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恒康去年三季度利润增长百分之二十二(论文文献综述)
张慧玲[1](2020)在《上海电台与沪剧播音研究(1949-1990)》文中指出1949年5月27日,上海解放,新政权开始接管上海,接管上海旧广播电台即属接管工作之一。上海人民政府通过对不同性质的广播电台采用不同的接管办法,顺利地完成了上海电台新旧性质的转换。其中原上海公营电台被没收,大部分私营电台依旧存在,私营电台的广播内容较之前却有所变化,教育与服务节目需占一定的比例,以配合国家建设等宣传。由于私营电台的商业性质,其经营管理与政府的管制标准存在差距。因此,出于巩固新政权的需要,政府开始有步骤地对私营电台进行改造,首先组织成立具有公私合营性质的联合广播公司;其次,上海人民电台对具有私营性质的联合广播公司进行收购,上海的电台由此改造完成。随着对电台管制步骤的推进,广播节目发生变化,沪剧播音时间随着私营电台的减少和广播周率的合并逐渐下降;另外,为配合社会主义的宣传,沪剧播音剧目中现代戏有所增多。所有电台改造完成后,上海的电台进入国营化时期,政府加强了对广播电台的管理。广播工作受政治环境的影响更为明显,尤其在大跃进时期、“文革”前夕和“文革”期间,广播电台的政治色彩浓厚。沪剧播音节目也不例外,现代戏占主导地位,经典传统剧目或被积压,或被禁止播出。在“文革”前夕,诸多经典剧目甚至被归入“坏”节目行列,直接限制了沪剧题材的多样化发展,节目驱于单一,广播艺术呈现僵化的特点。在新时期,随着思想的解放和广播工作的调整,促进了广播节目的开放。沪剧新剧目的创作、旧剧目的开放以及沪剧新人的培养,为沪剧播音提供了剧目与人才,广播电台亦为沪剧本身及艺人的发展提供了良好的平台。但是,在沪剧播音繁荣景象的背后,由于受到电视媒体、其他娱乐形式的冲击及听众收听爱好的变化等影响,沪剧播音开始出现了危机。新时期下,沪剧播音出现生机与危机并存的局面。
高晨[2](2020)在《市值管理的证券法规制研究》文中提出市值管理是一个颇具中国特色的概念。2014年5月,国务院发布了《关于进一步促进资本市场健康发展的若干意见》(以下简称新“国九条”),该文件正式提出了“鼓励上市公司建立市值管理制度”。市值管理得到官方正名后,迅速在A股市场掀起了一波浪潮。尽管在此之前许多学者就市值管理展开了不同维度的讨论,但由于缺乏有效共识,加之新“国九条”只有原则性鼓励并无具体的指引规则,导致市场上的市值管理五花八门,凡是与市值相关的行为,都冠以市值管理的名义,甚至出现了部分上市公司趁着监管不明,假借市值管理名义,行操纵市场之实的违法犯罪活动,这无疑将构成市值管理和资本市场健康发展的巨大障碍。为解决上述问题,本文首先在剖析真伪市值管理概念及内涵的基础上,分析了市值管理的本质以及市值管理与操纵市场之间的关系。市值管理实质上是上市公司通过积极主动的干预,基于市值管理工具的合法合规运用,消除股价与企业实际价值的偏差的企业自治行为。在某种程度上说,市值管理具有涉嫌市场操纵的可能。其次,本文以伪市值管理的样态为研究基础,从理论认知、实施保障及法律监管三个层面阐明市值管理异化、伪市值管理频发的原因。伪市值管理频发的重要原因即在于对市值管理概念和内涵的认识不清,监管不严等。且从已查处的伪市值管理案例来看,民营上市公司发生伪市值管理的概率较大,伪市值管理常常表现出操纵手段多样、目的多样、内外勾结、内幕交易频发等特点。最后,本文分析了市值管理证券法规制的规制主体和对象,呼吁建立“行政监管+行业自治”的监管模式,加大对以上市公司为主的市值管理参与主体的监管。并据此提出了针对市值管理的规制对策:第一,通过市值管理概念法律化,解决市场各方主体对于市值管理的认识偏差和市值管理实际运行“无法可依”的操作困境;第二,通过构建以信息披露为核心的市值管理治理体系,压缩上市公司伪市值管理的空间。与此同时,强化伪市值管理的识别和查处,建立并完善伪市值管理民事赔偿机制,提高伪市值管理的违法成本,加大对投资者的保护力度。值得注意的是,本文借鉴了相关实证研究的学术成果,在伪市值管理的识别和查处中,提出利用大数据通过实证研究来识别伪市值管理的尝试。
李攀[3](2019)在《新中国农村供销合作社研究(1949-2002)》文中研究表明近代意义上的合作运动源于西方,却与中国传统文化有千丝万缕的联系。19世纪初,英、法空想社会主义者首先提出合作社的思想,并进行了实践探索。从1844年英国罗虚代尔消费合作社成立至今,合作社的发展历经一个半世纪。在这一长期历史过程中,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等无产阶级革命导师对合作社理论进行了深入研究,提出了许多重要思想和论断,成为指导合作社发展的科学指南。二十世纪初叶,在民族危机日益加深之时,合作思想作为一种“救世”学说被引入中国,中华大地上各种政治势力、各类社会团体出于各自目的,曾试办过不同类型的合作社,在理论和实践中取得了一定进展。中国共产党与合作社渊源颇深,中共自诞生伊始就把发展合作社作为解决中国社会问题,特别是农村问题的重要举措。1922年9月,毛泽东参与创办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第一个合作社——安源路矿工人消费合作社,从此合作社的种子开始在各个革命根据地生根发芽,其中,中央苏区的消费合作社、陕甘宁边区的南区合作社是其典型代表,也是供销合作社的雏形。1950年7月,组建成立中华全国合作社联合总社,统一领导全国的供销、消费、手工业等合作社具体业务。1954年7月,中华全国合作社联合总社更名为中华全国供销合作总社。