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0年代美国的自由主义和反禁酒运动

一、美国二十世纪二十年代的自由主义与反禁酒运动（论文文献综述）

王晨晨^[1]（2021）在《“禁酒令”与美国卡彭集团的兴衰》文中研究说明美国禁酒运动从开始到结束持续了一百多年。19世纪初,美国酗酒人数大量增加,宗教组织开始倡导民众节制饮酒。到了19世纪末20世纪初,禁酒运动达到高潮,禁酒组织和社会大众要求禁酒立法,一战的爆发,加速了“禁酒令”的颁布。1920年,《第18条宪法修正案》及其相关法令正式通过实施。但是在“禁酒令”颁布期间,美国社会反而出现了许多新的问题,有组织犯罪迅速壮大,卡彭集团是其中的代表。卡彭集团在“禁酒令”时期,凭借走私酒类逐步实现了组织化、专业化和集团化,最终成为真正的有组织犯罪集团。通过走私酒,一方面卡彭集团的组织架构进一步完整,走私酒类的业务进一步扩大;另一方面集团化趋向明显,有组织犯罪的领域越来越宽,逐步向印刷业、制造业、运输业扩展。贿赂和暴力活动是伴随着有组织犯罪的两大特征。通过贿赂芝加哥市长及伊利诺伊州州长等人,卡彭集团的非法活动得到了“保驾护航”。1929年“情人节大屠杀”和“大萧条”的爆发,使卡彭作为“头号公敌”被秘密调查。“大萧条”期间,“禁酒令”被废除,酒类走私的收入大幅下降,卡彭也因为逃税被判入狱,卡彭集团走向衰落。“禁酒令”对美国社会产生了深刻的影响,有组织犯罪的壮大是其影响最大的“遗产”。由“禁酒令”引发的私酒贸易成为黑帮迅速发家的主要原因。随着“禁酒令”的废除,酒类贸易不再受到限制,但有组织犯罪问题却已经尾大不掉,成为美国社会发展的毒瘤,这也促使我们对公共政策的制定进行更加深刻的思考。公共政策的制定需要符合最广大人民的利益,并且能够促进社会的长远发展。

