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洲电子出版业和大学图书馆论文集

一、欧洲电子出版业和大学图书馆考察随笔（论文文献综述）

陈钰坤^[1]（2021）在《芬兰图书出版概况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北欧国家出版业的发展走在世界前列,其发展历程及相关制度值得借鉴。然而目前国内对于北欧国家的出版史研究较为匮乏,研究史料也有待进一步丰富。芬兰出版业发源较早,同时带有芬兰和瑞典两国出版业发展的烙印。另外,因北欧国家在出版方面存在多种形式的跨国合作,芬兰的出版业发展也可侧面反映出北欧地区的整体特点。本研究主要从出版史角度出发,以出版物为主要研究切入口。首先,通过搜集资料,梳理芬兰图书出版业发展初期的书籍来源、形态及生产方式,理清了芬兰出版业发源时期的种种史实,发现基督教对于芬兰图书出版发展、甚至对于其文化整体发展所产生的重要影响。其次,梳理了在芬兰图书发展过程中起到重要作用的印刷商、出版商和作家、学者,这些人或是影响了图书生产行业的发展变迁,或是对图书内容及其带来的思想影响作出了重要贡献。这部分的梳理显示出政治经济环境影响下的文学和社会思潮对于图书内容产生的直接作用和深远意义。最后,芬兰图书产业相关的行业组织机构在图书出版初步形成规模之后出现,随后在行业发展扮演了越来越重要的角色,不仅为图书出版的参与者提供多方面的便利条件,也保持了行业正确的前进方向。研究的第二个部分梳理了在21世纪前二十年间,芬兰图书出版物的种种特点。非虚构作品在芬兰出版物中占据重要比重是芬兰图书出版较为特别的一点,同时,翻译出版在近年来的芬兰市场所占比重越来越大,而芬兰图书外译也保持在较高数量水平,这些都显示出芬兰图书市场与国际交流更为频繁,在此过程中行业组织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另外,研究也显示出,芬兰纸质出版物数量下降,而包括电子书、有声书等在内的数字化图书出版数量上升,这是互联网冲击下可以预想的一个发展趋势。而芬兰出版社值得借鉴的做法是,将数字化出版图书列入了其重要的出版物之中,并在重要书目出版时同时提供纸质与数字化形态的选择。总体而言,芬兰图书出版史是欧洲图书出版发展的一个缩影,体现出图书出版业的很多共性。同时,因民族认同形成过程中受到文学的重要影响,芬兰社会对文学更为看重,对图书的整体重视程度也更深。

丁斯甘^[2]（2021）在《《通报》与20世纪上半期法国汉学》文中研究说明《通报》（T’oung Pao）创刊于1890年,是一份颇具影响力的专业汉学刊物,其中刊载了大量关于中国研究的论文与书评,具有很高的汉学研究价值。期刊如实反映出20世纪上半期法国专业汉学的发展历程,体现了沙畹、伯希和等法国着名汉学家的治学策略,是法国汉学史的缩影和真实写照。通过梳理期刊1890-1944年的论文、书评、纪事信息,对20世纪上半期法国汉学作整体认识的尝试。文章首先重建《通报》的总体办刊背景,包括期刊19世纪法国在华活动、19世纪法国专业汉学的建立、出版技术的更新、交通运输条件等多方面因素。文章逐一分析《通报》与其前身《远东杂志》的承接关系、《通报》的期刊定位栏目设置、期刊主编对《通报》办刊的影响、《通报》的发行情况、撰稿人群体等基本情况。从研究领域角度考察,以《通报》的《补充索引》中“主题索引”为依据,整理《通报》自1890-1944年的各类文章,证明《通报》对汉学各领域都有涉猎,每个领域的研究程度各不相同,专业汉学不断深入又相互隔绝的特点。从研究地区角度考察,以《通报》的《补充索引》中“地区索引”为依据,可以发现《通报》尤为关注西域地区和西藏地区的考察与研究,刊载的文章多以文献释读为主,通过文献进而深入其他研究领域,与法国汉学发展趋势一致。《通报》积极引入了西方历史语言学、语音学、考古学、碑铭学、社会学等学科的先进研究方法,充实汉学的研究领域,产生了一系列重要的学术成果。20世纪上半期的法国专业汉学正如《通报》所显示的一样,研究涉及汉学领域各个方面,研究方法有了全新发展,法国专业汉学进入鼎盛时期并对20世纪后期的国际汉学产生了重要的影响。20世纪上半期法国专业汉学积极使用考古发现的新材料,将碑铭学、历史比较语言学等新的研究方法引入汉学领域,积极与中国学界交往,学术自觉性不断加强,充分体现出沙畹、伯希和鲜明的个人学术特色,重点梳理沙畹与伯希和的文章、书评为法国汉学研究理清学术思路、推动法国汉学研究具有较大的参考意义。

