珍藏形象拯救无意识

一、宝物形象和拯救无意识（论文文献综述）

纪东妹^[1]（2021）在《对童年理想品质的肯定与呼唤 ——郑渊洁童话主题研究》文中研究表明郑渊洁从创作第一篇童话开始书写儿童成长。随着创作进展,作家更加欣赏儿童性格中的美好品质,相信儿童自身成长的能力,对儿童在成人主导的社会中遇到的压力表示同情。在童话“幻想要素”的帮助下,儿童变得更加独立,更加强大,能充分感觉到童年的自由和快乐。但是,“幻想要素”也会让环境中的生态问题表现得更加显着。面对这样的环境,个体更需要注重保持自身精神的独立和强大,对外界表达尊重和爱。本文在绪论中梳理了当前相关研究的现状,分类总结了关于创作的形成和发展、作品的主题思想、儿童观、人物形象、幻想手法与形象、文化要素等各方面的研究作为参考。通过作品文本细读和归纳整理,形成了全三章正文的主要研究思路。正文关注郑渊洁童话中儿童本身品格与外部环境的共同发展,按照作家创作进展和作品发展的纵向顺序,把全文按照成长关怀、游戏精神、生态意识三个主题分为三章,每章按照“力量”“生命”“小”三方面分为三节。三个主题共同指向对童年理想品质的肯定和呼唤。第一章:儿童成长是童话中最初形成的主题。作家最初描写儿童在外力教育下成长,随着创作的进步,他认识到儿童的内心力量才是真正的成长动力。他出于同情和赏识,塑造了追寻自由、满怀爱心的理想儿童形象,他们是“顽童”也是“好孩子”,充满生命的灵性。但是,儿童在成人主导的家庭环境和学校环境中,却容易遇到多种成长压力,处在弱小的地位。第二章:游戏精神是童话中最有代表性的主题。作家充分运用了宝物、拟人、小人三类具有代表性的“幻想要素”。宝物响应儿童对力量的追求,放大了儿童心灵的美好。拟人呼应儿童的“泛灵”意识,赋予万物以生命和人的意识,和儿童相互沟通。小人是对儿童的“弱小”的肯定。这些“幻想要素”让儿童变得更强大,得以确证自身的独立和自由,把自己的爱奉献给世界。第三章:生态意识是童话中强调的重要主题。现代人过分追求身外之物的力量,不仅造成生态问题,也导致自身生命力量的萎缩。人面对现代社会和生活压力,更需要自觉地加强对自我生命、外界生命、充满生命的世界的爱与关怀。人类是渺小的自然之子,现代人有必要控制欲望,充实精神,关怀弱者,在更高的层次上呈现出童年的优秀品质,而不应忘却童年纯真的初心。在结语中,对郑渊洁童话中的主题进行总结,简要分析作品中呈现出的价值和局限,以及作家创作带来的启示。

胡晓^[2]（2021）在《论周锐的儿童幻想小说》文中研究指明本文以周锐的儿童小说的幻想性作为研究对象,周锐在小说中引入传统元素,引发了学者对如何将传统元素融入文学创作中的重视和研究。他以鲁迅的《故事新编》为启示,以另辟蹊径的创作方法为中国儿童文学的创作提供了良好的思路。目前学术界对周锐作品的研究主要集中于对现实题材作品的研究,幻想题材的作品常常被忽略。实际上幻想小说在周锐作品中占据着重要地位,通过对周锐小说中幻想性的研究,可以探讨周锐创作的优势和局限,了解优势和局限形成的原因,以及如何体现幻想性,为幻想文学的深度拓展提供有益的启示。本文的第一章探讨了周锐小说的转型之路,分析了周锐创作的三个阶段的基本特征,以及他创作儿童幻想小说的动因是什么;第二章列举了周锐儿童文学作品的几种幻想模式和情节设置,并总结了作品中魔法的两种形式,对神话传说中魔法想象的继承与原创,主人公对魔法的态度,并以具体案例解释了周锐是如何将奇幻元素融入作品中的;第三章解析了周锐儿童幻想小说的艺术构思,总结了周锐儿童幻想小说的审美特征,分析周锐在创作过程中如何在继承传统的基础上推陈出新,并以小说中具体的情节来分析作家是怎样与读者“捉迷藏”的;第四章分析周锐的幻想小说对儿童文学的启发,分析周锐的儿童幻想小说与其他作家的区别,同时也强调了周锐的创作局限,比如二元对立倾向太明显,多篇故事表达的主题大同小异等。周锐从传统文化中汲取养分,并在充分发挥想象力的基础上创作幻想小说,有利于开拓儿童文学体裁,促进文化多元化发展。创新是一个民族和国家的不竭动力,民族和国家的发展离不开创新,而创新来源于想象力。作为培养青少年想象力的文学读物,幻想文学对培养创造思维、激发创造力具有推进作用,有助于推动社会的长远发展,应当受到社会各界的充分重视。

