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协调环境和发展的关系,促进人类与环境的和谐——访中国环境科学研究院胡炳清教授（论文文献综述）
王思源[1]（2021）在《百年中学课程文本中的地理实践活动内容研究》文中指出实践性是地理学科基本属性之一。晚清学校地理课程诞生至今的百年的时间里,中学地理实践活动一直在地理课程体系中占有重要地位。考察、观察、调查和实验等地理实践活动既是地理学科重要的研究方法,也是中学地理课程重要的教学方法和学习方式,是地理教育育人模式和教学方式改革的重要内容、途径与手段。中学地理实践活动作为培学生地理实践力素养的主要途径,引起了国际教育界的广泛关注。在地理实践教学的诸多因素中,教学内容是决定性的因素,不同的地理实践活动的内容决定了相应的活动形式、教学方法、评价方式等。因此,本文通过对课程文本中的地理实践活动内容的历史分析,探寻地理实践活动内在特点与规律,为地理实践教学提供支撑。不同历史时期的课程文本凝聚了当时理论研究的成果和实践结晶。课程文本承载着国家意志,体现了科学精神,是课程与教学的物质载体。课程文本可以视为地理实践活动内容特点的文字语言表达,具有纲领性和强制性。尽管实践丰富多彩,但是教育实践被要求必须如此执行,实质精神不能偏离课程文本的要求。因此可以通过对课程文本历史考证,揭示我国中学不同历史时期的地理实践活动内容的发展进程与特点。本研究从课程计划的角度,把握地理实践活动内容变化的整体学科背景;从地理课程标准的角度,审视地理教学实践活动内容体系的变化过程与趋势;最后从地理教科书的角度探寻地理实践活动内容在主题、形式、数量和难度方面的内容特征。以1904年《奏定学堂章程》作为课程文本研究的时间起点,基于课程文本的视角,聚焦百年中学地理实践活动内容的变化。以时间为线索,依据课程文本的历史演化进程,运用内容分析法探寻晚清至今我国中学地理实践活动内容的特点和规律。在对课程文本中地理实践活动内容的历史梳理过程中,找到课程文本及地理实践活动内容存在的问题,提出优化策略。为地理实践活动内容的相关研究提供详实的历史依据,为地理实践活动教学和课程文本修订提出合理化建议。绪论部分主要对研究缘起、选题背景、研究目的和意义、研究方法和研究思路等进行综合阐述,并对地理实践活动内容研究和地理课程文本的研究情况进行了文献综述。第一、二、三章围绕课程文本的历史变化过程,展现百年中学地理实践活动内容的发展脉络。将百年中学课程划分为三个阶段:20世纪50年代之前,包含晚清政府、民国时期北洋政府和南京政府三个时期;20世纪50年代之后,以改革开放为分界包含前后两个时期;21世纪之后为新课改时期。从课程计划（课程方案）、地理课程标准（教学大纲）和地理教科书三个层次的课程文本,对地理实践活动内容和要求进行内容分析。从课程名称、课时与科目、课程类型和课程目标四个方面总结不同时期地理课程设置特点;归纳了不同时期课程文本对地理实践活动内容的课程要求;分析了教科书内容体系基本特征及审定出版概况;总结并分析了不同时期中学地理实践活动内容的特点及其原因。最后综述了各阶段中学地理实践教学的主要成就和局限。第四章基于百年课程文本中地理实践活动内容的变化过程的历史经验,从中学地理实践活动的概念、形式、实施途径和意义等角度对地理实践活动内在特点与规律做出研究和阐述,以此作为阐述地理实践活动内容的依据。第五章采取内容分析方法,从地理实践活动的主题、形式、数量和难度四个方面,聚焦中学地理实践活动内容特征。对人教版教科书进行了纵向的历史研究,对现行七版初中教科书和四版高中教科书的实践活动内容特征进行了横向的比较分析。通过地理实践活动内容特征分析,找到初中和高中地理实践活动的内容特点并提出相应的教学策略。第六章分析和总结了在中学地理实践活动内容改革过程中,课程文本中的地理实践活动内容在设计和实施等方面存在的问题。针对课程文本中地理实践活动内容在课程设置、课程要求、课程实施和课程评价方面存在的问题,从课程计划、课程标准、教科书和其他课程文本的角度提出了修订建议。最后从教学目标的确立、教学内容的选择、教学方法的优化和教学评价的转向四个方面提出我国中学地理实践教学的建议。
杨晨[2]（2020）在《喀斯特世界自然遗产地旅游环境承载力动态研究 ——以施秉喀斯特为例》文中提出“中国南方喀斯特”系列世界自然遗产地作为国内外的热门旅游目的地,在蓬勃发展的同时,可能面临着遗产地的突出普遍价值遭受破坏、游客体验下降、社区居民不满等问题,严重制约遗产地旅游的可持续发展。根据喀斯特生态环境的脆弱性如何与遗产旅游和遗产保护实现协调发展的问题,选择山地峡谷无-潜在石漠化生态环境的施秉喀斯特为研究区,以遗产价值保护为核心,可持续发展为目标,构建喀斯特世界自然遗产地旅游环境力的评价指标体系。在2017-2019年间对研究区内4个乡镇的11个村39个组的250户居民进行社会经济调查,分三次在云台山和杉木河景区共发放540份游客满意度调查问卷,按《地表水环境质量标准》（GB3838—2002）对水质进行一年的连续监测等方式获得一手数据,结合指标体系和评价模型,揭示施秉旅游环境承载力现状,并利用Vensim软件构建系统动力学模型,借助模型对遗产地旅游环境承载力发展趋势进行动态预测,分析旅游发展对遗产价值、经济环境和社会环境的影响,针对分析结果提出遗产旅游环境承载力的管理对策,为喀斯特世界自然遗产地的遗产保护、经济和社会协同可持续发展提供科学依据。研究结果表明:（1）基于喀斯特世界自然遗产地的自身特性,以遗产保护和可持续发展为宗旨,以发展遗产旅游促进社会经济发展为目的,采用频度分析法初步筛选指标,经过对相关标准和文献的理论分析,采纳有关专家的建议,以施秉喀斯特为例,构建了适宜评价喀斯特世界自然遗产地的旅游环境承载力指标体系,包括总目标层、准则层、子准则层和方案层4个层次结构,以施秉遗产地旅游环境承载力为总目标层,遗产价值、经济环境和社会环境为准则层,其下再细化为7个子准则层,最终综合选取28项方案层评价指标。旅游环境承载力具有很强的地方性,构建施秉喀斯特旅游环境承载力指标体系是针对喀斯特世界自然遗产地旅游环境承载力研究的第一步,为后续研究奠定基础。（2）采用群决策层次分析法确定施秉遗产地旅游环境承载力评价指标的权重,并通过一致性检验,结果显示:准则层中,遗产价值承载力（0.6922）>社会环境承载力（0.1686）>经济环境承载力（0.1392）,遗产价值承载力对遗产地旅游环境承载力的重要性最高,是研究中的重点关注内容;子准则层中,地质地貌（0.3334）>生物生态（0.2383）>美学价值（0.1204）>旅游发展承载力（0.0909）>管理水平承载力（0.0877）>心理承载力（0.0813）>旅游设施承载力（0.0483）,符合喀斯特地区特殊的地质地貌造成其生态环境脆弱的特征;方案层中旅游贡献率（0.0382）、居民认可度（0.0340）、政策法律完善度（0.0336）的权重仅次于遗产价值类7项指标,对旅游环境承载力有重要影响。（3）针对定性和定量两类指标,基于国家相关标准和国内外研究文献,采用感官标准和技术标准结合的方法,以建议值为“适载”标准值,将评价指标标准划分为“弱载、亚适载、适载、亚超载、超载”5个等级并赋予分值,建立评价等级标准,结合多指标加权综合评价法建立评价模型,以2018年为对比值,对施秉遗产地旅游环境承载力进行综合评价,计算结果为0.4299,位于“适载”区间,其中遗产价值承载力为0.4056,经济价值承载力为0.6620,社会环境承载力为0.3389,分别处于“适载”、“亚超载”和“亚适载”状态,表明2018年,施秉开展的旅游活动对遗产价值的影响属于可接受范围内,遗产保护的情况较好,对经济环境的负面压力已经出现,促进社会环境发展的作用还不明显。（4）根据指标体系,建立施秉遗产地旅游环境承载力系统动力学模型,经过模型检验、历史数据检验和灵敏度分析,证明模型结论基本合理,具有有效性,通过SD模型对施秉遗产地2014-2030年的旅游环境承载力进行仿真预测动态分析,结果表明:施秉遗产地旅游环境承载力在2014年处于“亚适载”区间,而后呈现波动增长态势,于2030年达到“亚超载”的边界值,其中遗产价值承载力指数缓慢增长,在2030年前处于“适载”,而后到达“亚超载”区间;经济环境承载力在2014后大幅度增长并快速进入“亚超载”状态,在预测中将于2021年进入“超载"状态;社会环境承载力一直平稳缓慢增长,针对结果提出建立旅游环境承载力预警管理系统、协调利益相关者关系、优化系统内部环境等管理对策。
李波[3]（2020）在《中国在全球气候治理中的角色研究》文中研究表明经过多年的发展,全球气候治理在治理主体、谈判机制、国际合作等方面已经日益完善,尤其是2015年《巴黎协定》的通过使得全球气候治理进入新阶段。中国对于《巴黎协定》的通过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此后美国退出《巴黎协定》,以及欧盟在全球气候治理中的作用日益式微。随着中国国力的提升和对全球事务参与的深入,中国在全球气候治理中“引领者”的角色越来越突出,这引起了我们对于中国在全球气候治理中角色的思考,在过往全球气候治理的历史中,中国扮演了怎样的角色?角色是怎样发生转变的?影响这一转变的因素是什么?在未来的全球气候治理中中国应该如何发挥作用?这都值得我们去研究。本文通过引进角色理论将现实主义和建构主义相结合力求搭建一个更为全面的分析框架,更为准确地分析中国的角色。基于角色理论的视角,可以将中国参与全球气候治理的角色过程分为拒绝角色、承认角色和接受角色,并通过三个变量来分析造成不同阶段角色的原因,分别是国家的利益认知,国家的身份认知和国际体系因素,三个变量在不同时期有不同的表现,单独或共同影响中国参与全球气候治理的角色。从20世纪70年代到1994年,中国对于国家利益的认知是摆脱贫困和实现国家的工业化,而刚刚起步的全球气候问题对于中国来说还仅仅停留在科学研究层面,面对经济高速发展的现实利益需求,国家不愿意付出更多的成本去参与气候治理,而仅仅将其作为融入国际社会的一种手段。这一阶段正值美苏两强争霸阶段,中国作为后起者认识到只有在和平的国际环境下才能取得发展,在党的十三大上“和平与发展是当代世界的主题”被正式提出,随着对时代主题认识的加深,改革开放的深入进行,中国也明确了此时自己的身份定位,那就是“和平的发展者”。此时的国际环境也较为复杂,日本经济崛起和亚洲“四小龙”腾飞,进一步刺激了中国发展经济的愿望,苏联解体东欧剧变,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受挫,中国希望通过气候治理这一平台融入国际社会,改变不利的国际环境,而石油价格的下跌,给处于改革开放初期的中国提供了好的发展机遇,创造了一个较为宽松的国际能源环境。这三方面因素造成了中国在全球气候治理中被动的参与,表现为拒绝角色。1995-2005年,中国逐渐将气候变化纳入国家经济发展战略的影响因素范围,此时经济发展的目标转变为在追求速度的同时也注重发展质量,但本质上来说,这一阶段追求经济发展质量还是服务于发展速度这一目标。而随着中国经济的发展,中国想更多地参与国际事务,随着苏联解体,世界形成“一超多强”的局面,中国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中起到了担当作用,这些因素明确了中国作为“负责任大国”的身份认知。国际体系方面,面对中国“环境威胁论”,中国开始加大环境治理力度,改善生态状况,并且科学评估中国的环境问题所带给外部的影响。美国退出《京都议定书》,全球气候治理领导者的角色开始出现缺失,这也客观上减轻了中国的减排压力,给中国经济创造了宽松的发展条件,中国和欧盟提升了在气候变化中的合作水平,加强了中国对于全球气候治理的参与。这一时期国际原油价格上涨,但可再生能源和新能源处于起步阶段,应用成本较高,因此中国还是倾向于采用煤炭和天然气作为替代,这就使得中国参与气候治理表现出两面性。这三个因素使得中国对于气候治理的参与相对于前一个阶段不再消极,但整体呈现出谨慎而保守的态度,表现为承认角色。2006到2015年阶段跨“十一五”和“十二五”规划,经过改革开放将近30年的发展,中国经济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但到“十五”规划末期中国还未摆脱传统工业化道路的发展模式,主要还是依靠大规模的资源消耗和高资本投入来实现经济增长,因此“十一五”和“十二五”期间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已经成为国家的首要利益认知。2010年中国成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综合国力的提升推动中国承担更多的国际责任,中国新兴国家的身份认知逐步加强,尤其是中国成功的抵御了 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之后,新兴国家的身份认知进一步强化。在国际上与中国一起崛起的发展中国家,组成了新兴国家群体,新兴国家群体为世界注入了新的活力,改变了原先由欧美所主导的世界格局。