约旦君主制长期存在的原因初探

一、约旦君主政体长期存在的原因初探（论文文献综述）

赖苑^[1]（2021）在《海合会的自主性与困境 ——委托-代理视角》文中研究说明海湾合作委员会（简称“海合会”）作为一个次区域组织,曾经是中东地区国际组织实践的典范。近年来,由于在彼此核心利益问题上存在严重的外交战略冲突,各成员国不惜将分歧公诸于世以迫使对方让步。2017年6月5日,沙特、阿联酋、巴林发起“卡塔尔断交危机”,令卡塔尔面临集体战略围堵。海合会三分之二的成员国处于断交状态,这戏剧化一幕不仅令其外部形象受损,甚至削弱了海合会存在的必要性。学界往往从制度安排、权力格局、成员国偏好这三个视角直击海合会成员国间的尖锐矛盾对海合会的影响。至于海合会与其成员国的互动进程,则鲜有学者涉及。以成员国和海合会之间的关系形态作为观察视角,考察海合会在日常运作和重大危机处理中所处的角色,可以探寻海合会发挥能动性的条件。委托—代理模型认为,成员国通过制度安排汇聚偏好以达到对国际组织的控制,并使国际组织制度的安排反映权力格局;而国际组织则借由信息不对称和专业化的优势获得成员国对其控制机制下的自主性空间。相比现有的分析视角,委托—代理模型更能够从动态视角探讨海合会的自主性与其所处的困境。本文将在现有学术成果的基础上,运用委托—代理模型分析海合会的委托—代理关系。从成员国偏好、制度安排、权力格局三者与授权之间的互动关系着手,分析海合会的自主性。本文得出结论:首先,成员国偏好能否协调一致决定了对海合会的授权;其次,成员国偏好也决定了海合会发展趋势;再次,海合会秘书处的边缘地位,决定了其组织偏好无法转化为自主性行为;最后,海合会成员国权力格局决定了在制度性规则下海合会自主性的缺失。

李志豪^[2]（2021）在《阿联酋国家安全战略研究（2004～2020）》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国家安全战略是关于国家安全目标及实现这些目标的途径和手段的全局性、持久性方案,其内容、目标及其实现途径与手段随着国家内外环境的变化而发生调整。进入21世纪以来,阿联酋的安全威胁界定、国家安全战略目标和安全决策体系发生了显着变化。阿联酋的国家安全观实现了从以政治安全为核心的传统安全观,向涵盖政权安全、宗教安全、网络安全、人口安全等更广泛领域的总体国家安全观的转变。阿联酋国家安全战略的变化,成为阿联酋内政外交政策转变阿联酋国家安全战略的制定和实施,受到阿联酋国内权力变动、阿布扎比王储穆罕默德·本·扎耶德的决策偏好、维护经济安全的现实需求、阿联酋联盟关系变化等多重因素的影响。第一,自穆罕默德·本·扎耶德2004年被确立为阿布扎比王储以来,尤其是2014年实际掌握国家权力后,主导了阿联酋国家安全战略的转型。第二,穆罕默德·本·扎耶德个人政治雄心和决策偏好在外交和安全事务上突出表现为对政治异见势力和政治伊斯兰主义力量的强硬打击,在政策制定和实施上表现为从制度性的路径依赖转变为对非制度性的私人关系及个人能力的偏好,其领导阿联酋成为地区军事强国的个人雄心,促使阿联酋加强军事能力建设、扩大海外军事行动范围。第三,阿联酋通过对外经济交往推进经贸合作,维护本国的经济安全,注重深化与伊朗的贸易联系来降低伊朗地区扩张对地区安全秩序的负面影响。第四,地区秩序转型推动穆罕默德·本·扎耶德和沙特王储穆罕默德·本·萨勒曼主导的“阿联酋—沙特轴心”的形成,谋求填补地区权力真空。第五,“阿拉伯之春”以来阿联酋与沙特结成“战术性联盟”,以共同应对冲击地区安全威胁,同时阿联酋通过与以色列实现关系正常化,寻求更加多元的安全伙伴、提升本国安全的自主性,逐步摆脱对传统盟友美国的安全依赖。阿联酋的国家安全战略实践覆盖反恐、宗教安全、人口安全、网络安全、能源安全等领域。在地区反恐领域,阿联酋积极与域内外国家结成安全伙伴,合作应对地区恐怖主义威胁。在宗教安全领域,阿联酋政府通过宗教国家化手段,不断强化国家对宗教事务的主导。在人口安全领域,阿联酋政府通过强化国家认同的主导地位,来应对国家内部认同多样性对本国人口安全的潜在挑战。在网络安全领域,阿联酋政府通过提升网络安全框架的有效性和灵活性、发展网络安全教育、完善网络安全相关法律法规、推进政府办公的数字化转型等措施,应对本国面临的网络安全威胁。此外,阿联酋政府还将能源安全、粮食安全、卫生安全、水安全等纳入国家安全战略的整体布局之中,不断完善国家安全战略体系的构建。中东地区秩序尤其是安全秩序的变化,使得阿联酋在新的安全动因的驱动下,本国的角色定位从地缘政治的参与者转变为地区秩序的塑造者,从安全公共产品的消费者转变为安全公共产品的提供者。穆罕默德·本·扎耶德主导的阿联酋国家安全战略转型,使得阿联酋对内加强联邦中央政府的统治,对外推行更加主动有为的外交政策,强化本国对地区安全事务的主导地位,以此打造地区安全的“阿联酋模式”。