中华全国供销合作总社的成立,标志着我国合作事业进入新的发展时期。从那时起,60多年来,供销合作社走过了很不平凡的历程,创造了光辉的业绩,也经受了不少挫折。供销合作社因农而生、因农而兴,它扎根农村、贴近农民,为农业的恢复和发展,为农业社会主义改造的完成,为引导亿万农民走社会主义道路发挥了重要作用。由于“左”的观念的影响,供销合作社的所有制性质曾发生过多次改变,经营管理机构也屡遭撤并,和国营商业“三分三合”,尽管如此,其为农业生产服务、为群众服务的办社宗旨始终没有变化,即便在“文化大革命”这样全局性“左”的错误的影响下,供销合作社广大干部职工依然坚守岗位,为稳定农业、发展生产做了大量工作。进入改革开放新时期,供销合作系统进行了改革,一度取得了不少成效,但由于市场环境的影响和体制机制的制约,农村供销合作社在二十世纪90年代遭遇经营困境,一度陷入举步维艰的境地。90年代中期,中华全国供销合作总社得以重建,供销合作系统在深化改革的过程中重新焕发了生机与活力。2014年,习近平总书记对供销合作社工作做出重要指示,强调在新的历史条件下要继续办好供销合作社,加快打造服务农民生产生活的生力军和综合平台,这一重要指示为供销合作社的改革发展提供了行动指南。回顾历史是为了总结经验,引领未来。本文试图对新中国成立以来农村供销合作社的发展历史进行梳理,研究在各个历史时期,中共决策层对农村供销合作社改革发展的认识过程、决策过程,考察政策在基层的实施效果,探究供销合作社发展变化的深层次原因,总结历史经验,以期为正在进行的供销合作社体制机制改革提供镜鉴和参考。绪论部分主要介绍了研究的缘起和意义、研究综述、核心概念的界定、研究方法、研究的创新之处及研究重难点等基本情况。第一章,回顾合作社思想的历史渊源和发展演进过程,重点对马克思主义合作社思想的形成发展过程进行梳理。对建国前中共领导合作社的历史进行归纳,勾勒出供销合作社萌生、发展的历史脉络和轨迹。第二章,主要研究在新中国建立初期,党和国家重点发展供销合作社的政治——经济动因。梳理供销合作社发展方针的演化、确立过程。研究供销合作社超常规发展的内在动因和具体过程。第三章,主要研究过渡时期总路线提出之后,供销合作社落实“为农业生产服务”方针的做法举措及成效。探讨供销合作社领导农村私营商业社会主义改造的具体过程。第四章,探究“大跃进”期间,供销合作社所有制性质的变化过程及原因。研究人民公社化运动兴起之后,供销合作社被“下放”为人民公社“供销部”的实际影响。研究中央恢复农村供销合作社的决策过程和实际效果。第五章,研究文革对供销合作社造成的严重损失。探讨文革时期农村供销合作社为稳定农业生产起到的重要作用。第六章,研究探讨二十世纪80年代供销合作社深化改革的具体过程和实际效果。对二十世纪80年代供销合作社的改革进行总体评价。第七章,探究农村供销合作社在二十世纪90年代陷入经营困境的具体原因。研究供销合作系统摆脱困境的历史过程。第八章,对农村供销合作社的历史进行总体评价。总结党领导供销合作社发展的主要经验。
谢忠强[4](2014)在《反哺与责任:解放以来上海支援全国研究 ——以人力、财物和技术设备的输出为中心》文中提出上海是全国的上海,开埠以来上海与全国的经济联动关系就十分紧密。解放后,随着新民主主义经济的建立,在国家对于全国经济发展调控不断加强的历史语境下,上海与全国的经济联动关系更加密切。上海的发展离不开全国的支援,而上海在得到全国支援的同时也为全国的发展做出了很大的历史贡献。建国后,在第一个五年计划当中,上海虽未被当做国家投资的重点地区,但由于具有雄厚的工业技术力量,上海还是担负起了支援全国建设的历史任务。在建国后的头十年里,全国以工业化建设为重点。上海市为了支援全国的经济建设,充分动员本市资源,在人员、技术设备等方面对这一时期国家的治淮工程、内地工业建设、一五计划重点工程建设、内地文化教育事业等进行了有力的支援。上海支援全国的历史,自“全国一盘棋”的发展方针确立之后,在从大跃进开始到十一届三中全会之间的二十年时间里面更是进一步展开。改革开放以后,由于我国经济体制的转型“上海支援全国”作为概念的体制语境消失,但随着改革开放后我国经济社会发展进程的不断加快,“上海支援全国”的精神不但得到了很好的延续,而且还呈现出了新的时代特征。解放以来上海支援全国的历史过程在推动全国发展的同时也进一步升华了上海自身的城市精神。正文共设五章及结语六个部分。第一章,主要在回顾上海历史地位演变的同时,以解放后上海与全国的联动关系为切入点,在“全国支援上海”和“上海支援全国”两个方向相互印证的基础上,为后面几章内容的展开提供历史背景和内在逻辑的铺垫;第二章,主要对1949年至1958年间上海支援全国的开展情况进行考证和分析;第三章,主要对1958年至1978年间上海支援全国的情况进行梳理和研究;第四章,则选取支援福建省为例,进行上海支援全国的个案研究;第五章,主要对改革开放以后上海对全国的支援情况进行探讨;结语部分,主要对全文进行总结与概括的基础上,对解放后上海支援全国的历史进行宏观的评价和分析。通过研究,本文在前人成果启发的基础上主要在以下三个方面对解放后上海支援全国的研究有所推进:1、在对相关概念的考证方面有所推进;2、在对上海支援全国历史发展脉络的梳理上更注重保持其完整性;3、在进一步补充和挖掘史料的基础上对上海支援全国的相关史实的考证和梳理上力求更加丰富和全面。
