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关于环境保护工作的思考(论文文献综述)
沙涛[1](2021)在《功能主义刑法解释论 ——立场、方法与运用》文中指出刑法需要被解释。刑法解释需要借助体系化方法,构建以犯罪论体系为核心的刑法解释体系,因为体系化有助于保障解释结论的合逻辑性和安定性,进而保障相同案件相同处理这一法律公正原则的实现。然而,被体系化思维与方法宰制的刑法解释存在封闭、僵化进而脱离社会实际的危险,所以要从社会现实出发构建科学的刑法解释体系。近现代刑法传统上将刑事政策与刑法体系分离,刑法被认为是刑事政策不可逾越的界限。这种认识虽有利于刑法的安定性,但忽视了刑法体系与社会环境的关系,有损于刑法的适应性。刑法体系的刑事政策化和刑事政策的法治化命题便是对刑法体系与社会需求关系的进一步思考。如今已渐成共识的看法是,一方面刑法体系不应排斥刑事政策的诉求,另一方面刑事政策对刑法体系的影响应受到限制。于是,刑事政策的法治化的实现路径成为新的时代课题。以刑法功能为导向,建构功能主义的刑法解释体系是刑事政策法治化的正确路径。功能主义刑法解释体系一方面具有实践基础、方法论基础和合法性基础;另一方面具有超越形式/实质解释与主观/客观解释的科学性和优越性。对刑法功能的理解直接关涉功能主义刑法解释体系的建构。传统的刑法功能理论在逻辑上和方法论上存在诸多弊端,不适合指导刑法解释体系的建构。刑法功能研究应以科学的研究方法为基础。以卢曼为代表的社会系统理论在社会理论传统脉络的基础上吸收了最新的科学研究成果,包括系统论、控制论、信息学、生物学等,因而是跨学科研究的典范。社会系统理论在方法上不仅具有优越的科学性,而且与刑事政策法治化命题相契合,所以应作为研究刑法功能以及功能主义刑法解释体系建构的方法论基石。根据社会系统理论,现代社会是一个复杂性与偶在性快速增长的社会,为降低社会交往的复杂性、维持社会的存续,社会出现了功能分化,社会系统分化为政治、经济、法律等诸多子系统。社会系统的功能分化理论本身预设了功能/效果的区分和系统/环境的区分。系统的功能是指系统要解决的关于社会存续的某些问题,且该问题只能由该功能的发挥得以解决。系统与环境之间不是输入/输出关系,而是结构耦合关系。系统是自创生的,一方面系统根据自身的符码和纲要实现自我指涉,另一方面系统对环境通过结构耦合的方式实现开放。法律系统与其他社会子系统之间是既相互独立又相互激扰的关系,一方面法律系统闭合运作,来自社会环境的需求不能直接干涉法律系统的运作;另一方面法律系统与政治、经济等社会子系统之间存在结构耦合关系,其他社会子系统的需求给法律系统带来压力,法律系统经选择将来自社会环境的需求纳入法律系统。按照系统/环境的区分范式,法律系统进一步分化为宪法系统、行政法系统、刑法系统、民法系统等法律子系统。刑法系统一方面与法律系统外的环境之间存在独立且耦合的关系,另一方面与民法系统等法律子系统间亦存在独立且耦合的关系。法律系统的功能是稳定社会交往的规范性预期。一种形态社会的存续以人与人之间交往关系的正常开展为前提。于是,预期的稳定对社会的存续而言至关重要。稳定预期的方式有两种,一是调整认知以形成新的预期,二是确证既有预期的效力,也即确证规范性预期的效力。现代社会是一个价值多元、功能分化的社会,在这样的社会里只有法律具有一致性一般化的特点,所以法律系统的功能是稳定规范性预期,而这一功能是道德系统和宗教系统等不能替代的。刑法系统在整个法律系统中居于保障法地位,刑法系统的功能既不是法益保护或人权保障也不是行为规制,而是确证包括刑法在内的全部法律规范的效力。刑法系统确证法规范效力的工具是刑罚,刑罚作为物理性暴力具有一致性一般化的性质,能够有效实现对破坏规范效力行为的否定。法律规范的效力得到确证,法律系统稳定社会规范性预期的功能才能实现。功能主义刑法解释的论证说理需要借助利益衡量。利益衡量是刑法系统实现认知开放的重要管道。为确保刑法系统的独立运作,利益衡量要以法律条文为前提,并依托于以法规范确证功能为导向的犯罪论体系。功能主义刑法解释体系的建构需要运用体系化方法,首要之事便是建构一个功能性的犯罪论体系。在既有的犯罪论体系理论资源中,目的理性犯罪论体系与功能主义刑法解释体系在思考方法上具有一致性。所以,经济的做法是以刑法系统的法规范确证功能为导向,对既有的目的理性犯罪论体系进行改造。法益是刑法系统与其环境的连接点,刑法系统对社会环境需求的纳入需要通过利益衡量进行转译。首先,要进行利益识别,也即识别出属于法律系统的利益。识别的过程是一个选择的过程,选择的标准以刑法系统的法规范确证功能为导向。刑事政策等社会需求层面的利益应通过法益概念的转译进入刑法系统,利益衡量不应将不属于刑法系统的利益纳入考量。其次,要进行具体的利益衡量,也即在诸多法律利益中权衡选择有助于法规范确证功能实现的利益。归属于刑法系统的利益需进行划分和层级设定,异质利益之间的衡量需在具有共识性的制度利益下展开。最后,利益衡量还应遵循比例原则,合宪性解释能起到对利益衡量的限制作用。功能主义刑法解释是科学的解释立场和方法,能够为具体的法律适用提供方法论支持。例如在正当防卫和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的构成要件解释适用中,功能主义刑法解释便体现出其优越性。既有关于正当防卫原理的学说略显零散和乏力,个人利益保全说独力难当,传统法秩序维护说欠缺理论根基,利益衡量说存在诸多缺陷。正当防卫原理应在与刑法系统功能的关联中探寻,正当防卫的原理应是法规范确证导向的利益衡量。以法规范确证导向的利益衡量为基础对正当防卫要件进行功能主义解释,是精准认定正当防卫的科学方法。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构成要件的解释,应结合《民法典》《个人信息保护法》等前置法规定,以刑法系统的法规范确证功能为指引,兼顾信息主体个人利益与信息流通利益。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的保护法益是个人信息权,个人信息权应限缩解释为信息自决权,且在新技术环境下宜将个人的社会交往利益作为信息自决权的核心内容,同时强化信息处理者的信息保护义务。刑法没有限缩个人信息范围的必要,个人信息的范围应依《民法典》等前置法确定。“违反国家有关规定”是不法要件,“知情同意”的违反是判断不法的核心要素。为实现刑法处罚范围的合理划定,应通过“情节严重”这一不确定法律概念实现犯罪圈调节。“知情同意”的认定规则与“情节严重”的认定标准,取决于在法规范确证功能导向下的利益衡量。
王琳[2](2021)在《完善澜湄流域生物多样性跨境合作保护法律规则的思考》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
王智洋[3](2021)在《空间视阈下当代中国历史街区的文化建构》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随着我国社会的不断发展与城市化进程的持续推进,保存有大量文物古迹、地方文脉并能较为完整体现出传统生活状态的历史街区,逐渐成为当下人们的关注焦点。自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对历史街区展开的相关改建工作,经历了由过往旧城改造中的拆旧建新与仿古热潮,向小尺度、微循环、渐进式有机更新的认知与实践转变。虽然其的主要模式与演化路径不断发展演进,但客观现实中政策规划、法律法规的缺失与商业要素的无序繁殖,依然在此过程中引发了地方文化消逝、群体认同淡化、商业开发同质化等一系列问题。究其原因,过往我国的历史街区改建遵循的多是一种“物质-精神”二元对立认知;其在将工作重心聚焦于历史街区物质形态与精神面貌的同时,却忽视了街区日常生活中的各种具有实用性、经验性、延续性特征的社会人文内涵。作为一种供人居住生活的空间形态,我国的历史街区具有着由物质性、精神性、社会性三重维度共同构成的空间结构属性;而当代城市更新背景下对之展开的文化建构,则是一种贯穿于其空间营建、空间叙事、空间消费环节的综合性空间生产活动。首先,对文物古迹外在形态风貌的修缮保护、对遗存布景等叙事景观的还原、与以物质为载体的消费活动,共同构成了历史街区文化建构中的物质空间维度。其次,精神空间维度的文化建构既是对历史街区中情感观念、集体认同、地方风俗等抽象要素的维系和延续,也包含着对隐藏于街区空间中的各种人文叙事文本的当代重置,并由此使之与当今大众的审美、怀旧、娱乐、教育等消费诉求相契合。最后,物质与精神层面的文化建构在历史街区的社会空间维度进一步交汇,并分别体现为对活态文化遗产的融合与传承、对社会生活状态的空间叙事再现,以及以体验性社会参与为基础的空间消费等不同层面。同时,由封闭的围合状态、生产逻辑的强势地位、传统地缘亲缘关系的隐退、原住民人口的大量迁出等引发的历史街区公共属性淡化、人际关联衰退、情感内核消散和消费精英化趋势等问题,在本质上均是一种空间异化现象。因此,空间视阈下展开的当代中国历史街区文化建构,理应处于一种辩证统一的状态之中。相关的实践工作不但要在历史街区物质性、精神性、社会性空间维度的融合交织中,凸显其的活态性、属人性本质与多层次、多环节的原真性内涵;也需在政治、经济、社会与文化等多元话语的互动、博弈与协调中,推动其相互补充、彼此制约并以此达成空间权益的动态平衡。