而这一时期,全球石油价格出现较大波动,煤炭消费的增长也十分有限,新能源的使用量开始出现较大增长,在科技发展的推动下国际能源结构开始向绿色能源方向发展,这也影响了中国的气候治理参与。因此,基于中国对全面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利益认知和新兴国家的身份认知,以及受新兴国家群体崛起和油价大幅度动荡的国际能源体系影响,中国在这一阶段对于全球气候治理的参与表现为对角色的接受,开始了对全球气候治理的主动与开放参与。《巴黎协定》开创了全球气候治理的新局面,建立在“自愿”原则基础上“自下而上”的减排方式降低了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之间的对抗性,提高了各国的履约积极性。但美国的退出和欧盟影响力的式微又给“后巴黎”时代蒙上了阴影,在这种情况下,中国作为全球气候治理“引领者”的角色开始逐渐突出。而促成中国成为“后巴黎”时代全球气候治理引领者角色的,包括中国经济“新常态”的利益认知,“日益走近世界舞台中央”的身份认知,以及制度碎片化和领导力缺失的全球治理体系。此时又恰逢中国提出“人类命运共同体”这一解决全球治理困境的“中国方案”,这与气候治理存在天然的契合,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也成为新形势下中国参与全球气候治理的重要理念支撑,因此在“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指导下,中国积极落实《巴黎协定》,积极提供国际气候公共产品,践行“引领者”这一角色。基于上述对中国参与全球气候治理角色的研究,本文得出以下基本结论。首先,中国的自身利益认知和身份认知是决定中国在全球气候治理中角色的最根本因素,而将物质因素和观念因素相结合,区别于现实主义“国家利益是外交政策形成的最根本原因”,也区别于建构主义“国家利益是国际体系的建构”,将现实主义和建构主义相结合,形成了国家在面对利益时的主观认知。面对欧美发达国家所搭建的全球气候治理平台,中国更倾向于从自身的利益和身份出发,基于自身的利益认知和身份认知,增强适应自身的应对气候变化的能力,最终更有效和积极的参与全球气候治理。其次,中国参与全球气候治理的角色变化,是世界权力格局转变的一种表征,也是中国逐步崛起的过程。这明确了中国参与全球气候治理角色形成的基本机制,也可以更好地指导中国参与气候外交。
黄栗[4]（2020）在《湘西州土家族民俗文化传承教育研究》文中指出湖南省湘西自治州是我国土家族最早的起源地之一,也是目前保留土家民俗文化较为完整的地区之一,湘西土家族民俗文化是土家人长期在社会实践活动中创造、共享、传承的文化体系,也是土家族特有的文化惯例。然而当前湘西地区的土家民俗文化现状令人担忧:传统土家村落呈“空心化”和“分散化”日益严重,社会的不断发展让土家民俗文化失去了原来的功能价值和社会作用。面对眼下的生存困局,如何找出切实有效的文化保护措施,为土家民俗文化传承寻找到新的机遇正是论文研究的主要目的。对此,本文选择从教育研究的角度切入,探讨教育是如何在湘西土家地区多个“文化场”中建构起特有的传承机制,通过教育来构建不同“场”之间的内在联系和协同机制。进一步思考了教育对于土家民俗文化在当前传承起到何种关键作用,通过运用技术资源,运用更合理、更有效的教育手段来帮助民俗文化传承走出现实泥淖。第一章“湘西州土家民俗文化的基本状况”,本章主要对湘西地区土家民俗文化当前现状作研究概述,内容包括介绍土家族在湖南省湘西地区的分布情况,以及对当地土家族的发展历史进行全面考据。通过查阅已有的相关文献资料和多次的实地走访考察,并与多位当地土家文化学者进行交流之后,重新梳理了湘西土家民俗的文化起源。另外,本文从人类学、社会学等学科的研究角度,在已有基础上建立湘西土家民俗文化研究框架,试图将土家民俗按照“物质生产民俗”“节庆仪式民俗”“人生礼仪民俗”“社会关系民俗”进行分类。第二章“‘家庭场’中湘西土家民俗文化传承教育”,本章内容的核心问题在于探讨家庭与文化传承之间的关系,研究家庭教育机制的建立并分析家庭教育模式特点。对于土家地区的民俗文化传承问题而言,“家庭场”中的教育内涵机制与行为模式有着不可忽视的重要价值,论文中试图明晰土家民俗文化传承在家庭的文化空间里遵循着怎样的特殊规律,为制定土家民俗文化保护措施提供了哪些富有价值的参考。第三章“‘学校场’中湘西土家民俗文化传承教育”,“家庭场”教育的逐渐退场导致文化传承陷入危机之后,当地中小学校部门构成的“学校场”开始了新的传承接力。本章以土家族地区的中小学校开展教学情况为研究主线,一方面探讨了中小学校如何帮助民俗文化向下传承,在文化教育方面有哪些值得借鉴的创新尝试;另一方面也对存在的一些问题和困难进行客观分析,并结合实际来提出应对策略。第四章“‘职训场’中湘西土家民俗文化传承教育”,从中小学校教育到职业技术教育,湘西地区的学校教育搭建起了土家民俗文化传承新的思路。本章主要以分析土家民俗文化作为打造湘西地区的文化品牌,如何能够带动区域经济发展的重要动力。职业教育又将如何能够让土家民俗文化传承朝向市场化、专业化、产业化方向推进,为民俗文化传承赋予更多的新生动力,成为了实现文化长久保护发展的有效举措。第五章“‘媒介场’中湘西土家民俗文化传承教育”,本章主要探讨新媒体技术对文化传承教育具有哪些重要优势。作为文化教育的“第四系统”,从社交媒体平台到移动自媒体技术再到VR虚拟现实技术,新媒体传播正在打破文化传承在各个不同的“教育场”间的边界,让土家民俗文化进入到了更大、更自由、更包容的教育空间里。因此,“媒介场”应当成为今后研究土家民俗文化新的传承教育方向,并在此基础上去思考能否拥有更多可能性。第六章“湘西土家民俗文化传承教育的体系构建”,本章试图将文化传承教育的“家庭场”“学校场”“职训场”“媒介场”打造成为“四位一体”的教育体系。当中目的在于探讨不同“教育场”之间如何形成集体合力,包括制定文化教育目标、建构文化教育体系、思考文化教育路径,以此来对湘西地区土家民俗文化传承教育体系进行全局统整,让文化传承教育能够走向全民化、终生化学习教育方向。论文以湘西土家民俗文化传承教育为研究对象,剖析了少数民族地区民俗文化的价值规律、传承机制和教育发展问题。从家庭教育、中小学校教育、职业教育、互联网传播等多个面向展示了土家民俗文化的传承脉络和教育逻辑,贯穿了“家庭场——学校场——职教场——媒介场”的整体研究思路,希望能够为其他少数民族文化传承问题研究提供一些有价值的参考。
麦思超[5]（2019）在《长江经济带绿色发展水平的时空演变轨迹与影响因素研究》文中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了新时代,随着我国社会根本矛盾的转化,对经济社会的发展相应提出了新思想、新理念、新征程、新要求。绿色发展作为我国经济新常态下的重大战略,是基于我国长期发展道路的历史性经验与教训的深刻认识,是对我国经济已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的综合判断,是开启全面建设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新征程的必然抉择。长江经济带建设作为国家重大发展战略之一,在全面实施“共抓大保护,不搞大开发”的新的发展战略定位的背景下,开展长江经济带绿色发展的时空演变轨迹与影响因素的研究理论与实践意义重大。论文在系统梳理绿色发展演变由来和绿色发展相关理论的基础上,深刻阐述了新时代绿色发展的内涵、特征与内在机理,建立了更加科学、全面、体现新时代特征及长江经济带发展战略的绿色发展水平评价指标体系,立足长江经济带11个省（市）及108个地级及以上城市等多空间尺度,采用基于CRITIC法赋权的线性加权综合评价法对不同时空尺度下2005年至2016年间的绿色发展水平及其构成进行综合分析与判断,并利用变异系数、探索性空间分析方法定量探讨不同空间尺度下区域的绿色发展水平差异和空间关联性,以揭示长江经济带绿色发展的时空演变规律。在此基础上,采用障碍度模型对绿色发展指标层存在的障碍因子作出判断,同时选取多种因素,运用空间计量模型等对绿色发展的影响因素及影响因素的空间差异进行了实证分析。本文的贡献主要体现在以下四个方面:一是依据我国新时代的历史背景与定位,明确界定了新时代绿色发展的新内涵与绿色发展“五位一体”的内在机理,进一步对绿色发展的理论基础进行了夯实与拓展;二是构建了既体现长江经济带“共抓大保护,不搞大开发”的发展战略定位,又更加适应新时代需求的绿色发展评价指标体系,且所选用的指标大部分为相对强度指标和结构指标,进而更加科学、全面、客观地评价长江经济带不同区域的绿色发展水平;三是对长江经济带开展了省域和市域等多空间尺度的研究,通过更小的地域单元揭示长江经济带绿色发展水平及五大构成要素的时空演变规律,并进一步明确长江经济带绿色发展的影响因素和长江经济带东中西部城市在影响因素上的区域差异,丰富了绿色发展研究的空间层次;四是依托时间跨度大且详实的数据资料,采用障碍度模型对绿色发展评价指标体系内的指标层进行了分析,以揭示长江经济带绿色发展的主要障碍因子,又采用空间计量模型并从指标体系外部选取经济发展、科技创新、金融支持、国际合作、教育发展等5个维度共6个因素对长江经济带108个地级及以上城市和东中西部城市绿色发展的影响因素进行了比较分析与研究,为不同因素在绿色发展中的影响程度大小与方向提供了新的论据和事实。根据本文的研究,得出了如下结论:1.2005年至2016年间,得益于我国绿色发展理念和绿色发展战略的实施,长江经济带绿色发展取得了一定成效,省市间或城市间差距不大,且差距呈缩小态势,在空间上呈现高高聚集和低低聚集为主的“东部沿海省份和城市高、西部地区省份和城市增速快”的特征。省域层面绿色发展综合水平值基本维持在0.3917至0.5281之间,最高与最低之间的比值从1.24:1缩小至1.14:1;市域层面绿色发展综合水平值基本维持在0.3098至0.5919,最高与最低之间的比值从1.66:1缩小至1.49:1。但总体水平偏低,绿色发展仍任重道远。2.2005年至2016年间,长江经济带无论是省域层面还是市域层面的绿色经济、绿色社会、绿色生态、绿色政治、绿色文化大致也呈波动提升态势,且基本保持绿色经济和绿色社会发展水平相对较高、绿色生态发展水平中等或较高、绿色政治发展水平中等、绿色文化发展水平最低的格局,并在空间上呈现与长江经济带绿色发展综合水平相似的“东高西快”的特征。仅绿色生态发展水平在空间上呈现中西部地区相对较高、东部地区增速相对较快的局面。五大构成要素空间相对差距呈缩小态势,仅绿色文化发展水平存在较大的空间差距,其他差距较小。3.2005年至2016年间,长江经济带直辖市、省会城市等中心城市,绿色发展综合水平较高,主要得益于其绿色经济、绿色社会和绿色文化的支撑,但绿色生态和绿色政治两大构成要素并不具备优势。其中,东部和西部地区中心城市绿色发展综合水平及五大构成要素在各自空间中排名较前,而中部地区的中心城市绿色发展综合水平、绿色经济发展水平、绿色社会发展水平和绿色文化发展水平则相对较弱。同时,中心城市绿色发展水平对相邻城市的绿色发展产生正的空间溢出效应,仅在长江经济带东部地区产生负的空间溢出效应。4.2005年至2016年间,长江经济带省域层面绿色发展的障碍因子包括城市燃气普及率、每万人拥有公共厕所、每万人拥有公共交通车辆、人均生活用电量、人均水资源量、人均绿地面积、森林覆盖率、人均废水排放量、单位播种面积化肥使用量、建成区排水管道密度和一般工业固体废弃物综合利用率共11种障碍因子。市域层面在此基础上又增加了人均公园绿地面积和人均工业SO2排放量等两大障碍因子,但具体到各省各市略有差异。5.2005年至2016年间,工业化推进和教育发展对长江经济带绿色发展的影响显着为负,其他影响因素的表现在空间上存在差异。具体而言,产业高级化、工业化、金融支持、科技创新和教育发展是影响长江经济带东部城市绿色发展的主要因素,教育发展、工业化、国际合作、金融支持是影响中部地区城市绿色发展的主要因素,科技创新、国际合作、工业化、产业高级化和教育发展是影响西部地区城市绿色发展的主要因素。
