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政府和市场对我国区域投资分布的影响分析（论文文献综述）
赵永斌[1]（2021）在《山西省利用外资变迁与效益研究（1978-2018）》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利用外资是中国对外开放的关键内容,也是实现工业化和现代化的重要动力。改革开放以来,外资首先弥补了中国经济发展的“双缺口”,发挥了经济增长“催化剂”的作用,然后通过产业关联产生投资带动和乘数效应,间接推动了中国经济增长。此间,外资通过技术和管理溢出、出口促进、就业吸纳和竞争效应等机制,直接或间接提升了中国经济发展质量,带来诸多效益。目前,中国已经从政策型开放进入制度型开放的新阶段,从重点区域开放进入全方位开放的新格局,在利用外资方面,进入了以准入前国民待遇加负面清单、落实准入后国民待遇的投资自由化、便利化阶段。在此背景下,内陆地区引进外资,提升利用外资效益,对于支撑全方位开放新格局具有重要意义。山西省作为连接东西,贯通南北的中部省份,经济外向度较低,发展水平不高,如不加强引进外资,提高利用外资效益和经济开放度,势必造成全方位开放新格局的中部“梗阻”。目前,山西省利用外资存在三方面的挑战:一是逆全球化抬头、其他发展中国家和地区的引资竞争等因素,导致来晋投资流量有减少的风险;二是中国长期对外开放政策的区域异质性,使山西省在新时代利用外资面临“马太效应”;三是外商投资的资源型经济路径依赖可能降低利用外资的效益。在上述背景下,如何在新形势下加强利用外资,提升综合效益,变“马太效应”为“后发优势”,成为山西省推动制度型开放,支撑中国全方位开放新格局需要解答的重大命题。而解答此命题,必须首先梳理利用外资的变迁历程、总结规律、评价效益并剖析影响因素,据此提出针对性强的政策建议,才能鉴往知来,解答上述命题。目前,全国层面对内陆资源型地区利用外资变迁与效益的研究比较少,已有的关于山西省利用外资效益的研究,也因缺乏对史实的把握而解释力不足。山西省作为内陆资源型地区,内陆区位特征和资源型经济特征决定了其在利用外资上具有独特的逻辑和规律。从这两个特征出发,研究山西省利用外资的变迁与效益问题,具有典型的实践意义和理论价值。基于此,本文对改革开放以来山西省利用外资变迁与效益问题进行了研究。首先在文献分析的基础上,参照利用外资史上的标志性事件、山西省利用外资的阶段性主导因素等,将研究时段分为1978-1991年（内陆区位约束下的小规模探索阶段）、1992-2001年（内陆与资源型特征主导易位下的高速流入阶段）、2002-2012年（资源型经济优势强化与服务业快速引资阶段）、2013-2018年（资源型经济转型与内陆开放型经济建设双主导的高质量导向引资阶段）四个阶段。其次采用史料实证分析、规范分析、历史制度分析和归纳演绎等分析方法,对每个阶段利用外资变迁的事实和规律进行梳理总结,评价利用外资的综合效益并剖析其影响因素。最后,结合山西省当下利用外资的内外部环境,提出政策建议,以鉴未来。本文主要研究结论和观点如下:一、关于山西省利用外资变迁的事实梳理改革开放以来,山西省利用外资的总体规模较小,但呈现上升趋势,到现阶段已经与其经济规模相适应。外商直接投资自2006年之后成为主要投资方式。港澳台资项目比例始终占有绝对优势;欧美澳等发达国家投资份额先增后减,但高于全国水平。影响外资来源国别结构的主要因素是金融危机、地缘经济等。在投资方式上,外商独资企业比例持续低于全国,营商环境差、交易成本高和资源型行业股权比例限制使然。外商投资行业上,入世之前以工业为主,入世后服务业逐步增加,工业内部“煤焦冶电”等传统领域投资比例经历了“增-减-增”的过程。外商投资区域上,省会太原引资居多,但投资区域协调性逐渐增加,开发区、综改区等渐成主要载体。二、关于山西省利用外资变迁的规律总结（1）资源禀赋是山西省吸引外商投资的独特条件,也是导致山西省引资特征、使用效益与全国不同的根源,直到现阶段,该条件仍是吸引外商来晋投资的主要因素。（2）内陆特征与资源型经济特征在引资主导地位上彼此制衡。内陆特征下,交通成本约束形成了高附加值、非运输成本敏感型引资偏好,而资源型经济发展形成了初级资源产品（低附加值、高运输成本）引资偏好。交通条件改善的情况下,后者在“资源诅咒”下取得引资主导地位,倾向于降低外资效益,需要政策予以引导和规制。（3）围绕资源型经济的两面（加强优势、补齐短板）不断调整,是山西省利用外资40年政策变迁的主线,导致利用外资的出发点过度聚焦于资源型经济,而忽视其综合效益的释放。（4）外商选择何种方式在晋投资,是其竞争优势内部化成本和经营收益权衡的结果,也是反映山西省市场化程度和营商环境优劣的指标。（5）资本增殖的本性决定了无论是直接外资还是间接外资,盈利性都是需要考虑的重要因素,借用外国贷款用途的盈利性不应被公益性完全覆盖。三、关于山西省利用外资效益的表现改革开放以来,山西省利用外资的综合效益总体上升,港澳台资的综合效益高于其他外资,主要是在创新和协调两方面具有优势,其他外资则在共享效益上更胜一筹。到现阶段,创新效益和绿色效益是利用外资亟待提升的两个方面。四、关于影响山西省利用外资效益的因素分析（1）山西省产业结构单一、产业链长度不足、创新吸收能力较低,不利于吸收外资的创新溢出;合资企业管理“国内化”降低了外资管理经验的溢出。（2）鼓励外商投资于“煤焦冶电”等资源型、高退出门槛的行业,降低了外资在晋的协调效益,而且这种降低是持续性的。（3）投资行业高碳化和低环境规制,降低外商投资的绿色效益。（4）资源型经济下,资源收益追逐型外资挤出外向型外资;汇率缺口消失下,创汇动机减弱,引进外资的外向度降低,影响外商投资的开放效益。（5）成本敏感型外资对劳动力的技术要求低、可替代性强,且多投资于低附加值领域,在房地产过热推动土地价格上升的情况下,外资倾向于削减员工工资,从而降低了收入带动效益。上述因素也是山西省提升利用外资效益的切入点。最后,本文基于上述事实梳理、规律总结和原因分析,结合当下山西省利用外资的国际、国内、省内环境,从6个方面提出了15条针对性、可行性较高的建议。这6个方面是:（1）在全球应对气候变化大局下,加大绿色外资的引进力度和规模。（2）在RCEP、CIA等新型区域投资贸易协定中,立足关键领域和对象开展精准招商引资。（3）在“一带一路”倡议和“双循环”发展格局中,主动承接和引进相对先进和高效益的外资企业。（4）在“煤炭生产向资源富集地区集中”的煤炭生产布局调整下,既要提升外商投资的协调性,又要在煤炭清洁生产、运输和加工领域发挥外资的绿色效益。（5）在资源型经济转型中,提升外资的创新效益,加大生产性服务业引资力度。（6）构建优质引资环境,重引增量更重稳存量,进一步释放既有外资企业的综合效益。
李屹然[2]（2021）在《中国式分权对地方政府支农行为影响研究》文中认为制度是激励与约束人行为的一种规则。中国式分权制度由于对地方政府做对了激励,从而被认为是引致我国经济增长奇迹的一个关键性制度安排。但当前纵向财政税收返还已逐渐无法满足“增长型”政府的支出需求,分税制改革在经济与政治的双重激励效应正在减弱;分权体制在保留政治权威约束下的上下级互动过程中,更倾向同级地方政府之间的横向互动关系,这种关系在近十余年来伴随预算外收入的增长越发明显。支农事权下放后我国地方政府在区域支农领域的作用越发重要,但事实与现象发现西方经典分权理论已无法合理解释当前我国地方政府的支农行为。中国特有的政治、经济、文化背景对分权制度的作用机制产生了独特影响,而这种影响能否合理激励地方政府扶持本地农业经济综合发展是值得研究的。因此,本文尝试构建了中国式分权制度对我国地方政府支农行为的影响理论框架,希望通过优化我国分权制度设计从而优化地方政府的支农行为,最终达到促进我国农业经济持续、健康、稳定发展的目的。本文遵循了理论研究→实证研究→政策研究的基本逻辑思路,将中国式分权细分为收入分权（横向）、支出分权（纵向）与管理分权（市场）三个维度进行分析与理论构建。其中收入分权从地方政府之间横向经济收入博弈的角度分别讨论了预算内收入（财政分权）与预算外收入（金融分权）的不同影响机制;而支出分权则从中央与地方政府之间支农事权下放、信息反馈机制以及政绩考核指标的角度进行了研究;最后管理分权侧重于分析地方政府与市场之间的支农干涉与管理职能问题。通过对中国式分权制度研究范畴的细化,本文揭示了分权制度对地方政府支农行为的内在机理与影响方式,并为后文实证构建了理论框架。在实证研究阶段,本文首先通过描述性统计对核心变量进行了基础演绎与分析,其后采用2008-2018年面板数据,并运用了固定效应模型、门槛回归模型、面板分位数模型、面板格兰杰因果检验、空间计量模型以及中介效应模型对前文理论机制进行了验证。本文通过理论分析与实证检验后提出了以下研究结论:（1）收入分权会造成地方政府支农预算软约束行为①当前收入分权下无责任的财政援助弱化了纵向财政分权的激励机制,但强化了横向财政资源竞争的能力。联邦制的财政分权模型的激励效应并不适用于当前我国地方政府支农行为。在中央政府高度政治集权的“大政府”领导下,基于增值税税收返还的纵向财税激励效应减弱;而地方政府可通过横向的财政控制从而强化其财政资源能力。②中央与地方政府在支农行为上的目标函数趋同降低了金融支农约束。同时金融收入分权的预算外收入竞争强化了地方政府金融支农的能力,但这种能力来源于金融风险的对外转嫁与中央的隐形担保。地方政府可以通过成本外溢与风险转嫁等方式,将自身预算外约束扩张的成本与风险转嫁到上级或同级政府,从而强化其金融资源的获取能力。③地方政府在强化其经济能力的过程中,支农能力大于了其支农真实需求。通过理论与博弈分析表明,财政援助所形成的横向财力转移会导致地方政府间的财政支农规模的提升。地方政府中高收入分权地区会主动增加财政支农规模,在被转移支付前优先满足自身支农需求;而低收入分权地区的地方政府则在农业“争资立项”的基础上对中央与同级政府造成事实性依赖。二是地方政府利用“风险转嫁”扩大其预算外支农约束,增强了预算外收入的横向竞争（金融资源）,从而更为盲目的扩张其预算外的金融支农约束。实证结果表明收入分权造成的支农预算软约束行为具有一定的区域差异性;同时收入分权对支农规模的影响作用具有明显的双门槛效应,适度的收入分权能够推动当地支农规模上涨,但过高或过低的收入分权对于支农规模提升作用降低。面板分位数回归结果表明收入分权在25%、50%以及75%分位条件下对涉农资金规模的正向促进作用相同,其结果同时说明当前地方政府支农资金规模的主要受到政府间横向经济博弈与其支农能力的影响,而非适应当地农业经济发展的需求。（2）支出分权会造成地方政府支农政绩导向行为①当前支出分权的下放并未能平衡中央与地方政府之间的信息差,信息传递仅能从上至下而未能从下至上。由于我国户籍制度与乡村文化传统限制导致农村受益主体的村民难以运用“用脚投票”或“用手投票”来反馈地方政府对三农建设的成绩与满意度;农村对地方政府服务供给的信息反馈失效导致委托代理模型在我国农村的应用出现偏差,这种偏差弱化了支出分权通过横向竞争优化农村公共投资结构的作用。②上级部门指标性考核方式则强化了支出分权的纵向激励效应,中央政府指标性考核从选择性变为了唯一性。当前支出分权制度由于缺乏有效的信息反馈与绩效考核方式,造成地方政府在面临上级政府考核时产生对政绩指标过度依赖,从而忽略了当地农村受益主体的真实需求。这种激励偏差会引致地方政府一方面追求短期政绩表现,同时对农村公共投资更侧重“可视性”的政绩投入,最终形成政绩导向行为。实证结果表明:事权下放导致地方政府对农村投资与公共服务供给遵循“可视化”优先的投入导向,对容易被上级政府考核发现的“可视化”指标更加侧重,而对于不易被晋升考核重视的“非可视化”指标则投入不足。通过脉冲响应与方差分解发现支出分权对支农行为“短期化”投入的冲击效应在滞后四期左右迅速收敛于零,表明了地方政府的支农政绩导向行为对农村投资建设未能形成长期稳定的支持,同时这种短期性行为对于“可视化”指标的影响滞后期更为提前。此外实证结果表明当前财政资金对于需要长期和持续性供给的农村服务供给更为有效。（3）管理分权会造成地方政府支农市场分割行为①管理分权此时对于农业经济发展的管理与干涉并未有效促进其市场化进程,反而促进了区域间的市场分割行为,这种干涉行为不仅未能消除“市场失灵”,反而导致了“政策性失灵”。我国农业市场与政府之间呈现较为明显的“强政府”与“弱市场”关系,地方政府在支农事务上出现明显的地域边界隔离,支农行为边界不清晰,职能不确定的现象,并对当前区域中农业商品市场以及农业生产要素市场进行行政干预与地方保护。②管理分权的主要影响机制为地方政府通过控制农业商品或生产资料市场的价格因素来对农业生产与销售环节进行控制。地方政府支农行为边界的模糊引致地方政府支农行为缺乏制约,在面领“各自为战”与提升本地农业经济增长的选择中,地方政府突破管理分权边界约束对区域农业发展形成市场保护,最终形成农业多领域的市场分割行为。实证结果表明:一是运用空间计量模型就管理分权与地方政府市场分割行为之间的影响机制进行了检验。检验结果表明区域农业商品市场已经形成了区域性市场分割,该行为表现出区域内Moran I值的显着与趋同性,表明农业商品市场的市场分割已经形成了一定区域性聚合性以及部分地方政府横向联盟;同时,通过了拉格朗日乘子法检验后,运用空间滞后模型回归结果表明地方政府管理分权对农业商品市场分割的影响显着。二是运用中介效应模型就管理分权与地方政府市场分割行为的影响路径进行了检验,实证表明省农业生产规模会影响对管理分权的影响效应起到正向的促进作用;即管理分权在农业生产大省形成的市场分割行为会更加明显。本文中国式分权制度特点从不同维度勾勒出地方政府在支农行为的特点,描述了支农规模基于博弈、支农投资服从政绩、支农管理缺乏合作的综合性支农行为。本文基于以上研究结果,对我国分权存在的问题提出了相关政策建议与优化方案。最后,和已有的研究相比,本文的创新点与研究贡献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1）理论框架创新。本文将分权制度的纵向激励、横向竞争、预算外经济资源博弈以及地方政府支农行为抉择纳入到统一的理论框架。在此框架下,政府间一方面存在纵横联动的二维显性制度“双重激励”效应,另一方面存在基于预算外经济资源撰取的隐形制度“投机抉择”,显性与隐形制度博弈结果决定了地方政府支农的行为路径。该框架较好的解释了地方政府支农“意愿”不强,但支农规模增长的现象;同时澄清了支农资金规模并非造成农村公共投资不足的主要原因;并能对区域农业市场分割现象进行有效回答。（2）分权制度的研究维度细化。基于中国经验对已有以纵向税收返还为核心的财政分权制度研究内容的细化与扩展。本文在将分权制度的研究范畴细化为收入分权、支出分权以及管理分权三个维度,是对当前分权制度研究维度与范畴的有效细化。（3）实证方法创新。运用双门槛效应模型实证了分权制度对地方政府支农规模影响的非线性关系,描述了不同分权程度的影响机制差异性,是对已有线性实证方法的一个补充;运用PVAR模型实证了分权制度对地方政府支农行为的滞后期影响,并描述了该影响在短期快速收敛的政绩导向现象,是对已有研究忽略政策滞后期影响与持续效应的一个补充;通过设定质点距离并基于“冰山理论”构建空间权重矩阵,并运用空间滞后模型实证了地方政府对农产品造成的市场分割行为,是将“冰山理论”与空间地理结合实证的创新扩展。