苏静[4](2021)在《关陇先秦时期秦文化遗址保护与展示体系研究》文中研究指明关陇先秦时期秦文化遗址在中华文明史中占据重要一页。地处西北偏僻之隅的秦人,不断奋斗东进而逐步统一中国,开启了一个伟大国家的新纪元。近几十年来在中国考古学家的努力下,关陇先秦时期秦文化遗址不断发现,特别是“中华文明探源工程”让先秦时期秦文化遗址考古呈现出序列化、体系化的成果。然而由于各种原因,当前关陇先秦时期秦文化遗址的保护展示依然处于分散化各自为政的局面,严重影响其遗产价值的释放。本文以关陇先秦时期秦文化遗址为研究对象,以其整体性保护与展示方法为研究重点。通过对比类似的文化遗产概念,分析关陇先秦时期秦文化遗址的集群特征,将其称为“关陇先秦时期秦文化遗址体系”,并基于其历史、考古研究的系列成果,运用文化遗产“关联性”概念,揭示其集群空间格局与整体关联机制。其次,在历史、艺术、科学、文化、社会价值维度,凝炼其整体价值内涵,并以此架构其价值体系。再次,针对其单点、分散的保护展示现状,运用整体系统的研究方法,基于其整体关联性和整体价值研究,在阐释整体价值目标下,初步建构其保护和展示体系。本文研究主要取得了如下结论,首先揭示出关陇先秦时期秦文化遗址体系的“遗址点-遗址片区-遗址整体”层级构成及其“功能性关联”、“文化性关联”和“历史性关联”机制。其次,凝炼出其“见证统一国家创立过程”、“形成古代国家发展完整实物链”、“反映多元一体格局形成”、“构建中华文明标识秦文化核心”四项整体价值内涵。再次,初步建构了以“建立遗址体系信息库和管理平台”、“构建保护规划体系”为保护程序,遗址体系的“价值体系认知方法”、“完整性认知及评估方法”、“保护区划划定方法”为保护方法,“遗址点纳入制度”、“保护总体规划制度”、“联合管理制度”等为保护制度,并以“精准补充、注重关联和勘察环景”考古研究建议、“国-省-市/县”分级保护、“特区-分区-园区”分类保护、整体立法保护为保护建议的整体性保护体系。最后,建构了以“制度之始”、“国家之成”、“民族之基”为阐释主题,以“点-面-线”多层主题叙事结构为阐释框架,并以“建立阐释与展示总体规划制度、统一视觉识别系统、融媒体平台”为整体连贯强化措施的整体性展示体系。本文研究的创新体现在运用整体系统研究方法,揭示了关陇先秦时期秦文化遗址体系的整体关联机制。针对关陇先秦时期秦文化遗址单点、分散的保护展示现状,建立了其整体保护策略集成框架,构建了其多层级主题叙事型阐释框架,实现了秦崛起及统一历史进程的完整阐释。同时,论文所提出的研究方法不仅可以用于关陇先秦时期秦文化遗址,也可以应用于其他文化遗址类型及地区,以期我国文化遗产保护与展示从碎片化、分散化状态,走向整体化、系统化的成熟阶段。
胡杨[5](2021)在《高校红色文化资源育人研究》文中提出高校红色文化资源育人,是育人主体根据社会发展需要,结合新时代大学生身心发展的规律,以红色文化资源为育人载体,依托相应的媒介,通过有效的育人途径使大学生在产生情感共鸣的过程中认知红色文化资源并积极内化红色精神和红色优良传统,继而在日常学习和生活中外化成高尚行为的有目的、有计划的育人实践活动。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在多个场合强调,要把红色资源利用好、把红色传统发扬好、把红色基因传承好。高校红色文化资源育人的意义重大。从国家层面来讲,它有助于拓展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的形式,维护党的执政地位,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培养合格的建设者和接班人,同时也有利于红色文化资源的传承与弘扬,唤醒人民群众心中的“红色记忆”;从大学生层面来讲,它有助于提高大学生的思想道德素质,助力良好行为习惯的养成,促进大学生形成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近年来,红色文化资源基础理论研究不断深化,高校间也积极利用红色文化资源开展育人实践并及时总结经验进行推广,取得了红色文化资源的认知率不断提高,部分校园的红色文化氛围渐显浓郁,红色文化资源育人的话语空间也更为宽广等可喜的成绩。但我们也应该敏锐地洞察到国外不良思潮、市场经济价值观念、传统文化中的封建思想、新媒体中的不良言论等环体层面的宏观因素对红色文化资源育人成效的冲击,以及育人主体过分强调理论灌输,缺乏体验、感悟式的实践教育,脱离大学生身心发展规律开展育人实践等方法技术和育人主客体的个人原因等微观因素对红色文化资源育人成效的消解。宏观和微观因素合力造成了红色文化资源在育人过程中具实存在的利用主体、主题、方式、动力和评价层面的问题。它们都是高校进一步运用红色文化资源开展育人实践的障碍。新时代高校红色文化资源育人要想取得成效,避免陷入形式主义的怪圈,这就迫切需要建立起一套科学可行的育人评价体系,学理性地探讨高校运用红色文化资源育人的基本评价原则、评价指标、具体评价方法、评价标准的现实设立依据、开展评价工作的现实困境等范畴。只有适时精准地开展红色文化资源育人的评价工作,才能够及时观察和搜集育人过程中凸现出来的问题,为问题的解决提供靶向,助力红色文化资源育人的有效开展。行之有效的路径是红色文化资源育人价值得以实现的根本保障。要有效实现红色文化资源育人的价值,必须结合时代特征和大学生身心发展的诉求加强红色文化资源在理论教学、实践教学中的有效运用,积极运用红色文化资源营造和谐向上的校园文化环境,建构起良性的红色文化资源育人话语,拓宽红色文化资源育人的传播媒介,倡导大学生运用红色文化资源开展自我教育,打造起“六位一体”的新型育人格局,助推红色文化资源育人成效的提高。与此同时,建构和完善红色文化资源育人的保障体系,有助于避免红色文化资源育人陷入低效、无效的境地,助推红色文化资源育人实现创新和可持续发展。建构红色文化资源育人的保障体系,必须促进基于有效实现育人价值的红色文化资源的开发,设立起运用红色文化资源育人的专业指导机构,加强运用红色文化资源育人的人才队伍建设,健全红色文化资源育人的制度保障,推动高校红色文化资源育人的多项协助,优化红色文化资源育人的宏观和微观环境。
袁一平[6](2021)在《人的生态化生存研究》文中研究表明人的生态化生存问题的探索源于人类对生存困境与生态危机的审视,特别是对人的技术化生存方式的深入反思。开展人的生态化生存问题研究,有助于唤醒人的生态意识、改变生产方式、完善生存方式,实现思维模式的转变。人的生态化生存问题属于跨学科的探索,它在以往哲学、伦理学、生态学的基础上,将传统生存哲学与生态哲学的研究扩展到人类与自然的关系领域,并在实践上尝试以生产方式与生活方式的改变调整人类对自然生态系统的认知、判断与选择。本文在梳理与分析人的生态化生存国内外研究现状的基础上,从马克思主义哲学生存论、人的自然化生存方式、人的技术化生存方式、人的生态化生存方式等方面对此问题进行了系统的梳理与探索,初步建构了这一课题的研究框架。第一章:导论。导论部分从问题的提出开始,介绍了研究的理论动因与现实动因,梳理了目前国内外学术界对此问题的研究现状,介绍了当前人类社会所处的困境,表述了本论文的研究思路、研究方法与研究意义。第二章:马克思主义的哲学生存论及其生态逻辑。本章首先从形成、内涵以及意义三个方面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生存论的基本思想进行了探索。其次,从自然界是人类生存的基础、是人类无机的身体、是人类栖息的家园三个方面阐释了马克思主义哲学视域中人类生存活动的生态根基。最后,从生态基本属性的演化过程、人类生存活动的生态特性、人类生存活动的时空逻辑三个方面阐释了马克思主义哲学视域中人类生存活动的生态意蕴。第三章:人的自然化生存方式。本章首先从人的自然化生存方式的内涵、形成及深化三个阶段阐释了人的自然化生存方式的基本内涵和发展脉络。其次,从人的自然化生存方式的生产逻辑、依附关系、精神世界三个方面阐释了人的自然化生存方式的逻辑及其精神。最后,从人的自然化生存方式的积极维度、消极维度与超越因素探讨了人的自然化生存方式的影响及其反思。第四章:人的技术化生存方式。本章首先从人的技术化生存方式的内涵、特征及其历史必然性对人的技术化生存方式进行了初步阐释。其次,对人的技术化生存方式中存在的物质生活困境、精神生活困境、生存发展困境、生态平衡困境等问题进行了阐释,并进一步探索了相关问题产生的根源。最后,从人的技术化生存方式的异化、批判与超越探讨了人的技术化生存方式的影响及其反思。第五章:人的生态化生存方式。本章基于上述的研究基础,探索了人的生态化生存方式。首先从人的生存方式的生态化转型的必要性、可能性与挑战性三个方面分析了人的生存方式的生态化转型的重要意义。其次,从生产方式、生活方式与思维方式三个方面探讨了人的生态化生存方式的基本形式,从限度性生存、整体性生存与和谐性生存三个方面探讨了其主要特征。最后,从推进人的生态化生存方式的重要原则、价值选择和行动要求探讨了其实践要求。第六章:人的生态化生存方式的路径选择。人的生态化生存方式具体的实现路径是本研究的最重归宿。本章首先从推动产业生态化转型、推动科技生态化转向、贯彻绿色发展新理念三个方面对人类生产方式的生态化转向进行了探索。其次,从优化大众生活结构、推行绿色消费方式、提倡极简生活理念三个方面对人类生活方式的生态化转向进行了探索。最后,从生态化思维的主要特征、基本原则、培育路径三个方面对人类思维方式的生态化转向进行了探索。
高洁[7](2021)在《基于文化视角的中西文化遗产管理比较研究》文中提出从文化的视角出发,运用比较研究的方法对比了中西方文化遗产管理的异同,对中西方各自传统文化影响下的文化遗产管理进行了梳理。本研究的主要目的有两个方面:一是对比中西方遗产管理的异同,通过比较来更好的认识自身,并探索可以借鉴的经验;二是将文化理论和跨文化理论应用在文化遗产管理的各个层面,尝试分析遗产所体现的文化价值以及传统文化对遗产管理的深层影响。中西文化遗产管理的比较可以分为横向和纵向两个方面:横向比较分为静态对比和动态对比,即中西方管理体系的静态对比和遗产管理中出现的跨文化交流;纵向对比即对比中西方遗产管理的发展阶段。遗产管理的横向比较从主体——利益相关者、客体一—文化遗产和介体——管理体制三个部分展开。西方是个宽泛的概念,从遗产管理的实践角度来看,这里的西方主要指西方的文化源头一—欧洲。在研究中主要采用了文献研究、比较研究、跨文化研究和案例研究等方法。论文共分七章。第一章是中西遗产管理发展阶段的比较,即纵向比较。欧洲的保护思想演变主要围绕“修复”一词展开,不同的修复原则和手段反映了每个时代人们对遗产价值的不同理解。保护中的“价值理性”关注“为何保护”,而“工具理性”关注“如何保护”,这两者构成了对立又统一的整体。中国的遗产保护与管理同样面临这个问题,价值由谁决定?西方成熟的保护理念是否具有本土适应性?要解决这些问题都必须从根源入手,既要了解遗产的传统文化价值,也要了解遗产对当代人的价值。案例部分以西班牙世界遗产为例,西班牙的遗产保护与管理因社会制度等原因曾落后于英美意等国,也曾经历过因保护理念变化而造成破坏的问题。在文化遗产的丰富性、独特性和多元化上与中国具有相似性,对我国具有一定的借鉴作用。中国的遗产保护开始较晚,但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和大众旅游的兴起,以及申报世界遗产所带来的巨大效益的影响,遗产保护与管理的理论也迅速发展起来。