冯剑[5](2012)在《近代天津民间借贷研究》文中研究指明本文以学界较少关注的近代天津城市民间借贷为研究对象,利用天津地方档案以及报纸、文献资料等第一手资料,对近代天津民间借贷进行了较为具体的研究。在研究中利用了经济学和社会学中有关信任、博弈、交易成本等理论工具,力图对近代天津民间借贷在近代的发展脉络以及其与近代天津的经济发展和社会变迁的互动关系进行描述。通过研究表明,近代天津民间借贷的借贷者和借贷资金广泛地分布于天津各个阶级和阶层,民间借贷对民生和工商业的发展都具有重要意义。处于社会转型时期的近代天津,民间借贷风险加大,社会信任度不高,欠债、避债以及因为民间债务导致的暴力和欺诈现象严重。近代天津高利贷现象盛行,而且社会危害逐渐加大,除了风险高和民间资金供求不平衡以及物价和市场变化的因素外,政府行为对此也有影响。近代天津的民间借贷个人日见信用缺失,保证信用应用广泛,抵押信用也日益流行。传统的民间消费和商业借贷组织和机构如合会、典当、银钱业依然在民间借贷中占有重要地位,但都出现了变迁、危机和衰落,面临着内部与外部的信任危机。典权作为一种传统的民间融资习俗,为民国法律所认可,也受到市场变化的影响。新式银行、合作社等成为民间借贷的新机构,民国时期的天津银行不仅对民间工商业借贷,一些银行也对民间消费借贷较为关注。但是,银行借贷手续繁琐,许多做法与民间习俗不相适应,银行对民间借贷也采取谨慎态度,对民间借贷的作用有限。近代天津政府对民间借贷非常关注,除了采取禁止高利贷、限制当息、立法规范民间借贷等干预措施外,政府也成立银行号规范并直接介入民间借贷。在天津出现自然灾害和市场危机的情况之下,政府还以借贷形式对民间民生和商业进行救助。但是,民间社会与政府并没有建立互相信任关系。近代天津民间借贷依然处在较为困难的形势之下。
李建中[6](2010)在《南阳县供销合作社研究(1949-2010)》文中研究说明解放以后,在1949至1953年进行了全国范围的以平均分配土地为内容的土地改革运动以后,国家开始在农村进行以农业生产合作化、农村信用合作化、农村手工业合作化、农村供销合作化为手段和内容的社会主义改造运动,希图以此在农村进行和平的社会主义革命,在农村建立社会主义经济制度。在上述四种农村合作化运动中,农业生产合作化和农村供销合作化是重中之重。就农业生产合作化而言,从1953年至1958年短短的5年间,我国农村便实现了由个体农民所有制向互助组、初级农业生产合作社、高级农业生产合作社以至人民公社的过渡。当时,国家认为人民公社是最高类型的农业生产合作社,是共产主义的雏形,它的建立和巩固将会极大地促进农业生产的发展。但是,1953年至1983年我国农业合作化的实践表明,农业合作化的初衷未能实现,农业合作化特别是政社合一的人民公社制度并没有使我国的农业生产力大幅度提高。相反,却使我国的农业生产长期徘徊不前,并一度出现了粮食匮乏的困难局面。其间有许多经验教训值得我们记取,唯有此,才能使当代我国的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少走弯路。就供销合作社而言,在长期的计划经济体制下,自1949年至1991年,各级供销合作社始终是我国县城以下农村商品流通的主渠道,它在饮食业、服务业、纯商业领域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只是从1992年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初步建立起,各级供销合作社特别是县、乡两级供销合作社才日渐衰落。在计划经济体制下,各级供销合作社虽然垄断了全国农村的商品流通,虽然表面上看似农民自己的合作经济组织,但是它在实际运作过程中具有明显的“官办”性,在很大程度上只代表国家的长远利益和全局利益,而不能很好地体现农民群众的局部利益,有时甚至侵犯了农民群众的经济利益,挫伤了生产队和农民的生产积极性,不利于农业生产的发展,不能很好地发挥流通对工农业生产的积极促进作用。如何避免并吸取计划经济体制下,供销合作事业发展过程中的经验教训,以便把三农工作搞得更好,加速我国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步伐,就成了一个急待解决的重大理论课题和实践需求。在1978年开始的改革开放的新的历史形势下,特别是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逐步建立和巩固的社会经济条件下,随着“三多一少”的流通体制和多元化的市场格局的形成,各级供销合作社日益衰落。但是,世界上其它国家农业发展的历史表明,各类合作社在加速实现传统农业向现代农业的转化过程中,占有相当重要的地位和作用,当代西欧、北美、南美、非洲、北欧、亚洲的一些国家和地区的农村各类合作社十分发达,在农业经济发展、农村建设、农民生活的改善以及农业生产、农村商品流通、农村服务等领域发挥着难以估量的效用。我国要想实现由传统农业向现代农业的转化,要想顺利推进农业增长方式的两个根本性转变,要想避免农民群众单家独户闯市场或被迫卷入市场大潮,以致自身利益屡受强势群体侵犯的被动局面的出现,实现国民经济的持续平稳发展以及社会的和谐稳定,必须加速各类农村合作社的建立和发展,以使农民在与其他阶层进行利益博弈的过程中,有真正的农民所有、农民治理、农民得利的合作经济组织、民间社团,更好地维护农民群众的切身利益。因此,探讨改革开放形势下供销合作社式微的原因和教训,提出复兴供销合作事业的新理论、新对策等,就显得尤为迫切。本论文在内容上可以说是史料翔实,结构合理,条理清晰。由于本文研究的是1949至2010年南阳县的供销合作社,时间跨度很长。因此本文采取了按时间顺序组织全文,以纵向的“条”为主要线索,对南阳县的供销合作事业进行论述的手法。