阮文杰^[2]（2020）在《公民不服从与美国宪法权利内容演进的逻辑》文中指出公民不服从是一种合乎法律原则和法律精神的社会行动,它至少包含三个构成要素,即公民不服从的路径选择、公民不服从的合法性依据、公民不服从的正当性理由。其中,公民不服从的路径选择主要用于解决公民行动的手段和方式问题,公民不服从的合法性依据主要用于解决社会行动与宪法及其法律体系之间的关系问题,公民不服从的正当性理由主要用于解决公民行动的社会基础问题。公民不服从与美国宪法权利内容演进的研究,主要考察作为一种游走于法律边缘的公民权利行动,如何参与到美国宪法修正的实践过程中。根据近代以来西方政治理论及其实践,相比于封建社会,近代国家将自身的合法性建构于公民同意基础之上,这区别于之前的神学合法性,使得公民不同形式的参与成为可能。在近代的自然法理论中,公民基于个体理性,为了避免“一切人对于一切人的战争状态”,不得不通过社会契约的形式,将自身权利转换为现代意义上国家和政府的法规及政策,通过政府形式来保护公民个体自由权利的实现。在这一过程中,公民与国家之间的“委托-代理”关系得到了确立。一方面,公民个体自由构成现代国家及其政府保护的目标,政府执政的合法性来源于公民赋权;另一方面,在不得不通过政治契约形式形成现代政府以实现公民自由权利的过程中,为了避免政府权力对于公民自由权利的侵害和剥夺,主要通过两种路径予以保障。其一是通过确立宪法的最高地位,将政府行为和公民行为纳入法律框架之内,并在政府机构内部实行一定程度的权力分立和权力之间的制约;其二是在宪法条件下,允许公民对于破坏公民自由权利的政府行为进行抗争,即公民不服从的权利行动。由此可以看出,宪法作为最高法约束政府和公民行为,又允许“例外形式”（即法律精神与法律条文的不一致）即公民抗争权的存在,这是一种看似矛盾的结合体。它实现了公民不服从立于宪法之合法性基础之上,它反对的是破坏公民自由权利的法律条款,遵从的是法律精神有关公民自由、平等和追求幸福的一般权利。这一现代国家建构的逻辑——在公民自由权利先在性的基础上建构现代国家用以保障公民自由权利在政治社会的实践,在美国表现的尤为明显。本文通过公民不服从视角切入美国宪法权利条款的变迁,可以管窥近代以来政治国家的架构逻辑及其实践过程。美国在国家建构的过程中,基本沿用了自启蒙运动以来的自然法、公民理性、社会契约与宪法、国家生成的逻辑,并且作为一个移民国家,它避免了西欧各类宗教、传统的束缚,同时,具有一定的地理优势。在国家建构过程中,美国通过《独立宣言》和制宪会议,确立了公民赋权基础上的联邦国家,并在联邦国家建设过程中逐步通过公民不服从运动基础上的社会行动（包括社会抗争、社会拒绝乃至普遍的内部战争等）,推动了宪法权利条款的发展和变迁。这其中的主要动力即宪法——公民自由权利的合法性源泉,同时,也会受到各种政治形势和其他因素的影响。本文通过考察美国宪法权利部分演进与公民不服从运动的逻辑,可以清晰地看到作为公民参与的特殊形式,即“游走于法律边缘”和宪法之下的“例外形式”,如何基于公民主权天赋人权的原则,推动国家建构,并一直影响到今天美国的政治实践。在第一部分,本文主要考察公民不服从的历史起源和现实发展;在第二部分,本文主要分析公民不服从与宪法之间的关系。可以发现,公民不服从在西方政治史中源远流长,从最开始来源于神的旨意,到逐渐转换为基于公民的同意,它始终构成制约现实权威的重要因素,并实质性地参与世俗国家的建构。它从实现外部的某种理性（即先在性的公民自由权利）,发展到实现公民理性（即政治社会的公民自由权利实践）。宪法作为现代国家公民理性的最集中的表征,间接或直接承认了这种公民参与的特殊形式。可以说,宪法所规定的公民自由权利是现代国家实践的基本逻辑,而公民不服从作为公民自由权利实践的例外形式,从属于宪法原则和精神。这正如古代公民不服从对于外部理性的强调,不管是公民还是国家都需要处于这种理性之中。只是在现代,这种理性替换为公民自由。在第三部分、第四部分和第五部分,本文分别以美国的废除奴隶制度运动、黑人权利运动和女性主义权利运动为例,具体说明美国宪法权利部分的演进是如何通过公民不服从的行动实现了改变,以阐释公民权利运动这一特殊的形式构成美国政治变迁的重要驱动力。相对于政府改革、立法实践和司法解释,它扮演着不可替代的角色与功能,是与宪法原则和精神紧密相关的。在第三部分美国废除奴隶制度运动中,美国废奴运动是一场社会与政治联合的“不服从”权利运动,产生的根源在于宪法所规定的普遍的、无差别的公民自由权利,面临来自奴隶主所坚持的所有权和财产权这一公民权利的冲突,并最终演化为普遍的内部战争（公民社会行动的极端形式）。该冲突的结果是在公民不服从运动的驱动下,美国宪法规定的普遍、无差别的公民权利的实现。在第四部分美国黑人权利运动中,黑人权利运动与之前的废奴运动一脉相承,并且都面临着相似的境遇。比如,作为来自于宪法层面规定的公民自由、平等和追求幸福的抽象权利,它需要一个具体化的过程,但在具体实践过程中,一方面因为现实政治形势的变化经常造成黑人权利诉求的中断,另一方面则因为政治层面的漠视和社会领域的阻碍,所以使得黑人公民权利面临重重障碍。这种冲突的结果即是黑人权利运动的爆发和基于宪法的自由平等权利的实现。在第五部分女性主义权利运动中,美国女性主义权利运动之所以得以持续向前推进,并实现女性平等权由抽象到具体、由一个领域扩展到多个领域乃至整个社会范围内,主要在于《独立宣言》与美国宪法关于公民平等自由权利规定的支撑,另外加上美国特有的历史背景和其他公民不服从运动的交叉关联,才能共同推动美国女性平等、自由权利的社会实践。通过废除奴隶制度、黑人自由权利运动、女性主义权利运动,本文实际地考察公民不服从运动参与美国宪法修正过程,以及美国国家政治发展过程,可以更为清晰地展示近代以来国家建构的基本逻辑,特别是公民与国家的关系问题。这对于理解美国政治有着重要的意义,对于其他国家的政治发展也有着重要的借鉴意义。因为,现代国家的合法性要么建立于主权在民基础上,要么建立在天赋人权基础上,所以,需要处理好公民与国家在宪法框架内的关系问题,美国独特的公民不服从实践无疑有着启示意义。但作为后发社会主义国家,在建设人民主权和国家建构的过程中,不能照搬照抄美国的公民参与经验,特别是其特殊形式——公民不服从,需要结合自身的社会属性,在明确国别差异的基础上,有选择地借鉴其公民参与的形式和技术,共同推动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发展。