刘涵[6]（2019）在《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研究》文中研究指明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是马克思主义生态哲学发展的新成果。它把建设生态文明与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完整地统一起来,既是对生态文明的科学认识,也是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丰富和发展,把马克思主义生态哲学推向了崭新境界。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一方面指导我国生态文明建设的具体实践,有利于我国成为全球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参与者、贡献者和引领者;另一方面为人类走出生态困境提供中国方案,推动了人类命运共同体建设。任何哲学思想都不是凭空产生的,必然有其生长的时代背景、思想来源、发展过程。据此,本文从生态危机爆发、环境保护运动兴起、生态科学繁荣发展三个角度分析了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形成与发展的时代背景;从马克思主义生态文明思想、中国传统生态智慧、西方生态理论三个视角梳理了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形成与发展的理论来源;并将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形成与发展的过程划分为孕育阶段、生成阶段、升华阶段。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理论基础、目标诉求、核心理念的思考。首先,理论基础。马克思主义人与自然关系理论揭示了人类文明演进的规律,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基于马克思主义人与自然关系理论的深入认识,发展了马克思主义人与自然关系理论。其次,目标诉求。美丽中国是对社会主体生态诉求的回应,美丽中国指明了生态文明建设的目标和任务,美丽中国建设推动了生态文明的演进和发展。最后,核心理念。绿色发展理念是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内核,它能加快推动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的绿色化。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主要内容由为什么要建设生态文明,建设什么样的生态文明,如何建设生态文明三个部分构成。首先,对为什么要建设生态文明的论述。理由在于:建设生态文明是人类化解生态危机的客观要求,建设生态文明是人类文明历史演进的必然趋势,建设生态文明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题中应有之义。其次,对建设什么样的生态文明的阐释。结论在于:生态文明是具有新的文明要素的更高级文明形态,生态文明的本质是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生态文明是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的新文明。最后,对如何建设生态文明的谋划。措施在于:加强生态文明建设的总体设计,建立健全生态文明制度体系,积极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以推动世界生态文明建设。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特征表现在以下四个方面:一是世界性和民族性的统一。它既立足全球生态文明建设,又遵循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生态文明;二是预见性和现实性的统一。它既关爱自然,表达了强烈的生态忧患意识,又关注人民群众反映强烈的生态问题,回应民生关切;三是继承性和创造性的统一。它继承了人类文明思想的精华,又注重生态文明思想理论的顶层设计;四是整体性和区域性的统一。它既关注人类整体发展,又尊重差异,注重区域生态文明建设。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理论价值在于,它继承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生态文明理论,坚持和丰富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开拓和创新了生态文明建设理论。实践价值在于,它指导我国生态文明建设取得了巨大成就并为全球环境治理贡献了中国智慧。
李师源[7]（2019）在《中国推进绿色“一带一路”合作建设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习近平总书记曾多次提出在“一带一路”建设过程中要践行绿色发展理念,与沿线各国共商共建绿色发展之路,即坚持用绿色发展理念来统摄“一带一路”倡议决策和实践全局,努力将中国绿色发展的理念与经验带到“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中去,并积极与沿线国家互学互鉴、共同实现绿色发展目标。合作共建绿色“一带一路”既是贯彻新发展理念、体现中国力量和中国智慧的重大决策,也是中国与沿线国家共同实现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目标的现实举措。本文选择中国推进绿色“一带一路”合作建设这一前沿研究问题,以国家政策重点和学术研究热点为选题导向,紧跟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重大决策部署,具有一定的时效性和前瞻性。本文在系统梳理和总结国内外众多学者研究成果的基础上,综合运用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生态经济学、国际经济学等理论与实证研究方法,分别在现状考察、对象评价、模式选择、潜力研判、合作影响、政策建议等重要理论和现实问题上提出见解和主张,为中国推进绿色“一带一路”合作建设问题作出有益探索。本文主要内容及观点有:第一,绿色“一带一路”合作建设顺应全球绿色发展合作潮流,是全球绿色发展合作体系的有益补充,回应了沿线国家驱动经济增长及缩小发展差距的需求、提高生活质量及保障社会稳定的需求、集约利用资源及降低污染排放的需求、支撑绿色创新及提高科研水平的需求、保护生存环境及维护生态平衡的需求。绿色发展的共同利益将中国与沿线国家结成强大纽带,各方在合作理念、合作共识、合作行动等方面已经取得积极进展。第二,在比较与借鉴国内外绿色发展相关评价体系的基础上,论文构建了一个由1个一级指标、5个二级指标、10个三级指标、30个四级指标组成的绿色发展能力评价指标体系,以此评价分析“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绿色发展水平。本文通过实证评价发现,沿线国家以及区域间绿色发展能力差异显着,而绿色发展能力平均水平在2007-2016年间总体呈上升趋势。第三,论文对绿色“一带一路”合作建设的模式选择进行了研判。根据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绿色发展能力的差异,文章提出四类合作模式,分别为低能合作模式、赋能合作模式、高能合作模式和引能合作模式,并对各类合作模式的特点、合作内容、典型案例进行全面分析。第四,论文对绿色“一带一路”合作建设的潜力进行了分析。文章分别从能力要素提升的潜力、空间区域协作的潜力、协调诉求差异的潜力角度分析未来绿色发展合作的机遇和挑战,全面客观地分析中国与沿线国家的未来合作方向。第五,论文实证检验了绿色“一带一路”合作建设对沿线国家绿色发展的影响。基于合作模式选择和合作潜力研判的主要结论,文章提出三项实证假设内容,并利用空间杜宾模型对此进行实证检验。检验结果显示,中国推进绿色“一带一路”合作建设对沿线国家及其周边国家分别具有直接效应和空间溢出效应,且不同合作途径对南北国家产生不同影响。第六,本文从创新合作模式、激发合作潜力和拓宽合作路径三个方面分别提出具体的政策建议。本文因应了绿色“一带一路”合作建设这一新型区域合作安排的理论与现实需求,体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与时俱进。一方面,绿色“一带一路”合作建设问题研究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既是对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中绿色发展相关理论的继承和创新,也为阐明中国如何推进绿色“一带一路”合作建设这一重大学术问题抛砖引玉。另一方面,本文根据“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绿色发展能力评价结果研判中国推进合作的模式选择和未来潜力,为中国推进绿色“一带一路”合作建设提供客观依据和实践指导,是服务于国家重大决策的基础性研究和前沿探索,具有重要的实践应用价值。
白辉[8]（2019）在《基于水环境承载力的区域污染物总量控制方法研究及应用》文中研究表明中国水环境问题形势严峻,为此而开展的污染物总量控制和排污许可又未能与水环境质量改善建立输入响应关系。虽然国际上污染物总量控制的实施相对成熟,但是由于国情和基础的不同,一些技术方法现阶段在我国还难以适用,亟需提出适合我国水质目标管理核心的水污染物总量控制方法。为此,本文针对我国水污染物总量控制中的水环境容量计算、水环境承载力评价和区域污染物总量分配等关键技术难点开展了方法创新研究,并提出了一套基于水环境承载力的区域污染物总量控制方法体系,在河南省进行了实践应用。主要研究内容如下:（1）针对多重水质目标管理的实际,提出了多重水质节点控制的处理方法,并以此为基础划分水环境容量计算单元。考虑混合区水质达标和多重水质控制断面达标要求,在水环境容量解析计算模型基础上引入混合区范围计算方法和水质节点控制方法,建立了混合区水质节点控制的水环境容量计算方法,同时实现混合区控制和多重水质节点控制。（2）提出了水环境承载力是由水体水环境容量和水环境质量共同决定的内涵。以此为依据,在水环境容量承载率和水质承载率计算方法相互修正基础上,依据内梅罗指数方法,构建了多类型污染指标的耦合容量-水质的水环境承载力评价方法。结合水环境管理预警需求,参考国际通行安全标准界限,将水环境承载力划分为超载、临界承载和可承载三个等级。（3）提出以三级水环境容量为依据确定区域污染物总量控制目标。并以此为目标,提出了基于水环境承载力的区域污染物总量分配方法,初始分配主要考虑区域整体污染物减排技术潜力和水环境管理工作,次级分配主要考虑分配地区的水环境承载力。同时通过引入基尼系数法对区域污染物总量最终分配结果进行合理性评价。（4）根据水污染物总量控制的系统性、复杂性和不确定性等特征,构建了一套包括基于负荷历时曲线（LDC）的水环境问题诊断方法、流域污染源-水质响应关系模型方法、混合区水质节点控制的水环境容量计算方法,耦合容量-水质的水环境承载力评价方法、基于水环境承载力的区域污染物总量分配方法等5个关键方法的,基于水环境承载力的区域污染物总量控制方法体系,基本涵盖了水污染总量控制的各个环节。（5）通过将所构建的区域污染物总量控制方法体系在河南省进行了应用研究,确定了河南省的总量控制目标,将总量控制目标在各地区之间进行了分配,并将各地区污染物总量分配到工业、城镇生活和规模化畜禽养殖等点源,污染物总量分配结果比此前实施的总量控制更符合区域的特征,体现了各地区的差异性,具有更强的合理性和可行性。本文构建的区域污染物总量控制方法体系具有充分的科学基础和现实针对性,能很好的揭示污染物总量控制与水环境质量的响应关系,有力服务于污染物总量控制和水环境质量双控目标,可以在全国进行推广使用,能为中国基于水质改善目标的污染物总量控制和排污许可实施提供技术平台和支撑,对中国水环境质量的改善具有重要意义。
聂选华[9]（2019）在《清代云贵地区的灾荒赈济研究》文中研究说明清代云贵地区自然灾害在不同时空范围内呈现出普遍性、连续性、积累性和重叠交错的分布特征,灾害的持续性和衍生性造成饥荒蔓延。面对严重的灾荒,清朝政府和云贵地方当局以国家完备的荒政制度为蓝本,积极开展灾荒赈济工作。荒政作为清代国家社会治理的重要工具,国家府库银钱和粮食等救灾物资的调拨,灾荒赈济举措的协调推行,以及云贵地区毗邻省区之间赈灾物资的应急补给,较大程度上拓展了云贵地区被灾民众的生存空间。清代国家荒政的制度化和灾荒赈济实践路径的系统化,为云贵地区的灾荒赈济和灾后重建提供了重要条件。清朝统治者高度重视对云贵地区灾荒期间的社会治理和经营,清朝中央政权在云贵地区的设治经营及自上而下的“国家化”进程,为云贵地方的灾荒治理提供了制度支撑。清代云贵地区自然环境和社会环境的变迁,不同程度地加剧了云贵两省自然灾害暴发的频次,并对清政府加强西南边疆地区社会治理的进程造成影响。荒政制度作为清代国家治理西南边疆的重要路径,为清朝中央政权巩固和经营西南边疆奠定了坚实的基础。清代云贵地区与周边乃至中原地区的灾赈资源整合与融通,加强了清政府在西南边疆灾荒治理期间的协调联动能力和应急响应能力,并从根本上加快了清代国家“一体多元”的发展进程。边疆治理是当前学界研究的理论与现实热点议题之一。本文以清代云贵地区作为研究的特定时段和区域,以清代国家灾荒赈济的社会治理及其效应为研究对象,对西南边疆地区灾荒期间社会治理的国家应急响应能力进行分析,以多角度地认识清代云贵地区灾荒赈济的理论与实践、历史与现实的各个面向。同时,基于清代云贵地区灾荒赈济的历史维度和现实维度,深入分析清代国家的西南边疆治理能力和基本谱系,对清代国家的西南边疆治理体系以及云贵地区的底层认同和国家认同进行探讨,藉此系统阐释清代灾荒赈济在西南边疆地区社会治理过程中得到深入施行的深层机理和积极效应。