我国的遗产保护理论很大程度上受到西方理论的影响和制约,还需探索真正适合于中国的遗产发展之路。第二章是中西传统文化差异在建筑遗产中的体现。本章以建筑遗产为例,说明了不同材质与风格的建筑遗产所反映出的文化特征和核心价值。西方建筑以石材为主,风格雄壮威严;中国建筑以木材为主,显得纤细灵动,遗产建筑本体的差异性体现出中西传统文化的不同精神内核。中西管理思想也与传统文化密切相关,中国传统文化的核心儒家文化,本身就是治国安邦的理论,可以被称作“管理型思想”。在中国历史的发展中儒家文化不断糅合其他文化特质,成为多个朝代管理大一统帝国的有效手段,这些管理思想的影响一直延续至今。西方的管理思想起初是“见物不见人”的,没有将人的价值作为管理的目的。随着时代的发展,西方也开始将管理中的人看作是复杂的个体,更接近儒家思想中所倡导的“以人为本”。到了现代这个紧密相连的全球化时代,中西文化的差异性日益显着。不同民族的文化可以拿来比较,但不存在统一的价值体系,文化不会向着同一个方向进化,只会在各自传统文化的基础上不断发展。经济全球化和文化多样性并存是发展的趋势,文化交流与互补必定会对世界的发展有所助益。第三章是中西文化遗产管理体制比较。管理体制是遗产管理中的介体,连接起作为主体的人和作为客体的遗产。在中国遗产事业迅速发展的过程中,出现了一系列的问题,比如遗产地过度商业化、真实性受损、文化认同缺失、利益相关者的矛盾以及对世界遗产的过度利用等。这些问题的出现都与遗产管理体制密切相关,因此体制问题一直是国内学者研究的焦点。我国的遗产管理体制经历了从封闭到开放的过程,多种管理经营模式应运而生,但总体上还是以政府主导、自上而下的管理模式为主。同时,我国作为发展中国家,经济目标仍是发展的主要目标,由此导致了保护与利用之间的矛盾。在遗产价值认知方面,管理者和民众的遗产保护意识尚需培养。在管理模式、资金来源、保护和管理的多元化参与等方面可以借鉴西方的经验。遗产管理和旅游管理关系密切,相互交融,由于遗产也可以被看作是资源,如何合理利用遗产资源,避免空置和过度利用两个极端,是每个遗产地都要平衡的问题。第四章是中西文化遗产管理中的利益相关者比较研究。利益相关者是遗产管理中的主体,包括管理者、保护者、经营者、社区居民、遗产旅游者、非政府组织、社会大众等。管理者与保护者有时是一体的,有时是多个主体,在我国政府是遗产管理责任的主要承担着者,但也不应忽视保护专家的作用。遗产经营者与遗产地居民是一对具有互动关系的主体,二者利益关系的平衡与否直接影响到遗产地的可持续发展。遗产旅游者是受到各方关注的群体,中西方遗产旅游者在看待遗产价值和审美文化方面都存在差异,特别是在对真实性的追求上差异更为显着。如何平衡旅游业发展与遗产保护的关系也是中西方学者研究的焦点问题,遗产地旅游活动中的各种关系都是围绕旅游者展开的,管理者、经营者和参与到景区经营中的社区居民往往会以旅游者的需求为目标。但遗产景区有其特殊性,它还担负着发展社会文化的任务,如果完全迎合大众游客的需求,遗产景区难以发挥它的全部功能。提升旅游的文化和精神层次,是现代文化和遗产旅游的发展方向。遗产地利益相关者之间的关系是动态变化的,只有找到这些关系之间的平衡才能做到遗产地的可持续发展。第五、六、七章为案例研究。第五章比较了遗产活化和遗产数字化管理的中西理论与实践。“活化”是指对遗产的物质层面和价值层面所体现的文化加以“诠释—融合—重构”的过程。遗产的数字化既是主动迎合了时代的发展,也是为了应对社会的改变而必须做出的选择。由于信息时代和互联网的发展,我国与西方在数字化方面的发展齐头并进,并在应用领域超越了西方。故宫在遗产活化和数字化方面做出了许多创新性的实践,收获了正向的社会反馈,这些经验也被其他文化机构所借鉴,对推广和传承文化起到了积极作用。西方研究关注的焦点是数字化、新媒体和社交网络对社会和文化的影响,讨论了技术发展与文化变革的关系。一些学者对数字技术在文化领域的快速发展抱有谨慎的态度,反对技术决定论,认为工具应当为人的目的服务。遗产活化的形式多种多样,但其基本方式都是要对传统文化有了深入了解之后,解码“文化基因”,然后与现代生活方式相连接,给人以怀旧的体验或对文化的共鸣。第六章讨论了历史城镇的可持续发展问题,比较了西班牙的圣地亚哥古城与曲阜。这两处遗产都是各自国家的文化圣地,如何解决传统与现代的矛盾是它们发展中的重要问题。世代生活在历史城镇中的居民是那里的主人,历史城镇也是最能体现利益相关者关系的遗产,如何实现可持续发展是其中的关键问题。曲阜和圣地亚哥古城同属于“文化圣地”,历史城镇常见的商业化倾向可能会削弱其神圣性和文化价值,也可能会出现“创造性破坏”的情况。历史城镇的可持续发展是一种基于文化的解决方案,除了要注重物质遗产的保护,还要重视遗产的价值和文化符号,关注遗产地的地格和历史文化背景。同时,保护传统和现代发展之间需要找到平衡,要考虑到住房、人口、就业、商业、环境、社区融合与文化认同等因素。未来曲阜的发展还要理清利益相关者之间的关系,找到阻碍发展的症结,从而将更好的阐释和发扬儒家文化。第七章比较了两条文化线路遗产,分别是丝绸之路和朝圣之路。文化线路遗产是世界文化遗产中较新的一类,它突破了过去以点状为主的类型特征,在空间上做了延伸。同时也扩展了文化遗产的内涵和外延,避免了文化脉络的割裂,丰富了遗产参观者的活动内容与体验。这类遗产具有流动性和跨文化交流的特征,在管理上更是涉及到跨国的遗产管理,可以借鉴国际管理的经验。我国提出的“一带一路”倡议借用古代丝绸之路的历史符号,发展与沿线国家的经济合作伙伴关系,共同打造政治互信、经济融合、文化包容的利益共同体、命运共同体和责任共同体。由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人多地少,经济发展水平较低,旅游经济的表现优于宏观经济发展,旅游业在这些国家国民经济中的地位更为突出,旅游减贫、带动就业等作用需进一步引导、扶持和彰显,文化旅游能够对丝绸之路的复兴发挥重要作用。创新点在于:首先,在研究视角方面,从文化的视角对遗产管理进行研究,是一个比较新的切入点。文化遗产不是无本之木,它的存在本身就代表了文化的传承,因此也要用延续的眼光去看待遗产,把文化遗产放置在传统文化的大背景下去理解和管理。其次,在研究思路与内容上,对比了两个空间——中国与西方,梳理了两个方向——横向与纵向,分析了三个组成部分——遗产管理的主体、客体和介体。在案例部分探讨了三类具有遗产管理领域代表性和前沿性的文化遗产。第三,在研究方法上,采取了跨学科的研究方法,融合了历史学、文化比较学、国际管理学、旅游学的相关理论与方法。管理既是一门科学,也是一种文化,运用了文化与跨文化的理论,讨论了中西差异和经验借鉴,也探索了我国文化遗产的国际化之路。文化遗产是由一代又一代人选择保存下来的,文化遗产的价值既取决于历史,也取决于当代和未来。目前我国文化遗产事业正处于快速发展时期,越来越多的人开始关注遗产除经济价值之外的社会价值和文化价值。通过了解西方遗产的发展道路和经验,可以帮助我们更好的认识自身,要学习西方的先进理念,更要从本国传统文化中汲取力量。文化遗产事业可以促进社会文化的良性发展,进而使我国的文化遗产“走出去”,推广中国优秀的传统文化。
李云[8](2021)在《自然共情对大班幼儿环境态度的影响及教育干预研究》文中研究说明学前儿童的环境态度是指学前儿童对环境友好或破坏行为所持有的一种积极或消极的价值判断和倾向,从小培养儿童对于环境问题的积极看法和态度不仅是促进环境可持续发展的必然趋势,也是幼儿全面发展的重要保障。自然共情包含自然共情能力和自然诱导共情两个层面,自然共情能力是指学前儿童能够感知和理解自然要素或整体情绪情感的一种稳定的心理倾向,自然诱导共情是指引导学前儿童对处于困境中的小动物进行换位思考,从而通过操纵观点采择的方式唤起学前儿童对小动物情绪情感的感知和体验。已有研究表明自然共情与成人的亲环境态度及行为密切相关,因此本研究将两者之间的联系应用到学前儿童这个群体,并通过相关研究以及教育干预研究来探究自然共情对大班幼儿环境态度的影响,旨在为培养学前儿童的亲环境态度寻找有效的教育方法。首先,为提供一个可靠且符合我国国情的学前儿童环境态度的测量工具,本研究在以往研究的基础之上,结合我国与环保主题相关的主要会议文件以及幼儿发展指南和教育指导纲要,编制了由11个题目组成的单因素模型的《学前儿童环境态度调查问卷》。问卷的信效度检验选取了大理州某幼儿园218名中大班幼儿作为研究对象,分析结果表明该问卷具有较好的效度和信度,内部一致性系数α=0.740。因此,该问卷可以作为测量学前儿童环境态度的有效工具。其次,为探究学前儿童的环境态度与自然共情之间是否存在相关关系,本研究先采用《学前儿童环境态度调查问卷》测量大理州某幼儿园138名中大班幼儿的环境态度,然后设计了(人×自然)两种不同的共情对象,采用自我报告法及共情连续体评分标准依次测量并评估该138名被试的一般共情能力和自然共情能力,最后对数据进行相关性分析和层次回归性分析后得到如下结果:1.学前儿童的环境态度分别与自然共情能力r=0.463(P<0.001)和一般共情能力r=0.352(P<0.001)存在显着相关;2.与一般共情能力相比,学前儿童的自然共情能力能够更好的预测环境态度(?R2=0.088);3.学前儿童的环境态度与自然共情分别存在显着的年龄差异,但性别差异不显着。再次,为进一步探究自然共情对大班学前儿童环境态度的影响作用,本研究选取了大理州某幼儿园的两个大班分别作为干预组(N=23)及对照组(N=23)进行教育干预研究,干预组以自然诱导共情的教育活动作为干预变量,对照组以与自然共情无关的教育活动为控制变量,教育干预活动结束后,分别测量两组被试的环境态度并对数据进行分析,得出如下结果:干预组被试的环境态度总分(M=16.83,SD=2.462)显着高于对照组(M=14.17,SD=3.185),P<0.01,d=0.932,该研究结果表明自然诱导共情的教育活动能够有效培养学前儿童的亲环境态度。最后,根据以上的研究结果,本研究为幼儿环保教育提出了相应的教育建议,以期教育者能够把握学前儿童环境态度的年龄差异,从自然共情的角度出发培养学前儿童积极的环境态度,促进幼儿的全面发展以及环境的可持续发展。
