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他提出“纳税人”的概念──中国人民大学金融学院高培勇教授实录

一、是他提出了“用税人”概念─—记中国人民大学财政金融学院高培勇教授（论文文献综述）

王琼^[1]（2021）在《劳动者薪酬分配公正的法律实现》文中研究表明分配是劳动者享有社会发展成果的基本方式,而薪酬分配作为分配活动中最基础、最重要的组成部分,则是劳动者获取经济收入的基本方式,其不仅直接关系劳动者物质利益的实现程度,决定劳动者及其家庭成员基本生活的保障水平,同时公正的薪酬分配也是一个国家市场经济体制发展完善的标志,是整个社会公平正义的体现。习近平总书记曾经这样说过:“收入分配是民生之源,是改善民生、实现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最重要最直接的方式。”十八大之后,党中央就对薪酬分配工作予以高度重视,并坚持以人民为发展中心,出台相关政策措施,有效提升劳动者的薪酬水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相适应的薪酬分配制度已经确立,有序合理科学的薪酬分配秩序已经逐步形成。薪酬分配改革取得巨大成就,劳动者薪酬水平不断提高,社会发展成果共享度也日益提升。但是也要看到,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已经从阶级矛盾逐步转变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求与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各项改革已经不断深入推进,劳动者薪酬分配的方式和公正性也暴露出新问题。不同地区之间、行业之间和劳动者群体之间的薪酬差距依然不合理,部分劳动者尤其是一线职工和低收入劳动者薪酬增长缓慢,劳动者对提高薪酬的需求与用人单位用工成本提升之间的矛盾日益凸显,在各生产要素的分配中劳动力要素所占比重严重不足,这些问题都需要不断深化改革,健全劳动法制度体系及其运行机制,不断完善新时代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薪酬分配法律机制。学界一直致力于关于薪酬分配问题的研究,已经取得了显着成绩,但是仍有一些问题需要完善和深化。一是需要拓展和夯实劳动者薪酬分配公正的理论基础。西方资本主义的分配理论、马克思主义关于分配正义的理念以及中国传统思想中有关社会分配的精华部分,并非相互对立、互不认同,相反,可以将三者相互融通、有机结合,深化和完善适应我国当代国情的薪酬分配理论体系,以指导具体薪酬分配问题的有效解决。二是需要探寻契合时代发展主题和背景的法律机制。现有研究成果多集中在经济学、管理学领域,少有从法学视角关注薪酬分配的问题,对于劳动者薪酬分配公正问题更是涉及甚少。在我国践行全民共享社会发展成果的大背景下,这方面的研究需要进一步拓展和深化。实现劳动者薪酬分配公正,不仅需要经济政策的支持,更需要法律制度的保障。运用法律手段维护劳动者权益,才能从根本上确保实现薪酬分配公正的稳定性和持续性。三是需要将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理念与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相融合,提出解决市场经济体制下的劳动者薪酬分配公正的原则和方法。这既具有完善我国新时期分配正义的理论价值,又有破解当代劳资矛盾的现实意义。构建具有中国特色的薪酬分配体系可以有效维护广大劳动者,特别是底层劳动者的切身权益,保障整体经济平稳快速发展,促进社会的和谐稳定。本文运用宏观与微观结合等方法,构建法学视角下的劳动者薪酬分配及其公正性问题的研究框架体系。以分配正义、矫正正义构成的哲学维度和以人权保障原则、倾斜保护劳动者原则构成的法学维度共同支撑起薪酬分配公正的理论基础。以人为本的回应、得所应得的强化、差别原则的考量和深化改革的要求这四个层面体现了薪酬分配公正法律实现的必要性。本着批判继承的原则,对中国传统分配正义思想的演进进行总结,为实现当代中国薪酬分配公正提供历史和文化经验。从薪酬分配公正的评判标准来看,经济学的评判标准主要为基尼系数和要素价格,法学的评判标准由“三个程度”构成,即劳动报酬请求权的实现程度、同工同酬的实现程度和劳动薪酬集体协商的实现程度。通过上述标准,可以基本判断出某个国家在某段时期内劳动者的薪酬分配是否公正或者趋近于公正。通过纵向比较总结出当今世界的几种薪酬分配的典型模式并对其进行分析评价。典型的薪酬分配模式主要有三种,分别为:瑞典的多种政策措施并用控制收入差距的模式、美国的以税收体系和社会保障体系对分配进行调节的模式和巴西的以政府公权力为主导维护分配公正的模式。这三种典型模式可以为我国劳动者薪酬分配模式的完善提供一定的经验借鉴。在上述研究基础上,为实现劳动者薪酬分配公正,需要完善和优化由权力保障机制、权利实现机制和社会支撑机制构成的、保障薪酬分配公正的制度体系。一是权力保障机制。通过分析权力配置的原则和结构,影响权力运行的因素,以及权力运行过程中的困境,总结出我国权力配置的运行现状,在此基础上提出了实现薪酬分配公正的国家责任,即司法公正的型塑、薪酬分配制度的完善和社会公共资源的合理配置。基于新冠病毒带来的变化和困顿,尝试提出疫情背景下薪酬分配公正对权力行使的新要求;二是权利实现机制。以人本理念和劳资共赢理念构建起实现劳动者薪酬分配公正的权利观,以劳资共决权、同工同酬权和劳动报酬请求权为内容,构成劳动者薪酬分配公正的权利实现机制。这三项权利的运行机制和保障措施虽不尽相同,但各有侧重,多效并举,共同促进薪酬分配公正之实现;三是社会支撑机制。工会和职工代表大会是我国劳动法体系中最为重要的两大社会化组织,在确保劳动者薪酬分配公正中有其特定的角色和作用。工会代表权和维权手段的强化保障以及职工代表大会决策权和监督建议权的强化保障,是这两个社会化组织有效履行职责和充分发挥保障职能所面临的突出问题,也是劳动者薪酬分配公正的社会化支撑机制完善的关键之所在。