田人渠[3]（2020）在《“一带一路”耕地资源评价及投资的影响因素研究》文中提出在中国农业深度融入世界农业的时代背景下,农业对外直接投资取得了较快进展,对“一带一路”国家的耕地投资更是为我国和沿线国家的投资合作带来了重大机遇。“一带一路”沿线地区有着丰富的自然资源,且多为发展中国家,农业在其社会稳定和经济发展中的地位至关重要,但部分国家的农业生产仍以粗放式为主,农业科技水平相对落后、经济效益低,与我国农业生产要素高度互补,我国与沿线国家的农业合作具有互利共赢的基础及广阔的投资前景。在当前“一带一路”倡议逐步落实的关键时期,粮食安全、资源配置、生态环境安全和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等问题,已日渐成为制约各国农业发展的瓶颈,亦是现阶段我国与“一带一路”成员急需深入协同合作、共同解决的重要问题。在此背景下,对外耕地投资作为我国农业“走出去”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研究我国“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耕地资源状况、双边距离及制度环境等因素对我国对外耕地投资的影响机制,可以丰富我国对“一带一路”国家耕地投资领域的研究,为优化我国企业在沿线国家耕地投资合作、提高资源配置效率提供参考。在理论方面,本文基于对外直接投资理论和新经济地理理论来探究影响我国在沿线地区耕地投资的主要因素,并提出了双边经济距离、东道国制度环境和耕地资源水平影响中国对外耕地投资区位选择及投资规模的理论假说,拓展了资源导向型对外直接投资的理论分析框架。在实证方面,本文运用熵权TOPSIS法综合评价东道国2008-2017年的耕地资源水平,并采用东道国对中国直接投资的依存度测算双边经济距离,将这两个变量和东道国制度环境等区位特征纳入实证模型中,实证分析中国在沿线国家耕地投资的区位选择及投资规模的影响机制,并进行稳健性检验。进一步基于资源配置理论和可持续发展理论有针对性地分析不同国家的投资合作模式。本文的实证分析补充了我国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耕地投资的经验研究,主要得出以下结论:（1）“一带一路”国家耕地资源各指标的空间分布差异较大。在耕地评价指标体系中,可再生淡水资源和可灌溉农田面积所占权重较高,反映了耕地质量本身的相对重要性。（2）中国的耕地投资在区位选择阶段和投资规模决策阶段既有相同的影响因素,也有差异因素。在耕地投资的区位选择阶段,我国倾向于选择具有较近的双边经济距离和地理距离,政府腐败水平较低的国家。在投资规模决策阶段,东道国的耕地资源水平、腐败水平、农业近似全要素生产率和地理距离是重要的影响因素。此外,东道国的耕地资源水平对我国耕地投资的吸引力会受到腐败水平的负向调节,而政府有效性和市场规模有助于强化耕地资源对我国耕地投资的促进作用。（3）沿线国家的区位特征差异较大,我国需要结合各区域的比较优势开展差异化的耕地投资合作,在欠发达的地区注重保护水土资源及农户生计,保障发展中国家的粮食安全;在经济较发达的地区注重农产品流通和销售环节,加强企业与当地市场的联系,保证沿线地区耕地投资项目的可持续发展。最后,本文在研究结论的基础上谨慎提出相应的政策启示。企业层面:（1）在“一带一路”区域,中国耕地投资的区位选择应重点关注双边经济距离较近及制度环境较好的国家;（2）跨国耕地投资应注重对当地资源环境的保护,确保耕地投资的可持续发展;（3）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因地制宜的开展耕地投资合作。政府层面:（1）缩短双边经济距离,为中国的耕地投资营造良好的外部环境;（2）制定和完善国际耕地投资规则标准。有效识别东道国投资风险,降低企业对外耕地投资的不确定性。
刘晓飞[4]（2020）在《我国文化产业的金融支持体系研究》文中提出文化产业作为二十一世纪的朝阳产业,在一国的国民经济体系中扮演着重要角色。文化兴则国家兴,产业强则国家盛,文化产业发展则社会可持续发展。文化产业健康发展是实现社会可持续发展的有效路径。文化是一个民族的灵魂,文化发展是国家发展的重要标志,文化产业是我国国民经济的重要参与环节。政府、企业、学术界已经达成共识,推动文化产业发展以促进我国经济增长。要实现文化产业的稳定发展,金融行业的支持不可或缺。金融是现代经济的基础,也是产业发展的重要基石;另一方面,文化产业的发展同样反作用于金融业。文化金融将为国家金融支持产业发展提供的有效支持。近些年,我国文化产业发展迅速。2018年,我国文化产业的增加值为38737亿元,较2004年增长了10.3倍;2005-2018年,我国文化产业的增加值实现了年均增长18.9%,远远高于同期GDP的增长速度。另一方面,在GDP中所占的比重文化产业增加值也由2004年的2.15%提高到2018年的4.30%,在国民经济中文化产业的比重逐年上升。在文化产业迅速发展的过程中,金融业的支持具有重要的作用,我国拥有充足的金融资源,随着国家的金融体制改革、IPO注册制和互联网金融的相继启动,金融对文化产业的支持力度增强,推动文化产业的发展。然而,现在诸多因素制约着文化产业的发展,金融生态环境欠佳、文化产业本身高风险的特点、融资渠道单一、融资量严重不足而致的文化产业融资约束依然十分严重。因此,如何发挥金融推动作用,构建文化产业的金融支持体系,使文化产业的发展不再受到融资的困扰,已经成为学者和政府部门面临的重要课题。本文尝试构建符合我国文化产业发展的金融支持体系,探讨金融支持与文化产业发展、文化产业安全的互动机理,以便于为政策的制定提供微观基础,从而使政府政策的制定更为有效。文章从文化产业的基本涵义、基本理论出发,分析了我国文化产业发展的现状及文化产业金融支持的现状,分别从我国的财政文化支出、银行业、资本市场、债券融资、保险业、文化产业基金、担保机构及风险投资等方面分析了我国文化产业金融支持的现状,指出文化产业的金融支持中存在的问题在于现存的金融支持体系无法适应文化产业的发展要求。在此基础上通过实证分析的方法探讨了金融支持对于文化产业的效应。包括金融支持对文化产业发展的效应及对保护文化产业安全的效应。在对文化产业发展效应分析中,将数据按我国东部、中部、西部三个部分划分,通过Granger因果检验和主成分回归模型,得出我国文化产业的金融支持对文化产业的发展具有巨大的推动作用。另一方面根据产业安全评价指标体系结构框架,建立文化产业的安全评价体系,通过因子分析法与熵权法分析了金融支持对文化产业的安全效应。通过上述分析可以看出,金融业的支持对文化产业的发展及保护文化产业安全具有非常重要的影响。设计合理的文化产业的金融支持是本文的重点和归宿,文章在借鉴其他国家金融支持文化产业的基础上,认为我国当前金融支持体系并不完善,金融支撑文化产业作用不足,进而对该原因从组成要素及其职能界定的模糊、金融支持体系架构的不完善和政策与监管架构的不完善三方面记性分析。之后,探讨文化产业金融支持体系构成要素,提出构建包括政府、资本市场、商业银行及企业自身在内的涵盖宏观、中观、微观在内的立体式、全方位、多层次的金融支持体系。设计建立包括财政经费支持、银行业、保险业、证券业、投资公司、资本市场及风险投资在内的一系列创新金融工具为支撑的文化金融体系。最后,本文分别从政府政策、金融机构、资本市场、信用担保机制、社会化的融资服务体系建设五个方面提出政策建议。
赵月[5]（2020）在《中国经济复杂性对区域经济差异的影响研究》文中提出随着社会经济的不断发展,产业类型的多样化和复杂化将导致我国经济复杂度的提升。揭示中国经济发展的文献资料种类丰富且数量繁多,然而针对中国区域经济发展状况的非货币指标研究的文献依然比较缺乏,鲜有学者利用公司层面数据对国内区域进行经济复杂度测度,并与区域经济发展差异相结合进行研究。文章旨在丰富我国经济复杂性研究和区域经济差异研究。文章选取1990年至2017年公司上市数据、县域经济数据及其它基本数据,利用Matlab、ArcGis、Stata等软件进行建模计算,测度我国经济复杂度对区域经济增长差异的影响。测度过程中加入了空间因素进行综合考虑,在确定我国经济增长差异存在空间自相关后,最终选取SAR模型与SEM模型分析我国经济复杂度对区域经济差异的影响。文章结论如下:第一,我国的行业发展具有多样性,且行业的多样性存在地区差异;第二,我国在经济复杂性上表现出的时间维度差异较弱,但区域空间位置经济复杂性差异较大,东部地区的经济复杂性指数较高,西部各省市后期发展潜力巨大,经济复杂性指数不断提升;第三,我国区域经济增长水平存在较大差异,西部地区经济增长差异大于东部地区,北部地区经济增长差异大于南部地区,且东北差异已逐渐大于东西差异;第四,我国经济增长差异存在空间相关性,经济复杂性指数的提升对降低我国区域的经济增长差异有着重要影响;第五,投资水平、居民消费水平、教育水平、人力资本、科技创新水平的高低在空间计量模型中也显示出了与区域经济增长差异显着的空间相关性。最后文章针对所得结论,从多角度提出了调控区域经济动态协调发展的相关对策建议。
周玲玲[6]（2020）在《中澳FTA对我国农业经济的影响研究》文中研究指明现阶段,中国正加快实施自由贸易区战略,全面构建更高水平开放型经济新体制,以推进中国外贸的高质量发展。众所周知,中国作为世界上重要的农产品生产大国与贸易大国,农产品贸易开放程度也在逐步扩张,农业全面开放格局逐步形成。迄今我国已签订17个自由贸易协定,共涉及世界25个国家或地区,中国-澳大利亚自由贸易协定是贸易自由化程度相对较高的自贸协定。其中,农产品贸易一直作为中国和澳大利亚的重要贸易领域,双边自贸协定的签署实施必将对我国农产品部门产生至关重要的影响。因此,中澳FTA建立将引发思考如下问题:首先,中澳FTA对我国农业经济产生怎样的影响呢?进一步,伴随全球生产分工的日益细化,农业生产链条的延伸将不再桎梏于某个国家或区域内部,那么中澳FTA对我国农产品贸易增加值又将产生怎样影响呢?更进一步,由于中国不同省份的气候环境、资源禀赋、人口结构等诸多因素差异悬殊,农业生产的区域非均衡性显着,且农业格局呈现高度集中特点。因此,中澳贸易自由化可能不仅对我国国家层面的农业经济产生强烈影响,而且还将影响我国不同区域的农业经济发展,那么中澳FTA对我国区域农业经济产生怎样的影响呢?本文将以中澳贸易自由化为研究对象,试图全面系统地揭示出中澳FTA对我国农业经济的影响效应。鉴于此,本文综合国际经济学中的贸易理论与文献研究并结合中国实际,以中澳FTA为研究对象,分别从国家视角、贸易增加值视角及区域视角探究中澳FTA对我国农业部门的影响效应。与以往大部分文献的不同是,本文不仅采用最新的GTAP 10的数据库与高度细化的中国区域数据库（Sino-TERM Database）,还在此基础上构建了GTAP模型与Koopman等（2014）的链接,以细致分解中澳FTA对农产品贸易增加值的影响效应;此外,还构建了GTAP模型与区域CGE模型（Sino-TERM模型）的链接,以进一步探究中澳FTA对我国区域农业经济的影响。已有文献为本文提供重要的参考借鉴,本文边际贡献则在于以下三大方面:第一,研究视角。以往文献主要侧重贸易自由化对生产端的影响研究,而本文重要区别在于以下两点:其一,不仅考察了中澳FTA对农业经济生产端的影响,还进一步从消费端阐述了中澳FTA对居民食物消费结构的影响;其二,本文还从农产品贸易增加值视角深度挖掘了中澳FTA对农产品贸易增加值的影响,分别从国家层面与产业层面阐释中澳贸易自由化对农产品贸易增加值的重塑效应。第二,数据方面。为尽最大可能与现实吻合,本文在数据库方面进行了核查与完善。主要在于以下两点:其一,在国家层面。本文采用普渡大学于2019年7月发布的GTAP 10数据库,并运用Walmsley动态递归的方法将该数据库更新到2018年,基于该数据模拟评估了中澳FTA对我国农产品部门的经济效应;其二,在区域层面。本文则运用最新版本的Sino-TERM数据库,并综合现有统计年鉴、海关数据等数据信息,分别从省际生产结构、省际消费结构、进出口贸易结构及省际调入调出结构四大方面对Sino-TERM基准数据库进行了一系列的数据校准完善,以最大可能确保数据库的精准性。第三,模型方面。拓展了中澳FTA分析框架,首先,运用了GTAP模型与Koopman等（2014）的链接模型,探究中澳FTA框架下对农产品贸易增加值的分解,拆解了自贸区框架下总贸易的影响效应;其次,构建了标准GTAP模型与Sino-TERM模型的链接,深化了中澳FTA对我国区域农业经济效应的影响,突破了标准GTAP模型评估国家层面经济效应的制约;最后,在标准Sino-TERM模型的基础上,进一步将传统“Fan分解”拓展为“FFZZ分解”,即由传统“Fan分解”的国内市场效应、进口产品的替代效应及出口市场效应三大效应,而无法展示区域间调入调出效应的影响程度。