王珺^[3]（2020）在《法国图书业现状及行业政策研究》文中指出法国图书市场在全球图书市场中占有重要位置。凭借从法律到行业规范,从国家机构到支持项目,从内容生产到海外推广的强大支持,法国图书业在过去的十几年里保持着良好、活跃的出版状态,优质内容层出不穷,保持着在全球法语圈中的优势地位,并积极参与全球文明对话。

王深会^[4]（2020）在《文化生活出版社及其“文学丛书”研究（1935-1949）》文中指出文化生活出版社是1935年创办于上海的一家中等规模的民营出版机构,运营时间长达19年,出版了大量颇具艺术性的“文学丛书”,促进了中国现代文学的发展。本论文既聚焦于文化生活出版社的编辑理念与编辑策略,更聚焦于该社出版的“文学丛书”的作者群体、这些“文学丛书”的特色、这些“文学丛书”与中国现代文学发展之关系以及它们的历史贡献。这五个方面基于文化生活出版社“文学丛书”的主编、“文学丛书”的作者群、作品特色与现代文学发展之关系及其历史贡献,形成一个系统的有机整体。文化生活出版社主要由巴金与吴朗西两人主持,巴金负责编务和组稿工作,吴朗西则主要负责资金的筹备和出版发行等业务。该社负责编务的核心人物是巴金,尽管他早期受无政府主义思想的深刻影响,但在编辑方针上他采取“兼容并包”的主张,编辑“文学丛书”时打破地域之隔,破除门户偏见,广泛选取出版了不同类型、不同派别的图书。同时,巴金关注“现实人生”的题材倾向,还延续了《文学季刊》的编选风格。作为主编,巴金认为文学编辑活动是“把理想变成现实”的一种途径,在这个过程中,他始终都把自己视为作家和读者的“朋友”,他也始终重视“作者”和“读者”。该社建国前经历了两个发展阶段,即抗战前飞速发展的黄金期和抗战后艰难恢复的重建期。文化生活出版社“文学丛书”的作者群体呈现出鲜明的特点,即涵盖面很广,既有以鲁迅为代表的左翼作家和其他一些追求理想、追求光明的左翼文学青年,如胡风、萧红、萧军、周文、张天翼、沙汀、艾芜、叶紫等;也有京派作家,特别是为《水星》和《文学季刊》等刊物投稿的作者;另外,还有巴金在上海的朋友,如丽尼、朱洗、吴朗西、陆鑫等。总之,“南北”两地的青年作家显得十分突出。许多作家拥有多重身份,如丽尼既是一位优秀的散文家、翻译家,又是出版社编辑;许多作者既是作家,又是译者,他们的创作与译作为文生社“文学丛书”的编辑和出版提供了充沛的稿源。除了青年作家群外,该社的“文学丛书”还拥有像鲁迅、茅盾等人,他们形成一个“文坛老将”作者群。文化生活出版社出版的“文学丛书”多达24套。这些“文学丛书”总体特点是鲜明的现实主义倾向,在思想内容上反映出当时的政治文化,在艺术上体现了现实主义美学特征。《文化生活丛刊》与《译文丛书》中的大量译作源自苏俄文学,这些作品内容上更多地偏向于现实主义文学思想,表现出了编者对现实主义类文学作品的青睐。该社出版的“文学丛书”的大量也表现出突出的现实主义特色,如《文学丛刊》中鲁迅的《故事新编》、茅盾的《路》和张天翼的《团圆》等,大都是以表现现实人生和社会生活为主要思想内容。此外,诸多“文学丛书”的诸多作品具有鲜明的时代性,既有时代内涵,又有审美特质,如《呐喊小丛书》《烽火小丛书》等战时“文学丛书”。这些“文学丛书”极大地推动了中国现代文学的发展。文化生活出版社在刊物的发行上主张平民价格,在装帧设计和包装上力求朴素典雅,并对当时身处于底层的青年作家提供了极大的支持与“关照”,出版了诸如陆螽的散文、李广田的随笔、曹禺的戏剧、何其芳的诗歌等作品,这些主张总体上表现出了文生社在出版特色上“平凡人”的哲学追求。巴金在主持《译文丛书》的出版工作时,凡是外国的佳作,他都组织人有计划性、有重点地进行翻译,这体现出文生社在出版上还讲究计划性、系统性的外国文学译介这一特点。此外,巴金自己还对《屠格涅夫选集》这一套文学名着进行了计划性、系统性的翻译和出版整理,由此可见出文生社“文学丛书”独有的文化个性与出版特色。文化生活出版社的文化贡献不仅体现在其注重社会效益与文化效益并举,实现了以广告设计来带动出版发展,而且其文学作品对五四新文学精神有着极大的继承与发展。一方面出版社不仅出版了大量的新人新作,主张所出版的作品要中西文化并包;另外,巴金、陆蠡等人还亲自撰写广告词,这些广告词具有散文化、随笔化的语调,既便于读者理解全文大意,而且精练的语言、优美的文笔,也激发了读者的阅读兴趣,从而推进了图书的宣传推广。此外,这些“文学丛书”还团结了一大批现实主义风格的作家,促进了对五四新文学现实主义精神的继承与发展,这为推动中国新文学的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也对其文化建设产生了重要影响。