成梦婕^[3]（2019）在《19世纪末至20世纪30年代美国酒馆研究》文中指出自内战结束到20世纪30年代,随着工业化的迅猛发展,美国迈入了快速城市化发展时期,随之产生的是一系列的城市社会问题。酒馆,作为典型的城市公共空间之一,因其公共性和开放性,是美国城市社会问题表现最为集中的地方之一,也是最能体现美国社会风貌的场所之一。我们将重点考察19世纪末到20世纪30年代,以美国第十八条宪法修正案的颁布为分割点的两个阶段中,处于不同社会环境背景与法律规范下的酒馆,在空间陈设、经营方式、社会地位和所起到的社会作用等方面的流变与不同特征。同时,我们也将结合酒馆从业者、工人阶层、移民、黑人和妇女等社会群体或出于政治地位诉求,或出于经济利益追求在酒馆中所开展的各类社会活动的情况,以此论证酒馆,这一城市公共空间的“存废”与市民活动之间的紧密关系。自18世纪初,美国就一直存在着禁酒呼声。内战前,以宗教布道、道德规劝为主要手段的禁酒组织较为活跃,如华盛顿戒酒协会、美国禁酒联盟等。内战期间,废除奴隶制成为改革者们的集中关注点,禁酒活动暂时偃旗息鼓。内战后,农业和工业经济的快速发展,使得美国酿酒业与酒馆经营行业再次兴盛,与之伴随的是以禁酒党的成立为开端的长期酒馆斗争运动。在全国禁酒令颁布前,以酒馆经营者、德国和爱尔兰移民以及黑人为代表的市民在酒馆空间中,开展了以酒馆为据点的政治诉求活动,引起社会反酒馆浪潮;而调酒师等酒馆从业人员则力图通过规范酒馆经营来平息反酒馆呼声。围绕酒馆所发生的腐败、暴力事件,基督教妇女禁酒联合会、反酒馆联盟等内战后新成立的禁酒组织,展开了同内战前不同的积极斗争方式;与此同时,拥有“地方自决权”的美国各州政府对酒馆开展立法与整改活动。这些都显示了在特殊时期下,美国社会各方在酒馆存废问题上的不同态度与应对方法。全国禁酒令颁布后,地下酒馆的猖獗、酒馆消费群体的不断扩大,直至市民公开对抗禁酒令,要求恢复酒馆合法性,这些现象则进一步体现了市民活动对酒馆行业兴衰的巨大影响力。最后,对比禁酒令颁布前后,酒馆的不同“经营”状态,显示了在国家城市建设过程中,仅凭全面的禁止性律法来直接规定某一行业的生存状态,往往有所欠妥。