戴云哲[10]（2019）在《湖南省土地生态服务功能演化特征及优化路径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三个五年（2016-2020年）规划纲要》（以下简称“十三五”规划）描绘的宏伟蓝图中,加强生态文明建设成为重要一环,已经完全融入到经济、政治、文化、社会建设的各个方面和过程,形成了“五位一体”的总体布局,是“新常态”下社会经济发展提质增效的必经之路。“十三五”规划同时还提出了推进新型城镇化、构筑现代基础设施网络、优化现代产业体系、推进农业现代化等重要内容,对于生态文明建设既是机遇,也是挑战。通过“推进新型城镇化”和“构筑现代基础设施网络”提升社会和市场的运行效率,通过“优化现代产业体系”和“推进农业现代化”引导农业、制造业发展由要素驱动转型为创新驱动,都是高效利用自然资源、减少环境污染的可行路径,但同时也面临快速城镇化过程中污染物排放带来的环境污染,交通基础设施建设过程中土地资源消耗,农业现代化过程中化肥农药的大量使用,以及产业转型过程中过剩产能无法释放等切实存在的风险。如何在寻求机遇的同时规避风险,成为当今中国实现“十三五”规划愿景的关键所在。湖南省在“一带一路”倡议、长江经济带建设、“长江中游城市群”等区域发展战略的带动下,社会经济发展速度高于全国平均水平,是承接我国人口和产业转移的重要区域。洞庭湖、湘江流域丰腴的水土条件赋予了湖南省“鱼米之乡”的盛名,承担着维护全国粮食安全的重任;而武陵山、雪峰山、罗霄山、南岭等山脉在为本地提供丰富资源的同时,也是守护长江中游经济带生态安全的重要屏障。在湖南省内,洞庭湖区既是我国重要的粮食主产区,也是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生态保护责任重大,粮食生产任务艰巨,在城镇化进程的冲击下,生态资源持续萎缩;长沙都市区作为长株潭城市群的核心,是湖南省城镇化水平最高,社会经济最发达的地区,人口密度的不断增大和建设用地的快速扩张,环境问题逐渐显现。如何统筹协调湖南省,尤其是洞庭湖区和长沙都市区生态环境保护和社会经济发展,对长江中游经济带各省、生态功能区、城镇实现“绿色发展”都具有重要参考价值。土地生态服务功能是人类与自然互动的重要接口,而保护和改善土地生态服务功能则高度契合了“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科学论断,是促进社会经济协调稳定发展的有效路径。基于此,本文以湖南省全省为宏观尺度的主要研究对象,辅以洞庭湖区、长沙都市区作为中观和微观尺度的典型研究区,以基于湖南省县域行政区划、基于洞庭湖区高程和坡度的地形梯度、基于长沙都市区“三环线”的缓冲区圈层这三个空间分类方式,对不同尺度下的土地利用格局演化进行了剖析;利用InVEST模型对土地生态服务功能的时空演化特征进行了评估,采用双变量自相关分析法、灰色关联度分析法研究了土地生态服务功能对土地利用格局演化的静态和动态时空响应,识别了生态服务功能演化过程中的敏感区域。在此基础之上,通过构建地理加权回归（GWR）模型分析城镇化、区位条件、经济发展、农业生产这几个在近20年来的剧烈变化的因素对土地生态服务功能产生的影响,提出了湖南省土地生态服务功能的优化路径;利用耦合协调模型分析不同地形梯度生态用地发挥其生态服务功能的程度,提出了洞庭湖区生态用地的垂直管控方案,以此实现对土地生态服务功能的优化提升;通过分析不同圈层城市扩张在不同景观格局下对土地生态服务功能干扰程度的差异,提出了长沙都市区未来城乡规划的基本思路,最大程度减低城市扩张对生态服务功能产生的破坏。本文主要得出以下研究结论:（1）剖析了湖南省县域的土地利用强度、洞庭湖区生态用地分布格局、长沙都市区城市扩张强度的时空演化特征。湖南省在1995-2015年间县域土地利用强度平均值呈增大趋势,经济发展区不仅土地利用强度最大,其增速也明显高于农业主产区和生态保护区,农业主产区的变化较为平稳,生态保护区的土地利用强度在2010年以前处于较低水平,但近年来有加速增大的趋势。生产、生活用地的持续扩张导致生态用地逐渐向社会经济发展较落后、地理区位条件较差的偏远山区集中,节约宝贵的土地资源,延缓土地利用强度增大的势头,对保护生态环境具有重要意义。洞庭湖区生态用地分布指数随地形梯度升高先减小后增大,呈“V”字型,1995-2015年各梯度生态用地都有不同程度的减少,低梯度（1-5）水域湿地与耕地的来回拉锯、中高梯度（16-30）林地锐减成为洞庭湖区生态用地分布格局演化的主要特征,洞庭湖区生态用地管控亟待从总量控制改善为垂直空间分布优化。长沙都市区的基本城市形态由三环线决定,建设用地规模在1995-2015年期间扩张近3倍,结构逐渐紧凑,1-8号缓冲区的集约利用程度明显提高,但9-15号缓冲区和16-20号缓冲区建设用地粗放扩张的问题始终存在,三环线附近是未来需要重点关注和谨慎规划的区域。（2）理清了湖南省、洞庭湖区、长沙都市区的土地生态服务功能时空演化特征,识别了土地利用格局演化中的生态服务功能敏感地区。湖南省土地生态服务功能在1995-2015年期间出现了明显退化,经济发展区的土地生态服务功能退化幅度最大,城镇化的快速推进导致的建设用地扩张是主要原因;农业主产区的土地生态服务功能变化总体平稳;生态保护区的土地生态服务功能先增强后退化,土地利用强度增加较慢,土地生态服务功能退化程度较小。西部和南部山区的土地利用强度远低于平原丘陵地区,土地生态服务功能也更强,洞庭湖区和长株潭城市群的生态服务功能在较高的土地利用强度下明显低于周边地区。长株潭城市群生态服务功能在土地利用强度的快速增加中大幅退化,而武陵山区和洞庭湖区上游生态服务功能保持较好。洞庭湖区土地生态服务功能在1995-2015年期间有所退化,主要发生于中高梯度（16-30）,农业生产活动向由低向高的持续蔓延是主要原因。中低梯度（6-15）和高梯度（31-50）生态用地分布与生态服务功能的关联最为紧密,生态服务功能对生态用地分布的变化敏感程度较高,而低梯度（1-5）和中高梯度（16-30）敏感程度较低。梯度10-40在退耕还林、还湖、还草工程的作用下,生态服务功能对生态用地分布变化的敏感度减小,梯度40以上的敏感度则有所增加。长沙都市区土地生态服务功能在1995-2015年期间发生大幅退化,5-15号缓冲区最为严重。建设用地密度低而土地生态服务功能差的圈层由最中心逐渐向外移动和扩张,建设用地密度低而生态服务功能强的圈层也在都市区边缘表现出相同的变化趋势,三环线附近极有可能成为未来城市进一步扩张和生态服务功能退化的焦点区域,而都市区边缘的生态服务功能也逐渐开始受到城市扩张的干扰。（3）揭示了城镇化、区位条件、经济发展、农业生产对土地生态服务功能在不同时空产生的差异化影响。城镇化对土地生态服务功能总体呈现出一定的负面作用,影响强度持续减弱,并且与城镇化阶段有明显关联,一般城镇化水平越高,对生态服务功能的负面作用越小,但快速城镇化时期粗放的建设用地扩张会导致负面作用加剧。在城市生态环境保护日益受到重视,山区就业人口积极转向二三产业的情况下,城镇化对土壤保持功能有可能出现正面作用。区位条件的改善对土地生态服务功能有稳定的负面作用,影响强度逐渐减弱,地势平缓的平原地区土地开发利用的程度一般高于地势陡峭的山区,道路的修建除了本身会占用生态用地之外,还会带动沿线建设用地的扩张,并增加人类活动的强度,对土地生态服务功能形成干扰,经济发展区和农业主产区受到的负面作用强于生态保护区。负面作用最强的区域一般是铁路、高速公路正在建设的地区。经济发展对土地生态服务功能的影响以正面为主,影响程度视经济增长的阶段而定,提升生产力、促进产业转型、提高土地集约利用水平是产生正面作用的主要驱动力,但在产业升级遭遇瓶颈时则可能出现负面作用。在经济增长初期,实现产业转型对土地资源的占用较少,正面作用较大;到中后期过剩产能占据的土地资源逐渐增加,正面作用逐渐减弱。农业生产对土地生态服务功能有显着的负面作用,这种负面作用持续表现出生态保护区>农业主产区>经济发展区的空间分异格局,但总体强度在1995-2015年期间逐渐减弱。农业生产的过程中普遍伴随林地转为耕地导致的植被覆盖下降、木材采伐导致的林地郁闭度下降、过度放牧对草场的蚕食以及过渡水产养殖与捕捞对水质和水生物种群的破坏等问题,然而在快速城镇化时期,“生态用地→耕地→建设用地”的阶梯式转变是造成土地生态服务功能减弱的主要原因。（4）根据土地利用格局和社会经济发展水平的具体情况,提出了湖南省、洞庭湖区、长沙都市区土地生态服务功能优化路径。对于湖南省:一是提升城镇化质量,严格管理经济发达地区的建设用地使用权的划拨,提高土地集约利用水平,保护生态用地;二是合理规划道路,加强东西区域联结,增加道路数量,提高道路等级,以地级城市为主要节点构筑交通网络;三是推进经济转型,逐步淘汰高污染、高能耗制造业,扶持创新产业发育,鼓励山区发展生态旅游产业。四是发展高品质现代农业,优化农业结构,保护耕地数量和质量的占补平衡,创新农业关键核心技术,积极响应2019年中央一号文件中夯实农业基础的战略导向。对于洞庭湖区:一是在低梯度（1-5）严格控制围湖造田,保障和提高洞庭湖蓄水容量,减少洪涝灾害,净化洞庭湖水质,加强湖畔草地和沼泽地的保护与恢复;二是在中低梯度（6-15）引导耕地和建设用地集约节约利用,控制生态用地被开垦为耕地;三是在中高梯度（16-30）将耕地资源整合到坡度较小的区域,将坡度较大的区域转变为林地,推进“双低改造”,腾退零散分布的耕地并转变为林地;四是在高梯度（31-50）严格控制林地被开发为耕地和建设用地,合理安排木材采伐,推进退耕还林工程。对于长沙都市区:一是在1-8号缓冲区改造老旧居民区,挖潜地下空间,提高建设用地集约利用水平,管制地块用途,确保土地利用低碳、高效;二是在9-15号缓冲区区严格控制生态用地的用途变更,提高商业用地和居住用地在建设用地中的比例;三是在16-20号缓冲区控制建设用地总规模,在提高土地利用效率的情况下引导产业集中分布,预划高新技术开发区;四是在21-25号缓冲区严格管理农村建设用地的增加和流转,规划并建设森林公园。
二、协调环境和发展的关系,促进人类与环境的和谐——访中国环境科学研究院胡炳清教授（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协调环境和发展的关系,促进人类与环境的和谐——访中国环境科学研究院胡炳清教授（论文提纲范文）
（1）百年中学课程文本中的地理实践活动内容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研究缘起 |
| (一)地理实践活动内容是实现地理实践活动目标的基本保证 |
| (二)地理实践活动内容特征与规律的研究薄弱 |
| (三)课程文本中的地理实践活动内容设计存在问题 |
| 二、研究背景 |
| (一)时代发展:学科核心素养体系倡导地理实践活动 |
| (二)国际共识:地理教育国际宪章的修订引发课程改革 |
| (三)学科要求:课程文本修订推动地理实践活动教学发展 |
| 三、国内外研究现状 |
| (一)中学地理实践活动内容研究现状 |
| (二)课程文本研究现状 |
| 四、研究目的与意义 |
| (一)研究目的 |
| (二)研究意义与价值 |
| 五、研究思路 |
| (一)跨学科的研究范式 |
| (二)“理论-历史-现实”的三维分析框架 |
| (三)以课程文本为中学地理实践活动内容研究的载体 |
| (四)以确定地理实践活动教学内容的依据为逻辑线索 |
| 六、研究方法 |
| (一)多维联动的研究方法原则 |
| (二)主要研究方法 |
| 第一章 20 世纪50 年代前中学地理实践活动内容的初创 |
| 一、20 世纪50 年代前课程文本概况 |
| (一)学制的变革推动课程文本发展 |
| (二)课程文本修订的历史沿革 |
| 二、晚清政府时期课程文本中地理实践活动内容缺失 |
| (一)地理课程设置中朦胧的地理实践活动意识 |
| (二)官民合作的地理教科书中的地理实践活动 |
| (三)晚清课程文本中地理实践活动内容缺失的反思 |
| 三、民国时期北洋政府课程文本首次出现地理实践活动内容 |
| (一)新学制后地理实践活动内容出现在课程文本中 |
| (二)教科书编写有所突破但仍未见地理实践活动 |
| (三)地理实践活动内容体现民主与科学的追求 |
| 四、民国时期南京政府地理实践活动内容要求基本确立 |
| (一)地理实践活动内容要求体系基本形成 |
| (二)地方志为主的教科书仍缺少地理实践活动内容 |