赵志强^[3]（2020）在《宫崎骏动画电影对民间文学资源的创造性转化》文中提出自动画电影出现起,民间文学就为其提供了丰富的借鉴素材。宫崎骏作为日本动画电影界成就最高、影响最广的创作者,他的作品大量借鉴了民间文学资源。人物情节方面,《龙猫》继承和发展了日本深厚的妖怪文化传统,塑造了符合当代人与自然关系的妖怪形象。《悬崖上的金鱼姬》则以东西方人鱼传说中的情节来架构故事,同时在其中巧妙地融入了洪水神话的母题,让电影传达出生命崇拜的内涵。故事结构方面,“离开-历险-归来”这一常见于民间故事中的叙事模式反复出现在宫崎骏的作品中。宫崎骏在自己的作品中娴熟地使用着这种叙事结构,并在其中巧妙地融合进了当代人类所面临的重大问题,将民间文学资源中的智慧用于当代人类问题的解决。精神内涵上,宫崎骏的作品中蕴藏了明显的“净化原型”。“净化原型”在《千与千寻》的各个层面得以应用,为电影构筑出了一个浑然一体的精神世界,在推动故事情节发展的同时,也传达出了层次丰富的净化力量。而《风之谷》则复现了“替罪羊与救世主”的经典形象,以此来演绎关于净化的故事。通过从“人物情节”、“故事结构”和“精神内涵”等角度对宫崎骏动画作品的分析,可以看出,宫崎骏的动画电影对民间文学资源的创造性转化是多层次的、隐喻性的,而且与当代问题有机地结合了起来。

郑仪东^[4]（2020）在《中国东北地区民间故事类型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民间故事是为人民群众喜闻乐见的艺术形式,也是人民群众自我教育的主要方式。民间故事具有非凡的艺术魅力,不但持久地受到人民群众的喜爱,而且滋养了作家文学,无数作家从民间故事获得启发、产生灵感,亦或直接改编民间故事,创作出了优秀的文学作品。中国的民间故事浩如烟海,种类齐全,精品众多,深刻地影响了中国人民群众的精神面貌和审美趣味,是中华民族辉煌文化的标志和见证。民间故事因为承载着丰厚的民俗、历史、文化信息,而引起了民俗学、人类学、民族学的重视,而其独特的艺术风格和通俗的审美趣味却未能引起文艺学、美学同样的重视,此殊为憾事。究其原因,与民间故事缺乏作家文学所具有的艺术技巧性不无关系。民间故事具有人物类型化、情节模式化的特点,看似艺术上简陋粗糙,却能广泛传播、经久不衰,必有原因。本文希望一探民间故事的内部结构,揭开其产生持久魅力的原因。民间故事数量巨大,研究民间故事必须首先限定一定的文本为样本。本文选择中国东北地区的民间故事为研究样本。作为中华大家园的一部分,中国东北地区拥有几乎全部的“中国民间故事类型”,且中国东北地区的民间故事有自己的地域特色、民族风格,既能代表中国民间故事,又能体现独特的地域文化。东北三省及邻近的河北省、山东省、内蒙古自治区都已经出版各自的《中国民间故事集成》,东北三省各县市大多编有本地的民间故事集,全面搜集、整理民间故事工作取得丰硕成果,为相应的研究工作奠定了良好基础。民间故事看似五光十色,但又重复单一,同一类型的故事以多种异文的面目在各地出现,不同异文之间人物、情节、环境各不相同,但故事结构却惊人地一致。一篇篇具体的民间故事是以故事类型结构为核心,融合了本地的民俗、历史、文化等因素而形成的,抓住故事类型也就抓住了故事魅力的关键。据此,本文以“故事类型”的角度审视中国东北地区民间故事,分析类型演变,挖掘故事结构,解读故事母题,探讨故事价值。本文选择从故事类型各自演变入手研究中国东北地区民间故事。为了揭示中国东北地区民间故事类型各自演变的规律,本文比较了“蛇郎”型、“巧女”型、“灰姑娘”型、“狗耕田”型这四个中国东北地区最常见的故事类型与中国其它地区同一故事类型的故事。这四个故事类型在中国东北地区大都出现了如下变化:主人公的性别改变;主人公能力改变;中间者身份改变;情节残酷化;不合东北民俗的情节消失;多个故事类型组合为一个故事,等等。这些变化来自东北民众对民间故事的改造,体现了中国东北地区独特的历史文化、民风民俗和审美趣味。中国东北地区曾长期处于荒蛮状态,东北民众深受神话思维影响,生活艰难,民风淳朴,使得传入东北的故事类型变得更加刚健有力、富有崇高的审美趣味。本文运用苏联学者普罗普的民间故事理论,以及法国叙事理论,依次分析了中国东北地区民间故事类型的功能、行动元和回合。笔者发现,普罗普的民间故事理论虽然有很大的普适性,但在应对中国东北地区民间故事却遇到障碍。普罗普提出一切民间故事有31项功能,而笔者发现中国东北地区民间故事有33项功能,其中“刺探”与“获悉”合并为“获悉”,“加害”与“非分要求”合并为“加害”,增加“立誓”、“发横财”、“需要”、“交换”功能。这些功能分为主人公功能、反角功能和状态功能三类,大多成对出现。普罗普提出故事人物共有七种行动元:对头、赠予者、相助者、被寻求者、派遣者、主人公、假主人公。分析这七种行动元的彼此关系,可以将“相助者”区分为“助手”和“反助手”,将“助手”与“赠予者”合并为“助手”,将“假主人公”和“对头”合并为“对头”,设立“接受者”以标识承担任务者,设立“中间者”以标识故事中既可偏向主人公也可偏向对头的人物,并以“成功者”、“失败者”标识主人公与对头的身份。这样,将整理后的行动元关系制成如下行动元结构图:（?）故事回合由“起始功能”和“结束功能”相标识,以“谓语功能”推动回合的进展。故事回合可分为“打破生活的平衡”、“努力恢复生活的平衡”、“恢复了生活平衡”这样三部分。其中,“努力恢复生活的平衡”部分又可分为四个小回合:“赢取宝物”回合、“战胜对头”回合、“摆脱追捕”回合、“解答难题”回合。将这些回合连接起来,发现中国东北地区民间故事的逻辑关系为:恶化可能→恶化过程→造成恶化→改善可能→改善过程→获得改善。各民间故事几乎都遵循这一逻辑关系,这是千千万万的民间故事都似曾相识的根本原因。故事类型由母题组成。本文尝试解读中国东北地区民间故事中的四大母题:报恩、负恩、冒充、异婚,分别从民俗、心理、美学的角度探讨其产生根源及反复出现的原因。从中可以发现,东北民众深受“天人合一”思想及以萨满教为代表的宗教思想影响,敬畏大自然,追求人与自然的和谐统一,反对破坏自然。中国东北地区民间故事是一座艺术宝库。在神话思维、民俗传统、故事结构方面,中国东北地区民间故事都为作家文学提供了宝贵资源,树立了成功典范。要创作为人民群众喜闻乐见的、具有中国气派中国风格的文艺作品,就不能不从民间故事中吸取养料。要发展中国东北地区的文艺事业,建设东北地域文学,就必须开发、利用好中国东北地区民间故事这宝贵资源。本文探讨了中国东北地区民间故事类型与中国其它地区同一故事类型的区别,以及构成故事类型的母题之文化内涵,比较全面而系统地揭示了中国东北地区民间故事类型的特色及成因,并为其开发利用提出了自己的建议。本文检验了普罗普的民间故事理论在中国东北地区民间故事的适用性,修正了其理论的具体观点,绘制了人物行动元的关系图,归纳了民间故事回合的种类,揭示了民间故事回合推进的内部逻辑关系。这些工作在一定程度上填补了在中国东北地区民间故事类型研究方面的空白,对进一步认识民间故事的艺术规律、开发利用民间故事资源具有一定的价值和意义。