苏秀文^[4]（2018）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德裔美国人同化历程研究》文中研究说明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战火虽然没有波及到美国本土,但是美国人对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反应是强烈的。美国人害怕战争对自身产生不良的影响,孤立主义的阴影也始终笼罩在美国人的心头。作为“模范族裔”的德裔美国人在一战中经历了被强制同化的过程,“百分之百美国化运动”在一战中达到了高潮。一战前的德意志移民经历了两次向美国移民的历程。17世纪初至19世纪30年代的早期德意志移民主要以宗教团体为主,他们为了躲避德意志各公国的宗教迫害,来到了美国,也有大量的农民是为了躲避战乱和兵役逃亡到了美国。19世纪30年带至90年代是德意志人移民美国的最高峰。这一时期德意志人向美国移民的主要原因是经济。美国经历了两次工业革命,从工业化和城市化的迅速发展需要大量的劳动力,同时,由于世界经济体系的形成,德意志各邦国的家庭手工业遭到了彻底的破坏,大量的失业人口为了生计不得不向美国移民。90年代以后,随着德国自身的工业化发展和美国对移民的限制,美国的德意志移民开始逐渐减少。总体来看,第一次世界大战前美国的德意志移民主要由两部分人构成,一部分由各宗教团体代表的宗教人士组成,另一部分由非宗教的其他社会团体或协会代表的世俗人士组成。他们之间既有联系,又相互独立,并没有形成一个统一的德意志人共同体,在融入美国社会的进程中,他们虽然缓慢,但却也以他们独特的方式积极地努力着。1918年4月的科林斯维尔事件是德裔美国人在一战期间受到迫害最严重的一次。德国侨民罗伯特·普拉格被一伙暴民私刑处决这一事件并非是孤立的。从全国范围来看,迫害德裔美国人的事件在美国参战后,随着美国社会的极端爱国狂热而呈上升趋势。而在美国参战前的中立期间,德裔美国人与美国主流社会之间就美国是否参战和同盟国一方在战争中的军事行为发生了严重的分歧,德裔美国人极力维护美国的中立地位。而以总统为主的美国政府的态度却逐渐的转向参战。当美国参战后,政府以一切为战争服务出发,在全国成立了许多非官方性质的爱国委员会或防御委员会,对不购买自由公债,或疑似德国间谍的德裔美国人进行迫害,德意志文化和生活方式在这一时期也遭到了极大的破坏,其对美国社会的影响力也远不如一战之前。一战期间的德裔美国人受到如此大规模的迫害,与德意志人在美国以文化优势自居的排他性有关,与全美德裔美国人联盟对矛盾的激化有关,也与这一时期美国的“百分之百美国化”运动有关。这最终导致了一战中德裔美国人的被强制同化。

郭欣^[5]（2016）在《逆流而上的生命追求—论海明威作品中的死亡意识与英雄主义情结》文中研究表明海明威的成长经历使得他很早就开始与死亡有了接触,并且终其一生都对死亡进行着饶有兴趣的思考。家庭环境与海明威性格的形成和其兴趣的发展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而海明威的独特个性、战争经历和海明威所处的文化历史背景,都对海明威独特的个人生死观的形成有着重要的影响。从他的作品里,我们可以窥见现代主义和后现代主义对他的深刻影响。审视海明威的大部分作品,可以看到,它们都有着相同的死亡主题。但海明威对死亡的认识是从疑惑、恐惧到直面死亡再到超越死亡不断变化发展的一个过程。海明威在近四十年的创作生涯中,成功塑造了无数硬汉形象。这些海明威式的英雄形象能够坦然面对死亡,在重压下依然保持优雅风度,坚持不懈地与命运抗争。他们身上坚毅的性格、进取的品质和超凡的勇气,无不体现出一种英雄主义。这是海明威所践行的,对抗死亡的有力武器。这些海明威式英雄身上所展示出的悲剧精神和崇高美,激励着困顿中的人们追求生命的价值,维护人类的尊严。在考察海明威生平、创作背景的基础上,对其作品进行分析解读后看到,在海明威的作品中,死亡意识与生命意识是不断演变与发展的。在这个过程中,尽管作者对于世界和命运的看法从未从悲观中走出,然而,对待生命,海明威不但不消极,还流露出自信,给人昂扬向上的感受,并传递着乐观与希望的光芒。海明威的死亡意识中透露出他的个人生死观。他作品中的死亡意识随着他生死观和价值观的成熟而不断丰富。在二十世纪荒诞的审美背景下,海明威的作品中依然透露出独特的英雄主义,他通过对一系列英雄形象的塑造,通过对硬汉的颂扬,彰显了作者对于人类未来的信心,也向读者诠释了:个体生命必然走向死亡这一现实,并不能阻止人类超越死亡,实现理想,追求永恒。