张晶^[3]（2020）在《伊拉克与以色列关系研究（1948-2003年）》文中研究表明伊拉克和以色列都是在中东发挥重要影响力的国家,到目前为止,两国没有建立外交关系。本文从1948年以色列建国,到2003年伊拉克战争为止,从政治、经济和军事安全三个角度全面分析伊拉克和以色列的外交关系。整体上看,两国关系长期处于紧张状态。这段时期内两国关系曾出现过一度缓和,但这种缓和短暂且表面化。从长远来看,未来两国关系充满一定的变数。研究这一时期伊以外交关系具有重大价值。具体来看,本文由四部分组成,第一部分主要分析伊拉克和以色列关系的表现,首先对历史上的伊拉克和犹太人关系进行了简要回顾,接下来主要从政治、经济和军事安全三方面分析伊拉克和以色列两国关系紧张的表现。第二部分主要分析伊拉克和以色列两国关系长期紧张的原因。首先是宗教因素。宗教与族群问题是导致两国关系不和的一个基础。其次是民族主义因素。伊拉克坚持的泛阿拉伯主义与以色列奉行的犹太复国主义和大以色列主义相互碰撞。再次是国家政党政治因素。奉行泛阿拉伯主义的伊拉克各政党和以色列激进的各政党都过分强调自身国家的利益,从而有助于激化彼此之间的矛盾。最后,两国关系的长期紧张也离不开域外大国因素——美国与苏联的干涉。第三部分主要分析两国关系长期紧张带来的影响,主要从三方面进行分析:伊拉克、以色列和阿以关系。第四部分对伊以两国关系进行前景展望。伊拉克战争后,由于伊拉克处于内忧外患中,中东地区局势也极不稳定,致使未来两国关系走向存在一定变数。

张杨卿^[4]（2020）在《埃及介入北也门内乱的背景、过程及影响研究（1962-1967）》文中研究说明一直以来,谈到也门,人们首先想到的是错综复杂的混乱局势,乱局是这个国家的常态。在这里,内战从来都是一触即发的,宣战的原因也无一不包,地域差别、也门内部的派系斗争、部落矛盾都是开战的理由。在众多原因当中,外部介入是一个不可忽视的重要因素。1955年-1967年是阿拉伯冷战的高峰时期。这一时期为了加强各自在阿拉伯世界的影响力,埃及和沙特进行着激烈的权力角逐,北也门一度成为双方争夺的一个焦点。1962年9月,在埃及政府的援助下,北也门革命领导者萨拉勒发动政变推翻了北也门伊玛目君主政体。这一事件使得阿拉伯冷战迅速进入白热化阶段。就沙特而言,沙特方面担心北也门革命会传染进而危及自身君主政体,发誓要尽一切力量恢复伊玛目的权力地位。而埃及方面则急于进一步控制北也门内战的结果,同时为塑造中东未来政治秩序。正是在这样的情况下,从1962年10月到1967年12月,埃及和沙特先后介入北也门内乱,致使这场内乱演变成了一种地区性的争斗。第一章主要写埃及介入北也门的背景原因。埃及对北也门的介入是北也门当局强烈呼吁与埃及自身战略需要结合的产物。从北也门方面来看,有利于埃及介入的条件主要包括北也门尖锐的内部矛盾、自由军官组织的建立、王室与共和党人的斗争以及萨拉勒的个人影响力这样几个因素。从埃及方面来看,介入北也门的决定有成熟的介入条件,同时这也符合埃及自身的战略需要。第二章主要论述埃及介入北也门的过程。在对介入过程的分析中,按照前期埃及对北也门伊玛目政府的攻击,到后期埃及对北也门实施军事介入再到撤军这一主要脉络,力求详细再现埃及介入北也门的整个过程。第三章主要是介入的影响。重点分析了此次介入对埃及、北也门、埃及与沙特的关系、苏联与埃及的关系以及阿以冲突的影响。结语部分,分析总结了埃及对北也门长达五年介入的启示。