| (三)课程文本对地理实践活动内容不做具体规定 |
| 五、20 世纪50 年代前中学地理实践活动教学的成就与局限 |
| (一)课程文本中的地理实践活动内容从无到有 |
| (二)地理实践活动教学未落实到行动层面 |
| 第二章 20 世纪50 年代后中学地理实践活动内容的发展 |
| 一、20 世纪50 年代后课程文本概况 |
| (一)社会主义建设需要课程文本更新 |
| (二)教学计划和地理教学大纲新变革 |
| 二、改革开放前注重实践技能培养的课外自然地理内容体系 |
| (一)借鉴苏联经验的课程设置注重实践技能技巧的培养 |
| (二)以苏联教材为蓝本的地理教科书有一定实践活动内容 |
| (三)中学地理实践活动内容以自然地理为主 |
| 三、改革开放后以实践能力为目标的课内外结合的内容体系 |
| (一)地理课程秩序的恢复与现代地理课程体系的确立 |
| (二)教科书活动栏目注重地理实践活动内容设计 |
| (三)观察和调查为实践活动主要形式及其实施 |
| 四、20 世纪50 年代后中学地理实践活动教学的成就与局限 |
| (一)逐步建立了全国统一的基础教育地理课程体系 |
| (二)不同时期局限性因素的克服促进中学地理实践活动教学发展 |
| 第三章 21 世纪以来中学地理实践活动内容的改革 |
| 一、21 世纪以来课程文本修订概况 |
| (一)重修课程文本是构建中国特色课程体系的必然要求 |
| (二)中学地理课程标准的研制与修订 |
| 二、21 世纪以来多样化的地理实践活动内容各具特色 |
| (一)地理课程结构优化满足学生多样发展需求 |
| (二)各具特色的地理教科书有种类丰富的活动栏目 |
| (三)地理实践活动内容联系实际反映时代特征 |
| 三、21 世纪以来中学地理实践活动教学的成就与局限 |
| (一)课程理念的更新和教科书的修订推动地理实践教学 |
| (二)教科书中地理实践活动内容与课程标准要求存在差距 |
| 第四章 中学地理实践活动内容研究的历史经验 |
| 一、中学地理实践活动的概念 |
| (一)课程文本对地理实践活动的认识 |
| (二)中学地理实践活动的概念 |
| 二、中学地理实践活动的特点 |
| (一)能动性 |
| (二)实践性 |
| (三)真实性 |
| (四)发展性 |
| 三、中学地理实践活动内容的特点 |
| (一)地理实践活动内容的一般特点 |
| (二)初中地理实践活动主要内容与特点 |
| (三)高中地理实践活动主要内容与特点 |
| 四、中学地理实践活动的形式 |
| (一)地理观察与观测 |
| (二)地理考察与实习 |
| (三)地理实验与制作 |
| (四)地理调查与参观 |
| 五、中学地理实践活动的实施途径 |
| (一)学科课程 |
| (二)综合实践活动课程 |
| (三)课外活动与研学旅行 |
| 六、中学地理实践活动的意义 |
| (一)体现地理学科独特的育人价值 |
| (二)对学生认识和智力发展的价值 |
| 第五章 中学地理教科书实践活动内容特征分析 |
| 一、中学地理教科书实践活动内容特征分析方法 |
| (一)中学地理教科书实践活动内容特征分析基本思路 |
| (二)基于言语信息符号的地理教科书实践活动内容分析框架 |
| (三)中学地理教科书实践活动内容难度研究模型 |
| (四)中学地理教科书实践活动内容难度的计算方法 |
| (五)中学地理教科书选择与活动栏目解读 |
| 二、人教版中学地理教科书实践活动内容特征历史研究 |
| (一)同一年代不同内容地理教科书实践活动分析 |
| (二)不同年代相同内容地理教科书实践活动分析 |
| 三、现行各版中学地理教科书实践活动内容特征比较研究 |
| (一)七版初中实验教科书“活动”栏目与活动内容特征的比较研究 |
| (二)四版高中 2019 教科书“活动”栏目与活动内容特征的比较研究 |
| 四、基于内容特征分析的中学地理实践活动教学策略 |
| (一)初中地理实践活动教学策略 |
| (二)高中地理实践活动教学策略 |
| 第六章 中学地理实践活动内容改革与教学建议 |
| 一、中学地理实践活动内容改革过程中的问题 |
| (一)课程设置欠缺对初高中地理实践活动内容的整体规划 |
| (二)课程要求的学理论证和历史考证不充分 |
| (三)课程实施的阻力是地理实践活动内容体系不完善 |
| (四)课程评价对地理实践活动内容的关照较少 |
| 二、中学地理实践活动内容改革的课程文本修订建议 |
| (一)课程计划联动学科课程与活动课程进行整体设计 |
| (二)课程标准加强对核心概念变化的说明提供理论支持 |
| (三)教科书精选可操作的实践活动内容实现意义建构 |
| (四)课程文本发挥育人合力完善地理实践活动评价与考核制度 |
| 三、中学地理实践活动教学建议 |
| (一)以地理学科核心素养发展为追求的多元化教学目标 |
| (二)以学科大概念为引领结构化的地理实践活动内容体系 |
| (三)以真实情境中活动体验与主体性学习结合的教学方法 |
| (四)以社会交互性发展为主的过程性学习质量评价 |
| 结论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发表的论文 |
| 致谢 |
（2）喀斯特世界自然遗产地旅游环境承载力动态研究 ——以施秉喀斯特为例（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前言 |
| 一 研究现状 |
| (一)环境承载力与旅游环境承载力 |
| (二)喀斯特旅游环境承载力与世界遗产旅游环境承载力 |
| (三)研究进展及展望 |
| 二 研究设计 |
| (一)研究目标与内容 |
| (二)技术路线与方法 |
| (三)研究区选择与代表性 |
| (四)实验方案与资料数据可信度分析 |
| 三 旅游环境承载力指标体系构建 |
| (一)指标体系构建原则 |
| (二)指标体系构建 |
| (三)指标体系权重确定 |
| 1 选择权重确定方法 |
| 2 层次分析法的基本步骤 |
| 3 AHP分析结果 |
| (四)评价等级标准确立 |
| (五)评价指标取值计算 |
| (六)综合评价 |
| 1 评价方法与模型 |
| 2 评价结果 |
| 四 旅游环境承载力系统动力学模型构建 |
| (一)确定系统边界和模型假设 |
| (二)子系统因果回路图绘制 |
| 1 遗产价值子系统 |
| 2 经济环境子系统 |
| 3 社会环境子系统 |
| (三)存量流量图与变量方程构建 |
| 1 变量关系分析 |
| 2 变量方程构建 |
| (四)模型检验 |
| 五 旅游环境承载力动态分析与管理对策 |
| (一)施秉遗产地旅游环境承载力仿真结果分析 |
| (二)喀斯特世界自然遗产地旅游环境承载力管理对策 |
| 1 旅游环境承载力预警管理系统构建 |
| 2 协调利益相关者关系 |
| 3 优化施秉旅游系统内部环境 |
| 六 结论与讨论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
| 致谢 |
| 攻读学位期间科研及获奖情况 |
（3）中国在全球气候治理中的角色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导论 |
| 第一节 问题的提出与研究意义 |
| 一、问题的提出 |
| 二、研究意义 |
| 第二节 研究综述与创新之处 |
| 一、国外研究综述 |
| 二、国内文献综述 |
| 三、对研究现状的评价及本文研究视角的创新 |
| 第三节 研究思路与框架 |
| 一、研究思路 |
| 二、研究框架 |
| 第四节 论文研究方法 |
| 第一章 中国全球气候治理角色的理论框架与变量组合 |
| 第一节 全球气候治理的论析 |
| 一、气候变化问题 |
| 二、全球气候治理 |
| 第二节 国家角色的论析 |
| 一、角色理论论析 |
| 二、国际关系中的国家角色论析 |
| 第三节 国家利益、身份认知、国际体系:变量设置与研究假设 |
| 一、选取利益、身份和国际体系作为变量的理论依据 |
| 二、国家利益、身份认知与国际体系对全球气候治理的意义 |
| 三、研究假设 |
| 本章小结 |
| 第二章 拒绝角色:中国对全球气候治理的被动参与(20世纪70年代-1994) |
| 第一节 基于经济高速增长的国家利益观 |
| 一、气候问题的“非经济”认知 |
| 二、经济高速增长认知产生的背景 |
| 三、基于经济高速发展的国家利益认知下的国家发展策略 |
| 第二节 “后起和平发展者”的身份认知 |
| 第三节 紧张的国际环境和宽松的国际能源体系 |
| 一、周边及国际环境 |
| 二、宽松的国际能源体系 |
| 第四节 拒绝角色的变量作用过程及国际参与 |
| 一、拒绝角色的变量作用过程 |
| 二、拒绝角色的环境治理国际参与 |
| 本章小结 |
| 第三章 承认角色:中国对全球气候治理的谨慎而保守参与(1995-2005) |
| 第一节 改变经济增长方式的国家利益认知 |
| 一、对气候问题的“经济”认知 |
| 二、改变经济增长方式的利益认知的背景 |
| 三、改变经济增长方式认知下的发展 |
| 第二节 “负责任大国”的身份认知 |
| 一、“负责任大国”的文化渊源 |
| 二、“负责任大国”产生的历史背景 |
| 第三节 气候治理主体转变与油价大幅上升的国际体系 |
| 一、“中国环境威胁论”的兴起 |
| 二、全球气候治理主体的变化 |
| 三、全球油价大幅上涨的能源体系 |
| 第四节 承认角色的变量作用过程及气候治理参与 |
| 一、承认角色的变量作用过程 |
| 二、承认角色的气候治理国际参与 |
| 本章小结 |
| 第四章 接受角色:中国对全球气候治理的主动与开放参与(2006-2015) |
| 第一节 全面转变发展方式的国家利益认知 |
| 第二节 新兴国家的身份认知 |
| 一、中国新兴国家身份认知的产生 |
| 二、低碳经济:新兴国家身份认知下的气候治理路径 |
| 第三节 新兴国家群体性崛起与国际油价动荡的国际能源体系 |
| 一、新兴国家群体的兴起与气候治理参与 |
| 二、油价动荡的国际能源体系 |
| 第四节 接受角色的变量作用过程及气候治理参与 |
| 一、接受角色的变量作用过程 |
| 二、接受角色下中国的气候治理 |
| 本章小结 |
| 第五章 “后巴黎”时代中国在全球气候治理中的角色 |
| 第一节 “后巴黎”时代全球气候治理的引领者 |
| 一、经济“新常态”的国家利益认知 |
| 二、“日益走近世界舞台中央”的身份认知 |
| 三、制度碎片化和领导力缺失的全球治理体系 |
| 第二节 “后巴黎”时代全球气候治理的中国方案 |
| 一、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是全球气候治理的“中国方案” |
| 二、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下中国参与气候治理的实践 |
| 本章小结 |
| 结论 |
| 一、本文的基本结论 |
| 二、有待研究的问题 |
| 参考文献 |
| 附录一 论文中所用图 |
| 附录二 论文中所用表 |
| 致谢 |
| 攻读学位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 |
| 附件 |
（4）湘西州土家族民俗文化传承教育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选题背景 |
| (一)审视土家民俗文化传承的当前现状 |
| (二)探索土家民俗文化传承的教育机制 |
| (三)挖掘土家地区民俗文化的传承优势 |
| 二、研究目的 |
| (一)思考土家民俗文化传承在哪些不同“教育场”中发生 |
| (二)分析各“教育场”如何形成特有的民俗文化传承方式 |
| (三)推动“教育场”之间寻求合作以促进民俗文化的传承 |
| 三、研究意义 |
| (一)理论意义 |
| (二)实际意义 |
| 四、概念厘清 |
| (一)文化 |
| (二)民俗文化 |
| (三)传承教育 |
| 五、文献综述 |
| (一)梳理湘西土家民俗文化传承教育问题已有论着 |
| (二)分析湘西土家民俗文化传承教育问题研究论文 |
| (三)研究小结 |
| 六、研究方法 |
| (一)田野调查法 |
| (二)深度访谈法 |
| (三)问卷调查法 |
| (四)案例分析法 |
| (五)文献分析法 |
| 七、研究创新 |
| (一)研究范式 |
| (二)研究视角 |
| 八、研究难点 |
| 第一章 湘西州土家民俗文化的基本状况 |
| 一、湘西州土家族地区文化现状考察 |
| (一)区域分布总览 |
| (二)族源、族称考据 |
| (三)族群分布调查 |
| 二、湘西州土家族民俗文化构成解析 |
| (一)土家民俗中的物质生产描述 |
| (二)土家民俗中的节庆仪式内涵 |
| (三)土家民俗中的人生礼仪价值 |
