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2004年10月中国数码相机市场价格走势分析报告（论文文献综述）
闫博[1]（2021）在《后发展国家市场化利率形成与调控机制构建 ——国际经验与中国实践》文中指出改革开放至今,中国经济之所以能够取得令世人瞩目的成绩,最为宝贵的一条经验就是通过渐进式改革,逐步让市场机制在资源配置中发挥决定性作用。在改革的顺序上,是先一般商品价格、后生产要素价格;在改革的路径上,是先双轨、后并轨。与其他经济领域的改革类似,利率市场化改革作为纵贯中国金融改革历程持续时间最久、覆盖范围最广、因此影响也最为深远的一项改革,凸显了渐进式改革的特征。在2015年放开存款利率行政管制后,正式进入了构建与市场相适应的利率形成与调控机制的攻坚阶段。为此,如何构建这一机制,不仅关乎中国利率市场化改革的最终成败,而且也决定了整个金融改革的成败。由此决定了中国货币政策当局、金融市场主体以及学术界,都高度关注这一重大问题。由于这场改革是始于20世纪70年代发达国家的“放松金融管制”、特别是后发展国家的“金融深化”（亦即“金融自由化”）的继续。为此,从全球的视角,即通过对主要发达国家和后发展国家的市场化利率形成及调控机制构建的实践和经验展开考察,研究中国如何通过渐进的方式构建市场化利率形成与调控机制,不仅具有理论意义,而且更具有现实意义。本文第2章通过对货币政策有关概念的界定厘清以及相关理论和研究成果的梳理,试图勾勒出一个较为完整的价格型货币政策调控模式基本框架。一方面,从货币决策理论与货币操作实践始终存在所谓的“两分法”这一实际出发,在厘清并界定货币政策框架有关基本概念和相关理论后发现,如何选取以及选取何种货币政策工具并非最主要的问题。因为这主要与一国金融体系发展的历史沿革、金融市场健全发育程度以及货币政策当局决策的习惯偏好有关;而货币政策操作目标一直被视为一国货币政策作用于实体经济的逻辑起点。为此,属性的选择才是区分数量型调控或价格型调控的根本依据。另一方面,无论是过去传统的货币政策操作,还是近年来涌现出的大量非常规性货币政策操作,都是以短端（主要是隔夜）货币市场利率作为最主要的货币政策操作目标,是各国中央银行坚持践行的操作准则。在此基础上,本章逐步勾勒出中央银行依靠调节短端（隔夜）基准利率（货币政策操作目标）,依靠利率走廊调控机制以及公开市场操作,充分发挥流动性效应和预期效应,引导货币市场利率趋于货币政策当局的合意区间,从而推动基准收益率曲线发生相应变化,以此影响各类金融产品定价和市场主体行为,进而改变投资和消费,最终实现货币政策最终目标的逻辑主线和基本框架。本文将遵循这一逻辑主线,结合中国的实际,对其中的关键环节和重要节点进行研究。第3章以美国、欧元区以及印度、土耳其为例,论述了发达国家与后发展国家市场化利率的形成以及调控实践。首先,无论是发达国家还是后发展国家,都实施了以取消利率管制为主要内容的利率自由化。利率管制的取消对于提高经济运行效率,推动市场在资源配置中发挥决定性作用具有重要意义。但是应当看到,利率市场化仅仅是市场化利率形成以及调控机制建设的必要条件而非充分条件。除此以外,还要求货币政策框架也相应转型。其次,在实施货币政策框架转型的过程中,这些国家都最终选择了以短端（隔夜）利率作为货币政策操作目标的价格型调控模式。然而不同的是,美联储选择货币市场基准利率目标作为央行短端基准利率,希望市场主体通过阅读央行设定目标利率水平与实际利率偏离所表达的货币政策立场形成相应预期,由此做出更加高效合理的决策;而欧元区、印度和土耳其央行则选择中央银行与金融机构开展的特定期限业务利率作为央行短端基准利率,希望利用更加容易控制的业务利率保留一定操作的灵活性和主动性。应该说,不同模式的选择本身并无优劣之分,主要取决于一国金融市场发展水平以及市场交易习惯。最后,在市场化利率调控机制的构建上,这些国家又都相继建立健全了利率走廊调控机制。但是其结果则不尽相同:美国和欧元区货币市场利率调控效果比印度和土耳其好;土耳其为应对资本外流,引入了新的具有实验特征的货币政策框架,以此尝试挑战“蒙代尔不可能三角”,最终以失败告终。由此可见,构建市场化利率形成和调控机制,无论是发达国家还是后发展国家,虽然从表面上看相似之处较多,但效果差异的背后蕴含着深刻的客观规律,其成功的经验和失败的教训都值得记取。第4章在梳理发达经济体和后发展经济体货币政策操作实践的基础上,归纳总结了建立健全市场化利率形成与调控机制的经验:第一,在货币政策决策层面,应当给予中央银行更大、更多、更加独立自主的政策制定权,并且在货币政策具体执行实施过程中,不受或较少受到外界干扰。在此基础上,中央银行应当建立健全更加科学高效透明的决策机制,并尽可能通过多种渠道和方式,采取定期或不定期的频率,对外公布货币政策执行情况以及前瞻和愿景,以此有效引导各类市场主体的预期,最终达到事半功倍的调控效果。第二,在货币政策操作层面,货币政策框架从以数量为主向以价格为主转型势在必行,其中最为关键的核心,是要逐步推动实现货币政策操作目标向短端（隔夜）利率转换。与此同时,建立健全利率走廊调控机制,并始终注重其与公开市场操作的协调配合。由于这种政策组合有助于降低公开市场操作的使用频率及操作成本,能够消除因市场摩擦对短端利率调控带来的诸多影响,因此已经成为发挥流动性效应与预期效应相一致的最佳选择。第三,在货币政策传导层面,遵循国际短端市场基准利率的改革趋势,遴选覆盖范围更加宽广、隔夜期限、有质押担保的回购利率作为短端市场基准利率。在此基础上,应当通过多种渠道,持续树立并巩固提高该利率在整个利率体系中的基准地位以及不断扩大其在各类金融产品定价方面的应用。与此同时,多策并举,建立一个期限结构相对完整、市场流动性较强、产品内容丰富、交易主体广泛多元的具有一定广度和深度的金融市场体系,完善市场基准收益率曲线。第四,在利率走廊调控机制的构建上,“走廊”的上限应当设计为匿名申请制,且有较为宽泛的抵押资产清单。“走廊”的下限可以根据一国准备金缴存实际,选择清算账户余额利率或超额准备金利率（在极端情况下也可选择隔夜逆回购利率）。政策利率应该与一国货币政策操作目标的选择模式相关,但是在利率期限、决策方式（频率）等方面,应该与利率走廊上、下限保持一致。政策利率对货币市场利率的引导调控作用是其遴选的重要参考标准。同时,利率走廊形态并无好坏优劣之分,本质上应该是能够适应经济和金融形势的变化,实现货币政策当局调节短端利率波动的初衷。但是在设立初期,应本着简单规范便于操作的原则,从而使各类市场主体形成成熟稳定的利率走廊调控预期。第5章在厘定基准利率含义、分类以及中央银行基准利率选择偏好的基础上,以政策利率和市场利率分析为例,结合中国的实际,对央行基准利率的不同选择模式进行了较为全面的分析。作者认为:一方面,如果选择货币市场利率目标作为基准利率,根据利率期限结构预期理论、国际实践以及对中国数据的实证检验,选择隔夜期限利率较为科学合理。此时央行基准利率与货币政策操作目标重合于R001（或DR001）目标水平,类似于美联储的模式。值得注意的是,R操作对象除了存款类金融机构,还包含了大量非银行金融机构,抵押品相对宽泛,市场代表性更强;而DR则仅限于存款类金融机构,抵押品范围较窄但质量要求较高,能够最大限度降低因抵质押品质量优劣以及交易对手信用风险多寡对利率波动带来的影响,无风险性以及基准性更强。特别是自2016年以来,中国人民银行频繁强调DR在我国市场基准利率遴选培育过程中的积极作用和重要地位,表明央行货币政策操作目标有逐渐转换到存款类金融机构之间交易的倾向。由此R与DR一度分化明显。为此,从货币当局的政策引导和偏好习惯上看,DR001目标成为央行基准利率（操作目标）的可能性更大;从市场代表性（或引导更大范围内货币市场利率水平）看,R001更为合适。另一方面,如果选择央行特定期限业务利率作为中央银行基准利率,当前比较合适的是公开市场7天逆回购利率。这种选择也更加符合我国央行更加倾向于开展7天期限市场操作的偏好。但选择7天期限利率作为操作目标期限,显然与利率期限结构预期理论以及当前各国均以隔夜利率作为操作目标的经验不符。然而,现实中同样采取特定期限业务利率作为基准利率的英格兰银行,历史上也曾经开展过多品种、多期限的公开市场操作,最终才逐步收敛到短端（隔夜）公开市场操作,并将其作为基准利率。第6章基于价格型货币政策调控的基本框架,通过实证分析,进一步论证了短端基准利率选择以及短端基准利率向中长期利率传导的有关问题。一方面,在短端基准利率选择的实证分析上,如果央行基准利率选择货币市场基准利率目标模式,从货币市场基准利率属性出发,实证结果表明,R001与DR001均具备较好的基准性、市场代表性、稳定性、无风险性以及与实体经济相关性等特征,在技术性上都具备成为央行短端基准利率的条件;但是DR001目标作为基准利率更加具有政策指向性,而R001目标更具有市场代表性。在实践操作中,建议对所有机构（特别是除存款类金融机构外）一视同仁,平滑因市场分割导致DR与R分化,畅通利率传导。同时,更加关注短端（特别是隔夜）市场利率稳定,并逐步将短端（特别是隔夜）利率作为货币政策操作目标,最终如何选择应适时追踪央行后续政策取向以及市场接受程度为宜。如果央行基准利率选择特定期限业务利率模式,实证检验结果表明,7天逆回购利率能够较好引导短端市场（基准）利率以及相关期限货币市场利率。在实践操作中,可以参考欧元区央行的做法,暂不公布货币政策操作目标,多渠道引导金融机构通过识别7天逆回购利率与R007/DR007（或R001/DR001）之间的基差来判断货币当局政策立场变化,以此实现利率调控的意图,并适时考察上述过程中市场主体变化,择机论证有无将其逐步转向短端（隔夜）公开市场操作并将其作为基准利率的可能性,从而更好地符合利率期限结构预期理论以及国际经验。另一方面,在向中长期利率的传导上,基于弹性分析以及SVAR脉冲响应分析结果表明,选定的短端市场基准利率对不同期限国债收益率均能产生影响;但是随着期限的增加,利率传导效果呈现逐渐衰减趋势。同时,随着利率市场化改革的逐步深入,金融体系日益健全,各类微观主体对利率的敏感性持续增强,短端利率向中长期利率传导效果已经明显提升,利率传导机制更加通畅高效。实证检验结果为市场化利率形成和调控机制的构建奠定了坚实的技术保障。第7章从中国金融体系以银行间接融资为主这一实际出发,重点聚焦信贷市场市场化利率形成机制的构建。一方面,中国人民银行虽然已经正式宣布完全放开存贷款利率行政管制,但出于多方面考虑,作为过渡时期措施仍保留存贷款基准利率这一货币政策工具,利率体系双轨制的特征依然存在,主要表现为金融机构变向通过行为协同参考贷款基准利率定价。同时,由于资金来源的属性不同,银行内部资产仍采取存贷款基准利率与市场利率双轨并行的方式定价,市场利率与贷款利率的变化难以一致。这种利率双轨制的基础已经由此前的行政约束转变为当前的市场主体的惯性适应,并且对经济发展、乃至各类社会主体的融资造成诸多不利影响。基于TVP-VAR分析的结果也表明,在这种隐性利率双轨制时期,短端利率向中长端利率传导效果不佳,向价格水平传导的效果也不够显着。另一方面,中国人民银行以贷款利率双轨合一为突破口,推动市场利率与贷款利率并轨,牵头推进以新的报价原则、新的报价行、新的期限品种、新的形成方式和新的报价频率为主要内容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LPR）形成机制改革。其中最为显着的特点,在于将此前LPR锚定贷款基准利率,转换为锚定“中期借贷便利”（MLF）利率,并多策并举推出配套措施,持续巩固和强化“贷款市场报价利率”（LPR）的基准地位和作用。这对于健全央行的利率调控体系、疏通利率传导机制以及快速稳健实施贷款利率并轨、乃至下阶段实现存款利率的并轨,都具有重大的意义。第8章在简要回顾中国利率调控机制演变历程的基础上,对当前我国的隐性利率走廊调控机制的构建进行了较为深入的研究。一方面,遵循价格型调控操作主流模式,央行一直在持续推进利率走廊的建设。经过中国人民银行的持续政策指引以及不断完善,当前利率走廊正处于隐性建设阶段,且相关技术储备已初具雏形:隔夜“常备借贷便利”（SLF）被设计成为利率走廊上限;由于我国一直实施存款准备金制度,因此超额准备金利率作为利率走廊下限较为合适;而在我国尚未明确央行短端基准利率是选择市场基准利率目标还是特定期限操作业务利率的情况下,本着审慎原则,央行7天逆回购利率和DR（R）目标都具备政策利率的技术准备。从上述假设变量构建的隐性利率走廊运行效果看,我国货币市场利率水平和波动性均呈下降趋势,利率走廊调控机制的效果初步显现。另一方面,从已经实施利率走廊的国家实践经验来看,利率走廊本质上应该是一种预期管理工具,因此需要央行与市场主体经历一个渐进式的自适应过程。着眼于建立健全我国未来的利率走廊调控机制,聚焦当前利率走廊运行的实际情况,本文认为:第一,应更加注重货币市场整体利率水平稳定。在重点关注存款类金融机构融资利率稳定的同时,中国人民银行应当通过扩大一级交易商范围,将非银行机构纳入其中,或由其直接参与货币市场交易,以此统筹兼顾货币市场整体利率稳定。第二,扩大“常备借贷便利”（SLF）操作主体范围,并不断完善质押品制度,持续巩固“常备借贷便利”（SLF）作为利率走廊上限的功能作用。第三,适时明确我国央行短端基准利率,并通过合理的政策引导及宣示,适当的公开市场操作和利率走廊调控,持续向市场传递央行政策意图。在条件成熟时,探索将政策利率期限由7天转向隔夜期限,以此更好地符合利率期限结构预期理论以及调节货币市场隔夜利率的政策初衷。第四,逐步消化过高的法定存款准备金。通过货币政策当局以及市场主体的共同努力,尽快完成这个渐进式自适应过程,最终完成由隐性建立到显性确立的过程。第9章为全文的主要结论与政策建议。在对全文的研究进行系统总结的基础上,提出了三个建议:第一,应切实提高货币政策的独立性以及前瞻性。其主要政策措施包括:根据宏观调控以及经济发展需要,逐步收敛过多的货币政策最终目标至1-2个;赋予中国人民银行更多的货币政策决策权,逐步提高利率政策决策的科学性和透明度;充分发挥预期效应,通过多种渠道、多策并举,切实提高央行与市场各类主体沟通效果,增强货币政策透明度以及前瞻引导能力。第二,持续突出价格型货币政策工具的使用。其主要政策措施包括:逐步收敛过多的货币政策工具,避免政策工具使用碎片化、操作短期化以及释放信号相悖等问题,更加注重价格型货币政策工具的使用;尽快明确中央银行短端基准利率,并适时推动货币政策框架相应以新的基准利率目标为核心开展相关操作;加强测算我国自然利率,并逐步探索切实符合我国实际的合理利率水平,以此根据产出缺口开展相关操作及调控;在继续广泛推进LPR应用贷款利率定价的同时,进一步培育以DR为代表的银行间基准利率体系建设,提高国债发行频率,以此加快培育市场基准利率,并不断完善国债收益率曲线。第三,着力增强配套措施建设。其主要政策措施包括:逐步消化此前过高的法定存款准备金,并将其降低至一个合理区间水平。同时,将使用存款准备金率政策工具的落脚点由此前的稳定市场流动性,转变为稳定货币市场利率;加快引导各类金融机构强化市场定价机制建设;加快推进汇率市场化改革;严格规范推进地方政府融资平台实施全口径预算约束管理;加强财政配套政策支持,优化国债发行期限结构,提高国债发行频率,着力增强债券市场的流动性。本文的创新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第一,相对于既有研究绝大多数对央行短端基准利率选择模式不够全面、清晰、准确的实际,本文通过定性分析与定量分析相结合的方式,比较全面、客观地阐述了中央银行短端基准利率选择货币市场基准利率目标或者特定期限业务利率两种模式有关问题,将对这一问题的研究推进了一步;第二,相对于既有研究绝大多数将市场化利率形成机制以及利率走廊调控机制独立研究而言,本文抓住央行短端基准利率这个共同逻辑起点,并以此为源点,将市场化利率形成及调控机制二者进行有机统筹,以更宽广的视野和格局,对我国货币政策以数量调控为主向价格型调控转型进行了比较深入的研究。
