着价值链分工的细化,检验价值链分工的碳排放效应变得更加复杂。目前,中国已经成为世界上最大的能源消耗国和碳排放国,承受着国内外巨大的减排压力。同时也是最大的贸易国,创造了“出口奇迹”,引起了国际社会的关注,认为中国是对外开放的最大“受益者”。因此,研究中国参与价值链分工的碳排放效应有助于评估碳排放转移效应对国家或地区碳排放产生的影响,同时对中国权衡好经济收益与环境成本问题提供重要支撑。基于此,本文采用国家或地区间投入产出（ICIO）模型对中国参与价值链分工的碳排放转移效应进行系统的经验研究。首先,本文利用中国地区间IO表,率先从封闭视角研究国内价值链分工下中国地区间不同贸易产品的碳排放转移情况,并探讨地区间不同贸易产品对中国总体、各地区及双边碳排放产生的影响。其次,利用全球国家间投入产出表,本文构建相对量指标（碳排放转移强度）从开放视角探讨中国参与全球价值链分工的碳排放效率,并从总体、分部门、不同贸易产品以及双边层面考察中国的碳排放效率,这将为权衡好增加值效应与环境成本之间问题提供支撑。同时,我们分别从总体、不同贸易产品与分行业层面进行国际比较分析。再次,利用嵌入型地区间-国家间投入产出表,该表将国内与全球价值链分工相结合,本文首次探讨双重价值链分工中中国各地区在不同碳排放责任核算方案下应承担的碳排放量,并对其进行比较分析与影响因素分析。最后,本文剖析了不同贸易方式出口、中国CO2排放和出口国内增加值三者之间的作用机制,首次在区分中国贸易方式的国家间投入产出表（ICIO表）中识别中国不同贸易方式出口的排放效率,并采用宫泽技术估算了三者之间的联系。研究发现,封闭视角下2002—2010年期间,国内地区间贸易隐含CO2排放量呈现上升趋势,尤其是地区间传统中间品贸易隐含CO2排放一直占据主要地位但呈现下降趋势。地区间国内贸易活动导致全国碳排放量增加,PHH得到了体现。其中,地区间最终品贸易有利于减少全国碳排放量,而三种中间品贸易均增加了全国碳排放。从与国内价值链相关贸易的“节约”碳排放平衡（BAC）为正可知,国内价值链是污染的,增加了全国碳排放。中部地区、西北地区和北部沿海参与国内贸易活动既不利于降低该地区直接碳排放也不利于降低全国碳排放,而南部沿海和东北地区既减少了地区直接碳排放也减少了全国碳排放。从影响因素来看,各地区碳排放强度效应和地区间最终品贸易的规模效应是导致BAC下降的最主要因素,而其他三种中间品贸易的规模效应是导致其上升的最主要因素。开放视角下,1995-2017年期间,整体上中国出口CO2排放转入强度高于中国进口CO2排放转出强度,这表示中国的CO2排放效率低于国外整体水平的CO2排放效率。不过,中国出口CO2排放转入强度呈现大幅下降趋势,尤其是2008年之后,至2017年转入强度仅是转出强度的1.38倍。不管是哪种贸易产品,中国转入CO2排放强度均高于转出CO2排放强度。从行业层面来看,中国转入与转出CO2排放量主要是通过资本密集型服务业与资本密集型制造业,而转入与转出增加值量主要是通过知识密集型制造业。国外整体对外贸易的碳排放效率都比较高,但劳动密集型制造业的碳排放效率从2006年开始就低于中国国内。此外,本文还发现中国CO2排放转入强度远高于主要发达经济体CO2排放转入强度（如G7）,这意味着,中国出口碳排放效率远低于发达经济体。而且,中国出口碳排放效率甚至低于一些发展中国家,如,巴西、墨西哥、韩国和印尼。双重价值链分工视角下,中国整体上呈现生产侧排放明显高于消费侧排放且消费侧排放又高于收入共担排放,但不同碳排放责任核算的中国及中国各地区碳排放量均呈现快速增长趋势。对比发现按照收入共担原则中国应承担的碳排放量减少量大约为中国直接排放量的30%。从碳排放责任方案的影响因素来看,最终需求的规模效应是促使中国及中国各地区应承担碳排放量增加的最主要因素,而各国及地区碳排放强度效应是促使其下降的最主要因素。国内价值链效应与国内外最终需求的产品结构效应是促使生产侧与收入共担侧碳排放减少的主要因素。从贸易方式的CO2排放效率来看,中国一般贸易出口的CO2排放效率逐渐提高,且从2005年开始高于加工贸易出口;不同贸易方式出口下中国资本密集型制造业的CO2排放效率均远低于劳动与知识密集型制造业,且中国与金砖三国和发展中国家出口的CO2排放效率均低于与EU和G7出口的CO2排放效率。从乘数核算来看,各经济体通过加工贸易对中国国内增加值与CO2排放的拉动作用远小于一般贸易。从乘数分解来看,中国与各经济体的中间投入结构技术并没有得到提升;主要经济体对中国一般贸易的内部传播CO2乘数明显要大于中国对它们的内部传播CO2乘数,这意味着相对于这些经济体而言,中国一般贸易更多的关注污染活动;不管是加工贸易还是一般贸易,中国与主要经济体之间的外部传播CO2乘数与增加值乘数所占比重均呈现上升趋势,这表示跨境两次以上的中间品贸易所占比重上升。上述研究结论对于探讨贸易、环境与增加值之间关系,促进产业结构转型升级和实现贸易价值攀升具有重要的政策启示。
王静[9]（2020）在《中国环境规制对木材加工业参与全球价值链的影响》文中指出在目前经济发展更加开放以及区域间社会联系日趋紧密的背景下,对于环境与贸易之间关系的衡量,离不开全球价值链以及空间区域之间的影响。目前针对环境规制对产业参与全球价值链的研究均停留在宏观层面,且未考虑木材加工这种资源密集型产业面临的环境挑战和区域发展不平衡问题。基于此,本文采用中国海关进出口数据库和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的微观企业数据,将环境规制对木材加工业参与全球价值链的影响统一在环境规制对省级木材加工业出口附加值率的影响上,客观把握省级木材加工业参与全球价值链的程度。利用空间计量经济学方法准确分析国内环境规制对省级木材加工业参与全球价值链的本地及外部性影响,为各地政府及木材加工业制定差异化环境规制标准和产业发展策略提供理论依据。研究发现:第一,从整体来看,中国木材加工业出口附加值率在整个观察期内呈现明显上升趋势,且呈现东高西低态势。