侯军利^[5]（2020）在《吕洞宾故事跨文本研究》文中研究指明吕洞宾是八仙群体中最广为人知也最具代表性的人物。在道教发展的过程中吕洞宾故事也随之起伏,随着道教的兴盛而被广为传颂,其和钟离权被道教奉为全真祖师,在民间影响愈大。细看吕洞宾的故事,我们能够发现以吕洞宾组成的八仙人物活跃在历史舞台上经久不衰的原因,不仅是其人物形象本身具有丰富多彩的特色,更是因为其能随时代变化而适应统治者的心理和百姓的需求。吕洞宾故事经历各种演变,其故事内容逐渐丰富,形成吕洞宾个人神仙符号和以吕洞宾为代表的八仙文化自身影响力。论文主要分为四章:第一章主要研究唐宋时期吕洞宾故事的起源和演变。唐宋时期的作品中是对吕洞宾事迹的简单介绍,得出吕洞宾为唐末人,是真实存在的历史人物;从小说、诗词和绘画中梳理吕洞宾系列故事,可以看出吕洞宾在此时的流传主要受社会道教发展以及百姓寻求精神寄托的影响。第二章主要研究元杂剧中吕洞宾故事及其戏剧特色。从元代吕洞宾杂剧的故事类型和内容,可知吕洞宾主要是文人和神仙两种形象,这种转变受到道教的推崇和文人心态影响;并从空间叙事角度分析吕洞宾故事的叙事艺术和情节结构。第三章主要研究明清戏曲、小说中的吕洞宾故事演变。明清杂剧和传奇的继承和超越主要体现在度脱剧、庆寿剧和降魔剧三类。元明清关于吕洞宾的戏曲小说众多,不断的对吕洞宾故事进行敷衍,吕洞宾故事逐渐完善,情节更为丰富,吕洞宾故事以八仙的整体出现为主,变成了以庆贺祝寿为主题的喜剧剧目,使得吕洞宾故事更为丰满。第四章主要研究吕洞宾故事在现代的改编。在以传媒为主要传播手段的发展下,吕洞宾故事更是被改编成电影、电视剧,将一贯以民间传说和作家创作的文本搬演到了荧幕上,超越文本故事而展现出更活泼的人物形象。吕洞宾也因为多彩的人物性格多变性而成为传奇人物,又以吕洞宾组成的八仙文化更是因为审美意识的超越而形成新的文化影响力。