华清君^[2]（2020）在《陈云财经治理思想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陈云同志是我国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开创者和奠基人之一,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开创者和奠基人之一,作为国家财经工作的卓越领导人,在长期的国家财经治理实践中,他始终坚持从各个时期的国情实际出发,不断研究、探索、创新、总结,彰显了非凡的国家财经治理能力,为党和人民事业建立了不朽功勋,并逐渐形成了独特的国家财经治理思想。陈云的财经治理能力首先源于青少年时期他在苏南勤勉忙碌的商业氛围和上海浓郁发达的商业环境中耳濡目染受到的深刻影响,此后经过长期反复踏实的财经理论学习与钻研,他的财经理论功底不断得以增强、深化和升华。这使他在长期的财经领导工作中,能够把自己财经方面的超凡天赋与财经科学理论很好地结合起来,能够以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为根本的理论指导和基本遵循,以苏联计划经济体制模式为主要的实践参照和理论思考,以西方经济理论与实践为重要的思想启发和借鉴运用,从而在建立和完善国家经济制度、经济体制、经济结构等重大决策实践过程中,在对社会再生产各个环节的运行机制和运行保障开展治理的过程中,能够创造性地研究、制订、实施有效的治理策略,在每一次危机的紧要关头,他常常临危受命,并总是不负众望,一次又一次使国家和人民转危为安。研究陈云同志国家财经治理的理论渊源、实践历程和建立的丰功伟绩,其间显现着鲜明独特的思想脉络,主要可以概括为集中一切力量发展经济、发挥计划与市场两方面作用、坚持有计划按比例与综合平衡、坚持适时冷静的经济调整、建设可持续的人才与干部队伍、坚持丰富实用的财经治理哲学等六个方面。陈云关于集中一切力量发展经济的思想,着眼于从上层建筑角度发挥制度促进经济发展的保障激励作用,从生产关系角度发挥利益攸关方促进经济发展的能动创造作用,从资源配置角度发挥要素促进经济发展的效率引领作用,从再生产过程角度发挥各环节促进生产发展的导向联动作用。陈云的这一思想,着力于明确财经治理的中心任务以及实现这个中心任务应当构建的体制机制,是陈云财经治理思想的核心和目的,也是其他各个思想分支所围绕的核心和目的,旨在阐明发展依靠什么,如何激发活力,而其他各个思想分支,是为集中一切力量发展经济的思想服务的。陈云关于发挥计划与市场两方面作用的思想,着眼于把计划的优越性与国情实际结合起来,激发市场在生产力发展中的巨大作用,坚持国民经济的计划理性与市场活性,协调国内经济的计划性与国际市场的风险性,在与时俱进不断改革中探索社会主义经济发展模式的不断改善。陈云的这一思想,着力于解决财经治理资源配置的基本路径问题,是陈云财经治理思想的脉络和主线,旨在阐明经济如何发展,成果如何分配,对集中一切力量发展经济思想,以及对坚持有计划按比例与综合平衡思想、对坚持适时冷静的经济调整思想,有着决定性影响。陈云关于坚持有计划按比例与综合平衡的思想,着眼于筹划稳健的计划控制总量,权衡协调的发展比例关系,保持稳固的四大平衡格局,维护理性的计划执行控制。陈云的这一思想,着力于解决财经治理资源配置的根本方法问题,是陈云财经治理思想的精髓和动力,旨在阐明经济发展所需的要素如何组织,应当怎样配置,是对如何发挥计划与市场两方面作用而在资源配置上作出的制度安排。坚持有计划按比例与综合平衡思想,服从于集中一切力量发展经济思想,服务于发挥计划与市场两方面作用思想,决定着坚持适时冷静的经济调整思想。陈云关于坚持适时冷静的经济调整的思想,着眼于从信息情报中洞悉市场状态,在健全法制中整顿经济秩序,运用政策工具稳定市场物价,采取综合措施促进生产发展,深入基层一线解除群众疾苦。陈云的这一思想,着力于解决财经治理的动态监控与理性校正问题,是陈云财经治理思想中关于对经济运行实行休养和调理的机制,是诊治手段,旨在阐明如何监控经济运行过程,经济运行如何回归理性,因而是对陈云财经治理思想其他分支思想的再运用。陈云关于建设可持续的人才与干部队伍的思想,要求把大力选拔任用年轻干部作为党的重大战略和生命,坚持把政治标准作为马克思主义执政党选拔任用干部的根本要求,指出执政党的党风问题是有关党的生死存亡的问题,始终把学习马克思主义哲学作为思想上的基本建设。陈云的这一思想,着力于解决财经治理的力量源泉问题,是陈云财经治理思想的支柱和载体,旨在阐明治理活动的根本依靠是什么,如何形成长久的依靠,因此是践行陈云财经治理思想各个思想分支的主体力量,是陈云财经治理思想中最能动最根本的部分,是保证思想正确执行和自我完善与发展的根本依靠。陈云关于坚持丰富实用的财经治理哲学的思想,要求把有利于人民、满足人民需要作为一切工作的出发点和立足点,工作中坚持用百分之九十以上的时间调查研究,而用不到百分之十的时间作决策,因此是解决干部世界观、价值观、方法论问题,是陈云财经治理思想的根基和活的灵魂,旨在阐明治理思想的思想方法以及如何发挥作用,是陈云财经治理思想始终保持与时俱进、不断完善、具有强大生命力的方法论基础。陈云财经治理实践的一个显着特点,就是始终保持积极而又稳妥的态度,坚持实事求是,根据具体情况运用相应的规律和财经理论,不因顺境而冲动,也不因困难而气馁,始终把握好国民经济运行的效益效率和安全稳定,循序渐进,稳扎稳打。这在根本上是由他的治理思想的理论品格所决定的,就是在财经治国中始终坚持风险思维,防止犯颠覆性错误。陈云财经治理的思想与实践是防范颠覆性错误的宝贵财富。新时代,陈云财经治理思想有助于我们更清醒地认识和正确处理政府与市场的关系,既保证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又更好地发挥政府作用;有助于我们更加注重公平正义,妥善处理分配问题;有助于我们在坚持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的过程中,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有助于我们牢固树立实事求是的思想作风,更好地坚持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和需求侧改革的双轮联动,避免陷入改革和市场经济治理中的形而上学。陈云财经治理思想发端并形成于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逐步成熟于社会主义革命与建设时期,丰富并发展于改革开放新时期,主要作用于以发展对人民有利的社会生产力为根本目标、以克服纠正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的弊端而促进经济社会的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为重点任务,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财经治理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财经治理思想奠基了坚实的基础。他的思想不仅在他所处的那个时代发挥了巨大作用,许多相关思想对于今天的财经治理实践仍有着指导意义,必然为一代一代中国共产党人所继承,并结合新的时代特征,而令其焕发出新的思想魅力。

侯翔^[3]（2020）在《地方政府竞争对经济高质量发展影响研究》文中提出历时性研究表明,财政分权制度背景下以实现晋升为主要动机的持续性地方政府竞争是我国经济持续高速增长的重要原因之一。当前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成为我国经济建设的主题,随着经济由高速增长阶段进入高质量发展阶段,地方政府竞争的理念和手段也必须做出适应性调整。如何发挥地方政府竞争促进经济高质量发展的作用,成为当前管理学、经济学研究的热点问题。本文系统分析了近年来国内外学者关于地方政府竞争和经济高质量发展的研究成果,站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构建了地方政府竞争对经济高质量发展影响的分析框架,从多维视角分析政治和经济竞争背后的作用机理,揭示地方政府竞争影响经济发展质量的表现形式和传导机制。在理论分析的基础上,通过构建地方政府间竞争行为的空间计量模型,分析我国地方政府竞争的行为模式和策略特征,即构建反映地方政府竞争对经济高质量发展影响的广义空间动态面板模型,分析2000-2016年期间地方政府“政绩性竞争”、“公共性竞争”、“显性竞争”、“隐性竞争”、“自主性竞争”、“依赖性竞争”等不同竞争模式对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影响作用机理。研究发现,适度的地方政府竞争有助于经济高质量发展,而过度的地方政府竞争不利于经济高质量发展;在本分析时段内,总体上我国地方政府间竞争促进了本地区经济发展质量的提升,并且其空间溢出效应也促进了其他地区的经济高质量发展,证实了我国地方政府竞争已逐步从竞争转向竞合的良性发展状态。本文研究结论为进一步探索我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动因和改善地方政府竞争行为提供了定性、定量上的分析依据,在以下方面有一定的推进作用:其一,建立了地方政府竞争影响经济高质量发展的理论分析框架,初步理清了地方政府竞争对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影响和作用机理。其二,本文在相关理论分析与研究的基础上,较深入地刻画了经济高质量发展和地方政府竞争的内涵和表征,结合学界和政府已有成果,构建了经济高质量发展水平综合评价指标体系和地方政府竞争程度综合评价指标体系,并将全局主成分分析模型应用到我国地区经济高质量发展和地方政府竞争评价中去。其三,引入三类空间权重矩阵（地理相邻、人均产出、外商直接投资）以识别我国地方政府竞争影响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关键特征,运用空间计量模型定量测算了地方政府竞争对经济高质量发展的综合影响。