刘思源^[5]（2020）在《伍联德出版活动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伍联德是民国时期一位有影响的出版家,也是《良友》画报和良友图书印刷公司的创始人。纵观其一生,从1900年于台山出生,到1972年于香港去世,伍联德先后编辑、策划出版了几十种刊物,以在画报编辑出版领域的实践为最,贯穿了其整个出版生涯。伍联德对现代出版业的整体发展做出的贡献,不仅仅是因为《良友》画报取得的光辉成绩,还有其他一系列编、办刊物的创新想法与出版实践。伍联德的出版生涯与社会大环境密不可分。1900-1925年,伍联德经历了清末民初的改朝换制,在新出版新思潮的环境中成长起来,因翻译《新绘学》从广州到上海,由在商务印书馆编辑《儿童教育画》和《儿童世界》开启了出版之路,创刊《少年良友》,创办良友印刷所;1925-1929年,伍联德凭借《良友》画报异军突起,继而创办了《孙中山先生纪念特刊》等新闻时事性画册,为当时的新闻报道开创了新的形式,记录时代新闻、引领出版人的转向,同时经营良友图书印刷公司,创办《银星》等刊物;1930-1936年,现代出版繁荣发展,伍联德开拓摄影采访性画报、推行丛书出版、策划专业性期刊,实现了个人出版阶段的多元发展,《中国大观》《中华景象》等摄影采访性画册为国内外读者展示了当时中国的真实概况,《良友文学丛书》和《中国新文学大系》反映文坛创作情况、开创新型丛书时代,《电影画报》等艺术知识性画册助力了文化教育的普及工作,但这一时期伍联德也因公司内部纠纷黯然离开了他一手打造的良友图书印刷公司;1937-1949年,抗战前后“出版救国”的环境中,伍联德主编爱国刊物《大美画报》,开办公益性质的明星影展,出版《青年良友》,也曾在沦陷时期担任伪职落水入狱,经历了民国结束、新中国成立的山河鼎革;1950-1972年,伍联德南渡香港,在香港意识形态碰撞的出版环境中不忘初心、重圆旧梦,出版了《良友》海外版和《锦绣中华》,又将以往关于“良友”的文章和致读者的信件整合出版了《良友·回忆·漫谈》,度过了一个南下小出版人的晚年。这些主题鲜明的出版物既是对《良友》画报的学习,也是对其优势内容的扩展和延伸,丰富了民国时期我国出版业的发展成果,也丰富了伍联德的个人出版生涯。在创办刊物和经营公司的过程中,伍联德也与许多知识分子建立了联系,作家、画家、摄影家、影星、政商界人士、读者都是其以“文”会来的“友”,《良友》遍天下的时候,伍联德的“良友”们也遍布世界各地。这些交往活动的维系,对伍联德创办、出版刊物和经营管理公司都有着重要的作用。伍联德和他所编辑出版的刊物,不仅是开创了摄影画报的刊物形式,在新技术的引进和美术字的设计上也都走在时代前沿。由此,我们需要从更多维的角度来挖掘伍联德鲜为人知的一面,在民国时期现代出版业的发展中,在用画报普及国民文化教育的情怀中,看到伍联德在《良友》之外的努力和贡献。同时以伍联德作为个案来观照我国近代出版事业,也看到同时期出版人群体的成长。他们在民国黄金时期的环境中抓住机遇、投身出版,随着政治、经济、文化的平稳推进,发展自己的事业,用出版开启民智、普及文化。在动乱和战争期间,他们坚守知识分子的文人品格,用出版传播思想、实业救国。即使后来政权变更、山河鼎革,经历了群体分化的出版人们,有一部分和伍联德一样选择南下香港,在祖国的一片异土上学会接受与认可,重操旧业、重建家园,为现代出版业的繁荣做出贡献。