黄若然^[6]（2020）在《中国民间音乐故事的类型分析与文化透视》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文学和音乐自古互渗,民间音乐故事是一条贯连两者的重要通道。作为以音乐事象为主题的散文体叙事作品,它在不同时代、不同地域的民众当中广泛流传。目前我国的音乐文学研究尚需拓展,民间叙事中的音乐内容尤待垦拾。本文通过整理“十部中国民族民间文艺集成志书”省卷本所收录的民间音乐故事,辅以部分县卷本、各类民间文学选集和古籍文献,结合问卷调查、个人访谈和田野调查,力图以故事类型及其结构的研究作为文化透视的基础,对中国民间音乐故事进行内部文本和外部语境的综合探讨。全文共分五章。第一章,从两千余篇音乐故事中按重复情节序列抽取出212个类型,主类含“音乐创制类”“音乐传承类”“音乐表演类”“音乐风俗类”共四种,下设20个系列,分为199个主型和13个亚型。在212个类型中有60个复合类型以因果、并列、条件、转折、递进的逻辑关系而产生顺序连缀、乱序连缀、叠缀或混合连缀的样态。音乐故事和宝物、禁忌、机智人物等其他主题故事的交集形成了叙事母题的异类互融,显出音乐故事的兼容性和独特性。各个故事类型可按故事功能、行动元和符号矩阵析出三重结构,展现出民间音乐故事的本质内涵——音乐是通向新生活的舟楫。由此可导出后四章的研究方向,包括故事的文化意蕴、构建机制和当代应用。第二章,探讨民间音乐故事中的音乐观念,包含音乐认知、音乐审美、音乐伦理和音乐信仰。首先,民众的乐感基于时空形式和想象力,以有限的数字探求音乐的无限,并借助五感的联觉达到听觉与视、味、嗅、触觉的融通。其次,音乐生成了合于人“心”的自然之“象”,依靠“感官宣泄”“超越功利”和“悬置雅俗”的审美体验得以与音声相区别,并通过“疯癫”“知音”和“热闹”回旋出主体间的情感共鸣。再次,音乐沟通的过程中应当尽量发出乐音且避免噪音,这一义务惠及了目的性的欲望和功利,从自发和自觉进往无限的自由追求。最后,音乐作为巫术的媒介,以“乐风孕世”“音乐通天”和“乐人升仙”的途径从信仰载体上升至信仰对象。该章在分析民众音乐观点之余,也隐证着第一章的结论,即音乐是助人从物质到情感、从个体到社会、从功利到义务、从生存到道德过渡的一条舟楫。第三章,阐释民间音乐故事中的主题文化,基于音乐创制、音乐传承、音乐表演和音乐风俗这四大类故事探讨相关活动的运作秩序及意义。从农耕到游牧的创制环境、从帝王到平民的创制人物、从物质到精神的动机,各种多维的创制条件归于民众对音乐的融通性共赏。传承作为一种再创造需遵循社会秩序,这既影响了行业秩序中相互转化的师徒之“义”和同行之“利”,也对表演方式的革新产生促进或制约作用。音乐的传统生成于现场表演的过程中,乐人和听众凭借情感互动而体会音乐之“美”,由彼此会意而敞开关系之“真”,且以情补技地收获现实之“善”。音乐表演既助益也遵循着各地的风俗活动,音乐的异能感为音乐仪式、音乐行规和音乐禁忌平添了权威的力量并强化认同。该章从民间文本剖析我国音乐文化,体现出民众渴望搭乘音乐之舟以通往理想的生活。第四章,分析民间音乐故事的构建机制。在时间和空间、群体和个体、本土和他者的关系中,历史、地域、族群和口承主体是四项主导性的文本生成要素。首先,个人讲述的故事需要与时代或人物的特征相符合,而不同时期的民众对乐人存有主观认知,所以口头叙事、文人书写和史家记录共同构建出层累性的互文记忆。其次,民间音乐故事类型分布于东北、华北、华中、华东、华南、西北、西南共七大圈层,每一类型在不同地区弥散出异文,而文本内部衍生出有别于真实地域情貌的本土想象,展现了空间区隔和地方认同对故事文本的影响。再次,民间音乐故事的地域性伴随着族群性,演化出以英雄制乐为代表的叙事情节,体现着主观塑形的族群记忆。最后,以“唱歌的心”型故事的25篇异文为例,讲述者的性别、阅历和所处环境使口承主体对同类故事进行各异的陈述。音乐故事作为目的由客观素材和主体意识合力铺陈,这解答了第一章引出的问题“民间音乐故事从何而来”。第五章,考察民间音乐故事在城市建设、乐曲创作、义务教育、行业信仰四个层面的实践应用。首先,湖北汉阳区和蔡甸区将“知音”故事打造为城市名片,依托于当地景观记忆而分据市场,促进了民众对知音文化的认知,但制衡关系束缚了双方的发展前景,而突破掣肘且维护稳定的合理方式是共建记忆。其次,童年记忆和故里情怀被谱写出乡愁音乐,齐·宝力高的马头琴曲《苏和的白马》表达了对草原家国的乡愁,在寓教于乐的同时也带动了相关传说的扩展和再造。再次,《伯牙鼓琴》和《月光曲》进入部编版小学课文,通过文本探源以及对安徽宿州瓦坊乡中心学校的问卷调查,可知两篇课文具有通识和伦理两方面的教育意义。最后,音乐产业离不开行业信仰,田公元帅是戏曲界的通行神只,它在闽西一带粘附于口头传说、田公堂庙宇和田公戏偶的互动关系中,衍生出整顿行业秩序和保障艺人权益的戏班组织田公会,至今仍对当地不同唱腔的傀儡戏艺人具有精神规束和交流维系的双重效力。音乐故事作为手段以文化和产业相结合的方式推动了社会的良性发展,这解答了第一章引出的问题“民间音乐故事通往何方”。综上所述,民间音乐故事在文本的内外都表现为一条通向彼岸的舟楫,显示出故事主人公以及现实中的讲述者和听众对于和谐生活的追求。关于音乐故事的各个类型、异文和主题文化均可供深入剖析,而民间故事的涉乐母题也待于搜集补阙。本文仅从故事的类型结构、音乐观念、文化意蕴、构建机制和当代实践这五个方面大致探讨民间音乐故事对于民众生活的意义,为民间故事学和民族音乐学拓宽研究视野并提供相关例证,以此助力于凿通文学研究和音乐学之间的学科壁垒,推进两门学科的交汇繁荣。