黄金凤[9](2021)在《习近平美丽中国重要命题形成的实践基础》文中研究说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变为人们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对优美生态环境的需要也已经成为美好生活需要的重要组成部分。党的十九大报告将“美丽”纳入到了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奋斗目标之中,美丽中国已经成为新时代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新愿景,这既是施政所指,也是民心所向。因此,全面系统总结习近平从知青时期到十九大以来习近平美丽中国重要命题形成的实践基础,对于应对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变化,促进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发展,准确把握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美丽中国建设的战略方向,具有十分重大的意义。本文以习近平美丽中国重要命题为研究对象,由绪论和六个章节对文章主题展开论述,深入探讨了习近平美丽中国重要命题形成的理论溯源、形成过程、实践特点以及重要意义。第一章主要论述的是习近平美丽中国重要命题形成的理论溯源。分析中国传统文化、马克思主义经典着作和中国共产党历届领导人关于美丽中国的相关论述,可以为习近平美丽中国重要命题的形成提供理论支撑和参考价值。第二至第五章是本文的重点研究部分,分别论述了习近平美丽中国重要命题的形成过程。主要是以时间顺序为线索,通过梳理习近平在陕北梁家河、河北正定、福建时期、浙江时期以及十九大以来的实践历程,围绕“实现什么样的美丽中国、如何实现美丽中国”,详细研究习近平关于美丽山川、美丽人居、美丽乡村、美丽城镇的相关论述和实践探索,以便于系统完整的掌握习近平美丽中国重要命题的形成脉络,为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形成提供思想成长的范例,为美丽中国的建设提供理论思路,从而加快推进社会主义建设的实践步伐。第六章主要阐述习近平美丽中国重要命题在形成过程中所体现的坚守人民情怀、坚持问题导向、注重调查研究和统筹谋划全局的实践特点,阐明了习近平美丽中国重要命题的形成对马克思主义生态观、中国共产党生态文明建设理论和全人类共建美丽地球家园的理论意义,对推动美丽中国的实现和社会主义现代化美丽强国的建设,以及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的实现具有重要现实意义。
李姣[10](2021)在《我国博物馆藏品利用效率研究》文中指出藏品是博物馆的核心,是博物馆的立馆之本。藏品利用在博物馆的工作中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是藏品保护与研究成果的体现,是实现博物馆文化价值和核心功能的途径。藏品资源丰富、文化需求高与藏品利用效率低,形成强烈反差,成为目前博物馆发挥效能的瓶颈,提高博物馆藏品利用效率是我国时代需求和历史必然。藏品利用的核心是实现藏品价值,实现的途径是具体利用方式。以国内外对文化遗产价值的论述为基础,从博物馆的功能出发,藏品价值可分为本体价值,这是价值的本源和基础,以及情感价值和发展价值,这二者是附延伸价值,并且笔者对具体利用方式进行逐一阐述。展出率是博物馆藏品利用最直观的体现,笔者通过随机搜集的670展览数据和数学建模手段,估算了2009-2018年各级别博物馆、各类型博物馆的展出率,显示全国平均展出率10.27%左右,且近十年展出率呈下降趋势。通过采用Lasso回归、Logistics回归、Spearman和Pearson的统计学方法,笔者结合《中国文化文物统计年鉴》公布的博物馆相关数据,得出面积、人员、经费是影响博物馆展览数量最相关的因素。定量分析与定性分析相结合才能更加清晰地审视我国博物馆藏品利用效率的基本情况,我国博物馆藏品利用效率低表现在广度、深度、频率和真实性问题四个方面,其原因表现在内部和外部两个方面。但是在现有条件下,我们无法立即解决存在的问题和消除造成藏品利用效率低的因素,本文以国际视野、科学视角和技术层面探讨提高藏品利用效率的策略。笔者从藏品本体、场地方面、延伸利用方面及藏品利用保障措施介绍国外博物馆的有益经验,在有限的人力、物力、场地等情况下,为化解我国博物馆藏品利用中面临的问题提供参考。在信息时代,我们应加强博物馆与科技的深度融合。本文以“智慧”理念为指导,以人工智能为手段,探讨目前智慧博物馆和AI博物馆在藏品利用的实践应用,并以个案探索人工智能技术在博物馆导览、图像采集、藏品修复中的设计,实现提高藏品利用效率、拓展藏品利用手段、深化藏品利用领域,并不断提升“人—藏品—数据—机”互动性。新时代,博物馆应构建智慧型藏品利用模式,为大众提供智能化的藏品研究、展示、传播。但是博物馆藏品利用工作的核心是对藏品蕴含价值的挖掘与传承,这一点并不会、也不能因“智慧”而改变,我们应以现代科学技术为手段,最终以价值传承为目的,去推动我国的藏品利用改革之路,让藏品活起来。
二、关于环境保护工作的思考(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关于环境保护工作的思考(论文提纲范文)
(1)功能主义刑法解释论 ——立场、方法与运用(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导论 |
一、选题背景和意义 |
(一)选题背景 |
(二)研究意义 |
二、研究综述 |
(一)刑事政策概念的诞生与演变 |
(二)刑事政策与刑法关系的变迁 |
(三)功能主义刑法学的发展 |
三、研究方法 |
(一)既往研究方法的缺陷 |
(二)社会系统论方法的科学性 |
四、论文框架 |
第一章 刑法解释的功能主义取向之确立 |
第一节 相关概念厘清与界定 |
一、功能概念的厘清 |
二、功能主义概念的厘清 |
三、功能主义刑法解释术语交代 |
四、功能主义刑法解释的品格 |
第二节 功能主义刑法解释的基础 |
一、功能主义刑法解释的实践基础 |
(一)刑法解释的必要性 |
(二)刑法解释的实质化趋向 |
(三)司法裁判的后果考量 |
二、功能主义刑法解释的方法论基础 |
(一)概念法学与功能主义解释龃龉 |
(二)目的法学与功能主义解释契合 |
(三)利益法学、评价法学促成功能主义解释 |
三、功能主义刑法解释的合法性基础 |
(一)功能主义解释内含罪刑法定需求 |
(二)功能主义解释兼顾合理性与合法性 |
第三节 功能主义刑法解释对其他解释立场的超越 |
一、形式解释与实质解释立场袪魅 |
二、主观解释与客观解释的缺陷 |
三、功能主义解释的超越性 |
第二章 功能主义刑法解释的理论框架——基于卢曼社会系统论的尝试 |
第一节 社会系统论与刑法解释学的耦合 |
一、社会系统论的概念工具:自创生社会系统理论 |
(一)自创生系统理论与社会理论的耦合 |
(二)现代社会的功能分化 |
(三)系统与环境的关系:闭合运作与认知开放 |
二、刑法系统经由自我指涉的闭合运作 |
三、刑法系统经由结构耦合的认知开放 |
第二节 刑法系统结构耦合的媒介 |
一、法益作为刑法系统结构耦合的媒介 |
(一)既有若干观点检思 |
(二)法益概念作为结构耦合媒介之证成 |
二、法益相关概念辨析 |
(一)法益、利益与权利三者的关系辨析 |
(二)法益衡量与利益衡量的关系辨析 |
第三章 社会系统论视域下的刑法功能定位 |
第一节 传统刑法功能观述评 |
一、刑法功能与刑罚的关系 |
二、刑法功能观的分歧与反思 |
第二节 法益保护或行为规制作为刑法系统的附随效果 |
一、刑法系统功能与效果的区分 |
(一)功能与效果的混淆及其弊端 |
(二)功能与效果的区分标准 |
二、刑法系统的功能不是法益保护 |
(一)刑法在保护利益上的不周全性和可替代性 |
(二)法益保护不具有独立地位 |
三、刑法系统的功能不是行为规制 |
(一)社会系统与心理系统的区分与耦合 |
(二)从自然人到社会人:刑法视域下的人类图像 |
(三)从行为强制到行为预期强制:刑法功能的当代转变 |
第三节 刑法系统的功能是法规范确证 |
一、刑法系统功能的初步证成 |
二、法规范确证为何要通过刑罚来实现 |
(一)刑罚的正当性追问 |
(二)刑罚的象征性及其功能 |
三、法规范确证与正义的关系 |
(一)正义标准的社会化转变 |
(二)法规范确证与正义的内在一致性 |
第四章 利益衡量作为功能主义刑法解释的论证方法 |
第一节 利益衡量的必要性与需限制性 |
一、利益衡量的必要性 |
二、利益衡量方法需被限制 |
第二节 利益衡量需依托目的理性犯罪论体系 |
一、刑法解释应兼顾体系思考与问题思考 |
二、利益衡量与目的理性犯罪论体系的契合性 |
(一)目的理性犯罪论体系是功能性体系 |
(二)目的理性犯罪论体系为利益衡量提供思考框架 |
(三)利益衡量的主要应用场景 |
第三节 利益衡量的具体方法 |
一、利益识别:被考量的利益范围 |
(一)法外利益如何进入刑法系统 |
(二)不应被考量的利益 |
二、利益衡量的标准与操作 |
(一)利益衡量的标准 |
(二)异质性利益之间如何衡量 |
三、合宪性解释对利益衡量的约束 |
第五章 功能主义刑法解释的具体运用 |
第一节 正当防卫原理与要件的功能主义解释 |
一、正当防卫原理的功能主义探寻 |
(一)正当防卫原理检讨 |
(二)正当防卫原理的研究进路反思 |
(三)法规范确证导向下的利益衡量 |
二、正当防卫要件的功能主义解释 |
(一)不法侵害的范围 |
(二)防卫过当的判断标准 |
(三)防卫意识的认定 |
第二节 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的功能主义解释 |
一、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保护法益的确定 |
(一)本罪的保护法益是个人信息权 |
(二)个人信息权的限缩解释 |
二、“个人信息”的功能主义解释 |
(一)“个人信息”的范围 |
(二)“个人信息”的合理分类 |
三、“违反国家有关规定”的功能主义解释 |
四、“情节严重”的功能主义解释 |
结论 |
参考文献 |
作者简介及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发表的学术成果 |