杨婷婷^[4]（2019）在《我国地方政府债务风险管理研究》文中研究说明政府债务作为我国地方政府的重要融资工具,在弥补地方财力、促进地区社会经济事业发展的同时,债务风险尤其是隐性债务风险也在不断累积,且日益凸显,已成为我国经济可能的“灰犀牛”。在此背景下,中央政府出台了一系列法律法规和政策措施,地方政府债务规模和风险得到了初步控制。但地方政府债务背后的体制机制性问题尚未得到根本解决,地方政府债务风险管理还存在隐性债务考虑不充分、风险成因定量研究不足、风险评估不够全面等问题。因此,有必要在“地方政府债务风险形成机制→风险评估→风险管理”的框架下重新审视我国地方政府债务风险。本文在梳理已有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对我国地方政府债务的发展历程进行了梳理。结合国家审计署、财政部等相关公开数据,对地方政府债务的规模、结构等现状进行了分析。在此基础上,从财政分权、政治体制、宏观政策和债务管理等4个维度深入剖析了地方政府债务风险的成因,并运用省级面板数据进行了验证。接着运用常规指标、资产负债表和地方政府债务风险评估体系对债务风险进行了全面评估。然后,对美国、日本和其他国家地方政府债务风险管理经验进行了总结。最后,以将债务风险控制在地方政府可承受的范围之内为目标,分别从处理债务风险管理与经济社会发展的关系、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层面提出了有效管理地方政府债务风险的思路和措施。本文的主要研究内容及结果如下:第一,在梳理已有相关文献和报告的基础上,对我国地方政府债务的现状进行分析。从新中国建立前、新中国建立初期、改革开放初期和分税制改革后四个阶段对地方政府债务的发展历程进行了回顾,结果发现,我国地方政府债务有其存在的必然性和必要性。接着对我国地方政府债务的规模现状（包括负有直接偿还责任的债务规模及隐性债务规模）、结构现状（包括行政层级、区域、举债主体、资金来源、债务投向、债务偿还期限等分布情况）进行了深入分析。第二,深入剖析了我国地方政府债务风险的成因。文章从财政分权、政治体制、宏观政策和债务管理制度四个角度对债务风险的成因进行了深入剖析,发现财政分权因素是地方政府债务风险形成的根本原因,政治体制中的政绩考核因素则是风险形成的内在动力,宏观政策因素是风险形成的催化剂,而债务管理制度因素则是风险形成的技术层面原因。第三,根据以上分析,从省级层面定量分析了地方政府债务风险的影响因素。基于数据的可得性,运用30个省级政府2010-2017年的面板数据,使用固定效应模型对债务风险的影响因素进行实证分析。结果表明,财政分权因素、政绩考核因素等均对地方政府债务风险有显着影响。其中,财政分权程度越高,债务风险越低;政府间晋升竞争越激烈,债务风险越高。通过对比定量分析结果与前文理论分析逻辑可知,定量分析结果与地方政府债务风险形成的内在逻辑是一致的,这为管理我国地方政府债务风险提供了实证依据。第四,多角度、全面、客观评估了我国地方政府债务风险水平。首先根据地方政府债务风险表现形式,将债务风险分为规模风险、结构风险、效率风险和外在风险,并分别进行阐述。然后运用负债率、债务率和偿债率等六大常规指标对债务风险进行逐项评估,结果表明,我国地方政府债务总体风险可控,存在一定举债空间,但债务隐性化问题严重,局部地区尤其是中西部经济欠发达地区风险不容忽视。接着通过构建地方政府资产负债表,从总资产和流动性资产角度分别对债务风险进行分析。研究发现,从总资产角度看,我国地方政府的总资产完全可以覆盖其总负债且还有一定空间;从流动性资产角度考虑,当或有债务转化率高于50%时,需警惕和重视地方政府债务风险。最后,在稳增长和防风险双重政策目标下,通过构建地方政府债务风险评估体系对债务风险进行了综合测评。结果发现,经济发达的东部省份债务风险得分较低,而经济较落后的西部省份债务风险得分反而较高,即地方政府债务风险程度与地区经济发达程度呈现明显的负相关性。第五,对国外地方政府债务风险管理经验进行了比较研究。通过介绍美国和日本的地方政府债务现状及风险管理体制,梳理巴西和墨西哥处置地方政府债务危机的做法,并阐述哥伦比亚的债务风险预警经验,文章得出可供我国地方政府债务风险管理借鉴的几点启示:对地方政府债务融资机制要利用和管理相结合、管理地方政府债务要制度约束和市场监督相结合、化解地方政府债务风险要和宏观经济调控相结合、应对地方政府债务危机要事前预警和事后处置相结合。最后,基于以上分析,本文提出了我国地方政府债务风险管理的思路和政策建议。本文认为,对于地方政府债务风险的管理,有必要从宏观的经济和社会发展视角出发,处理好债务风险管理与经济发展、城镇化、区域差异之间的关系,也要结合债务风险的形成原因,将风险管理纳入财税体制改革和行政管理体制改革的总体框架之中,完善债务风险内部管理机制,将债务风险控制在地方政府可承受的范围之内。