邓新航^[7]（2019）在《唐宋时期巴蜀观音图像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观音图像的演变是印度佛教艺术中国化最具典型性的代表,这其中最为关键的演变时期是唐宋,此间是观音图像体系系统化、规范化和多变化的重要阶段。唐宋正值巴蜀地区佛教艺术发展的繁荣期,在佛、菩萨、罗汉等诸多造像题材中,尤以观音造像表现得最为突出,与其他地区相比,其突出价值体现在:造像遗存数量巨大、造像题材种类繁多、造像谱系流变有序、造像组合丰富多变。唐宋巴蜀观音图像体系庞杂,可分为四个大类,且不同观音类别在题材种类、信仰形态、兴衰时间、区域分布、组合形式、造型样式等诸多方面都有不同表现。其一,巴蜀圣观音图像类,其信仰形态以“称名救难型”为主。此类观音造像在巴蜀遗存数量最多,分布区域最广,延续时间最长,其形象以一手持杨柳、一手持净瓶且头戴化佛冠的样式为主。除了最为常见的单尊观音外,还有在此基础上所发展起来的双观音和多观音,以及观音与地藏、阿弥陀佛、药师佛、文殊菩萨等不同尊像的多种组合,包括观音救难图像等。就单尊圣观音造像而言,其造型风格演变可大致分为六期七段,且不同时期在区域分布、造型样式等方面各具特点。双观音与多观音主要在唐代流行,是民众希冀观音救助速度加快、救助范围扩大的直接体现。观音与其他尊像的组合集中流行于盛唐至五代,尤以观音与地藏组合最受欢迎。这些组合在正统经典中找不到相应来源,不仅体现出民众信仰需求的多样性、功利性、现实性,同时也体现出观音信仰与其他信仰相互吸收与融合的包容性。观音救难图像仅在晚唐、五代时有少量发现,可见其在蜀地并不流行。其二,巴蜀密教观音图像类,其信仰形态为“密仪持咒型”。巴蜀是除敦煌以外的唐宋密教观音造像的重要流布区域,目前发现了千手观音、不空羂索观音、如意轮观音、十一面观音、马头观音等多种题材。巴蜀密教观音造像的渊源在两京地区,故其出现时间要普遍晚于中原。从构图内容看,除千手观音造像外,巴蜀其他密教观音造像并没有发展出敦煌那样的经变或曼荼罗形式,这与蜀地民众的信仰选择和信仰目的有关。从造型样式看,巴蜀密教观音造像在相对严格遵循造像仪轨的基础上,又加入了石窟艺匠自己的理解与创造。从时间发展看,蜀地密教观音造像初兴于武周、盛唐,繁荣于中唐至五代,宋代也有延续,但在时间上有缺环。具体来看,不同观音题材在蜀地的时空分布有别:千手观音造像流传最广,盛唐在川北出现,中唐集中在川西,晚唐集中在川南和川中,五代则集中在川东,宋代迅速衰落;如意轮观音造像大致于盛唐后期出现,在五大区域均有分布,但整体数量不多,主要集中在中晚唐和南宋早期这两个时间段;十一面观音造像遗存较少,但出现了其化现圣僧的造像,为它处鲜见;不空羂索观音造像于晚唐出现,主要在川中资中和川东大足地区流行,且时代有先后,前者集中于晚唐至五代初,后者集中于五代至两宋;马头观音造像于南宋才开始出现,主要在明王系统中流行。其三,巴蜀本土观音图像类,其突出特征是民间性。本土观音是唐代以来在中国新出现的一大观音类型,是古代艺匠和民间信徒的共同创造,最具本土特色。目前在巴蜀出现了白衣观音、水月观音、数珠手观音,以及观音群像窟中以各种手姿持物所命名的不同观音题材。唐代白衣观音造像在蜀地的最新发现,对探讨其形象起源有重要意义。白衣观音形象可能在盛唐前期或更早就已在两京地区产生,吴道子应当绘制了此类画像,并将其传播到蜀地。巴蜀白衣观音造像的演变可分三期:中唐在眉山、安岳等地零星出现,流行一手托钵、一手持柳于胸且站立的造型;唐末、五代大量出现,集中分布在川西眉山、川中内江和川东安岳、大足等地,立姿、坐姿均有,流行双手持莲的造型;宋代在川东局部繁荣,造型各异,并与其他观音形象发生融合。水月观音形象的首创者并不是中唐周昉,可能也与吴道子有关。大约在中唐后期,成都地区就有水月观音壁画的绘制,目前蜀地石窟中现存有多尊晚唐水月观音造像;蜀地水月观音造像构图突出表现的是主尊、背光和岩座,而竹子、流水等背景元素则较少塑造;水月观音造像在蜀地分布较广,集中流行于唐末至五代、北宋晚期至南宋早期这两个时段,且不同时期造型姿态还有丰富变化。观音群像窟独具时代性和地域性,时间上集中在北宋晚期至南宋早期,地域上局限在大足,是当时活跃于川东一带文氏家族石窟艺匠的创造。此类洞窟中一般对称塑造十尊手姿持物均不相同的等身观音像,营造意图大都是为了满足民众的现世利益,其文本依据虽与千手观音经轨有关,但它们大都脱离了密教属性。至于数珠手观音造像,由于其具有特殊的信仰功能,因此才能从观音群像窟中独立出来。其四,巴蜀佛三尊像中的观音图像类,其信仰形态以“净土往生型”为主。观音在此类造像中是以胁侍菩萨的身份存在,最为常见的就是表现西方净土信仰的相关造像。此外,在释迦三尊像或药师三尊像中,观音也可作为其胁侍。此类观音造像也属于观音图像体系的一部分,在蜀地各个时期都比较流行,但由于其形象特征不很突出,加之蜀地造像残损严重,因此目前要准确辨识出此类观音造像还相当困难。总之,唐宋时期的巴蜀观音图像是观音艺术中国化发展演变的一个缩影。