后记 |
(3)空间视阈下当代中国历史街区的文化建构(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绪论 |
一、选题背景 |
二、相关概念界定 |
三、文献综述 |
四、研究思路及方法 |
第一章 中国历史街区的变迁、现状及当下问题 |
第一节 历史街区概念的内涵、外延与辨析 |
一、历史街区概念的产生及演进 |
二、对历史街区概念的辨析与定位 |
第二节 我国过往历史街区工作实践的阶段性特征 |
一、1949-1957:对历史街区议题的初步认知 |
二、1958-1976:城市化建设停滞时期的历史街区工作 |
三、1978-1989:政府主导下对城市老旧地带的福利性改造升级 |
四、20 世纪90 年代:对城市展开的大规模拆旧建新浪潮 |
五、21 世初期至今:对历史街区的小尺度、渐进式有机改建 |
第三节 我国历史街区改建工作的主要模式、路径与当下困境 |
一、我国历史街区工作的常规模式和演化路径 |
二、当下我国历史街区改建工作存在的主要困境 |
第二章 历史街区文化建构的空间视角 |
第一节 历史街区改建:从传统旧城改造到当代文化建构 |
一、传统旧城改造背景下历史街区改建活动的缺陷 |
二、当代城市更新背景下历史街区文化建构的空间属性 |
第二节 历史街区文化建构的多重维度 |
一、“物质-精神”二元空间观下的过往历史街区改建工作 |
二、“空间三元辩证法”下历史街区的多重空间维度 |
三、作为一种日常生活空间的历史街区 |
第三节 历史街区文化建构的多重环节 |
一、当代历史街区文化建构的空间生产属性 |
二、空间营建:对历史街区文化遗产的保护、传承与融合 |
三、空间叙事:对历史街区过往之事的还原、重置与再现 |
四、空间消费:对社会转型中大众消费新兴诉求的契合与满足 |
第三章 历史街区文化建构的物质空间维度 |
第一节 对街区空间中物质文化遗产的修缮与保护 |
一、历史街区中物质文化遗产的类型与特征 |
二、历史街区物质文化遗产修缮保护的途径与方法 |
三、历史街区物质文化遗产修缮保护的原则与目标 |
第二节 对历史街区物质性景观的空间叙事还原 |
一、历史街区物质空间维度的自然与人工叙事文本 |
二、宏观:对整体肌理的空间叙事还原 |
三、中观:对建筑遗存的空间叙事还原 |
四、微观:对布景设施的空间叙事还原 |
第三节 以物质为载体的历史街区空间消费 |
一、历史街区空间消费的主要形式 |
二、历史街区空间消费的主要场所 |
三、历史街区空间消费的主要特征 |
第四节 历史街区空间物质形制的封闭与失序 |
一、“围合”状态下历史街区空间公共属性的消散 |
二、生产逻辑与象征性符号主宰下的空间消费 |
第四章 历史街区文化建构的精神空间维度 |
第一节 对街区空间中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维系与延续 |
一、历史街区中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主要类型与特征 |
二、历史街区中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空间主题营建 |
第二节 对历史街区精神场景的空间叙事重置 |
一、历史街区精神空间维度的人文叙事文本 |
二、从单一人文叙事文本到复合空间叙事场景 |
三、对历史街区空间叙事中人文叙事场景的当代重置 |
第三节 历史街区空间消费中的多重精神诉求 |
一、审美与怀旧 |
二、休闲与娱乐 |
三、历史与文化教育 |
四、遁世逃避 |
五、品味展示与认同获取 |
第四节 历史街区空间精神特质的消逝 |
一、由传统地缘、亲缘关系向业缘关系转变所引发的精神破坏 |
二、“非地方”状态下历史街区精神维度的同质化问题 |
第五章 历史街区文化建构的社会空间维度 |
第一节 对历史街区空间中活态文化遗产的融合与传承 |
一、历史街区中活态文化遗产在社会演进中的融合 |
二、历史街区中活态文化遗产在当代社会中的传承 |
第二节 对历史街区社会生活状态的空间叙事再现 |
一、历史街区社会空间维度的生活性叙事文本 |
二、对历史街区社会中宏大事件与民间活动的当代再现 |
三、时空叙事中的铺排、拼贴与并置 |
第三节 以体验性社会参与为基础的历史街区空间消费 |
一、体验性空间消费的社会维度 |
二、异托邦空间:时空情境穿越中的异质消费体验 |
三、阈限空间:从仪式走向世俗的节庆消费体验 |
四、“后台”空间:集体社会交往中的互动消费体验 |
第四节 历史街区空间社会功能与结构的变异 |
一、“绅士化”进程中的空间功能置换与人口结构改变 |
二、社会差异背景下的精英化倾向与消费区隔 |
第六章 空间视阈下历史街区文化建构的辩证统一 |
第一节 历史街区改建中的空间异化 |
一、物质形态与精神内涵的异化 |
二、人的社会行为实践的异化 |
三、由物质、精神和社会实践异化所引发的空间异化 |
第二节 历史街区文化建构中三重维度的辩证统一 |
一、历史街区文化建构的活态性与属人性本质 |
二、历史街区文化建构的多层次、多环节原真性内涵 |
第三节 历史街区文化建构中多元话语的辩证统一 |
一、政治话语:从主导者向中介人的角色转型 |
二、经济话语:于大众诉求和经济逻辑之间的平衡 |
三、社会与文化话语:文化治理下的广泛社会参与 |
结语 |
参考文献 |
作者简介 |
致谢 |
(4)关陇先秦时期秦文化遗址保护与展示体系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1 绪论 |
1.1 论文的研究背景 |
1.1.1 关陇地区先秦之秦的历史 |
1.1.2 关陇地区先秦之秦在中华文明中的地位 |
1.2 论文研究对象的界定及其保存、保护、展示现状和问题 |
1.2.1 研究对象的界定 |
1.2.2 研究对象的保存、保护与展示现状 |
1.2.3 研究对象保护与展示存在的问题及缺失 |
1.3 论文拟解决的主要问题及研究意义 |
1.3.1 论文拟解决的主要问题 |
1.3.2 论文的研究意义 |
1.4 国内外研究现状及发展动态分析 |
1.4.1 关陇先秦时期秦文化遗址的考古研究 |
1.4.2 关陇先秦时期秦文化遗址的历史研究 |
1.4.3 关陇先秦时期秦文化遗址的保护研究 |
1.4.4 类似关陇先秦时期秦文化遗址群的文化遗产概念及其保护研究 |
1.4.5 文化遗产保护与展示体系及相关研究 |
1.4.6 文化遗产整体性保护方法研究 |
1.5 论文的研究方法 |
1.5.1 系统科学研究方法 |
1.5.2 文献梳理与实地调查法 |
1.5.3 问题史学方法 |
1.5.4 类比、归纳和演绎研究法 |
1.5.5 研究框架 |
2 关陇先秦时期秦文化遗址体系构成研究 |
2.1 关陇先秦时期秦文化遗址体系概念的提出 |
2.1.1 类似关陇先秦时期秦文化遗址群的文化遗产的概念发展 |
2.1.2 关陇先秦时期秦文化遗址体系的概念 |
2.2 关陇先秦时期秦文化遗址体系的遗址点——组成型遗址与关联型遗址 |
2.2.1 关陇先秦时期秦文化遗址体系组成型遗址——都邑 |
2.2.2 关陇先秦时期秦文化遗址体系组成型遗址——秦公、王、帝陵 |
2.2.3 关陇先秦时期秦文化遗址体系组成型遗址——离宫别馆与苑囿 |
2.2.4 关陇先秦时期秦文化遗址体系组成型遗址——祭祀处所 |
2.2.5 关陇先秦时期秦文化遗址体系关联型遗址——道路 |
2.3 关陇先秦时期秦文化遗址体系的关联机制 |
2.3.1 关陇先秦时期秦文化遗址体系的单点关联机制 |
2.3.2 关陇先秦时期秦文化遗址体系的片区关联机制 |
2.3.3 关陇先秦时期秦文化遗址体系的整体关联机制 |
2.4 关陇先秦时期秦文化遗址体系的空间格局 |
2.5 关陇先秦时期秦文化遗址体系的环景(Setting) |
2.5.1 关陇先秦时期秦文化遗址体系遗址点的环景 |
2.5.2 关陇先秦时期秦文化遗址体系遗址片区的环景 |
2.5.3 关陇先秦时期秦文化遗址体系的整体环景 |
2.6 本章小结 |
3 关陇先秦时期秦文化遗址体系价值研究 |
3.1 关陇先秦时期秦文化遗址体系的价值认知 |
3.1.1 国内外文化遗产的价值类型及定义 |
3.1.2 关陇先秦时期秦文化遗址体系的价值内涵认知逻辑 |
3.2 相关价值研究综述 |
3.2.1 秦文化的历史价值与当代意义研究 |
3.2.2 秦统一的历史观照 |
3.2.3 相关秦文化遗址的价值研究 |
3.3 关陇先秦时期秦文化遗址体系的整体价值 |
3.3.1 历史价值:秦崛起与统一的历史进程——见证了中国大一统制度、统一国家的创立过程 |
3.3.2 科学、艺术价值:古代中国国家形成的完整经历——形成了古代中国国家形态发展的完整实物链 |
3.3.3 文化价值:华夏民族形成过程的映射——反映了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的形成过程 |
3.3.4 社会价值:构建中华文明标识体系的秦文化核心 |
3.4 关陇先秦时期秦文化遗址体系的片区价值 |
3.4.1 西垂片区的价值分析 |
3.4.2 雍城片区的价值分析 |
3.4.3 咸阳片区的价值分析 |
3.5 关陇先秦时期秦文化遗址体系的单点价值 |
3.5.1 大堡子山遗址的价值分析 |
3.5.2 雍城遗址的价值分析 |
3.5.3 咸阳城遗址的价值分析 |
3.5.4 秦始皇陵的价值分析 |
3.6 本章小结 |
4 关陇先秦时期秦文化遗址体系完整性认识 |
4.1 文化遗产“完整性(Integrity)”的概念发展 |
4.1.1 文化遗产“完整性”概念的发展脉络 |
4.1.2 文化遗产“完整性”的衡量标准 |
4.1.3 文化遗产“完整性”概念的定义层面 |
4.1.4 类似关陇先秦时期秦文化遗址体系的文化遗产对象“完整性”讨论 |
4.2 关陇先秦时期秦文化遗址体系的完整性认知 |
4.2.1 关陇先秦时期秦文化遗址体系完整性的认知层级 |
4.2.2 关陇先秦时期秦文化遗址体系完整性的认知层面 |
4.2.3 关陇先秦时期秦文化遗址体系完整性的评估框架 |
4.3 关陇先秦时期秦文化遗址体系的完整性评估 |
4.3.1 关陇先秦时期秦文化遗址体系遗址点的完整性评估 |
4.3.2 关陇先秦时期秦文化遗址体系整体层级的完整性说明 |
4.4 本章小结 |