韩志斌,薛亦凡^[5]（2020）在《约旦国家建构中的部落问题及其影响》文中认为约旦国家建构具有自己的独特性,先后经历了内源型国家建构——部落与费萨尔民族政府的合作,外源型国家建构——部落与英国委任统治当局的政治角力,内外力量竞逐与合作下的国家建构——英国和以阿卜杜拉为首的阿拉伯部落精英之间的合作、较量与博弈三种形式。在此期间,部落一直发挥着重要作用。它既是巩固约旦国家建构的凝合剂,也是消解约旦国家建构的主力军,关键在于约旦国家与部落之间逻辑互动的方式和程度。部落首领将家族财富与哈希姆家族紧密相连,既关系着约旦的平顺发展,也为国家的繁荣竭力付出。换言之,约旦部落和国家之间逐步形成一种共荣共生、相互扶持的逻辑关系,并不断形塑着约旦的国家建构。

陈小迁^[6]（2019）在《海湾君主制国家现代国家治理多维研究 ——以沙特阿拉伯、巴林为中心》文中提出冷战后乃至20世纪中后期以来,建立现代国家治理体系并充分发挥治理能力是世界各国所追寻的主要发展目标。海湾君主制国家（沙特阿拉伯、卡塔尔、科威特、阿联酋、巴林、阿曼）现代国家治理体系的构建起于20世纪初期沙特现代民族国家建立。随着石油财富的涌入以及60、70年代英国殖民者逐渐退出海湾地区,各酋长国的治理任务也由构建现代国家治理体系,转向发展和完善治理体系与提升治理能力。历经数十年发展,海湾君主制国家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治理成果,它们大多政治稳定、经济繁荣、民众富足、社会康乐。然而,在繁盛表象之下,海湾诸国的国家治理正处在十字路口之上,旧有的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越发不能适应新时期的发展,以往积累的政治、经济、社会、宗教文化等问题一直未能彻底解决,引发了诸多治理矛盾。沙特阿拉伯、巴林等海湾君主制国家只有坚定推进国家治理变革,切实提升治理能力,解决遗留的治理顽疾,持续推进国家发展,才能应对新时期的多重挑战,辩证地抓住利好机遇,确保国家的长治久安。治理理论学派众多,至今尚无普遍认可的理论范式。鉴于此,本文以客观情况为基础,站在国家层面的治理视角,采取国家发展史与治理理论相互结合的方法,从20世纪初期以来海湾君主制国家的现代国家治理演进历程出发,探讨并总结符合海湾诸国国情的治理模式、成果、问题及转型路径。为进行更深入地研究,本文选取沙特阿拉伯和巴林两个比较有代表性的国家为研究中心,文中仍然会少量涉及并论述海湾君主制国家共有的治理问题。从理论和实践上看,现代国家治理体系主要构建于政治、经济、社会、宗教文化四个方面,并且治理演进与变革受到内部与外部的多重影响。因此,本文共分七部分,除导论和结语外,正文由政治、经济、社会、宗教文化、治理变革机制五章所构成,以求对沙特与巴林的国家治理问题进行体系性地研究。导论阐述了研究缘起、中外学术史、论文研究方法、治理理论辨析及研究框架,并且对20世纪以来的沙特与巴林国家治理演进脉络做简要梳理,以明晰它们的国家治理发展阶段和重要历史事件。结语部分首先判析了海湾君主制国家的治理模式,并且分析了新时期沙特、巴林国家治理的变革情况,存在的改革悖论,发展中面临的挑战与机遇等。第一章探究了沙特阿拉伯、巴林等海湾君主制国家的政治治理问题,分别从国家治理的政治制度、权力核心构成、协商民主与立法权力、治理的行政体系与能力四个方面,对海湾君主制国家的政治体系构建及问题加以阐述。沙特阿拉伯、巴林等海湾君主制国家的政治治理体系较为完善,关键在于治理效能较为低下,制度性矛盾与传统治理观念限制了政治治理的高效施行。第二章主要论述了沙特阿拉伯、巴林等海湾君主制国家的经济治理问题,涉及海湾国家的经济治理特征、国家与市场关系、国家经济治理战略这三个主要问题,着重阐述了它们的经济治理基础、成果、问题及未来变革方向。在国家主导的资源型经济发展模式下,市场的治理地位较低且能力较弱,无法实现国家与市场的协调发展,导致海湾君主制国家经济治理的执行力、顺应力及市场活力均有明显的不足,需要着力调整。第三章以沙特阿拉伯与巴林等海湾君主制国家的社会治理为主题,分析了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海湾诸国中社会结构的演变及特征,对沙特和巴林的国家与社会治理关系的变化情况,特别是“食利契约”下的福利国家与社会保障机制的现状及问题加以探讨。此外,本章还就海湾君主制国家社会治理中存在的妇女权利、社会整合、贫富差距、部落认同、个体诉求、移民等问题进行探讨,认为社会治理是一个体系性工程,需要政治、经济等多方面共同努力,调整社会治理政策,捋顺社会与国家及各群体间的关系,解决社会发展矛盾。第四章以沙特阿拉伯和巴林等海湾君主制国家的宗教文化治理为研究中心,对海湾君主国的宗教文化治理加以分类,并且概括分析各自的治理特征,对多种思潮冲击下的官方宗教文化治理政策及实施中出现的问题予以探讨。文中认为,沙特和巴林对于非官方宗教文化群体严格管控的治理手段,加大了民众的逆反情绪,加之海湾地区什叶派的跨国教派认同,以及伊斯兰复兴主义甚至极端伊斯兰主义的兴起,引发了沙特、巴林等国宗教文化治理方面的多重矛盾与冲突,威胁了国家治理体系的稳定。第五章分析了沙特阿拉伯和巴林等海湾君主制国家从20世纪初期现代民族国家建立以来治理演进的动力机理,认为经济、文化及政治因素是治理发展的内部动力,海湾君主国的治理变革风潮具有传导效应,同时变革的方向与速度受到地区大国的严格管控。此外,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民主促进”政策使海湾君主制国家承受了一定程度的改革压力,但出于铁杆盟友关系,美国对海湾君主国采取了与其他中东国家“区别对待”的保全政策。总体而言,沙特、巴林等国家的治理演进中存在变革与停滞、体系性改革与局部性改革、精英引导与民众行动等七组关系。概而言之,本文以国家治理的四个构成要素以及治理嬗变的影响因素为研究焦点,选取沙特阿拉伯与巴林为典型研究对象,在梳理半个多世纪以来影响海湾君主制国家政治、经济及社会等发展的一系列事件的基础上,试图构建起分析海湾君主制国家现代国家治理体系及治理能力等相关问题的研究框架,试探性地总结并评价海湾君主制国家的现代国家治理模式,同时为其治理变革找寻出路。

