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存阳《清初三礼》出版

一、林存阳着《清初三礼学》出版（论文文献综述）

李晓琳^[1]（2020）在《方苞《礼记析疑》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方苞的《礼记析疑》是清代早期的《礼记》学着作,它倾向于宋学的学术理路,重视理学与礼学的互动与会通。就研究内容而言,《礼记析疑》涉及到文本校勘、文字训诂、疑经改经、名物考订、礼制考释、义理阐发等众多角度。该书的诠释内容,于义理方面多有所阐发和创见。文字训诂及文本校勘,虽非方苞治学所长,亦颇有可观之处,特别是对《礼记》文本中出现的错简、文误、衍文、脱文、句读等问题进行核对补充并加以勘正,推动对《礼记》文本校勘的研究。事关名物度数考订,方苞精审极究,辨是非而正异同,尤为注重对名物形制和功用的分析和考证。对礼制进行考释时,不单考辨礼制及其构成要素,详推礼制之细节,并且注重寻求圣人制礼之深意。在解释礼制时,常常将礼制或仪节与义理、天理联系起来,具有以理解经的特点。方苞在撰写《礼记析疑》的过程中,征引十分广博。在诸说的征引中,驳正旧解,补充前人注疏之阙。其中,对陈澔《礼记集说》得失多有分析评判。在解经过程中,方苞重视经典文本的互证,既贯通本经,前后参证;又致力群经,彼此互证,体现其以经解经的方法和特点。方苞对王莽、刘歆窜经的质疑,及方氏疑经改经、删减经文的做法,颇受学界争议。方氏书中的部分内容存在一定争议,但此质疑有所依据,有其发覆之功,也引发后世对新学伪经的讨论。方苞不拘门户之见,汉宋兼采,包容并蓄。书中体现经世致用的特点,强调礼的现实功用,倡导世人于现实生活中践行礼节。后世学者对《礼记析疑》较为重视,加以征引和评论者众多,肯定其价值所在。《礼记析疑》也存在征引不全、引文混乱,分析粗疏,断以己意,误解经注等不足之处,但瑕不掩瑜,《礼记析疑》在清代《礼记》学史上具有一定的贡献和价值。通过方苞《礼记析疑》的研究,既可以对此书在清代《礼记》学史上的学术地位进行评定,又能够帮助开阔当代礼学研究的视野与研究空间,还有助于清代礼学文献学史的解读。

武少民^[2]（2019）在《张履祥师承学侣弟子考论》文中研究表明张履祥,清初着名学者,其着作被后人编订为五十四卷,收入《杨园先生全集》中。明亡后,张履祥不肯仕清,放弃科举,隐居乡里,开馆授徒,以布衣终老。张履祥之成长为着名学者,与早年恩师孙台衡、陆时雍、诸董威和傅光曰的启蒙教诲分不开;成年后,张履祥赴外地拜访名师,先后问学黄道周,拜师刘宗周。张履祥能从早年崇拜王阳明心学,到后来尊崇朱熹理学,与其中途接受刘宗周“慎独”“诚意”之学不无关联。张履祥重视谈学论友,是家乡浙西一带明遗民群体中的重要成员。其早年学侣中感情最深厚者为颜统;同门之友中和而不同者乃陈确;举办葬亲社时情谊深笃者为凌克贞;处馆教书时与其为学宗旨一致、共同推崇程朱理学者乃吕留良;亦有以书信论学谈道者,曹序、沈伊等。是以,交游深广直接影响或改变了张履祥学术思想和政治立场的确立。张履祥桃李天下,其学生或源于处馆收徒,亦不乏慕名拜师者。他注重总结教学经验,其所谓为学始于立志等治学十二条即为有代表性的教学观点。张履祥的教书实践亦反映了其由王学到朱学的学术转向。张履祥与学侣、弟子之间群体性活动频繁,他们致力乡村秩序重建,关注养老送终,提倡移风易俗,凡此种种,体现了一代学者经世济民的情怀。贤师良友切磋之益成就了一代大儒张履祥。其博大、经世、求实的为学特点,透视了清初学者的治学风尚,体现了其由义理向考据的转向。张履祥之学行,一直广受景仰,其学术思想和实践精神,亦为后人树立了榜样。