王国志[2]（2021）在《经济不确定性、经济周期与货币政策有效性研究》文中研究指明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向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迈进的历史新征程中,国内外政治经济环境发生了显着的变化,一个突出表现就是国内外经济不确定性事件频繁发生,导致我国经济周期运行的波动性加剧,货币政策调控难度加大,因此科学研判经济不确定性对经济周期和货币政策有效性的影响对于提升宏观调控有效性推动高质量发展具有理论和现实意义。本文遵循“文献梳理——理论分析——现状测度——实证研究——理论拓展”的总体研究框架,综合采用文献分析、理论梳理、指数测算、动态计量实证研究、DSGE理论模拟等方法对经济不确定性、经济周期与货币政策调控之间勾稽关系的规律性特征开展理论和实证研究。本文首先从理论层面梳理了经济不确定性概念的起源、界定及其度量,分析经济不确定性对经济周期影响的理论机制、经济不确定性对货币政策有效性影响的理论机制以及不同经济周期下货币政策调控的相关理论,奠定全文研究的理论基础。综合现有文献来看,可以将经济不确定性的基本概念界定为经济主体对未来的发生事件的无法预测性,衡量经济不确定性程度的方法主要包括运用现有的经济变量作为代理变量、运用专业人士对未来经济预测的分歧程度、运用现代信息技术和大数据合成指数法、运用大数据爬虫抓取报纸关键词方法、运用高维宏观数据提取共同因子的方法等5种方法,其中后两种方法被广泛使用。理论机制分析结果显示,经济不确定性对经济周期的影响机制主要包括投资期权机制、预防储蓄机制、金融摩擦机制、信息传递机制、长期投资机制、H-A传导机制等6个方面,经济不确定性冲击对经济周期和货币政策调控具有显着影响。不同经济周期理论下的货币政策调控理论也存在显着差异,催生了不同的货币政策规则。其次,本文测度了我国经济周期指数,分析了经济不确定性和经济周期之间的动态关联机制。结果显示,中国经济不确定性指数走高的时点大多与特定的经济政治事件相关联,1996年1月至2020年6月期间我国一共经历了3轮完整的经济周期,第四轮经济周期尚未结束。时变格兰杰因果关系检验结果显示,在经济不确定性较高时,经济不确定性对经济周期具有一定的预测性;在经济周期交替变化的时点,经济周期对经济不确定性具有一定的预测性。动态条件相关系数分析结果显示,经济不确定性与经济周期之间具有较为显着的负向动态条件相关性,在经济紧缩期经济不确定性波动剧烈,而在经济扩张期经济不确定性波动平稳。动态溢出指数分析结果显示,经济不确定性与经济周期之间存在显着的时变动态溢出效应,且经济周期波动加大了经济不确定性,经济不确定性同样加剧了经济周期波动。第三,本文构建了MS-AR模型将我国经济不确定性指数划分为三区制,在此基础上构建LT-TVP-VAR模型分析了货币政策在不同程度经济不确定性冲击时的反应及其调控效果,得出如下结论:（1）经济不确定性冲击对数量型和价格型货币政策存在正向时变冲击效应,但在经济不确定性的低、中、高区制下调控效果存在较大差异。（2）在经济不确定性处于低区制时数量型政策在调控产出缺口方面效果比较明显。当经济不确定性处于中高区制时价格型货币政策对产出缺口实施反周期调控的效果比较明显。（3）在经济不确定性处于低区制时数量型和价格型货币政策对通胀缺口调控效果较好,在中、高区制时数量型货币政策对通胀的调控存在局限性,而价格型货币政策对通胀缺口实施反周期调控效果更优。第四,本文构建TH-SVAR和SEIVAR模型实证分析了经济周期不同阶段货币政策调控的有效性和非对称性。基于TH-SVAR模型的研究结果显示,同一货币政策工具在相同经济周期阶段对产出和通胀的调控效应具有对称性,但不同货币政策工具在经济周期不同阶段下调控效果呈现出非对称特征。数量型和价格型货币政策在经济扩张期调控效应优于经济收缩期。经济扩张期价格型货币政策对产出调控效果优于数量型货币政策,数量型货币政策对通胀调控效果优于价格型货币政策。经济收缩期两种政策工具对产出与通胀的调控效果相对复杂。基于SEIVAR模型的研究结果表明,在经济周期不同阶段下货币政策对通胀和产出的调控效果存在显着差异和非对称特征。数量型货币政策对通胀调控更为有效,价格型货币政策对产出调控更为有效。数量型货币政策在经济收缩期对通胀和产出的调控效应优于经济扩张期。价格型货币政策在经济收缩期对通胀的调控效应更加符合政策预期。价格型货币政策对产出的调控在经济收缩期优于经济扩张期。最后,本文构建了包含预期因素和异质冲击的DSGE模型探讨了货币政策有效性问题,得出如下结论:（1）当模型中引入政策预期因素后可以与数据实现较好的拟合,且预期冲击形式的有效识别使得工具变量对目标变量波动的反应程度均出现了不同程度的变化。（2）通胀对利率工具调控较为敏感,数量工具调控对产出的影响作用相对较大,然而数量冲击下产出易出现逆向波动降低调控有效性。当对预期冲击和非预期冲击进行识别后,工具变量的预期冲击对目标变量波动的影响作用均有所增加,且目标变量收敛周期均有所缩短。（3）影响产出和通胀波动的占优冲击来源分别为数量政策和利率政策,对冲击来源结构的有效分解可以提升货币政策的有效性。根据以上研究结果和我国经济金融发展及货币政策调控实践,本文提出如下政策建议:（1）准确识别经济不确定性冲击,稳定经济政策预期,以政策确定性应对经济不确定性。（2）优化货币政策量价配合机制,强化政策工具间的组合协调。（3）加强对微观主体的预期管理和舆论引导,提升货币政策调控的有效性。
雷泽坤[3]（2020）在《特征价格指数编制法的改进与应用研究 ——基于电商平台大数据的实证分析》文中指出价格指数反映价格的相对变化趋势,要想得到准确的价格指数,关键在于确保样本的“同质可比性”,而由于质量变化所引起的价格变化不应在价格指数中反映,需要在价格指数构建的过程中剔除属于核算中物量变化的范畴。特征价格法可以避免传统匹配法由主观因素造成的偏差,是一种较为有效的质量调整法。然而,随着新一代信息技术的快速成长,促使产品更替速度加快、功能增强、质量大幅提升,也使得产品市场竞争愈加激烈,从而流通中产品的价格和销量波动日益频繁。因此,经典特征价格理论方法与实践应用仍需要不断地完善和创新,以应对这些新情况、新问题。与此同时,近年来我国电子商务和网上支付发展速度空前,电商平台积累的海量交易数据,为完善特征价格理论方法与应用提供新契机。鉴于此,本文力图在经典特征价格指数理论和方法进行系统分析的基础上,基于电商平台大数据,对经典特征价格指数的编制方法予以全面、系统地优化。首先,详细梳理由Lancaster消费偏好理论、Rosen特征供需均衡理论和Diewert特征价格理论构成的特征价格法理论基础,对经典特征价格法（包括:特征虚拟时间变量法、直接特征法、特征价格估计法和质量调整系数法）的实现原理、优缺点以及适用情况进行详实而细致地梳理和评析,并指出在新经济背景下经典特征价格法面临的诸多困难与不足（包括:数据来源不足、权重缺失、模型设定不足和链式漂移等问题）,为进一步优化经典特征价格法奠定基础。其次,针对经典特征价格法面临的不足,提出一个系统的优化方案。就经典特征价格模型的权重缺失和模型设定不足,提出加权—ADL特征价格估计模型,并采用完全匹配数据下的RYGEKS价格指数化解链式漂移。将直接特征法与特征价格估计法相结合,有效地应对规格品出现的新特征。从应用层面,基于电商平台大数据,分别编制智能手机、笔记本电脑、台式机、平板电脑、优盘和移动硬盘等典型ICT产品基于经典特征价格估计模型、加权—特征价格估计模型和加权—ADL特征价格估计模型的特征价格指数,定量分析改进前后特征价格指数出现的偏差幅度。通过编制相邻时期匹配数据价格指数,测度并分离传统价格指数由样本更替的时滞性和质量调整不足所导致的偏差。最后,产品质量调整不足仍是造成官方价格指数产生向上偏差的主要因素,进而导致实际GDP的低估,影响了对实际经济增速和生产率的准确判断。本文根据现有数据样本编制ICT设备居民消费特征价格指数,分别根据现有数据样本和跨国转移法估计ICT设备投资特征价格指数,进而监测传统ICT设备价格指数由于质量调整不足而产生的系统性偏差,并基于增长模拟的敏感性分析模型,定量分析我国ICT设备的投入产出构成与传统价格指数的偏离对实际GDP增长速度的影响。研究表明:（1）加权—ADL特征价格估计模型的平均拟合优度明显高于经典特征价格模型,改进后模型的精确度和解释力显着增强。（2）测算ICT产品特征价格指数发现:加权—ADL特征价格估计模型有效地纠正了由于经典特征价格模型权重缺失和模型设定不足而产生的偏差;月度Laspeyres和Paasche指数容易发生链式漂移,Fisher指数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链式漂移,而RYGEKS指数可有效地化解链式漂移;传统价格指数样本更替的时滞性和质量调整不足,均可导致各类ICT产品价格指数产生向上偏离。（3）由于质量调整不足而导致我国ICT设备价格指数年均降幅被低估约10至12个百分点,导致我国实际GDP增速被低估约0.34至0.41个百分点。
唐士亚[4]（2020）在《互联网金融信息规制的法治化研究》文中认为互联网金融产品和服务的本质是信息的不同排列组合。在互联网金融模式中,资金供求双方通过网络平台进行信息发布和甄别、资金供需匹配和支付结算,借助互联网开放、共享的特征,极大降低了金融交易成本,提高了信息透明度和信息传播效率。互联网金融规制过程本身与信息活动、信息运用紧密相连,且互联网金融市场风险的生成与演变机理也与信息活动有着内在的高度关联性。这就意味着应当充分重视信息活动的特征和规律,重视对互联网金融中信息活动的调节,以达到互联网金融风险治理的目的。公权主导的互联网金融行政规制,对于防范和规制互联网金融风险具有积极的成效,但在实践中也暴露出规制滞后于金融创新速度、规制成本高企和规制策略的不稳定性等局限。因此,引入信息规制这一具有柔性特征的规制模式,和刚性的行政规制相互配合,成为完善互联网金融规制体系的可行路径。互联网金融的信息规制,是“利用信息进行的规制”,包括了所有利用信息方式进行规制以达到治理互联网金融市场目的的手段。互联网金融的信息规制应当定位于中立性原则、整体性原则、组合性原则和适度倾斜保护原则等四大基本原则。通过互联网金融信息规制与行政规制的实施成本对比,可以发现信息规制具有信息获取成本较低、信息来源多元化、规制程序启动障碍小和被规制者的对策行为少等相对优势,在行为可标准化程度低的领域、金融规制机构和第三方机构的合作规制以及金融规制机构对市场主体的激励合作中,是一种行之有效的规制路径。互联网金融规制的信息工具包括了信息披露制度、声誉机制、平台评级制度、金融消费者教育和悬赏举报制度等。虽然表现形式不同,但不同的信息工具都依然是围绕着“利用信息方式进行互联网金融规制”这一主线而展开的。可以考虑从规制主体和规制强度两个维度出发,对互联网金融信息工具予以类型化处理,并分别纳入“规则体系”与“科层体系”之中,勾勒出信息工具的规范体系。信息规制的选择和运用在本质上是信息工具与互联网金融的匹配性问题。在选择和应用信息工具的过程中,应当对影响信息工具匹配性的因素展开分析,具体包括规制场景、规制工具强度、规制成本和收益以及对第三方利益的影响等。在此基础上,一个完整的互联网金融信息规制运行框架需要具备标准设置、信息获取、行为矫正和效果反馈四个具体要素。在互联网金融信息规制的实践中,不同的信息工具具有不同的功能优势和适用范围,针对复杂的互联网金融市场问题,很多因素决定了单一的信息工具难以保证政策目标的有效实现,需要加强不同信息工具间的优化组合。互联网金融的信息规制和行政规制路径都存在瑕疵,没有哪一个路径是完美无缺的,两种路径之间的选择只能是不完善事物之间的选择。但令人欣慰的是,它们二者的规制优势具有互补性的特点（规制优势的互补性）。这意味着一种规制路径在某些方面存在的不足或缺陷,可以被另外一种路径在该方面的相对优势所弥补。因此,互联网金融的信息规制与行政规制可以形成合作规制模式。互联网金融合作规制可以分为外部合作和内部合作。从未来的发展趋势来看,今后的合作还要深入信息规制与行政规制路径的制度内部,即“制度内合作模式”。互联网金融可视为金融科技的基础版,金融科技则是其升级版。对比互联网金融,科技元素对金融科技的渗透与影响更为明显。在金融科技中,科技已经演变成金融发展的核心推动元素,这些科技元素深刻改变了金融业的资金供需主体、商业模式、风险构成和监管模式。互联网金融向金融科技的变迁意味着规制活动日趋复杂化和专业化。但随着技术手段的快速发展,技术潜移默化地改变着信息规制的方式和价值,重塑信息规制成为一种不可避免的趋势。