李卓^[7]（2019）在《1958年约旦危机研究》文中指出1958年约旦危机是侯赛因在位时期面临的一次重大统治危机,也是20世纪50年代中东地区矛盾冲突的具体体现。1958年2月初,埃及和叙利亚组建阿拉伯联合共和国,伊拉克与约旦为了壮大自身与之抗衡,决定建立联盟是为阿拉伯联邦。好景不长,7月伊拉克革命爆发,推翻君主制度建立起共和国,阿拉伯联邦宣告解体。伊拉克革命与阿拉伯联邦解体对约旦产生巨大冲击,侯赛因国王统治面临重大威胁,再加上此时黎巴嫩国内局势动荡,美国为了维持黎巴嫩的亲西方立场向黎巴嫩派兵,侯赛因国王正式请求英美出兵约旦帮助其维持政权稳定。多方商议后,英国决定执行军事干涉约旦的“坚韧行动”。英军历经波折从塞浦路斯经由以色列领空进入安曼。英国政府派遣至约旦的军队虽然人数少、战斗力不强,难以抵挡大规模的攻击,但英军的存在对意图颠覆侯赛因政权的反对派以巨大震慑,同时侯赛因在国内采取强硬措施,约旦局势渐趋稳定。英军长期驻扎约旦并非长久之计,于是借助苏联的提议请求联合国介入,最终得以从约旦体面撤军。1958年约旦危机无论对约旦政治、英约关系、美约关系均产生重大影响,危机后侯赛因国王政权得到巩固,开启了国内较长时间的政治与社会平稳发展。本文以现有关于1958年约旦危机的学术论着为起点,以英国外交部档案、美国对外关系文件等原始档案为史料基础,并参考了部分国际关系相关理论,力求客观详尽分析和解读1958年危机的背景、过程与影响。论文分为绪论、正文、结语三个部分。绪论部分阐述了选题缘由与研究意义,并围绕该主题梳理了国内外研究现状,在此基础上,制定合适的研究方法并阐释笔者在前人研究基础上的创新之处。正文第一章首先扼要概括约旦自建国至20世纪50年代的发展历程;其次详细论述了阿拉伯联合共和国的建立、黎巴嫩内战以及阿拉伯联邦的建立与解体等与1958年约旦危机密不可分的区域性重大事件;第三,简要梳理了危机前约旦与英国和美国的关系,为之后分析英美对约旦态度与政策做铺垫。正文第二章以时间为线索叙述危机的产生、发展与解决的全过程。1958年7月伊拉克革命爆发对整个中东地区产生重大影响,通常被认为是约旦危机的直接原因。危机出现后,英美商议制定对约方案,决定由英国向约旦派兵。英国的“坚韧行动”波折重重,最终侯赛因政权基本稳固,英军等待时机体面撤出。正文第三章归纳了侯赛因能够渡过危机的原因,分析了 1958年约旦危机对约旦国内政治、经济等方面的影响,阐述了危机后约旦与埃及、叙利亚、伊拉克、以色列等周边国家的关系,最后论述危机后约旦与英国、美国关系的发展演变。结语部分呼应绪论中提出的研究目标,在简要概括前文内容的基础上,将危机置于地区背景下进行分析,指出危机对英美关系产生的影响,最后围绕1958年英国军事干涉约旦,分析大国干涉他国的原因以及产生的影响。