田玉铭^[8]（2019）在《伦理关系与和谐重构 ——多丽丝·莱辛短篇小说创作研究》文中认为多丽丝·莱辛是（Doris Lessing,1919-2013）英国当代的着名女作家,诺贝尔文学奖等多个奖项的获得者。自1950年第一部小说《青草在唱歌》发表以来,她已经取得了丰硕的创作成果。纵观莱辛的所有作品,我们可以发现她对于社会现实问题的关注。莱辛的每一部作品都浸透着她对社会问题的探索和思考,其短篇小说也不例外。无论是在反映非洲殖民地生活的早期短篇小说中,还是在揭露英国社会问题的中后期短篇小说中,种族压迫和性别歧视问题是莱辛笔下主人公时常遭遇的困境。在短篇小说中,莱辛通过对种族、性别问题的突显,以犀利的文笔描绘了白人殖民者与黑人奴隶之间、男性与女性之间的冲突与影响、对立与融合。本文着力于文本细读,结合文学伦理学、女性主义等相关理论与知识,以生态伦理、两性伦理、社会伦理和人性伦理四个方面为切入点,通过探析莱辛短篇小说中所揭示的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以及人与自我之间的伦理关系,试图厘清其短篇小说所具有的伦理内涵和时代价值,挖掘作者的价值追求和伦理思想,进而对莱辛跨越半个多世纪的短篇小说创作的思想和艺术特色进行全方位考察。本文包括绪论、主体和结语三个部分。绪论部分首先阐述了本文的选题缘由。其次,对莱辛文学创作的国内外研究情况作出了综合评述。然后,介绍了本论文的研究方法和研究思路。最后,阐述了本论文的写作意义和创新性。文章的主体部分包括四章。第一章首先从人与自然的维度,对莱辛早期非洲短篇小说中的生态伦理问题进行分析,并概括莱辛的生态伦理观。莱辛将社会看成由男性和女性构成,因此在论文的第二章和第三章,分别从两性伦理和社会伦理的角度考察人与社会之间的伦理关系。在第二章中,通过考察莱辛笔下男女两性在婚姻中的伦理关系,笔者试图展现莱辛关于两性和谐的伦理诉求。在第三章中,主要考察了莱辛短篇小说中的主人公与社会伦理环境的关系。通过描绘特定社会背景下弱势群体的生存状态,莱辛展现了个人在社会现实的禁锢中争取自由、获得独立的抗争。在最后一章中,主要从人性伦理角度对莱辛短篇小说中的人与自我之间的伦理关系进行了考察。在莱辛看来,人与自我之间的伦理关系是十分复杂,个人只有突破自我的桎梏,准确进行自我定位和身份认同,才能正确认识自我,构建人与自我之间的和谐。结语部分,对全文观点进行总结。笔者认为,莱辛在其短篇小说中所提倡的生态伦理观、两性伦理观、社会伦理观以及人性伦理观,具有鲜明的时代特点和个人色彩,是莱辛在殖民背景下对种族歧视、性别歧视的抗议。莱辛在其短篇小说中对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以及人与自我之间伦理关系的书写,是她力图消解种族和性别差异的歧视、对文明冲突和世界分裂秩序的和谐重构。