宋艳华^[6]（2016）在《基督新教与美国禁酒运动研究（1822-1933）》文中研究说明美国是一个富有改革色彩的国家,极度推崇个人自由、民主。而旨在限制个人生活习惯的禁酒运动（the Prohibition Movement）无疑在美国形形色色的各类改革中独具特色。它发轫于殖民地时期,成千上万的人热情地参与其中,1919年第十八条修正案（1）的批准更是将禁酒运动推入顶峰。然而十四年之后,禁酒令又被第二十一条修正案（2）正式废除,禁酒运动寿终正寝。禁酒运动虽然以失败而告终,但它前后绵延一个多世纪,无疑是管窥19世纪末20世纪初美国社会转型时期的绝佳案例。宗教是美国民族的精神源泉。美国历史上许多重大改革事件都深受宗教的影响,其中就包括禁酒运动。基督新教几乎贯穿了整个禁酒运动的历程,成为推动禁酒运动向前发展的巨大动力。本文试图以宗教为主线,深入探讨基督新教在美国禁酒运动的不同阶段所做的努力,从而对宗教与禁酒运动的关系进行比较细腻、深入、全面的历史考察。本文分以下章节进行阐述:绪论部分主要介绍了本文的选题背景、研究思路与方法,并对本课题的国内外研究现状进行了梳理。第一章,分析美国早期饮酒风俗与宗教构成概况。首先探讨美国饮酒风俗的起源及早期消费概况,其次分析早期美国宗教构成及基督新教发展概况,通过以上两方面的分析为接下来深入探析宗教与禁酒运动做铺垫。第二至四章,探究基督新教在美国禁酒运动中的戒酒阶段、发展阶段、衰落阶段中所采取的措施及各自特点。将不同时期的禁酒运动置于具体的社会背景之下,研究宗教面临社会的变迁所作出的具体应对措施。第五章,美国禁酒运动中新教的总体评价。辩证看待宗教参与对禁酒运动的推动作用及历史局限,从而引发对宗教与社会改革的思索。

王楠^[7]（2012）在《美国禁酒运动解析》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禁酒运动是美国历史上一场独具特色的“理想主义社会实验”,它萌发于殖民地时期,1919年被写入宪法,高潮时期曾席卷美国社会各阶层。但仅仅在14年后,这一法令就被正式废除,禁酒运动寿终正寝。禁酒运动从最初的自觉、温和走向强制、激烈,有其复杂的社会历史原因。19世纪中后期,来自非新教国家与地区的“新移民”源源不断涌入美国,对原有新教社会造成巨大冲击。同时,大量劳动力的涌入也进一步加速了美国由传统农业社会向现代工业化国家转型。随着城市化脚步的加快,社会结构不断调整,社会问题日益尖锐,不断攀升的酒类消费量逐渐成为众矢之的,处在焦虑中的社会各阶层把禁酒视为消除一切罪恶的“灵丹妙药”。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禁酒运动由温和走向激烈,由地方走向全国,成为各种文化冲突和社会情绪的发泄口。对城市罪恶的挞伐、对新教地位的维护以及对“新移民”的仇视均化为禁酒运动的内在动力。