| (四)土家民俗中的社会关系建立 |
| 小结 |
| 第二章 “家庭场”中湘西土家民俗文化传承教育 |
| 一、信念·场域·秩序:土家民俗文化传承家庭教育功能 |
| (一)“信念”建构下的家庭文化空间 |
| (二)“场域”空间下的家庭权力分配 |
| (三)“秩序”规训下的家庭契约形态 |
| 二、模仿·想象·认知:土家民俗文化传承家庭教育方式 |
| (一)“身体影像”中的模仿学习教育 |
| (二)“游戏经验”中的行为感知教育 |
| (三)“集体认知”中的自我养成教育 |
| 三、现实思考:土家民俗文化传承家庭教育存在问题 |
| (一)“差异性”思维:家庭文化价值认同式微 |
| (二)“市场化”经济:家庭生产模式迅速消失 |
| (三)“打工潮”现状:家庭代际传承脱节严重 |
| 小结 |
| 第三章 “学校场”中湘西土家民俗文化传承教育 |
| 一、学生的需求:中小学校民俗文化传承教育现状 |
| (一)民族身份的认同程度 |
| (二)文化接触的信息途径 |
| (三)学校教学的课程侧重 |
| (四)学生群体的兴趣方向 |
| 二、学校的探求:中小学阶段的文化传承教育思路 |
| (一)阶段式教学:不同学校的目标任务与总体布局规划 |
| (二)系统化教学:土家民俗文化的教学设计与培养方向 |
| 三、改革与创新:中小学阶段的文化传承教育突破 |
| (一)尝试课堂教改,鼓励教学创新 |
| (二)开发校本教材,鼓励设计创新 |
| (三)建设校园数据库,鼓励技术创新 |
| 四、短板与不足:中小学校民俗文化传承教育问题 |
| (一)经费不够,课程教改难以推进 |
| (二)学时不够,教学任务难以完成 |
| (三)定位不够,教材内容缺乏新意 |
| (四)奖励不够,个人评价缺乏标准 |
| 小结 |
| 第四章 “职训场”中湘西土家民俗文化传承教育 |
| 一、职业化生存:探讨民俗文化职业教育价值功能 |
| (一)拉动民俗文化产业,培养职业技术人才 |
| (二)落实教育扶贫工作,彰显职业教育功能 |
| 二、精准化推进:实践民俗文化职业教育特色发展 |
| (一)扩大传统工艺职教规模,增强企业人才综合实力 |
| (二)发挥职业部门社教功能,加大职业群体培训力度 |
| (三)扶持文化竞技专业项目,培养民族体育项目人才 |
| 三、困难与瓶颈:反思民俗文化职业教育面临问题 |
| (一)培训效果不明显:专业培训推动难度大 |
| (二)招生人数不增加:职业院校办学难度大 |
| (三)产品销售不乐观:企业商品外销难度大 |
| 小结 |
| 第五章 “媒介场”中湘西土家民俗文化传承教育 |
| 一、技术的进步:新媒体对民俗文化传承教育的重要意义 |
| (一)教育技术的偏向:媒介属性对文化教育的影响 |
| (二)文化传输的偏向:价值输出对文化教育的影响 |
| (三)感官效果的偏向:情绪体验对文化教育的影响 |
| 二、新媒体1.0:社交媒体阶段民俗文化传承教育更新 |
| (一)现状调查:湘西地区微博、微信平台运营情况 |
| (二)裂变式推广:社交媒体对民俗文化传承教育的意义 |
| (三)有序化改进:社交媒体传承教育的分析思考和建议 |
| 三、新媒体2.0:自媒体阶段民俗文化传承教育升级 |
| (一)现状调查:湘西地区短视频自媒体平台运营情况 |
| (二)以“抖音APP”为例:短视频自媒体技术优势分析 |
| 四、新媒体3.0:VR技术阶段民俗文化传承教育思考 |
| (一)创新设想:VR虚拟现实技术属性 |
| (二)创新开发:VR虚拟现实技术设计 |
| (三)创新优势:VR虚拟现实技术特点 |
| 小结 |
| 第六章 湘西土家民俗文化传承教育的体系构建 |
| 一、不同“场”的民俗文化传承教育价值目标 |
| (一)在人的发展中追求文化烙印的葆有 |
| (二)在和谐社会中突显文化标识的自信 |
| (三)在未来发展中探照文化教育的方向 |
| 二、不同“场”的民俗文化传承教育结构体系 |
| (一)“家、校、职、媒”的不同功能和作用 |
| (二)各个“场”之间的内在关系及协调机制 |
| 三、不同“场”的民俗文化传承教育路径策略 |
| (一)“家庭场”的文化传承教育改进建议 |
| (二)“学校场”的文化传承教育改进建议 |
| (三)“职训场”的文化传承教育改进建议 |
| (四)“媒介场”的文化传承教育改进建议 |
| 小结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一、着作类 |
| (一)外文译着 |
| (二)中文论着 |
| (三)工具书类 |
| 二、论文类 |
| (一)期刊论文 |
| (二)学位论文 |
| 三、政策文件，研究报告 |
| 附录 |
| 附录一:实地走访考察报告 |
| 附录二:各地区、各部门实地考察访谈问题汇总 |
| 附录三:湘西地区中小学生调查问卷设计及数据汇总 |
| 附录四:吉首大学师范学院附属小学语文课教案 |
| 附录五:《我的家乡红石林》校本课程开发研究课题申报 |
| 附录六:湘西州土家地区实地考察走访实录 |
| 致谢 |
| 攻读博士期间科研情况 |
（5）长江经济带绿色发展水平的时空演变轨迹与影响因素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1 导论 |
| 1.1 研究背景与意义 |
| 1.2 国内外研究现状 |
| 1.2.1 国内外绿色发展时空演变的相关研究 |
| 1.2.2 国内外绿色发展影响因素的相关研究 |
| 1.2.3 有关长江经济带绿色发展的相关研究 |
| 1.2.4 国内外相关研究评述 |
| 1.3 研究内容与研究方法 |
| 1.3.1 研究内容 |
| 1.3.2 研究方法 |
| 1.3.3 技术路线 |
| 1.4 研究创新与不足 |
| 1.4.1 创新之处 |
| 1.4.2 不足之处 |
| 2 绿色发展相关理论基础 |
| 2.1 绿色发展理念的演变背景 |
| 2.1.1 绿色发展理念演变的国际背景 |
| 2.1.2 绿色发展理念演变的国内背景 |
| 2.2 绿色发展的理论基础 |
| 2.2.1 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理论 |
| 2.2.2 环境经济学理论 |
| 2.2.3 循环经济理论 |
| 2.2.4 生态经济学理论 |
| 2.2.5 可持续发展理论 |
| 3 新时代绿色发展的内涵与机理 |
| 3.1 国内外对绿色发展内涵的界定 |
| 3.2 新时代对绿色发展的新要求 |
| 3.2.1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提出的背景 |
| 3.2.2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的主要标志 |
| 3.2.3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对绿色发展的新要求 |
| 3.3 新时代绿色发展的内涵与特征 |
| 3.3.1 新时代绿色发展的新内涵 |
| 3.3.2 新时代绿色发展的五大特征 |
| 3.4 新时代绿色发展“五位一体”内在机理 |
| 3.4.1 绿色经济发展是绿色发展的核心内容 |
| 3.4.2 绿色社会发展是绿色发展的出发点和落脚点 |
| 3.4.3 绿色生态发展是绿色发展的前提条件 |
| 3.4.4 绿色政治发展是绿色发展的根本保障 |
| 3.4.5 绿色文化发展是绿色发展的灵魂 |
| 4 长江经济带绿色发展水平评价指标体系构建和时空演变分析方法 |
| 4.1 国内外绿色发展水平评价指标体系构建和测度方法 |
| 4.2 长江经济带绿色发展水平评价指标体系的确立 |
| 4.2.1 绿色发展水平评价指标体系构建原则 |
| 4.2.2 绿色发展水平评价指标体系的确立 |
| 4.3 长江经济带绿色发展水平测度方法和时空分析方法 |
| 4.3.1 绿色发展水平测度方法 |
| 4.3.2 绿色发展水平时空分析方法 |
| 5 长江经济带绿色发展水平的时空差异与空间关联性分析 |
| 5.1 数据来源说明 |
| 5.2 长江经济带绿色发展水平时空演变轨迹 |
| 5.2.1 省域绿色发展水平时空演变轨迹 |
| 5.2.2 市域绿色发展水平时空演变轨迹 |
| 5.3 长江经济带绿色发展水平的差异演化轨迹 |
| 5.3.1 省域尺度绿色发展水平的差异演化轨迹 |
| 5.3.2 市域尺度绿色发展水平的差异演化轨迹 |
| 5.4 长江经济带绿色发展水平的空间关联性分析 |
| 5.4.1 省域尺度绿色发展水平的空间关联性演变 |
| 5.4.2 市域尺度绿色发展水平的空间关联性演变 |
| 5.5 长江经济带绿色发展水平的时空演变特征 |
| 6 长江经济带绿色发展水平的影响因素分析 |
| 6.1 长江经济带绿色发展水平的障碍因子分析 |
| 6.1.1 障碍因素诊断方法 |
| 6.1.2 省域尺度绿色发展水平的障碍因子分析 |
| 6.1.3 市域尺度绿色发展水平的障碍因子分析 |
| 6.2 长江经济带绿色发展水平影响因素空间计量模型 |
| 6.2.1 绿色发展水平影响因素模型的确立 |
| 6.2.2 绿色发展水平影响因素变量选取 |
| 6.2.3 变量统计性描述与检验 |
| 6.3 长江经济带绿色发展水平影响因素的实证结果 |
| 6.3.1 市域绿色发展水平影响因素实证结果 |
| 6.3.2 东部地区城市绿色发展水平影响因素实证结果 |
| 6.3.3 中部地区城市绿色发展水平影响因素实证结果 |
| 6.3.4 西部地区城市绿色发展水平影响因素实证结果 |
| 7 研究结论与对策建议 |
| 7.1 研究结论 |
| 7.2 对策建议 |
| 7.3 研究展望 |
| 参考文献 |
| 攻读博士期间主要科研成果 |
| 致谢 |
（6）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选题的背景和意义 |
| 二、国内外研究综述 |
| 三、研究的主要内容与方法 |
| 四、研究的创新之处 |
| 五、相关概念的界定 |
| 第一章 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形成与发展 |
| 第一节 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形成与发展的时代背景 |
| 一、生态危机爆发 |
| 二、环境保护运动兴起 |
| 三、生态科学繁荣发展 |
| 第二节 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形成与发展的思想来源 |
| 一、马克思主义生态文明思想 |
| 二、中国传统生态智慧 |
| 三、西方生态理论 |
| 第三节 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形成与发展的过程 |
| 一、孕育阶段 |
| 二、生成阶段 |
| 三、升华阶段 |
| 第二章 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理论基础、目标诉求、核心理念 |
| 第一节 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理论基础 |
| 一、马克思主义人与自然关系理论揭示了人类文明演进的基本规律 |
| 二、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对马克思主义人与自然关系理论的认识 |
| 三、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发展了马克思主义人与自然关系理论 |
| 第二节 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目标诉求 |
| 一、美丽中国是对社会主体生态诉求的回应 |
| 二、美丽中国指明了生态文明建设的目标和任务 |
| 三、美丽中国建设推动了生态文明的演进和发展 |
| 第三节 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核心理念 |
| 一、绿色发展理念是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内核 |
| 二、绿色发展理念的核心要义 |
| 三、绿色发展理念能加快推动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的绿色化 |
| 第三章 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主要内容 |
| 第一节 对为什么要建设生态文明的论述 |
| 一、建设生态文明是人类化解生态危机的客观要求 |