故本文将其拓展为“FFZZ分解”的本地市场份额效应、出口国外市场效应、调出国内其他区域市场效应、进口国外市场效应及调入国内其他区域产品效应五个维度来解构某个区域某种商品产出的变化效应,细化了省际区域间调入调出效应对部门产出的影响。有鉴于此,本文紧紧围绕中澳自贸区对我国农业经济效应展开如下一系列研究:第一,本文采用了世界银行WITS数据库中1992-2018年中国与澳大利亚的农产品贸易数据,并依据Chen（2006）的五大类农产品分类,以细致刻画中澳农产品贸易结构演变。研究发现:首先,分别阐释了中国与澳大利亚的谷物油籽植物油、园艺产品、动物产品、加工农产品及纺织原料农产品五大类农产品贸易结构演变。中澳两国农产品贸易合作深度日趋增强,但我国一直长期逆差地位且贸易逆差状态在逐步扩大。中国出口澳大利亚的农产品以加工农产品、园艺产品及动物产品为主;而澳大利亚出口中国的农产品则主要为纺织原料。其次,测算了中澳农产品国际市场占有率（MSR）和显示性比较优势（RCA）评估农产品国际竞争力演变。鉴于中澳两国自然禀赋差异悬殊,中国以加工产品、园艺产品等农产品一直占据相对比较优势,而澳大利亚的纺织农产品则具有较强的比较优势,这与中国-澳大利亚农产品贸易结构保持高度吻合。再次,测度了中澳不同要素禀赋的农产品贸易结构。中国出口澳大利亚农产品以劳动密集型农产品为主,但出口劳动密集型农产品占农产品出口总量的份额在逐年递减,表明我国由劳动密集型农产品为主的出口格局在逐步向土地密集型农产品出口格局过渡,这可能与我国“人口红利”总量渐趋缩小存在密切关系;而中国从澳大利亚进口农产品则主要以土地密集型为主,这主要归因于澳大利亚土地密集型农产品具备得天独厚的优势,在国际市场中占据重要地位。中澳不同要素禀赋农产品的结构演变规律,也揭示出伴随着中国农业的日益发展及居民需求的逐步提高,澳大利亚出口中国的农产品结构有所转变。中澳农产品互补性日益凸显,这也将极大推动双边农产品贸易。第二,在中澳农产品贸易统计描述的基础上,本文继续运用了GTAP模型研究中澳FTA对农业经济效应,并重点从贸易结构、生产结构和供需结构考察了中澳FTA对我国农业经济的影响。具体而言,首先,基于GTAP模型模拟结果,本文不仅从生产端分析了中澳FTA对我国农业经济的影响,而且还从尝试从消费端出发探究中澳FTA对居民食物消费结构的影响,拓展了中澳FTA的研究视角。研究发现:总体而言,中澳FTA对我国宏观经济具有正向促进效应,无论是GDP、居民福利及贸易条件均有显着增进。从生产视角来看,中澳贸易自由化对我国部分农业部门造成了一定的冲击;而从消费视角来看,中澳贸易自由化有利于促进居民食物消费结构的优化改善,主要表现为:中国家庭消费者进口大米、小麦、谷物等低附加值农产品的增幅要低于进口糖类、牛羊肉、猪肉、奶制品、水产品及加工食品等高附加值农产品;此外,中国家庭消费进口的牛羊肉、猪肉、植物油、奶制品及加工食品等产品对福利增长贡献程度要远高于大米、小麦、谷物。因此,中澳FTA不仅对我国促进宏观经济增长,而且还会促进我国居民食物消费结构改善,以满足居民食物消费的多元化需求。第三,为进一步探究中澳FTA对我国农产品贸易增加值的影响,本文还构建了标准GTAP模型与Koopman等（2014）贸易增加值分解模型的有效链接。该链接模型能够综合标准GTAP模型与Koopman等（2014）贸易增加值分解模型的双重优势,进而从贸易增加值层面深度解构中澳贸易自由化对我国农产品不同贸易增加值部分的影响,而非仅局限于整体贸易层面。本文主要从中澳FTA对农产品贸易增加值的以下三个层面考察。首先,中澳FTA对农产品贸易增加值的国别异质性。中澳FTA对农产品贸易增加值影响具有较强的国别异质性,极大推进中澳农产品贸易增加值的增长,同时对新西兰的优势农业部门造成了正向溢出效应,而其他国家农业部门则会受到负向抑制效应。主要原因可能在于中澳农产品贸易关税削减后,直接造成贸易成本迅速下降,引致中国同日韩产生大规模的贸易转移效应,如:中国同东盟的水果蔬菜、其他作物、肉类制品及食物制品的不同贸易增加值部门均显着降低。其次,中澳FTA对农产品贸易总体的增加值分解。这里不区分贸易伙伴,将中国与所有贸易伙伴的农产品贸易作为分析对象。中澳FTA对农产品贸易总体贸易增加值具有显着影响,不同贸易增加值部分的影响存在显着异质性。从中国视角来看,中澳贸易自由化对我国农产品部门的最终品出口蕴含的增加值部分与中间品出口蕴含的增加值部分影响最为严重,这主要归因于我国农产品国内价值链相对较长,出口以劳动密集型产品和初级加工品为主;贸易自由化对澳大利亚农业部门贸易增加值的正向促进效应要高于中国,主要原因在于澳大利亚出口中国的农产品贸易体量于中国出口澳大利亚的农产品贸易体量,中澳农产品贸易一直呈现显着的逆差状态。此外,澳大利亚农业现代化程度较高,农业部门的产业链相对而言更长,国内贸易增加值相对更高。最后,中澳FTA对双边农产品贸易增加值重塑效应。这里区分贸易伙伴,仅指中国与澳大利亚的农产品贸易作为分析对象。中澳FTA对双边农产品贸易增加值存在显着影响。具体地,从中国视角而言,中澳贸易自由化对我国棉花、动物产品、牛羊肉、奶制品和食物制品等部门具有重要影响。从澳大利亚而言,中澳贸易自由化对澳大利亚的谷物、棉花、动物产品及奶制品等农产品具有重要影响。因此,中澳FTA将对我国农产品贸易增加值产生重要影响,尤其是中澳重要的农产品部门。第四,贸易自由化对不同区域的农业影响存在较强的异质性,故本文继续探究中澳FTA对我国区域农业经济的影响。本文不仅修正完善了Sino-TERM数据库,还构建了标准GTAP模型与Sino-TERM模型的链接,并拓展了Sino-TERM模型的分解范式,以期评估中澳FTA对区域层面的农业经济效应,评估了中澳FTA对我国区域农业经济效应的影响。具体而言,首先,本文主要基于Sino-TERM的初始数据库进行数据库的完善与修正。主要通过收集国家统计局、《中国农村住户调查年鉴（2013）》、《中国城市（镇）生活与价格年鉴（2013）》及2012年海关数据库,分别从省际生产结构、省际消费结构、进出口贸易结构和省际调入调出结构四大方面修正完善数据库,以确保数据库尽最大可能接近现实数据,并经过多次RAS调平处理,以确保数据库的平衡。其次,本文借鉴Mark Horridge与Zhai Fan（2006）的方法构建了标准GTAP模型与Sino-TERM的模型链接,以能够反映出政策冲击对我国区域层面农业部门的影响效应。最后,本文还将标准Fan分解进一步拓展为“FFZZ分解”,将传统的国内市场效应、进口产品的替代效应及出口市场效应三大部分,进一步拓展为本地市场需求效应、出口国外市场需求效应、调出其他区域市场效应、进口国外产品效应及调入其他区域产品效应五大部分,进而能够更加详尽分解出省际区域间调入调出对部门产出变化的影响。基于上述GTAP模型与Sino-TERM模型链接模拟中澳贸易自由化对我国区域农业的经济影响,研究发现:就整体层面而言,在短期内中澳FTA对我国不同区域的影响差异性显着,无论从实际GDP变动、实际投资变动、实际消费变动、实际出口、实际进口,均呈现出沿海各个省份受益较大,而内陆地区受益较小,甚至受到负面波及。但从长期而言,我国绝大部分省份均受到正向波及效应,表明中澳贸易自由化在长期将有利于宏观经济发展。此外,从Fan分解视角来看,基于“传统Fan分解”发现,在短期内,除稻谷、小麦、玉米、大豆和谷物等部门外,其余主要农产品部门的销量有所提升,主要归因于中澳FTA进口效应的影响;在长期内,我国绝大多数农产品部门的销量均有所提升,表明中澳贸易自由化将有利于我国不同区域农产品部门销量的提升。此外,本文在原有Fan分解的基础上进一步拓展“FFZZ分解”,发现中澳贸易自由化对不同省份的不同农业部门的影响截然不同。基于拓展的“FFZZ分解”效应,则表明不同区域不同产品部门的销量变化的分解效应大相径庭。限于篇幅,本文以中澳主要农产品部门奶制品、牛羊肉和食物制品为例。在短期内,奶制品、牛羊肉和食物制品虽然总体受到波及,但有些省份的奶制品产出也显示增长态势;牛羊肉和食物制品亦如此,虽然国家层面受到一定程度的波及,但有些省份也受到正向溢出效应。在长期内,我国绝大多数省份的奶制品、牛羊肉和食物制品的销量均呈现正向促进效应,主要归因于长期内生产要素可以实现区域间与部门间的自由流动,进而实现生产要素的优化配置。基于拓展的FFZZ分解效应的模拟结果发现省际间调入与省际间调出对农产品部门的销量具有至关重要的作用。综上所述,本文主要围绕“中澳FTA对我国农业的经济效应”展开一系列研究。首先,本文从国家层面出发刻画了中澳农产品贸易结构并分析了双边农产品市场竞争力;其次,本文借鉴了GTAP模型与Koopman等（2014）贸易增加值分解模型的有效链接,探究中澳FTA对双边农产品贸易增加值的影响;再次,为详细刻画中澳FTA对我国区域农业经济效应,进一步对Sino-TERM数据库进行了修正与完善,并构建了Fan分解的拓展应用“FFZZ”分解,能够从本地市场效应、出口国外市场效应、调出其他区域市场效应、进口国外市场效应及调入其他区域产品效应五个维度解构省际区域层面某种商品销量的变化,以期准确评估中澳FTA对我国不同省际区域农业的影响效应;最后,本文还构建了标准GTAP模型与Sino-TERM区域模型的有效衔接,探讨中澳FTA对我国省级区域层面的农产品的影响效应。本文还通过围绕中澳FTA对我国的农业经济影响,分别从国家层面、贸易增加值层面和区域层面三个维度展开一系列的模拟评估,在理论方面,能够为后续学者研究提供崭新视角与研究框架;在实践方面,基于对政策的量化研究为中国国家层面与区域层面农业发展提供相应的政策参考。
李艺敏[7]（2020）在《对外开放对我国经济发展的时空影响研究》文中研究说明中国改革开放经历了四十多年的波澜壮阔发展历程,对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巨大推动作用已经被历史证明。在四十多年历史发展进程中,中国不断深化改革,扩大对外开放,推动和深化进出口贸易、吸引外资投资,同时中国也加快国内企业和资本走出去参与国际竞争和合作,提高国际竞争力。对外开放不仅实现了中国经济的快速发展,使中国的经济规模跃居世界第二并且仍然在继续快速增长,同时也促使中国经济发展不断进行产业结构的调整和优化升级,结构调整和经济发展效率稳步提升。在改革开放战略的不断引领下,国民经济发展无论是整体发展规模还是产业发展结构以及经济发展效率均取得了巨大的进步,在世界各国经济发展中独树一帜,成为世界经济增长的重要发展引擎,创造了中国经济发展的奇迹,国家综合国力跃居发展世界前列,十四亿人民的生活水平得到显着的改善。因此,对外开放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的发展中扮演着十分重要的角色和作用。党的十九大提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显然,这种不平衡不充分在我国经济发展的各个领域也表现的较为明显。当前我国经济发展进入由高速增长向中低速增长的换挡期,经济发展转型升级加快,我国对外贸易进入稳规模、提质量、转动能的重要发展阶段,对外开放在经济发展中的扮演角色和作用更加突出。同时还应当看到的是,在当前全球经济出现新的挑战,中美贸易摩擦愈演愈烈的大背景下,对外开放面临的国际环境也发生了深刻的变化。国际贸易保护主义有所抬头,中美贸易摩擦对我国经济发展和对外开放带来严峻的挑战,如何继续深化改革开放、推动经济由重规模向调结构和重效率转变,在实现经济稳增长的同时,加快产业结构的转型优化升级,提升经济发展的生产要素效率,实现经济高质量发展,成为理论界和实践界广泛关注的焦点。同时还应看到,对外开放对中国经济增长影响与中国特殊的国情制度紧密相关。改革开放以来,府际关系的调整,财政分权、地方政府竞争以及中央东部优先开放策略在地方对外开放和经济增长中扮演着十分重要的作用,这就使得对外开放对经济发展的影响存在一定的时空上的异质性,这也是当前我国经济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的重要动因。因此,这为本文分析对外开放对经济增长影响的时空效应提供了很好的分析视角,也为我们更好地认识对外开放对我国经济发展的影响提供了全新的分析认识。因此,全面总结和分析对外开放对中国经济发展规模、结构和效率的影响,既是对改革开放四十多周年总结和检验,同时也是对改革开放的深刻反思,对于未来我国继续深化改革开放,坚定对外开放的定力和信心,实现经济高质量发展,具有十分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本文共分为八个章节,主要内容和结构安排如下:第一章是本文的导论。本部分围绕对外开放对经济发展的影响阐述论文的研究背景和研究意义,然后梳理了国内外学者关于对外开放和经济增长发展的研究,并对研究现状进行述评,接着介绍了本文的研究选题的视角,研究方法和技术路线,指出本文可能存在的创新和不足。第二章是概念界定与理论回顾。本部分首先介绍了对外开放的概念,对外开放包含的三个维度:进出口贸易、外资进入和对外投资。其次是经济发展的概念,经济发展的三个维度:经济规模、产业经济结构和经济增长效率。本章节的理论介绍为后续的理论与实证分析奠定了坚实的理论基础。第三章是关于我国对外开放与经济发展概况分析。本部分主要介绍了我国改革开放发展历程主要包括进出口贸易、外资利用等方面取得的重要成就。以及我国经济发展规模、产业发展结构、经济发展效率概况进行统计描述分析,在此基础上对我国改革开放与经济发展的总体评价。第四章是关于外开放对我国经济发展规模增长影响的实证分析。本部分通过研究背景和文献梳理提出问题,然后进行理论机制分析和问题假说的提出,模型构建、变量选取与数据说明,利用我国省级面板数据进行实证分析。实证分析主要从样本的整体性、东中西部、阶段性以及空间溢出效应进行分析。同时通过构建系统GMM模型进行稳健性检验,进而得出相应的研究结论。第五章是关于外开放对我国产业结构及其优化影响的实证分析。首先是问题的提出和文献综述。然后是理论分析和研究假说的提出,构建模型和变量选择说明进行实证分析。实证分析分别从对外开放对第一、二、三产业的影响以及对产业结构升级的影响,同时通过构建系统GMM模型进行稳健性检验,在此基础上得出相应的研究结论。第六章是关于外开放对我国经济发展效率影响的实证分析。本部分首先是问题的提出和文献综述以及理论分析与问题假说,然后是实证分析,通过DEA模型测算出我国经济增长的效率,然后从对外开放对我国全要素生产率的整体性影响、东中西部区域差异性影响、阶段性影响及空间溢出效应的影响。第七章是关于对外开放对经济发展影响的研究结论和相应的政策建议。本部分通过前六个章节的理论和实证分析,得出相应的研究结论,并根据研究结论提出相应的政策建议。同时针对研究当中存在的问题和不足,本文进一步提出未来的研究方向。