周苹苹^[3]（2018）在《姚际恒礼学思想初探》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姚际恒,清初着名的辨伪学家、经学家、文学家。有清一代其学术影响仅限于当时与一些学者的交游之中,以其辨伪之论着影响了南方治学的学风。至民国初年,其勇于怀疑、敢于疑经的辨伪精神为“古史辨派”所推服,学者兴起一阵对于姚际恒《古今伪书考》之研究。目前,对于姚际恒论着之研究主要集中在台湾地区,涉及了姚际恒现存的大部分着作,大陆地区又以研究其《诗经通论》者最为广泛。但姚际恒的思想不仅仅存在于其辨伪之论着与《诗经通论》之中,其礼学思想及特点还亟待人们去发现与研究。姚氏解礼以辨别《三礼》之文的真伪开始,认在他看来《礼记》各篇真伪不一,《仪礼》一书为真,《周礼》为伪书,其评判的标准是礼文所传递的思想是否为儒学真义。在解礼的过程中,姚氏抛弃前人之经解,治礼重在关注经书原文,意在倡导学者摆脱前人解礼之注疏,重新思考礼书原文。郑玄以《周礼》一书为解礼之标准受到姚氏的强烈反对,对于宋明理学混佛、道思想入儒学姚氏也大加批判。在他看来读礼在于知人论世,继而回归到孔、孟倡导的有情世界中去。但其对于前人经解之批判,常常带有强烈的个人主观色彩,有失客观,有时甚至陷入为了批判而去批判的僵局之中。其于前人之《三礼》学中尤其推重郝敬之《仪礼节解》,故而常常袭用郝敬之观点而不自知,又有抄袭之嫌。姚际恒身处清初学术的大环境中,其学术思想深受其时辨别伪书、回归原典之学术潮流的影响。而对于“纯洁化儒学”的追求,又使姚氏走出了自己独特的解经之路。姚际恒对于清初学术界及民初“古史辨派”的影响主要集中在其辨伪思想,但毋庸置疑的是姚际恒在经学发展史上必然占有重要的一席。至于今天姚氏给予我们的启示则在于其对于“儒学真义”的坚持,对于圣人有情世界的不懈追求。

吴杰祺^[4]（2018）在《《日讲礼记解义》研究》文中提出《日讲礼记解义》是康熙御纂经书之一,来源於康熙朝日讲经筵制度下的书稿。在康熙官方经学典籍中,《周易折中》、《书经传说汇纂》、《诗经传说汇纂》三部经书的刊刻工作在康熙晚年时顺利结束,《春秋传说汇纂》则在雍正时被刊刻成书。由於《日讲礼记解义》篇幅内容过於繁多,其编纂刊刻的工作迟迟没有开始,于是此项纂修任务便落在乾隆皇帝的肩上。为了使官方经籍完备无缺,乾隆便在编纂《三礼义疏》的同时,下令取出《日讲礼记解义》的旧稿进行编校。康熙帝本身所成长的学衍背景由深谙程朱之道的儒臣所构建,这是康熙信奉程朱学以至将它作为一代帝国的意识形态的原因。尽管如此,在《日讲礼记解义》的文本中也透露着意识形态之外的学风转变之端倪。首先是陈澔经说地位的下降,陈澔的《陈氏礼记集说》是明代官方《礼记大全》的文本内容的基础,陈澔经说在明代官方学衍中处於一种不可辩驳的地位,它也是明人参加科考进入仕途的必读之书。时至清前期康熙时,陈澔经说已经退至诸儒经说之列,不再具有独尊的学衍特徵。除此之外,《日讲礼记解义》也没有完全遵从程子和朱子的经说,而是有所新作,虽然遵从的比例远大於新作的比例。另外,《日讲礼记解义》对《礼记》文本的诠释还具有以经解经、以经证经的特征,不仅积极地运用《春秋》、《诗经》、《周礼》、《仪礼》、《尚书》、《周易》和《礼记》本身几种文献作为解释《礼记》经文的诠释材料,还通过这些文献之间的勾连比对确认《礼记》文本内容与学人经说的可靠性,对《礼记》经文作了一系列文句校勘工作,反映出康熙时、乾隆之前的官方学术已经有了趋於考据学的学衍风向。