田牧笛^[9]（2018）在《论晚明通俗小说中的胡人形象》文中研究表明胡人在中国历史上是一个变化发展的形象群体,史书中对其的记载资料也颇为丰富,由此所衍生出的胡汉关系也成为文学作品中的重要书写主题,且备受学界关注。兼容并包的唐王朝是胡人形象在文学作品中的繁盛期,其数量之大、形象种类之多引起了学界的广泛关注,而此类小说模式也为后世文人的创作提供了丰富的文学素材。胡人形象发展到晚明时期更为丰富多样,胡商、胡僧、胡将、胡女等形象在前代文学作品的基础上又糅合了晚明的时代特色,值得学界的关注与挖掘。本文在整理了晚明通俗小说中相关的胡人形象的基础上,通过与前代胡人形象的对比,并运用文史互证等方法来探究带有晚明时代特色的胡人形象。通过对晚明通俗小说的研读,本文包括绪论共分为以下四个部分:绪论部分主要分为三个小节:第一部分是在综合学界研究的基础之上,探讨了形成本文的依据,以及本文的研究价值。学界关于胡人形象的研究成果颇丰,但主要集中在唐五代时期,晚明通俗小说中出现的这一批胡人形象,包括胡僧、胡商、胡将、胡女等,蕴含着鲜明的晚明时代特色,但学界给予的关注较少。在晚明通俗小说中,除去对前代胡人形象的承继之外,文人们对胡人形象的刻画更具开拓之功,尤其是胡僧作为情色代表的描述、胡商献宝故事情节的刻画、识宝故事中新出现的识宝群体“回回”、胡将番兵形象背后所蕴含的文人的爱国之情、胡女形象中女性独立意识觉醒的发展等,这些胡人形象是文人主观想象与晚明社会现实结合的产物,是读者关于此时期认知的重要工具。相较于前代的胡人形象,此时段的胡人形象发生了一定的变化,也具有极大的研究价值;第二部分则详细地阐述了学界的研究成果,学界对文学作品中胡人形象的探究更多地放置在唐代,并结合唐代的文化特色来阐述,但学界对胡将、胡女等形象的关注比较少,而在笔者所关注的文学作品中,出现了较为鲜明的胡将、胡女等形象。学界的研究成果较多,但也存在一定的缺憾,分散零碎的研究缺乏整体性地阐述,更需要完整系统的论述;第三部分则根据学界的现有观点,结合本文的论述对象,对论文中出现的“晚明”、“胡人”等概念进行了界定,认为“晚明”时间段主要是在万历元年至崇祯末年,而“胡人”的概念是不断发展变化的,其范围也在不断扩大,笔者兼采众家学说,将胡人的地域范围定为北方、西部、以及中亚、东南亚、南亚、西亚诸国。正文共有三章,具体内容如下:第一章主要论述了晚明通俗小说中的胡僧形象。除去胡僧作为佛门弟子所拥有的慈悲情怀之外,“色情化”的胡僧是晚明时代的产物,而此类形象的形成是由多种因素导致的,除客观的社会环境影响外,文人的主观想象也占据着重要地位。他们在文学作品中所呈现的面貌,是文人从异族形象中发现自我想象是如何构建的,文人在塑造此类形象时,更加注重将个人情感倾注其中去实现批判、教化等社会功用。第二章主要探讨了胡商识宝的故事。笔者认为晚明胡商识宝主要有两种重要手段:“眼观”与“心知”。这两种看似简单无奇的识宝方法背后却拥有着丰富的文化内涵,同时也融合了儒释道等精神内旨。胡人作为商人身份早在唐代文学作品中就已出现,如胡人从事酒水交易、买卖食物等活动。在此类情节中,文人对胡商的描述相当简略,而在识宝故事中胡商的形象则更为丰满,识宝故事也在文学不断发展变化的过程中,被注入新的宝物、新的识宝人物以及新的识宝模式而成为文学母题,这也就使得本文在论及胡商形象时将重心放置在识宝故事中。相较于前代文学作品中全知全能的胡商形象,在晚明通俗小说中,胡商神秘莫测的形象受到了冲击。这不仅仅是文人自身在创作过程中对其神秘性的消解,更是由整个时代所决定的,中原商人的崛起等客观因素都导致胡商地位的下降,他们逐步淡出文人的视野,不再是文学作品中的重要书写对象。第三章主要探讨了胡将与胡女的形象,这两类形象在晚明通俗小说中占据了大量篇幅。此类形象的塑造与其说是文人的创作,不如说是文人的希冀,在外强侵华的时代,无法投笔从戎的文人只好以笔作为保家卫国的武器,重新演绎国初盛事以激励民气,讽喻当局。胡女的形象也有一定的历史基础,史书中不乏对其婀娜多姿形象的记载,也有其服务在色情行业的史料证据等等。但在笔者所论及的文献中,胡女也不乏英勇善战、足智多谋的形象,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时代没落,作者呼唤救世英雄的迫切心情,与此同时,也彰显了女性追求独立意识的觉醒。结语部分总结了本文所论及的四类胡人形象:“多面”的胡僧、识宝的胡商、文人“天朝上国”心态下的胡将番兵、刚柔并济的胡女。这四类胡人形象的构建带有强烈的晚明时代特色,也融合着文人的主观想象。但时代的变化,朝政的更迭,人们认知的提升等原因,使得胡人所附带的神秘光圈逐步被文人们瓦解,也渐渐淡出文学作品的写作范围。