李波[5]（2020）在《中国在全球气候治理中的角色研究》文中研究说明经过多年的发展,全球气候治理在治理主体、谈判机制、国际合作等方面已经日益完善,尤其是2015年《巴黎协定》的通过使得全球气候治理进入新阶段。中国对于《巴黎协定》的通过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此后美国退出《巴黎协定》,以及欧盟在全球气候治理中的作用日益式微。随着中国国力的提升和对全球事务参与的深入,中国在全球气候治理中“引领者”的角色越来越突出,这引起了我们对于中国在全球气候治理中角色的思考,在过往全球气候治理的历史中,中国扮演了怎样的角色?角色是怎样发生转变的?影响这一转变的因素是什么?在未来的全球气候治理中中国应该如何发挥作用?这都值得我们去研究。本文通过引进角色理论将现实主义和建构主义相结合力求搭建一个更为全面的分析框架,更为准确地分析中国的角色。基于角色理论的视角,可以将中国参与全球气候治理的角色过程分为拒绝角色、承认角色和接受角色,并通过三个变量来分析造成不同阶段角色的原因,分别是国家的利益认知,国家的身份认知和国际体系因素,三个变量在不同时期有不同的表现,单独或共同影响中国参与全球气候治理的角色。从20世纪70年代到1994年,中国对于国家利益的认知是摆脱贫困和实现国家的工业化,而刚刚起步的全球气候问题对于中国来说还仅仅停留在科学研究层面,面对经济高速发展的现实利益需求,国家不愿意付出更多的成本去参与气候治理,而仅仅将其作为融入国际社会的一种手段。这一阶段正值美苏两强争霸阶段,中国作为后起者认识到只有在和平的国际环境下才能取得发展,在党的十三大上“和平与发展是当代世界的主题”被正式提出,随着对时代主题认识的加深,改革开放的深入进行,中国也明确了此时自己的身份定位,那就是“和平的发展者”。此时的国际环境也较为复杂,日本经济崛起和亚洲“四小龙”腾飞,进一步刺激了中国发展经济的愿望,苏联解体东欧剧变,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受挫,中国希望通过气候治理这一平台融入国际社会,改变不利的国际环境,而石油价格的下跌,给处于改革开放初期的中国提供了好的发展机遇,创造了一个较为宽松的国际能源环境。这三方面因素造成了中国在全球气候治理中被动的参与,表现为拒绝角色。1995-2005年,中国逐渐将气候变化纳入国家经济发展战略的影响因素范围,此时经济发展的目标转变为在追求速度的同时也注重发展质量,但本质上来说,这一阶段追求经济发展质量还是服务于发展速度这一目标。而随着中国经济的发展,中国想更多地参与国际事务,随着苏联解体,世界形成“一超多强”的局面,中国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中起到了担当作用,这些因素明确了中国作为“负责任大国”的身份认知。国际体系方面,面对中国“环境威胁论”,中国开始加大环境治理力度,改善生态状况,并且科学评估中国的环境问题所带给外部的影响。美国退出《京都议定书》,全球气候治理领导者的角色开始出现缺失,这也客观上减轻了中国的减排压力,给中国经济创造了宽松的发展条件,中国和欧盟提升了在气候变化中的合作水平,加强了中国对于全球气候治理的参与。这一时期国际原油价格上涨,但可再生能源和新能源处于起步阶段,应用成本较高,因此中国还是倾向于采用煤炭和天然气作为替代,这就使得中国参与气候治理表现出两面性。这三个因素使得中国对于气候治理的参与相对于前一个阶段不再消极,但整体呈现出谨慎而保守的态度,表现为承认角色。2006到2015年阶段跨“十一五”和“十二五”规划,经过改革开放将近30年的发展,中国经济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但到“十五”规划末期中国还未摆脱传统工业化道路的发展模式,主要还是依靠大规模的资源消耗和高资本投入来实现经济增长,因此“十一五”和“十二五”期间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已经成为国家的首要利益认知。2010年中国成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综合国力的提升推动中国承担更多的国际责任,中国新兴国家的身份认知逐步加强,尤其是中国成功的抵御了 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之后,新兴国家的身份认知进一步强化。在国际上与中国一起崛起的发展中国家,组成了新兴国家群体,新兴国家群体为世界注入了新的活力,改变了原先由欧美所主导的世界格局。而这一时期,全球石油价格出现较大波动,煤炭消费的增长也十分有限,新能源的使用量开始出现较大增长,在科技发展的推动下国际能源结构开始向绿色能源方向发展,这也影响了中国的气候治理参与。因此,基于中国对全面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利益认知和新兴国家的身份认知,以及受新兴国家群体崛起和油价大幅度动荡的国际能源体系影响,中国在这一阶段对于全球气候治理的参与表现为对角色的接受,开始了对全球气候治理的主动与开放参与。《巴黎协定》开创了全球气候治理的新局面,建立在“自愿”原则基础上“自下而上”的减排方式降低了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之间的对抗性,提高了各国的履约积极性。但美国的退出和欧盟影响力的式微又给“后巴黎”时代蒙上了阴影,在这种情况下,中国作为全球气候治理“引领者”的角色开始逐渐突出。而促成中国成为“后巴黎”时代全球气候治理引领者角色的,包括中国经济“新常态”的利益认知,“日益走近世界舞台中央”的身份认知,以及制度碎片化和领导力缺失的全球治理体系。此时又恰逢中国提出“人类命运共同体”这一解决全球治理困境的“中国方案”,这与气候治理存在天然的契合,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也成为新形势下中国参与全球气候治理的重要理念支撑,因此在“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指导下,中国积极落实《巴黎协定》,积极提供国际气候公共产品,践行“引领者”这一角色。基于上述对中国参与全球气候治理角色的研究,本文得出以下基本结论。首先,中国的自身利益认知和身份认知是决定中国在全球气候治理中角色的最根本因素,而将物质因素和观念因素相结合,区别于现实主义“国家利益是外交政策形成的最根本原因”,也区别于建构主义“国家利益是国际体系的建构”,将现实主义和建构主义相结合,形成了国家在面对利益时的主观认知。面对欧美发达国家所搭建的全球气候治理平台,中国更倾向于从自身的利益和身份出发,基于自身的利益认知和身份认知,增强适应自身的应对气候变化的能力,最终更有效和积极的参与全球气候治理。其次,中国参与全球气候治理的角色变化,是世界权力格局转变的一种表征,也是中国逐步崛起的过程。这明确了中国参与全球气候治理角色形成的基本机制,也可以更好地指导中国参与气候外交。
林佳欣[6]（2020）在《区域贸易协定的全球价值链效应研究 ——中国视角》文中提出随着生产技术、信息通讯技术的提升以及关税、交通运输等贸易成本的下降,国际分工已由产业间分工、产业内分工逐渐转变为产品内分工,追求成本最小化的跨国公司将分散的生产阶段在全球范围内布局,传统的“一国生产、全球销售”贸易模式转变为“全球生产、全球销售”的新模式。产品多次跨越边界使得总量统计数据难以真实刻画各经济体的实际生产活动,而基于投入产出表的全球价值链数据相较更具真实性和可靠性。因此,从全球价值链视角进行研究更能真实反映事物的实际状况。在全球生产模式发生深刻变化的同时,区域经济一体化也在近30年间迅速发展,不仅达成的区域贸易协定数量迅速增多,而且协定涵盖的议题逐渐丰富。在当前国际经济规则正发生重构的时刻,各经济体为获得更多话语权与影响力,纷纷积极参与区域经济合作,以期利用区域经济一体化扩大其推崇的国际经济规则的影响力,使之由区域规则上升为全球规则。尤其在多边合作框架进展缓慢的情形下,区域经济一体化的重要性与有效性愈发突出。为推动国内改革、扩大对外开放,中国也提出加快实施自由贸易区战略,构建高标准的自由贸易区网络。因此,研究自由贸易协定对中国产生的影响具有现实意义。为了能更真实反映中国签署自由贸易协定产生的影响作用,文章选择运用全球价值链数据进行研究,分析中国自由贸易协定的全球价值链效应。全文分为七个章节展开研究,分析中国已签署自由贸易协定对中国与贸易伙伴国之间价值链关系的影响情况。论文第一章阐述了选题背景、研究意义、研究内容与方法、研究特色与创新之处,用以说明选择研究区域贸易协定的全球价值链效应的原因与价值,理清本文的研究思路。论文第二章整理了关于区域贸易协定与全球价值链的相关重要文献,为后续关于影响机制的研究、全球价值链视角下发展现状分析及实证研究区域贸易协定的全球价值链效应奠定基础。论文第三章分析了全球层面和中国层面的自由贸易协定发展现状与特点,并与欧盟和美国贸易协定发展状况进行对比。论文第四章研究了全球价值链视角下的经济发展状况,从全球层面和国别层面分别描述全球生产活动和价值链活动的总体状况及变动趋势、中国及主要经济体在全球价值链和生产活动方面所处状态及变动趋势,以期了解现实状况并为后续研究奠定基础。论文第五章梳理了全球价值链影响因素和区域贸易协定产生效应的理论分析,整合出一个较为系统的全球价值链影响因素框架和一个区域贸易协定效应的影响渠道框架,将二者结合形成区域贸易协定对全球价值链影响的理论分析。在前述研究的基础上,论文第六章采用固定效应模型对中国签署区域贸易协定的全球价值链效应进行实证分析,纳入了多个固定项,尽量降低内生性问题。论文第七章在总结了发展现状、理论机制和实证分析的研究成果后,对我国加快实施自由贸易战略提出了相关政策建议,并分析了论文研究的不足之处及未来研究展望,明晰了研究存在的缺陷及未解决的问题,为未来研究话题的选取提供思路。本文研究得到的主要结论如下:第一,全球区域贸易协定主要分布在东亚和欧洲地区,协定所含规则也由边界措施向边界后措施扩展。20世纪90年代以后,经济一体化浪潮席卷而来,区域贸易协定迅速发展和扩张。世界贸易组织区域贸易协定数据库显示,全球区域贸易协定主要分布在东亚和欧洲地区,且东亚区域经济一体化发展最为迅猛。协定所含规则也由边界措施延伸到边界后措施,如涉及环境、劳工、可持续发展、竞争中立、反腐败等章节,协议逐渐向高标准、多议题的方向发展。第二,各经济体在发展区域贸易协定方面存在不同特点。中国区域经济合作呈现重视发展区域贸易协定、提升协定高标准要求、升级已有协定的趋势。区域经济一体化发展程度最高的欧盟注重内部经济合作,且积极与区域外经济体签署经济合作协议,获取经济效益与非经济效益,扩大欧盟经贸合作网络的覆盖范围。随着国际形势的变动,作为全球三大生产中心之一的美国对区域贸易协定带来的经济效益愈发重视,且其贸易政策重心由多边逐渐转向区域再转向双边。特朗普政府以公平、互惠、对等开放为贸易协定的谈判原则,通过退出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重新进行已有贸易协定谈判等方式意图实现美国利益优先。第三,全球层面和中国层面的生产活动均以满足国内需求为主要内容,平均生产长度均呈现增长趋势,且中国更多参与相对下游生产活动。分解的生产活动数据、全球价值链参与指数、生产长度等指标数据显示:（1）全球生产活动以满足国内需求为主要内容,其次是进行简单跨境生产分工活动、传统贸易活动以及复杂跨境生产分工;（2）中国生产活动也是以满足国内需求为主,且在2007-2017年间,该类生产活动在增加值的比重逐渐增长,反映出中国经济结构改革、产业升级的成果,国内需求成为拉动中国经济增长的一大动力;（3）中国后向参与指数高于前向参与指数,更多参与相对下游的生产活动;（4）全球平均生产长度与中国平均生产长度均呈现增长趋势,表明全球和中国的生产分工均更加细化,经历的生产阶段数增加。第四,区域贸易协定通过文本条款规定及其对贸易、投资、资源使用和分布、经济增长和规则的效应,影响生产的比较优势和贸易成本,进而引起经济体在全球价值链上位置发生改变。虽然国际分工碎片化成产品内分工,但它仍然遵循传统的国际贸易理论,经济体的比较优势依旧决定其在价值链上所处的位置。生产和贸易成本是比较优势的两大主要来源,它们会影响全球价值链。其中,影响生产比较优势的主要因素为生产技术、劳动力、资本、自然资源等,影响贸易成本的主要因素包含信息通讯技术、交通运输、关税、非关税壁垒、制度、地理位置、语言文化背景等。此外,产品多次跨境容易放大贸易成本因素的影响作用,出现影响累积的状况。区域贸易协定产生的效用可划分为对贸易、投资、资源使用和分布、经济增长和规则的影响。通过这些渠道以及文本条款规定,贸易协定会影响生产的比较优势和贸易成本,这些全球价值链影响因素的变动进而会引起经济体在全球价值链上位置发生改变。因此,从理论的角度,区域贸易协定应该能对相关成员国的价值链关系产生影响。第五,中国与贸易伙伴国签署的区域贸易协定会影响两者之间的价值链关系,强化生产联系。论文选择中国与伙伴国的全球价值链参与指数和生产长度进行了实证分析,为进一步深入研究,实证分析还区分了简单跨境生产活动和复杂跨境生产活动、发达经济体和发展中经济体,分别进行了回归分析。对全球价值链参与指数影响的实证分析涵盖了中国的56个贸易伙伴国家和地区,时间跨度为2007-2017年;对生产长度影响的实证分析也涵盖中国的56个贸易伙伴国家和地区,时间跨度为2010-2017年。控制了经济规模、教育、研发、物流、制度等多方面变量后,实证结果显示:（1）区域贸易协定会提升贸易伙伴国与中国的前向参与指数、中国与贸易伙伴国的后向参与指数,且对不同类型经济体所产生的影响效应不尽相同;（2）区域贸易协定在简单跨境生产活动和复杂跨境生产活动中会产生类似影响;（3）贸易协定还会延长中国与伙伴国之间的生产长度,尤其对中国与发达经济体之间的生产长度有显着影响。本文研究的创新之处在于:（1）将全球价值链与区域贸易协定相结合,基于全球价值链指标分析区域贸易协定的全球价值链影响,研究视角和研究内容有所创新,拓展了已有研究;（2）综合考察了影响全球价值链的因素和机制,形成的框架内容包含了主要影响因素及各因素对全球价值链的影响方式;（3）文章以中国为研究主体,具体分析了中国已签署的区域贸易协定对中国和成员国之间价值链的影响,丰富了相关研究。