赵娜^[8]（2019）在《法国在中东的委任统治研究》文中研究表明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国际联盟将奥斯曼帝国等战败国的殖民地和属地交由英国和法国以委任统治的方式进行管理,名义上是以西方式的政治模式改造委任统治地,为其建立现代民族国家做好准备。事实上,委任统治只是欧洲殖民主义者维持其殖民统治的借口,在理念上,它认为西方优于东方,是典型的西方中心论的产物,其本质仍是殖民主义。法国在中东地区的委任统治长达26年（1920—1946年）,其委任统治政策对委任统治地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对法国在该地区的委任统治进行研究,不仅具有很强的现实意义,还有一定的学术价值。法国的利益诉求是推动其在中东委任统治的政治进程和制定统治政策的主要动力。在殖民主义扩张中,法国在中东地区形成了传统的宗教、经济与战略利益。法国委任统治的确立也是国际形势助推的结果。奥斯曼帝国末期,其统治下的叙利亚地区在经济、社会等各方面整体呈现颓势。奥斯曼帝国崩溃后,法国经历了与英国的妥协与争斗,以及对叙利亚阿拉伯王国的暴力镇压,最终确立了在叙利亚地区的委任统治并获得了国际联盟授权。在法国的直接统治阶段,法国委任当局实现了行政体系的构建和委任统治地内外部疆域的划分;20世纪20年代末30年代初,世界经济大萧条,法国国内政治跌宕起伏,影响了委任统治效力,加之当地民族主义和不同社区力量的反抗,法国开启了与民族主义政府政治协商的复杂历程。法国国内政党演变以及文官军官分歧等政治因素都体现在对委任统治政策的制定上,但总体上,法国以“文明”的话语,开展其充斥着暴力的委任统治,以分而治之的方式破坏了原生社会生态。在扶植代理人和压制地方独立诉求之间,法国不断耍弄其统治手腕。通过《个人身份法》的改革,法国委任统治当局意图改革叙黎社会传统的宗教认同,掌控委任统治地民众的身份界定权。其经济政策是为了满足法国本土工业发展的需求。除了基础设施和贸易,法国当局对农业、工业和社会福利的投资非常有限。此外,其经济和文化教育政策都是为法国殖民帝国利益服务,意图将委任统治地纳入其整体殖民帝国中,体现了殖民主义本质。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爆发对法国国内局势和海外殖民统治造成了极大的冲击。自由法国和维希政府争夺国家权力的同时加紧对中东委任统治地的争夺。二战期间在民族独立运动的助推下,叙利亚、黎巴嫩民族国家获得独立,法国在叙黎两地的委任统治先后终结。法国在中东26年的委任统治最大的结果是建立了叙利亚和黎巴嫩两个现代民族国家,并在客观上奠定了两国走上现代化道路的基础。法国试图打破叙黎两地传统的宗教政治模式,按照其自身模式建立西方式的政治制度、行政体系和社会秩序。但其政策一方面试图用西方的治理法则来统一社会;另一方面又不断用分而治之的手段,分化社会。最终其政策激化了两国社会和教派矛盾,加剧了社会、教派和族群分裂并对两国国内政治、经济、社会发展和外交等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杜晓东^[9]（2019）在《应对“斯芬克斯”的挑战 ——美国对纳赛尔主义的政策研究（1953-1968）》文中指出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中东国家掀起了反对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的民族解放运动。作为中东民族主义的典型代表,纳赛尔主义要求摆脱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束缚,消除贫困和落后,建立一个自由、公正的新埃及。在外交上,纳赛尔奉行“积极的中立主义”,追求埃及领导下的阿拉伯民族的团结和统一,并把社会主义视为实现这一目标的途径。这与美国在中东遏制苏联势力的扩张、建立西方主导下的中东防御体系的战略目标相悖。本文试图在吸收前人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利用英美和以色列的解密档案,研究美国政府在面对纳赛尔主义的挑战时的认知和决策过程,以及对中东国际关系的影响。