王海荣[8]（2019）在《空间理论视阈下当代中国城市治理研究》文中指出城市作为一个人口聚集性生存的空间存在,其空间本身不再被看成是死亡的、固定的、非辩证的、静止的容器,而是成为一种支配性的、建构性的力量,影响着社会关系、利益结构以及人们日常生活的变化。它在扩张、更新、重组,以前所未有的方式加速流动和剧烈变化;它背后有国家/政府的主导、市场的作用、社会力量的参与,各种利益主体围绕空间资源在互相博弈。空间反映着国家与城市中不同社会主体间的权力关系,同时,空间的边界规定着城市与国家的关系;空间是实现城市发展和国家治理的一种有效方式,同时,城市问题愈来愈以空间的形式表现出来;国家要在有界空间范围内促进城市空间发展,服务于国家建设的政治目的,同时,也要解决城市空间问题可能引发的空间社会抗争。正因为如此,我们需要诉诸城市空间治理,防范和化解城市化进程中的风险与危机,协调多元空间利益群体间的矛盾与冲突,维持国家的一体化发展与社会秩序稳定。本文以空间理论和城市政治理论为理论资源,梳理当代中国城市空间治理的历史变迁,从城市空间治理背后的政治意义和所要面对的城市空间问题两个方面回答为什么要进行城市空间治理,继而分析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单一制国家结构在城市空间生产与治理上的表现和具体化。解释这种体制是如何在推行非均衡空间发展战略的情况下,维持了中国城市经济的增长和城市社会秩序的总体稳定,以及它本身在城市空间生产和治理过程中面临的现实挑战,最后试图提出推进中国城市空间治理现代化的具体实践路径。本研究认为,国家建设的空间维度和城市问题的空间向度是当代中国城市空间治理的逻辑起点。城市是中国现代国家建设的战略空间。对于中国而言,在超大规模的地域范围内,在多元民族、区域、文化、阶层的社会结构中推进现代化进程,空间是国家实现城市发展和国家治理的一种有效方式。国家基于不同历史时期特定的战略需要,有选择性地干预地理空间,介入城市空间生产,促进城市空间治理转型与变迁,进而引发了不同的空间效应和结果。自新中国成立以来,随着中国现代国家建设内容从巩固新生政权、促进经济增长、维持社会秩序稳定到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的转变,城市空间生产经历了从强调空间控制、空间商品化、突出空间公共性质向空间多重属性全面发展的转变,城市空间治理模式经历了管理型地方政府、经营型地方政府、服务型地方政府向建设人民满意的服务型地方政府的方向转变。空间始终内在于整个国家治理和城市治理过程之中,与国家建设联系在一起,对于维持国家统一、促进经济发展、实现社会秩序的总体稳定和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具有重要的政治意义。但是,城市空间治理的内在矛盾也带来了空间难题,城市问题愈来愈以空间的形式表现出来且差异化特征明显。这体现为在经济、政治、社会、文化、生态各个层面的一种叠加式的城市空间结构问题,而由此引发的空间社会抗争使城市内部面临失序、分裂和碎片化的风险,使国家的合法性和社会整体的稳定性受到严重挑战。现实城市问题的空间向度凸显了城市治理的空间维度。本研究认为,国家建设的空间维度和城市问题的空间向度是中国单一制国家结构在城市层面上的体现,也是对中国城市空间治理体制的反映。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单一制国家决定了它通过城市空间治理既要实现现代国家建设的目标又要解决城市空间问题。从本质上看,中国城市空间治理是党运用国家权力并动用地方政府、市场和社会力量在城市空间生产层面促进国家建设和城市发展,并解决城市空间生产过程中城市空间问题的过程。中国城市空间治理体制,在权力结构维度上,包括党的领导、中央与地方的府际关系以及地方政府与市场和社会关系;在空间生产维度上,包括这种体制对空间经济、政治、社会、文化、生态等多重属性的生产。国家与城市中的不同权力主体介入城市空间生产形塑着中国城市空间治理模式。但是,不同治理主体空间生产逻辑之间的冲突和失衡也是引发城市空间问题的根源。党和国家追求对城市空间生产的控制与秩序,以维护政治的合法性;市场参与者通过开发、建设、运营各种生产性和消费性空间,实现资本的增值;城市中的广大市民则试图维护具有使用价值的日常生活空间。城市空间治理体制既是中国城市空间治理的动力机制又引发了城市空间问题,既是对中国城市空间治理内在逻辑的反映,又构成了城市空间治理的现实挑战。面对城市空间治理问题以及由此产生的城市空间问题,我们应当从权力结构和空间生产的维度上探索空间理论视阈下当代中国城市治理的实践路径。在权力结构维度上,协调和理顺多元空间利益主体间的关系。即,加强党对城市空间治理工作的全面领导、加强中央对地方的宏观统筹与引导、加强政府对市场的规范和引导、加强政府对社会的培育与引导。在空间生产维度上,推进城市空间多重属性的全面发展。即,在城市经济空间生产上坚持科学与创新、在城市政治空间生产上注重包容与协商、在城市社会空间生产上秉持公平与共享、在城市文化空间生产上突出特色与传承、在城市生态空间生产上强调绿色与低碳。
李娟[9]（2019）在《物流业发展质量对区域经济协调发展的影响研究》文中提出进入新时代,我国经济已由高速度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促进区域经济的协调发展是我国高质量发展的必然要求,是我国现代化经济体系建设的必然要求,也是解决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和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必然要求。物流业作为支撑国民经济发展的基础性、战略性和先导性产业,其高质量发展有利于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物流需求,有利于扩大生产、促进流通、刺激消费、改善民生、繁荣经济,是提升我国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战略保障,而且物流业的高质量发展对促进我国区域经济协调发展也具有重要作用。那么,我国物流业发展质量如何?区域经济协调发展水平如何?物流业发展质量的提升促进区域经济协调发展的机理是怎样的?促进程度有多大?弄清这些问题,能够为我国区域经济协调发展提供新思路,能够正确评价物流业发展质量对区域经济协调发展的作用,研究具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基于此,本文以“物流业发展质量对区域经济协调发展的影响研究”为主题,并沿着“问题提出——理论梳理——机理分析——实证检验——政策建议”这一逻辑思路,试图对上述问题进行系统性地回答。在理论分析方面,本文基于“三元三维”的概念界定构建了理论框架。（1）对物流业发展质量,从发展效率、发展结构和发展环境“三元”进行界定,并以马克思物流业发展理论、西方物流成本等理论为依据。（2）对区域经济协调发展,从区际经济互动发展、区域经济充分发展和区际经济平衡发展“三维”进行界定,认为区际经济互动发展是指各区域经济在相互联系、相互依赖和协同互动中实现发展的过程;区域经济充分发展是指各区域生产力不断提升、发展结构不断优化、发展动力得到转换、发展效益不断提升的过程;区际经济平衡发展是指区域间经济差距缩小、各区域共同发展的过程。这部分以马克思区域协调理论、新古典经济学的区域均衡发展理论、新增长理论的区域非均衡发展理论和新经济地理学的区域互动发展理论等为依据。（3）基于以上“三元三维”的概念界定,运用马克思流通理论、劳动分工理论和世界市场理论,及新古典经济学的区域经济增长理论、区位理论、消费理论等,对物流业发展质量影响区域经济协调发展的机理进行了分析:第一,物流业发展质量的提升既能直接影响区际经济互动发展,也能通过时空压缩、市场一体化和分工合理化间接影响区际经济互动发展;第二,物流业发展质量的提升既能直接影响区域经济充分发展,也能通过改善供给侧和刺激需求侧间接影响区域经济充分发展;第三,物流业发展质量的提升既能直接影响区际经济平衡发展,也能通过收入均等化、消费平等化和基础设施均等化间接影响区际经济平衡发展。这是本文实证分析的基础和依据。在实证分析方面,依据上述概念界定和理论分析,从“三层次”即我国30个省域、四大板块和全国整体层次进一步对物流业发展质量影响区际经济互动发展、区域经济充分发展、区际经济平衡发展的总效应、直接效应和间接效应进行实证检验,对物流业发展质量影响区域经济协调发展的静态效应、动态效应和长期效应进行验证。结论显示:（1）物流业发展质量的研究结论:我国三层次的物流业发展效率均偏低且存在区域异质性;我国三层次的物流业发展结构红利尚未得到有效发挥,四大板块层次和全国整体层次均呈“M”形演进;我国三层次的物流业发展环境均不足,但呈递增趋势;我国三层次的物流业发展质量均不高,但呈递增趋势,其中四大板块层次存在σ收敛,全国整体层次存在σ发散。（2）区域经济协调发展的研究结论:我国三层次的区际经济互动发展水平均相对偏低且存在区域异质性,其中我国30个省域层次呈“倒U”形、全国整体层次呈“M”形演进,西部和东北地区成为“洼地”;我国三层次区域经济发展都不充分,分别呈渐进式、波浪式和平稳式演进;我国30个省域层次的区际经济平衡发展水平呈“U”形演进,四大板块层次呈分层特征,全国整体层次的不平衡程度有增加趋势;我国区域经济协调发展水平,30个省域层次的较高且呈“V”形演进,四大板块层次呈波浪形演进,全国整体层次属于初级协调等级且呈“V”形演进。（3）物流业发展质量对区域经济协调发展影响的实证结论:第一,物流业发展质量对区际经济互动发展存在正向驱动效应,驱动力主要来自间接驱动因素,市场一体化是主要中介和路径。第二,物流业发展质量通过直接效应和间接效应双重驱动区域经济充分发展,其中我国30个省域层次的主要驱动路径是需求侧,四大板块层次和全国整体层次首要通过直接效应驱动。第三,物流业发展质量对区际经济平衡发展的总效应由直接效应和间接效应构成,且以间接效应为主,其中我国30个省域层次以直接效应为主要途径,四大板块层次和全国整体层次以消费均等化为主要中介和路径。第四,物流业发展质量对区域经济协调发展的影响存在静态效应、动态效应和长期效应。根据以上理论和实证分析,本文最后提出的对策建议是:促进物流业高质量发展,以驱动区际经济互动发展、区域经济充分发展和区际经济平衡发展,最终驱动区域经济实现协调发展。具体来说,我国三层次均需要做到物流业发展的“八化”,即促进物流业发展的标准化、专业化和绿色化,以提升发展效率;促进物流业发展的产业化和网络化,以优化发展结构;促进物流业发展的集约化、全球化和智能化,以改善发展环境。本文的创新之处是:（1）研究内容上,采用“三元三维三层次”分析框架,即通过物流业发展结构、发展效率和发展环境三元对物流业发展质量进行界定和评价,通过区际经济互动发展、区域经济充分发展和区际经济平衡发展三维对区域经济协调发展进行界定和评价,对我国30个省域、四大板块和全国整体这三个层次的物流业发展质量对区域经济协调发展的影响进行研究。这三方面在以往研究中都较为少见。（2）研究视角上,研究物流业发展质量对区域经济协调发展影响,并在影响路径上,认为物流业发展质量对区域经济协调发展的三个维度存在直接效应和间接效应的双重驱动,并从静态效应、动态效应和长期效应三个方面检验物流业发展质量对区域经济协调发展的驱动作用。（3）研究方法的应用上,将综合指标体系、效率分析法等引入物流业发展质量的评价中;将一元并行多重中介模型和链式多重中介模型引入物流业发展质量对区域经济协调发展的分析中,并在分析中进行拓展,是新颖有效的。