李婷^[5]（2017）在《晚清考据学家治学特点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晚清时期,考据学较之前有了新的变化,不仅在地域上有了新的发展,成为一门全国性的学术,而且研究范围也有所扩大,出现了新的研究领域和学术特点。考据学家在治学上也出现了新特点,如果想要研究他们的治学特点就必须要了解考据学的发展渊源,知详晚清考据学与清初考据学以及乾嘉考据学的内在关联。晚清考据学家通过师承和家传的形式继承、发展了乾嘉考据学的研究内容,并在乾嘉考据学家“实事求是”“考据求实”“门户之见”等特点的基础上形成了新的特点。这些治学新特点主要体现在治学主旨、治学方法和治学重点上,这是他们为了应对内外交迫的晚清政局以及西学东渐所做出的调整。在治学主旨上,晚清考据学家重提清初顾炎武的经世致用思想,研究今文经学以指导政治革新,表达和寄托了他们经世致用的思想。庄存与开启了清代研究今文经学的先河,为后来学者援引今文经学从事政治改革做出了铺垫。龚自珍、魏源是发展今文经学的中坚力量。他们提出“以经术为治术”的思想,倡言政治改革,实现为学经世的目的,从而推动了今文经学的发展。康有为将西方进化论、民主、立宪等观点融入今文经学中,并将它直接与政治结合,为戊戌变法提供理论支撑,从而实现了今文经学的蜕变。在治学方法上,晚清考据学家将考据学研究方法同西方的研究方法相结合,形成了科学的考据学研究方法,使得他们的研究成果具有更高的学术和现实价值。与此同时,他们开始重视注重义理的宋学,将其与考据学融合,为学不分门户,实现了学术上的更新。随着列强的不断侵入,晚清考据学家看到了西方的强大,相比之下,中学已经远远无法适用当前社会的发展,于是呼吁向西方学习,会通中西学术,以抵御外侮、自立自强。在治学重点上,晚清考据学家注意到了史学的启示和借鉴的特殊功能,于是将融会中西学术、融合汉宋后的考据学运用到史学的研究中,实现了学术指导社会发展的目的。主要包括两个方面,一方面研究边疆史地,即研究西北、东北等地的山川地貌、地理人文、历史经济等。由于“俄患”的不断加深,考据学家开始重视对中俄边境以及俄国史的研究,为“防俄”“制俄”提供学术借鉴。另一个方面则在于研究域外史地,通过对先进西方文明的研究,来帮助中国了解西方、学习西方。晚清考据学家的治学研究不仅促进了晚清学者经世意识的不断增强,开阔了他们的视野,打破了长期以来的门户之见,还促进了治学方法的近代化以及近代科学文化知识的发展。