吴利亚^[6]（2020）在《《良友》画报书业广告研究（1926-1945）》文中研究指明民国时期是中国现代出版史上的黄金时期,也是中国现代广告业发展的第一个高峰期,出版业的宣传需求遇上广告业的蓬勃发展,为书业广告的成长提供了良好的土壤。《良友》画报是伍联德先生于1926年2月在上海创办的一份综合性画报,堪称“中国最早出版之图书杂志”,比美国影响深远的《生活》画报都要早十年。因其组稿多元、印刷精良、内容丰富,吸引了大批读者订阅和购买。《良友》画报上的书业广告占比达到《良友》广告总量的三分之一以上,相较于同时期的其他报刊,在书业广告方面更具典型性和代表性,不仅体现出民国时期较高的广告发展水平,也记录和呈现了当时印刷出版行业的发展面貌。论文立足民国时期画报书业广告发展的时代与社会背景,以《良友》画报为媒介载体,从发展概貌、类型与特点、策略检视和时代价值四个方面进行分析和研究。全文共分为四章,第一章分析和梳理《良友》画报书业广告的发展背景及历程;第二章从文本角度分析《良友》画报书业广告所呈现的内容;第三章从创意表现策略和营销传播策略两个维度分析《良友》画报书业广告在民国特定的历史文化背景下,是如何利用杂志媒体进行推广并获得较好的宣传效果的;第四章则尝试归纳并揭示《良友》画报书业广告在民国时期复杂多元的政治经济和社会文化环境中所具有的时代价值和意义。通过研究,论文认为《良友》画报书业广告因其数量比重相对较大、传播范围相对较广、存续时间相对较长而具有一定的代表性,可由此个案窥探民国时期书业广告发展的大致情况。《良友》画报中形式多样且种类多元的千余则书业广告至今品读起来都十分经典,其中饱含当时广告人的巧思与匠心。在深谙目标受众心理的基础上将营销传播和广告学理论灵活运用到广告文案写作和广告画面的美术表现当中,创作出既能吸引读者眼球,又能有效促进书籍报刊销售,还兼具较高文学意蕴和历史价值的广告,实属不易,对当下图书出版发行行业的广告营销活动也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孟哲妤^[7]（2020）在《18世纪英国公共领域核心《旁观者报》研究》文中提出1990年,哈贝马斯的《公共领域的结构转型》英文版问世,掀起英语国家对公共领域概念的研究热潮。哈贝马斯在书中指出,公共领域的形成是从17、18世纪的英国和法国开始的,在形成过程中,小册子、书籍报刊等媒介促进了文学公共领域的形成,并转而向政治公共领域过渡转型,其中艾迪生和斯梯尔创办的期刊在哈贝马斯的着作中被多次提及。后世学者伊格尔顿也在研究中指出:“英国18世纪初的资产阶级公共领域的确是由斯梯尔的《闲谈者》和艾迪生的《旁观者报》作为核心阵地的。”因此本文以《旁观者报》为研究对象,挖掘《旁观者报》的原始文本,探讨它在构建英国公共领域过程中发挥的作用。鉴于《旁观者报》篇目庞杂,笔者先梳理了公共领域的概念,勾勒出它的三大构成要素,然后选取《旁观者报》的内容并划分成不同模块进行论述,试图使各部分组合起来形成对刊物整体性的宏观论述。这其中不免挂漏,还有待进一步的探讨。第一章为绪论。本章对选题的研究背景、研究意义、研究综述和研究方法进行了阐述。第二章主要论述《旁观者报》和英国公共领域的兴起。本章主要论述了《旁观者报》在当时的创办情况,如发行量等,并结合新闻史和文学史将《旁观者报》划分为文学期刊（literary periodical）,将其中的文章文体界定为期刊随笔（periodical essay）,接着结合当时的社会背景论述了《旁观者报》兴起的历史条件,包括政治上出版审查制度的放宽、经济上书刊市场的发展以及思想文化上民众意识的觉醒,最后梳理了公共领域的演变过程和特征,简要概括了英国公共领域的兴起。第三章是结合《旁观者报》的文本内容,以哈贝马斯公共领域的三大构成要素为框架,论述期刊在公共领域形成中的作用。公众方面,《旁观者报》中六位俱乐部成员和受众群体是为公共领域中“公众”的化身。公共空间方面,作为实体空间的公共场所——咖啡馆和作为虚拟空间的公共媒介即《旁观者报》,二者共同构成了公共领域的公共空间要素。公共舆论方面,笔者将期刊内容划分为四部分:社会生活、道德教化、文学评论和政治观念。社会生活的内容使私人话题转变为公共话题,赋予其公开性;道德教化的内容培养了公众素养,使公众变得理性,文学评论一方面在一定程度上将批评意识引入了文学领域,另一方面为文学公共领域提供了话题,最后将政治话题加入其中,促进了文学公共领域向政治公共领域的过渡,从而构建起了真正完整的公共领域。第四章论述了《旁观者报》作为公共领域核心阵地所存在的优势与短板。优势有三:一是明确了自身定位,以文学性期刊的面貌持续发行;二是促进了公共领域内观点的多元化;三是其内容所传达出的道德指向与当时社会的道德诉求相契合,满足公众道德诉求,对他们起到了教化作用;四是期刊随笔和文学评论在文学史上表现出了独创性。短板也有三:一是刊物所追求的新式道德规范具有特定的排他性和贵族性,公众代表性有限,且在是对女性公共参与的虚假构建;二是期刊并不如所声称的那样保持了政治中立立场,使得公共领域和政治领域的界线模糊;第三,《旁观者报》中的文学评论“以美为鉴”,没有很好地起到锻炼读者批判能力的作用。第五章为结语。在对上述内容进行梳理总结后,反思了自身研究的不足,并对当代媒介构建公共领域的作用进行了思考。