刘莹[10]（2019）在《复杂性视角下我国家庭金融行为及危机防范研究》文中提出家庭金融自2006年提出以来引起了学术界的广泛关注。合理的家庭金融行为能够为家庭平滑收入与消费,促进家庭财产性收入增长,实现家庭财富保值与增值;不恰当的家庭金融行为使得家庭陷入财务危机,并有可能祸及宏观经济发展。对我国居民家庭金融行为的发展现状、变化趋势、类型特征与影响因素进行深入研究,并在此基础上探讨家庭金融危机传播的特性与阻断机制,既可为家庭的金融行为提供正确引导,也可为制定宏观经济政策、规范金融市场提供重要的指导性意见,因此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与现实意义。论文通过对已有家庭金融的研究成果进行梳理,发现以往的研究大都仅关注家庭金融行为的某一个方面,而忽视了各项行为之间的内在联系,同时也较少关注到家庭金融行为在社会网络中的传递。针对现有研究存在的不足,论文首先将我国家庭金融行为定义为复杂行为系统,并验证了其具备的开放性、动态性、非周期性、自组织临界性等复杂性特征;其次,在对我国家庭金融行为特征研究的基础上,以家庭为节点构建最近邻耦合网络,并以家庭的借贷倾向为边连接概率矩阵实现随机化加边,形成的NW-C网络具备小世界特征、连通性特征以及较低的聚类系数;论文进一步通过深入剖析我国家庭金融行为的影响因素对NW-C网络的参数进行了修正;再次,论文对经典的SIR传播模型进行扩展,引入隔离机制并考虑宏观政策调节作用构建SIQR传播模型,通过对模型平衡点及传播阈值的计算与分析指出,宏观政策的调节效应、政府或金融机构的隔离机制与家庭的主动免疫措施均对阻断家庭金融危机的传播具备显着作用;最后,论文对复杂网络中阻断危机传播的基本免疫策略展开讨论,并从政府、金融机构及家庭三方面提出家庭金融行为的矫正策略。论文选取了CFPS大型微观数据库正式调查的四期数据进行实证分析,综合地使用了多种研究方法:通过对调查数据与宏观经济数据的描述统计分析,认知我国家庭结构、家庭金融行为主要特征与变化趋势;通过构建复杂系统的自临界组织状态的扩展沙堆模型,对家庭金融行为的动态稳定性进行判断;在随机森林算法模型划分家庭金融行为的基本类型基础上构建NW-C网络模型,并通过径向基函数神经网络模型分析各影响因素对网络参数进行修正;最后通过扩展的SIQR传播模型研究家庭金融危机在复杂网络中的传播特性。实证研究得到的主要结论有三点。第一,我国家庭金融行为的NW-C网络具备显着的小世界特征;相较庞大的家庭节点数目,网络平均路径长度较小,家庭间具备较好的连通性;且由于聚类系数较低,家庭网络对于金融风险的传递抵抗的能力较差;我国金融市场发展水平较高的游牧文化地区,具备投机型金融行为特征的家庭,是我国家庭金融危机产生的关键节点。第二,我国家庭金融行为既受到经济、金融、文化等宏观因素的影响,又受到家庭收入、家庭真实生命周期、家庭结构、决策者金融素养等微观的影响。从影响途径来看,我国居民家庭的收入与财富状况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家庭金融行为的参与程度;家庭经济决策者的金融素养决定了家庭金融行为的合理性与收益率;区域经济与金融市场的发展程度影响了家庭金融行为的规范性;传统文化背景通过影响家庭风险偏好对家庭金融行为产生一定的制约作用。家庭社会互动活跃程度、家庭结构与家庭真实生命周期对我国居民家庭金融行为的影响程度较小。第三,我国家庭净资产结构动态变化的不合理,会导致家庭现有稳定状态的崩塌,产生家庭金融危机并在社会网络中传播。受到我国大部分家庭金融行为的动态不稳定性影响,家庭金融危机感染率较高,金融危机容易在社会网络内以较快速度产生传播与扩散。阻断扩散的可行办法主要有:在较低范围内适当扩大隔离率?,以及提升家庭主动免疫率?。论文的研究在复杂性科学视角下展开,即将家庭金融行为视为一个复杂系统且将其纳入到复杂社会网络中予以考察,因此在研究内容上从家庭金融行为的一般特征及其影响因素延申到家庭金融危机在复杂社会网络中的形成与传播,扩展了其研究的内涵与深度。在研究方法上,注重复杂性系统的基本特性,放松了数据正态分布、多重共线性等假定条件,选用了随机森林模型、神经网络模型、沙堆模型、网络动力学传播模型等非线性、非局部、非参数的机器学习与深度学习方法,并对模型参数设定、算法进行改良以提高建模效率,因而比传统方法具有更高的预测效率。
二、政府和市场对我国区域投资分布的影响分析（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政府和市场对我国区域投资分布的影响分析（论文提纲范文）
（1）山西省利用外资变迁与效益研究（1978-2018）（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绪论 |
| 1.1 研究背景、目标和意义 |
| 1.1.1 研究背景 |
| 1.1.2 研究目标 |
| 1.1.3 研究意义 |
| 1.2 核心概念界定 |
| 1.2.1 利用外资 |
| 1.2.2 利用外资效益 |
| 1.3 国内外研究进展 |
| 1.3.1 利用外资变迁的断代研究与本文的研究阶段划分 |
| 1.3.2 利用外资效益及机制研究 |
| 1.3.3 山西省利用外资变迁与效益研究进展 |
| 1.3.4 文献评述 |
| 1.4 研究内容与方法 |
| 1.4.1 研究内容 |
| 1.4.2 研究方法 |
| 1.5 创新与不足之处 |
| 1.5.1 创新之处 |
| 1.5.2 不足之处 |
| 第二章 山西省利用外资变迁的理论基础与效益评价体系构建 |
| 2.1 山西省利用外资变迁的一般理论解释 |
| 2.1.1 发展中国家(地区)利用外资的动因解释 |
| 2.1.2 外商向发展中国家(地区)投资的动因解释 |
| 2.2 山西省利用外资变迁的理论特性分析 |
| 2.2.1 内陆地区资源型省份利用外资动因解释 |
| 2.2.2 外商向内陆资源型地区投资的动因解释 |
| 2.3 山西省利用外资效益评价体系构建 |
| 2.3.1 评价体系构建依据和思路 |
| 2.3.2 评价体系构建过程 |
| 2.3.3 评价体系权重设置和得分计算方法 |
| 2.4 山西省利用外资效益预评价 |
| 2.4.1 综合效益预评价 |
| 2.4.2 综合效益预分解 |
| 第三章 山西省利用外资变迁与效益研究:1978-1991 年——内陆区位约束下的小规模探索阶段 |
| 3.1 1978-1991 年山西省利用外资的国内外环境分析 |
| 3.1.1 国际环境:全球产业转移与后石油危机下的能源投资逻辑 |
| 3.1.2 国内环境:“双缺口”下的重点区域开放 |
| 3.1.3 省内环境:消除内陆区位劣势的投资硬环境建设加速 |
| 3.1.4 政策环境:超国民待遇引资规模导向与山西省的资源型产业产能培育倾向 |
| 3.2 1978-1991 年山西省直接利用外资变迁与分析 |
| 3.2.1 主要历程:零星引资转向集中引资,随机引资转向能源重化工重点引资 |
| 3.2.2 总体情况:外资项目数和规模逐渐增大,投资行业快速拓展 |
| 3.2.3 阶段性问题:内陆劣势和营商环境短板导致引资规模小且资金到位率低 |
| 3.2.4 来源国(地区)别特征:港资绝对主导和美资占比较大 |
| 3.2.5 投资形式特征:高交易成本下的合资主导阶段 |
| 3.2.6 投资行业特征:以轻工业为主并逐渐向能源重化工倾斜 |
| 3.2.7 投资区域特征:省会太原“一家独大”和地市引资各具优势 |
| 3.3 1978-1991 年山西省间接利用外资变迁与分析 |
| 3.3.1 变迁历程:外国政府和国际金融机构贷款占主导地位 |
| 3.3.2 间接利用外资特征:政府主导的开发型引资,兼容公益性和盈利性 |
| 3.4 1978-1991 年山西省直接利用外资和间接利用外资的比较 |
| 3.5 1978-1991 年山西省利用外资的效益分析 |
| 3.5.1 经济规模效益:对新增投资依赖较大且产出不稳定 |
| 3.5.2 创新效益:外资企业创新水平显着高于内资企业 |
| 3.5.3 协调效益:“煤焦冶电”四大部门投资比例趋增 |
| 3.5.4 绿色效益:外资企业碳生产率高于内资企业 |
| 3.5.5 开放效益:外向型外资企业引进偏少 |
| 3.5.6 共享效益:就业吸纳规模小但工资水平相对高 |
| 3.6 本章小结 |
| 第四章 山西省利用外资变迁与效益研究:1992-2001 年——内陆与资源型特征主导易位下的高速流入阶段 |
| 4.1 1992-2001 年山西省利用外资的国内外环境分析 |
| 4.1.1 国际环境:冷战结束、金融危机与应对气候变化影响国际资本流向 |
| 4.1.2 国内环境:改革开放政策稳定性确立与“双缺口”缓解 |
| 4.1.3 省内环境:基础设施条件改善,产业转型和国企脱困外资需求量大 |
| 4.1.4 政策环境:投资规则向WTO并轨的主基调与山西省引资导向嬗变 |
| 4.2 1992-2001 年山西省直接利用外资变迁与分析 |
| 4.2.1 变迁历程、阶段特征与问题分析 |
| 4.2.2 来源国(地区)别特征:港澳台资与其他外资的此消彼长 |
| 4.2.3 投资形式特征:合资比例下降与合作比例上升 |
| 4.2.4 投资行业特征:投资行业趋向重型化 |
| 4.2.5 投资区域特征:投资区域协调性增加与开发区引资功能增强 |
| 4.3 1992-2002 年山西省间接利用外资变迁与分析 |
| 4.3.1 变迁历程:注重公益性但限制盈利性,引资面向公共产品和工业设备 |
| 4.3.2 阶段特征、综合效益与问题分析 |
| 4.4 1992-2001 年山西省直接利用外资和间接利用外资的比较 |
| 4.5 1992-2001 年山西省利用外资的效益分析 |
| 4.5.1 经济规模效益:外资工业产值在工业总产值中的占比持续上升 |
| 4.5.2 创新效益:外资企业的创新优势持续扩大 |
| 4.5.3 协调效益:产出协调性下降,投资继续向“煤焦冶电”集中 |
| 4.5.4 绿色效益:外资工业的绿色生产水平优势继续扩大 |
| 4.5.5 开放效益:对经济开放度的促进作用先增后减 |
| 4.5.6 共享效益:小规模就业吸纳,高水平工资示范 |
| 4.6 本章小结 |
| 第五章 山西省利用外资变迁与效益研究:2002-2012 年——资源型经济优势强化与服务业快速引资阶段 |
| 5.1 2002-2012 年山西省利用外资的国内外环境分析 |
| 5.1.1 国际环境:利用外资全球竞争加剧与能源价格驱动的煤炭投资旺盛 |
| 5.1.2 国内环境:吸引外资优势转换和利用外资目标转变 |
| 5.1.3 省内环境:基础设施改善与资源型经济对外资的“排斥” |
| 5.1.4 政策环境:开放领域渐广、准入前国民待遇与山西省能源原材料引资导向 |
| 5.2 2002-2012 年山西省直接利用外资变迁与分析 |
| 5.2.1 变迁历程、阶段特征与问题分析 |
| 5.2.2 来源国(地区)别特征:港澳台资与其他外资的此长彼消 |
| 5.2.3 投资形式特征:各类投资方式比例保持相对稳定 |
| 5.2.4 投资行业特征:“煤焦冶电”项目偏多而服务业整体偏少 |
| 5.2.5 投资区域特征:区域协调性提升但开发区引资不稳定 |
| 5.3 2002-2012 年山西省间接利用外资变迁与分析 |
| 5.3.1 变迁历程:援助性国际贷款减少,投资性国际银行商业贷主导 |
| 5.3.2 阶段特征、综合效益与问题分析 |
| 5.4 2002-2012 年山西省直接利用外资和间接利用外资的比较 |
| 5.5 2002-2012 年山西省利用外资的效益分析 |
| 5.5.1 经济规模效益:外资工业产值占工业总产值的比重相对稳定 |
| 5.5.2 创新效益:外资创新水平总体较高但内部出现分化 |
| 5.5.3 协调效益:总体协调下,前期投资重型化导致本阶段产出协调度低 |
| 5.5.4 绿色效益:外资绿色生产水平继续优于内资但优势开始缩小 |
| 5.5.5 开放效益:外企在出口总额中的贡献增加但外企的外向度下降 |
| 5.5.6 共享效益:就业吸纳能力迅速提高但工资低于平均水平 |
| 5.6 本章小结 |
| 第六章 山西省利用外资变迁与效益研究:2013-2018 年——资源型经济转型与内陆开放型经济建设双主导的高质量导向引资阶段 |
| 6.1 2013-2018 年山西省利用外资的国内外环境分析 |
| 6.1.1 国际环境:全球经济增速放缓、投资保护主义抬头和引资竞争加剧 |
| 6.1.2 国内环境:经济新常态与开放型经济新体制、全方位开放新格局构建 |
| 6.1.3 省内环境:资源型经济转型、营商环境修复和引资便利化条件打造 |
| 6.1.4 政策环境:投资自由化、便利化政策体系建设与区域开放政策一致性提升 |
| 6.2 2013-2018 年山西省直接利用外资变迁与分析 |
| 6.2.1 变迁历程、阶段特征与问题分析 |
| 6.2.2 来源国(地区)别特征:既有外商增资和跨国公司国内转移成为重要来源 |
| 6.2.3 投资方式特征:独资比例提高但仍然较低 |
| 6.2.4 投资行业特征:资源型经济转型催生独特的行业引资结构 |
| 6.2.5 投资区域特征:开发区的引资载体功能增强推动外商投资区域协调性增加 |
| 6.3 2013-2018 年山西省间接利用外资变迁与分析 |
| 6.3.1 变迁历程:投资性国际商业贷款主导与挖掘山西特色争取援助性贷款 |
| 6.3.2 阶段特征、综合效益与问题分析 |
| 6.4 2013-2018 年山西省直接利用外资和间接利用外资的比较 |
| 6.5 2013-2018 年山西省利用外资的效益分析 |
| 6.5.1 经济规模效益:港澳台资规模扩张推动外资整体规模提升 |
| 6.5.2 创新效益:内外资创新水平差距逐步缩小 |
| 6.5.3 协调效益:产出相对协调但投资再次开始偏向“煤焦冶电” |
| 6.5.4 绿色效益:碳生产率保持稳定甚至略有降低 |
| 6.5.5 开放效益:外资企业的外向度和外贸贡献度同步上升 |
| 6.5.6 共享效益:就业吸纳保持稳定,收入带动效益有所好转 |
| 6.6 本章小结 |
| 第七章 总结、反思与未来展望 |
| 7.1 山西省利用外资变迁总结 |
| 7.2 山西省利用外资效益反思 |
| 7.3 山西省利用外资的未来展望 |
| 参考文献 |
| 攻读学位期间取得的研究成果及荣誉 |
| 致谢 |
| 个人简况及联系方式 |
（2）中国式分权对地方政府支农行为影响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导论 |
| 1.1 研究背景与问题 |
| 1.1.1 研究背景 |
| 1.1.2 研究问题 |
| 1.2 研究目标与研究意义 |
| 1.2.1 研究目标 |
| 1.2.2 研究意义 |
| 1.3 研究思路与内容 |
| 1.3.1 研究思路 |
| 1.3.2 研究内容 |
| 1.4 核心概念界定 |
| 1.4.1 中国式分权制度 |
| 1.4.2 地方政府支农行为 |
| 1.5 主要创新点与贡献 |
| 第2章 理论借鉴与文献评析 |
| 2.1 理论借鉴 |
| 2.1.1 制度经济学基础理论 |
| 2.1.2 分权制度与发展理论基础 |
| 2.1.3 分权与地方政府行为风险理论 |
| 2.1.4 地方政府行为边界理论 |
| 2.2 文献评析 |
| 2.2.1 分权化的OECD国家与地方政府行为 |
| 2.2.2 中国式分权制度的激励形式 |
| 2.2.3 中国式分权制度下的地方政府行为偏好 |
| 第3章 理论机理与研究假设 |
| 3.1 收入分权与地方政府支农预算软约束行为 |