拓志超^[5]（2019）在《我国国民经济综合平衡理论之学术史研究》文中指出新中国成立70周年之际,在中国经济发展取得令世人瞩目成就,经济体量仅次于美国、世界第二的时代背景下,作为一名经济学理论的学习者,本文认为,在为中国取得的成就感到自豪的同时,有必要静下心来总结反思这期间中国经济建设中的宝贵经验,进一步提炼,使其上升到理论层面,建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经济理论,并确立其在人类经济学领域的应有地位,改变一直以来言经济学必谈古希腊的思维惯性,提升中国经济学的理论自信,而学术史研究思路不失为一条有效途径。国民经济综合平衡理论就是这些宝贵经验中非常重要的一条。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改革之前,国民经济综合平衡理论一直是我国宏观经济运行必须遵循的原则之一,并对社会主义宏观经济平稳健康运行发挥了及其重要的作用。但在确立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以后,就很少甚至不再提国民经济综合平衡,相关的研究文献也骤然减少,造成了一种假象,即这一理论和传统计划经济体制一样,功成身退,不再适合于继续指导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实践,在当下已经过时。但人们通常观察到的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下宏观调控的很多做法与国民经济综合平衡极其相似,比如中央政府是宏观调控的主体,五年规划（计划）、十年发展战略等作为宏观经济管理先行,运用财政政策、货币政策等工具,实现经济总量平衡、经济结构比例协调等目标。鉴于此,本文致力于解决的第一个问题:国民经济综合平衡理论在当下是否过时,它与宏观调控是什么关系。众所周知,我国国民经济综合平衡理论是以马克思主义理论为指导,是马克思的经济平衡理论即按比例规律中国化的成果,同时在中国古代经济思想史中也可以找到丰富的经济平衡思想,其具体做法与国民经济综合平衡也有很多相似之处。沿着这条线索,本文要解决的第二个问题:发掘国民经济综合平衡理论与中国古代经济平衡思想之间的关系。本文主要围绕以上两个问题,在梳理古今中外的相关研究文献的基础上开展,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方法论的指导下,主要运用文献梳理法、比较分析法、历史归纳法等研究方法,给出有说服力的论证。首先,本文全面系统的梳理了我国20世纪40年代至今有关国民经济综合平衡理论的主要研究文献,分萌芽时期、形成时期、发展深化时期和转型创新时期四个阶段,分别总结归纳各个时期国民经济综合平衡理论的内涵、特点,形成了我国国民经济综合平衡理论。国民经济综合平衡理论是中国共产党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领导中国70多年经济建设实践中正反两方面经验的总结,当经济发展统筹兼顾、综合平衡时,则经济健康平稳发展;反之,当经济比例失调、不平衡时,经济发展就会受阻。毛泽东、陈云、李富春、薄一波、邓小平、江泽民、胡锦涛、习近平等党和国家的财经领导专家以及王学文、薛暮桥、杨坚白、马寅初、孙冶方、董辅礽、李成瑞、刘国光、尹世杰、黄达、陈共、刘鸿儒、宋则行、戴园晨等经济学家,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学习借鉴苏联经验教训,从中国国情、中国实际情况出发,解决中国问题的过程中,总结提炼出了国民经济综合平衡理论,这是对中国经济发展运行中呈现的客观规律的总结提炼。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共产党的财经领导专家陈云、王学文、薛暮桥等在经济管理实践中孕育了对这一规律的最初认识和理解,为解决当时经济困难、促进经济发展起了重要作用,为革命胜利奠定了物资基础。在社会主义改造时期及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确立初期,我国政界、学界开始自觉运用这一规律指导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并在实践中及时总结经验教训,从正方两方面证实了这一事实,即遵循国民经济综合平衡,经济就会发展,反之,经济就会受阻甚至倒退。在实践和理论的互动中,形成了我国国民经济综合平衡理论。这个理论说明,国民经济再生产过程要遵循按比例规律,这是人类社会生产的首要经济规律,是经济向前发展的基本条件和保证。改革开放四十多年来,我们国家更是从国家规划、宪法层面,贯穿了国民经济综合平衡的思想。从实现路径上,明确将计划与市场有机结合;从内容上,由最初的强调经济总量平衡到结构平衡,由“三平衡”发展到“四平衡”,不断深化和扩展其内容,更加强调总量基础上的结构平衡、动态协调。“十五”时期以来,在国民经济发展中,更加注重社会收入分配的平衡、国民经济与人口、资源、生态环境的平衡,为国民经济综合平衡赋予了更丰富的内涵,创新和发展了这一理论。可见,国民经济综合平衡理论是动态的,是随着实践不断发展的,追求的是一种动态的平衡,是经济发展中必须遵循的关键环节,这是社会经济发展进程中的客观规律。接下来,本文运用比较分析方法,将国民经济综合平衡理论与马克思的经济平衡理论、西方经济均衡理论、宏观调控理论以及中国古代经济平衡思想分别作比较,逐一解答本文提出的两个问题。平衡/均衡问题是古今中外思想家、尤其是经济学家非常热衷、并渴望给出最优答案的问题,因此这一问题已经是贯穿古今中外经济思想的一条主线。平衡/均衡问题本质上,就是遵循按比例规律,撇去表面现象,一切平衡/均衡问题归根结底在于利益关系的平衡/均衡。对第一个问题的解答,本文比较了国民经济综合平衡理论、马克思的经济平衡理论、西方宏观经济均衡理论、宏观调控理论,得出以下结论:首先,这些理论都是宏观经济运行层面的经济理论,均以社会总供求的平衡/均衡为目标,目标是宏观经济运行平稳,在方式上或倡导国家调节,或主张利用市场价值规律,或将两种方式结合。其次,它们又有着很大的差别,其中,国民经济综合平衡理论与马克思的经济平衡理论、宏观调控理论在理论内涵上是一致的,有着承继关系,但马克思的经济平衡理论根据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下市场（价值规律）调节方式存在缺陷的背景下,倡导未来社会是以国家计划作为基本的实现方式,以消除市场价值规律调节方式的不足,而国民经济综合平衡与宏观调控是在实践中不断摸索总结经验教训的基础上,探索出一种将两种调节方式相结合的按比例规律的实现方式,因此,它们之间是继承中进一步发展的关系;国民经济综合平衡理论与西方经济均衡理论有着本质的区别,虽然它们有些地方相似。西方宏观经济均衡理论关注的是经济总量的平衡,基本没考虑经济结构平衡,目标是通过宏观政策的调控,熨平经济波动,却没有办法从根本上解决经济失衡问题。西方经济均衡理论回避了经济平衡背后的深层原因,即利益关系的平衡,而仅仅停留在经济现象表面的平衡,这是由其生产资料私有制以及此基础上的资本主义基本矛盾决定的。虽然该理论发展至今已经形成较严谨完善的理论体系,在技术层面提出很多资源最优配置的理论、方法,值得学习借鉴,但却不能也没有成为中国国民经济综合平衡理论和宏观调控的理论指导。由此,本文认为,国民经济综合平衡理论是运用中国特色术语描述现代经济供求平衡的命题,不是源于苏联,也不是源于西方经济学,它是我党、国家经济管理理论的重要理论创造。就承继关系来说,马克思的经济平衡理论核心是社会生产按比例发展规律,要求按比例分配社会总劳动于社会再生产的各个环节、各个部门,实现方式是有计划按比例。国民经济综合平衡理论与宏观调控理论均是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是社会生产按比例规律的具体体现,在实现方式上都坚持将国家调节与市场（价值规律）调节相结合。理论本质的一致性体现在理论内容上,都包含了以经济权威的中央政府为实施主体,以宏观政策主要包括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为主要手段,辅之以必要的行政手段,注重国家计划与市场价值规律两种调节方式相结合,目标均以达到社会总供给与总需求总量和结构的平衡,注重深层次的利益关系平衡,即国民收入分配的平衡,平衡社会经济中政府、企业、家庭、个人等利益主体的关系,最终目的是为了更好的满足人民的需要,以人文本。因此,国民经济综合平衡理论与宏观调控在学理层面上是一致的,都是马克思的经济平衡理论中国化的表现和重要成果。宏观调控理论是国民经济综合平衡理论在新时期、新的经济条件下的转型创新,二者在按比例规律实现方式上存在差别,即国家调节与市场调节相结合的方式上存在差别;二者在内容上存在差别,宏观调控在内容上与时俱进,内涵更加丰富,除了原有的经济总量结构平衡、再生产四个环节及两大部类保持恰当比例、财政、信贷、物资、外汇综合平衡等经济领域的综合平衡,进一步关注经济与社会、生态环境、国防、国家安全、风险防控等其他社会系统的平衡关系。综上分析,我国国民经济综合平衡理论在当下没有过时,是以宏观调控的形式呈现,对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将继续发挥理论指导作用。本文进一步从历史逻辑层面即经济管理政策的演变梳理得知:传统计划经济体制下计划的制定是以国民经济综合平衡为指导原则和目标,其中物资平衡是基础,财政信贷平衡是关键,目标是实现社会总供求平衡,核心是处理好国民收入分配关系,即积累和消费的关系,其中,财政、信贷平衡日益成为国民经济综合平衡的核心和突破口,相应的,运用财政政策、信贷政策实现国民经济综合平衡日渐成为经济政策制定及学术研究的重心,这些转变进一步推动了我国计划经济体制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过渡。随着现代经济学的发展,以财政政策、信贷政策为核心内容实现国民经济平衡、协调发展的理念很自然的成为宏观调控理论的主要内容,实践中的转变进一步推动了理论上的转变。可见,国民经济综合平衡理论并未过时,宏观调控理论是国民经济综合平衡理论在新时代的转型创新。本文对第二个问题的解答,是将国民经济综合平衡理论与中国古代经济平衡思想作比较。在系统梳理中国古代经济思想后,本文提炼出中国古代经济平衡思想,包括价格稳定、物资总量平衡、币值稳定、经济结构按比例、财政平衡、财富分配关系平衡以及实现平衡的方式等思想。具体来说,包括单旗的子母相权论、范蠡的平粜思想、李悝的平籴思想、《管子》的轻重论、桑弘羊的平准制度、耿寿昌的常平仓制度、王莽的市平思想、刘宴的商业情报网、王安石的青苗法、苏轼倡导谷物自由流转、卢世荣的平准周急库、丘濬的价格报告制度等思想,涉及到稳定物价和币值,同时平衡重要物资的供求;重农抑末思想则体现了封建社会自然经济形态下小农式的经济结构按比例发展;量入为出为成为整个封建社会历朝历代遵循的财政原则,体现了朴实的财政平衡思想;晏婴的“权有无,均贫富”、孔子的“不患寡而患不均”及《管子》中主张的“贫富有度”思想,以及将这些思想付诸于土地政策的实践,如董仲舒提出的限田思想,均体现了财富分配关系的平衡;在实现经济平衡的方式上有《管子》的“通轻重之权”的国家调节思想,也有司马迁的“善者因之”的自由放任。这些中国古代经济平衡思想的出现,证实了按比例规律是人类社会普遍经济规律。同时,中国很早就出现了国家,国家能否繁荣昌盛、长治久安,要取决于经济、财政是否平衡、稳定,围绕这一主题,历代思想家从表面和深层展开了思考,促成了丰富的经济平衡思想的形成。虽然这些思想产生于自然经济为主导、商品经济尚未发展起来的中国古代,但其中的国家调节方式为主导、运用市场调节实现按比例规律的一些理念和做法对当代的国民经济综合平衡、宏观调控依然具有重要的学习借鉴意义。除了在思想内容上的相似,在一些具体做法上,本文通过将社会主义经济实践中国民经济综合平衡的做法与中国古代经济平衡的思想主张作比较,也发现了很多的相似之处。由此可知,虽未发现直接的文字表述,但从具体做法中可以得出,国民经济综合平衡理论的很多内容都可以在中国古代经济平衡思想中找到最初的表述,本文认为国民经济综合平衡理论吸收、发扬了中国传统的优秀思想。本文对我国国民经济综合平衡理论的系统研究,对未来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有重要的启示:第一,中央政府的经济权威是实现国民经济综合平衡的关键;第二,国民经济综合平衡理论更加强调“综合”平衡;第三,在国民经济综合平衡中不断深化政府与市场关系的认识;第四,国民经济综合平衡要重视战略、战役、战术层面的衔接;最后,国民经济综合平衡理论指导中国经济建设站起来、富起来,再到强起来的事实证明,这一理论是发展经济的制胜法宝,是社会主义经济发展需要遵循的基本经济规律。本文的创新主要体现在（1）在理论上,重新认识定位了国民经济综合平衡理论的地位、时代价值。首先,比较分析的基础上得出国民经济综合平衡理论既不同于西方经济均衡理论,又与马克思主义经济平衡理论不完全相同,它是我党、国家经济管理进程中的重要理论创造。其次,揭开了过时论的假象,得出国民经济综合平衡理论在当下没有过时,而是以宏观调控理论的形式转型创新,在新的时代背景下继续发挥作用,指导中国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实践,并随着实践的发展而进一步发展完善,这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宏观经济学的重要理论内容之一。最后,发掘国民经济综合平衡理论对中国古代优秀传统思想的吸收和发扬。（2）在研究思路上,本文主要运用学术史的研究方法,即运用文献梳理的方法,大量搜集、查阅本文相关的文献,系统梳理国民经济综合平衡相关的研究文献,运用比较分析方法,比较了西方经济均衡理论、马克思的经济平衡理论、中国古代经济平衡思想,解答了提出的两个问题,这一过程即所谓的学术史的研究。本研究再一次证实,学术史的研究方法是一种构建中国经济理论、发扬中国优秀传统思想、增强经济学理论自信的有效途径。本文的研究是基于相关文献的梳理,所获取文献的权威性、全面性、相关性将直接影响本文论证的质量。笔者在写作过程中,除了使用中国知网、图书馆等平台获取相关资料外,一直得到导师的悉心指导并提供相应资料,这些资料对本文的顺利进行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由于作者的理论认知水平及文献积淀方面的局限性,在论证的深度和广度上仍需后期继续潜心研究,加以完善。