第二,从环境规制对省级木材加工业参与全球价值链的内部性影响来看,环境规制强度的提高,可有效带动当地木材加工业参与全球价值链,而且即使环境规制对当地木材加工业发展的促进作用存在边际效应递减规律,这种促进作用也并不会被打破。第三,环境规制对省级木材加工业参与全球价值链的外部性影响来看,与其内部影响效应不同的是,非正式环境规制对省级木材加工业参与全球价值链的外部性影响不存在”U型”关系。但正式环境规制强度的外部性影响却存在“倒U型”趋势。基于研究发现提出:政府部门应当适度加大国内的环境规制强度,实现环境保护与产业全球价值链地位提升的良性循环;制定更多引导、激励木材加工企业遵循环境规制的多样化政策,同时进一步扩充环境规制内容,改善规制的方式;企业应当抓住目前我国环保倡议及高新技术高速发展的机遇,重视技术创新;环境和治理应该实现区域差异化,以带动周边省份环境质量的提升和产业发展。
崔兴华[10]（2020）在《全球价值链嵌入对中国绿色发展的影响研究》文中提出随着经济全球化的不断发展,国际生产分工不断碎片化,经历了由产业间分工到产业内、产品内分工的深化历程,这将引起全球产业体系的重构和资源在全球范围的优化配置。然而在全球价值链嵌入不断加深和中国经济高速发展的同时,中国的发展模式、发展路径等问题不断凸显,出口贸易和投资增速明显放缓,“人口红利”逐渐消失,能源消耗和环境污染压力不断增大。因此,在国际社会越来越重视生态环境以及全球价值链嵌入程度不断加深的背景下,如何提高中国的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实现绿色高质量发展,是转变增长模式的关键所在。本文研究的核心问题:全球价值链嵌入对中国绿色发展的影响如何?围绕该问题,本文首先分析了全球价值链嵌入与绿色发展之间的协调关系;随后基于多区域投入产出模型和实证方法分别从地区、行业、企业三个层面考察了全球价值链嵌入对中国绿色发展的影响;最后,为实现全球价值链攀升与绿色发展的“双赢”,探讨了两阶段绿色创新价值链的构建问题。本文的主要研究结论如下:（1）从全球价值链嵌入与绿色发展的耦合协调关系来看,大部分工业行业处于初级协调和中度协调阶段,其中“电子通讯设备制造业”的协调度最高;少数工业行业协调度较低,其中“医药制造业”处于中度失调阶段,“印刷业”和“非金属矿物制品业”处于轻度失调阶段。另外,从不同价值链驱动类型来看,购买者驱动型行业的协调程度相对集中,主要处于初级协调和中度协调阶段,而生产者驱动型行业的协调度相对分散。（2）从全球价值链嵌入对中国省级地区绿色发展的影响来看,不同地区的全球价值链参与度差异较大,东部沿海地区的全球价值链参与度较高,中、西部地区较低。实证结果显示,整体上,全球价值链参与度能够促进本地区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即存在显着的地区内溢出效应,并且全球价值链参与度的提高亦会对其他地区的绿色全要素生产率产生正向影响,即存在显着的地区间溢出效应。进一步,从区域异质性来看,东部地区的全球价值链参与度对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同时具有显着的正向地区内溢出效应和地区间溢出效应,但中、西部地区的全球价值链参与度仅显着促进了本地区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并未对其他地区绿色全要素生产率产生显着的正向促进作用。（3）从全球价值链嵌入对中国工业行业绿色发展的影响来看,工业行业整体呈贸易隐含碳赤字,即出口贸易隐含碳大于进口贸易隐含碳,但单位出口隐含碳排放的下降幅度大于单位进口贸易隐含碳的下降幅度,污染贸易条件正在逐渐改善。实证结果显示:基于前向关联的全球价值链参与度和基于后向关联的全球价值链参与度对工业行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均存在正向促进作用,但在不同的转换变量水平下,全球价值链参与度对工业行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效果不同。进一步,从不同层次的嵌入水平来看,浅层次全球价值链参与度对工业行业的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并未产生显着的促进作用,深层次全球价值链参与度对工业行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促进作用更为显着。（4）从全球价值链嵌入对中国工业企业绿色发展的影响来看,承接国际产业转移是嵌入全球价值链的主要途径之一,实证结果显示,外资流入对内资企业的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具有显着正向影响,并且正向促进作用具有一定程度的持续性和滞后性。进一步,对于不同区域的企业,外资流入的影响效果不同,东部地区的外资流入对企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正向影响更为显着,中、西部地区的外资流入对企业的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并未产生显着的促进作用。另外,对于不同类型行业的企业,外资流入的影响效果也存在差异,与资源类和高耗能类行业相比,机械制造类和轻纺类企业的外资流入对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正向作用更为显着。本文的主要创新在于:（1）基于出口增加值分解框架和空间计量方法分析了全球价值链嵌入对中国省级地区绿色发展的影响。