王欣[7]（2020）在《中俄国有企业改革的约束条件与政策选择比较研究 ——基于系统科学理论》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国有企业改革政策的选择与调整必须兼顾国家各个方面的利益诉求,实现国家系统整体持续优化,否则不利于改革的深化,甚至形成逆转。国家是一个系统,包括企业子系统、政治子系统、经济子系统、国际关系子系统等等,各个子系统之间相互影响、相互制约、相互作用,共同构成国有企业改革政策选择的约束条件,约束条件直接制约改革政策的选择,政策效果也会改变约束条件的状况,国有企业改革约束条件与政策选择之间具有双向动态平衡制约的系统性关系。国有企业具有政治、经济、国际关系等多种功能,经营兼顾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双重目标,国有企业改革需要配套制度较多,改革政策效果具有系统性特征,多重功能、目标、配套制度约束下的改革政策选择与调整是非常复杂的国家系统性问题。从国家系统性角度出发,依据系统科学的理论分析和实证检验方法,通过中俄国有企业改革的比较研究可知,国家系统整体的演变状态直接制约政府的改革政策选择,尤其是政府的稳定状态具有决定性意义;渐进式改革路径和大规模私有化路径各有利弊,针对不同的约束条件,适合不同的改革目标,总体比较,基于实现国家系统整体优化目标,渐进式改革路径具有优势;国有企业改革需要生产要素市场建设、消费品市场建设、社会保障制度建设的密切配合,市场经济体制的不断完善是确保改革政策具有系统适应性的基础;改革的深化与逆转取决于政策的系统性效果,国有企业改革政策存在双重目标,改革政策必须以实现国家系统整体持续优化作为首要目标,如果优先重视企业子系统的优化,可能造成国家系统整体负面影响,企业子系统优化目标更难实现,甚至引起改革的逆转,因此,必须根据政策效果和不断演化的约束条件,相机抉择调整政策,确保国家各个子系统发展的协调性,实现国家系统整体持续优化;改革过程中必然存在负面效果破坏国家系统整体持续优化,发展民营和外资企业,能够使改革的负面效果得到有效缓解,促进国家系统形成耗散结构,确保改革过程中国家系统整体持续优化;改革过程中的政策协同性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政府的稳定性和行政能力,战略性国有企业是保障政府的稳定性和行政能力的基础,国家系统整体优化状态是改革政策选择与调整的序参量,必须根据序参量的演化规律,确保国有企业改革政策选择与调整的协同性,促进改革深化。当前中国正在进行的国有企业混合所有制改革必须充分考虑国家转型时期特殊的政治、经济、国际约束条件,协调改革、发展、稳定的关系,形成以改革促发展、以发展促稳定、以稳定促改革的良性循环,实现国家系统整体持续优化,在此基础上,深化国有企业改革。本文的论述分为七章,第一章绪论主要阐述选题依据和意义、研究的主要内容,回顾现有的国内外研究成果,综合来看,依据系统科学理论、针对中俄国有企业改革约束条件与政策选择的比较研究很少,提出本文的研究方法,指出本文的主要创新点在于系统科学理论和实证方法的运用。第二章阐述论文研究的理论基础,本文的研究主要基于现代系统科学理论和马克思主义系统科学理论,主要包括系统论、信息论、控制论、突变论、协同论、耗散论、马克思主义社会系统论。第三章回顾中俄国有企业改革的历史过程,从总体上比较分析两国改革政策的异同,指出两国改革政策选择始终贯穿系统性指导思想,由于约束条件不同,改革初始政策存在较大差异,改革过程中政策根据约束条件演化不断调整,具有殊途同归的特征。第四章首先依据系统科学的突变论分析国家系统整体演变状态对于初始改革政策选择的制约作用,阐释中俄改革初始政策差异的主要原因;然后依据系统科学的系统论分析中俄改革初始政策的目标,指出基于实现国家系统整体优化目标,中国的渐进式改革政策与俄罗斯的大规模私有化改革政策都具有相应合理性;最后依据系统科学的信息论分析中俄改革初始政策的适应性,指出改革政策选择必须尊重和把握国家系统整体演变规律,才能取得良好适应性效果。第五章首先依据系统科学的控制论分析改革过程中的政策效果、约束条件演化和政策调整,指出保持改革政策效果的协调性,实现国家系统整体持续优化是改革深化的关键因素,是改革政策选择与调整的内在约束;然后依据系统科学的耗散论分析中俄国有企业改革过程中国家系统的有序性,指出必须发展民营企业和外资企业缓解国有企业改革造成的负面效果,促进国家系统形成耗散结构,进而带动改革过程中国家系统整体持续优化;最后依据系统科学的协同论指出国家系统整体优化状态是改革政策选择与调整的序参量,稳定的政府是保障改革政策协同性的关键因素,战略性国有企业是政府行政能力的基础。第六章全面采用系统燕尾突变模型、系统层次分析模型、系统灰色关联度模型、系统耦合协调度模型、系统耗散结构模型、系统哈肯模型,针对中俄国有企业改革政策与约束条件之间的突变性、目的性、适应性、协调性、有序性、协同性等相互关系进行实证研究,进一步检验前文的论述和分析;第七章阐述研究结论并且针对中国正在进行的国有企业混合所有制改革提出政策建议。
尚运生[8]（2019）在《中国外商直接投资撤资原因及影响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随着经济全球化的不断演进,跨国公司成为世界各国之间竞相争夺的主要对象。自1978年实行改革开放以来,通过引进外资,发展对外贸易,中国经济逐渐融入全球经济体系。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爆发后,发达国家重新重视实体经济,回归制造业,吸引跨国公司进行投资。随着中国经济由高速增长转为中低速增长,在国内外经济形势的影响下,中国实体经济领域的外商直接投资撤资现象愈演愈烈,2014年的外商直接投资撤资金额高达906.04亿美元,已经对中国利用外资的格局和中国经济产生了非常不利的影响。因此,基于统计数据,测算外商直接投资撤资的规模（即企业数量）,分析外资企业撤资状况,研究外资企业撤资的原因,测算外资企业撤资的影响情况,对中国而言具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国内外学术界关于外商直接投资的研究,可以区分为投资和撤资两个方面。学术界对跨国公司国际直接投资研究的开始时间较早,且研究成果颇丰。而对跨国公司撤资行为的研究开始于20世纪70年代,多数研究是站在跨国公司的角度,基于问卷调查获得的微观数据,从跨国公司战略调整、全球生产网络调整、撤资对公司价值的影响、撤资过程、撤资效率等方面进行研究。从东道国角度分析中国外商直接投资撤资规模的研究较少。从东道国角度来看,外商直接投资撤资是跨国公司将资本撤回母国或转移到第三国进行投资。因此,本文尝试提出“外商直接投资撤资模型”,研究外商直接投资撤资问题,并将贸易摩擦作为外资企业撤资的一个影响因素或外生变量。此外,本文尝试着提出了“基于最优资本存量的外资企业撤资规模理论”,从外资企业追求利润最大化出发,假定外资企业的生产满足“柯布-道格拉斯生产函数”,求出外资企业的最优资本存量,当实际资本存量大于最优资本存量时,可以得出外资企业的撤资规模。该理论将成本因素、东道国国内政策因素、市场因素、国内外技术进步因素、国外政策因素、危机冲击因素、贸易摩擦因素等纳入到一个统一的理论分析框架,具体分析各个因素对外资企业撤资的影响。本文以该理论为基础构建了相关计量模型,进而对外商直接投资撤资的影响因素进行计量分析。研究结果表明,中国外资企业的成本、税收水平、税收优惠程度等微观环境因素,以及中国的经济增长率、政府债务水平、贸易摩擦程度等宏观环境因素,均对外资企业的撤资行为产生显着影响。另外,基于中国统计数据,本文也测算了外资企业撤资在生产、就业、税收、国际收支等方面对中国经济产生的影响。本文的主要贡献及创新点包括:计算了历年的外资企业撤资占比数据,测算了全国、分行业、主要省市的外资企业撒资数量;提出了“外商直接投资撤资模型”,并分析了贸易摩擦对外资企业撤资的影响;建立了“基于最优资本存量的外资企业撤资规模理论”并进行了实证分析;测算了外资企业撤资所产生的影响情况。
余博[9]（2019）在《资本账户开放、短期资本流动与系统性金融风险》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在经济学界,资本账户开放一直都是具有争议的论题。诚然,资本账户开放作为我国市场化改革的一部分,是一个可预期的目标。然而,1997年东南亚金融危机和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警钟长鸣,提示我们资本账户开放也蕴含着潜在风险。我国经济在改革开放进程中,对跨境资本进行流动性管制一直是主要的战略抓手之一,因此我国资本项目经历了循序渐进、漫长审慎的开放过程。一个重要的变化是,自2012年以来,资本账户开放步伐明显加快,货币当局对资本账户开放速度的转变可能忽视了背后的潜在风险。特别是在当前,我国仍处于经济结构调整进程中,在外部和内部因素共同作用下,宏观经济下行压力依然较大,金融风险逐渐累积并集中爆发,如前期人民币汇率持续贬值、房地产泡沫化、居民和企业杠杆率处于高位、地方政府债务风险、P2P暴雷、股权质押风险等。与此同时,国际经济金融局势波谲云诡,金融危机的深层次影响并未消除,发展中国家（或地区）经济增速普遍降档,重要经济体的货币政策出现分化以及特朗普执政的后续效应仍在发酵,全球尾部风险事件不断爆发。在此背景下,研究资本账户开放背景下中国短期资本流动的驱动因素,资本账户开放对国内金融市场的动态时变冲击,解析全球主要货币间的外汇风险传染并考察资本账户开放、汇率制度改革在其中的影响机制,探究资本账户开放对我国系统性金融风险的动态时变影响,对于调整资本账户开放乃至金融开放步伐、跨境资本流动管理、汇率制度改革、系统性风险的监测和度量、宏观审慎监管框架的构建都具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资本账户开放最根本的意义在于解除了对跨境资本流出入的限制、允许国际资本自由流动,因此关于资本账户开放对金融市场、系统性金融风险的影响机制分析应基于跨境资本流动进行展开。资本项目自由化的推动使得跨境资本流动规模日益扩张,并迅速影响国内金融市场,最终传导至系统性金融风险、宏观经济。在对相关文献和经济学逻辑梳理的基础上,本文首先在考虑资本账户管制的基础上,构建存在异质性风险偏好投资者的跨境投资模型,探究了资本账户管制对跨境资本流动的影响机制,并结合半参数平滑系数模型实证分析了资本账户开放推进过程中国内外利差、人民币贬值预期、资产收益率、人民币汇率波动、美联储货币政策和国际金融风险等因素的动态影响特征。其次,将资本账户开放因素纳入传统的跨境投资组合模型,构建囊括资本账户开放、外汇市场、债券市场和股票市场的一般均衡理论模型,并利用SV-TVP-VAR模型实证研究了资本账户开放对我国三类金融市场的动态时变冲击,而且同时考虑了资本账户总体开放和短期资本账户开放不同的影响特征。再次,综合利用Granger因果检验方法、BEKK-MVGARCH模型和复杂网络分析方法解析了全球50只主要货币汇率网络的总体关联性,以及每只货币的风险吸收、外溢效应,并基于混合效应面板回归方法进一步探究了资本账户开放、汇率制度改革对外汇风险传染的影响机制。最后,考虑到金融系统之间的复杂关联性,采用TVP-FAVAR模型构建了涵盖7个维度的中国系统性金融风险指数,并基于SV-TVP-VAR模型实证研究了资本账户开放对系统性金融风险的时变影响特征。具体来说:资本账户开放背景下中国短期资本流动的驱动因素研究发现:第一,资本账户开放没有明确的导向作用,但会通过改变相关因素的影响程度进而对资本流动的规模产生影响。第二,在资本账户快速开放以前,套汇和套利动机起主要作用;随后美联储货币政策影响大幅攀升并成为主导因素,国际金融风险影响也有明显提升,而套利动机则日趋式微。第三,人民币汇率波动存在“套汇空间”和“套汇风险”效应,国际金融风险存在“全局效应”和“替代效应”。资本账户开放对国内金融市场的时变冲击研究发现:第一,随着金融市场体制改革的逐步推进,资本账户开放对我国金融市场的影响日益加深。其中对外汇市场的冲击最大,债券市场次之,对股票市场影响较小。第二,短期来看,资本账户开放有利于我国金融市场的发展;但长远来看,资本账户开放将对金融市场造成负向冲击。第三,由于我国对短期资本流动管理一直较为慎重,因此与资本账户总体开放相比,短期资本账户的开放对国内金融市场的冲击性稍弱、但存在易变性。资本账户开放、汇率制度改革与外汇风险传染的研究发现:第一,在考察期内,各货币波动溢出比收益率溢出更平稳,收益率溢出关系稳定性相对较弱、变动幅度更大,这与金融危机和欧债危机爆发有关。第二,全球主要货币总体关联性具有明显的时变特征和区制特征,且波动溢出与收益率溢出存在区制同步性。第三,资本账户开放和汇率制度是外汇风险传染的重要影响机制,汇率市场化改革有助于缓释外汇风险传染,而资本账户开放将扩大外汇风险传染效应。资本账户开放是否加剧我国系统性金融风险的研究发现:第一,金融指标的风险界定应依照经济增长的不同阶段进行判断,其权重系数具有动态时变特征。第二,本文构建的系统性金融风险指数显示,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和2015年、2016年前后我国的系统性金融风险处于中高位,近期已展现出缓和的迹象。第三,资本账户开放对系统性金融风险具有时变影响特征,金融危机以前开放资本账户有利于我国金融风险缓释,随后开放的风险效应逐渐显现,短期资本流动则展现出持续的危害性。基于以上,本文建议应渐进推动资本账户开放、保持适时适度的资本管制,并加强对短期资本流动的审慎管理;建立人民币汇率锚、做好市场预期管理,并继续深化国内金融体制改革;强化系统性金融风险的监测和预警机制,并建立全面覆盖的金融监管理念。此外,必须注意防范国际货币政策转向引致的金融风险。