武勇^[6]（2016）在《江永的三礼学研究》文中研究指明江永是乾嘉皖派的开创者,也是当时学风转向乾嘉考据学的先驱者之一,在三礼学方面有深厚的造诣。其先出兰陵萧江氏一脉,历代名人辈出,其中亦多有研究三礼者。江氏自幼庭受父训,究心经学,尤其精于三礼,着有《仪礼约编》、《礼记约编》、《周礼约编》、《礼书纲目》、《周礼疑义举要》、《礼记训义择言》、《仪礼释例》、《仪礼释宫增注》、《深衣考误》、《昏礼从宜》等礼学着作,开皖派重视礼学之风,对清代乾嘉礼学乃至后世产生了极为重要的影响。江永之所以能有如此大的影响,除了其家学渊源外,还受到徽州浓厚的人文学术气息的影响。徽州地区历来崇儒重礼,同时亦注重对书籍的收藏。这些外在条件均为江永研究礼学提供了良好的学术氛围。同时,江永还与当时一些有名的学者如汪绂、方苞、吴绂等学者多有交流,其中最着名的当为与汪绂的数次书信往来,从中可以窥见江氏治学之风。江氏一生多数时间都在坐馆授徒,在授徒过程中,江氏注意与自己的学生展开广泛交流,虚心接受学生的学术见解。正是在这样的学风之下,江永培养出众多杰出的弟子,其中以戴震、程瑶田、金榜等人成就最大,构成了乾嘉皖派的基础。此即本文第一章的内容梗概。所谓三礼学,即是以《仪礼》、《周礼》、《礼记》三礼典籍为核心的经典诠释之学。历代经学虽有古今、汉宋之别,但在三礼诠释方面,无论哪一学派,均以推求“礼意”为重。历来推求礼意之法,大略可分为：其一,以训诂考据之法推求礼意；其二,以义理推求礼意,尤其以宋代理学最为明显,出现以先验的义理作为礼意,而将理学修养之法作为探求礼意之法,其弊端在于造成宋明时代对三礼文本的忽视；其三,则是以抄纂重构方法推求上古礼意之全。这三点成为历代三礼诠释的主要方法,在有清一代均有体现。但清代礼学总体呈现出回归汉唐注疏考据之学的趋势,其特点表现为：其一,重视汉唐注疏、兼采宋儒礼说；其二,主张以经解经、贯通礼意。这种趋势在江永身上表现十分明显,其三礼学治学方法在晚年逐步转向以考据为主,取得了很高的成就。此即第二章的内容梗概。江永中年以前的礼学研究以抄纂、类编为主要编纂方式,其最早的作品当属中年时期同汪基等一同编纂的《三礼约编》,成为江氏追求古礼完整体系的先导。江氏《礼书纲目》是其中年时代最为重要的一部三礼学着作,意在绍述朱熹编纂《仪礼经传通解》之志,实现对古礼体系的重构。历代礼家之所以关注古礼体系,是由于时代变迁以及政治、文化等原因,导致古礼典籍逐渐散佚,古礼体系亦失去其完整性。因此从东汉郑玄开始,学者即开始关注于对古礼体系的重构,提出了不少古礼体系构想。东汉郑玄即以《周礼》为“经礼”、以《仪礼》为“曲礼”,将古礼按《周礼·大宗伯》分为“吉”、“凶”、“军”、“宾”、“嘉”五礼,并以《周礼》为核心,调和三礼文本中存在的种种抵牾,形成了一个全新的古礼体系,对东汉至宋代的礼学产生了重要影响。