全文共分为绪论、正文和结语三大部分。绪论提出选题的缘起与意义,概括了国内外的研究现状,指出本文的研究思路与写作方法,以及重难点及创新点。正文部分共五章。第一章阐述了战后初期埃及的民族主义运动与美国对埃及政策的演变历程。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美苏很快由战时盟友变成冷战对手。为了遏制共产主义的扩张,美国试图构筑包围苏联的全球防御体系,中东地区正是美国冷战战略的重要环节。而埃及是中东最重要和最有影响力的国家,并拥有苏伊士运河这一战略要地。为此,杜鲁门政府提出建立以埃及为中心的“中东司令部”或“中东防务组织”。然而,英国在埃及的军事存在阻碍了美国目标的实现。为了打破英埃关于苏伊士运河基地谈判的僵局,美国积极协调,但英埃两国的顽固立场使美国的调解屡屡受挫。英埃谈判的僵局和埃及在巴勒斯坦战争中的惨败激化了埃及的国内矛盾,以纳赛尔为首的自由军官组织发动了七月革命,推翻了封建君主制,建立了共和国。在此过程中,美国暗中与自由军官组织建立了秘密的联系,并支持他们发动军事政变,由此促成美埃关系的短暂“蜜月期”。第二章论述了纳赛尔主义的兴起与美国对埃及拉拢政策的失败。纳赛尔掌权后,面对纷繁复杂的国际局势,探索出一条发展道路,即在埃及实现完全独立的基础上,高举泛阿拉伯民族主义的大旗,向阿拉伯世界“输出革命”,建立埃及领导下的统一的阿拉伯国家;在外交上,纳赛尔奉行和平中立与不结盟的政策,不选边、不站队,避免依赖社会主义阵营或资本主义阵营中的任何一方。纳赛尔的这些政策统称为纳赛尔主义。此时,艾森豪威尔政府为了拉拢埃及加入美国主导下的中东防御体系,协调英埃解决了苏伊士运河基地问题、承诺向埃及提供经济和军事援助,并提出解决阿以冲突的“阿尔法计划”。然而,两国相悖的战略目标使美埃关系不可避免地走向恶化。在埃及向苏联寻求军事援助,拒绝美国经济援助的附加条件和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后,美英相继撤回了援建阿斯旺高坝的承诺,由此引发了苏伊士运河危机。为了化解这次危机,美国提出苏伊士运河国际化等方案,但这些方案无一例外地以失败而告终。此后,英法联合以色列发动了苏伊士运河战争。然而,在美苏和世界热爱和平的人民的压力下,三国狼狈地撤出。第三章叙述了纳赛尔主义的新高潮和艾森豪威尔政府的遏制政策。纳赛尔在苏伊士运河危机中的胜利不仅彻底清除了英法殖民主义的残余,实现了埃及的真正独立,而且使埃及成为席卷中东和北非沿岸的新民族主义的源泉。此后,纳赛尔在中东大力鼓吹“阿拉伯革命”,传播阿拉伯民族统一和团结反帝的激进的阿拉伯民族主义思想。为了遏制纳赛尔主义的高涨,美国出台了艾森豪威尔主义,试图扶持亲西方的阿拉伯保守政权孤立纳赛尔及其盟友,防止苏联势力对中东的侵蚀。然而,约旦危机、叙利亚危机和黎巴嫩危机证实艾森豪威尔主义非但未能达到目标,却有将阿拉伯民族主义和苏联共产主义混为一谈,模糊首要目标之嫌。为此,美国政府决定两害相权取其轻,与纳赛尔领导下的埃及和解,利用阿拉伯民族主义抵制苏联共产主义。第四章论证了纳赛尔主义的收缩与美国对埃及的平衡政策。肯尼迪政府在吸取前任教训的基础上,在中东推行“不偏不倚”的“平衡”政策,把改善与纳赛尔的关系列为新边疆问题中的首位。为此,美国对埃及实施了大规模的“粮食换和平计划”,以引导纳赛尔集中力量谋求国内的发展,而不是在国外制造麻烦。与此同时,对于阿拉伯联合共和国的解体,美国政府虽乐见其成,但没有明确表态支持叙利亚脱离阿联。美国的立场赢得了纳赛尔的好感,两国关系出现短暂的缓和。然而,好景不长。1962年9月的也门政变为纳赛尔再次推行激进的“阿拉伯革命”提供了新契机。埃及出兵也门意味着肯尼迪对埃及平衡政策的失败,两国关系再度恶化。第五章剖析了美国“扶以制阿”的政策及其对纳赛尔主义的打击。约翰逊政府时期,美国中东政策的重点是大力扶持以色列,利用以色列打压纳赛尔主义在中东的扩张势头,并削弱苏联在中东的影响力,美以“准联盟”关系形成。随着美苏在中东争夺力度的加大和阿以局势渐趋紧张,“六.五战争”爆发,埃及等阿拉伯国家失败。纳赛尔主义受挫,纳赛尔本人也忧愤成疾,于1970年离世。结语部分对正文的观点进行总结和凝练,归纳出美埃关系发展的特点,并就美国应对纳赛尔主义的措施进行总体评价。