杨斌[10]（2019）在《利率走廊调控国际经验与中国目标模式构建研究》文中研究指明近年来,我国货币金融领域出现中国特有的货币现象。在市场总体流动性充裕的情况下,银行间市场出现“钱荒”和“资产荒”,而中小企业较难申请到贷款,通过民间借贷资金成本又很高,金融市场“量宽价高”问题突出,反映了金融创新和“金融脱媒”加速背景下,货币内生属性增强,数量型调控难度加大,中央银行货币政策的数量目标和价格目标难以兼得,有必要构建利率走廊调控框架,实现价格稳定。后凯恩斯主义内生货币供给理论认为货币供给内生于实际经济活动,利率则外生地由中央银行设定的政策目标利率决定,早已“预言”了利率走廊调控的必然性。马克思货币理论对利率由两大资本家阶级分割社会平均利润率决定的论述对利率走廊调控具有重要指导意义。其启示意义在于,中央银行可以综合运用利率走廊调控和宏观审慎政策控制商业银行的利息收入和非息收入,使银行业取得社会平均利润率,有助于让金融回归本职,更好服务实体经济。因此构建利率走廊调控必须坚持马克思货币理论的指导地位。改革开放40年来,人民银行从最早的直接信贷控制转变到当前间接货币总量调控,还初步尝试构建利率走廊调控模式。由于当前货币政策目标过多,缺乏对价格的有效调控,无法平抑市场利率波动,利率走廊的可信度和中央银行的信誉度受到挑战,影响货币政策最终目标的实现。通过分析我国微观货币创造机制,发现在我国经济金融领域中货币的内生属性和利率的外生属性都有增强的趋势,数量调控难度加大,价格调控可能性提高。英美两国货币政策发展史的路径差异表明货币政策框架的选择与一国的经济发展阶段和金融发展程度密切相关。随着我国经济向稳态增长逼近,利率走廊调控建设具有相当的重要性和紧迫性。因此必须进一步加快利率走廊调控建设,克服数量型调控框架固有缺陷,实现向价格型调控框架转型。发达国家利率走廊调控模式的建立一般需要具备以下基础条件:具有基准性的政策目标利率,合理设定的走廊宽度,能与价格型调控相配合的公开市场操作和具有流动性管理功能的准备金制度。在人民银行推动下,持续的利率和汇率市场化改革使我国初步具备构建利率走廊调控的基础条件,但价格型调控框架的完全建立也存在一定的阻碍因素,特别是经济和金融结构扭曲,成为货币政策传导的“中梗阻”,对利率走廊调控建设构成挑战。为完善我国价格型调控框架,在充分借鉴国外先进经验并结合我国转轨经济特征的基础上,提出构建我国利率走廊调控目标模式。通胀目标制具有规则性和透明性,能够加强中央银行与公众沟通,有利于形成和引导公众预期,因此构建利率走廊调控目标模式首要的是要实行通胀目标制。上海银行间同业拆借利率（SHIBOR）具有市场性、基础性和主导性,利率走廊调控要以SHIBOR作为基准利率,以有效引导市场利率走向。利率走廊宽度通过改变机会成本改变商业银行的微观行为,因此最优利率走廊宽度的设定要充分考虑调控成本、央行容忍度和外生冲击类型。在我国转轨经济特征背景下,人民银行具有价格稳定和金融稳定双重目标,利率走廊还需要余额准备金制度相配合才能实现最终目标。针对存在的问题,一要增强利益诱导的有效性。强化SHIBOR的基准性;完善合格担保品框架,提高融资可得性并;改变准备金制度的期间平均考核方式,实行自愿准备金制度。二要强化中央银行的预期引导。构建通胀目标制+宏观审慎政策双支柱的调控框架;提高中央银行独立性和货币政策透明度。三要健全顺畅的货币政策传导。加强金融市场建设,构建有效的微观市场主体行为,还应提高分析预测能力应对货币政策时滞问题。
二、2004年10月中国数码相机市场价格走势分析报告（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2004年10月中国数码相机市场价格走势分析报告（论文提纲范文）
（1）后发展国家市场化利率形成与调控机制构建 ——国际经验与中国实践（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绪论 |
| 1.1 研究背景 |
| 1.1.1 中国的货币政策框架需要进一步完善 |
| 1.1.2 中国的货币政策正处于向以价格型调控为主的转型 |
| 1.1.3 中国需要构建与市场相适应的利率形成及调控机制 |
| 1.2 研究目的 |
| 1.2.1 中国如何构建市场化利率形成机制 |
| 1.2.2 中国如何构建市场化利率调控机制 |
| 1.3 研究意义 |
| 1.3.1 理论意义 |
| 1.3.2 现实意义 |
| 1.4 研究思路、方法以及结构安排 |
| 1.4.1 基本思路 |
| 1.4.2 研究方法 |
| 1.4.3 结构安排 |
| 1.5 创新与不足 |
| 第2章 对相关研究成果的回顾 |
| 2.1 有关货币政策框架的研究 |
| 2.1.1 货币政策框架有关概念的厘清 |
| 2.1.2 价格型调控与数量型调控 |
| 2.1.3 公开市场操作与利率走廊 |
| 2.2. 有关货币政策传导机制的研究 |
| 2.2.1 货币政策传导机制 |
| 2.2.2 中央银行利率调控理论 |
| 2.3 有关全球货币政策框架演进与中国货币政策框架转型的研究 |
| 2.3.1 全球货币政策框架的演进 |
| 2.3.2 中国货币政策框架的转型 |
| 2.3.3 基准收益率曲线 |
| 2.3.4 利率传导机制 |
| 2.3.5 金融机构市场化定价机制建设 |
| 2.3.6 短端基准利率的选择 |
| 2.3.7 利率调控的具体操作模式 |
| 2.4 本章小结 |
| 第3章 市场化利率形成及调控机制构建的国际实践 |
| 3.1 美国市场化利率形成及调控机制的演进 |
| 3.1.1 美国利率市场化进程 |
| 3.1.2 美国货币政策框架的转型 |
| 3.1.3 美国利率调控机制 |
| 3.2 德国市场化利率形成及调控机制的演进 |
| 3.2.1 德国利率市场化进程 |
| 3.2.2 联邦德国及欧元区货币政策框架的转型 |
| 3.2.3 欧元区利率调控机制 |
| 3.3 印度市场化利率形成及调控机制的演进 |
| 3.3.1 印度利率市场化进程 |
| 3.3.2 印度货币政策框架的转型 |
| 3.3.3 印度利率调控机制 |
| 3.4 土耳其市场化利率形成及调控机制的演进 |
| 3.4.1 土耳其利率市场化进程 |
| 3.4.2 土耳其货币政策框架的转型 |
| 3.4.3 土耳其利率调控机制 |
| 3.5 本章小结 |
| 第4章 市场化利率形成及调控机制构建的国际经验 |
| 4.1 货币政策决策及操作日臻成熟 |
| 4.1.1 货币政策决策机制日益科学完善 |
| 4.1.2 操作目标向短端利率收敛 |
| 4.1.3 公开市场操作与利率走廊成为最主要的政策工具 |
| 4.2 货币政策传导通达有效 |
| 4.2.1 成熟发达的金融市场成为货币政策传导的重要保障 |
| 4.2.2 货币市场短端基准利率遴选标准变化显着 |
| 4.3 利率走廊调控模式日趋成熟 |
| 4.3.1 利率走廊上限选择有抵押的政策利率且为匿名制申请 |
| 4.3.2 利率走廊下限选择与央行货币政策工具相关 |
| 4.3.3 政策利率遴选培育及其关键重要 |
| 4.3.4 利率走廊形态因经济变化而各异 |
| 4.4 本章小结 |
| 第5章 中国中央银行基准利率的选择 |
| 5.1 中央银行基准利率 |
| 5.1.1 基准利率含义及分类 |
| 5.1.2 中央银行基准利率选择偏好 |
| 5.2 中央银行短端基准利率类型选择:基于特定期限业务利率 |
| 5.2.1 法定存款准备金率及超额准备金利率 |
| 5.2.2 再贷款(再贴现)利率 |
| 5.2.3 公开市场操作利率 |
| 5.2.4 创新性流动管理工具利率 |
| 5.3 中央银行短端基准利率类型选择:基于货币市场利率目标 |
| 5.3.1 基于实际交易的回购利率 |
| 5.3.2 银行间同业拆借市场利率 |
| 5.4 货币市场利率目标作为基准利率的期限选择 |
| 5.4.1 隔夜利率作为操作目标的理论及其实践 |
| 5.4.2 隔夜利率作为中国货币政策操作目标的实证分析 |
| 5.5 本章小结 |
| 第6章 价格调控模式下的利率传导实证分析 |
| 6.1 中国央行短端基准利率选择实证分析 |
| 6.1.1 货币市场利率目标作为中央银行短端基准利率 |
| 6.1.2 央行特定期限业务操作利率作为中央银行基准利率 |
| 6.2 短端基准利率向债券市场利率传导的实证分析 |
| 6.2.1 基于回归模型Beta值分析 |
| 6.2.2 基于SVAR模型脉冲响应分析 |
| 6.3 本章小结 |
| 第7章 中国信贷市场利率市场化形成机制的构建 |
| 7.1 存贷款市场的利率市场化改革 |
| 7.1.1 存贷款利率管制的逐步放开 |
| 7.1.2 隐性利率双轨制及其表现形式 |
| 7.2 隐性利率双轨制对市场利率的影响 |
| 7.2.1 变量选取及说明 |
| 7.2.2 平稳性检验 |
| 7.2.3 参数估计结果分析 |
| 7.2.4 时变脉冲响应分析 |
| 7.3 贷款利率与市场利率的并轨 |
| 7.3.1“贷款基础利率”(LPR)及其改革的主要内容 |
| 7.3.2“贷款市场报价利率”(LPR)改革有助于推动贷款利率的“双轨合一” |
| 7.3.3 配套措施持续巩固“贷款市场报价利率”(LPR)的功能和作用 |
| 7.3.4“贷款市场报价利率”(LPR)改革完善成效显着 |
| 7.4 本章小结 |
| 第8章 中国利率走廊调控机制的构建 |
| 8.1 货币调控方式的转型 |
| 8.1.1 利率调控机制的演进历程 |
| 8.1.2 向货币价格调控转型的必要性 |
| 8.1.3 货币价格调控方式转型面临挑战 |
| 8.2 中国利率走廊调控机制的构建 |
| 8.2.1 利率走廊的作用机理 |
| 8.2.2 隐性利率走廊的构成要素假设 |
| 8.2.3 隐性利率走廊的运行 |
| 8.3 建立健全中国利率走廊调控机制 |
| 8.3.1 统筹兼顾存款类金融机构和货币市场的整体稳定性 |
| 8.3.2 扩大“常备借贷便利”(SLF)的使用范围及完善质押品制度 |
| 8.3.3 适时明确中央银行短端基准利率以此锚定并引导预期 |
| 8.3.4 逐步消化过高的法定存款准备金 |
| 8.3.5 规避监管叠加对利率走廊可信度的冲击 |
| 8.4 本章小结 |
| 第9章 结论与政策建议 |
| 9.1 主要结论 |
| 9.2 政策建议 |
| 9.2.1 切实提高货币政策的独立性、有效性以及前瞻性 |
| 9.2.2 持续突出价格型货币政策工具的使用 |
| 9.2.3 着力增强配套措施建设 |
| 参考文献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的科研成果 |
| 致谢 |
（2）经济不确定性、经济周期与货币政策有效性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绪论 |
| 1.1 选题背景与研究意义 |
| 1.1.1 选题背景 |
| 1.1.2 研究意义 |
| 1.2 文献综述 |
| 1.2.1 经济不确定性对经济周期影响机制的研究综述 |
| 1.2.2 经济不确定性对货币政策有效性影响机制的研究综述 |
| 1.2.3 经济周期不同阶段下货币政策有效性研究综述 |
| 1.3 研究方法与创新 |
| 1.3.1 研究方法 |
| 1.3.2 主要创新与贡献 |
| 1.4 论文框架与结构安排 |
| 第2章 概念界定与理论基础 |
| 2.1 经济不确定性概念的起源、界定与度量 |
| 2.2 经济不确定性对经济周期影响机制的理论基础 |
| 2.3 经济不确定性对货币政策有效性影响的理论基础 |
| 2.4 不同经济周期下货币政策调控的理论基础 |
| 2.5 本章小结 |
| 第3章 我国经济不确定性与经济周期测度及其协动性 |
| 3.1 我国经济不确定性走势分析 |
| 3.2 我国经济周期指数的测度和走势分析 |
| 3.2.1 传统经济周期测度方法的总结与利弊评述 |
| 3.2.2 MS-DFM测度经济周期的原理简述 |