将全球价值链嵌入对省级地区绿色发展的影响拓展到空间维度,以避免低估全球价值链嵌入对省级地区绿色发展的真实影响;同时,随着网络技术信息的发展,空间相邻和地理距离的限制逐渐弱化,因此,本文同时考虑了劳动力和资本两种生产要素流动所产生的空间溢出,并构建了综合静态空间因素和动态要素流动因素的嵌套空间权重矩阵,以全方位的捕捉全球价值链嵌入对地区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空间溢出效应。（2）采用前沿的全球多区域非竞争型投入产出（GMRIO）模型以及面板平滑转换（PSTR）模型实证分析了全球价值链嵌入对工业行业绿色发展的影响。与单区域投入产出模型不同,本文在测算出口隐含碳排放时充分考虑进口中间品和国产中间品的异质性,在测算进口隐含碳排放时充分考虑进口品的中间投入结构和污染排放两种系数的异质性,使测算结果更为准确;同时根据中间品在国家之间的流转次数,将全球价值链嵌入程度分为浅层次简单的全球价值链生产活动和深层次复杂的全球价值链生产活动,更加清晰的揭示了全球价值链嵌入与工业行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之间的非线性关系。（3）将全球价值链嵌入对绿色发展的影响拓展到微观企业层面。本文在测算企业全要素生产率时考虑非期望产出,基于尽可能细分的四位行业代码划分生产前沿面,采用非期望产出的SBM模型和ML指数测算了企业的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同时基于“拟自然实验”的倾向得分匹配法（PSM）与双重差分法（DID）相结合,有效识别了外资流入对企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影响的净效应。微观企业层面的研究结论是对前文地区层面、行业层面研究的有效补充,丰富了全球价值链嵌入对绿色发展影响的研究。
二、加工贸易国内价值链问题研究（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加工贸易国内价值链问题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2）我国制造业企业国内价值链嵌入度的测算与事实（论文提纲范文）
| 一、引言与文献综述 |
| 二、模型构建与数据说明 |
| (一)模型构建 |
| 1．增加值贸易核算。 |
| 2．企业层面的拓展。 |
| (二)数据说明 |
| 三、企业国内价值链嵌入度的测算及结果分析 |
| (一)我国制造业的国内价值链嵌入度构成及变化趋势 |
| 1．不同情形下的国内价值链嵌入度对比。 |
| 2．国内价值链嵌入度的构成状况。 |
| (二)不同贸易类型的国内价值链嵌入度对比 |
| (三)扩展分析 |
| 1．不同“贸易类型-区域空间”的国内价值链嵌入度变动特点。 |
| 2．不同“贸易类型-所有制”的国内价值链嵌入度变动特点。 |
| 四、我国企业制造业国内价值链嵌入度变动的微观基础 |
| 五、结论与启示 |
（4）全球价值链嵌入对中国制造业资源配置效率的影响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绪论 |
| 1.1 选题背景与问题的提出 |
| 1.2 研究意义 |
| 1.2.1 现实意义 |
| 1.2.2 理论意义 |
| 1.3 研究思路、方法与技术路线 |
| 1.3.1 研究思路 |
| 1.3.2 研究方法 |
| 1.3.3 技术路线 |
| 1.4 研究内容与篇章结构 |
| 1.5 研究可能的创新之处 |
| 第二章 文献综述 |
| 2.1 全球价值链理论研究 |
| 2.1.1 全球价值链理论的沿革 |
| 2.1.2 全球价值链治理与升级 |
| 2.1.3 全球价值链嵌入的量化方式与经济内涵 |
| 2.1.4 全球价值链嵌入的生产率效应 |
| 2.2 资源错配与生产率提升的研究 |
| 2.3 开放视角下的资源配置研究 |
| 2.4 国内外研究现状及动态评述 |
| 第三章 全球价值链嵌入对资源配置的影响机制 |
| 3.1 全球价值链嵌入对资源配置的影响机制——来自国际市场进出口侧和国内市场供给侧的生产率效应 |
| 3.1.1 要素流动效应 |
| 3.1.2 分工协作效应 |
| 3.1.3 外向集聚效应 |
| 3.1.4 结构升级效应 |
| 3.2 全球价值链嵌入的资源配置路径研究——基于自上而下和自下而上的全球价值链理论分析框架 |
| 3.2.1 生产设备和技能的全球价值链再配置 |
| 3.2.2 市场能力的全球价值链再配置 |
| 3.2.3 研发能力的全球价值链再配置 |
| 3.2.4 创新能力的全球价值链再配置 |
| 3.3 本章小结 |
| 第四章 中国制造业全球价值链嵌入与资源配置的特征事实 |
| 4.1 中国制造业在全球价值链上的角色 |
| 4.1.1 实证方法与数据处理 |
| 4.1.2 中国制造业在全球价值链中的角色 |
| 4.1.3 中国制造业行业全球价值链嵌入的特征事实 |
| 4.2 中国制造业资源错配与产出的反事实估计 |
| 4.2.1 实证方法与数据处理 |
| 4.2.2 中国制造业行业内资源错配 |
| 4.2.3 中国制造业行业间资源错配 |
| 4.2.4 中国制造业生产率与产出的反事实估计 |
| 4.3 本章小结 |
| 第五章 全球价值链嵌入影响中国制造业资源配置效率的实证研究 |
| 5.1 实证模型与变量说明 |
| 5.2 估计方法与变量处理 |
| 5.3 实证结果分析 |
| 5.4 进一步的研究:还剩下多少“优化区间”? |
| 5.5 本章小结 |
| 第六章 从何而起?——全球价值链嵌入在国际市场进出口侧的外向型动能对资源配置的影响机制 |
| 6.1 全球价值链嵌入的要素流动效应:基于内资、外资协同配置的探讨 |