舒练^[10]（2018）在《多丽丝·莱辛小说的边缘人物研究》文中研究表明在长达半个世纪的创作生涯里,英国作家多丽丝·莱辛笔耕不辍,写作了包括非洲殖民地、两性关系、太空小说等题材在内的30余部小说。在历史的宏大叙事中,失语的边缘人主体以此得以实现言说历史、言说自我的可能性,也为现代人更透彻地认识自我开通了一道桥梁。本文旨在观照不同题材、不同风格作品当中的边缘人,从两性关系、基督教视域、存在主义视野三个角度对边缘人的边缘性身份探究不仅涉及个体的生存境况,更是和他人、社会、时代紧密联系,因此,以边缘人形象研究作为切入口,可以总结出莱辛关于时代、文明及现代人生存危机的哲思。在绪论部分,主要是对当前国内外关于多丽丝·莱辛小说的边缘人研究概况作综述,以及对边缘人概念的起源、发展和流变进行梳理。基于绪论,本文的主体为四部分:第一部分主要是对两性关系中不自由的女性其边缘性处境进行分析,在两性关系中,传统女性和现代女性以都面临着不同的身份危机。传统女性在父权制文化的集体无意识中失去了对自我性别价值的意识,对两性关系的认识更是缺失的、模糊的,而社会地位、经济因素更是将传统女性置于绝对的边缘性存在。现代女性在两性关系中的边缘性主要体现为精神上对男性的依附眷恋,即自身性别意识不自由,另外,现代女性的两性困境还体现为受传统文化痼疾的制约。第二部分着重论述男性边缘性处境,男性作为父权制文化的既得利益者,同时也是受害者,在两性关系中,男性亦会沦为边缘性存在。第三部分从基督教的视角对边缘人展开分析,莱辛小说的边缘人在总体上呈现出对传统宗教信仰弃绝又渴望的矛盾性。一方面,边缘人弃置传统宗教信仰对个体行为的规制,另一方面,弃绝了宗教信仰的边缘人在理性文明的元叙事当中,无法得到个人精神上的满足,个体在理性主义传统的现代文明中无法获取生命安全感,继而又表现出对基督教关怀的强烈渴望。第四部分从存在主义的视角对边缘人展开分析,基于前三部分内容的分析,第四部分对全文进行总结和升华。莱辛小说的边缘人在宏大叙事当中寻求自我身份,力图解构边缘性,边缘人在以理性、哲学和主体为总体性的话语之下,继承了历史的宏大叙事。边缘人在意识上的觉醒、行动上的反抗又作为宏大叙事总体性的异质符号,叩问现代文明秩序的合法性,推动历史变革、前进。

二、宝物形象和拯救无意识（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宝物形象和拯救无意识（论文提纲范文）

（1）对童年理想品质的肯定与呼唤 ——郑渊洁童话主题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2）论周锐的儿童幻想小说（论文提纲范文）

（3）宫崎骏动画电影对民间文学资源的创造性转化（论文提纲范文）

（4）中国东北地区民间故事类型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5）吕洞宾故事跨文本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6）中国民间音乐故事的类型分析与文化透视（论文提纲范文）

（7）唐宋时期巴蜀观音图像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8）伦理关系与和谐重构 ——多丽丝·莱辛短篇小说创作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9）论晚明通俗小说中的胡人形象（论文提纲范文）

（10）多丽丝·莱辛小说的边缘人物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四、宝物形象和拯救无意识（论文参考文献）

• [1]对童年理想品质的肯定与呼唤 ——郑渊洁童话主题研究[D]. 纪东妹. 沈阳师范大学, 2021(02)
• [2]论周锐的儿童幻想小说[D]. 胡晓. 扬州大学, 2021(09)
• [3]宫崎骏动画电影对民间文学资源的创造性转化[D]. 赵志强. 内蒙古大学, 2020(10)
• [4]中国东北地区民间故事类型研究[D]. 郑仪东. 吉林大学, 2020(08)
• [5]吕洞宾故事跨文本研究[D]. 侯军利. 陕西理工大学, 2020(09)
• [6]中国民间音乐故事的类型分析与文化透视[D]. 黄若然. 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 2020(12)
• [7]唐宋时期巴蜀观音图像研究[D]. 邓新航. 东南大学, 2019(01)
• [8]伦理关系与和谐重构 ——多丽丝·莱辛短篇小说创作研究[D]. 田玉铭. 中南民族大学, 2019(08)
• [9]论晚明通俗小说中的胡人形象[D]. 田牧笛. 河北师范大学, 2018(07)
• [10]多丽丝·莱辛小说的边缘人物研究[D]. 舒练. 云南大学, 2018(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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