王威炯^[10]（2019）在《“六五”战争对阿拉伯国家的影响研究》文中指出“六五”战争是阿以之间发生的第三次大规模武装战争,以阿拉伯国家惨败、以色列大获全胜而告终。阿拉伯方面的失败,既有以色列方面的因素,美国、苏联也难辞其咎,但其根本原因在于阿拉伯人自身的缺陷。“六五”战争对阿拉伯国家产生深远影响。阿拉伯国家丢失了大片领土,成为阿拉伯人心头挥之不去的阴霾。在政治方面,此战直接冲击了以埃及为首的阿拉伯参战国的政治态势。埃及发生了纳赛尔辞职又复职的“戏剧性”转变,但此战失利严重损害了他的身体健康。在约旦,大量涌入的巴勒斯坦难民与巴解组织的活动,导致约巴冲突发生。在叙利亚,国内政权更迭,阿萨德走上前台。此战对巴勒斯坦人而言更是一场悲剧,巴勒斯坦人丧失了民族家园,或沦为难民,流落他乡,或被迫接受以色列的统治。在军事方面,“六五”战争给埃及、约旦、叙利亚造成了巨大军事破坏。阿拉伯国家军事力量的恢复与建设在吸取“六五”战败教训的基础上进行,引进性能更加先进的武器,武器数量大大超过了战前规模;军队体制进行了结构性调整;将士之间关系和谐,他们在与以色列局部的冲突中得到检验,自信心得到恢复,这些正是“十月战争”前期取得胜利的基础。在经济方面,“六五”战争使埃及、约旦、叙利亚遭到不同程度的破坏。此战对埃及、约旦的农业、工业、石油、旅游等支柱产业带来严重影响。叙利亚蒙受的损失次之,而对黎巴嫩的影响甚至高于叙利亚。在心理层面,“六五”战争给阿拉伯人带来巨大心理阴影。战败后的阿拉伯国家上下群情激愤,对以色列的仇恨进一步加深。此后,阿拉伯世界逐渐形成了一种“六五”战争是“民族耻辱”的意识,发誓要报仇雪恨。“六五”战争后,阿拉伯国家对外关系进行了调整。埃及开始调整与大国的关系,约旦、叙利亚对外关系也发生一些变化。以埃及为首的阿拉伯国家逐渐认识到阿拉伯任何一个国家凭一己之力很难能收复失地,阿拉伯国家必须团结起来,阿拉伯国家之间的关系展现出合作的局面。“六五”战争对阿拉伯国家最根本性的影响有二:一是阿拉伯人内心燃起了收复失地,洗刷民族耻辱的民族情绪,并走向团结一致备战的道路,这是“十月战争”爆发的背景。二是此战中以色列占领的大片阿拉伯领土、巴勒斯坦难民、耶路撒冷等问题,成为阿拉伯国家与以色列之间新的矛盾聚焦点——中东和平进程的关键性难题。