于俊^[6]（2019）在《国家治理视角下的当代中国税收制度改革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税收是国家财政收入的重要来源,税收制度是一国制度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税收制度改革是个源远流长、历久弥新的课题,从古至今,税收制度改革以制度促经济、以经济稳政治、以政治助发展,在人类社会发展史上占据了重要的地位、发挥了突出的作用、留下了深刻的印迹,从一个侧面反映了统治阶级治国理政的战略考量。税收制度兼具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双重色彩,税收制度改革是通过税收制度架构设计和组成要素的边际变化来调整治理格局、增进社会福利的过程。国家治理呼唤深化税收制度改革,税收制度改革助推国家治理优化。当今世界,不论是何种性质的国家、抑或是何种发展程度的国家,在国家治理中都非常重视税收制度改革,这其中既有共性、也有个性,既有成功的经验、也有失败的教训,如何吸收和借鉴他人在税收制度改革中取得的有益成果,适时推进本国的税收制度改革,成为各国经济社会发展中面对的一个理论和实践课题。鉴于税收制度改革的庞杂性、专业性和技术性,目前学术界对于税收制度改革的研究主要集中在税制结构、税种设置、税收政策等较为传统单一的领域内。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指导下,从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视角开展税收制度改革研究,可以将税收制度改革由微观的、具体的工作层面提升到宏观的、战略的层面,拓展税收制度改革研究的内涵和外延,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税收制度,顺应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和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的要求,实现税收治理体系及治理能力现代化。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在争取无产阶级自身解放的斗争中,对税收问题进行了分析论述,提供了这个问题的基本立场、观点和方法。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共产党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税收具体实践相结合,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财税思想的中国化。在当代中国,新时代赋予税收制度改革研究的新思维、新要求、新使命,从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视角探讨税收制度改革,能够更好地适应经济社会从高速度增长阶段转入到高质量发展阶段、更好地化解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彰显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道路、理论、制度和文化“四个自信”。新中国成立以来,税收制度及其调整、改革始终伴随着共和国的历史发展进程:改革开放前,税收制度及其调整以税收集权化匹配计划经济化、以集中统一税收体制匹配社会主义计划经济体制;改革开放后,税收制度及其改革以税收公共化匹配经济市场化、以公共税收体制匹配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税收制度及其改革以税收现代化匹配国家治理现代化、以现代税收制度匹配现代国家治理体系及治理能力,这是我国税收制度变革发展的一项基本经验。历经七十年发展,我国税收制度日臻完善,但也还存在结构布局、法律层级等方面的不足,这些瓶颈制约着税收制度进一步的深化改革,只有从新时代税收文明现代化的高度统筹布局税收制度改革,才能打破瓶颈,建立起与国家治理战略相匹配的税收制度体系。党的领导是我国税收制度改革最本质的特征和最根本的属性,是贯穿当代中国税收制度改革研究始终的一根红线。在宏观、中观、微观三个层面研究中自觉融入马克思主义原理观点和党的方针政策,能够集中体现党对税收制度改革的领导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税收制度的优势。新时代的税收制度改革是全面深化改革的重要组成部分,与“五位一体”总体布局相融洽相助益,总体布局重塑了税收制度改革的灵魂,税收制度改革强劲了总体布局的血脉。自觉成为经济发展的“助推器”、政治发展的“稳定器”、文化发展的“催化剂”、生态文明发展的“净化剂”、社会发展的“粘合剂”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加速器”,是新时代中国税收制度改革的宏观抱负和历史使命。新时代的税收制度改革既要遵循自身发展规律、也要嵌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才能确保税收制度改革运行在正确的轨道上,避免走僵化封闭的老路和改旗易帜的邪路。恪守税收制度改革的家国情怀、激励国家社会公民多元治理主体同频共振,遵循市场规则、力求治理资源配置效率最大化,注重统筹兼顾、发挥制度集成聚变效应,尊重契约伦理、扞卫税收权利义务生态,维护央地关系、调动两个积极性,是新时代中国税收制度改革的中观价值和基本原则。新时代的税收制度改革需要仰望星空、更要脚踏实地,一分部署、九分落实是税收制度改革应有的姿态。在“四个全面”战略布局下施行税收法治方略,在“五大发展”理念指导下放大税收乘数效应,在公平正义精神感召下释放税收正能量,在绿水青山愿景引领下促进绿色税收发展,在多元共治价值追寻下创新税收治理方式,为各国治理中的税收制度改革贡献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是新时代中国税收制度改革的微观努力和路径探索。