| 3.1.1 财政收入分权与财政支农规模增长 |
| 3.1.2 金融收入分权与金融支农规模增长 |
| 3.1.3 研究假设 |
| 3.2 支出分权与地方政府支农政绩导向行为 |
| 3.2.1 支出分权、信息传递失效与横向激励弱化 |
| 3.2.2 支出分权、考核机制失效与纵向激励强化 |
| 3.2.3 研究假设 |
| 3.3 管理分权与地方政府市场分割行为 |
| 3.3.1 管理分权与市场分割行为的影响机制 |
| 3.3.2 管理分权与市场分割行为的影响路径 |
| 3.3.3 研究假设 |
| 第4章 中国式分权的演进与描述性统计 |
| 4.1 中国式分权的体制背景与演进过程 |
| 4.1.1 中西方分权制度构建的社会背景与差异 |
| 4.1.2 中国式分权制度的历史探索 |
| 4.1.3 中国式分权制度的特征:显性与隐形分权 |
| 4.2 中国式分权的描述性统计 |
| 4.2.1 收入分权的描述性统计 |
| 4.2.2 支出分权的描述性统计 |
| 4.2.3 管理分权的描述性统计 |
| 4.3 地方政府支农行为描述性统计 |
| 4.3.1 支农预算约束与区域配置描述 |
| 4.3.2 支农政绩导向与服务结构描述 |
| 4.3.3 支农市场分割与价格指数描述 |
| 4.4 本章小结 |
| 第5章 收入分权与地方政府支农预算软约束行为 |
| 5.1 收入分权对地方政府支农预算约束行为的跨时与跨区域影响 |
| 5.1.1 模型构建 |
| 5.1.2 指标设计、描述与处理 |
| 5.1.3 固定效应回归结果分析 |
| 5.1.4 跨时与区域差异分析 |
| 5.2 收入分权与地方政府支农预算约束行为的非线性影响 |
| 5.2.1 双门槛模型设计 |
| 5.2.2 指标设计与描述 |
| 5.2.3 TM门槛效应检验结果 |
| 5.2.4 门槛效应回归结果 |
| 5.3 稳健性检验:面板分位数回归 |
| 5.4 本章小结 |
| 第6章 支出分权与地方政府支农政绩导向行为 |
| 6.1 研究思路与模型 |
| 6.2 变量设定与整理 |
| 6.2.1 变量设定与描述性统计 |
| 6.2.2 变量整理 |
| 6.3 支出分权制度与地方政府支农可视化行为 |
| 6.3.1 财政支出分权与可视化行为 |
| 6.3.2 金融支出分权与可视化行为 |
| 6.4 支出分权与地方政府支农短期化行为 |
| 6.4.1 财政支出分权与支农短期化行为 |
| 6.4.2 金融支出分权与支农短期化行为 |
| 6.5 支出分权与支农滞后期影响效应分解 |
| 6.6 本章小结 |
| 第7章 管理分权与地方政府支农市场分割行为 |
| 7.1 管理分权与市场分割行为的影响机制检验 |
| 7.1.1 研究思路与模型构建 |
| 7.1.2 指标设计、整理与测算 |
| 7.1.3 Moran I指数与模型甄别 |
| 7.1.4 空间滞后模型回归结果 |
| 7.2 管理分权与市场分割行为的影响路径检验 |
| 7.2.1 中介效应模型构建与检验步骤 |
| 7.2.2 指标设计、整理与描述 |
| 7.2.3 实证结果与分析 |
| 7.3 本章小结 |
| 第8章 研究结论与政策建议 |
| 8.1 研究结论 |
| 8.2 政策建议 |
| 8.2.1 协调正式性政策约束,建立诱导性分权制度 |
| 8.2.2 优化财政援助机制,防范财政支农的机会主义 |
| 8.2.3 强化政府预算监管,平衡金融支农资源 |
| 8.2.4 建立信息双向回馈渠道,完善考核激励设计 |
| 8.2.5 整合农产品流通市场,建立农业生产联盟 |
| 8.3 研究的不足与展望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博士论文相关研究成果 |
（3）“一带一路”耕地资源评价及投资的影响因素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绪论 |
| 第一节 研究背景及意义 |
| 一、选题背景 |
| 二、研究意义 |
| 第二节 基本概念的界定及研究范围 |
| 一、耕地及耕地资源 |
| 二、对外耕地投资 |
| 三、区域投资合作 |
| 四、研究范围 |
| 第三节 主要研究内容、研究方法与研究思路 |
| 一、研究内容及解决的主要问题 |
| 二、论文结构安排 |
| 三、研究方法 |
| 四、研究思路 |
| 第四节 本文的创新之处 |
| 第二章 文献综述 |
| 第一节 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相关研究 |
| 一、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发展历程 |
| 二、对外直接投资的区位选择及影响因素研究 |
| 第二节 对外耕地投资的相关研究 |
| 一、旧殖民时期与现代对外耕地投资 |
| 二、对外耕地投资的评价 |
| 三、全球耕地投资的主要投资国与目标国 |
| 第三节 中国对外耕地投资的相关研究 |
| 一、中国对外耕地投资的动因 |
| 二、中国对外耕地投资规模及对东道国的影响 |
| 三、中国对外耕地投资的区位选择研究 |
| 第四节 现有文献述评 |
| 第三章 理论分析与假说 |
| 第一节 基础理论 |
| 一、对外直接投资相关理论 |
| 二、新经济地理理论 |
| 三、资源配置理论 |
| 四、可持续发展理论 |
| 第二节 双边距离对企业投资区位选择的影响 |
| 一、模型基本框架 |
| 二、双边距离对企业区位选择的影响 |
| 第三节 东道国制度环境对企业投资规模的影响 |
| 第四节 东道国耕地资源对产业聚集的影响 |
| 第四章 中国对外耕地投资现状、优势及面临的挑战 |
| 第一节 对外农业投资及耕地投资现状 |
| 一、我国农业对外投资分析 |
| 二、沿线国家的耕地投资现状 |
| 第二节 中国对外耕地投资的机遇和优势 |
| 一、中国对外耕地投资的机遇 |
| 二、中国对外耕地投资的优势 |
| 第三节 我国对外耕地投资面临的挑战 |
| 一、企业层面 |
| 二、宏观层面 |
| 本章小结 |
| 第五章 沿线国家耕地资源综合评价指标的测算 |
| 第一节 沿线国家耕地资源评价指标体系构建 |
| 一、指标选择及系统构建 |
| 二、各指标空间集聚特征和异常值分析 |
| 第二节 沿线国家耕地资源评价模型构建 |
| 一、研究方法与模型简介 |
| 二、沿线国家耕地资源实证研究 |
| 第三节 结果分析 |
| 本章小结 |
| 第六章 “一带一路”耕地投资影响因素的实证研究 |
| 第一节 研究范围及模型设定 |
| 一、实证研究范围 |
| 二、计量模型选择及变量说明 |
| 三、变量说明及描述性统计 |
| 第二节 实证分析 |
| 一、实证结果 |
| 二、稳健性检验 |
| 第三节 研究讨论及启示 |
| 一、研究结论与讨论 |
| 二、启示 |
| 本章小结 |
| 第七章 中国与“一带一路”国家耕地投资合作模式研究 |
| 第一节 东道国区位特征分析 |
| 一、对应分析基本原理 |
| 二、对应分析结果 |
| 第二节 基于优势互补的投资合作模式 |
| 一、中国与俄罗斯的投资合作分析 |
| 二、中国与缅甸的投资合作分析 |
| 本章小结 |
| 第八章 结论、政策启示与研究展望 |
| 第一节 主要研究结论 |
| 第二节 政策启示 |
| 一、企业层面 |
| 二、国家层面 |
| 第三节 研究不足与展望 |
| 一、研究的不足之处 |
| 二、研究展望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
| 附录1 沿线国家外资获得东道国耕地使用权规定 |
| 附录2 沿线国家范围(第六章实证分析) |
| 附录3 2008 -2017年“一带一路”地区48个国家的耕地资源评价指标权重 |
| 附录4 2008 -2017年“一带一路”地区48个国家的耕地资源综合评价结果 |
| 附录5 沿线国家农业近似全要素生产率指标计算结果 |
| 附录6 中高等收入国家的农作物产业区位熵值 |
| 附录7 中低等收入国家的农作物产业区位熵值 |
| 致谢 |
| 在读期间研究成果 |
（4）我国文化产业的金融支持体系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致谢 |
| 摘要 |
| ABSTRACT |
| 1 引言 |
| 1.1 研究背景及研究意义 |
| 1.1.1 研究背景 |
| 1.1.2 研究意义 |
| 1.2 研究内容、方法和技术路线 |
| 1.2.1 研究内容 |
| 1.2.2 研究方法 |
| 1.2.3 技术路线 |
| 1.3 本文的创新点 |
| 2 理论基础与文献综述 |
| 2.1 相关概念的界定 |
| 2.1.1 文化的涵义及其层次 |
| 2.1.2 文化产业的内涵 |
| 2.1.3 文化产业的分类 |
| 2.1.4 文化产业的融资约束 |
| 2.2 相关理论基础 |
| 2.2.1 金融发展理论 |
| 2.2.2 产业发展理论 |
| 2.2.3 产业安全理论 |
| 2.3 相关研究综述 |
| 2.3.1 文化产业的研究综述 |
| 2.3.2 文化产业安全的研究综述 |
| 2.3.3 金融支持文化产业的研究综述 |
| 3 我国文化产业及其金融支持的现状分析 |
| 3.1 我国文化产业的现状分析 |
| 3.1.1 我国文化产业现状分析 |
| 3.1.2 我国文化产业的国际比较 |
| 3.2 我国文化产业金融支持的现状分析 |
| 3.2.1 文化产业的政府财政支持现状分析 |
| 3.2.2 文化产业的社会资本支持现状分析 |
| 3.3 我国文化产业金融支持中存在的问题 |
| 3.3.1 财政税收投入的有限性与文化产业的资金需求量大的矛盾 |
| 3.3.2 政府制度的制约机制与文化产业的高风险性的矛盾 |
| 3.3.3 商业银行的风险规避性使得中小文化企业难以获得贷款支持 |
| 3.3.4 风险投资的发展缓慢不能满足文化产业的融资需求 |
| 3.3.5 资本市场对文化企业融资存在诸多限制 |
| 4 金融支持对我国文化产业的效应分析 |
| 4.1 金融支持对我国文化产业发展的效应分析 |
| 4.1.1 我国金融支持对文化产业的经济效应的实证分析 |
| 4.1.2 基于区域差异性的金融支持对文化产业的经济效应分析 |
| 4.1.3 我国金融支持推动文化产业发展的案例分析 |
| 4.2 金融支持对文化产业安全的效应分析 |
| 4.2.1 金融支持对文化产业安全效应的理论分析 |
| 4.2.2 文化产业安全评价指标体系的构建方法 |
| 4.2.3 综合评价方法选取与数据采集 |
| 4.2.4 文化产业安全的实证评价分析 |
| 4.2.5 金融支持对文化产业安全的影响分析 |
| 5 文化产业发展的金融支撑:基于部分国家的经验与借鉴 |
| 5.1 美国文化产业的金融支持体系 |
| 5.1.1 多层次的资本市场保证文化产业的融资需求 |
| 5.1.2 多渠道的资金来源对文化产业的金融支持 |
| 5.1.3 美国政府的政策支持 |
| 5.2 日本文化产业的金融支持体系 |
| 5.2.1 日本政府对文化产业的资本支持 |
| 5.2.2 社会多渠道对文化产业的金融支持 |
| 5.2.3 金融机构对文化产业的资金支持 |
| 5.2.4 多层次的资本市场为文化企业提供直接融资 |
| 5.3 韩国文化产业的金融支持体系 |
| 5.3.1 政府通过制定政策促进金融业支持文化企业 |
| 5.3.2 金融业增加对文化产业的资金扶持 |
| 5.3.3 社会资本通过多渠道支持韩国文化产业 |
| 5.4 启示与借鉴 |
| 5.4.1 政府在文化产业的金融支持体系中处于主导地位 |
| 5.4.2 投资主体的多元化和投资渠道的多样化 |
| 5.4.3 完善信用担保体系 |
| 5.4.4 建立多层次的资本市场 |
| 6 我国文化产业金融支持体系的设计 |
| 6.1 我国金融支撑文化产业作用不足的原因分析 |
| 6.1.1 金融支持体系组成要素及其职能界定的模糊 |
| 6.1.2 金融支持体系运行架构的不完善 |
| 6.1.3 金融支持政策与监管架构的不完善 |
| 6.2 构建文化产业金融支持体系中的构成要素 |
| 6.2.1 文化产业金融支持体系中的交易主体 |
| 6.2.2 文化产业金融支持体系中的组成要素 |
| 6.3 我国文化产业金融支持体系的设计 |
| 6.3.1 商业银行支持文化产业的运行架构设计 |
| 6.3.2 保险业支持文化产业的运行架构设计 |
| 6.3.3 资本市场支持文化产业的运行架构设计 |
| 6.3.4 风险投资支持文化产业的运行架构设计 |
| 6.4 金融支持文化产业的政策与监管架构设计 |
| 6.4.1 货币政策支持文化产业的架构设计 |
| 6.4.2 金融监管支持文化产业的架构设计 |
| 6.4.3 财政政策支持文化产业的架构设计 |
| 6.4.4 构建连接各项文化金融各项政策的协调和信息反馈机制 |
| 7 研究结论与政策建议 |
| 7.1 研究结论 |
| 7.2 我国文化产业金融支持的政策建议 |
| 参考文献 |
| 作者简历及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取得的研究成果 |
| 学位论文数据集 |
（5）中国经济复杂性对区域经济差异的影响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引言 |
| 1.1 研究背景和意义 |
| 1.1.1 研究背景 |
| 1.1.2 研究意义 |
| 1.2 文献综述 |
| 1.2.1 复杂性理论文献综述 |
| 1.2.2 经济复杂性理论文献综述 |
| 1.2.3 区域经济差异理论文献综述 |
| 1.2.4 研究现状述评 |