程璐^[8]（2019）在《北新文学广告研究》文中指出北新书局是新文学出版肇始阶段的主力军。在激烈的现代文学出版环境中,北新书局通过多样的广告手段和精妙广告策略奠定了其“新文艺书店的老大哥”的地位,成为现代文学发展进程中的重要参与者、见证者、推动者。绪论部分,对北新书局孕育、萌芽、产生、成立、发展、鼎盛、转型直至衰落消亡的三十年风雨历程进行总体论述,并对“北新文学广告”进行概念界定。第一章,对北新文学广告的刊载媒介、宣传对象和宣传策略进行梳理研究。北新文学广告的载体类型多种多样,主要集中于报纸、自家期刊杂志、本版图书三类,新文学、民间文学、儿童文学、文学丛书是北新文学广告的四大对象,宣传手段和策略灵活多变、引人入胜。第二章,对北新文学广告与新文学的传播接受活动进行探究。北新书局不仅对鲁迅、周作人、郁达夫、冰心等文学名家大力宣传,使书局迅速崛起;同时,也注重培养提拔新进作家,以保障其持续发展的活力。北新书局在不断的文学广告实践中,实现并巩固了其新文艺优势。第三章,对北新文学广告的文学价值与史料价值进行探究。文学广告本身即是一种文学“副文本”,具有文学的审美艺术特征,可以为读者提供顺利进入文本阅读的“前阅读”环境,为作家作品经典化提供助力。同时,北新文学广告在无形中记录了大量文坛事迹、保留了重要文学史信息,是珍贵的现代文学史料,也是作家佚文的重要来源。