| 3.2.3 我国经济周期指数的实时测度 |
| 3.2.4 我国经济周期统计特征与趋势分析 |
| 3.3 我国经济不确定性与经济周期协动性检验 |
| 3.3.1 经济不确定性与经济周期时变格兰杰因果检验 |
| 3.3.2 经济不确定性与经济周期间的动态相关性检验 |
| 3.3.3 经济不确定性与经济周期间的动态溢出效应检验 |
| 3.4 本章小结 |
| 第4章 不同经济不确定性水平下的货币政策有效性研究 |
| 4.1 不同政策目标和不确定性水平下货币政策量价选择的初步探讨 |
| 4.1.1 不同政策目标下数量型与价格型货币政策有效性探讨 |
| 4.1.2 经济不确定影响下货币政策有效性探讨 |
| 4.1.3 双重背景下数量型与价格型政策选择的探讨 |
| 4.2 我国经济不确定性阶段划分 |
| 4.2.1 MS-AR模型 |
| 4.2.2 经济不确定性区制划分 |
| 4.3 LT-TVP-VAR模型构建与参数估计 |
| 4.3.1 LT-TVP-VAR模型构建 |
| 4.3.2 数据选取与处理 |
| 4.3.3 参数估计与检验 |
| 4.4 不同经济不确定性水平下货币政策时变反应与调控机制 |
| 4.4.1 不同经济不确定性水平下货币政策时变反应 |
| 4.4.2 数量型与价格型政策对产出调控的实时对比 |
| 4.4.3 数量型与价格型政策对通胀调控的实时对比 |
| 4.5 本章小结 |
| 第5章 经济周期不同阶段下的货币政策有效性研究 |
| 5.1 经济周期不同阶段下货币政策调控的典型事实 |
| 5.1.1 经济周期波动下货币政策调控的历史演变 |
| 5.1.2 经济周期扩张阶段货币政策调控的有效性分析 |
| 5.1.3 经济周期收缩阶段货币政策调控的有效性分析 |
| 5.2 经济周期不同阶段下货币政策调控效果对比 |
| 5.2.1 TH-SVAR模型介绍 |
| 5.2.2 数据选取与检验 |
| 5.2.3 经济周期不同阶段下货币政策对产出的调控机制检验 |
| 5.2.4 经济周期不同阶段下货币政策对通胀的调控机制检验 |
| 5.2.5 数量型与价格型货币政策在经济周期不同阶段下的有效性对比 |
| 5.3 经济周期不同阶段下货币政策调控的非对称性检验 |
| 5.3.1 SEIVAR模型估计原理与脉冲响应函数构建 |
| 5.3.2 数量型货币政策在经济周期不同阶段下的非对称性检验 |
| 5.3.3 价格型货币政策在经济周期不同阶段下的非对称性检验 |
| 5.4 本章小结 |
| 第6章 未预期冲击、预期管理与货币政策有效性研究 |
| 6.1 价格型和数量型货币政策的适用条件 |
| 6.2 考虑政策预期因素的DSGE模型构架 |
| 6.2.1 私人家庭 |
| 6.2.2 生产厂商 |
| 6.2.3 政府部门 |
| 6.2.4 货币当局 |
| 6.3 数据处理与参数估计 |
| 6.3.1 数据选取与处理 |
| 6.3.2 参数校准与设定 |
| 6.3.3 冲击路径识别 |
| 6.3.4 参数贝叶斯估计 |
| 6.4 脉冲响应与方差分解分析 |
| 6.4.1 脉冲响应分析 |
| 6.4.2 方差分解分析 |
| 6.5 本章小结 |
| 结论和政策建议 |
| 参考文献 |
| 攻读学位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及科研成果 |
| 致谢 |
（3）特征价格指数编制法的改进与应用研究 ——基于电商平台大数据的实证分析（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绪论 |
| 1.1 选题背景与研究意义 |
| 1.1.1 选题背景 |
| 1.1.2 研究意义 |
| 1.2 文献综述 |
| 1.2.1 国外文献综述 |
| 1.2.2 国内文献综述 |
| 1.3 研究内容及框架 |
| 1.3.1 主要内容 |
| 1.3.2 研究框架 |
| 1.4 研究方法 |
| 1.4.1 规范分析 |
| 1.4.2 实证研究 |
| 1.4.3 比较分析 |
| 1.5 创新与不足 |
| 1.5.1 本文的主要创新点 |
| 1.5.2 本文的研究不足 |
| 第2章 理论基础 |
| 2.1 Lancaster消费偏好理论 |
| 2.1.1 基本思想 |
| 2.1.2 模型构建 |
| 2.1.3 最优决策 |
| 2.1.4 替代效应 |
| 2.1.5 新产品的引入 |
| 2.2 Rosen特征供需均衡理论 |
| 2.2.1 假定条件 |
| 2.2.2 消费者决策 |
| 2.2.3 生产者决策 |
| 2.2.4 市场均衡 |
| 2.3 Diewert特征价格理论 |
| 2.3.1 假定条件 |
| 2.3.2 理论构架 |
| 2.3.3 特征价格模型选择的理论基础 |
| 2.3.4 特征价格理论评述 |
| 第3章 经典特征价格法梳理与评价 |
| 3.1 特征函数的构建 |
| 3.1.1 特征函数的识别 |
| 3.1.2 函数形式的选择 |
| 3.1.3 变量的选择 |
| 3.1.4 残差的解释 |
| 3.2 经典特征价格法介绍与评述 |
| 3.2.1 特征虚拟时间变量法 |
| 3.2.2 直接特征法 |
| 3.2.3 特征价格估计法 |
| 3.2.4 质量调整系数法 |
| 3.3 经典特征价格法面临的问题 |
| 3.3.1 数据来源不足 |
| 3.3.2 权重缺失 |
| 3.3.3 模型设定不足 |
| 3.3.4 链式漂移 |
| 第4章 经典特征价格法的改进 |
| 4.1 引入电商平台大数据 |
| 4.1.1 电商平台大数据的相对优势 |
| 4.1.2 电商平台大数据对经典特征价格法的优化 |
| 4.2 加权特征价格模型 |
| 4.2.1 权重的经济意义 |
| 4.2.2 权重的选择 |
| 4.2.3 权重对特征价格模型的优化 |
| 4.3 特征价格模型的设定改进 |
| 4.3.1 非参数和半参数特征价格估计模型 |
| 4.3.2 基于截面数据排序的ADL模型 |
| 4.3.3 非参数与半参数模型同ADL模型的比较 |
| 4.3.4 基于ADL模型的特征价格模型优化 |
| 4.4 多边特征价格指数 |
| 4.4.1 GEKS价格指数 |
| 4.4.2 GEKS价格指数在应用中存在的问题 |
| 4.4.3 RYGEKS价格指数 |
| 4.4.4 基于RYGEKS指数的特征价格指数优化 |
| 第5章 基于电商平台大数据的ICT产品特征价格指数实证分析 |
| 5.1 改进的特征价格指数构建 |
| 5.1.1 经典特征价格估计模型 |
| 5.1.2 加权—特征价格估计模型 |
| 5.1.3 加权—ADL特征价格估计模型 |
| 5.1.4 RYGEKS指数构建 |
| 5.2 数据来源及基本描述 |
| 5.2.1 数据来源 |
| 5.2.2 数据预处理 |
| 5.2.3 数据描述 |
| 5.3 特征变量的量化 |
| 5.3.1 智能手机特征的量化 |
| 5.3.2 计算机类设备特征的量化 |
| 5.3.3 计算机存储设备特征的量化 |
| 5.4 特征变量的选取 |
| 5.4.1 文献总结法 |
| 5.4.2 相关性分析 |
| 5.4.3 逐步回归分析 |
| 5.4.4 新特征的处理方法 |
| 5.5 测算结果分析 |
| 5.5.1 基本模型检验 |
| 5.5.2 权重影响的差异分析 |
| 5.5.3 模型误设定影响的差异分析 |
| 5.5.4 链式漂移处理效果分析 |
| 5.6 传统价格指数的偏差分析 |
| 5.6.1 传统价格指数的偏差来源 |
| 5.6.2 传统价格指数偏差的量化分析 |
| 第6章 ICT设备特征价格指数与实际经济增速的调整 |
| 6.1 ICT产业的界定 |
| 6.1.1 ICT产业的概念界定 |
| 6.1.2 ICT产业的范围界定 |
| 6.1.3 ICT设备的分类 |
| 6.2 ICT设备增长模拟的敏感性分析 |
| 6.2.1 ICT增长模拟的敏感性分析模型 |
| 6.2.2 数量调整乘数 |
| 6.2.3 中间使用、最终使用、进口与实际GDP增速的调整 |
| 6.3 ICT设备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
| 6.3.1 规格品的选取 |
| 6.3.2 权重的确定 |
| 6.3.3 ICT设备居民消费价格指数编制与调整 |
| 6.4 ICT设备投资价格指数 |
| 6.4.1 构建ICT设备投资价格指数面临的困难 |
| 6.4.2 ICT设备投资特征价格指数的编制 |
| 6.4.3 跨国转移法 |
| 6.5 实际GDP增长速度的调整 |
| 6.5.1 ICT设备投入产出构成分析 |
| 6.5.2 实际GDP增速调整幅度的估算 |
| 6.5.3 实际GDP增速调整的国际比较 |
| 6.6 关于调整实际GDP增速的几点说明 |
| 6.7 ICT与生产率 |
| 第7章 结论与展望 |
| 7.1 主要结论 |
| 7.2 研究展望 |
| 附录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发表论文以及参加科研情况 |
（4）互联网金融信息规制的法治化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引言 |
| 一、选题的背景与意义 |
| 二、研究现状述评 |
| 三、研究思路与方法 |
| 四、本文可能的创新与不足 |
| 第一章 信息与互联网金融风险的理论阐述 |
| 第一节 信息概念的基本理论 |
| 一、信息概念的词源 |
| 二、信息的法学意蕴 |
| 三、信息活动的基本特征 |
| 第二节 互联网金融风险与信息的关联性 |
| 一、互联网金融风险的类型化 |
| 二、互联网金融风险生成与扩散 |
| 三、互联网金融风险规制中的信息约束 |
| 四、互联网金融风险应对:信息工具的综合应用 |
| 第三节 互联网金融风险的社会网络分析 |
| 一、社会网络分析的基本理论 |
| 二、社会网络中的互联网金融 |
| 本章小结 |
| 第二章 互联网金融信息规制的法理逻辑 |
| 第一节 互联网金融信息规制的溯源 |
| 一、互联网金融规制面临的新挑战 |
| 二、公权主导型互联网金融规制及其局限性 |
| 三、互联网金融信息规制的引入 |
| 第二节 互联网金融信息规制的基本原理 |
| 一、互联网金融信息规制的基本原则 |
| 二、互联网金融信息规制的具体方法 |
| 三、互联网金融信息规制与金融法“三足定理” |
| 第三节 互联网金融信息规制与行政规制的比较 |
| 一、实施成本单项比较 |
| 二、两种规制路径的比较优势与匹配领域 |
| 第四节 互联网金融信息规制与行政规制若干概念的澄清 |
| 本章小结 |
| 第三章 互联网金融信息规制中的信息工具 |
| 第一节 互联网金融信息工具的分类依据与规范体系 |
| 一、互联网金融信息工具的分类依据 |
| 二、互联网金融信息工具的规范体系 |
| 第二节 互联网金融的信息披露制度 |
| 一、信息不对称、互联网金融与信息披露 |
| 二、现实审视:我国互联网金融信息披露制度框架 |
| 三、互联网金融信息披露的成本收益与结构优化 |
| 第三节 互联网金融的声誉机制 |
| 一、声誉机制的作用原理与比较优势 |
| 二、声誉机制的生效要件 |
| 三、互联网金融声誉机制的实例研究:以P2P网络借贷为例 |
| 第四节 互联网金融平台的评级制度 |
| 一、互联网金融平台评级的制度定位 |
| 二、我国互联网金融平台评级的功能审视与反思 |
| 三、P2P网贷平台评级功能的重塑 |
| 第五节 互联网金融消费者教育制度 |
| 一、风险信息、互联网金融消费者与行为偏差 |
| 二、互联网金融消费者教育的双重面向 |
| 三、互联网金融消费者教育的实践展开 |
| 第六节 互联网金融的悬赏举报制度 |
| 一、互联网金融悬赏举报的制度逻辑 |
| 二、互联网金融悬赏举报中的法律关系 |
| 三、互联网金融悬赏举报的制度构造及其优化 |
| 本章小结 |
| 第四章 互联网金融信息规制的运作逻辑 |
| 第一节 互联网金融信息规制的匹配性 |
| 一、互联网金融的规制场景 |
| 二、信息工具的强度 |
| 三、信息规制的成本和收益 |
| 四、对第三方利益的影响 |
| 第二节 互联网金融信息规制的运行框架 |
| 第三节 互联网金融信息工具的组合运用 |
| 一、互联网金融信息工具组合运用的必要性 |
| 二、互联网金融信息工具组合运用的方法 |
| 第四节 互联网金融信息规制实际运作的考察:以对P2P网贷专项整治行动的反思为例 |
| 一、案例扫描:P2P网贷专项整治行动的回顾与效果评估 |
| 二、P2P网贷专项整治行动的运行逻辑 |
| 三、信息规制进路对P2P网贷专项整治行动的补充与修正 |
| 四、结语与讨论 |
| 本章小结 |
| 第五章 互联网金融信息规制与行政规制的合作模式 |
| 第一节 互联网金融信息规制为何需要合作模式 |
| 一、规制优势互补性 |
| 二、有利于多元主体协同以改善规制体系 |
| 三、试验性治理给予互联网金融创新更大的空间 |
| 第二节 合作模式中的资源禀赋与参与主体优势格局 |
| 一、合作模式中的资源禀赋 |
| 二、合作模式中的参与主体优势格局 |
| 第三节 合作模式的解释路径 |
| 一、合作规制模式的基本原理 |
| 二、合作规制模式在互联网金融业态中的具体解释 |
| 第四节 合作模式的未来展望 |
| 一、采用智慧型合作规制,实现技术理性与制度理性的结合 |