| 6.1.1 内外资部门资源再配置效应的动态分解 |
| 6.1.2 实证模型与变量说明 |
| 6.1.3 估计方法与变量处理 |
| 6.1.4 实证结果分析 |
| 6.1.5 进一步的研究:国内、国际资源配置协同优化了吗? |
| 6.2 全球价值链嵌入的分工协作效应:基于劳动、资本协同配置的探讨 |
| 6.2.1 实证模型与变量说明 |
| 6.2.2 估计方法和变量处理 |
| 6.2.3 实证结果分析 |
| 6.2.4 进一步的研究:劳动、资本要素配置协同优化了吗? |
| 6.3 本章小结 |
| 第七章 如何存续?——全球价值链嵌入在国内市场供给侧的内向型动能对资源配置的影响机制 |
| 7.1 全球价值链嵌入的外向集聚效应:基于国内国际生产体系联结路径的探讨 |
| 7.1.1 实证模型与变量说明 |
| 7.1.2 估计方法与变量处理 |
| 7.1.3 实证结果分析 |
| 7.1.4 进一步的研究:全球价值链上游嵌入路径是否存在“战略隔绝”? |
| 7.2 全球价值链嵌入的结构升级效应:基于全球价值链升级路径的探讨 |
| 7.2.1 中国制造业结构升级评价指标体系构建与升级效果分析 |
| 7.2.2 实证模型与变量说明 |
| 7.2.3 估计方法和变量处理 |
| 7.2.4 实证结果分析 |
| 7.2.5 进一步的研究:全球价值链升级路径是否存在不可持续性? |
| 7.3 本章小结 |
| 第八章 研究结论、政策启示与展望 |
| 8.1 主要研究结论 |
| 8.2 政策启示 |
| 8.3 本文的局限性与未来的研究方向 |
| 8.3.1 本文的局限性 |
| 8.3.2 未来进一步的研究方向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
| 附录 Ⅰ:基于Melitz和 Polanec(2015)方法的生产率增长分解式推导 |
| 附录 Ⅱ:1996-2013 年中国制造业全球价值链参与指数、地位指数、前向参与指数、后向参与指数 |
| 附录 Ⅲ:1996-2013 年中国制造业劳动、资本错配指数及行业间资源错配指数 |
| 附录 Ⅳ:1996-2013 年中国制造业行业内资源错配指数 |
| 附录 Ⅴ:1996-2013 年中国制造业行业生产率和产出增长潜力 |
| 附录 Ⅵ:1996-2013 年中国制造业行业结构升级指数 |
| 附录 Ⅶ:1996-2013 年中国制造业行业全要素生产率 |
| 个人简历及学术成果 |
| 致谢 |
（5）中国自由贸易区原产地规则对中国在全球价值链地位的影响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绪论 |
| 1.1 研究背景与研究意义 |
| 1.1.1 研究背景 |
| 1.1.2 研究目的 |
| 1.1.3 研究意义 |
| 1.2 文献综述 |
| 1.2.1 关于自由贸易区原产地规则经济效应的研究 |
| 1.2.2 关于自由贸易区原产地规则限制指数的研究 |
| 1.2.3 关于全球价值链测算的研究 |
| 1.2.4 关于全球价值链影响因素的研究 |
| 1.2.5 关于原产地规则与全球价值链相关性的研究 |
| 1.2.6 文献述评 |
| 1.3 研究思路和论文框架 |
| 1.3.1 研究思路 |
| 1.3.2 论文框架 |
| 1.4 研究方法和创新点 |
| 1.4.1 研究方法 |
| 1.4.2 创新点 |
| 第二章 相关理论和概念界定 |
| 2.1 关于原产地规则的相关概念和理论 |
| 2.1.1 原产地规则概念的界定 |
| 2.1.2 原产地规则的内容 |
| 2.1.3 原产地规则的职能 |
| 2.2 全球价值链的相关理论 |
| 2.2.1 国际分工理论的演进 |
| 2.2.2 全球价值链理论的发展 |
| 2.2.3 全球价值链分工的本质 |
| 2.2.4 全球价值链升级 |
| 2.3 全球价值链地位理论 |
| 2.3.1 贸易增加值的理论背景 |
| 2.3.2 贸易增加值的核算方法 |
| 第三章 中国自由贸易区原产地规则的发展现状 |
| 3.1 中国自由贸易区原产地规则的发展特征 |
| 3.1.1 中国自由贸易区原产地规则的发展历程 |
| 3.1.2 中国自由贸易区原产地规则的结构特征 |
| 3.2 中国自由贸易区原产地规则与主流模式的比较 |
| 3.2.1 泛欧原产地规则的特征 |
| 3.2.2 北美原产地规则的特征 |
| 3.2.3 中国自由贸易区原产地规则与主流模式的异同 |
| 3.3 中国自由贸易区原产地规则的限制程度 |
| 3.3.1 测算体系的假定 |
| 3.3.2 等效性标准 |
| 3.3.3 测算体系 |
| 3.4 中国自由贸易区原产地规则的合理性 |
| 3.4.1 原产地规则限制指数 |
| 3.4.2 制造业原产地规则限制指数 |
| 3.4.3 中国自由贸易区原产地规则合理程度的评价 |
| 3.5 本章小结 |
| 第四章 中国参与全球价值链分工的测度 |
| 4.1 中国总出口的价值分解 |
| 4.1.1 贸易增加值分解模型 |
| 4.1.2 中国与主要经济体总出口的价值分解 |
| 4.2 中国参与全球价值链程度的测度 |
| 4.2.1 指标的构建 |
| 4.2.2 中国与主要经济体的全球价值链参与度 |
| 4.2.3 中国自由贸易区缔约国的全球价值链参与度 |
| 4.3 中国在全球价值链位置的测度 |
| 4.3.1 指标构建 |
| 4.3.2 中国与主要经济体在全球价值链的位置 |
| 4.3.3 中国自由贸易区缔约国在全球价值链的位置 |
| 4.4 本章小结 |
| 第五章 自由贸易区原产地规则对全球价值链地位影响机制的理论分析 |
| 5.1 跨国公司与全球价值的形成 |
| 5.1.1 跨国公司跨境生产的理论基础 |