| 1.3 研究思路与方法 |
| 1.3.1 研究思路 |
| 1.3.2 研究方法 |
| 1.4 创新之处与研究难点 |
| 1.4.1 创新之处 |
| 1.4.2 研究难点 |
| 第2章 研究方法、指标选取和数据来源 |
| 2.1 研究方法与计量模型设定 |
| 2.1.1 熵权法 |
| 2.1.2 多元线性回归模型 |
| 2.1.4 泰尔指数(Theil index) |
| 2.1.5 莫兰指数(Moran's I) |
| 2.1.6 空间滞后模型(SAR) |
| 2.1.7 空间误差模型(SEM) |
| 2.2 指标选取 |
| 2.3 数据来源 |
| 第3章 我国经济复杂性分析 |
| 3.1 我国产业多样性分析 |
| 3.2 我国经济复杂性分析 |
| 3.3 我国经济复杂性对经济发展的影响程度分析 |
| 3.3.1 影响变量相关性分析 |
| 3.3.2 经济复杂性及其他因素对经济发展的影响 |
| 第4章 我国区域经济增长差异分析 |
| 4.1 基于县域尺度的我国区域经济增长差异分析 |
| 4.2 基于市域尺度的我国区域经济增长差异分析 |
| 4.2.1 基于时间角度的市域经济增长差异分析 |
| 4.2.2 基于空间角度的市域经济增长差异分析 |
| 4.3 基于省域尺度的我国区域经济增长差异分析 |
| 4.3.1 我国区域经济增长差异综合分析 |
| 4.3.2 基于时间角度的省域经济增长差异分析 |
| 4.3.3 基于空间角度的省域经济增长差异分析 |
| 第5章 我国经济复杂性对区域经济增长差异影响的空间计量分析 |
| 5.1 我国区域经济增长差异影响因素初步分析 |
| 5.2 我国区域经济增长差异的空间自相关检验 |
| 5.3 我国经济复杂性对区域经济增长差异的空间影响 |
| 5.3.1 空间计量模型的构建与选择 |
| 5.3.2 我国经济复杂性对区域经济差异的影响分析 |
| 5.4 影响我国区域经济增长差异其他因素的空间计量分析 |
| 5.4.1 投资水平对区域经济增长差异的影响分析 |
| 5.4.2 消费因素对区域经济增长差异的影响分析 |
| 5.4.3 教育因素对区域经济增长差异的影响分析 |
| 5.4.4 人力资本对区域经济增长差异的影响分析 |
| 5.4.5 科技创新对区域经济增长差异的影响分析 |
| 第6章 结论与展望 |
| 6.1 主要结论 |
| 6.2 对策建议 |
| 6.2.1 优化行业产业类型,规划产业协同集聚 |
| 6.2.2 积极促进居民消费,稳定社会经济发展 |
| 6.2.3 重视基础设施建设,科学引进固定投资 |
| 6.2.4 人才教育平衡发展,合理分配教育资源 |
| 6.2.5 稳定人力资本资源,技能素质长期提升 |
| 6.2.6 推进科学技术创新,加强行业智能建设 |
| 6.3 研究展望 |
| 致谢 |
| 参考文献 |
| 攻读学位期间的研究成果 |
（6）中澳FTA对我国农业经济的影响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引言 |
| 1.1 研究背景与研究意义 |
| 1.1.1 中国农产品贸易开放格局 |
| 1.1.2 中澳自贸区典型特点及重要意义 |
| 1.1.3 中国农业区域发展非均衡性 |
| 1.1.4 研究意义 |
| 1.2 研究思路、技术路线与研究方法 |
| 1.2.1 研究思路 |
| 1.2.2 技术路线 |
| 1.2.3 研究方法 |
| 1.2.4 数据资料 |
| 1.3 研究创新与研究不足 |
| 1.3.1 研究创新 |
| 1.3.2 研究不足 |
| 第二章 文献综述 |
| 2.1 中澳自贸区经济效应评估 |
| 2.2 贸易自由化与居民食物消费 |
| 2.3 自贸区框架下贸易增加值分解 |
| 2.4 文献述评 |
| 第三章 中澳农产品贸易结构 |
| 3.1 中澳农产品贸易结构演变 |
| 3.2 中澳农产品国际竞争力演变 |
| 3.2.1 中澳农产品国际市场占有率 |
| 3.2.2 中澳农产品显示性比较优势 |
| 3.3 中澳不同要素禀赋类型农产品贸易结构 |
| 3.4 本章小结 |
| 第四章 中澳FTA对我国整体农业经济的影响 |
| 4.1 模型框架与数据处理 |
| 4.1.1 全球贸易分析模型 |
| 4.1.2 数据处理、模型校准及情景设定 |
| 4.2 中澳FTA对我国整体农业经济的影响——生产端 |
| 4.2.1 中澳FTA对我国整体农业经济的影响——宏观层面 |
| 4.2.2 中澳FTA对我国整体农业经济的影响——产业层面 |
| 4.2.3 中澳FTA对我国整体农业经济的影响——进出口贸易 |
| 4.3 中澳FTA对我国整体农业经济的影响——消费端 |
| 4.3.1 贸易自由化对居民食物消费结构的影响机制 |
| 4.3.2 标准GTAP模型家庭消费需求系统 |
| 4.3.3 中澳FTA对居民食物消费结构的影响效应 |
| 4.4 本章小结 |
| 第五章 中澳FTA对农产品贸易增加值的影响 |
| 5.1 世界投入产出模型 |
| 5.2 贸易增加值分解 |
| 5.3 链接机制 |
| 5.4 贸易增加值分解测算分析 |
| 5.5 本章小结 |
| 第六章 中国区域CGE数据库完善与分解拓展 |
| 6.1 Sino-TERM模型框架结构 |
| 6.2 Sino-TERM数据库构建与修正 |
| 6.2.1 Sino-TERM数据库构建 |
| 6.2.2 Sino-TERM数据库修正调整 |
| 6.3 Sino-TERM模型中传统Fan分解拓展 |
| 6.4 本章小结 |
| 第七章 中澳FTA对区域农业经济效应影响 |
| 7.1 标准GTAP模型与Sino-TERM链接 |
| 7.2 Sino-TERM模型宏观经济闭合 |
| 7.3 Sino-TERM模型模拟结果 |
| 7.3.1 宏观经济变化——BOTE分析 |
| 7.3.2 宏观经济指标的区域异质性 |
| 7.3.3 主要农业部门产出波动的区域异质性 |
| 7.4 Sino-TERM模型Fan分解及拓展 |
| 7.4.1 Sino-TERM模型中传统Fan分解 |
| 7.4.2 Sino-TERM模型中Fan分解拓展 |
| 7.5 本章小结 |
| 第八章 研究结论及政策启示 |
| 8.1 研究结论 |
| 8.2 政策启示 |
| 8.2.1 国家层面的政策启示 |
| 8.2.2 贸易增加值层面的政策启示 |
| 8.2.3 贸易自由化与居民食物消费的政策启示 |
| 8.2.4 区域层面的政策启示 |
| 8.3 研究展望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A 农产品部门分类 |
| 附录 B 标准GTAP模型主要机制 |
| 附录 C 中澳FTA对农产品贸易增加值的重塑效应 |
| 附录 D 中澳FTA对主要农产品产出的区域异质性 |
| 致谢 |
| 个人简历 在读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与研究成果 |
（7）对外开放对我国经济发展的时空影响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导论 |
| 1.1 选题背景 |
| 1.2 研究意义 |
| 1.3 国内外相关研究文献综述 |
| 1.3.1 关于对外开放的相关理论研究 |
| 1.3.2 关于对外开放与经济发展的理论研究 |
| 1.3.3 关于对外开放与经济发展的实证研究 |
| 1.3.4 关于我国对外开放与经济发展的相关研究 |
| 1.3.5 文献现状述评 |
| 1.4 研究内容、技术路线 |
| 1.4.1 研究内容 |
| 1.4.2 研究思路与技术路线 |
| 1.5 研究方法 |
| 1.6 研究创新与不足之处 |
| 1.6.1 研究可能存在的创新 |
| 1.6.2 研究存在的不足 |
| 第二章 相关概念的界定与理论回顾 |
| 2.1 对外开放的相关概念和内涵 |
| 2.1.1 对外开放的概念和内涵 |
| 2.1.2 进出口贸易开放 |
| 2.1.3 外商投资开放 |
| 2.2 经济发展的相关理论 |
| 2.2.1 经济增长理论 |
| 2.2.2 产业结构理论 |
| 2.2.3 经济发展效率 |
| 2.3 新经济地理理论 |
| 2.4 政府竞争理论 |
| 2.5 小结 |
| 第三章 我国对外开放与经济发展概况 |
| 3.1 我国改革开放与经济发展历程 |
| 3.2 我国对外开放领域取得的主要成就 |
| 3.2.1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进出口贸易发展概况 |
| 3.2.2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外商投资发展概况 |
| 3.3 我国经济发展取得的主要成就 |
| 3.3.1 我国经济发展概况 |
| 3.3.2 我国产业结构发展概况 |
| 3.3.3 我国经济发展效率概况 |
| 3.4 我国改革开放与经济发展的总体评价 |
| 3.5 小结 |
| 第四章 对外开放与我国经济规模增长的实证分析 |
| 4.1 引言与文献综述 |
| 4.2 对外开放对我国经济规模增长的影响机制与研究假说提出 |
| 4.3 模型构建、变量选取与数据说明 |
| 4.4 实证分析 |
| 4.4.1 对外开放对经济增长影响的整体数据的回归分析 |
| 4.4.2 东中西部区域对外开放对经济发展影响的分析 |
| 4.4.3 不同阶段对外开放对经济发展的影响分析 |
| 4.4.4 空间计量的进一步拓展分析 |
| 4.4.5 稳健性检验 |
| 4.5 本章小结 |
| 第五章 对外开放对我国产业结构发展影响的实证分析 |
| 5.1 引言与文献综述 |
| 5.2 对外开放对产业发展的影响理论机制与研究假说的提出 |
| 5.3 模型构建、变量选取与数据说明 |
| 5.4 实证分析 |
| 5.4.1 对外开放对第一产业发展的影响 |
| 5.4.2 对外开放对第二产业发展的影响 |
| 5.4.3 对外开放对第三产业发展的影响 |
| 5.4.4 对外开放对产业结构升级的影响 |
| 5.4.5 模型的稳健性检验 |
| 5.5 小结 |
| 第六章 对外开放对我国经济发展效率影响的实证分析 |
| 6.1 引言与文献综述 |
| 6.2 对外开放对经济效率的影响机制分析与研究假说提出 |
| 6.3 模型构建、变量选取与数据说明 |
| 6.4 实证分析 |
| 6.4.1 对外开放对全要素生产率影响的整体样本检验 |
| 6.4.2 对外开放对我国东中西部区域经济发展效率影响的检验 |
| 6.4.3 对外开放对我国经济发展效率影响的阶段性检验 |
| 6.4.4 对外开放对我国经济发展效率影响的空间效应检验 |
| 6.5 本章小结 |
| 第七章 研究结论与政策建议 |
| 7.1 主要研究结论 |
| 7.2 政策建议 |
| 7.2.1 通过继续深化对外开放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 |
| 7.2.2 积极利用对外开放促进薄弱产业发展和推动产业转型升级 |
| 7.2.3 在对外开放中更加注重东中西部区域开放的协调发展 |
| 7.2.4 加强对外开放过程中经贸政策制定和实施的精准性 |
| 7.3 研究不足与未来展望 |
| 参考文献 |
| 后记 |
（8）空间理论视阈下当代中国城市治理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研究缘起 |
| (一)问题的提出 |
| (二)研究的意义 |
| 二、文献综述 |
| (一)国外学者的相关研究 |
| (二)国内学者的相关研究 |
| 三、研究思路 |
| 四、研究方法 |
| (一)历史分析方法 |
| (二)比较研究方法 |
| (三)文献分析方法 |
| 五、研究的可能创新与不足 |
| (一)可能的创新 |
| (二)研究的不足 |
| 第一章 核心概念、理论基础与分析框架 |
| 一、核心概念 |
| (一)空间与空间生产 |
| (二)治理与城市治理 |
| (三)中国城市空间治理 |
| 二、理论基础 |
| (一)国家空间理论 |
| (二)城市治理理论 |
| 三、分析框架 |
| (一)城市权力结构维度的三对关系 |
| (二)城市空间生产维度的五重属性 |
| 第二章 空间理论视阈下当代中国城市治理过程与模式的历史演进 |
| 第一节 1949-1978:巩固新生政权导向下城市空间治理 |
| 一、城市中的“单位中国”:城市内部的空间治理过程与模式 |
| 二、城市区域中的“中央国家”:城市之间的空间治理过程与模式 |
| 第二节 1978-2002:促进经济增长导向下城市空间治理 |
| 一、经营中的城市中国:城市内部的空间治理过程与模式 |
| 二、竞争中的城市中国:城市之间的空间治理过程与模式 |
| 第三节 2002-2012:维护社会秩序稳定导向下城市空间治理 |
| 一、城市中的“社会回归”:城市内部的空间治理过程与模式 |
| 二、城市区域中的“平衡策略”:城市之间的空间治理过程与模式 |
| 第四节 2012-2018: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导向下城市空间治理 |
| 一、全面深度改革中的城市中国:城市内部的空间治理过程与模式 |
| 二、区域协调发展中的城市中国:城市之间的空间治理过程与模式 |
| 第三章 空间理论视阈下当代中国城市治理的政治意义与问题对象 |
| 第一节 国家建设的空间维度:空间理论视阈下当代中国城市治理的政治意义 |
| 一、国家建设的空间维度 |
| 二、中国国家建设与城市空间治理的逻辑关系 |
| 三、中国城市空间治理转型的特点 |