| 二、借鉴“监管沙盒”经验,创设一个包容性的规制空间 |
| 三、“行政指引”+“自律规制”+“自愿合规”的多元协同路径 |
| 四、提升互联网金融消费者的信息能力 |
| 本章小结 |
| 第六章 后互联网金融时代的信息规制可能走向 |
| 第一节 互联网金融到金融科技的变迁 |
| 一、互联网金融与金融科技的概念 |
| 二、互联网金融与金融科技的界分 |
| 三、金融科技对创新理论的拓展 |
| 第二节 信息规制中的科技元素嵌入 |
| 一、科技嵌入信息规制的路径 |
| 二、科技嵌入信息规制的优势 |
| 三、科技嵌入信息规制的风险及其化解 |
| 第三节 金融科技信息规制中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的统一 |
| 一、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的表征形式 |
| 二、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的断裂 |
| 三、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的融合 |
| 本章小结 |
| 结论 |
| 参考文献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目录 |
| 致谢 |
（5）中国在全球气候治理中的角色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导论 |
| 第一节 问题的提出与研究意义 |
| 一、问题的提出 |
| 二、研究意义 |
| 第二节 研究综述与创新之处 |
| 一、国外研究综述 |
| 二、国内文献综述 |
| 三、对研究现状的评价及本文研究视角的创新 |
| 第三节 研究思路与框架 |
| 一、研究思路 |
| 二、研究框架 |
| 第四节 论文研究方法 |
| 第一章 中国全球气候治理角色的理论框架与变量组合 |
| 第一节 全球气候治理的论析 |
| 一、气候变化问题 |
| 二、全球气候治理 |
| 第二节 国家角色的论析 |
| 一、角色理论论析 |
| 二、国际关系中的国家角色论析 |
| 第三节 国家利益、身份认知、国际体系:变量设置与研究假设 |
| 一、选取利益、身份和国际体系作为变量的理论依据 |
| 二、国家利益、身份认知与国际体系对全球气候治理的意义 |
| 三、研究假设 |
| 本章小结 |
| 第二章 拒绝角色:中国对全球气候治理的被动参与(20世纪70年代-1994) |
| 第一节 基于经济高速增长的国家利益观 |
| 一、气候问题的“非经济”认知 |
| 二、经济高速增长认知产生的背景 |
| 三、基于经济高速发展的国家利益认知下的国家发展策略 |
| 第二节 “后起和平发展者”的身份认知 |
| 第三节 紧张的国际环境和宽松的国际能源体系 |
| 一、周边及国际环境 |
| 二、宽松的国际能源体系 |
| 第四节 拒绝角色的变量作用过程及国际参与 |
| 一、拒绝角色的变量作用过程 |
| 二、拒绝角色的环境治理国际参与 |
| 本章小结 |
| 第三章 承认角色:中国对全球气候治理的谨慎而保守参与(1995-2005) |
| 第一节 改变经济增长方式的国家利益认知 |
| 一、对气候问题的“经济”认知 |
| 二、改变经济增长方式的利益认知的背景 |
| 三、改变经济增长方式认知下的发展 |
| 第二节 “负责任大国”的身份认知 |
| 一、“负责任大国”的文化渊源 |
| 二、“负责任大国”产生的历史背景 |
| 第三节 气候治理主体转变与油价大幅上升的国际体系 |
| 一、“中国环境威胁论”的兴起 |
| 二、全球气候治理主体的变化 |
| 三、全球油价大幅上涨的能源体系 |
| 第四节 承认角色的变量作用过程及气候治理参与 |
| 一、承认角色的变量作用过程 |
| 二、承认角色的气候治理国际参与 |
| 本章小结 |
| 第四章 接受角色:中国对全球气候治理的主动与开放参与(2006-2015) |
| 第一节 全面转变发展方式的国家利益认知 |
| 第二节 新兴国家的身份认知 |
| 一、中国新兴国家身份认知的产生 |
| 二、低碳经济:新兴国家身份认知下的气候治理路径 |
| 第三节 新兴国家群体性崛起与国际油价动荡的国际能源体系 |
| 一、新兴国家群体的兴起与气候治理参与 |
| 二、油价动荡的国际能源体系 |
| 第四节 接受角色的变量作用过程及气候治理参与 |
| 一、接受角色的变量作用过程 |
| 二、接受角色下中国的气候治理 |
| 本章小结 |
| 第五章 “后巴黎”时代中国在全球气候治理中的角色 |
| 第一节 “后巴黎”时代全球气候治理的引领者 |
| 一、经济“新常态”的国家利益认知 |
| 二、“日益走近世界舞台中央”的身份认知 |
| 三、制度碎片化和领导力缺失的全球治理体系 |
| 第二节 “后巴黎”时代全球气候治理的中国方案 |
| 一、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是全球气候治理的“中国方案” |
| 二、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下中国参与气候治理的实践 |
| 本章小结 |
| 结论 |
| 一、本文的基本结论 |
| 二、有待研究的问题 |
| 参考文献 |
| 附录一 论文中所用图 |
| 附录二 论文中所用表 |
| 致谢 |
| 攻读学位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 |
| 附件 |
（6）区域贸易协定的全球价值链效应研究 ——中国视角（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引言 |
| 1.1 选题背景 |
| 1.2 研究意义 |
| 1.3 研究内容与方法 |
| 1.3.1 研究内容 |
| 1.3.2 研究方法 |
| 1.4 研究创新之处 |
| 第2章 国内外研究现状 |
| 2.1 关于区域贸易协定效应的研究 |
| 2.1.1 理论研究 |
| 2.1.2 实证研究 |
| 2.2 关于全球价值链测算的研究 |
| 2.2.1 垂直专业化 |
| 2.2.2 出口复杂度 |
| 2.2.3 平均传播长度 |
| 2.2.4 上游度 |
| 2.2.5 全球价值链地位指数与参与指数 |
| 2.2.6 生产长度 |
| 2.3 关于全球价值链影响因素的研究 |
| 2.3.1 国外研究 |
| 2.3.2 国内研究 |
| 2.4 文献述评 |
| 第3章 区域贸易协定发展状况 |
| 3.1 全球区域贸易协定发展状况及趋势 |
| 3.1.1 全球区域贸易协定总体状况与趋势 |
| 3.1.2 全球区域贸易协定分布状况 |
| 3.1.3 全球区域贸易协定规则发展趋势 |
| 3.2 中国区域贸易协定发展现状 |
| 3.2.1 重视自由贸易区网络建设,但当前协定覆盖率较低 |
| 3.2.2 中国重视深化已有贸易协定 |
| 3.2.3 中国积极推进高标准自由贸易区建设 |
| 3.3 欧盟区域贸易协定发展现状 |
| 3.4 美国区域贸易协定发展现状 |
| 3.4.1 美国对自由贸易协定的重视程度提升,签署贸易协定的经济动机逐渐增强,关注点逐渐由多边转向区域再转向双边 |
| 3.4.2 以公平、对等开放和“美国优先”为原则,重新进行已有贸易协定谈判 |
| 3.5 本章小结 |
| 第4章 全球价值链发展状况 |
| 4.1 生产活动分解 |
| 4.1.1 生产活动分解方法 |
| 4.1.2 全球生产活动状况 |
| 4.1.3 中国生产活动状况 |
| 4.1.4 主要经济体生产活动的国际比较 |
| 4.2 全球价值链参与状况 |
| 4.2.1 全球价值链参与指标 |
| 4.2.2 中国的全球价值链参与状况 |
| 4.2.3 主要经济体的全球价值链参与状况 |
| 4.3 生产长度 |
| 4.3.1 生产长度计算方法 |
| 4.3.2 中国的生产长度状况 |
| 4.3.3 主要经济体的平均生产长度状况 |
| 4.4 本章小结 |
| 第5章 区域贸易协定影响全球价值链的路径及因素 |
| 5.1 影响全球价值链的因素 |
| 5.1.1 生产的比较优势 |
| 5.1.2 贸易成本 |
| 5.2 区域贸易协定的影响 |
| 5.2.1 区域贸易协定的内容 |
| 5.2.2 区域贸易协定对贸易的影响 |
| 5.2.3 区域贸易协定对投资的影响 |
| 5.2.4 区域贸易协定对资源使用和分布的影响 |
| 5.2.5 区域贸易协定对经济增长的影响 |
| 5.2.6 区域贸易协定对规则的影响 |
| 5.3 区域贸易协定影响全球价值链 |
| 5.4 本章小结 |
| 第6章 中国已签自由贸易协定的全球价值链效应评估 |
| 6.1 变量选择与模型设定 |
| 6.1.1 变量选择及数据来源 |
| 6.1.2 模型设定 |
| 6.2 实证结果与分析 |
| 6.2.1 全球价值链参与指数总体回归结果 |
| 6.2.2 全球参与指数区分国家发展状态的回归结果 |
| 6.2.3 生产长度回归结果 |
| 6.3 本章小结 |
| 第7章 主要结论与政策建议 |
| 7.1 主要结论 |
| 7.2 政策建议 |
| 7.3 不足之处及未来研究展望 |
| 7.3.1 不足之处 |
| 7.3.2 未来研究展望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个人简历、在读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与研究成果 |
（7）中俄国有企业改革的约束条件与政策选择比较研究 ——基于系统科学理论（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绪论 |
| 1.1 选题背景和意义 |
| 1.1.1 选题背景 |
| 1.1.2 选题意义 |
| 1.2 文献综述 |
| 1.2.1 国有企业改革的约束条件研究 |
| 1.2.2 国有企业改革的政策选择研究 |
| 1.2.3 约束条件与政策选择的系统性关系研究 |
| 1.2.4 约束条件与政策选择的实证计量研究 |
| 1.2.5 文献评述 |
| 1.3 研究内容和方法 |
| 1.3.1 研究内容 |
| 1.3.2 研究方法 |
| 1.4 创新与不足 |
| 1.4.1 论文的创新 |
| 1.4.2 论文的不足 |
| 第2章 国有企业改革约束条件与政策选择研究的理论基础 |
| 2.1 系统科学 |
| 2.1.1 现代系统科学 |
| 2.1.2 马克思主义社会系统理论 |
| 2.2 经济学 |
| 2.2.1 转轨经济学 |
| 2.2.2 新制度经济学 |
| 2.2.3 国际政治经济学 |
| 2.3 企业管理学 |
| 2.3.1 利益相关者理论 |
| 2.3.2 国有企业功能理论 |
| 2.4 本章小结 |
| 第3章 中俄国有企业改革的回顾与比较 |
| 3.1 中国国有企业发展与改革 |
| 3.1.1 计划经济时期国有企业的发展 |
| 3.1.2 改革开放时期的国有企业改革 |
| 3.2 俄罗斯国有企业发展与改革 |
| 3.2.1 苏联时期国有企业的发展 |
| 3.2.2 俄罗斯国家转型时期的国有企业改革 |
| 3.3 中俄国有企业改革政策比较 |
| 3.3.1 系统思想贯彻始终 |
| 3.3.2 改革兼顾双重目标 |
| 3.3.3 政策路径逐渐趋同 |
| 3.4 本章小结 |
| 第4章 中俄国有企业改革的初始约束条件与政策选择比较分析 |
| 4.1 中俄国有企业改革的初始约束条件比较 |
| 4.1.1 初始政治约束条件 |
| 4.1.2 初始经济约束条件 |
| 4.1.3 初始国际约束条件 |
| 4.2 中俄初始政策路径比较 |
| 4.2.1 初始政治约束与初始政策路径 |
| 4.2.2 初始经济约束与初始政策路径 |
| 4.2.3 初始国际约束与初始政策路径 |
| 4.2.4 国家系统状态制约政策路径选择 |
| 4.3 中俄初始政策目标比较 |
| 4.3.1 中俄初始改革政策的政治目标 |
| 4.3.2 中俄初始改革政策的经济目标 |
| 4.3.3 中俄初始改革政策的国际目标 |
| 4.3.4 国家系统演变目标制约政策路径选择 |
| 4.4 中俄初始政策的适应性比较 |
| 4.4.1 初始政策与政治约束适应性 |
| 4.4.2 初始政策与经济约束适应性 |
| 4.4.3 初始政策与国际约束适应性 |
| 4.4.4 国家系统演变规律制约政策适应性 |
| 4.5 本章小结 |
| 第5章 中俄国有企业改革过程中的约束条件与政策调整比较分析 |
| 5.1 中俄改革过程中的约束条件比较 |
| 5.1.1 改革过程中的政治约束条件演化 |
| 5.1.2 改革过程中的经济约束条件演化 |
| 5.1.3 改革过程中的国际约束条件演化 |
| 5.2 中俄改革过程中的政策调整比较 |
| 5.2.1 政治约束条件演化与政策调整 |
| 5.2.2 经济约束条件演化与政策调整 |
| 5.2.3 国际约束条件演化与政策调整 |
| 5.2.4 国家系统整体优化状态决定改革的深化与逆转 |
| 5.3 中俄改革过程中的国家系统有序性比较 |
| 5.3.1 中俄的政策调整与国家系统有序性演化 |
| 5.3.2 大力发展民营企业保障国家系统有序性 |
| 5.3.3 适度发展外资企业保障国家系统有序性 |
| 5.4 中俄改革过程中的政策协同性比较 |