| 二、建设生态文明是人类文明历史演进的必然趋势 |
| 三、建设生态文明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应有之义 |
| 第二节 对建设什么样的生态文明的阐释 |
| 一、生态文明是具有新的文明要素的更高级的文明形态 |
| 二、生态文明的本质是人与自然和谐共生 |
| 三、生态文明是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的新文明 |
| 第三节 对如何建设生态文明的谋划 |
| 一、加强生态文明建设的总体设计 |
| 二、建立健全生态文明制度体系 |
| 三、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以推动世界生态文明建设 |
| 第四章 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特征 |
| 第一节 世界性和民族性的统一 |
| 一、立足全球生态文明建设诠释了世界性 |
| 二、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彰显了民族性 |
| 三、实现了世界性和民族性的统一 |
| 第二节 预见性和现实性的统一 |
| 一、生态忧患意识体现了预见性 |
| 二、回应民生关切彰显了现实性 |
| 三、实现了预见性和现实性的统一 |
| 第三节 继承性和创造性的统一 |
| 一、坚持生态关怀体现了继承性 |
| 二、注重顶层设计诠释了创造性 |
| 三、实现了继承性和创造性的统一 |
| 第四节 整体性和区域性的统一 |
| 一、关注人类文明的整体发展 |
| 二、注重区域生态文明建设 |
| 三、实现了整体性和区域性的统一 |
| 第五章 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价值 |
| 第一节 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理论价值 |
| 一、继承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生态文明理论 |
| 二、坚持和丰富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 |
| 三、开拓和创新了生态文明建设理论 |
| 第二节 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实践价值 |
| 一、指导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建设取得了巨大成就 |
| 二、为全球生态环境治理贡献了中国智慧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
| 致谢 |
（7）中国推进绿色“一带一路”合作建设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绪论 |
| 1.1 选题背景与问题提出 |
| 1.1.1 选题背景 |
| 1.1.2 问题提出 |
| 1.2 研究意义 |
| 1.2.1 理论意义和学术价值 |
| 1.2.2 现实意义和实践价值 |
| 1.3 文献综述 |
| 1.3.1 关于绿色“一带一路”内涵的研究 |
| 1.3.2 关于绿色“一带一路”合作基础的研究 |
| 1.3.3 关于绿色“一带一路”合作路径的研究 |
| 1.3.4 研究现状评述 |
| 1.4 结构安排与研究方法 |
| 1.4.1 论文结构安排 |
| 1.4.2 论文研究方法 |
| 1.5 研究创新点与难点 |
| 1.5.1 研究创新之处 |
| 1.5.2 研究难点 |
| 第2章 概念界定与理论基础 |
| 2.1 概念定义及其内涵 |
| 2.1.1 “一带一路”倡议 |
| 2.1.2 绿色发展理念 |
| 2.1.3 绿色“一带一路” |
| 2.2 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相关理论基础 |
| 2.2.1 马克思恩格斯的生态环境保护理论 |
| 2.2.2 马克思恩格斯的可持续发展理论 |
| 2.2.3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绿色发展理论 |
| 2.3 生态经济学的相关理论基础 |
| 2.3.1 绿色经济增长理论 |
| 2.3.2 环境制度理论 |
| 2.4 国际经济学的相关理论基础 |
| 2.4.1 国际分工理论 |
| 2.4.2 国际相互依赖理论 |
| 第3章 中国推进绿色“一带一路”合作建设的现实考察 |
| 3.1 绿色“一带一路”合作建设的全球背景 |
| 3.1.1 全球绿色发展合作目标趋于明确 |
| 3.1.2 全球绿色发展合作体系持续完善 |
| 3.1.3 全球绿色发展合作潜在挑战犹存 |
| 3.2 绿色“一带一路”合作建设的现实需求 |
| 3.2.1 驱动经济增长及缩小发展差距的需求 |
| 3.2.2 提高生活质量及保障社会稳定的需求 |
| 3.2.3 集约利用资源及降低污染排放的需求 |
| 3.2.4 支撑绿色创新及提高科研水平的需求 |
| 3.2.5 保护生存环境及维护生态平衡的需求 |
| 3.3 绿色“一带一路”合作建设的现实进展 |
| 3.3.1 合作理念不断演进 |
| 3.3.2 合作共识日渐夯实 |
| 3.3.3 合作行动逐步展开 |
| 第4章 中国推进绿色“一带一路”合作建设的对象评价 |
| 4.1 合作对象评价方法的提出 |
| 4.1.1 相关评价方法的比较与借鉴 |
| 4.1.2 绿色发展能力评价体系的提出 |
| 4.2 绿色发展能力评价体系的内容 |
| 4.2.1 评价体系的指标选择 |
| 4.2.2 评价体系的权重赋值 |
| 4.2.3 评价体系的计算模型 |
| 4.3 合作对象评价的样本选择 |
| 4.3.1 样本选择的标准 |
| 4.3.2 样本数据的处理 |
| 4.4 合作对象评价结果分析 |
| 4.4.1 评价得分和排名情况 |
| 4.4.2 评价结果的梯队差异状况 |
| 4.4.3 评价结果的空间分布特征 |
| 4.4.4 评价结果的历史变化趋势 |
| 第5章 中国推进绿色“一带一路”合作建设的模式选择 |
| 5.1 合作模式的分类与选择 |
| 5.1.1 合作模式选择的基本假设 |
| 5.1.2 合作模式的情境模型构建 |
| 5.2 低能合作模式的分析 |
| 5.2.1 低能合作模式的合作方向 |
| 5.2.2 低能合作模式的典型案例 |
| 5.3 .赋能合作模式的分析 |
| 5.3.1 赋能合作模式的合作方向 |
| 5.3.2 赋能合作模式的典型案例 |
| 5.4 高能合作模式的分析 |
| 5.4.1 高能合作模式的合作方向 |
| 5.4.2 高能合作模式的典型案例 |
| 5.5 引能合作模式的分析 |
| 5.5.1 引能合作模式的合作方向 |
| 5.5.2 引能合作模式的典型案例 |
| 5.6 合作模式的比较分析 |
| 5.6.1 合作模式的横向比较 |
| 5.6.2 合作模式的纵向比较 |
| 第6章 中国推进绿色“一带一路”合作建设的潜力分析 |
| 6.1 能力要素提升的潜力分析 |
| 6.1.1 能力要素结构性短板尚待弥补 |
| 6.1.2 经济发展能力需要注入新活力 |
| 6.1.3 中国绿色发展能力提升空间较大 |
| 6.2 空间区域协作的潜力分析 |
| 6.2.1 “俱乐部”空间壁垒尚需打破 |
| 6.2.2 区域间绿色发展合作平台尚待建立 |
| 6.3 合作诉求协调的潜力分析 |
| 6.3.1 合作诉求差异较大 |
| 6.3.2 合作基础互补性强 |
| 6.3.3 推进合作需破解“囚徒困境” |
| 第7章 中国推进绿色“一带一路”合作建设对沿线国家影响的实证检验 |
| 7.1 实证检验的理论逻辑和变量关系假设 |
| 7.1.1 合作建设对绿色发展影响的理论逻辑 |
| 7.1.2 合作建设与绿色发展的变量关系假设 |
| 7.2 实证模型建立和变量度量 |
| 7.2.1 空间杜宾模型的选择 |
| 7.2.2 模型主要变量的设定 |
| 7.3 实证检验过程及结果 |
| 7.3.1 空间相关性检验 |
| 7.3.2 空间面板回归计算结果 |
| 7.3.3 直接效应和间接效应分解 |
| 7.3.4 分样本回归结果 |
| 7.4 实证检验结果分析 |
| 7.4.1 绿色“一带一路”合作建设会对绿色发展水平产生影响 |
| 7.4.2 绿色“一带一路”合作建设具有空间溢出效应 |
| 7.4.3 绿色“一带一路”合作建设对南北国家影响程度不同 |
| 第8章 中国推进绿色“一带一路”合作建设的政策建议 |
| 8.1 创新绿色“一带一路”合作模式 |
| 8.1.1 突破低能合作限制瓶颈,挖掘更多潜在合作机会 |
| 8.1.2 承担赋能合作国际义务,积极回应全球绿色治理诉求 |
| 8.1.3 巩固高能合作示范作用,向更高层次领域合作前进 |
| 8.1.4 激发引能合作后发优势,主动学习国际先进经验 |
| 8.2 激发绿色“一带一路”合作潜力 |
| 8.2.1 制定差异化的绿色发展合作策略,提高中国合作引导力 |
| 8.2.2 完善现有合作机制,以绿色发展合作平台突破空间壁垒 |
| 8.2.3 关注发展中国家绿色发展薄弱环节,积极回应关切诉求 |
| 8.3 拓宽绿色“一带一路”合作路径 |
| 8.3.1 以经济合作为先导,推动经贸合作转型升级 |
| 8.3.2 关注社会民生领域合作,促进理念传播和人才教育 |
| 8.3.3 重视可再生能源开发潜力,推动传统能源利用技术改造 |
| 8.3.4 加强科技创新研发合作,支撑绿色治理技术要求 |
| 8.3.5 发挥基础设施合作优势,完善工程建设环境管理 |
| 第9章 主要结论及有待进一步研究的问题 |
| 9.1 论文主要结论 |
| 9.2 有待进一步研究的问题 |
| 附录1 中国与部分“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合作协议及绿色发展合作内容 |
| 附录2 “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绿色发展能力各要素评价得分及排名 |
| 参考文献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承担的科研任务与主要成果 |
| 致谢 |
| 个人简历 |
（8）基于水环境承载力的区域污染物总量控制方法研究及应用（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1 绪论 |
| 1.1 选题背景和研究意义 |
| 1.1.1 选题背景 |
| 1.1.2 研究意义 |
| 1.2 国内外研究进展 |
| 1.2.1 水污染物总量控制 |
| 1.2.2 水环境容量 |
| 1.2.3 水环境承载力 |
| 1.2.4 水污染物总量分配 |
| 1.3 存在不足 |
| 1.4 科学问题 |
| 1.5 研究目的、内容与技术路线 |
| 1.5.1 研究目的 |
| 1.5.2 研究内容 |
| 1.5.3 技术路线 |
| 1.6 主要创新点 |
| 2 混合区水质节点控制的水环境容量计算方法 |
| 2.1 水环境容量内涵 |
| 2.2 水质控制目标 |
| 2.3 水文条件确定 |
| 2.4 混合区水质节点控制的容量计算方法 |
| 2.4.1 水质节点控制 |
| 2.4.2 容量计算单元划分 |
| 2.4.3 混合区水质控制 |
| 2.4.4 混合区水质节点控制水环境容量计算方法 |
| 2.5 水环境容量计算步骤 |
| 2.6 本章小结 |
| 3 耦合容量和质量的水环境承载力评价方法 |
| 3.1 水环境承载力内涵 |
| 3.2 水环境承载力影响因素 |
| 3.3 水环境承载力评价指标的选取 |
| 3.4 耦合容量和质量的水环境承载力评价方法 |
| 3.5 水环境承载力评价等级划分 |
| 3.6 本章小结 |
| 4 基于水环境承载力的区域污染物总量分配方法研究 |
| 4.1 区域容量总量目标确定 |
| 4.2 总量分配的基本原则 |
| 4.3 总量分配影响因素 |
| 4.4 基于水环境承载力的区域总量分配方法 |
| 4.4.1 区域总量分配技术框架 |
| 4.4.2 基于污染减排潜力的初始分配模型 |
| 4.4.3 基于水环境承载力的次级分配模型 |
| 4.4.4 基于基尼系数的总量分配结果合理性评估 |
| 4.5 本章小结 |
| 5 基于水环境承载力的区域污染物总量控制方法体系研究 |