| 第二节 城市问题的空间向度:空间理论视阈下当代中国城市治理的问题对象 |
| 一、城市问题的空间向度 |
| 二、中国城市空间问题的表现形式 |
| 三、中国城市空间问题的特点 |
| 第四章 空间理论视阈下当代中国城市治理的内在逻辑与现实挑战 |
| 第一节 内在逻辑:中国城市空间治理体制的特殊性与优越性 |
| 一、领导核心:城市空间治理中的“中国共产党” |
| 二、集权与分权:城市空间治理中的中央与地方关系 |
| 三、有为与有效:城市空间治理中的政府与市场关系 |
| 四、主导与自主:城市空间治理中的政府与社会关系 |
| 第二节 现实挑战:城市空间生产逻辑的冲突与失衡 |
| 一、基于政治建构的权力逻辑:作为控制与秩序的空间 |
| 二、基于资本增值的市场逻辑:作为生产与消费对象的空间 |
| 三、基于生活需要的社会逻辑:作为使用价值的日常生活空间 |
| 第五章 空间理论视阈下当代中国城市治理的实践路径 |
| 第一节 优化城市空间治理结构 |
| 一、全面加强党对城市空间治理工作的领导 |
| 二、优化城市空间治理过程中中央与地方政府的关系 |
| 三、优化城市空间治理过程中政府与市场的关系 |
| 四、优化城市空间治理过程中政府与社会的关系 |
| 第二节 完善城市空间属性的生产 |
| 一、城市经济空间的生产坚持科学和创新 |
| 二、城市政治空间的生产注重包容与协商 |
| 三、城市社会空间的生产秉承公平与共享 |
| 四、城市文化空间的生产突出特色与传承 |
| 五、城市生态空间的生产强调绿色与低碳 |
| 结语 |
| 附录一 |
| 附录二 |
| 附录三 |
| 参考文献 |
| 攻读博士期间的科研成果 |
| 后记 |
（9）物流业发展质量对区域经济协调发展的影响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绪论 |
| 1.1 研究背景及意义 |
| 1.1.1 研究背景 |
| 1.1.2 研究意义 |
| 1.2 文献综述 |
| 1.2.1 关于物流业及其发展质量的研究 |
| 1.2.2 关于区域经济协调发展的研究 |
| 1.2.3 关于物流业对区域经济协调发展影响的研究 |
| 1.2.4 研究评述 |
| 1.3 研究设计 |
| 1.3.1 研究目标 |
| 1.3.2 研究思路及框架结构 |
| 1.3.3 研究内容 |
| 1.3.4 研究方法 |
| 1.4 创新之处 |
| 第2章 相关理论基础 |
| 2.1 物流业发展理论 |
| 2.1.1 物流业发展质量的概念界定 |
| 2.1.2 马克思的物流业发展理论 |
| 2.1.3 西方物流业发展的相关理论 |
| 2.2 区域经济协调发展理论 |
| 2.2.1 区域经济协调发展的概念界定 |
| 2.2.2 马克思主义的区域经济协调发展思想 |
| 2.2.3 西方区域经济协调发展思想 |
| 第3章 物流业发展质量影响区域经济协调发展的机理分析 |
| 3.1 物流业发展质量对区际经济互动发展的影响机理 |
| 3.1.1 物流业发展质量对区际经济互动发展影响的数理模型 |
| 3.1.2 物流业发展质量对区际经济互动发展的直接影响 |
| 3.1.3 物流业发展质量对区际经济互动发展的间接影响 |
| 3.1.4 物流业发展质量影响区际经济互动发展的机理总结 |
| 3.2 物流业发展质量对区域经济充分发展的影响机理 |
| 3.2.1 物流业发展质量对区域经济充分发展影响的数理模型 |
| 3.2.2 物流业发展质量对区域经济充分发展的直接影响 |
| 3.2.3 物流业发展质量对区域经济充分发展的间接影响 |
| 3.2.4 物流业发展质量影响区域经济充分发展的机理总结 |
| 3.3 物流业发展质量对区际经济平衡发展的影响机理 |
| 3.3.1 物流业发展质量对区际经济平衡发展影响的数理模型 |
| 3.3.2 物流业发展质量对区际经济平衡发展的直接影响 |
| 3.3.3 物流业发展质量对区际经济平衡发展的间接影响 |
| 3.3.4 物流业发展质量影响区际经济平衡发展的机理总结 |
| 3.4 物流业发展质量影响区域经济协调发展的总机理 |
| 第4章 物流业发展质量评价 |
| 4.1 物流业发展效率评价 |
| 4.1.1 评价指标体系构建 |
| 4.1.2 研究方法 |
| 4.1.3 数据来源及分析 |
| 4.1.4 实证分析结果及评价 |
| 4.2 物流业发展结构评价 |
| 4.2.1 评价指标体系构建 |
| 4.2.2 研究方法 |
| 4.2.3 数据来源及分析 |
| 4.2.4 实证分析结果及评价 |
| 4.3 物流业发展环境评价 |
| 4.3.1 评价指标体系构建 |
| 4.3.2 研究方法 |
| 4.3.3 数据来源及分析 |
| 4.3.4 实证分析结果及评价 |
| 4.4 物流业发展质量评价 |
| 4.4.1 评价指标体系构建 |
| 4.4.2 实证分析结果及评价 |
| 4.5 本章小结 |
| 第5章 物流业发展质量对区际经济互动发展影响的实证分析 |
| 5.1 区际经济互动发展水平及特征 |
| 5.1.1 区际经济互动发展水平的测度 |
| 5.1.2 区际经济互动发展的时空演进特征 |
| 5.2 我国物流业发展质量影响区际经济互动发展的实证分析 |
| 5.2.1 计量模型构建 |
| 5.2.2 变量选取及数据说明 |
| 5.2.3 实证结果分析 |
| 5.3 本章小结 |
| 第6章 物流业发展质量对区域经济充分发展影响的实证分析 |
| 6.1 区域经济充分发展水平及特征 |
| 6.1.1 区域经济充分发展水平的测度 |
| 6.1.2 区域经济充分发展的时空演进特征 |
| 6.2 物流业发展质量影响区域经济充分发展的实证分析 |
| 6.2.1 计量模型构建 |
| 6.2.2 变量选取及数据说明 |
| 6.2.3 实证结果分析 |
| 6.3 本章小结 |
| 第7章 物流业发展质量对区际经济平衡发展影响的实证分析 |
| 7.1 区际经济平衡发展水平及特征 |
| 7.1.1 区际经济平衡发展水平的测度 |
| 7.1.2 区际经济平衡发展的时空演进特征 |
| 7.2 我国物流业发展质量影响区际经济平衡发展的实证分析 |
| 7.2.1 计量模型构建 |
| 7.2.2 变量选取及数据来源 |
| 7.2.3 实证结果分析 |
| 7.3 本章小结 |
| 第8章 物流业发展质量对区域经济协调发展影响的实证分析 |
| 8.1 区域经济协调发展水平及特征 |
| 8.1.1 区域经济协调发展水平的测度 |
| 8.1.2 区域经济协调发展的时空演进特征 |
| 8.1.3 区域经济协调发展的等级划分 |
| 8.2 物流业发展质量影响区域经济协调发展的实证分析 |
| 8.2.1 计量模型构建 |
| 8.2.2 变量选取及数据来源 |
| 8.2.3 静态效应分析 |
| 8.2.4 动态效应分析 |
| 8.2.5 长期效应分析 |
| 8.3 本章小结 |
| 第9章 结论及政策建议 |
| 9.1 结论 |
| 9.1.1 物流业发展质量和区域经济协调发展水平的研究结论 |
| 9.1.2 物流业发展质量影响区域经济协调发展的研究结论 |
| 9.2 政策建议 |
| 9.2.1 促进物流业高质量发展以驱动区际经济互动发展 |
| 9.2.2 促进物流业高质量发展以驱动区域经济充分发展 |
| 9.2.3 促进物流业高质量发展以驱动区际经济平衡发展 |
| 9.2.4 促进物流业高质量发展以驱动区域经济协调发展 |
| 9.2.5 发挥其他因素对区域经济协调发展的促进作用 |
| 9.3 不足之处及展望 |
| 9.3.1 本文研究的不足之处 |
| 9.3.2 进一步研究展望 |
| 参考文献 |
| 攻读学位期间研究成果 |
| 致谢 |
（10）复杂性视角下我国家庭金融行为及危机防范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1 绪论 |
| 1.1 选题背景与意义 |
| 1.1.1 选题背景 |
| 1.1.2 研究意义 |
| 1.2 研究内容 |
| 1.3 研究方法 |
| 1.4 研究思路 |
| 1.5 研究创新 |
| 2 理论基础与文献综述 |
| 2.1 概念界定 |
| 2.1.1 家庭、家庭财产与家庭资产 |
| 2.1.2 家庭金融行为 |
| 2.1.3 家庭金融危机 |
| 2.2 理论基础 |
| 2.2.1 经济学理论 |
| 2.2.2 复杂性科学理论 |
| 2.3 文献综述 |
| 2.3.1 西方消费理论视角 |
| 2.3.2 家庭金融资产选择理论视角 |
| 2.3.3 行为经济学理论视角 |
| 2.3.4 制度经济学视角 |
| 2.3.5 文献述评 |
| 3 我国家庭金融行为的复杂性特征分析 |
| 3.1 研究方法设计 |
| 3.2 我国家庭结构变化特征及其复杂性分析 |
| 3.2.1 家庭结构特征分析 |
| 3.2.2 家庭结构变化的复杂性分析 |
| 3.3 我国家庭金融行为动态性特征研究 |
| 3.3.1 家庭金融资产投资行为的动态分析 |
| 3.3.2 我国家庭负债管理行为的动态分析 |
| 3.3.3 我国家庭房产投资行为的动态分析 |
| 3.4 我国家庭金融行为的非线性紧耦合性特征研究 |
| 3.4.1 我国家庭金融行为的紧耦合性分析 |
| 3.4.2 我国家庭金融行为的非线性关系验证 |
| 3.5 我国家庭金融行为的自组织临界性特征研究 |
| 3.5.1 “沙堆模型”及其扩展应用 |
| 3.5.2 家庭金融行为沙堆模型构建 |
| 3.5.3 结果分析 |
| 3.6 本章小结 |
| 4 我国家庭金融行为复杂网络的形成 |
| 4.1 复杂网络研究概述 |
| 4.1.1 复杂网络的统计特征 |
| 4.1.2 复杂网络的演化过程 |
| 4.2 网络节点类型划分 |
| 4.2.1 研究方法设计 |
| 4.2.2 指标选取与变量描述 |
| 4.2.3 模型结果与检验 |
| 4.2.4 模型结果解释 |
| 4.3 NW-C网络的构建 |
| 4.3.1 网络中的节点数目及类型 |
| 4.3.2 最近邻耦合网络生成 |
| 4.3.3 随机化有向边概率定义 |
| 4.3.4 NW-C网络的统计学特性分析 |
| 4.4 本章小结 |
| 5 我国家庭金融行为动机分析 |
| 5.1 研究方法设计 |
| 5.1.1 模型的选择 |
| 5.1.2 数据降维方法 |
| 5.2 环境对复杂网络参数的影响分析 |
| 5.2.1 宏观环境对我国家庭金融行为的影响分析 |
| 5.2.2 微观环境对我国家庭金融行为的影响分析 |
| 5.3 环境对复杂网络参数影响的实证研究 |
| 5.3.1 指标选取与变量描述 |
| 5.3.2 神经网络模型的训练结果 |
| 5.3.3 神经网络模型的检验 |
| 5.3.4 模型结果分析 |
| 5.4 复杂网络演变结果及其特征分析 |
| 5.4.1 影响变量筛选 |
| 5.4.2 网络参数演变 |
| 5.4.3 修正网络统计特征分析 |
| 5.5 本章小结 |
| 6 我国家庭金融危机的传播与防范策略研究 |
| 6.1 复杂网络中的传播动力学理论 |
| 6.1.1 经典传播模型 |
| 6.1.2 传播的临界值理论 |
| 6.1.3 危机传播的基本免疫策略 |
| 6.2 具备政府调节作用的危机传播模型构建 |
| 6.2.1 危机传播途径设定 |
| 6.2.2 模型参数设定 |
| 6.3 家庭金融危机扩散的平衡点分析 |
| 6.3.1 零传播平衡点分析 |
| 6.3.2 非零传播平衡点分析 |
| 6.3.3 平衡状态的影响因素分析 |
| 6.4 家庭金融危机扩散的传播阈值分析 |
| 6.4.1 传播阈值定义与计算 |
| 6.4.2 传播阈值的特性分析 |
| 6.5 我国家庭金融危机防范策略 |
| 6.5.1 政府策略 |
| 6.5.2 金融机构策略 |
| 6.5.3 家庭策略 |
| 6.6 本章小结 |
| 7 结论、建议与展望 |
| 7.1 结论 |
| 7.2 建议 |
| 7.2.1 吸纳金融信息 |
| 7.2.2 端正投资心态 |
| 7.2.3 优化资产配置 |
| 7.3 研究展望 |
| 参考文献 |
| 攻读学位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 |
| 攻读学位期间主持与参与的课题 |
| 附表 |
| 附录 |
| 致谢 |
四、政府和市场对我国区域投资分布的影响分析（论文参考文献）
- [1]山西省利用外资变迁与效益研究（1978-2018）[D]. 赵永斌. 山西大学, 2021(02)
- [2]中国式分权对地方政府支农行为影响研究[D]. 李屹然. 西南大学, 2021(01)
- [3]“一带一路”耕地资源评价及投资的影响因素研究[D]. 田人渠. 云南财经大学, 2020(02)
- [4]我国文化产业的金融支持体系研究[D]. 刘晓飞. 北京交通大学, 2020(06)
- [5]中国经济复杂性对区域经济差异的影响研究[D]. 赵月. 南昌大学, 2020(01)
- [6]中澳FTA对我国农业经济的影响研究[D]. 周玲玲. 对外经济贸易大学, 2020(01)
- [7]对外开放对我国经济发展的时空影响研究[D]. 李艺敏. 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 2020(12)
- [8]空间理论视阈下当代中国城市治理研究[D]. 王海荣. 吉林大学, 2019(02)
- [9]物流业发展质量对区域经济协调发展的影响研究[D]. 李娟. 陕西师范大学, 2019(01)
- [10]复杂性视角下我国家庭金融行为及危机防范研究[D]. 刘莹. 湖南师范大学, 2019(0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