文章共分十个部分,第一部分是绪论,最后一部分是结语,其他八个部分是正文,正文共分八章:第一章简单地回顾了1949年以前我国的合作事业发展史,第二章研究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创建时期的南阳县供销合作社,第三章论述了社会主义改造时期的南阳县供销合作社,第四章探讨了大跃进时期的南阳县供销合作社,第五章论证了国民经济调整时期的南阳县供销合作社,第六章分析了文化大革命时期的南阳县供销合作社,第七章叙述了徘徊中的二年南阳县的供销合作社,第八章研究了改革开放以来的南阳县供销合作社。文章从第二章到第八章对新中国成立以来各个历史时期的南阳县供销社的业务、人事、计划、统计、财务等进行了叙述、分析和研究,同时也对供销合作社领导和管理下的农村副业、农村集市贸易、农村小商小贩等进行了研究,探索了前述新中国成立以来七个不同时期内南阳县供销合作社的特点、规律以及它在南阳县的农业、商业、工业、农村副业、农民生活中的地位和作用,再现了60余年来南阳县供销合作社的曲折发展历程,总结了南阳县以至全国供销合作事业的经验教训,提出了解决当代南阳县以及全国供销合作社的困难局面的对策和理论。当然,本文在内容上并非只写“条”,不写“块”,在进行纵向研究的同时,本文采取条块结合的手法,在结语部分以“块”为主,分专题从业务、体制、管理、农村副业、农村集市、农村私商、供销社与国家的关系、供销社与工农业生产的关系、供销社与农民的关系等八个方面进行了横向概括,揭示了60余年来南阳县以至全国供销合作事业发展过程中的共性和普遍规律。本论文在研究成果和立论观点方面颇具创造性,通过八章正文的详细叙述和论证,文章在结语部分提出了以下创新性观点,总结了60余年来,甚至100年来中国合作事业的经验教训,对我国未来的合作事业的健康发展来说,具有重大的理论价值和实践意义。(一)改变了传统的对国民党领导下的国民政府推行的合作事业全盘否定的观点。文章指出,国民政府推行的合作事业有一些较好的经验很值得我们借鉴,如注重合作事业的宣传教育,不仅进行官方的宣传教育,而且允许民间社团、私营报刊、民间精英等进行关于合作事业的宣传、教育、创建等活动;注意培养和重用政权体制以外的合作社理论家和合作活动家;制定并实施各级各类合作法律、法规,而且把合作立法的基点放在国际社会公认的有关合作社的基本原则上,如团结、互助、互利、合作、联合、自愿、平等、自由、民主、博爱、不以盈利为目的等诸多方面;在政府与合作社的关系上,政府始终坚持对各类合作社虽然“引动”,但不“代动”的政策,即政府只是对合作社进行指导、监督、帮助,而不直接插手合作社的人事、业务、财务等,这使得国民政府时期的各类合作社具有较大的“民办”性质。(二)本文秉笔直书,认为1953至1983年我国推行并维护的农业合作化运动,以及在此基础上建立的人民公社制度并非十全十美,而是失误大于成功,教训大于经验。笔者指出,在农业合作化的基础上建立并长期维持的农业大集体经济和人民公社制度,并没有加速我国农业现代化的实现和农业生产力的提高,而是超越了生产力发展的实际水平和农民群众的思想觉悟水平,不利于农业和农村副业的发展,使我国农业长期处于慢性徘徊和缓慢发展之中,农民收入得不到提高,农民生活长期维持在温饱线上下,有一部分生产队长期以来只给社员分配口粮,而没有一点现金分配。(三)本文以不掩恶,不虚美的学风,首次指出计划经济体制下的供销合作社始终不是真正意义上的农民群众自己的合作商业组织,它在实质上是“官办”企业和政府的附属物,在本质上与国营商业完全一样,都是全民所有制,在人、物、财方面都由国家实行“包配”。正是由于供销合作社的官办性质,导致了计划经济体制下我国的商业工作屡屡出现“政府行为化”,使供销合作社这只用来“勾连”城市和农村的“抓手”在实际的运作过程中,屡屡违反价值规律和等价交换原则,在城乡经济交流中总是以“多购、少留”、“少供、价高”的形式偏向城市、干部职工、工业,而忽略和损伤农村、农业、农民。这种做法不利于维护农民群众的利益,有损商业工作的“专业性”,不能很好地发挥流通对生产的积极反作用,并且使商业部门的经营管理陷于混乱,增大了商业企业的亏损、贪污、盗窃,加重了国家财政对商业企业的“补贴”负担。(四)本文创造性地提出,计划经济体制下南阳县供销合作社系统的强盛不是它的正常状态,改革开放以后南阳县供销合作社系统的衰落却是它的正常状态:计划经济体制下,南阳县供销合作社系统的强盛只是一种“虚态”,它之所以强盛,是因为国家依靠行政力量维持着它在饮食业、纯商业、服务业等方面的垄断地位,国家对农民的家庭副业、自由市场、“私商”等进行了严格控制,并且绝对不允许农民弃农经商、干部职工弃工经商。在这样的背景下,尽管国营商业和供销合作社十分强大,但是全国的商业却陷入了长期的呆滞状态,整个国民经济也发展缓慢。改革开放以后国家放弃了依靠行政力量维持国营商业和供销合作社的垄断地位的做法,并且允许农民经商、干部职工经商、无业者经商、开放自由市场、放弃对“私商”的管制,最终在商业领域形成了“三多一少”的流通体制和多元化的市场格局。在这样的背景下,供销合作社衰落了,但是这种衰落正是它由“虚态”向“实态”转化的表现。因为它的衰落意味着以个体商业和私营商业为主的其它经济成分的商业主体的兴旺发达,意味着城乡人民群众可以随时得到称心如意的商品和优良的服务,意味着国家摆脱了因弥补供销合作社的亏损而长期背负的财政包袱,意味着我国的商业繁盛了,意味着整个国民经济出现了繁荣局面。表明我们终于摸索出了一条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弄明白了什么是社会主义、如何建设社会主义这一首要的理论课题。