中国人民大学全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研究中心课题组,骆桢,龚剑^[7]（2017）在《中国政治经济学年度发展报告（2016）》文中研究表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的健康发展,迫切需要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理论支撑。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要学好用好政治经济学,并提出要不断开拓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新境界,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重大原则。为了进一步促进中国政治经济学的发展与创新,推动对重大现实经济问题的探讨,更好地为中国的经济改革与经济发展服务,从2010年起,我们开始发布中国政治经济学年度发展报告。报告以专题形式汇集和反映报告期内中国政治经济学研究的主要新成果和新进展,并探讨中国政治经济学研究方面可能存在的问题以及进一步发展的方向。需要说明的是,本报告并不追求面面俱到,而是力求突出主线和重点,希望能够刻画出报告期内中国政治经济学研究与发展的主要特点和轨迹,从而为我国政治经济学的进一步研究与发展提供借鉴与参考。2016年的年度报告设立了以下主题:1.关于政治经济学基本理论的研究2.关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3.关于国有企业改革问题的讨论4.关于经济发展新常态与供给侧结构性改革5.关于共享发展与共同富裕6.关于农村土地问题与新型城镇化问题7.关于货币金融政治经济学的研究8.当代资本主义研究9.世界格局的政治经济学研究

肖炎舜^[8]（2017）在《中国财政政策调控的阶段性变化研究》文中研究说明从16世纪初的重商主义开始,经济学就一直在国家干预主义和经济自由主义的争论中发展和演进,并基于不同经济思想提出不同的财政政策主张。20世纪30年代以来,主要资本主义国家在不同时期结合当时的经济问题,对经济运行采取了很不相同的政策措施,财政政策具有明显的阶段性特征。这种阶段性特征受多重因素的影响,经济社会发展的阶段性对财政政策的阶段性具有决定性影响,执政当局对政府与市场关系的不同认识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财政政策干预经济的方式和方法,经济运行周期则决定了政府运用财政政策干预经济的方向和力度。我国改革开放30多年来,根据不同时期的形势和任务,国家运用财政政策调控促进经济社会发展,取得了良好成效。在这一过程中,受经济发展阶段、经济体制转轨、经济运行周期等因素影响,我国财政政策调控呈现出明显的阶段性特征。过去30多年经济发展呈现明显的阶段性特征,对财政政策的制定和实施产生了显着影响。改革开放初期,我国经济发展处在准备起飞阶段,解决温饱问题是核心目标,财政政策的重点是处理“吃饭”与“建设”的关系,推动总量平稳扩张。1992年邓小平重要谈话后,我国经济进入加快发展、开始起飞阶段,围绕实现整体小康目标,财政政策对总量扩张和结构调整并重,把促进总量扩张摆在优先位置。新世纪头10年,我国经济处在快速发展、探索转型阶段,为了促进可持续发展,财政政策在总量扩张与结构调整并重的情况下,把促进经济结构调整和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摆在优先位置。从经济体制转轨的角度看,我国1978年作出改革开放的重大抉择,1992年提出并在上个世纪末初步建成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新世纪以来不断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我国改革开放大致可划分为三个大的历史阶段。财政政策受经济体制变化的影响,从调控主体、调控对象、调控手段、调控目标、决策过程、传导机制等方面,都呈现不同的阶段性特征。聚焦国家和企业、个人的分配关系,中央和地方的分配关系,计划、财政、银行三者关系等“三大关系”,重点分析企业作为市场主体的发育程度、中央和地方政府间的博弈、财政政策在宏观调控体系中的地位等“三大因素”,可以清晰地看出体制转轨对财政政策调控阶段性变化的基础性影响。经济周期对财政政策调控也有着十分显着的影响。改革开放以来,我国财政政策注重“逆经济风向而动”,具有比较明显的反周期特征,较好地起到了抑制经济周期性波动的作用。从中国财政政策决策的实践角度来看,中国财政政策取向转变与经济周期的波峰或波谷高度一致,始终注意相机抉择,较好地运用了“补偿性财政政策”。当前,我国经济发展已经进入新常态,发生了自改革开放30多年以来最大的阶段性变化。特别是进入工业化成熟期,经济增速从高速转变为中高速,供给侧结构性问题已经成为经济运行中的主要矛盾和矛盾的主要方面。必须准确把握财政政策调控面临的新形势、新任务、新要求,坚持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从供需两侧协同发力,总量和结构两个方面并重,用好政府和市场“两只手”,更好地发挥财政政策调控的作用,促进我国经济持续稳定健康发展。