| 5.1.2 跨国公司跨境生产的影响因素 |
| 5.1.3 跨境生产活动与全球价值链的形成 |
| 5.2 原产地规则对参与全球价值链分工的作用机制 |
| 5.2.1 原产地规则、中间品采购与参与全球价值链分工 |
| 5.2.2 原产地规则、合规成本与参与全球价值链分工 |
| 5.2.3 原产地规则、对外投资与参与全球价值链分工 |
| 5.3 原产地规则、区域(本地)价值链与参与全球价值链分工 |
| 5.4 原产地规则对全球价值链地位的影响路径 |
| 5.4.1 原产地规则、对外投资与全球价值链地位 |
| 5.4.2 原产地规则、中间品贸易与全球价值链地位 |
| 5.4.3 原产地规则、贸易成本与全球价值链地位 |
| 5.5 本章小结 |
| 第六章 中国自由贸易区原产地规则影响全球价值链地位的实证分析 |
| 6.1 实证问题与研究假说 |
| 6.1.1 实证问题 |
| 6.1.2 研究假说 |
| 6.2 自由贸易区原产地规则影响全球价值链地位的实证检验 |
| 6.2.1 变量选取与数据说明 |
| 6.2.2 模型设定 |
| 6.3 计量结果与稳健性检验 |
| 6.3.1 变量描述性统计分析 |
| 6.3.2 基准回归结果分析 |
| 6.3.3 稳健性检验 |
| 6.4 本章小结 |
| 第七章 研究结论及政策建议 |
| 7.1 主要结论 |
| 7.2 政策建议 |
| 7.3 研究不足及理论展望 |
| 7.3.1 研究不足 |
| 7.3.2 理论展望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
| 致谢 |
| 个人简介及攻读学位期间取得的研究成果 |
（6）城市空间结构、产业集聚与企业全球价值链升级（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导论 |
| 1.1 研究背景及意义 |
| 1.1.1 研究背景 |
| 1.1.2 提出问题 |
| 1.1.3 研究意义 |
| 1.2 文献综述 |
| 1.2.1 产业集聚与城市空间结构 |
| 1.2.2 城市空间结构与经济发展 |
| 1.2.3 全球价值链理论 |
| 1.3 研究内容、结构安排与研究方法 |
| 1.3.1 研究内容与主要观点 |
| 1.3.2 论文结构与研究设计 |
| 1.3.3 研究方法 |
| 1.4 主要创新与不足 |
| 1.4.1 主要创新 |
| 1.4.2 研究不足 |
| 第2章 中国城市空间结构与GVC地位演变的基本事实 |
| 2.1 城市空间结构演变的一般规律 |
| 2.1.1 全球视野下的城市空间结构演变趋势 |
| 2.1.2 中国城镇化进程中的空间结构演变 |
| 2.2 全球价值链分工的国际特征事实 |
| 2.3 微观典型事实:城市空间结构与企业全球价值链地位 |
| 2.3.1 城市空间结构指标测算 |
| 2.3.2 企业全球价值链分工地位指标的测算 |
| 2.3.3 城市空间结构与企业GVC地位的特征事实 |
| 2.4 本章小结 |
| 第3章 城市空间结构与企业GVC升级的理论机制 |
| 3.1 基于企业全球价值链获利能力的理论模型 |
| 3.1.1 基准模型 |
| 3.1.2 引入城市空间结构的外部性 |
| 3.2 城市空间结构对企业GVC获利能力的影响机制 |
| 3.2.1 城市规模扩张与企业出口国内增加值率 |
| 3.2.2 城市多中心结构与企业出口国内增加值率 |
| 3.3 城市空间结构对企业GVC分工位置的影响机制 |
| 3.4 本章小结 |
| 第4章 产业集聚视角下的城市规模与企业全球价值链升级 |
| 4.1 问题背景 |
| 4.2 理论分析和研究假说 |
| 4.2.1 集聚视角下城市规模对企业出口国内增加值率的影响渠道 |
| 4.2.2 集聚视角下城市规模对企业全球价值链位置的影响渠道 |
| 4.3 实证设计 |
| 4.3.1 指标构建 |
| 4.3.2 模型设定 |
| 4.3.3 描述性统计分析 |
| 4.4 实证检验结果分析 |
| 4.4.1 基准回归 |
| 4.4.2 内生性处理:Heckman两步法 |
| 4.4.3 稳健性检验 |
| 4.5 进一步分析:集聚效应的机制检验 |
| 4.5.1 城市规模对企业出口国内增加值率的作用机制检验 |
| 4.5.2 城市规模对企业GVC位置的作用机制检验 |
| 4.6 本章小结 |
| 第5章 城市多中心结构与企业全球价值链升级 |
| 5.1 问题背景 |
| 5.2 机制分析与研究假说 |
| 5.3 实证设计 |
| 5.3.1 指标构建 |
| 5.3.2 模型设定 |
| 5.3.3 描述性统计分析 |
| 5.4 实证检验结果分析 |
| 5.4.1 基准回归 |
| 5.4.2 内生性处理:IV估计 |
| 5.4.3 稳健性检验 |
| 5.5 城市空间结构外部性的异质性分析 |
| 5.5.1 基于地区经济发展和城市规模的异质性检验 |
| 5.5.2 基于行业技术水平的异质性检验 |
| 5.5.3 基于企业贸易方式的异质性检验 |
| 5.6 基于城市规模和产业集聚的门槛机制检验 |
| 5.7 本章小结 |
| 第6章 城市群、集聚效应与企业全球价值链升级 |
| 6.1 问题背景 |
| 6.2 机制分析与研究假说 |
| 6.3 实证设计 |
| 6.3.1 计量模型与变量选取 |
| 6.3.2 样本选取和变量的描述性统计 |
| 6.4 回归结果分析 |
| 6.4.1 基准回归结果 |
| 6.4.2 内生性问题和稳健性检验 |
| 6.5 集聚效应的调节机制检验 |
| 6.6 本章小结 |
| 第7章 结论 |
| 7.1 主要结论 |
| 7.2 政策启示 |
| 7.3 未来展望 |
| 参考文献 |