柳建伟[7](2001)在《英雄时代》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着名青年作家柳建伟继长篇小说《北方城郭》、《突出重围》后,呕心沥血三年,奉献给读者的又一力作,与前两部作品一起构成反映中国巨变中的当代生活的“清明上河图”式的长卷《时代三部曲》。《英雄时代》以一个红色家族中几个主要人物的命运沉浮为主线,以世纪之交的北京和西南中心城市西平为舞台,以近几年影响中国历史进程的重大事件为依托,展开故事。小说直面政治、直面经济、直面人生,以大无畏的勇气、雄辩独特的思想力度、全面厚实的艺术功力,深刻地描绘了转型期中国人的生存境况,既写出了物质狂欢时代资本原始积累的血腥本质、物欲横流对正常秩序的破坏,又写出了大多数中国人对信仰的坚守、对现实的抗争、对美好未来的希冀。
王森浩[8](1990)在《振奋精神 战胜困难 做好下半年的经济工作——在省人民政府第二次全体(扩大)会议上的讲话》文中研究说明政阅[1990] 21号一九九〇年七月二十一日同志们:这次省政府全体(扩大)会议,主要任务是对照党的十三届五中全会作出的关于进一步治理整顿和深化改革的决定,和省委贯彻中央决定的实施方案,总结上半年的经济工作,部署下半年的经济工作。下面我讲三个问题。一、关于上半年的经济形势去年十二月,省委召开的五届八次全委(扩大)会议,贯彻党的十三届五中全会作
钱石昌,欧伟雄[9](1988)在《商界》文中认为 第一章掌管闸门的人 1 "本部全体人员,上午停止对外一般性业务办公,唐副行长要来召开会议。"刚刚上班,秦月双就在信贷部办公室门口看到了这个告示。乳白色的胶合板上,一行毛笔字写得工整而流利,不用问,这准是部主任袁不鸣的手迹。信贷部足足占了三大间办公室,但还是拥挤不堪。四张一组面对面的办公桌沿墙摆成一圈,中间空出的狭长地带,只容得两人对面侧身而过。办公室
王森浩[10](1987)在《在山西省深化企业改革现场会上的讲话》文中指出(一九八七年十一月二十一日)同志们:这次会议,是学习十三大的精神,总结推广长治轴承厂深化企业改革的经验,部署全省明年深化企业改革工作的重要会议,是贯彻落实十三大精神,把全省企业改革工作和经济工作推向前进的一个具体行动。几天来,大家听了王茂林同志关于学习和贯彻十三大精神,实行党政分开,深化企业改革的讲话,听了长治轴承厂深化企业改革的经验介绍,围绕如何深化我省大中型企业改革的问题进行了热烈的讨论,同时,还对省委组
二、恒康去年三季度利润增长百分之二十二(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恒康去年三季度利润增长百分之二十二(论文提纲范文)
(1)上海电台与沪剧播音研究(1949-1990)(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绪论 |
一、选题缘由 |
二、学术史回顾 |
三、理论方法与史料来源 |
四、思路与框架 |
第一章 接管与改造时期的沪剧播音(1949-1953) |
第一节 上海旧广播电台被接管前后 |
一、政府对旧广播电台的接管办法 |
二、旧广播电台被接管后的播音情况 |
第二节 私营电台改造时期的沪剧播音 |
一、从私营到公私合营时期 |
二、私营电台改造完成之际 |
小结 |
第二章 政治运动频繁时期的沪剧播音(1954-1976) |
第一节 上海电台国营化初期的沪剧播音 |
一、广播工作的改进与沪剧播音 |
二、沪剧播音的回升 |
第二节 大跃进与调整时期的沪剧播音 |
一、广播大跃进与沪剧播音 |
二、广播工作的调整与沪剧播音 |
第三节 “文革”前夕及“文革”期间的沪剧播音 |
一、“文革”前夕沪剧播音革命化 |
二、“文革”时期的沪剧播音 |
小结 |
第三章 市场化时期的沪剧播音(1977-1990) |
第一节 广播电台节目调整与改革 |
一、广播节目的改观 |
二、综合文艺节目的创办 |
第二节 沪剧播音与听众反映 |
一、沪剧播音剧目变化 |
二、沪剧播音新人辈出 |
三、听众收听爱好的变化 |
小结 |
结语 |
参考文献 |
致谢 |
(2)市值管理的证券法规制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引言 |
一、市值管理相关概念界定 |
(一)市值管理的概念与内涵 |
1、市值管理的概念及内涵 |
2、法学视角下的市值管理 |
(二)伪市值管理的内涵及特征 |
1、伪市值管理的内涵 |
2、伪市值管理的特征 |
(三)市值管理与操纵市场的离合关系 |
1、排斥关系 |
2、重合关系 |
3、灰色地带 |
二、伪市值管理的样态与成因分析 |
(一)伪市值管理的样态分析 |
1、已查处伪市值管理案件分布特征 |
2、伪市值管理的常见模式 |
(二)伪市值管理的成因分析 |
1、理论认知层面 |
2、实施保障层面 |
3、法律监管层面 |
三、完善市值管理的证券法规制 |
(一)规制主体 |
(二)规制对象 |
(三)规制手段 |
1、市值管理概念法律化 |
2、构建以信息披露为核心的治理体系 |
3、完善中小投资者保护机制 |
4、完善伪市值管理查处机制 |
结语 |
参考文献 |
攻读学位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 |
致谢 |
(3)新中国农村供销合作社研究(1949-2002)(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绪论 |
一、研究的缘起与意义 |
二、已有研究成果评述 |
三、核心概念的界定 |
四、研究的创新点及难点 |
五、研究方法 |
第一章 供销合作社的理论和实践渊源 |