周敏珏^[9]（2019）在《端方及其交游圈的金石鉴藏研究》文中研究说明伴随金石学在清代的复兴,对古代金石碑版的收藏与鉴定,成为金石治学的重要路径。本论文以端方（1861-1911）及其金石收藏为考察基点,将端方收藏过程、仕宦经历、他与学人的金石交往结合考察,深入挖掘三者之间的直接关联,探索以端方为中心的金石鉴赏群体的金石趣味、时代特性及文化关怀。端方收藏体系庞大,品类丰富,并以其强烈个人印记的收藏风格与方式,引发了诸多极具话题性的收藏事件,如青铜柉禁的整体收藏,秦权的主题性收藏,多本《华山碑》及《刘熊碑》拓本的序列性收藏等等,这些端方收藏生涯中的标志性事件,奠定了端方在晚清金石收藏领域的绝对地位,也成为他收藏体系中赫赫有名的代表性藏品。同时,端方身边围聚着一个学人群体,他们以金石学为纽带,以端方的金石收藏为依托,通过购藏、品鉴、编撰、研究等一系列文化行为,共同成就了端方的收藏事业,创造出丰富的金石研究成果,也带来晚清金石鉴藏的最后繁盛。而西方新式技术的引入,公共展示观念的风靡,都为眼界开阔的端方吸取并运用于金石收藏事业之中,收藏异国文物,拍摄藏品相片,出版碑拓与书画,发行收藏着录,创办个人博物馆,都是将传统金石鉴藏与新兴观念及技术相结合进行的尝试,以作用于金石文物的保存,鉴赏,展示与传播。端方苦心经营的毕生所藏,最终落脚于他的陶斋博物馆,这个中国近代历史上第一个以金石收藏为大宗的个人博物馆,与他的金石藏品、收藏着录三者共同作用,构成端方完整的金石鉴藏理想。他对传统金石学的突破与开拓意义,也值得今天的我们重新审视。