| 攻读学位期间所获奖项及科研成果 |
| 致谢 |
（7）中国融入全球价值链的空间差异与协调发展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绪论 |
| 1.1 选题依据 |
| 1.1.1 研究背景 |
| 1.1.2 研究意义 |
| 1.2 研究思路与框架结构 |
| 1.2.1 逻辑线索 |
| 1.2.2 内容安排 |
| 1.3 研究方法与创新之处 |
| 1.3.1 主要方法 |
| 1.3.2 可能创新 |
| 第二章 文献综述 |
| 2.1 全球价值链的理论回溯 |
| 2.1.1 概念的演进 |
| 2.1.2 测度的改良 |
| 2.2 中国融入全球价值链的空间差异研究 |
| 2.2.1 全球层面 |
| 2.2.2 区域层面 |
| 2.3 中国融入全球价值链的协调发展研究 |
| 2.3.1 全球层面 |
| 2.3.2 区域层面 |
| 2.4 本章小结 |
| 第三章 全球价值链空间差异与协调发展的理论机理 |
| 3.1 理论基础 |
| 3.1.1 经济全球化理论 |
| 3.1.2 国际分工理论 |
| 3.1.3 技术创新理论 |
| 3.1.4 空间结构理论 |
| 3.1.5 协调发展理论 |
| 3.2 作用机理 |
| 3.2.1 技术创新效应 |
| 3.2.2 中间品关联效应 |
| 3.2.3 产品质量效应 |
| 3.3 本章小结 |
| 第四章 中国融入全球价值链的动态演进及差异分析 |
| 4.1 引言 |
| 4.2 文献回顾 |
| 4.3 方法、指标和数据 |
| 4.3.1 测度方法 |
| 4.3.2 指标说明 |
| 4.3.3 数据来源 |
| 4.4 测算结果与分析 |
| 4.4.1 融入GVC的层次及其差异 |
| 4.4.2 融入GVC的方式及其差异 |
| 4.4.3 融入GVC的区位分布及其差异 |
| 4.5 本章小结 |
| 第五章 中国全球价值链攀升的影响因素及潜力分析 |
| 5.1 引言 |
| 5.2 文献回顾 |
| 5.3 模型设定、变量及数据说明 |
| 5.3.1 模型设定 |
| 5.3.2 变量选取 |
| 5.3.3 数据说明 |
| 5.4 影响因素分析 |
| 5.4.1 基准回归 |
| 5.4.2 稳健性检验 |
| 5.5 攀升潜力分析 |
| 5.6 本章小结 |
| 第六章 全球价值链、中间品关联与区域协调发展 |
| 6.1 引言 |
| 6.2 文献回顾 |
| 6.3 理论模型与研究假说 |
| 6.3.1 基础模型 |
| 6.3.2 均衡分析 |
| 6.3.3 研究假说 |
| 6.4 实证模型与数据处理 |
| 6.4.1 空间计量模型设定 |
| 6.4.2 变量选取 |
| 6.4.3 数据来源 |
| 6.5 实证结果与分析 |
| 6.5.1 空间自相关检验 |
| 6.5.2 基准回归 |
| 6.5.3 稳健性检验 |
| 6.5.4 进一步扩展分析 |
| 6.6 本章小结 |
| 第七章 全球价值链、出口产品质量与区域协调发展 |
| 7.1 引言 |
| 7.2 文献回顾与研究假说 |
| 7.3 地区出口产品质量及其空间差异 |
| 7.3.1 数据来源 |
| 7.3.2 企业出口产品质量的计算 |
| 7.3.3 地区出口产品质量的计算 |
| 7.3.4 地区出口产品质量的时空差异 |
| 7.4 变量选择与模型设定 |
| 7.4.1 变量选择 |
| 7.4.2 模型设定 |
| 7.5 实证分析 |
| 7.6 本章小结 |
| 第八章 研究结论与政策建议 |
| 8.1 研究结论 |
| 8.2 政策建议 |
| 参考文献 |
| 读博期间学术成果 |
| 致谢 |
（8）价值链分工下中国贸易的碳排放效应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绪论 |
| 1.1 选题背景与意义 |
| 1.1.1 选题背景 |
| 1.1.2 选题意义 |
| 1.2 国内外研究现状 |
| 1.2.1 核心概念界定 |
| 1.2.2 价值链分工对碳排放影响效应研究进展 |
| 1.2.3 贸易类型与碳排放效应研究进展 |
| 1.2.4 价值链分工背景下碳排放责任核算研究进展 |
| 1.2.5 文献评述 |
| 1.3 研究内容与研究方法 |
| 1.3.1 研究内容 |
| 1.3.2 研究方法 |
| 1.4 论文创新点 |
| 第2章 投入产出技术与贸易碳排放效应理论基础 |
| 2.1 投入产出技术理论 |
| 2.1.1 IO理论基础 |
| 2.1.2 IO基本模型 |
| 2.1.3 ICIO模型的介绍 |
| 2.2 贸易与碳排放效应相关理论 |
| 2.2.1 “三效应” |
| 2.2.2 要素禀赋理论 |
| 2.2.3 污染避难所假说 |
| 2.2.4 环境库兹涅茨曲线 |
| 2.2.5 波特假说 |
| 2.3 本章小结 |
| 第3章 国内价值链分工下中国国内贸易碳排放转移效应研究 |
| 3.1 国内地区间贸易与碳排放转移问题 |
| 3.2 模型构建和数据说明 |
| 3.2.1 数据来源及处理 |
| 3.2.2 构建不同贸易产品的碳排放效应模型 |
| 3.2.3 构建加性结构分解模型 |
| 3.3 国内省际间贸易隐含碳排放转移的构成及其分析 |
| 3.3.1 单个地区直接碳排放的构成 |
| 3.3.2 国内贸易隐含碳排放的变化趋势 |
| 3.3.3 双边地区贸易隐含碳排放 |
| 3.4 国内省际间“节约”碳排放平衡的构成及其分析 |
| 3.4.1 全国层面 |
| 3.4.2 双边层面 |
| 3.4.3 单个地区层面 |
| 3.4.4 “节约”碳排放平衡变迁的加性SDA分析 |
| 3.5 本章小结 |