林少真^[8]（2010）在《话语建构视角下的新型毒品吸食行为研究》文中研究指明随着毒品问题的全球化,中国也被迫卷入国际性毒品浪潮,毒品蔓延形势严峻。2007年我国禁毒法颁布,将吸毒者的角色定位从过去侧重吸毒者的违法者身份,转变为违法者、病人、公民三种身份并重。这与国际上基于法律与疾病框架制定毒品政策的取向是并轨的。但是国际通行的法律模式和公共健康模式实行几十年,毒品治理成效十分有限,吸毒人数依然居高不下。因此在中国颁布并执行与国际毒品治理取向一致的毒品新政策初期,有必要追究国际上通用的治理政策所出现的问题。本研究试图一方面对于支持这些毒品治理政策背后的理论研究作一番系统地梳理,另一方面进入上海市强制戒毒所进行实地调查,了解吸毒人员的真实想法。希望在已有理论解释的基础上,结合我国毒品发展的现状,寻求更为有效的吸毒行为解释路径,为毒品决策与宣传提供有针对性的理论与事实依据。毒品问题的研究在西方社会已经有比较长的历史,产生一系列比较系统成熟的吸毒成因解释模式,从最初关注环境因素的社会结构论,到关注群体互动的社会互动论,以及近年来出现的行动者论,毒品问题的研究出现从实体论向建构论、从结构回到行动本身的范式变化,这一方面与社会科学研究的范式转型有关,另一方面也反映出毒品问题研究的纵深发展,学者不再只是关注脱离行动者的宏观环境以及人际互动产生的群体原因,而是站在主体行动者立场,考察行动者自身的行为解释,关注行为之于行动者的意义。本研究尝试以新型毒品吸食群体为研究对象,以行动者论为理论取向,将话语本身视为研究的主题,分析在政府话语为主导的毒品话语下的吸毒者话语表达。通过对话语的分析,本研究考察吸毒者与政府各自的毒品话语,以及两种话语之间的关系,说明吸毒问题是如何在两者的互动过程中被建构出来。研究发现:第一,通过政府与吸毒者双方的话语表达,呈现对吸毒群体的差异性身份建构。政府建构的吸毒者身份是不区分毒品类型的,围绕成瘾者、受害者与施害者三重形象,政府建构了贴上消极污名标签的吸毒者身份。而新型毒品吸食者的吸毒者身份建构却不具统一性,而是在区分毒品类型的过程中作出消极与积极的印象对立,塑造传统毒品与新型毒品的两种完全不同的身份认同。他们把吸食传统毒品看成是政府界定的吸毒行为,而把新型毒品定位为正常的娱乐化行为。第二,政府与吸毒者两种话语不是处于完全对立的位置,它们反映的是既一致又冲突的动态关系。吸毒者的话语始终没有脱离占据权威地位的政府话语系统,而是在其基础上作出扩展与调整。新型毒品吸食人群通过对毒品类型进行明确区分,在承认传统毒品是政府管制的毒品基础上,作出新型毒品吸食行为正常化的行为定位。在新型毒品未进入政府治理视野中的时候,吸毒者与政府的毒品定位是一致的,都是只把传统毒品作为主要的毒品类型。随着新型毒品的日益发展,政府管制毒品问题出现困境,开始扩大毒品治理的范畴,将新型毒品一并纳入毒品之中进行严厉治理。吸毒者的正常化行为解释开始在政府面前失效了,但这不代表吸毒者的话语解释完全不起作用,它在吸食群体中的生命力依然旺盛。他们根据毒品政策变动对吸食新型毒品行为作出相应调整。在吸食行为违法风险加大的情况下,吸毒者修改的不是话语,而是针对治理的行为调整。说明吸毒者与政府的毒品话语关系并不是静态的,而是在动态的变化过程中,不断地加以改动和协商。第三,吸毒行为的认定带有建构性。虽然以成瘾与危害为标准的政府话语系统三十年来基本保持稳定,但其背后的毒品话语却发生转换,从外来敌我矛盾转向国内社会治安问题。政府出于维护社会稳定和整合社会秩序的需要扩大毒品范畴,调整毒品政策。尽管毒品话语系统难以涵盖新增毒品类型的特点,但是政府依旧遵循鸦片类毒品模式进行毒品宣传与治理。而且在新型毒品日益严峻的形势下,新型毒品的治理手段经历一个逐渐严厉的过程,对新型毒品吸食行为作出问题性认定的态度从宽松逐渐到强硬。而吸毒者的毒品话语却是在政府毒品话语系统指导下,从主体经验出发,进行毒品话语建构。他们在政府毒品话语的基础上作出扩展,通过把行为可控感与正常化逻辑联系起来,精神愉悦感与娱乐逻辑联系起来,将新型毒品吸食行为定位为正常的娱乐行为。可见同样以政府的毒品话语系统为依据进行毒品问题性界定,政府与吸毒者却得出不同的吸毒事实定位。对于吸食新型毒品行为的定位,吸毒者认定是正常化的行为解释,政府却认定为问题性的行为解释。说明吸毒事实从来都是建构的事实,而不是实在的事实。不同的利益主体从不同的立场出发会作出对吸毒事实的不同认识,而且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对吸毒行为的界定也呈现不同的事实。