张俊^[9]（2016）在《国家企业权力规制论》文中提出迄今为止,市场经济是被各国发展经验教训所反复证明的一条可行之路。如果承认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确实是一种市场经济,那它就应当具备市场主体地位平等、个体权利受保护、政府权力受制约、竞争秩序公平透明、制度规则可预期等市场经济所必备的共通要素。公权力的越位、错位和缺位,是我国改革所要解决的最核心的问题。有效地加强对公权力的约束和控制,是事关我国改革走出“深水区”的关键。在市场经济体制下,国有企业仍有其存在的价值和必要性。从一定程度上说,国有企业是国家公权力的产物和工具,这种公权力或者来自企业所处的特殊领域和承担的特殊职能,或者来自对企业所经营的国有资产的处分。它从表面上看似乎是国有企业的某种“特权”,但是究其权力的来源和实质,则是政府代表全民行使的国家权力,是国家公权力的一种特殊形式——国家企业权力,政府实际掌控着国家企业权力实现的范围和程度。在市场体制下,这种权力是政府通过设立国有企业输出权力、国有企业通过行使权利实现权力两者共同完成的,缺一不可。这种包含政府和企业双方行使主体的权力正是国有企业的特殊性所在,也是国有企业改革中的关键因素。因此,好的国企改革,本质就是要识别和规范这种特殊的国家公权力,从而才能保障个体自由和财产权利,维护市场的公平秩序,促进公共利益的实现;坏的国企改革就是模糊特殊企业和一般企业的界限、公权力和私权利的边界,维持和扩张权力对资源、利益不受约束的控制。既然对公权力的规范是我国改革的核心问题,那么国有企业改革的中心任务同样是对涉及国有企业运营和改革中的国家权力的规范。规范权力的手段可以有多种,包括道德手段、政治手段、法律手段等。其中,法律规制本应是最主要的手段,因为通过立法的方式,使得这种规制具有民主性、稳定性和反复适用性。它是明确和可预期的,人们可以合理地期望政府对国有企业在设立、运行和退出过程中会如何行为,公共利益包括自己的利益将如何受到影响,也能够依据法律对国家企业权力的失范进行纠正。从世界各国来看,实行严格的法律规制也是规范政府管理国有企业的普遍做法。但遗憾的是,我国虽然拥有世所罕有的巨量国有企业、国有资本,它们在整个国家中发挥着极其重要的作用,但对国家企业权力的法律规制却相当薄弱和有限。这其中既有整体法治水平较低、立法不完善的因素,也有对国有企业性质和功能的模糊和错位,特别是对国有企业转轨性、公权性认识不足的影响。在理论上,我国目前无论是宪法和行政法学界,还是经济法学界,都未对国家企业权力这种围绕国有企业集中体现的特殊国家权力为重点进行研究,致使这一处于交叉、边缘领域的权力几乎成为理论研究的盲区。在实践中,目前涉及国有企业改革的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不仅立法层次普遍较低,而且明显地表现出为政府的国有经济政策进行法律语言“翻译转换”的从属特质,缺乏从社会公共立场出发,对公权力进行规制的法治特性和独立价值。只有对国有企业在设立、运行到退出全过程中所涉及的公权力进行全面的清理,清晰地划定国有企业及其背后的政府权力边界,才能促进市场经济的运行更加健康有序。本文正是基于上述想法,循着“权力是什么”→“国家设立和经营企业是不是权力”→“国家企业权力是什么样的权力”→“国家企业权力应服从什么规制原则”→“国家企业权力应有怎样的规制结构”→“具体如何规制各类不同国有企业的权力”这一思路展开论述。全文除绪论外共分六章。第一章“权力的基本问题分析”,旨在为国家企业权力的论证提供初始定位与宏观定性,可以看作是全文的一个引子,并不直接针对国家企业权力进行研究,但从权力的一般性出发,可以形成对国家企业权力的基本方向性关照,并有助于透过纷繁复杂的现象,抓住问题的关键和本质。从权力的概念来看,核心要素是一方的支配与另一方的服从,权力按其性质可分为公权力与私权力,按其主体可分为政府权力、企业权力、社会权力等,按其内容可分为经济权力、政治权力、文化权力等。权力的“合法性”是决定权力能否被服从,进而能否稳定维系的关键。现代权力合法性的本质都在于公共性,但权力的特性、人性的弱点、制度的缺陷决定了公权力存在背离公共性的异化风险。在矫正公权力异化的德治、政治、法治三种主要方法中,法治矫正在现实性与效率、效果方面更具优势。第二章“国家企业权力的证成与异化”,本章论证国家企业权力是国家权力发展的必然结果,作为一种特殊的公权力,它存在多方面的公共性作为其合法性的依据,但同样权力行使也可能偏离公共性而发生异化。首先,从国家观念和国家权力发展历程来看,主权存在相对化趋势,公共性约束的强化促使国家日益重视社会职能和经济权力,不同类型国家都存在国家权力与企业形式的结合。从历史与现实的普遍现象中,可归纳出国家企业权力概念,即在国有企业的设立、经营、退出中所包含的国家权力,它通过“政府支配企业—企业行使权利”的方式得以实现,具有政府权力和企业权力两个层次,在营利性和非营利性领域分别有不同的作用机制。其次,国家企业权力的公共性可从多角度得到理论支持,从交易费用理论看,国家企业权力使得某些具有公共需求,但私人企业和市场交易均无法发生的生产得以实现;从公共物品理论看,国家企业权力因向社会提供准公共物品而使公共经济领域纳入管理;从企业社会责任理论看,国家通过国有企业承担特殊的公共责任。最后,我国国家企业权力实际运行中,在竞争关系、财产关系、交易关系等方面存在公共性的异化,异化是由于国有企业改革定位不清、公权力法律约束性不足、国际国内经济环境变化引起的,而在立法方面则表现为国有企业在性质上未定位于特殊企业、目的上未突出权力规制、方向上未进行科学分类。第三章“国家企业权力的规制框架”,本章针对国家企业权力的异化构建整体性的规制框架,从规制的基本理念、规制的客体结构和主体结构三个方面形成体系化思路。首先,应将国家企业权力的规制纳入宪政秩序。在我国关于国有经济的宪法制度中,应确立权利本位、权力法定、权力公开、公共利益原则,作为规范国家企业权力运行的经济宪政基本秩序。其次,在国家企业权力规制的客体结构方面,可借鉴国际经验,通过国有企业分类改革,将我国国有企业按其功能和财产属性区分为公共型和商业型两大基本类型,根据两类企业涉及的不同国家权力特征,配置与之相适应的法律规制资源。最后,在国家企业权力规制的主体结构方面,规制主体主要有外部主体和内部主体两大类。外部主体主要是立法机关和利益相关者,议会（人大）应对涉及国家企业权力的重大事项拥有最终决定权,应强化人大在我国国家企业权力规制结构中的权威,必须充分发挥社会公众等利益相关主体对国家企业权力规制的参与。内部主体主要是政府和企业自身,应改革现行政府规制模式,区分公共型和商业型国有企业实施分类规制,在企业内部也应充分发挥董事会、监事会等的权力制约作用。第四章“公共型国有企业中的权力规制”,本章基于公共型国有企业是政府实现特殊政策目的工具属性,以及公益性、垄断性的行业特征,对其中的权力规制更多地表现为政府行为规制而非企业行为规制,重点是规范政府设立企业的权力、划定企业经营业务范围的权力、调控企业行为的权力。首先,要对企业设立权进行规制,在公、私法人划分的基础上改革现行法人制度,建立适于公共型国有企业性质的特殊的法人,采取不同于一般企业的设立原则和设立程序。其次,要对企业业务权进行规制,以我国政策性银行为例,论证国有企业业务经营的权力性,业务权的失范及其纠正,包括明确对政策性业务的界定、加强对相关业务的监管及利益补偿规制。最后,要对国家调控权进行规制,以价格调控为例,由于政府身份错位、公共博弈的缺失引起调控“失灵”,为纠正调控权的异化,应通过委员会化努力构建具独立性的价格调控主体,引入行政法上的比例原则对调控权作适当性限制,在个体诉讼和公益诉讼两个层面探索价格听证程序的可诉化改造。第五章“商业型国有企业中的权力规制”,本章基于商业型国有企业是发挥国有资本为全民利益增长服务、协调国民经济发展的工具属性,以及竞争性、营利性的行业特征,对其中的权力规制主要体现为对企业国有资本运营的规制,通过人大、政府、企业三级的合理衔接,使政府和企业“代理”全民运营资本的权力受到更全面和有效的监督。首先,企业“内部人控制”和政府监管的滥用使国有资本运营权力产生异化风险,应以国有资本运营公司的合理定位为关键,调整现行国有资本运营体制,使政、企各归其位。其次,将国有资本运营纳入财政预算,是权力规制法治化的根本保证,应在公共财政理念下,完善国有资本经营预算制度,特别是对资本收益权的规制,在收益上缴和支出方向和用途上确保公开、公平的公共决策。最后,要对国有企业的合并权进行规制,国有企业的合并与政府行政权力密不可分,传统的反垄断法规制在这一领域存在失效问题,必须以规制政府权力为中心,从立法机关、行政机关、司法机关三方面入手,探索破解国有企业合并中的行政垄断。第六章“国家企业权力退出规制”,本章着眼于在混合所有制改革背景下,建立国有企业在民营化过程中的权力退出规制体系。国有企业改革无法回避民营化,它是解决竞争领域企业效率问题和垄断领域市场开放问题的必经之路。首先,要认识到民营化的过程就是政府和国有企业的权力逐步退出的过程,这种退出本身具有公共性,在退出路径的选择上应选择主动、公开、法治的方式,要通过法律规制实现权力的分类退出、分步退出,并在退出中保护公共利益。其次,在竞争行业国有企业民营化的权力退出中,应建立民营化的决策规制和交易规制,在决策主体和方案设计中体现公共意志,在交易过程和收益处置中做到公开透明。再次,在垄断行业国有企业民营化的权力退出中,应重点关注反垄断问题。以我国铁路改革为例,应建立自然垄断行业的独立规制机构,实现与反垄断监管的衔接,形成合理的市场结构规制和对退出中的国家企业权力规制体系,确保新生竞争领域的公平秩序。