| 第4章 全球价值链分工下中国对外贸易碳排放转移强度研究 |
| 4.1 权衡对外贸易的碳排放成本与经济收益问题 |
| 4.2 CO_2排放转移强度模型与数据来源 |
| 4.2.1 数据来源及处理 |
| 4.2.2 构建进出口贸易CO_2排放转移强度指标 |
| 4.3 中国对外贸易CO_2排放转移强度分析 |
| 4.3.1 总体分析 |
| 4.3.2 不同进出口贸易产品类型分析 |
| 4.3.3 部门层面分析 |
| 4.3.4 双边贸易分析 |
| 4.4 对外贸易CO_2排放转移强度的国际比较 |
| 4.4.1 总体比较分析 |
| 4.4.2 不同出口贸易产品比较分析 |
| 4.4.3 部门层面比较分析 |
| 4.5 本章小结 |
| 第5章 双重价值链分工下中国省际碳排放责任核算研究 |
| 5.1 双重价值链分工与碳排放责任划分 |
| 5.2 碳排放责任核算和分解模型以及数据说明 |
| 5.2.1 构建碳排放责任核算模型 |
| 5.2.2 构建碳排放责任分解模型 |
| 5.2.3 数据来源和说明 |
| 5.3 碳排放责任核算结果分析 |
| 5.3.1 碳排放责任的总体情况 |
| 5.3.2 碳排放责任的变化趋势 |
| 5.3.3 碳排放责任的构成 |
| 5.4 碳排放责任分解结果分析 |
| 5.4.1 生产侧排放变迁的结构分解 |
| 5.4.2 消费侧排放变迁的结构分解 |
| 5.4.3 收入侧排放变迁的结构分解 |
| 5.5 本章小结 |
| 第6章 全球价值链分工下中国不同贸易方式的碳排放转移乘数研究 |
| 6.1 贸易方式、碳排放和经济效益 |
| 6.2 模型构建与数据说明 |
| 6.2.1 构建区分贸易方式的转移强度模型 |
| 6.2.2 构建区分贸易方式的转移乘数模型 |
| 6.2.3 数据说明 |
| 6.3 不同贸易方式的转移强度分析 |
| 6.3.1 总体分析 |
| 6.3.2 分部门分析 |
| 6.3.3 双边贸易分析 |
| 6.4 不同贸易方式的转移乘数分析 |
| 6.4.1 总乘数分析 |
| 6.4.2 一般贸易乘数分解分析 |
| 6.5 本章小结 |
| 结论与展望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附录 A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所发表的学术论文目录 |
| 附录 B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参与的研究课题 |
| 附录 C 行业分类目录 |
| 附录 D 国内价值链分工下中国省际碳排放责任核算 |
（9）中国环境规制对木材加工业参与全球价值链的影响（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1 绪论 |
| 1.1 选题背景 |
| 1.2 研究意义 |
| 1.2.1 理论意义 |
| 1.2.2 实践意义 |
| 1.3 文献综述 |
| 1.3.1 环境规制研究进展 |
| 1.3.2 全球价值链研究进展 |
| 1.3.3 环境规制与国际贸易 |
| 1.3.4 木材加工业参与全球价值链的相关研究 |
| 1.3.5 文献述评 |
| 1.4 研究内容、方法、创新与不足 |
| 1.4.1 研究目标和研究内容 |
| 1.4.2 拟解决的关键问题 |
| 1.4.3 拟采用的研究方法、研究思路和技术路线 |
| 1.4.4 本研究的创新与可能的不足 |
| 2 环境规制对全球价值链影响的理论机制 |
| 2.1 全球价值链及环境规制理论 |
| 2.1.1 全球价值链理论 |
| 2.1.2 环境规制相关理论 |
| 2.2 环境规制影响木材加工业参与全球价值链的机制分析 |
| 2.2.1 环境规制的成本效应 |
| 2.2.2 环境规制的技术创新效应 |
| 2.2.3 环境规制的产业升级效应 |
| 2.2.4 环境规制影响国际联系 |
| 3 我国环境规制现状及指标体系构建 |
| 3.1 中国环境规制情况 |
| 3.2 木材加工业环境规制现状 |
| 3.2.1 木材加工业环境污染问题 |
| 3.2.2 木材加工业环境规制情况 |
| 3.3 环境规制强度 |
| 3.3.1 正式环境规制 |
| 3.3.2 非正式环境规制 |
| 4 我国木材加工业参与全球价值链分工的状况分析 |
| 4.1 中国木材加工业发展现状 |
| 4.2 我国木材加工业参与全球价值链分工情况 |
| 4.2.1 国内附加值及国内附加值率 |
| 4.2.2 木材加工业出口国内附加值率 |
| 4.2.3 木材加工业参与全球价值链分工情况 |
| 5 环境规制对木材加工业参与全球价值链的影响 |
| 5.1 变量选取及说明 |
| 5.2 空间计量模型构建 |
| 5.2.1 数据分析 |
| 5.2.2 模型回归 |
| 6 结论及政策建议 |
| 6.1 本文研究的主要结论 |
| 6.2 政策建议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
| 个人简介 |
| 导师简介 |
| 获得成果目录清单 |
| 致谢 |
（10）全球价值链嵌入对中国绿色发展的影响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绪论 |
| 1.1 研究背景 |
| 1.1.1 中国参与全球价值链分工进入新阶段 |
| 1.1.2 经济新常态下绿色经济发展的时代趋势 |
| 1.1.3 全球价值链嵌入对绿色发展的影响日益成为焦点 |
| 1.2 选题意义 |
| 1.2.1 理论意义 |
| 1.2.2 现实意义 |
| 1.3 研究的主要问题及结构安排 |
| 1.3.1 研究的主要问题 |