5 关陇先秦时期秦文化遗址保护体系的建构 |
5.1 关陇先秦时期秦文化遗址体系的保存、保护和管理现状及缺失 |
5.1.1 关陇先秦时期秦文化遗址体系遗址点的保存现状 |
5.1.2 关陇先秦时期秦文化遗址体系遗址点的保护管理现状 |
5.1.3 整体价值观照下关陇先秦时期秦文化遗址保护管理的缺失 |
5.2 类似关陇先秦时期秦文化遗址体系的文化遗产对象的保护经验 |
5.2.1 系列遗产(Serial Properties)的保护方略 |
5.2.2 文化线路(Cultural Routes)的保护方略 |
5.2.3 美国国家遗产区域(National Heritage Areas)的保护方略 |
5.2.4 系列遗产、文化线路与美国国家遗产区域保护管理方式的异同 |
5.3 关陇先秦时期秦文化遗址保护体系的构成逻辑 |
5.4 关陇先秦时期秦文化遗址保护体系的保护程序 |
5.4.1 建立关陇先秦时期秦文化遗址体系的信息库和管理平台 |
5.4.2 构建关陇先秦时期秦文化遗址体系的保护规划体系 |
5.5 关陇先秦时期秦文化遗址保护体系的保护方法 |
5.5.1 关陇先秦时期秦文化遗址体系价值的认知方法 |
5.5.2 关陇先秦时期秦文化遗址体系完整性的认知和评估方法 |
5.5.3 关陇先秦时期秦文化遗址体系保护区划的划定方法 |
5.6 关陇先秦时期秦文化遗址保护体系的保护制度 |
5.6.1 关陇先秦时期秦文化遗址保护体系的遗址点纳入制度 |
5.6.2 关陇先秦时期秦文化遗址保护体系的保护总体规划制度 |
5.6.3 关陇先秦时期秦文化遗址保护体系的联合管理制度 |
5.7 关陇先秦时期秦文化遗址保护体系的保护建议 |
5.7.1 关陇先秦时期秦文化遗址保护体系的考古研究建议 |
5.7.2 关陇先秦时期秦文化遗址保护体系的分级保护建议 |
5.7.3 关陇先秦时期秦文化遗址保护体系的分类保护建议 |
5.7.4 关陇先秦时期秦文化遗址保护体系的整体立法保护建议 |
5.8 本章小结 |
6 关陇先秦时期秦文化遗址展示体系的建构 |
6.1 文化遗产阐释与展示的概念、原则和内容 |
6.1.1 文化遗产阐释与展示的定义与辨析 |
6.1.2 文化遗产阐释与展示的原则 |
6.1.3 文化遗产阐释与展示的内容 |
6.2 文化遗产阐释与展示的方法 |
6.2.1 文化遗产阐释规划的编制 |
6.2.2 文化遗产主题阐释框架的构建 |
6.2.3 文化遗产阐释与展示方法、方式的其他探索 |
6.3 关陇先秦时期秦文化遗址体系的展示利用现状及缺失 |
6.3.1 关陇先秦时期秦文化遗址体系遗址点的展示利用现状 |
6.3.2 整体价值观照下关陇先秦时期秦文化遗址展示利用的缺失 |
6.4 关陇先秦时期秦文化遗址展示体系的组成内容 |
6.5 关陇先秦时期秦文化遗址展示体系的阐释框架 |
6.5.1 关陇先秦时期秦文化遗址展示体系的阐释主题 |
6.5.2 关陇先秦时期秦文化遗址展示体系阐释框架的垂直建构(主题/价值—分解) |
6.5.3 关陇先秦时期秦文化遗址展示体系阐释框架的水平建构(主题—叙事线索) |
6.5.4 关陇先秦时期秦文化遗址展示体系阐释框架遗址展示点的甄选 |
6.6 关陇先秦时期秦文化遗址展示体系的叙事结构 |
6.6.1 整体层级的“主题—叙事”结构 |
6.6.2 片区层级的“主题—叙事”结构 |
6.6.3 单点层级的“主题—叙事”结构 |
6.7 关陇先秦时期秦文化遗址展示体系的展示方式 |
6.7.1 关陇先秦时期秦文化遗址展示体系的节点展示方式 |
6.7.2 关陇先秦时期秦文化遗址展示体系的整体展示方式 |
6.8 本章小结 |
7 结论 |
7.1 研究结论 |
7.2 创新点 |
7.3 研究不足与展望 |
参考文献 |
作者在读期间研究成果 |
图录 |
表录 |
附录论文中相关评估及综述表录 |
致谢 |
(5)高校红色文化资源育人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导论 |
第一节 选题依据及意义 |
一、选题依据 |
二、选题意义 |
第二节 国内外相关研究现状述评 |
一、国内相关研究概述 |
二、国外相关研究概述 |
三、对学术界已有相关研究的评价 |
第三节 研究的思路、方法与创新之处 |
一、研究思路 |
二、研究方法 |
三、创新之处 |
第一章 高校育人与红色文化资源 |
第一节 红色文化资源概述 |
一、红色文化资源的内涵与类型 |
二、红色文化资源的特征与价值 |
三、红色文化资源的开发与利用 |
第二节 红色文化资源育人概述 |
一、红色文化资源育人的内涵廓定 |
二、红色文化资源育人的构成要素 |
三、红色文化资源育人的特征阐释 |
四、红色文化资源育人的有效性 |
第三节 红色文化资源运用于高校育人的时代价值 |
一、红色文化资源是实现立德树人任务的宝贵资源 |
二、红色文化资源是高校形成办学特色的重要素材 |
三、红色文化资源是高校培养时代新人的精神养分 |
四、红色文化资源育人是实现资源传承的重要途径 |
第二章 高校红色文化资源育人的依据 |
第一节 高校红色文化资源育人的理论依据 |
一、高校红色文化资源育人的理论基础 |
二、高校红色文化资源育人的理论借鉴 |
第二节 高校红色文化资源育人的现实依据 |
一、充实高校育人内容的现实需要 |
二、拓宽高校育人方式的客观要求 |
三、营造良好育人环境的重要依托 |
四、提升高校育人价值的优秀载体 |
第三章 高校红色文化资源育人调查分析 |
第一节 高校红色文化资源育人的调查 |
一、高校红色文化资源育人的现状调查 |
二、高校红色文化资源育人的现状分析与评介 |
第二节 高校红色文化资源育人的成效 |
一、大学生对红色文化资源认同感提升 |
二、部分高校红色文化育人氛围渐显浓郁 |
三、红色文化资源在高校育人的空间得到拓展 |
第四章 高校红色文化资源育人存在的问题及原因分析 |
第一节 高校红色文化资源育人存在的问题 |
一、高校红色文化资源育人的主体问题 |
二、高校红色文化资源育人的主题问题 |
三、高校红色文化资源育人的方式问题 |
四、高校红色文化资源育人的动力问题 |
五、高校红色文化资源育人的评价问题 |
第二节 高校红色文化资源育人问题的原因分析 |
一、高校红色文化资源育人问题的宏观原因阐释 |
二、高校红色文化资源育人问题的微观原因辨析 |
第五章 高校红色文化资源育人的原则和评价 |
第一节 高校红色文化资源育人的基本原则 |
一、共建共享:形成红色文化资源开发及育人的合力 |
二、实事求是:还原红色史实的同时注重因材施教 |
三、以生为本:关照大学生的身心发展诉求 |
四、知行合一:理论教育与实践教育的适时衔接 |
五、灵活多样:线下教育与线上教育的同步开展 |
第二节 高校红色文化资源育人成效的评价 |
一、高校红色文化资源育人成效的评价原则 |
二、高校红色文化资源育人成效的评价指标 |
三、高校红色文化资源育人成效的评价方法 |
四、高校设立红色文化资源育人成效评价的依据 |
第六章 高校红色文化资源育人的有效路径及保障体系建构 |
第一节 高校红色文化资源育人的有效路径 |
一、理性升华:红色文化资源在理论教学中的有效运用 |
二、情感激发:红色文化资源在实践教学中的有效运用 |
三、氛围营造:红色文化资源在校园文化建设中的有效运用 |
四、话语更新:红色文化资源在育人话语建构中的有效运用 |
五、新型平台:红色文化资源在育人传播媒介中的有效运用 |
六、自主探究:培育大学生自主学习红色文化资源的能力 |
第二节 高校红色文化资源育人的保障体系建构 |
一、促进基于有效实现育人价值的红色文化资源开发 |
二、设立红色文化资源育人的专业指导机构 |
三、加强红色文化资源育人的人才队伍建设 |
四、健全红色文化资源育人的制度保障 |
五、推动高校红色文化资源育人的多项协助 |
六、优化高校红色文化资源育人的环境 |
结语 |
一、深化红色文化资源的基础理论研究 |
二、形成高校红色文化资源育人的合力 |
三、建构红色文化资源与其他文化资源的“和合共生” |
四、推动红色文化资源育人价值的有效利用 |
参考文献 |
附录:高校红色文化资源育人的调查问卷 |
致谢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发表论文情况 |
(6)人的生态化生存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致谢 |
摘要 |
ABSTRACT |
1 导论 |
1.1 问题的提出 |
1.1.1 理论动因 |
1.1.2 现实动因 |
1.2 研究的现状 |
1.2.1 国内研究现状 |
1.2.2 国外研究现状 |
1.3 研究的脉络 |
1.3.1 研究的思路 |
1.3.2 研究的方法 |
1.3.3 研究的意义 |
2 马克思主义的哲学生存论及其生态逻辑 |
2.1 马克思主义的哲学生存论 |
2.1.1 马克思主义哲学生存论的形成 |
2.1.2 马克思主义哲学生存论的内涵 |
2.1.3 马克思主义哲学生存论的意义 |
2.2 人类生存活动的生态根基 |
2.2.1 自然界是人类生存的基础 |
2.2.2 自然界是人类无机的身体 |
2.2.3 自然界是人类栖息的家园 |
2.3 人类生存活动的生态意蕴 |
2.3.1 生态基本属性的演化过程 |
2.3.2 人类生存活动的生态特性 |
2.3.3 人类生存活动的时空逻辑 |
3 人的自然化生存方式 |
3.1 人的自然化生存方式的内涵及其脉络 |
3.1.1 人的自然化生存方式的内涵 |
3.1.2 人的自然化生存方式的形成 |
3.1.3 人的自然化生存方式的深化 |
3.2 人的自然化生存方式的关系及其精神 |
3.2.1 人的自然化生存方式的生产逻辑 |
3.2.2 人的自然化生存方式的依附关系 |
3.2.3 人的自然化生存方式的精神世界 |
3.3 人的自然化生存方式的影响及其反思 |
3.3.1 人的自然化生存方式的积极维度 |
3.3.2 人的自然化生存方式的消极维度 |
3.3.3 人的自然化生存方式的超越因素 |
4 人的技术化生存方式 |
4.1 人的技术化生存方式的内涵及其特征 |
4.1.1 人的技术化生存方式的内涵 |
4.1.2 人的技术化生存方式的特征 |
4.1.3 人的技术化生存方式的必然 |
4.2 人的技术化生存方式中的问题与根源 |