到南宋,朱熹不满于郑氏此说,转而以《仪礼》为“经礼”、以《仪礼》中的具体细小仪节为“曲礼”,并以实用为主要标准,将古礼体系重新划分为家礼、乡礼、学礼、邦国礼、王朝礼、丧礼、祭礼等大类,设想、构筑了一个以《仪礼》为经、《礼记》为记、《周礼》为补充的古礼体系,开启了后世以古礼重构为目的的礼书修纂之先河。江永之修纂《礼书纲目》即有绍述朱熹之志的目的,但通观其书则可发现江氏并未局限于朱熹所制定的礼学体系。在礼学体系思想方面,江氏对朱熹的“经礼”、“曲礼”思想予以细化,认为应以《仪礼》中所包含的“例”与“纲”为“经礼”,“事”与“目”为“曲礼”,只有达到“纲以统目,首尾伦贯,条理秩然”才能谓之“经礼三百,曲礼三千”。在礼学体系大纲方面,江氏并未采取朱熹以实用为主要划分标准的结构,而是采纳了郑玄提出的以《周礼·大宗伯》“吉、凶、军、宾、嘉”五礼为主要框架的礼学体系。对五礼所缺部分,江氏通过三礼及其他经史典籍中的相关材料予以补充,形成了一个较为完善的礼学体系。此即第三章的内容梗概。江氏的礼学研究在晚年发生了一个较大的变化。早在中年时期,江氏已逐渐不满于以抄纂、类编为主的礼学研究对三礼经典造成的“割裂窜易”。故在年近六十之时,江氏的三礼研究方式已逐步转向实证,逐渐形成了以考据、训诂为基础,以推求“礼意”为目的的三礼诠释思路。江氏的两部《仪礼》学着作《仪礼释宫增注》与《仪礼释例》,均已呈现出这种转变。江氏晚年的礼学研究态度更为严谨,以郑学为依归,以“实事求是”为宗旨,以训诂、考据为主要方法,深入文献,推求“礼意”；同时也不排斥宋人礼说,对其可取者则择优收录,这种兼容汉宋的诠释取向突出地表现在江氏的札记体着作《礼记训义择言》一书中。尽管江氏此书不废宋儒礼说,但亦有所取舍,对于宋儒礼说中的心性论、本体论思想,江氏均不予采纳。江氏晚年的另外一部重要的札记体三礼学作品要属《周礼疑义举要》,此书宗守注疏,多采纳先秦、汉唐学者的三礼学研究成果,具有更为鲜明的考据学倾向。江氏在选择参考文献之时,还重视当时学人的三礼学研究作品,并采用西方传来的文献进行礼学考证,同时注重根据事理、民俗民风来推考经文,取得了一些重要的突破。此即本文第四、五、六章的内容梗概。江氏一生精于礼学,取得了极大的成就,对后世影响深远。其中年所撰《礼书纲目》在体例、分节等方面,对秦蕙田、黄以周等所编纂的礼书产生了较为深远的影响。江氏晚年以实证为主的礼学研究,对乾嘉皖派影响深远。其《仪礼释例》成为以例释礼的重要着作,为其后学凌廷堪、任大椿所本；《礼记训义择言》汉宋兼采,直达先圣“礼意”,体现出清代学术从理学向考据学转变的趋势,孙希旦、朱彬等多所征引；《周礼疑义举要》一书则完全以考据为主,考证《周礼》中所存疑义兼论历代礼家相关学说,多精确允当,为孙诒让等后学所广泛称引。此即本文第七章的内容梗概。总体上,江永诠释三礼注重从礼学整体角度诠释,一本实事求是原则,如实评判所引诸家礼说,体现出严谨、求实的学术风范,其考订礼制仪规,精审细致,直达先圣“礼意”,成为后世研究三礼之学的重要参考文献。