一、马列经典作家关于合作社的重要论述 |
(一)马克思、恩格斯关于合作社的有关论述 |
(二)列宁的合作社理论和实践 |
二、近代中国合作运动的理论和实践 |
(一)合作思想在我国的广泛传播 |
(二)新中国成立前中共领导的合作社运动 |
第二章 农村供销合作社的兴起与扩张(1949-1952) |
一、发展农村供销合作社的政治—经济动因 |
(一)政治动因:引导农民走合作化道路 |
(二)经济动因:城乡物资交流的迫切需要 |
(三)重要因素:为工业化提供有效支撑 |
二、供销合作理论的建构与政策体系的形成 |
(一)供销合作理论的初步建构 |
(二)政策举措的密集出台 |
三、“放手发展供销合作社” |
(一)整顿老社 |
(二)发展新社 |
第三章 农村供销合作社的规范发展与功能提升(1953-1956) |
一、过渡时期总路线与供销合作社的新使命 |
(一)过渡时期总路线的提出 |
(二)供销合作社新任务的提出 |
二、基层组织体系的完善和规范管理的加强 |
(一)加强组织建设 |
(二)强化民主管理 |
(三)健全管理制度 |
三、“为农业生产服务”方针的全面贯彻 |
(一)供应生产资料 |
(二)扶持农村副业生产 |
(三)新仓经验与“结合合同”的普遍推行 |
(四)开展生产救灾 |
四、对农村私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 |
(一)改造背景和改造形式 |
(二)对农村民族资本主义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 |
(三)对农村小商小贩的社会主义改造 |
第四章 大跃进时期农村供销合作社的“下放”与 “恢复”(1957-1965) |
一、农村基层供销社下放“人民公社” |
(一)县以上机构合并及所有制性质的改变 |
(二)农村基层社“下放”人民公社 |
二、大跃进狂飙中的“大购大销”风潮 |
三、“多重压力”下农村供销合作社的恢复 |
(一)恢复供销合作社的决策过程 |
(二)供销合作系统的重建 |
四、农村供销合作社的继续发展 |
(一)“轻装上阵”——开展“三清”运动 |
(二)“强化服务功能”——开展改善经营管理运动 |
(三)“拓展服务网点”——大力发展代购代销店 |
第五章 农村供销合作社的徘徊与曲折发展(1966-1976) |
一、对供销合作社的“大批判”及后果 |
(一)“大批判”引发思想混乱 |
(二)供销合作社的组织撤并和性质变化 |
(三)“贫下中农管理农村商业”的普遍推行 |
二、在“文革”中的曲折发展 |
(一)供销合作社的再次恢复 |
(二)为稳定农业生产发挥关键作用 |
第六章 农村供销合作社的改革与发展(1977-1991) |
一、农业政策的调整与供销合作社改革的有关争论 |
(一)农业政策的调整与农村市场的变化 |
(二)改革大潮中供销合作社改革方向的有关争论 |
二、二十世纪80年代供销合作社经营管理体制改革历程 |
(一)恢复“三性”,启动供销合作社改革(1979-1983) |
(二)实行“五个突破”,变“官办”为“民办”(1984-1985) |
(三)抓好“六个发展”,建立综合服务体系(1986-1991) |
三、二十世纪80年代农村供销合作社改革的总体评价 |
第七章 农村供销合作社的“脱困”与“新生”(1992-2002) |
一、农村供销合作社陷入经营困境 |
(一)二十世纪90年代初期农村供销社陷入经营困境 |
(二)农村供销合作社陷入困境的多维分析 |
二、全行业扭亏为盈目标的实现 |
(一)《关于深化供销合作社改革的决定》指明方向路径 |
(二)中华全国供销合作总社的恢复为“脱困”提供组织保障 |
(三)党和政府的大力扶持为脱困提供政策保障 |
三、农村供销合作社的创新发展 |
第八章 农村供销合作社的历史作用和基本经验 |
一、农村供销合作社的历史作用 |
二、农村供销合作社发展演进的基本经验 |
参考文献 |
致谢 |
(4)反哺与责任:解放以来上海支援全国研究 ——以人力、财物和技术设备的输出为中心(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目录 |
导言 |
一、 研究意义 |
二、 相关概念及题意的说明 |
三、 研究现状 |
四、 研究框架及内容的设定与说明 |
五、 本文在前人研究基础上的几点推进(创新之处) |
六、 研究方法 |
七、 其他需要说明的问题 |
第一章 上海与全国经济联动关系的历史概况 |
第一节 上海发展及其历史地位的演变 |
第二节 解放以来全国支援上海的发展过程 |
第三节 解放以来上海支援全国的发展历程 |
本章小结 |
第二章 上海支援全国的初步开展(1949——1958) |
第一节 支援治淮:“开国治水”中的上海力量 |
第二节 20 世纪 50 年代上海工厂内迁 |
第三节 “一五时期”上海支援国家重点工程建设 |
第四节 支援内地高等教育事业——以上海交通大学西迁为例 |
第五节 20 世纪 50 年代上海支援全国文化事业 |
本章小结 |
第三章 上海支援全国的进一步开展(1958——1978) |
第一节 上海与“全国一盘棋”方针 |
第二节 20 世纪六十年代上海知识青年支援新疆农业建设 |
第三节 20 世纪六七十年代上海市支援全国三线建设 |
第四节 上海支援 1976 年唐山大地震抗震救灾 |
本章小结 |
第四章 支援福建:上海支援全国的个案研究 |
第一节 1949 年上海组建南下服务团 |
第二节 上海对福建工业建设的协作与支援 |
本章小结 |