4.2.1 人的技术化生存方式中的相关问题 |
4.2.2 人的技术化生存方式中的问题根源 |
4.3 人的技术化生存方式的影响及其反思 |
4.3.1 人的技术化生存方式的异化 |
4.3.2 人的技术化生存方式的批判 |
4.3.3 人的技术化生存方式的超越 |
5 人的生态化生存方式 |
5.1 人的生存方式的生态化转型 |
5.1.1 人的生存方式生态化转型的必要性 |
5.1.2 人的生存方式生态化转型的可能性 |
5.1.3 人的生存方式生态化转型的挑战性 |
5.2 人的生态化生存方式的基本形式与主要特征 |
5.2.1 人的生态化生存方式的基本形式 |
5.2.2 人的生态化生存方式的主要特征 |
5.3 推进生态化生存方式的重要原则与价值准则 |
5.3.1 推进生态化生存方式的重要原则 |
5.3.2 推进生态化生存方式的价值选择 |
5.3.3 推进生态化生存方式的行动要求 |
6 人的生态化生存方式的路径选择 |
6.1 促进人类生产方式的转变 |
6.1.1 推动产业生态化转型 |
6.1.2 推动科技生态化转向 |
6.1.3 贯彻绿色发展新理念 |
6.2 促进人类生活方式的转变 |
6.2.1 优化大众生活结构 |
6.2.2 推行绿色消费方式 |
6.2.3 提倡极简生活理念 |
6.3 促进人类思维方式的转变 |
6.3.1 生态化思维的主要特征 |
6.3.2 生态化思维的基本原则 |
6.3.3 生态化思维的培育路径 |
7 结语 |
参考文献 |
作者简历及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取得的研究成果 |
学位论文数据集 |
(7)基于文化视角的中西文化遗产管理比较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中文摘要 |
ABSTRACT |
绪论 |
第一节 研究背景与意义 |
一、研究背景 |
二、研究意义 |
第二节 概念界定与研究综述 |
一、概念界定 |
二、研究综述 |
第三节 研究思路、研究方法与创新点 |
一、研究思路 |
二、研究方法 |
三、研究的创新点 |
第四节 相关理论 |
一、文化遗产价值判定标准 |
二、文化遗产活化理论 |
三、真实性理论 |
四、文化认同理论 |
五、跨文化理论 |
第一章 中西遗产管理的发展阶段比较 |
第一节 欧洲遗产理论的发展阶段 |
一、古典时期(17世纪前) |
二、17世纪至19世纪初期 |
三、19世纪初期至19世纪90年代 |
四、19世纪90年代至20世纪中后期 |
五、现代修复理论(20世纪后期至21世纪) |
六、遗产保护与管理中常用词词义辨析 |
第二节 西班牙遗产管理的发展阶段 |
一、早期的修复实践(19世纪以前) |
二、19世纪的保护实践 |
三、20世纪的遗产保护与管理 |
第三节 中国遗产管理的发展阶段 |
一、中国传统的修复实践(20世纪之前) |
二、现代遗产管理的萌芽期(20世纪初至20世纪60年代) |
三、停滞期与摸索期(20世纪60年代至20世纪80年代) |
四、现代遗产管理的发展期(20世纪90年代至今) |
第四节 中西遗产管理发展阶段的比较 |
一、英法遗产管理的比较 |
二、中西遗产管理发展阶段中体现出的文化差异 |
本章小结 |
第二章 中西传统文化差异在遗产管理中的体现 |
第一节 中国传统文化在建筑遗产及管理思想中的体现 |
一、中国传统文化的四个维度 |
二、中国建筑遗产的文化特征 |
三、中国的管理文化 |
第二节 西方传统文化在建筑遗产及管理思想中的体现 |
一、西方传统文化的四个维度 |
二、西方建筑遗产的文化特征 |
三、西方的管理文化 |
第三节 中西方建筑遗产特征及管理思想比较 |
一、中西传统文化四个维度的比较 |
二、中西建筑遗产的文化特征比较 |
三、中西方管理文化的比较 |
本章小结 |
第三章 中西文化遗产管理体制比较 |
第一节 中国遗产管理体制 |
一、我国遗产管理体制 |
二、遗产保护与旅游发展的关系 |
三、我国遗产管理现状与存在的问题 |
四、我国遗产管理的法律框架 |
第二节 西方遗产管理体制 |
一、西方国家的遗产管理体制 |
二、“以价值为导向”的管理方法 |
三、文化遗产的效益评价 |
四、国际遗产保护与管理的法律框架 |
第三节 西班牙遗产管理体制 |
一、西班牙遗产保护机构 |
二、西班牙遗产管理的法律框架 |
三、西班牙的特色保护措施 |
第四节 中西遗产管理体制的比较与借鉴 |
一、中西遗产管理法律框架的比较 |
二、国际遗产管理理念的本土化问题 |
三、中西遗产管理体制的比较 |
四、西方管理体制的借鉴 |
本章小结 |
第四章 中西文化遗产管理中的利益相关者比较 |
第一节 文化遗产管理中的利益相关者概述 |
一、遗产管理者与保护者 |
二、遗产经营者 |
三、遗产地社区居民 |
四、遗产旅游者 |
五、非政府组织 |
六、社会大众 |
七、利益相关者之间的关系 |
第二节 中西文化遗产管理者与保护者的比较 |
一、文化遗产的保护主体 |
二、保护与科学的关系 |
第三节 中西文化遗产经营者与社区居民的比较 |
一、遗产经营者比较 |
二、社区居民的参与度比较 |
三、社区居民与其他利益相关者的关系 |
第四节 中西文化遗产旅游者的比较 |
一、中西方旅游者对真实性的追求差异 |
二、中西方旅游者的审美差异 |
三、遗产旅游者与其他利益相关者的关系 |
四、遗产旅游对遗产地的影响 |
本章小结 |
第五章 故宫与西方博物馆:遗产活化与数字化管理比较 |
第一节 案例部分的概念界定与相关理论 |
一、世界文化遗产 |
二、文化遗产的数字化 |
三、文化遗产的可持续发展 |
四、全球化对文化遗产的影响 |
五、中国与西班牙世界文化遗产概况 |
第二节 故宫博物院的遗产活化与数字化管理 |
一、故宫概况 |
二、故宫的遗产活化实践 |
三、故宫的遗产数字化实践 |
第三节 阿尔罕布拉宫的遗产活化与西方博物馆的数字化管理 |
一、阿尔罕布拉宫概况 |
二、阿尔罕布拉宫的遗产利用 |
三、西方遗产数字化研究 |
第四节 中西遗产活化与数字化管理比较 |
一、实体博物馆与数字博物馆 |
二、博物馆的体验方式 |
三、博物馆的创新之道 |
四、遗产活化的发展方向 |
本章小结 |
第六章 曲阜与圣地亚哥古城:历史城镇的可持续发展比较 |
第一节 曲阜“三孔”及其遗产价值 |
一、曲阜的历史变化 |
二、曲阜的遗产价值 |
三、曲阜的城市发展演变 |
第二节 圣地亚哥古城的改造经验 |
一、圣地亚哥的古城与新城 |
二、圣地亚哥城市改造的经验 |
第三节 历史城镇的可持续发展经验借鉴 |
一、“圣地”类遗产的管理 |
二、历史城镇的商业化问题 |
三、两处圣地管理的异同 |
四、历史城镇可持续发展的经验借鉴 |
本章小结 |
第七章 丝绸之路与朝圣之路:文化线路遗产的开发与管理比较 |
第一节 文化线路遗产 |
一、文化线路遗产的提出 |
二、文化线路遗产的价值 |
三、线性文化遗产的相关概念 |
第二节 丝绸之路的发展 |
一、丝绸之路概况 |
二、丝绸之路的文化价值 |
第三节 朝圣之路的发展 |
一、朝圣之路概况 |
二、朝圣之路的发展经验 |
第四节 欧洲的文化线路体系 |
一、文化线路认定 |
二、管理体系 |
三、财政制度 |
第五节 文化线路遗产的发展与管理比较 |
一、“欧洲文化线路”的管理经验借鉴 |
二、西班牙朝圣之路的发展经验借鉴 |
三、我国发展文化线路遗产的建议 |
本章小结 |
结语 |
一、基于文化视角的发现 |
二、西方遗产管理体制借鉴 |
三、案例总结 |
参考文献 |
致谢 |
攻读学位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目录 |
学位论文评阅及答辩情况表 |
(8)自然共情对大班幼儿环境态度的影响及教育干预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一、绪论 |
(一)研究背景 |
1.学前儿童已经初步具有积极的环境态度 |
2.树立积极的环境态度是促进学前儿童全面发展的重要内容 |
3.幼儿环保教育是环保教育事业的基础阶段 |
4.自然共情对亲环境态度及行为有明显的影响作用 |
(二)研究意义及目的 |
1.研究意义 |
2.研究目的 |
(三)理论基础 |
1.儿童朴素理论 |
2.自然共情的理论模型 |
(四)研究综述 |
1.学前儿童环境态度的相关研究 |
2.自然共情的相关研究 |
3.自然共情与亲环境态度及行为的相关研究 |
4.研究述评 |
(五)概念界定 |
1.学前儿童的环境态度 |
2.共情 |
3.自然共情 |
二、《学前儿童环境态度调查问卷》的编制 |
(一)《学前儿童环境态度调查问卷》的初步编制 |
1.编制依据 |
2.问卷初始项目的形成 |
3.问卷使用程序 |
(二)《学前儿童环境态度调查问卷》的预测验 |
1.研究方法 |
2.研究结果与分析 |
(三)《学前儿童环境态度调查问卷》的信效度检验 |
1.研究方法 |
2.研究结果 |
3.研究讨论 |
三、学前儿童的环境态度与自然共情的相关研究 |
(一)研究目的与假设 |
1.研究目的 |
2.研究假设 |
(二)研究方法 |
1.研究被试 |
2.研究工具 |
3.研究程序与步骤 |
(三)研究结果 |
1.学前儿童环境态度的年龄和性别差异 |
2.学前儿童自然共情能力的年龄和性别差异 |
3.学前儿童的环境态度与自然共情能力的相关性分析 |
(四)研究讨论 |
1.学前儿童的自然共情能力与环境态度的关系 |
2.学前儿童环境态度的年龄和性别差异 |
3.学前儿童自然共情能力的年龄和性别差异 |
四、自然共情影响大班幼儿环境态度的教育干预研究 |
(一)研究设计 |
1.研究目的与假设 |
2.研究方法 |
3.实验变量及无关变量控制 |
4.研究工具 |
5.自然诱导共情的教育活动方案制定 |
6.研究过程 |
(二)研究结果 |
1.预实验 |
2.正式实验 |
(三)研究讨论 |
1.自然诱导共情的教育干预活动对大班幼儿环境态度的影响 |
2.自然共情的对象 |
3.自然诱导共情的方法 |
五、研究结论与教育建议 |
(一)研究结论 |
(二)教育建议 |
1.幼儿环保教育的实施应关注自然共情的重要作用 |
2.幼儿环保教育的实施应关注幼儿的年龄差异 |
(三)研究反思与展望 |