乔晓鹏^[10]（2019）在《学科史视野下的《中国近现代出版史料》研究》文中认为当下关于出版学学科批判性的反思正在进行,出版学在起源、理论、教育等方面的反思正是出版学学科发展与进步的关键,而其中也不能缺少出版史料的身影。《中国近现代出版史料》作为一部中国近现代出版史料汇编,它出版于1953年,完成于1959年,由张静庐辑注,全书共408篇,约250万字,收录了有关印刷、出版业的图片和书影共262幅,体现了张静庐在出版史料整理方面的功绩。对于其研究价值,多位编辑出版家都曾对该汇编提出过积极评价。但就该书来说,《中国近现代出版史料》的编纂缘起展现了张静庐的出版学科关怀,围绕该书所体现的编辑特点,以及其所具有的范式意义、时代局限,都在出版学科发展的历史脉络中,有其应有的位置,值得当下出版学学科对其进行批判性研究。张静庐从事《中国近现代出版史料》编纂其原因大概有三:第一是民国出版业发展繁荣与出版史研究的失衡,为张静庐编纂该书提供了社会文化背景;第二是个人出版经历促使其重视出版史料的收集整理,他具备编纂这套书的能力;第三是晚年的出版工作生涯带来的身份转变对其从事出版史料整理工作的影响。该丛书呈现出体例多元、注释详备、求“新”价值、拓展视野、力图求真、相互相映照等编辑特点,这些编辑特点从侧面凸显出本书的学科史价值和范式意义。通过对《中国近现代出版史料》编纂缘起、基本情况、特点的梳理和研究,其中既展现了张静庐和该丛书与中国出版史研究的关系和互动,也体现了该丛书与出版学学科发展之间的密切关系、以及呈现的新特点。概括起来其价值有四:一是史料积累价值即该书成为出版学研究的参考书,二是概念创造价值,提出了出版史料的概念,三是历史分期价值,对近、现代中国出版史进行了时期划分,四是研究视野价值,主要体现在唯物史观指导下的学科自觉。站在21世纪的新时代,回望《中国近现代出版史料》的整理与编纂,分析其在范式意义、时代局限、空间发展三方面仍然对出版学发展有着反思作用。在范式意义上,其不仅改变了出版领域对出版史料等基本问题的独特理解和关系界定,确立了出版史料的研究领域和工作范围,甚至影响了出版学研究的基础和内容;所涉及的近、现代中国出版史分期内容,为出版史料甚至出版学研究提供认识方向和课题决策上的判断依据和价值标准;在出版史料整理上的方法和特点,以及唯物史观指导下的学科自觉,为以后的出版史料整理及出版史研究提供了方法论上的参考。在时代局限上,由于受客观历史性因素及主观取材范围、时间因素影响,该书存在史料收集不当、分类不明的缺陷。而跳脱出该书本身的范式意义及历史局限,未来学科发展应该从加强出版学基础理论研究、加强出版研究的范式转换、加强中国出版史料学建设三个方面努力。

二、欧洲电子出版业和大学图书馆考察随笔（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欧洲电子出版业和大学图书馆考察随笔（论文提纲范文）

（1）芬兰图书出版概况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2）《通报》与20世纪上半期法国汉学（论文提纲范文）

（3）法国图书业现状及行业政策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4）文化生活出版社及其“文学丛书”研究（1935-1949）（论文提纲范文）

（5）伍联德出版活动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6）《良友》画报书业广告研究（1926-1945）（论文提纲范文）

（7）18世纪英国公共领域核心《旁观者报》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8）北新文学广告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9）端方及其交游圈的金石鉴藏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10）学科史视野下的《中国近现代出版史料》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四、欧洲电子出版业和大学图书馆考察随笔（论文参考文献）

• [1]芬兰图书出版概况研究[D]. 陈钰坤. 北京外国语大学, 2021(11)
• [2]《通报》与20世纪上半期法国汉学[D]. 丁斯甘. 兰州大学, 2021(09)
• [3]法国图书业现状及行业政策研究[J]. 王珺. 出版发行研究, 2020(09)
• [4]文化生活出版社及其“文学丛书”研究（1935-1949）[D]. 王深会. 浙江师范大学, 2020(02)
• [5]伍联德出版活动研究[D]. 刘思源. 河南大学, 2020(06)
• [6]《良友》画报书业广告研究（1926-1945）[D]. 吴利亚. 南京师范大学, 2020(04)
• [7]18世纪英国公共领域核心《旁观者报》研究[D]. 孟哲妤. 中央民族大学, 2020(01)
• [8]北新文学广告研究[D]. 程璐. 广西大学, 2019(01)
• [9]端方及其交游圈的金石鉴藏研究[D]. 周敏珏. 浙江大学, 2019(07)
• [10]学科史视野下的《中国近现代出版史料》研究[D]. 乔晓鹏. 河南大学, 2019(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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