第五章 改革开放后上海支援全国的延续和发展 |
第一节 改革开放后“上海支援全国”历史语境的变迁 |
第二节 内联协作与对口支援 |
第三节 改革开放后全国防疫和救灾中的上海力量——以防治“非典”和“5·12”地震救灾为中心 |
本章小结 |
结语 |
参考文献 |
附录部分 |
附录一:上海支援全国大事年表 |
附录二:市委整顿金融业工作委员会动员上海金融业职工 2000 人参加西北区行工作总结报告(节选) |
附录三:上海支援广西的迁厂工作总结 |
作者在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公开出版的专着及发表的论文 |
作者在攻读博士学位期间所参加或主持的科研项目 |
后记 |
(5)近代天津民间借贷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绪论 |
一、 选题的意义和学术史回顾 |
二、 资料和文献 |
三、 理论与方法 |
第一章 近代天津城市的发展变迁与民间借贷网络 |
第一节 近代天津城市的经济社会变迁与民间借贷网络的构成 |
一、 社会变迁与城市民间借贷 |
二、 工商业发展与城市民间借贷 |
三、 近代天津民间借贷金融网络 |
第二节 从“熟人社会”走向“生人社会”中的民间借贷 |
一、 家族与借贷 |
二、 兄弟、夫妇、亲戚、朋友、邻居、同乡与民间借贷 |
三、 从“五方杂处”到“中外杂居” |
第三节 高利贷 |
一、 高利贷产生的原因 |
二、 高利贷的资金来源 |
三、 高利贷的利率与形式 |
四、 高利贷的社会影响 |
五、 政府对高利贷的治理 |
小结 |
第二章 近代民间私人借贷 |
第一节 民间私人消费借贷 |
一、 借贷物 |
二、 借贷的信用方式 |
三、 借贷的利息 |
四、 借贷的偿还 |
第二节 民间商业借贷 |
一、 借贷来源及利率 |
二、 借贷的方式 |
三、 借贷的拖欠与追偿 |
小结 |
第三章 独特的民间不动产典当制度:典权 |
第一节 出典 |
第二节 典后典主和承典人的权利和义务 |
第三节 典权的消灭 |
第四节 典权与其他民间交易形式 |
第五节 近代国家对典权的管理和规范 |
小结 |
第四章 近代民间借贷组织:合会 |
第一节 合会概述 |
第二节 信任的崩溃:民国时期天津城市丧葬类合会的蜕变兴衰 |
一、 危机 |
二、 畸变 |
三、 崩会 |
四、 余波 |
五、 余论 |
小结 |
第五章 “穷人的后门”:近代典当业 |
第一节 典当业的定义和类型 |
一、 典当业的起源与沿革 |
二、 典当业的定义 |
三、 当业的类型和帮派 |
第二节 典当业的组织与运作 |
一、 典当业建立的程序 |
二、 典当业的运作 |
第三节 当息的博弈 |
一、 清末及北洋政府时期关于当息的博弈 |
二、 南京国民政府前期关于当息的博弈 |
三、 日伪时期关于当息的博弈 |
四、 抗战胜利后关于当息的博弈 |
五、 结语 |
小结 |
第六章 “百业之主”:钱业与民间借贷 |
第一节 钱庄与民间借贷 |
一、 钱庄沿革概述 |
二、 钱业的帮派 |
三、 资本与组织 |
四、 钱庄的功能:以放款为中心 |
五、 钱庄的利息 |
第二节 票号与民间借贷 |
一、 票号的兴起 |
二、 票号的组织与功能——以放款为中心 |
三、 票号与银号的关系 |
第三节 其他商业借贷机构 |
一、 账局 |
二、 牙行 |
三、 金店 |
四、 仓库 |
五、 货栈 |
小结 |
第七章 新式金融机构与民间借贷 |
第一节 银行与民间借贷 |
一、 近代银行的概况 |
二、 银行借贷的特点、方式与利息 |
三、 银行借贷的偿还 |
第二节 关注民生:银行的小额借贷 |
一、 小额借贷 |
二、 新华储蓄银行的小额借贷 |
小结 |
第八章 国家与民间借贷 |
第一节 政府对民间借贷介入 |
一、 清末政府与民间借贷 |
二、 民国政府与民间借贷 |
第二节 官商合办小本借贷 |
一、 仓促上马:小本借贷处的成立 |
二、 慈善与谋利:借款中的官商博弈 |
三、 小本借贷处的实际运作 |
四、 视阈融合:官商在借贷处中的重新定位 |
五、 小本借贷处的绩效与不足 |
六、 余论 |
小结 |
结语 |
参考文献 |
致谢 |
个人简历和文章发表 |
(6)南阳县供销合作社研究(1949-2010)(论文提纲范文)
中文摘要 |
英文摘要 |
绪论 |
一 选题缘由 |
二 学术史回顾 |
三 史料与方法 |
四 论文思路与框架 |
第一章 中国合作事业的历史回溯 |
第一节 国民政府时期的合作事业 |
一 国民政府时期合作事业的发展概况 |
二 国民政府时期合作事业的特点 |
第二节 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早期合作运动 |
一 毛泽东的合作社理论 |
二 刘少奇的合作社理论 |
三 1921至1949年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合作运动 |
第二章 中华人民共和国创建时期的南阳县供销合作社(1949-1953) |
第一节 先天不足的产儿:自上而下建立供销合作社 |
一 自上而下的组导工作 |
二 先天不足与后天变异 |
第二节 探索之中的业务经营 |
一 业务经营概况 |
二 业务经营中的两个特点 |
三 业务经营中的问题 |
第三节 业务经营的中轴线:计划统计制度的奠基 |
一 全国总社对计统制度的宏观勾勒 |
二 南阳县供销合作社先天计统工作的加强 |
第四节 经营效益的晴雨表:财务制度的创立 |