| 5.4.1 政府是改革政策协同性的关键因素 |
| 5.4.2 战略性国有企业是保障政府行政能力的必要条件 |
| 5.4.3 改革政策选择的序参量 |
| 5.5 本章小结 |
| 第6章 中俄国有企业改革的约束条件与政策选择实证比较分析 |
| 6.1 中俄国有企业改革约束条件制约政策选择实证比较分析 |
| 6.1.1 燕尾突变模型的构建与指标选取 |
| 6.1.2 改革政策选择突变指数测算 |
| 6.1.3 改革约束条件制约政策路径选择比较分析 |
| 6.2 中俄国有企业改革政策目标与路径选择实证比较分析 |
| 6.2.1 层次分析模型建构与指标选取 |
| 6.2.2 改革政策选择层次分析指标测算 |
| 6.2.3 改革政策的目标与路径选择比较分析 |
| 6.3 中俄国有企业改革政策适应性实证比较分析 |
| 6.3.1 灰色关联度模型建构与指标选取 |
| 6.3.2 改革政策适应性灰色关联度指标测算 |
| 6.3.3 改革政策的适应性比较分析 |
| 6.4 中俄国有企业改革过程中国家系统整体优化与政策调整实证比较分析 |
| 6.4.1 耦合协调度模型构建与指标选取 |
| 6.4.2 改革政策耦合协调度指标测算 |
| 6.4.3 国家系统整体优化与改革政策调整比较分析 |
| 6.5 中俄国有企业改革过程中国家系统有序性实证比较分析 |
| 6.5.1 耗散结构模型构建与指标选取 |
| 6.5.2 改革过程中系统耗散结构指数测算 |
| 6.5.3 国家系统有序性比较分析 |
| 6.6 中俄国有企业改革政策选择序参量实证比较分析 |
| 6.6.1 哈肯模型的构建与指标选取 |
| 6.6.2 改革政策选择序参量指标测算 |
| 6.6.3 改革政策选择序参量比较分析 |
| 6.7 本章小结 |
| 第7章 研究的结论与政策建议 |
| 7.1 研究结论 |
| 7.2 政策建议 |
| 附录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发表论文以及参加科研情况 |
（8）中国外商直接投资撤资原因及影响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1 导论 |
| 1.1 选题背景和意义 |
| 1.2 文献综述 |
| 1.3 研究方法和主要内容 |
| 1.4 创新点 |
| 2 中国外商直接投资撤资状况分析 |
| 2.1 外商直接投资撤资数据的选择 |
| 2.2 全球范围内的跨国公司撤资状况 |
| 2.3 中国外商直接投资撤资案例 |
| 2.4 中国外商直接投资撤资的统计数据状况 |
| 2.5 小结 |
| 3 外商直接投资撤资成因:理论分析 |
| 3.1 影响外资企业撤资的理论文献回顾 |
| 3.2 基于最优资本存量的外资企业撤资规模理论 |
| 3.3 外资企业撤资规模影响因素的理论分析 |
| 3.4 小结 |
| 4 中国外商直接投资撤资的影响因素:实证分析 |
| 4.1 中国外商直接投资撤资影响因素假说 |
| 4.2 中国外商直接投资撤资影响因素的计量分析 |
| 4.3 小结 |
| 5 中国外商直接投资撤资的经济影响分析 |
| 5.1 中国外资企业撤资在生产方面的影响 |
| 5.2 中国外资企业撤资在就业方面的影响 |
| 5.3 中国外资企业撤资在税收方面的影响 |
| 5.4 中国外资企业撤资在国际贸易和国际收支方面的影响 |
| 5.5 小结 |
| 6 总结 |
| 6.1 主要结论 |
| 6.2 对策建议 |
| 6.3 研究展望 |
| 致谢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成果目录 |
（9）资本账户开放、短期资本流动与系统性金融风险（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导论 |
| 第一节 研究背景及意义 |
| 一、研究背景 |
| 二、研究意义 |
| 第二节 研究框架、篇章结构与研究方法 |
| 一、研究框架与篇章结构 |
| 二、研究方法 |
| 第三节 主要创新 |
| 第二章 文献综述 |
| 第一节 资本账户开放的测度 |
| 第二节 短期资本流动的测算 |
| 第三节 系统性金融风险的测度 |
| 第四节 短期资本流动的驱动因素研究 |
| 第五节 资本账户开放、汇率制度改革与外汇风险传染 |
| 一、金融网络化特征显现,金融风险传染为并发特征之一 |
| 二、网络分析逐渐运用到金融风险传染研究中 |
| 三、外汇风险传染是金融风险的重要组成部分 |
| 四、外汇风险传染的影响机制——资本账户开放与汇率制度改革 |
| 第六节 资本账户开放与宏观经济 |
| 一、资本账户开放与跨境资本流动 |
| 二、资本账户开放与经济增长 |
| 三、资本账户开放与金融发展、金融风险 |
| 第七节 总结与评述 |
| 第三章 资本账户开放、跨境资本流动与系统性金融风险关系的逻辑梳理 |
| 第一节 资本账户开放与跨境资本流动 |
| 一、资本账户开放的概念界定、中国现状 |
| 二、资本账户开放影响跨境资本流动 |
| 第二节 资本账户开放、跨境资本流动与系统性金融风险 |
| 一、理论基础 |
| 二、资本账户开放、跨境资本流动的分部门影响机制 |
| 第四章 资本账户开放背景下中国短期资本流动的驱动因素研究 |
| 引言 |
| 第一节 理论模型与实证方法选择 |
| 一、理论模型的构建与推导 |
| 二、实证方法选择 |
| 三、模型估计方法 |
| 第二节 实证分析 |
| 一、数据选取 |
| 二、数据预检验 |
| 三、基准回归 |
| 四、半参数平滑系数模型 |
| 五、稳健性检验 |
| 第三节 结论与政策建议 |
| 一、结论 |
| 二、政策建议 |
| 第五章 资本账户开放对国内金融市场的时变冲击 |
| 引言 |
| 第一节 理论模型与实证方法选择 |
| 一、基本假设 |
| 二、理论模型推导与实证方法选择 |
| 第二节 实证分析 |
| 一、数据选取 |
| 二、数据平稳性检验 |
| 三、资本账户总体开放与金融市场 |
| 四、短期资本账户开放与金融市场 |
| 五、时变方差分解分析 |
| 六、动态溢出效应 |
| 第三节 结论与启示 |
| 第六章 资本账户开放、汇率制度改革与外汇风险传染 |
| 引言 |
| 第一节 研究方法 |
| 一、汇率关联性网络的建立 |
| 二、汇率系统关联性测度指标的构建 |
| 第二节 外汇风险传染的实证测度 |
| 一、样本与数据说明 |
| 二、汇率系统关联性的测度 |
| 三、各只货币风险吸收、外溢效应的测度 |
| 第三节 资本账户开放、汇率制度改革对外汇风险传染的影响机制研究 |
| 一、外汇风险传染影响因子的选取 |
| 二、实证结果分析 |
| 三、稳健性检验 |
| 第四节 结论与政策建议 |
| 一、结论 |
| 二、政策建议 |
| 第七章 资本账户开放会加剧我国的系统性金融风险吗? |
| 引言 |
| 第一节 中国系统性金融风险指数的构建 |
| 一、指数构建方法及其合理性说明 |
| 二、指标选取 |
| 三、数据预处理 |
| 四、指数构建与分析 |
| 五、时变权重分析 |
| 六、稳健性检验 |
| 第二节 资本账户开放对系统性金融风险的时变影响 |
| 一、资本账户开放对系统性金融风险影响的基本逻辑 |
| 二、实证分析-基于SV-TVP-VAR模型 |
| 第三节 结论与政策建议 |
| 一、结论 |
| 二、政策建议 |
| 第八章 资本账户开放背景下我国系统性金融风险的防范对策 |
| 第一节 本文总结 |
| 一、研究内容和研究发现 |
| 二、风险防范对策 |
| 第二节 研究展望 |
| 参考文献 |
| 博士期间研究成果 |
| 出版专着、发表文章 |
| 会议论文获奖 |
| 参与课题 |
| 致谢 |
（10）利率走廊调控国际经验与中国目标模式构建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第一节 选题背景与研究意义 |
| 第二节 文献回顾 |
| 第三节 研究目标与研究内容 |
| 第四节 研究方法 |
| 第五节 本文的创新之处 |
| 第一章 利率走廊调控概念与理论 |
| 第一节 相关概念界定 |
| 一、货币政策与货币政策操作框架 |
| 二、数量型调控框架与价格型调控框架 |
| 三、利率走廊调控 |
| 第二节 西方利率走廊调控相关理论基础 |
| 一、早期价格型调控下的真实票据理论与银行贴现率理论 |
| 二、数量型调控下的货币数量论与外生货币供给理论 |
| 三、现代价格型调控的理论基础 |
| 第三节 马克思货币理论对中国构建利率走廊调控的指导意义 |
| 一、构建利率走廊调控必须坚持马克思货币理论的指导地位 |
| 二、马克思货币理论及其对利率走廊作用机制的分析 |
| 三、银行业利润率与社会平均利润率 |
| 第二章 中国货币政策的演变、发展与转型 |
| 第一节 早期货币政策实践:信贷规模控制 |
| 一、中国货币政策的产生 |
| 二、信贷规模控制 |
| 三、直接调控为间接调控创造条件 |
| 第二节 当前货币政策实践:间接数量调控 |
| 一、1998 年至今的间接货币总量调控 |
| 二、为应对2008 年国际金融危机的货币政策 |
| 三、间接数量调控的特点 |
| 第三节 数量调控向价格调控转型 |
| 一、数量调控的局限性——转型必要性分析 |
| 二、数量调控下货币供给的内生性——转型必然性分析 |
| 三、数量调控下利率决定的外生性——价格调控的可能性分析 |
| 第三章 中国构建利率走廊调控的现实条件与障碍因素 |
| 第一节 利率与汇率市场化改革为实施利率走廊调控奠定基础条件 |
| 一、利率市场化改革取得重大进展 |
| 二、汇率市场化改革稳步推进 |
| 三、利率传导机制日益顺畅 |
| 第二节 央行利率调控体系向有利于价格型调控框架转变 |
| 一、央行流动性调节与预期管理能力提高 |
| 二、创新货币政策操作工具 |
| 三、建立健全合格担保品框架 |
| 第三节 实施利率走廊调控面临的困境与挑战 |
| 一、构建面向价格型调控的框架还不完善 |
| 二、中央银行调控能力仍有进一步提升的空间 |
| 三、经济金融领域存在深层次结构性矛盾对转型构成挑战 |
| 第四章 利率走廊调控模式的国际经验借鉴 |
| 第一节 英国和美国货币政策框架的对比分析 |
| 一、英国与美国货币政策框架的历史路径 |
| 二、数量调控还是价格调控-基于Poole模型的分析 |
| 三、不同发展阶段下的框架选择及对中国的借鉴意义 |
| 第二节 现代价格型调控模式:利率走廊调控 |
| 一、欧洲中央银行 |
| 二、加拿大银行 |
| 三、美国联邦储备银行 |
| 第三节 国际利率走廊调控经验借鉴 |
| 一、合理设定准备金制度 |
| 二、创设常备借贷与存款便利工具 |
| 三、协调公开市场操作 |
| 四、具备市场性、基准性和可控性的目标利率 |
| 第五章 中国利率走廊调控目标模式构建 |
| 第一节 实施价格稳定和金融稳定双目标 |
| 一、建立通胀目标制 |
| 二、兼顾金融稳定目标 |
| 第二节 基准利率与政策目标利率的选择 |
| 一、选择SHIBOR作为基准政策利率 |
| 二、以常备借贷便利为上限,合理确定利率走廊宽度 |
| 第三节 实行余额准备金制度 |
| 一、准备金制度的争议 |
| 二、模型建立 |
| 三、参数校准 |
| 四、模型分析 |
| 五、结论 |
| 第六章 构建中国利率走廊调控的对策建议 |
| 第一节 增强利益诱导的有效性 |
| 一、增强SHIBOR的基准性 |
| 二、降低常备借贷便利准入门槛,提升商业银行的融资可得性 |
| 三、余额准备金制度下是期间平均还是自愿准备? |
| 第二节 强化中央银行的预期引导 |
| 一、构建通胀目标制+宏观审慎政策双支柱的调控框架 |
| 二、提升央行独立性的具体对策 |
| 三、提高货币政策透明度 |
| 第三节 健全顺畅的货币政策传导 |
| 一、加强金融市场建设 |
| 二、构建有效的微观市场主体行为 |
| 三、应对货币政策传导中的时滞问题 |
| 第七章 结论 |
| 参考文献 |
| 攻读学位期间承担的科研任务与主要成果 |
| 致谢 |
| 个人简历 |
四、2004年10月中国数码相机市场价格走势分析报告（论文参考文献）
- [1]后发展国家市场化利率形成与调控机制构建 ——国际经验与中国实践[D]. 闫博. 吉林大学, 2021(01)
- [2]经济不确定性、经济周期与货币政策有效性研究[D]. 王国志. 吉林大学, 2021(01)
- [3]特征价格指数编制法的改进与应用研究 ——基于电商平台大数据的实证分析[D]. 雷泽坤. 辽宁大学, 2020(07)
- [4]互联网金融信息规制的法治化研究[D]. 唐士亚. 上海交通大学, 2020(09)
- [5]中国在全球气候治理中的角色研究[D]. 李波. 山东大学, 2020(02)
- [6]区域贸易协定的全球价值链效应研究 ——中国视角[D]. 林佳欣. 对外经济贸易大学, 2020(01)
- [7]中俄国有企业改革的约束条件与政策选择比较研究 ——基于系统科学理论[D]. 王欣. 辽宁大学, 2020(01)
- [8]中国外商直接投资撤资原因及影响研究[D]. 尚运生. 华中科技大学, 2019(01)
- [9]资本账户开放、短期资本流动与系统性金融风险[D]. 余博. 厦门大学, 2019(12)
- [10]利率走廊调控国际经验与中国目标模式构建研究[D]. 杨斌. 福建师范大学, 2019(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