| 5.1 方法体系构建 |
| 5.2 基于LDC的分时域水环境问题诊断方法 |
| 5.2.1 流量历时曲线构建 |
| 5.2.2 负荷历时曲线构建 |
| 5.2.3 水质超标问题诊断 |
| 5.3 污染源-水质响应关系模型构建方法 |
| 5.3.1 流域水环境模型的分类 |
| 5.3.2 模型筛选原则 |
| 5.3.3 模型适用性分析 |
| 5.3.4 模型筛选流程 |
| 5.4 本章小结 |
| 6 河南省区域污染物总量控制研究 |
| 6.1 研究区域概况 |
| 6.2 水环境问题诊断 |
| 6.2.1 污染源状况 |
| 6.2.2 水环境质量状况 |
| 6.3 污染源与水质响应关系模型 |
| 6.3.1 模型选择 |
| 6.3.2 模型验证 |
| 6.4 水环境容量计算 |
| 6.4.1 水环境容量计算分区 |
| 6.4.2 水环境容量设计条件计算 |
| 6.4.3 水环境容量结果分析 |
| 6.5 水环境承载力评价 |
| 6.6 基于水环境承载力的区域污染物总量控制分配 |
| 6.6.1 容量总量控制目标确定 |
| 6.6.2 污染物初始分配 |
| 6.6.3 污染物次级分配 |
| 6.6.4 分配结果合理性评估 |
| 6.7 河南省区域污染物总量控制对策建议 |
| 6.7.1 超载地区的总量控制对策 |
| 6.7.2 临界承载地区的总量控制对策 |
| 6.7.3 可承载地区的总量控制对策 |
| 6.8 本章小结 |
| 7 结论和展望 |
| 7.1 研究结论 |
| 7.2 研究展望 |
| 致谢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
（9）清代云贵地区的灾荒赈济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导言 |
| 一、选题缘起及研究意义 |
| 二、灾荒史研究的问题导向及既有研究成果 |
| 三、研究方法及资料来源 |
| 四、研究重点和难点 |
| 五、创新与写作基本思路 |
| 第一章 清代云贵地区灾荒发生的影响因素 |
| 第一节 清代云贵地区灾荒发生的自然因素 |
| 一、自然地理环境的变化 |
| 二、气候变迁的驱动 |
| 三、生态环境变迁的负面效应 |
| 第二节 清代云贵地区灾荒发生的社会因素 |
| 一、区域社会经济发展的差异化 |
| 二、云贵地区民族起义的扰动 |
| 三、西方近代化势力的入侵 |
| 第二章 清代云贵地区自然灾害的时空分布特征 |
| 第一节 清代云贵地区自然灾害的时空分布差异 |
| 一、气象灾害 |
| 二、地震灾害 |
| 三、地质灾害 |
| 四、疫疾灾害 |
| 五、农作物病虫害 |
| 第二节 清代云贵地区自然灾害产生的后果及影响 |
| 一、灾害对云贵地区农业生产的冲击 |
| 二、灾害对云贵地区财政经济的损耗 |
| 三、灾害对云贵地区民众生活的扰动 |
| 四、灾荒对云贵地区社会文化的影响 |
| 第三章 清代云贵地区荒政制度的施行 |
| 第一节 清代云贵地区荒政的基本程序 |
| 一、清代云贵地区的报灾 |
| 二、清代云贵地区的勘灾 |
| 三、清代云贵地区的审户 |
| 四、清代云贵地区的发赈 |
| 第二节 清代云贵地区救灾的基本措施 |
| 一、清代云贵地区的灾荒蠲免 |
| 二、清代云贵地区的灾荒赈济 |
| 三、清代云贵地区的灾荒借贷 |
| 四、清代云贵地区的灾荒抚恤 |
| 第四章 清代云贵地区的备荒仓储制度建设 |
| 第一节 清代云贵地区的常平仓建设 |
| 一、清代云贵地区的常平仓设置 |
| 二、云贵地区常平仓的功能 |
| 三、云贵地区常平仓的管理 |
| 第二节 清代云贵地区的社仓建设 |
| 一、清代云贵地区的社仓设置 |
| 二、清代云贵地区社仓的功能 |
| 三、云贵地区社仓的管理 |
| 第三节 清代云贵地区的义仓建设 |
| 一、清代云贵地区的义仓建设 |
| 二、清代云贵地区义仓的功能 |
| 三、清代云贵地区义仓的管理 |
| 第四节 清末西南边疆地区积谷备荒制度建设 |
| 一、清末西南边疆地区积谷备荒制度推行的原因 |
| 二、清末西南边疆地区积谷备荒制度的建设 |
| 三、清末西南边疆地区积谷备荒制度的实践成效 |
| 第五章 清代云贵地区的灾赈实践路径 |
| 第一节 清代云贵地区的官方救灾实践路径 |
| 一、减免额赋以纾民困 |
| 二、平粜米谷以平市价 |
| 三、赈给银米以裕口食 |
| 四、鼓励垦殖以补种杂粮 |
| 五、捐给养廉银两以资赈济 |
| 第二节 清代云贵地区的民间救灾实践路径 |
| 一、地方官宦倾力捐输 |
| 二、民间绅商慷慨捐赀助赈 |
| 三、民众祭拜神灵以禳弥消灾 |
| 第三节 清代云贵地区的灾后恢复重建实践 |
| 一、修缮城墙以资扞卫 |
| 二、疏挖河道以广“东作” |
| 三、修复桥梁设施以利行旅 |
| 四、修复盐井以利税课征收 |
| 第六章 清代云贵地区灾荒赈济案例探讨 |
| 第一节 危机与应对:清道光十三年云南地震灾害救济 |
| 一、清道光十三年云南地震灾情 |
| 二、道光十三年云南地震灾害赈济 |
| 三、道光十三年云南地震灾后重建 |
| 第二节 清光绪朝云南昭通以工代赈的实践路径及成效研究 |
| 一、清朝“以工代赈”在西南边疆实施的原因 |
| 二、光绪十八年昭通府“以工代赈”实践的主导措施 |
| 三、光绪十八年昭通府“以工代赈”实践的辅助举措 |
| 四、光绪十八年昭通府“以工代赈”实践的社会成效 |
| 第三节 清代贵州“新疆”地区自然灾害应急响应 |
| 一、清代贵州“新疆”的开辟 |
| 二、清代贵州“新疆”地区自然灾害发生的背景 |
| 三、清代贵州“新疆”地区自然灾害时空分布特征 |
| 四、清代贵州“新疆”地区的自然灾害应急响应 |
| 第七章 清代云贵地区灾赈实践的区域联动效应 |
| 第一节 清代云贵地区灾赈实践的区域协调联动 |
| 一、云贵地区灾赈物资的应急调运和供给 |
| 二、云贵地区灾荒赈济的“国家干预” |
| 三、云贵地区灾赈期间的乡村秩序维系 |
| 第二节 清光宣时期云南灾赈近代化转型的联动效应 |
| 一、清光宣时期云南灾赈近代化转型的困境 |
| 二、清光宣时期云南的灾赈近代化转型路径 |
| 三、清光宣时期云南灾赈近代化转型的社会效应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完成的科研成果及荣获奖励情况 |
| 致谢 |
（10）湖南省土地生态服务功能演化特征及优化路径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作者简历 |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绪论 |
| 1.1 研究背景 |
| 1.2 研究目的与意义 |
| 1.2.1 研究目的 |
| 1.2.2 研究意义 |
| 1.3 研究方案 |
| 1.3.1 研究方法 |
| 1.3.2 主要研究内容 |
| 1.3.3 技术路线 |
| 1.4 研究创新点 |
| 第二章 研究理论基础 |
| 2.1 相关概念辨析 |
| 2.1.1 土地利用 |
| 2.1.2 生态系统 |
| 2.1.3 生态服务功能 |
| 2.2 理论基础 |
| 2.2.1 系统理论 |
| 2.2.2 人地关系理论 |
| 2.2.3 可持续发展理论 |
| 2.2.4 地域分异理论 |
| 2.2.5 区位理论 |
| 2.2.6 生态学相关理论 |
| 2.3 国内外研究进展 |
| 2.3.1 生态服务功能的评估 |
| 2.3.2 生态服务功能研究尺度 |
| 2.3.3 生态服务功能影响因素 |
| 2.3.4 生态服务功能优化路径 |
| 2.3.5 湖南省相关研究进展 |
| 2.3.6 国内外研究评述 |
| 第三章 研究区概况 |
| 3.1 地理位置与区域交通概况 |
| 3.1.1 地理位置 |
| 3.1.2 区域交通 |
| 3.2 土地利用概况 |
| 3.2.1 各地类数量变化特征 |
| 3.2.2 土地利用转移特征 |
| 3.3 生态环境要素概况 |
| 3.3.1 地形地貌 |
| 3.3.2 气候气象 |
| 3.3.3 河流水系 |
| 3.3.4 植被 |
| 3.3.5 土壤 |
| 3.4 社会经济概况 |
| 3.4.1 行政区划与人口 |
| 3.4.2 社会经济发展 |
| 第四章 土地利用格局演化特征研究 |
| 4.1 湖南省土地利用强度演化的县域特征 |
| 4.1.1 土地利用强度的界定 |
| 4.1.2 土地利用强度演化的县域特征 |
| 4.2 洞庭湖区生态用地变化的地形梯度特征 |
| 4.2.1 洞庭湖区地形梯度的划分 |
| 4.2.2 生态用地演化的地形梯度特征 |
| 4.3 长沙都市区建设用地扩张的圈层特征 |
| 4.3.1 长沙都市区的圈层划分 |
| 4.3.2 建设用地扩张的圈层特征 |
| 4.4 本章小结 |
| 第五章 土地生态服务功能演化特征研究 |
| 5.1 研究方法 |
| 5.1.1 土地生态服务功能评估方法 |
| 5.1.2 土地利用格局演化的生态服务功能响应分析方法 |
| 5.2 湖南省土地生态服务功能演化特征 |
| 5.2.1 湖南省土地生态服务功能演化特征 |
| 5.2.2 湖南省土地利用强度演化的土地生态服务功能响应 |
| 5.3 洞庭湖区土地生态服务功能演化特征 |
| 5.3.1 洞庭湖区土地生态服务功能演化特征 |
| 5.3.2 洞庭湖区生态用地分布演化的土地生态服务功能响应 |
| 5.4 长沙都市区土地生态服务功能演化特征 |
| 5.4.1 长沙都市区土地生态服务功能演化特征 |
| 5.4.2 长沙都市区城市扩张的土地生态服务功能响应 |
| 5.5 本章小结 |
| 第六章 土地生态服务功能影响因素研究 |
| 6.1 土地生态服务功能的演化机制 |
| 6.1.1 土地生态服务功能的空间非平稳性 |
| 6.1.2 土地生态服务功能的主要影响因素 |
| 6.2 土地生态服务功能影响因素回归模型构建 |
| 6.2.1 影响因素指标体系构建 |
| 6.2.2 GWR模型构建 |
| 6.3 土地生态服务功能影响因素演化特征 |
| 6.3.1 城镇化对土地生态服务功能影响的演化特征 |
| 6.3.2 区位条件对土地生态服务功能影响的演化特征 |
| 6.3.3 经济发展对土地生态服务功能影响的演化特征 |
| 6.3.4 农业生产对土地生态服务功能影响的演化特征 |
| 6.4 本章小结 |
| 第七章 土地生态服务功能优化路径研究 |
| 7.1 湖南省土地生态服务功能优化路径 |
| 7.1.1 提升城镇化质量 |
| 7.1.2 合理规划道路建设 |
| 7.1.3 推进经济转型 |
| 7.1.4 发展高品质现代农业 |
| 7.2 洞庭湖区土地生态服务功能优化路径 |
| 7.2.1 耦合协调模型构建和类型划分方法 |
| 7.2.2 生态用地与生态服务功能的耦合协调关系 |
| 7.2.3 生态用地的垂直管控 |
| 7.3 长沙都市区土地生态服务功能优化路径 |
| 7.3.1 景观指数计算方法 |
| 7.3.2 建设用地景观格局演化特征 |
| 7.3.3 城乡建设的合理规划 |
| 7.4 本章小结 |
| 第八章 结论与展望 |
| 8.1 主要研究结论 |
| 8.2 研究不足与展望 |
| 致谢 |
| 参考文献 |
四、协调环境和发展的关系,促进人类与环境的和谐——访中国环境科学研究院胡炳清教授（论文参考文献）
- [1]百年中学课程文本中的地理实践活动内容研究[D]. 王思源. 哈尔滨师范大学, 2021(09)
- [2]喀斯特世界自然遗产地旅游环境承载力动态研究 ——以施秉喀斯特为例[D]. 杨晨. 贵州师范大学, 2020
- [3]中国在全球气候治理中的角色研究[D]. 李波. 山东大学, 2020(02)
- [4]湘西州土家族民俗文化传承教育研究[D]. 黄栗. 西南大学, 2020(01)
- [5]长江经济带绿色发展水平的时空演变轨迹与影响因素研究[D]. 麦思超. 江西财经大学, 2019(07)
- [6]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研究[D]. 刘涵. 湖南师范大学, 2019(01)
- [7]中国推进绿色“一带一路”合作建设研究[D]. 李师源. 福建师范大学, 2019(12)
- [8]基于水环境承载力的区域污染物总量控制方法研究及应用[D]. 白辉. 中国地质大学(北京), 2019
- [9]清代云贵地区的灾荒赈济研究[D]. 聂选华. 云南大学, 2019(09)
- [10]湖南省土地生态服务功能演化特征及优化路径研究[D]. 戴云哲. 中国地质大学, 2019(0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