刘月菊^[7]（2013）在《方苞交游考论》文中认为方苞是清朝着名的古文家、学者。他出生书香门第,学识渊博,交游广泛。从方苞的作品中可以看出他与各色人物交游的状况。而且,他的交游对他的性格、思想、古文创作理论的形成有着巨大的影响。本文试图从方苞的交游入手作一些探索。本文分为三章进行论述。第一章考述方苞与师友的交游。通过其与长辈文人的交往,来探寻方苞思想的来源,性格形成的过程,古文理论形成的渊源。第二章介绍方苞与同辈文人好友的交游。通过对方苞与其所善友人的考察,了解他们对方苞的人生命运所起的巨大作用,学行思想的互相交融与发展。第三章考述方苞与晚辈文人弟子之间的交往。方苞与桐城文人刘大櫆等人的交往,其学术思想,尤其是古文理论得以传播发展,对桐城派的形成产生巨大的影响。本文以方苞为主要研究对象,以交游为主要切入点,力图把握方苞的各个方面。通过分析与他交游人物的学行、才德、言论,来进一步了解方苞交游的意义。

陈碧强^[8]（2011）在《由外在之礼到内在之礼 ——孟子思想内化的一个具体案例》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摘要：周公制礼作乐所形成的礼在孔子和孟子那里所得到的继承是不一样的。孟子说“辞让之心,礼之端也”,“恭敬之心,礼也”,“仁义礼智,非由外铄我也,我固有之”,仁义礼智是“天之所与我者”,“君子所性,仁义礼智根于心”,“人之所不学而知者,其良知也；所不虑而能者,其良能也”等等,可见他说的礼已经和周孔之礼产生了不同。那么,不同之处何在,它产生的原因是什么,它会带来什么样的后果等就成为一个不得不思考的问题。孔子继承的主要是外在之礼,即政治制度、伦理规范以及由此而下移到社会习俗层面上的礼。孟子也关心政治制度层面的礼,他在论政治制度之礼方面较孔子而言有许多新颖和突破性的地方。但当论及伦理规范层面上的礼时,他和孔子之间产生了分歧。孔子所说的伦理规范层面上的礼依然是外在之礼,即一整套行为规范。但是孟子在肯定外在之礼的前提下,走以心论礼的路线,将这一层面上的礼内化成了人心中的道德法则和行为标准。所谓的“内在”,就是说礼是每个人心中固有的,是上天赋予的德性,不需要向外求索,它是良知良能的一种,是当下的呈现,可以自作主宰。在这个意义上,我将它和着之于器物,形之于条文的礼进行了区分,进而提出“内在之礼”这个概念。内向化过程可以从孔子那里看到端倪。孔子以仁释礼,为行礼找到一个内心的根据。仁者爱人,可见仁具有内在性。这样的诠释方式为后来孟子进一步将礼纳入心开启了一个可能的向度。经过思孟学派的内向化发展,到了孟子那里,礼最终成了人的恭敬辞让之心,成了心中的道德法则和行为标准,成了道德的根据。内在之礼属于伦理道德的范畴,孟子将礼内化为人心中的道德法则和行为标准,是就伦理规范层面的礼而言,并不是就政治制度层面的礼而言,这一点需要注意。通过研究孟子的礼学思想,我们可以看到孔子之后儒家思想内部的分化,尤其是思孟学派身上体现出的儒学内化发生及演变的过程。文章分为四章。第一章论述孔子礼的思想,指出孔子以仁辅礼的背后,是德和位之间产生了分裂,他所作的一切努力都是为了弥补两者之间的裂痕。第二章论述孟子的外在之礼,指出孟子的外在之礼包括政治制度和伦理规范两个方面,他对外在之礼的解读和诠释方面相较于孔子有不少创新和突破的地方。第三章论述孟子的内在之礼,指出孟子在肯定外在之礼的同时,进一步将礼内化为人心中的道德法则和行为标准,它由孔子所说的“德行”转变为了“德性”。第四章分析由外而内的原因以及由此产生的意义和对儒学带来的影响,指出孔子以仁释礼为后来孟子将礼纳入人的四端,成为恭敬辞让之心开启了一个可能的向度,并对它带来的积极和消极后果进行了仔细的分析。