| 1.3.2 研究框架 |
| 1.4 研究方法及主要创新点 |
| 1.4.1 研究方法 |
| 1.4.2 创新之处 |
| 第2章 相关文献综述 |
| 2.1 全球价值链相关理论研究 |
| 2.1.1 全球价值链的驱动和治理模式 |
| 2.1.2 全球价值链嵌入程度的测算 |
| 2.2 绿色发展相关研究 |
| 2.2.1 绿色发展的内涵 |
| 2.2.2 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研究 |
| 2.3 全球价值链嵌入对绿色发展影响的相关研究 |
| 2.3.1 国际贸易的生态环境效应分解 |
| 2.3.2 贸易隐含污染研究 |
| 2.3.3 国际产业转移的生态环境效应 |
| 2.4 文献评述 |
| 第3章 全球价值链嵌入与中国绿色发展的协调关系分析 |
| 3.1 中国生态环境现状分析 |
| 3.1.1 中国整体生态环境现状分析 |
| 3.1.2 中国各地区生态环境现状分析 |
| 3.2 全球价值链嵌入与绿色发展的协调度模型 |
| 3.2.1 模型的构建 |
| 3.2.2 综合指标体系构建 |
| 3.3 全球价值链嵌入与绿色发展协调关系分析 |
| 3.3.1 全球价值链嵌入与绿色发展综合指数分析 |
| 3.3.2 整体协调度时间序列分析 |
| 3.3.3 协调程度的行业异质性分析 |
| 3.3.4 不同价值链驱动类型下的协调度对比分析 |
| 3.4 本章小结 |
| 第4章 全球价值链嵌入对省级地区绿色发展的影响 |
| 4.1 省级地区全球价值链嵌入程度的测算 |
| 4.2 省级地区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测算 |
| 4.3 全球价值链嵌入对省级地区绿色发展影响的实证分析 |
| 4.3.1 影响机理分析 |
| 4.3.2 模型构建、变量选取以及数据说明 |
| 4.3.3 实证结果分析 |
| 4.4 本章小结 |
| 第5章 全球价值链嵌入对中国工业行业绿色发展的影响 |
| 5.1 工业行业全球价值链嵌入程度的测算 |
| 5.2 工业行业贸易隐含碳及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测算 |
| 5.2.1 工业行业贸易隐含碳的测算 |
| 5.2.2 工业行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测算 |
| 5.3 全球价值链嵌入对工业行业绿色发展影响的实证分析 |
| 5.3.1 理论机理分析 |
| 5.3.2 模型构建 |
| 5.3.3 数据来源与变量说明 |
| 5.3.4 实证结果分析 |
| 5.4 本章小结 |
| 第6章 全球价值链嵌入对企业绿色发展的影响—基于FDI视角 |
| 6.1 全球价值链下的国际产业转移 |
| 6.2 全球价值链视角下FDI对企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机理 |
| 6.3 全球价值链下FDI对企业绿色发展影响的实证分析 |
| 6.3.1 实证模型的构建 |
| 6.3.2 变量设定与数据说明 |
| 6.3.3 测算结果分析 |
| 6.3.4 实证结果分析 |
| 6.4 本章小结 |
| 第7章 全球价值链下两阶段绿色创新价值链的建构 |
| 7.1 绿色创新价值链的理论基础 |
| 7.1.1 创新价值链理论 |
| 7.1.2 绿色创新理论 |
| 7.2 全球价值链下的绿色创新价值链构建 |
| 7.3 全球绿色创新价值链嵌入对绿色发展的影响效应 |
| 7.3.1 创新补偿效应 |
| 7.3.2 节能减排效应 |
| 7.3.3 价值链升级效应 |
| 7.4 全球绿色创新价值链攀升战略 |
| 7.4.1 由被动嵌入向主动构建转变 |
| 7.4.2 构建差异化的地区嵌入模式 |
| 7.4.3 不同价值链驱动类型下的攀升路径 |
| 7.5 本章小结 |
| 第8章 总结 |
| 8.1 研究结论 |
| 8.2 政策建议 |
| 8.3 研究展望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个人简历、在学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及研究成果 |
四、加工贸易国内价值链问题研究（论文参考文献）
- [1]垂直专业化视角下中国出口产品结构升级问题研究[D]. 宋畅. 吉林大学, 2021
- [2]我国制造业企业国内价值链嵌入度的测算与事实[J]. 袁凯华,李后建,高翔. 统计研究, 2021(08)
- [3]全球价值链下中国服装加工贸易升级的影响因素研究[D]. 赵子琨. 兰州财经大学, 2021
- [4]全球价值链嵌入对中国制造业资源配置效率的影响研究[D]. 潘秋晨. 上海社会科学院, 2021(12)
- [5]中国自由贸易区原产地规则对中国在全球价值链地位的影响研究[D]. 郭志尧. 河北大学, 2021(09)
- [6]城市空间结构、产业集聚与企业全球价值链升级[D]. 王晓娟. 吉林大学, 2021(01)
- [7]中国融入全球价值链的空间差异与协调发展研究[D]. 周岩. 东南大学, 2021(02)
- [8]价值链分工下中国贸易的碳排放效应研究[D]. 赵果梅. 湖南大学, 2020
- [9]中国环境规制对木材加工业参与全球价值链的影响[D]. 王静. 北京林业大学, 2020(02)
- [10]全球价值链嵌入对中国绿色发展的影响研究[D]. 崔兴华. 华侨大学, 2020(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