1.研究反思 |
2.研究展望 |
结语 |
参考文献 |
附录 |
致谢 |
(9)习近平美丽中国重要命题形成的实践基础(论文提纲范文)
中文摘要 |
Abstract |
绪论 |
(一)研究背景及意义 |
1.研究背景 |
2.研究意义 |
(二)国内外研究现状 |
1.国内研究现状 |
2.国外研究现状 |
(三)研究方法 |
1.文献研究法 |
2.历史分析法 |
3.比较研究法 |
(四)创新点和不足之处 |
1.论文研究的创新点 |
2.论文研究的不足之处 |
一、习近平美丽中国重要命题形成的理论溯源 |
(一)中国传统文化关于美丽中国的相关论述 |
1.道家“天地大美”思想 |
2.儒家“善美合一”思想 |
3.佛家“万物平等”思想 |
(二)马克思主义经典着作中关于美丽中国的相关论述 |
1.马克思主义的“两个和解”理论 |
2.马克思主义的“美的规律”理论 |
3.马克思主义的“生态危机”理论 |
(三)中国共产党历届领导人关于美丽中国的相关论述 |
1.毛泽东的环境保护理念 |
2.邓小平的协调发展理念 |
3.江泽民的可持续发展观 |
4.胡锦涛的科学发展观 |
二、初心萌发:初显保护环境意识 |
(一)保护环境观念的初立 |
1.对基层环境现状的切身体会 |
2.对保护环境重要性的真切体认 |
(二)积累基层生态环保经验 |
1.务实行动,投身陕北环境治理 |
2.多措并举,净化美化“高产脏县” |
三、施政福建:构建“生态强省” |
(一)关于建设秀美山川的的实践探索 |
1.发展特色风景,打造秀美景观 |
2.实施造林绿化,点亮“闽东之光” |
3.推动长汀治理,建设优美生态县 |
(二)关于建设优美舒适人居环境的实践探索 |
1.发动全民参与,加强环境综合治理 |
2.深入基层一线,指导人居环境治理 |
(三)关于推进生态城市建设的实践探索 |
1.明晰城市定位,建设“海上花园” |
2.制定发展规划,率先提出“城市生态建设” |
3.延续城市文脉,保持城市个性美 |
四、主政浙江:唱响“美丽浙江”主旋律 |
(一)奠定“美丽乡村”建设的基础 |
1.实施“千万工程”,统筹城乡发展 |
2.建设美村,推进农村新社区建设 |
(二)制定“绿色浙江”的建设目标 |
1.走在时代前列,力促环保工作 |
2.创新发展理念,造就秀美山川 |
3.革新实践方式,建节约型社会 |
五、大国治理:建设“美丽中国”的愿景 |
(一)美丽中国重要命题的正式形成 |
(二)美丽中国重要命题的建设目标 |
1.建设美丽山川 |
2.建设美丽人居 |
3.建设美丽乡村 |
4.建设美丽城镇 |
六、习近平美丽中国重要命题形成的实践特点及重要意义 |
(一)习近平美丽中国重要命题形成的实践特点 |
1.坚守人民情怀 |
2.坚持问题导向 |
3.注重调查研究 |
4.统筹谋划全局 |
(二)习近平美丽中国重要命题形成的理论意义 |
1.继承了马克思主义的生态观 |
2.发展了中国共产党的生态文明建设理论 |
3.贡献了建设美丽地球家园的中国智慧 |
(三)习近平美丽中国重要命题形成的现实意义 |
1.有利于推动美丽中国目标的早日实现 |
2.有利于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美丽强国的建设 |
3.有利于促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实现 |
结束语 |
注释 |
参考文献 |
硕士期间的科研成果 |
致谢 |
(10)我国博物馆藏品利用效率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缩略语对照表 |
第一章 绪论 |
1.1 相关概念与研究范围界定 |
1.1.1 藏品、展品、文物概念界定 |
1.1.2 研究范围 |
1.2 提高博物馆藏品利用效率的必要性与机遇 |
1.2.1 国家层面的文化服务需求 |
1.2.2 博物馆的自身发展需求 |
1.2.3 公众的精神文化需求 |
1.2.4 信息技术的发展 |
1.2.5 “智慧”理念的普及 |
1.3 国内外研究述评 |
1.3.1 国内研究概况 |
1.3.2 国外研究概述 |
1.3.3 小结 |
第二章 藏品利用——藏品价值的实现 |
2.1 藏品价值体系 |
2.1.1 国内相关价值体系论述 |
2.1.2 国外相关价值体系论述 |
2.1.3 博物馆功能与藏品利用的价值 |
2.2 本体价值利用 |
2.2.1 陈列展览 |
2.2.2 科学研究 |
2.2.3 文物复制、仿制 |
2.2.4 藏品着书出版 |
2.2.5 藏品外借——以广东省博物馆2017 年展览为例 |
2.3 情感价值利用 |
2.3.1 社会教育活动 |
2.3.2 文博类电视节目 |
2.3.3 新媒体传播 |
2.4 发展价值利用 |
2.4.1 数字化利用 |
2.4.2 文创产品开发 |
2.5 本章小结 |
第三章 我国博物馆藏品利用基本情况研究——以陈列展览为例 |
3.1 数据采集的基本情况 |
3.1.1 随机收集展览的基本情况 |
3.1.2 随机收集展览的主办博物馆基本情况 |
3.2 估算全国博物馆藏品展出率 |
3.2.1 建立估算全国博物馆藏品展出率的数学模型 |
3.2.2 收集展览的展品数量的正态性检验 |
3.2.3 根据数学模型估算全国博物馆藏品展出率 |
3.3 影响博物馆藏品展出相关因素的筛选建模和校正 |
3.4 影响博物馆藏品展出的相关因素分析 |
3.4.1 相关性分析的统计学方法 |
3.4.2 博物馆级别与藏品展出的相关性分析 |
3.4.3 博物馆类型与藏品展出的相关性分析 |
3.4.4 展览数量与客观因素的相关性分析 |
3.5 本章小结 |
第四章 我国博物馆藏品利用效率分析 |
4.1 藏品利用效率低的表现 |
4.1.1 广度问题 |
4.1.2 深度问题 |
4.1.3 频率问题 |
4.1.4 真实性问题——以《国家宝藏》节目为例 |
4.2 藏品利用效率低的内部原因 |
4.2.1 藏品研究不足 |
4.2.2 展览场地限制 |
4.2.3 利用方式单一 |
4.2.4 利用观念狭隘 |
4.2.5 藏品的同质化 |
4.2.6 专业人才缺乏 |
4.3 藏品利用效率低的外部原因 |
4.3.1 法规尚待完善 |
4.3.2 利用资金不足 |
4.3.3 缺少馆际交流 |
4.3.4 外界参与性低 |
4.4 本章小结 |
第五章 国外博物馆提高藏品利用效率的探索与实践 |
5.1 从藏品本体着手 |
5.1.1 Curator(策展人)制度 |
5.1.2 文物登录制度 |
5.1.3 重视科学研究 |
5.2 从场地方面着手 |
5.2.1 开放内部空间——库房 |
5.2.2 拓展展厅空间——高密度陈列方式 |
5.2.3 “藏品+”模式开发外部空间 |
5.3 从延伸利用着手 |
5.3.1 注重教育服务工作 |
5.3.2 藏品数字化工作 |
5.3.3 文创产品开发 |
5.4 藏品利用的保障措施 |
5.4.1 多渠道经费来源 |
5.4.2 建设志愿者队伍 |
5.5 本章小结 |
第六章 智慧理念下博物馆提高藏品利用效率方式分析 |
6.1 智慧理念下的博物馆 |
6.1.1 智慧博物馆起源 |
6.1.2 技术系统 |
6.1.3 智慧博物馆藏品利用的实践应用 |
6.2 人工智能时代的AI博物馆 |
6.2.1 人工智能概述 |
6.2.2 人工智能的发展政策与规划 |
6.2.3 目前AI在博物馆藏品利用中的应用 |
6.3 人工智能对博物馆藏品利用的影响 |
6.3.1 提高藏品利用效率 |
6.3.2 拓展藏品利用手段 |
6.3.3 深化藏品利用领域 |
6.3.4 提升智能化互动性 |
6.4 人工智能给博物馆藏品利用带来的机遇分析 |
6.4.1 国际趋势、国家战略是关键动力 |
6.4.2 促进博物馆事业发展是核心支撑 |
6.4.3 人工智能技术发展应用是外在推动因素 |
6.4.4 理论研究、学科融合是有利保证 |
6.5 本章小结 |
第七章 人工智能技术在藏品利用方面的个案探索 |
7.1 一种基于人工智能的自动导览装置在藏品利用中的设计 |
7.1.1 导览对于博物馆藏品的重要性 |
7.1.2 人工智能技术在博物馆导览中应用的必要性 |
7.1.3 自动导览装置的模块设计 |
7.1.4 自动导览装置的工作方法 |
7.2 一种基于VR技术的图像采集处理装置及其方法 |
7.2.1 技术背景 |
7.2.2 模块设计 |
7.2.3 图像存储模块的图像处理方法 |
7.2.4 具体工作流程 |
7.3 一种基于人工智能技术的非结构性破损壁画修复方法 |
7.3.1 研究背景 |
7.3.2 生成对抗网络算法的介绍 |
7.3.3 损失函数 |
7.3.4 修复壁画的结果 |
7.4 本章小结 |
结论与展望 |
一、主要结论 |
二、不足之处 |
参考文献 |
附表 |
附录 |
致谢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取得的科研成果 |
作者简介 |
四、关于环境保护工作的思考(论文参考文献)
- [1]功能主义刑法解释论 ——立场、方法与运用[D]. 沙涛. 吉林大学, 2021(01)
- [2]完善澜湄流域生物多样性跨境合作保护法律规则的思考[D]. 王琳. 广西大学, 2021
- [3]空间视阈下当代中国历史街区的文化建构[D]. 王智洋. 南京艺术学院, 2021(01)
- [4]关陇先秦时期秦文化遗址保护与展示体系研究[D]. 苏静. 西安建筑科技大学, 2021(01)
- [5]高校红色文化资源育人研究[D]. 胡杨. 贵州师范大学, 2021(09)
- [6]人的生态化生存研究[D]. 袁一平. 北京交通大学, 2021(02)
- [7]基于文化视角的中西文化遗产管理比较研究[D]. 高洁. 山东大学, 2021(11)
- [8]自然共情对大班幼儿环境态度的影响及教育干预研究[D]. 李云. 大理大学, 2021(08)
- [9]习近平美丽中国重要命题形成的实践基础[D]. 黄金凤. 广西师范大学, 2021(12)
- [10]我国博物馆藏品利用效率研究[D]. 李姣. 西北大学, 2021(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