温显贵^[9]（2004）在《清史稿乐志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本文以《清史稿·乐志》为研究对象，并以其为切入点，着重探讨清代宫廷音乐的内容及其建设过程。研究的基本思路是：结合明清易代特殊时期的社会背景及满民族入关定鼎中原特殊的历史文化背景，对有清一代宫廷音乐的内涵及其特征作出符合历史面貌地探究与描述，涉及宫廷音乐的种类、礼乐机构的设置、乐器、乐舞以及时代变迁对礼乐的影响等等，从而揭示出清代礼乐制度的特质。 关於《乐志》的研究，主要探讨三方面的问题：其一，《清史稿》及其相关诸问题，如修史机构、清国史的修纂、清史稿的纂修与史料来源及版本等；其二，《清史稿·乐志》及其相关诸问题，如《乐志》的纂修及史料来源、《清史稿·乐志》与《清国史·乐志》比较研究；其三，《清史稿·乐志》描述对象的状况分析，包括乐制、乐章、乐器、乐舞等内容。最後得出对《清史稿·乐志》的总体评价，认为：当如《宋史·乐志》，应以反映乐议等与制乐活动有关的问题为主线进行编纂；对清代雅乐乐律的得与失应有客观反映并应给出正确评价；不应轻视俗乐。 关於清代礼乐制度建设背景的研究，主要抓住两个方面：其一，社会历史背景。基本结论是：一方面统治者要维护封建纲常伦理就必须进行礼乐制度建设，发挥礼乐本身所具有的约束机制；而同时，随着封建体制的渐趋衰朽，社会风气的发展和演变也愈来愈多地出现了一些悖礼僭越之事，要想加以控制和引导，国家必须有相关的制度加以维系。所以，清代的礼乐建设在整个制度建设中始终处於重要地位。清代的礼乐建设呈现出虎头蛇尾之势，大体上是清前期措施得力，成效显着，後期则乏善可陈，这同样和社会历史背景有关。其二，音乐文化背景。基本结论是：清代的礼乐建设是在入关前满族统治者自身的音乐积累和入关後直接承袭故明的音乐遗存。前者主要指太祖太宗时期的宫廷音乐。尽管这一时期的宫廷音乐在总体上还比较粗糙，但它是以满族人自身的智慧和眼光随着民族发展而逐步建立起来的，对於後来形成清代礼乐文化的民族特色有着不可低估的价值。而刚刚灭亡的明代旧有的礼乐体制及其音乐遗存则又给清代的礼乐制度建设提供了又一个更为阔大但又不太景气的现实背景，因为明代的宫廷礼乐已经从中後期开始便出现衰微迹象，延及明末，旧有之音乐遣存也自然难称完备。这就使得清代伴随着国家建设的展开，礼乐建设的任务也十分艰巨。 关於清代礼乐建设过程的研究，本文的结论是清代礼乐建设的重点是在清代前期。因此在研究上主要从入关前的礼乐建设着手，进而抓住顺、康、雍、乾四朝。这其中就有对明代礼乐制度的继承与吸收，又有自身的礼乐重建。在具体措施上主要有：纂辑礼乐专书；创设礼乐机构；旌表节烈，提倡忠孝；吸收四裔音乐等。 关於清代宫廷音乐的种类，本文主要将其分作典礼音乐和娱乐音乐以及具有特殊属性的西洋音乐三大类。其中典礼音乐有祭祀乐、朝会乐、燕飨乐、卤簿乐四种；娱乐音乐种类多样而复杂，归纳後分成杂乐和戏曲两种，杂乐有散乐百戏、十番乐等，而戏曲是清代宫廷的娱乐乐的主体，因而本文对此用力较多。 关於清代礼乐文化的特质，本文从清人的礼乐观入手，进而得出结论：礼的主导地位得到强化；乐的功能相对淡化；礼乐制度为等级制度张目；封建强权维护礼乐体制。尽管这些特质在此前朝代中也有所显现，但在清代却显得尤为突出。