一 全国总社有关财务工作的原则性规定 |
二 南阳县供销社系统财务管理制度的建立 |
第五节 生产救灾与增产节约 |
一 生产救灾运动 |
二 增产节约运动 |
第六节 官办抑或民办 |
第三章 社会主义改造时期的南阳县供销合作社(19541957) |
第一节 业务经营范围的相对固定 |
一 供销社的三大任务 |
二 供应业务分析 |
三 收购与推销业务分析 |
第二节 领导农村市场 |
一 占据农村市场领导地位 |
二 领导农村私商的社会主义改造 |
三 合理安排农村市场 |
四 开放与管理农村自由市场 |
第三节 由支持生产救灾到支持农村发展多种经营 |
一 支持灾区生产自救 |
二 支持农村发展多种经营 |
第四节 年复一年的增产节约运动 |
一 开展增产节约运动的目的和原因 |
二 增产节约运动的内容 |
第四章 大跃进时期的南阳县农村商业(19581960) |
第一节 商业"革新"运动 |
一 商业体制的革新 |
二 商业技术革新 |
第二节 跳出商业圈子大办工业 |
一 商办工业兴起的原因 |
二 建厂情况概论 |
第三节 得不偿失的支持人民公社发展多种经营运动 |
一 支持人民公社大办工厂 |
二 贻笑大方的副食品大生产运动 |
第四节 业务分析:支持工农业大跃进掀起购销狂潮 |
一 掀起生产资料供应狂潮 |
二 向工农业劳动大军提供各种各样的生活资料和服务 |
三 农副产品收购:向农副土特废品"进军" |
第五节 评大跃进时期的商业 |
一 政治挂帅的消极作用 |
二 大购大销的严重后果 |
第五章 国民经济调整时期的南阳县供销合作社(19611965) |
第一节 业务经营 |
一 商业调整概论 |
二 供销社主营的大类商品的购销原则 |
三 忙于救灾的1961年 |
四 开始恢复的1962年 |
五 恢复任务的完成 |
第二节 农村私商问题 |
一 农村私商问题的由来 |
二 由改造到领导 |
三 由领导到挤压 |
第三节 开放集市贸易 |
一 我国农村商业体制回溯 |
二 国家有关农村集市贸易的政策规定 |
三 南阳县开放农村集市贸易的个案分析 |
第四节 饮下大跃进酿造的苦酒 |
一 反对商品"走后门"运动 |
二 商品"三清"运动 |
三 改善经营管理运动 |
第五节 大队代购代销点的建立 |
一 建立的背景 |
二 性质和任务 |
三 业务经营及财务管理 |
四 代购代销员 |
五 领导管理 |
第六节 支持农村发展多种经营 |
一 中央政府有关发展农村多种经营的方针政策 |
二 供销社系统支持农村多种经营的措施 |
三 南阳县农村多种经营发展概况 |
四 不该消逝的副业"单干" |
第六章 文化大革命时期的南阳县供销合作社(19661976) |
第一节 商业系统的文化大革命 |
一 "批" |
二 "树" |
三 "改" |
第二节 业务经营分析 |
一 服务农业生产 |
二 服务农民生活 |
第三节 支持农村发展多种经营 |
一 大力支持社队集体副业的发展 |
二 社员家庭副业的尴尬处境 |
第四节 农村私商问题 |
一 对私指导思想 |
二 对私政策 |
三 对私商的冲击 |
四 南阳县处理私商问题的个案分析 |
第五节 集市贸易问题 |
第七章 徘徊时期的南阳县供销合作社(1976-1978) |
第一节 "双学一推"运动 |
一 搞好"学、揭、批" |
二 做好企业整顿 |
三 大树先进典型 |
第二节 集市贸易问题 |
一 狠批"四人帮"炮制的哈尔套经验 |
二 徘徊中的集市贸易政策 |
第三节 业务经营分析 |
一 农业生产资料的供应工作 |
二 农民生活资料的供应工作 |
三 农副土特产品的收购工作 |
第四节 支持农村发展多种经营 |
一 以购促产 |
二 抓好商品基地建设 |
三 支持社队企业的发展 |
四 南阳县农村多种经营发展概况 |
第八章 改革开放时期的南阳县供销合作社(1979-2010) |
第一节 南阳县供销合作社的改革 |
一 改革的背景 |
二 改革的内容 |
三 评供销合作社的改革 |
第二节 业务经营分析 |
一 业务经营概览 |
二 棉花经营 |
三 农资供应 |
第三节 官办转民办的尝试 |
一 股金风波 |
二 领办农村专业合作社 |
三 强化为农服务功能 |
结语 |
一 百年回眸 |
二 展望未来 |
征引文献 |
后记 |
四、恒康去年三季度利润增长百分之二十二(论文参考文献)
- [1]上海电台与沪剧播音研究(1949-1990)[D]. 张慧玲. 上海师范大学, 2020(07)
- [2]市值管理的证券法规制研究[D]. 高晨. 安徽大学, 2020(08)
- [3]新中国农村供销合作社研究(1949-2002)[D]. 李攀. 中共中央党校, 2019(01)
- [4]反哺与责任:解放以来上海支援全国研究 ——以人力、财物和技术设备的输出为中心[D]. 谢忠强. 上海大学, 2014(02)
- [5]近代天津民间借贷研究[D]. 冯剑. 南开大学, 2012(07)
- [6]南阳县供销合作社研究(1949-2010)[D]. 李建中. 南京大学, 2010(08)
- [7]英雄时代[J]. 柳建伟. 中国作家, 2001(04)
- [8]振奋精神 战胜困难 做好下半年的经济工作——在省人民政府第二次全体(扩大)会议上的讲话[J]. 王森浩. 山西政报, 1990(09)
- [9]商界[J]. 钱石昌,欧伟雄. 当代, 1988(03)
- [10]在山西省深化企业改革现场会上的讲话[J]. 王森浩. 山西政报, 1987(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