高帆^[9]（2009）在《英美禁酒外交战研究（1920-1926）》文中研究说明19世纪初在美国兴起的禁酒运动终于在“一战”后迎来了高潮。美国国会通过了有关禁酒的宪法第18条修正案,并于1920年1月16日正式生效,从此美国正式开始了十余年的全国禁酒时代。禁酒令对美国社会影响深远。由于美国有着饮酒传统,一道行政上的命令并不能完全禁绝其国民禁酒的欲望,私酿酒和走私酒盛行;与此同时,英国为了缓和战后经济危机并维护其贸易地位,通过其殖民地巴哈马群岛对美国大量走私酒品,巴哈马海关还对这些贩酒船发放双重结关许可证,美国海岸警卫队在三海里领海线外扣押了这些船只,并由司法部提起诉讼,英国逐渐陷入美国禁酒的沼泽地里。面对美国的抗议,英国原打算敷衍了之,但美国财政部对驶入其领海的外籍船只上的海上供应品予以查扣,并禁止携带酒品的外籍客船驶入美国领海,这触及到英国的经济利益,英国不得不出面解决。美国提出,为打击走私,要将领海线从三海里延展到十二海里;而英国难以割舍这一维系海洋帝国霸权的基本原则,与美国开始了三年的交涉。通过妥协让步,双方于1924年签订了英美禁酒条约,从形式上抑制住了美国的酒走私,也充分保障了英国的封装酒豁免权。然而,禁酒条约自身的缺陷导致其难以良好地运转,英美间就禁酒实施的具体问题仍有纠纷。在两国相关人员的协商下,两年后,伦敦会议的召开清算了禁酒条约中的明显积弊,英美就禁酒问题引发的外交纠纷逐渐趋于低潮。全文共分三章,另有前言和结语。前言部分大致介绍了国内外对禁酒及禁酒外交问题的史学研究成就及不足,在此基础上说明本人的研究思路和本文的理论和现实意义。第一章从美国实施全国禁酒令切入,探讨了英国卷入走私的过程和原因。进入禁酒时代后,美国的酒品走私现象频发且屡禁不止。巴哈马因其独特的地理位置,成为走私的大本营。为了维持战前的贸易水平,英国对巴哈马的走私采取包庇纵容的态度。美国屡屡在领海线外扣押英籍贩酒船,英国彻底卷入到美国禁酒的洪流中来。第二章分三步阐述了英国被迫一步步接受美国缔约提议,直到禁酒条约签订生效的过程。首先,在禁酒实施过程中,美国出现了财政部与司法部的单边行动导致国务院被动应对,出于改善英美关系和贯彻禁酒事务的双重考虑,国务院对英国提出缔约提议,但英国予以拒绝;其次,英国发现美国禁酒不可避免地将英美航运业的竞争和英籍船只的海上供应品问题放上台面,禁酒外交中逐渐注入经济层面的因素;最后,英美调整了各自的策略,美国将原有提议改头换面,变成一项互惠条约,而英国跨部委员会——特别是贸易部——出于维护英国贸易这一根本利益的考虑,冲破了外交大臣寇松的阻拦,成功地建议和美国缔约。第三章分析了英美禁酒条约签订后英美的禁酒争端。由于禁酒条约自身的缺陷,两国难以避免地出现纠纷,禁酒条约也沦为一纸空文。而此时美国禁酒运动由盛转衰,加上两国政府要职人员出现更替,英国跨部委员会把握时机,主动与美国商讨,伦敦会议解决了自条约签订后严重困扰两国的单方自决、“一小时线”、运用假定测量等三大争议。伦敦会议后两国的禁酒外交纠纷日渐式微。结语部分是对全文的补充说明,为英美禁酒外交战的启示。一方面,总结了英美禁酒外交战中双方政策产生的原因;另一方面,分析了这场外交战中所反映出的时代特色。