杨君^[10]（2004）在《晚清今文礼学研究》文中研究指明今文经学重视章句义理，易于阐发经中的“微言大义”。清朝中期，在今文经学式微了近二千年后，以庄存与、刘逢禄、宋翔凤等为代表的常州学派，绍绪西汉今文经学宗风而翩然崛起，并开始了在礼学领域复兴今文学家法的探索，其成果奠定了晚清今文经学者研治礼学的直接基础。 龚自珍、魏源承常州先导诸师之厚泽，顺应时代变革的潮流，发挥今文经学深意以讽议朝政。其礼学扎根于各自独特的学术背景，不惟家法是求，显示出过渡性色彩，晚清今文经学派礼学由此发轫。邵懿辰继之而起，着《礼经通论》，纯粹了晚清今文礼学的家法；邵氏言：《礼》十七篇本孔子所定，并无阙佚，为一时恢弘高创之论，乃康有为《新学伪经考》之先声。此后，廖平、康有为、皮锡瑞三大师同时并起，走出了各自不同的礼学道路：廖平以礼制分今、古，崇高了礼经的地位，其前二变期礼学影响最着，并启发了康有为的有关思想，但廖氏后来数变已越出传统礼学畛域，愈变愈奇，为晚清礼学在纯学术上过度求变趋异的典型；康有为礼学表达着更为强烈的政治诉求，康氏抛弃对《周礼》的信仰，改宗今文礼学，阐发《礼运》“大同”说，搭建维新变法的学术体系，在此过程中，康氏礼学逐渐沦为其政治的工具，成为晚清礼学政治化的典型；皮锡瑞礼学则中庸有道，既持论平实，秉守今文礼学家法，又蕴有较进步的政治意识，集晚清今文礼学之大成。最后，晚清礼学向近代新型学术的转型，则由梁启超创其功。 晚清今文经学派礼学表现出强烈的探索冲动，甚至超越了传统礼学的畛域。其中，既有复兴中的学术其本身强烈的发展欲求，又有社会向何处去的时代命题的催发。廖平礼学变异的极端化趋向，康有为礼学浓烈的政治化色彩，以及梁启超礼学向近代新型学术的转型，无不表述着此种特色。 晚清今文经学派礼学的发展，始终与晚清七、八十年间政治潮流更新涌动的脉搏相一致，表现出强烈的政治性。无论是龚自珍、魏源等地主阶级革新派，还是康有为、梁启超等的资产阶级维新派，他们的礼学主张无不伴随其政治实践，演绎表述其政治理想。 此外，晚清今文经学派礼学与宋学派、古文经学派的礼学，共同构成了晚清礼学的主体，三者礼学都有着表达各自政治诉求等共同点，也呈现出明显的差异，晚清今文经学派礼学在其中更具峥嵘个性。 在有清一代的礼学发展史中，晚清今文经学派礼学远绍清初大儒顾炎武倡导的“经学即礼学”思想，继清中期凌廷堪、阮元“以礼代理”学说之后，摈弃宋学、乾嘉汉学囿见，别开间域，在复兴中的今文经学内部发掘其中礼学的特质，阐扬今文礼学的“微言大义”，将今文礼学与资产阶级维新变法思潮合流，推动了近代政治的变革。与时俱进的晚清今文礼学，也在学术与政治的互动中，升华了自己，在封建体制覆亡之后，完成了自身向近代新学术的转型。

二、林存阳着《清初三礼学》出版（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林存阳着《清初三礼学》出版（论文提纲范文）

（1）方苞《礼记析疑》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2）张履祥师承学侣弟子考论（论文提纲范文）

（3）姚际恒礼学思想初探（论文提纲范文）

（4）《日讲礼记解义》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5）晚清考据学家治学特点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6）江永的三礼学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7）方苞交游考论（论文提纲范文）

（8）由外在之礼到内在之礼 ——孟子思想内化的一个具体案例（论文提纲范文）

（9）清史稿乐志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10）晚清今文礼学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四、林存阳着《清初三礼学》出版（论文参考文献）

• [1]方苞《礼记析疑》研究[D]. 李晓琳. 曲阜师范大学, 2020(02)
• [2]张履祥师承学侣弟子考论[D]. 武少民. 东北师范大学, 2019(09)
• [3]姚际恒礼学思想初探[D]. 周苹苹. 安徽大学, 2018(11)
• [4]《日讲礼记解义》研究[D]. 吴杰祺. 武汉大学, 2018(06)
• [5]晚清考据学家治学特点研究[D]. 李婷. 江苏师范大学, 2017(10)
• [6]江永的三礼学研究[D]. 武勇. 华中师范大学, 2016(06)
• [7]方苞交游考论[D]. 刘月菊. 扬州大学, 2013(04)
• [8]由外在之礼到内在之礼 ——孟子思想内化的一个具体案例[D]. 陈碧强. 复旦大学, 2011(01)
• [9]清史稿乐志研究[D]. 温显贵. 上海师范大学, 2004(03)
• [10]晚清今文礼学研究[D]. 杨君. 山东师范大学, 2004(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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