二、约旦君主政体长期存在的原因初探（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约旦君主政体长期存在的原因初探（论文提纲范文）

（1）海合会的自主性与困境 ——委托-代理视角（论文提纲范文）

（2）阿联酋国家安全战略研究（2004～2020）（论文提纲范文）

（3）伊拉克与以色列关系研究（1948-2003年）（论文提纲范文）

（4）埃及介入北也门内乱的背景、过程及影响研究（1962-1967）（论文提纲范文）

（5）约旦国家建构中的部落问题及其影响（论文提纲范文）

（6）海湾君主制国家现代国家治理多维研究 ——以沙特阿拉伯、巴林为中心（论文提纲范文）

（7）1958年约旦危机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8）法国在中东的委任统治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9）应对“斯芬克斯”的挑战 ——美国对纳赛尔主义的政策研究（1953-1968）（论文提纲范文）

（10）“六五”战争对阿拉伯国家的影响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四、约旦君主政体长期存在的原因初探（论文参考文献）

• [1]海合会的自主性与困境 ——委托-代理视角[D]. 赖苑. 上海外国语大学, 2021(02)
• [2]阿联酋国家安全战略研究（2004～2020）[D]. 李志豪. 上海外国语大学, 2021(02)
• [3]伊拉克与以色列关系研究（1948-2003年）[D]. 张晶. 山西师范大学, 2020(07)
• [4]埃及介入北也门内乱的背景、过程及影响研究（1962-1967）[D]. 张杨卿. 山西师范大学, 2020(07)
• [5]约旦国家建构中的部落问题及其影响[J]. 韩志斌,薛亦凡. 西亚非洲, 2020(01)
• [6]海湾君主制国家现代国家治理多维研究 ——以沙特阿拉伯、巴林为中心[D]. 陈小迁. 西北大学, 2019(01)
• [7]1958年约旦危机研究[D]. 李卓. 陕西师范大学, 2019(06)
• [8]法国在中东的委任统治研究[D]. 赵娜. 西北大学, 2019(12)
• [9]应对“斯芬克斯”的挑战 ——美国对纳赛尔主义的政策研究（1953-1968）[D]. 杜晓东. 华中师范大学, 2019(02)
• [10]“六五”战争对阿拉伯国家的影响研究[D]. 王威炯. 郑州大学, 2019(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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