方堃^[10]（2009）在《禁酒立法四十年 ——以美国联邦与州的权力争夺为主线》文中研究指明19世纪末20世纪初,美国经济高速发展,经济的大发展也带来了政治法律上的一系列变化,其中的一个重要表现是社会上进步运动的浪潮以及国家政治架构中联邦权力的迅速扩张。禁酒运动以及第18条宪法修正案的出台是这种形势下的一个典型事例,第18条宪法修正案的通过,既是进步运动发展到顶峰的突出表现,其背后又是联邦权力膨胀的直接反映。联邦治安权本就是那个时代联邦政府伴随着其权力的扩张而产生的管理州际犯罪等问题的权力,但第18条修正案的通过却让这个联邦政府拥有不久的权力插手到属于州内绝对权力——州治安权的范围之中,最终导致联邦政府根本没有能力去执行这项禁酒修正案。第18条宪法修正案也最终被第21条宪法修正案所废除,成为了美国历史上唯一条被废除的宪法修正案。除去导论和结论,文章的正文共分为三大部分,五章内容。第一章是文章的第一部分,分别对美国禁酒的历史追溯和当时治安权的发展进行说明,是后两大部分的基础和铺垫,意在说明为什么禁酒在那个时代的美国社会中是如此重要的话题,而禁酒的问题又需要由谁进行管理,是否具有宪法的依据,管理中会遇到什么问题。第二、第三章是文章的第二部分,主要详细介绍联邦的禁酒立法过程。从《威尔逊法案》,到《韦伯—凯尼恩法案》,论述禁酒者是怎么样一步一个台阶地扩大禁酒立法范围的,揭示出联邦权力与州权力在禁酒问题上是如何博弈的,联邦的权力是如何伸向州内的,州基于治安权又是如何进行回应的。第五、第六章是文章的第三部分,通过对第18条修正案立法过程的叙述,展示出禁酒这样一个问题是如何最终被推上美国宪法的,联邦权力又是如何在禁酒中居于主导的。而通过第18条修正案艰难运行,到第21条修正案最终将其废除这个过程的叙述,阐明联邦的管辖权力应该基于什么限度,禁酒问题为什么不应该在联邦宪法中出现。第18条宪法修正案是进步运动顶峰和联邦权力扩张问题的突出反映,而其作为唯一一条被废除的修正案,其教训更是值得深刻反思,文章试图以对该修正案以及当时美国禁酒立法的研究来揭示其背后隐藏的联邦与州在治安权的争夺问题。文章最终也是想说明：美国的“双轨制”体制使得诸如禁酒这类社会管理问题只能通过联邦与州在治安权上不断协调来达到一种平衡的状态,而当联邦通过宪法修正案攫取了本不应属于自己的权力时,其所造成的后果,不仅仅会使该修正案会面临执行艰难的窘境,原本平衡的权力分配也会因此面临被打破的危险。

二、美国二十世纪二十年代的自由主义与反禁酒运动（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美国二十世纪二十年代的自由主义与反禁酒运动（论文提纲范文）

（1）“禁酒令”与美国卡彭集团的兴衰（论文提纲范文）

（2）公民不服从与美国宪法权利内容演进的逻辑（论文提纲范文）

（3）19世纪末至20世纪30年代美国酒馆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4）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德裔美国人同化历程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5）逆流而上的生命追求—论海明威作品中的死亡意识与英雄主义情结（论文提纲范文）

（6）基督新教与美国禁酒运动研究（1822-1933）（论文提纲范文）

（7）美国禁酒运动解析（论文提纲范文）

（8）话语建构视角下的新型毒品吸食行为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9）英美禁酒外交战研究（1920-1926）（论文提纲范文）

（10）禁酒立法四十年 ——以美国联邦与州的权力争夺为主线（论文提纲范文）

四、美国二十世纪二十年代的自由主义与反禁酒运动（论文参考文献）

• [1]“禁酒令”与美国卡彭集团的兴衰[D]. 王晨晨. 兰州大学, 2021(12)
• [2]公民不服从与美国宪法权利内容演进的逻辑[D]. 阮文杰. 华东政法大学, 2020(04)
• [3]19世纪末至20世纪30年代美国酒馆研究[D]. 成梦婕. 西北师范大学, 2019(06)
• [4]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德裔美国人同化历程研究[D]. 苏秀文. 西北师范大学, 2018(06)
• [5]逆流而上的生命追求—论海明威作品中的死亡意识与英雄主义情结[D]. 郭欣. 陕西理工学院, 2016(10)
• [6]基督新教与美国禁酒运动研究（1822-1933）[D]. 宋艳华. 曲阜师范大学, 2016(02)
• [7]美国禁酒运动解析[D]. 王楠. 复旦大学, 2012(03)
• [8]话语建构视角下的新型毒品吸食行为研究[D]. 林少真. 上海大学, 2010(01)
• [9]英美禁酒外交战研究（1920-1926）[D]. 高帆. 首都师范大学, 2009(10)
• [10]禁酒立法四十年 ——以美国联邦与州的权力争夺为主线[D]. 方堃. 华东政法大学, 2009(S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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