刘新林^[10]（2016）在《用人单位在国家助学贷款中的义务研究 ——以制度经济学为视角》文中提出最近几年,国家助学贷款工作推动得较快,取得了巨大成绩。但是,还不是十分理想,存在不少问题,例如国家助学贷款的覆盖面不全,国家助学贷款的金额满足率不太高,国家助学贷款的申请额度偏小,国家助学贷款的开展在地区和校际之间不平衡。这些问题都说明,金融机构在国家助学贷款中存在“惜贷”现象。出现这种现象,一个重要的原因是用人单位在国家助学贷款中的义务推高了国家助学贷款的拖欠和违约率,导致金融机构对发放国家助学贷款的积极性不太高。到2020年,我国高等教育的毛入学率将达到适龄青年的40%。如此多的青年在高等院校接受高等教育,开展好国家助学贷款,对于发展高等教育的重要性不言而喻。研究用人单位在国家助学贷款中的义务,推动国家助学贷款的健康发展,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从1999年开始,我国国家助学贷款的开展一波三折,经历了探索阶段、展开阶段、发展阶段、停滞阶段、改革阶段、完善阶段六个时期。随着时间的增长,国家助学贷款工作经验越来越丰富,我国国家助学贷款制度日益完善。我国国家助学贷款是一种准公共物品,采取混合供给方式,即由商业银行发放国家助学贷款,政府提供财政补贴。国家助学贷款是一种对贫困学生的资助,而贫困学生的偿债能力很低,不要求贫困学生提供担保,具有很大的风险。政府提供的补助仅限于利率优惠、还款期限优惠、贷款减免优惠,没有提高国家助学贷款的回收率,保护金融机构的资金安全,金融机构对发放国家助学贷款的积极性不太高。为了提高国家助学贷款的回收率,保障金融机构发放的国家助学贷款资金的安全,提高金融机构发放国家助学贷款的积极性,推动国家助学贷款工作顺利地开展,从我国建立国家助学贷款制度开始,就让用人单位在国家助学贷款承担义务。随着我国国家助学贷款制度的发展,用人单位在国家助学贷款中的义务越来越多,到现在,用人单位在国家助学贷款中承担了催收义务、告知义务、接受联系义务、代偿义务、曝光附带义务等五项义务。我国要在很短的时间内建立完善的国家助学贷款体系,在制度变迁上选择了强行性制度变迁的方式,采取迅速而果断的行动,一步到位地安排预期制度。由于制度变迁的方向不太明确,导致制度不断地变更,几乎每年都有新的国家助学贷款政策出台,对以往的政策予以调整。政府及其有关部门频繁地发布命令和规章,相互之间难免不和谐,有的甚至前后矛盾,相互抵触。用人单位在我国国家助学贷款中的义务不具有制度的普适性、制度设计的合理性、制度实施机制的畅通性、其他相关制度安排实现其功能的完善性,并且效用递减得特别快。无论从动态方面讲,还是从静态方面讲,用人单位在国家助学贷款中的义务效率都不太高,甚至在一定程度上是负效率。这不但没有起到预期的推动国家助学贷款回收率提高的作用,甚至还起到了与预期相反的推高国家助学贷款违约和拖欠率的作用。为了保证所有需要国家助学贷款资助的学生都能得到国家助学贷款的资助,有必要对我国国家助学贷款中用人单位的义务予以检讨,重新设置用人单位在我国国家助学贷款中的义务。重新设置的用人单位在国家助学贷款中义务,要起的一种重要作用,就是提高国家助学贷款的供给效率。世界上其他一些国家,在国家助学贷款中,用人单位像我国一样,也承担义务。不过,在这些国家,用人单位在国家助学贷款中承担的义务,与我国用人单位在国家助学贷款中承担的义务不同,他们承担的是提供就业信息义务、代扣利息义务、代扣代缴义务、出具证明义务。在这些国家中,大多数国家用人单位在国家助学贷款的义务只有一种,少数国家用人单位在国家助学贷款的义务有两种。而且,这些用人单位在国家助学贷款中的义务履行起来,都比较容易,不太难,费用不高,成本较低,负担不太重。国外国家助学贷款的回收率高,与这些都息息相关。这些启示我们,让用人单位在国家助学贷款中承担义务,应当尽量少加重用人单位的负担,与提高国家助学贷款回收率紧紧挂钩,与本国的实际情况相适应。我国国家助学贷款采取的是分期定额还款方式,这种还款方式一出台,就受到了广泛的诟病。分期定额还款方式无法使国家助学贷款达到规模经济的要求,无法使国家助学贷款的正外部性有效内在化,无法使国家助学贷款的信息不对称得到改善,无法使对国家助学贷款风险的厌恶得到克服,有强烈的变更需求。缓解国家助学贷款价格的上升,需要采取按收入比例还款方式；对个人所得税实行全额管理化,按收入比例还款方式制度上的障碍已经扫清；个人所得税征收技术的进步,具备了采取按收入比例还款方式的条件,我国国家助学贷款还款方式采取按收入比例还款的方式具备可行性。我国税务机关的征收组织早就已经覆盖了所有大学毕业生的就业区域,税务管理信息系统经过多年的建设已经形成,税务机关基本上能够控制国家助学贷款的回收风险,税务机关参与国家助学贷款回收的成本低,税务机关不仅应当参与国家助学贷款的回收,而且应当以国家助学贷款回收机构身份的方式参与国家助学贷款的回收。税务机关以国家助学贷款回收机构的身份参与国家助学贷款的回收,发放国家助学贷款的机构不必负责国家助学贷款的回收,只负责国家助学贷款的发放,大大降低了发放国家助学贷款机构的管理成本。税务机关以国家助学贷款回收机构身份参与国家助学贷款的回收,用人单位在代扣代缴个人所得税时,代扣代缴毕业生应当偿还的国家助学贷款。为了保障到国家鼓励的地区和岗位工作的获得了国家助学贷款资助的毕业生由国家代替偿还国家助学贷款的权利,用人单位应当在毕业生申请国家代替偿还国家助学贷款时,出具相应的证明材料。用人单位在国家助学贷款中承担代扣代缴义务和出具证明义务,原来在国家助学贷款中承担的催收义务、告知义务、接受联系义务、代偿义务、曝光附带义务可以废止。

二、是他提出了“用税人”概念─—记中国人民大学财政金融学院高培勇教授（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是他提出了“用税人”概念─—记中国人民大学财政金融学院高培勇教授（论文提纲范文）

（1）劳动者薪酬分配公正的法律实现（论文提纲范文）

（2）陈云财经治理思想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3）地方政府竞争对经济高质量发展影响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4）我国地方政府债务风险管理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5）我国国民经济综合平衡理论之学术史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6）国家治理视角下的当代中国税收制度改革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7）中国政治经济学年度发展报告（2016）（论文提纲范文）

（8）中国财政政策调控的阶段性变化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9）国家企业权力规制论（论文提纲范文）

（10）用人单位在国家助学贷款中的义务研究 ——以制度经济学为视角（论文提纲范文）

四、是他提出了“用税人”概念─—记中国人民大学财政金融学院高培勇教授（论文参考文献）

• [1]劳动者薪酬分配公正的法律实现[D]. 王琼. 吉林大学, 2021(01)
• [2]陈云财经治理思想研究[D]. 华清君. 扬州大学, 2020(04)
• [3]地方政府竞争对经济高质量发展影响研究[D]. 侯翔. 华南理工大学, 2020(02)
• [4]我国地方政府债务风险管理研究[D]. 杨婷婷. 中共中央党校, 2019(01)
• [5]我国国民经济综合平衡理论之学术史研究[D]. 拓志超. 中央财经大学, 2019(08)
• [6]国家治理视角下的当代中国税收制度改革研究[D]. 于俊. 华侨大学, 2019(12)
• [7]中国政治经济学年度发展报告（2016）[J]. 中国人民大学全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研究中心课题组,骆桢,龚剑. 政治经济学评论, 2017(03)
• [8]中国财政政策调控的阶段性变化研究[D]. 肖炎舜. 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 2017(10)
• [9]国家企业权力规制论[D]. 张俊. 华东政法大学, 2016(07)
• [10]用人单位在国家助学贷款中的义务研究 ——以制度经济学为视角[D]. 刘新林. 武汉大学, 2016(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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